張五常被派來引導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訪經濟學家李炳炎

張五常被派來引導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訪經濟學家李炳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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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看待張五常的產權理論與學風——訪經濟學家李炳炎

楊浩余

2002年年初以來，持續多年的“張五常熱”再度升溫，也稱“張五常旋風”云云。一些高校和媒體參與炒作，產生了許多誤解。不少青年誤以為張五常此舉，背后肯定有什么“來頭”或“背景”。為了澄清視聽，人們希望了解：到底應該如何評價和看待美籍華人、香港大學退休教授張五常本人的學風和經濟理論？帶著這個問題，《唯實》雜志記者楊浩余日前訪問了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海派經濟學研究室李炳炎博士。下面是記者與李炳炎教授的對話。
記者：近年來經常看到張五常來國內到處作演講的報道。有人說他是來傳播現代產權理論，幫助中國搞改革，也有人說他是為了在中國散布新自由主義思想，使中國走私有化道路。中國經濟出版社今年5月又出版了程恩富主編的《11位知名教授批評張五常》一書，其中也包括您。那么，到底應如何看待張五常講演的學術和杜會目的？
李：俗話說，“老馬識途”。對于張五常來華傳教的目的，我國著名老一輩經濟學家陳岱孫的一番話可謂擊中其要害。陳岱孫教授尖銳地指出：西方各發達國家在國內甚至在國際生活中厲行國家干預主義政策，但要求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模式和經濟政策，取消國有企業，取消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管理特別是計劃管理，洞開國內市場，與西方國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經濟接軌，其目的無非是要在發展中國家恢復殖民主義統治，在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演變為資本主義，或外圍資本主義。因此，在我看來，所謂新自由主義，實際上不過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和新霸權主義政策的思想武器；而這新自由主義一旦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就必將更加有利于新殖民主義的推行和發展。
記者：是張五常自己要來中國，還是有人派他來的？
李：是科斯派他來的。張五常來華的目的非常明確：引導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關于這一點，張五常本人是直言不諱的。1997年11月7H，張五常說，1981年夏，“我剛剛完成題為《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嗎？》的專題論文。該文相當肯定地推測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逐步推行一種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制度。因為我不顧普遍的懷疑和大量的批評，發表了這篇論文，所以我自然很想知道我的推測是否會成真。而要觀察中國的經濟發展，擔任香港大學的經濟系主任是最好不過的職位了。科斯認為我在香港的責任是向中國人傳授經濟體制運行的知識……目的是向外行介紹產權經濟學。”。在這里，張五常的觀點和目的已經表達得十分清楚。他希望中國的改革按照他的預測進行，一步步地走向資本主義。
張五常把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解釋成是在中國重建生產資料私有制，走資本主義道路，是所謂實行經濟私有化和經濟自由化的過程。眾所周知，中國農村的聯產承包制改革，性質是社會主義的改革，在不改變主要生產資料和土地的公有制性質的前提下，使土地的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實行農戶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充分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實現了自主勞動與按勞分配，大幅度地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效率，產生了農業經濟增長奇跡。然而，張五常卻把這一改革歸結為搞私有化。他說道：“1981年，我推測中國會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時我沒注意到幾個月以前農業中推行的責任制會有這么大的作用，證明了我的論點。”張五常居然把中國農業改革的巨大成功，歸結為是搞了私有化，是由他預測的結果，真是令人感到吃驚。他還把這一改革的實質作了進一步歪曲，任意往他的私有化觀點上拉。他說道；“在中國，責任制無疑在農業中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通過維持國家的土地所有權。保持了在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同時在事實上推行土地的私人使用，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主要特點。”
記者：為什么說，張五常把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歸結為是因為搞了私有化的說法是錯誤的？
李：在這里，張五常缺乏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常識，分不清什么是經濟基礎，什么是上層建筑，混淆了兩個不同的范疇。國家的土地所有權是土地這一生產資料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現，其實質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而決非“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因為意識形態屬于上層建筑范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概念的含義十分清楚。首先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其次是符合中國國情特點，即有中國特色。哪里有搞私有化的含義？張五常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了所謂“經濟解釋”，解釋為中國只在意識形態上、表面上實行社會主義，而在經濟活動的實質上則搞私有化。我們不得不指出，張五常教授是在歪曲我國社會主義事業。
記者：張五常主張中國搞私有化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了。關于這個問題他還有哪些論點？
李：張五常教授以私有化的眼光看待中國的工業和國有企業改革。他認為，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革就等于搞私有化。一聽說中國批準國有企業發行股票，他認為是我們的失敗，他在1997年11月說：“最近北京宣布，國有企業發行和分配股票的時機成熟了。我猜想，‘成熟’一詞意味著他們失去的已夠多了。”其實，他不了解，我們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實行公司制改組、股票上市，正是為了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實力，并不會喪失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張五常未免高興得太早了。他設計的國有企業改革方案，就是大型國有企業的國有凈資產分光給個人，中小型國有企業一律賣給私人。這與前蘇聯的“一大一小”做法是一樣的。張五常主張中國的銀行業也要私有化。其目的無非是讓國外金融資本入主中國金融市場，擠垮中國的國有銀行，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因為只有金融業私有化了，才能使中國經濟全面私有化。他主張將我國國有銀行賣給私人。他說：“人民銀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屬機構都轉變成商業銀行，最好是將它們賣給有能力管理的人。”中國人民銀行是我國的中央銀行，是商業銀行的管理機構，直接對國務院負責，擔負著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職責。張五常要我們將中國人民銀行也賣給私人。誰是最“有能力管理的人”呢？當然是外國金融資本家及其雇員。他的經濟自由化意志也太過分了，要取消銀行的宏觀調控手段。張五常在多次講演中鼓吹要上海學香港，使金融業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化，取消中國政府干預。他說，上海要發展金融中心，就必須取消銀行管制，銀行業就必須民營化。張五常所說的“民營化”，其含義等于“私有化”。他所說的民營化，就是私有化。
記者：當前我國的腐敗問題還相當嚴重。有人說，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張五常對腐敗的態度如何？
李：張五常教授反對我國漸進式改革所使用的論據，就是這個論點。張五常鼓吹“腐敗無害論”。他說：“1985年，中國的腐敗開始盛行，但我感到的是寬慰而不是擔憂。……中國必然要遇到調控和腐敗增加問題，出現得這么快并不是什么壞事。”他竭力反對中國搞漸進式改革，理由是漸進式改革會使中國走上印度式體制，陷入泥坑。他警告道：“中國正在走印度之路，如果仍然采取漸進式改革，中國就可能陷入印度體制，偉大的改革就全部結束了。”漸進式改革，是我們國家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經過摸索，不斷總結經驗而形成的改革方式和路徑選擇。20多年的改革實踐業已證明，這一選擇是正確的、有效的，獲得了成功。在經濟體制改革總目標確定之后，改革實施步驟完全可以用“試錯”的辦法“摸著石頭過河”，積累經驗，漸漸地推進。這樣做的優點，一是可以避免大的社會震蕩；二是可使廣大群眾對改革措施的心理承受能力逐步提高，最終使改革平穩而有序地推進，經過各個必經階段，最后達到預定的目標——建立健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對于這個眾所公認的事實和道理，張五常視而不見，卻推銷“休克療法”，以圖改變中國改革的正確道路和方式，使改革陷進失敗的泥潭。
記者；什么是“休克療法”？張五常教授這一主張會產生何種后果？
李：假如我國的改革當初果真依了張五常的“設計”，搞“休克療法”，那就上了大當，結果肯定是與前蘇聯一樣的。所謂“休克療法”，是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所倡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的一劑“良方”。其基本精神包括放開物價，緊縮銀根，貨幣自由兌換，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實質上是一種短期的宏觀經濟政策，是一種暫時穩定宏觀經濟的措施。1985年，在拉丁美洲的玻利維亞試行，用來治療玻利維亞的通貨膨脹、外債危機，結果在較短時期內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制服了惡性通貨膨脹。1990年，波蘭政府也在薩克斯的幫助下，采用“休克療法”治理經濟，使通貨膨脹率從1989年的900%降到1991年8%，當年7月的通貨膨脹率只有0.7%，市場和財政狀況獲得明顯好轉。但這是一種特殊條件下的激進式改革方式，并不能解決長遠的根本性的問題。1992年，俄羅斯實施“休克療法”后，反而造成大的動蕩，經濟狀況未見好轉。“休克療法”的療效，只能說是穩定宏觀經濟的臨時措施。
波蘭實行“休克療法”確實抑制住了通貨膨脹，卻帶來了驚人的不良后果。大批企業破產倒閉，大量工人失業，生產下降，團結工會政府也因此而下臺。瓦文薩說，“休克療法”在波蘭并不成功。“休克療法”可以在抑制通貨膨脹方面產生明顯療效，卻不能在體制轉軌中立竿見影。因為經濟結構的形成是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逐步實現的，不可能很快就轉換成功。轉型經濟國家的實踐表明，治理經濟環境和深化改革往往是交替進行的，不可能同時并舉。既想深化改革，轉換體制，又想穩定經濟環境，治理通貨膨脹，事實上是不可能兩者兼得的。
俄羅斯在“休克療法”實施中，是從三個方面入手的。所有制的私有化轉換是基礎，完全自由化的市場經濟是主要內容，穩定宏觀經濟環境是基本條件。這三個方面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所有制私有化與市場自由化的目的是為了迅速實現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而要實現體制的轉軌，又離不開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反過來，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又依賴于所有制轉變的順利進行。這三者構成了“休克療法”的基本內容。穩定宏觀經濟環境，必須先采取緊縮信貸的措施，嚴格控制貨幣發行和信貸投放規模，加強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的調控，提高貸款、存款利率，限制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數量的增加。其次是緊縮財政，增收節支，壓縮基本建設項目，減少價格補貼和虧損補貼，消減軍費和行政經費開支，增加稅收，減少財政赤字，從而控制通貨膨脹。在放棄原蘇聯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時，開放市場，放開價格，實行對外經濟活動自由化，外匯的自由化，實現盧布自由兌換及盧布與美元的統一匯率。經濟體制上，實行徹底的私有化，對國有企業進行拍賣、招標、先建成股份公司然后出售股票。為加速私有化進程，1993年10月1日起，國家還向每一個公民無償提供了面值1萬盧布的私有化證券。俄羅斯的私有化企業由1992年底的46815家，到1993年達到88000家。實際經濟增長率，1992年為-19%，1993年為-12%，1994年為-13%，1995年為-4%，1996年為-5%，1997年，才結束連年下滑，首次出現正增長0.5%。消費品物價上漲率，1992年月平均39.4%，1993年下降到月平均20%，1994年下降到10%。1997年的年通貨膨脹率為12%，是“休克療法”實施以來的最低水平。俄羅斯在采用“休克療法”中，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遠遠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休克”時間過長，“蘇醒”時間延緩，“元氣”也就喪失殆盡。1992年1月2日，俄羅斯采用“休克療法”，頭幾年經濟情況根本未見好轉。社會生產大幅下降，通貨膨脹嚴重，財政赤字增加，外貿逆差加大，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改革進程遇到重重阻礙，國民經濟形勢十分嚴峻。于是，“休克療法”遭到眾人強烈反對，政府被迫改組，經濟政策開始調整，放慢了改革步伐。直到1997年才止住了國民經濟連年下滑的趨勢。私有化未能使經濟出現活力。
俄羅斯的私有化進程分為“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兩個方面。所謂的“小私有化”則是將國有企業或集體企業通過拍賣和競爭變為私有。1993年底約8.1萬家，占企業總數1/3，職工3000萬，占全國職工的42%，到1994年6月，上升到70%。所謂“大私有化”，則是以股份制形式轉換的，進展緩慢。1993年10月，在近14000家大企業中，有8200家改為股份制。俄政府向每個公民無償發放面值1萬盧布的私有化證券（股東證券），公司可以自由出售，或用于購買企業股票。到1994年7月，約有70%的國有企業實行了股份制，但這僅僅是改變了企業的法律地位，并未注入開發資本，也未實現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從而也未能煥發出企業應有的活力。到1994年年中，千人以上的大中型企業約有1800家陷于破產；到1994年底，失業人數近1000萬人，失業率為13%～14%。俄羅斯的土地也實行私有化，俄政府發給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每人一份土地證和個人財產證，也可以自由買賣。土地私有化的進程加快了，農業減產的情況也加重了。1993年農產品產量為9900萬噸，1994年下降到8100萬噸。近年來每況愈下。新的社會矛盾更加突出。俄羅斯本來就是屬于短缺經濟，消費品供應一直緊張，物資緊缺成為經常現象，很難形成買方市場。在通貨膨脹加劇、生產連年下降的情況下，實行緊縮政策，更造成市場供給進一步短缺。1992年實施“休克療法”后，市場零售價格上漲近30倍，工業品批發價格上漲超過30倍，當年的通貨膨脹率達到2200%，居民實際收入水平下降44%。為了制止嚴重的通貨膨脹，不得不采取緊縮政策。金融的緊縮政策必然影響企業的資金周轉，導致生產下降。生產下降，造成供給不足。供給不足，又引起物價上漲。俄羅斯的激進式改革就形成了這樣的惡性循環。盡管緊縮政策對緩和通貨膨脹帶來了一些好處，但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根本問題仍未解決，新的社會問題又不斷出現。失業人口不斷增加，實際經濟增長率嚴重下降，居民的實際收入大幅度減少，進而造成社會兩極分化。
據俄羅斯科學院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院士T．奧西波夫在《俄羅斯經濟和社會政治狀況的分析和預測》報告中指出：“激進改革的社會代價最為沉重。居民生活水平大致降低了2／3。居民在財產方面被強制性地造成差別。從前的‘中產階級’實際上已經消失，當今我們的社會本質上已經兩極分化，形成了一個人數不多的富翁集團（約占10%），與它相對立的是貧窮居民。”“20%的最富有的俄羅斯人占有現今總收入的43%，而20%的最貧窮的人口只占有9%。1993年最高收入者的工資與10%的最低收入者的工資之比為26：l，而1992年為6：1。作為對照的資料是，1989年蘇聯的相應比例是4：l，美國為6：1，中國為3：l，拉美國家為12：1。”
記者：為什么1992年初，俄羅斯選擇了激進的“休克療法”的轉軌方式，而不采取漸進的方式呢？
李：這與西方貸款的誘惑也是分不開的。西方國家在蘇聯解體問題上曾給俄羅斯許下了不少諾言。正當俄羅斯上了“休克療法”的手術臺后，由于自身面臨許多經濟困難，加上政局動蕩，西方國家在“輸血”問題上心存疑慮，很少兌現，或者提出了許多苛刻條件。1992年4月，西方允諾24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1993年4月，又應諾434億美元的一攬子援助，先后共674億美元，實際上只到位110億美元。這對于俄羅斯的龐大計劃，只不過是杯水車薪。多年來，俄羅斯積累了許多深層次的經濟社會矛盾，試圖以一次性的“休克”就解決這樣一個大國的問題，未免顯得有些天真。迄今，俄羅斯的經濟改革并無大的進展，更談不上成功。在重建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還有很長的路程。俄羅斯自獨立以來，經濟長期處于蕭條，生產連年下降。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風暴，很快襲擊到原本體質虛弱的俄羅斯。獨立初期，蓋達爾政府推行的“休克療法”和丘拜斯搞的“證券私有化”均告失敗。如今，內債超過700億美元，外債約1300億美元，內外債務總和超過2000億美元，相當于全年GDP（國內生產總值）的44%。1997年好不容易止住國民經濟下降并略有回升，1998年又開始下滑，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下降55%，通貨膨脹率高達75%～80%。一年接連三次爆發了金融危機，匯市混亂、股市暴跌、債市癱瘓，盧布貶值了70%。海外輿論認為，經濟、政治、社會三大危機使俄羅斯陷入了前蘇聯解體以來最為嚴重的困境，整個經濟再度滑向崩潰的邊緣。
記者：前蘇聯的垮臺，與美國有無關系？
李：是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薩克斯所倡導的“休克療法”，實際上是搞垮了前蘇聯的國民經濟。薩克斯罪責難逃，因為正是他擔任了俄羅斯政府的經濟顧問，搞“小賣大股”，倡導“休克療法”，后來臭名遠揚，辭職回國，受到許多西方學者的諷刺和批評。回國后領了近100萬美元的科研經費，研究中國私有化問題，給中國制定的方案也是“小賣大股”，所不同的是由“休克療法”變為漸進療法＼此外，他提出美國經濟學家不用事必躬親，通過中國經濟學家在國內宣傳這一理論就可以了。薩克斯推行“休克療法”有一套觀點，他認為：（1）私有化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核心內容（這一點是我們不能接受的）。（2）制定保護私有化的法律。（3）最重要的改革是國有企業私有化。（4）國有小企業私有化的方式是“賣”。（5）國有大企業私有化方式是建立股份公司，然后把股權賣給私人，包括賣給外國人。（6）多給黨政官員股票，讓他們從改革的阻力變為改革的動力。因為這些黨政官員是過去培養出來的，是私有化的兇猛的反對者，要掃除這一障礙就是給他們股票，讓他們腐敗而下臺（據吳易風教授在“海派經濟論壇”第14次研討會上的發言）。這與張五常的觀點和主張如出一轍。這毫不奇怪，張五常本人也在充當著薩克斯在中國的代理人和代言人。從以上我們可以看清楚什么是所謂“休克療法”，它給前蘇聯帶來了什么后果。如果中國的改革也采用“休克療法”，后果必將與俄羅斯相同，這是沒有疑問的。
記者：張五常的經濟理論的立足點是什么？
李：張五常的所謂“理論”的立足點只有一個，那就是“人是自私的”，他多次重復過這個論點。張五常在《賣桔者言》、《經濟解釋》等書中寫道：（l）“經濟學上最重要的基本假設是：每一個人無論何時何地，都會在局限約束條件下爭取他個人最大的利益。說得不雅一點，即每個人的行為都是一貫地，永遠不變地，以自私為出發點。……在經濟學的范疇內，任何行為都是這樣看：捐錢、協助他人、上街行動等，都是以‘自私’為出發點。”（2）“盜竊何害之有？……盜竊是自私的行為。人若不因自私而去盜竊，防盜的費用當然是會減少，這對社會是有所增益的。但若不因為自私而不斷地去爭取利益，則自私所帶給社會的貢獻就減少了。此消彼長，可能得不償失。在一般性的概念上，‘盜竊’與‘生產’都是在局限下為自利爭取‘極大化’。我們不能接受自私的假設，而希望沒有盜竊的行為。”
記者：為什么說張五常的自私經濟人假設是不能成立的呢？
李：在張五常教授看來，他的邏輯是：由于有了私產，才能有市場；有了市場，才有資本和資本家。他認為私產是基礎，是出發點。這就是他的“獨步單方”。換句話說，張五常的核心觀點非常簡明：市場和市場經濟必須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礎上，私有產權是邏輯起點。人的自私性，是他的經濟理論的最初出發點。這種流行觀點，是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只要攻破這點，張五常的“理論”便即刻土崩瓦解了。然而，他的這一“理論”，是經不起馬克思觀點的檢驗的。市場，即交換關系總和是怎樣產生的？馬克思明確指出，社會分工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存在與發展的基礎，因為社會分工決定了商品交換的必然性。“社會分工使商品所有者的勞動成為單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為多方面的。”因而產生了交換過程的必然性。正是交換使產品變為商品，使商品變為貨幣，形成商品貨幣關系體系，即市場經濟。市場只不過是社會分工的表現而已。因此，不管是在私有制還是公有制條件下，只有存在社會分工，就必然產生市場和市場經濟。
至于人性的善與惡，那屬于人類道德范疇。生產關系不能由道德來決定，而恰恰相反，道德范疇屬于上層建筑，是由經濟基礎所決定的。可見，張五常的基礎是唯心論。在馬克思《資本論》中的上述論點面前，張五常的“獨步單方”不靈了，破產了！難道真如張五常所說，“馬克思的理論是奄奄一息了”嗎？事實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告訴我們：是由一定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系制約當事人的經濟行為，決定個人在經濟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反過來，由人追求私利的欲望來構建生產關系。這就從根本上批判了那種用自私“經濟人”前提來設計經濟體制目標的西方經濟學教條主義，要求人們在改革中研究由生產力狀況決定的具體生產關系形式，研究生產條件的社會主義所有權關系和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對設置所有權機構和經濟工作崗位的客觀要求、對當事人的制約和激勵，并道選出符合要求的代理人。這個原理還揭示了這樣的道理，作為社會主義所有制關系中的當事人，必須確立由這種關系決定的社會主義觀念，否則，就不能自覺接受這種經濟機制的約束。以自利為行為準則的人，不能適應社會主義所有權關系的人格化。因此，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與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結合起來。
記者：張五常是如何攻擊馬克思的？我們應該如何駁斥他的謬論？
李：綜觀當代庸俗經濟學家的代表——張五常教授的許多著述、言論，可以看出他忠實地捍衛和推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面目和用心，也可以看出他對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制度的敵視。我在這里首先要駁斥張五常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隨意攻擊。張五常為什么對馬克思如此仇恨？這是他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本性所決定的。馬克思主義帶來了一場驚天動地的社會革命，改變了整個人類的歷史和社會的面貌。正因為這樣，馬克思成了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的救星，也成了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克星。這就必然引起資產階級對他的長期不斷的攻擊。100多年來，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從未停止過對馬克思的攻擊。我們來看看，張五常這位當代資產階級學者，是怎樣隨心所欲地攻擊馬克思的。
2002年4月下旬的北京講演中，張五常說：“馬克思的基本問題，我看過他的書，我不知道他說的是什么。我與科斯有同樣的觀點。我們自己在學術上從事了這么多年，經濟學上研究了這么多年，假如我們看不懂的，應該是錯的。”馬克思的書，當然是指《資本論》。《資本論》這部科學巨著，是經濟學說史上的豐碑，是人類知識的寶庫。馬克思花費40年心血寫成的這部巨著，是前人智慧的高度結晶與升華。張五常讀不懂馬克思的《資本論》，只能說明他知識的淺薄，不能說是《資本論》沒有水平。張五常竟說是因為他讀不懂，因而《資本論》就是錯誤的。這是何等武斷、何等唯心主義的結論。張五常攻擊馬克思主義，一貫主張中國走私有化道路。1999年他在華中理工大學作講演時和2001年他在暨南大學作講演時，曾這樣說：“世界上，馬克思最蠢。馬克思的理論早已蓋棺定論。我張五常不過是在馬克思的棺材上再加幾個釘子而已。”這無疑是對馬克思的惡毒謾罵和人格攻擊，是絕不允許的。可見張五常的言論非常惡毒和卑劣。馬克思雖然早已過世，但他的精神和思想永遠有生命力，這是公眾對馬克思的“定論”。若要對馬克思作“蓋棺定論”，恐怕不由張五常一人說了算，歷史自有公論。馬克思是世界公認的“千年偉人”。20世紀末，世界頂尖級的學者名流在全世界范圍評選千年偉人。要在成千個著名人物中評選出誰是過往一千年內對人類歷史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和貢獻的人，結果馬克思名列榜首，成為千年最偉大的思想家。難道這還不足以說明應當什么是對馬克思的公正“定論”嗎？
張五常寫過一篇專門誹謗馬克思的文章，題目是《最蠢莫過馬克思》。在該文中他寫道：“困難還是馬克思自己。他是個術語的創造者，有理無理總是說不清，是自欺還是欺人，又或是自欺欺人，恐怕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瓜豆了百多年，今天的日本仔、德國佬及我們的關愚謙先生，還是要研討他究竟是說什么！天下間怎會有那樣高深的學問？所以我認為馬克思是最蠢的。”在這里，張五常自己蠢，讀不懂《資本論》，卻反過來責怪馬克思蠢！在這篇文章中，張五常強調地寫道：“在大學念書時，我也曾拜讀老馬的《資本論》。但當時我比老毛幸運，因為我對費沙的“資本”概念與科斯的定律皆懂得通透。因此，我老早就知道老馬胡說八道。在《資本論》中，老馬不反對市場。正相反，他認為市場大有好處。老馬也不反對私產，雖然他沒有高舉私產的功能。老馬反對的，是資本家——以“剩余價值”來剝削勞力的資本家。在費沙與科斯的思維下，老馬這三個論點怎樣也加不起來！費沙與科斯皆邏輯井然。以費沙之見，所有生產資料都是資產，而資產私有，其市值就是資本。以科斯之見，沒有私產就不可能有市場。那么老馬贊成其一（市場），不反對其二（私產），反對其三（資本家），豈不是難以自圓其說？”如前所分析，張五常關于市場經濟必須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只有社會分工才是市場經濟的基礎。
記者：現在有人說：國有企業是搞不好的，只有讓它死掉。國有企業改革不要再去研究。要大力發展私營經濟。這種論調為何是錯誤的？
李：這是張五常的觀點，是非常錯誤的、有害的觀點，一方面散布國有企業改革失敗主義情緒，另一方面為大搞私有化找借口。
記者：張五常“理論”走紅有何原因？
李：這要從科斯與張五常的關系談起。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科斯被西方經濟學界推崇為現代產權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所謂“科斯定理”成為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中產權理論的核心命題之一。不僅西方經濟學著作中提到產權理論都言必稱科斯，就連目前中國的青年學者及研究生的論文，大都也言必稱科斯，將科斯的論文奉為經典加以引用。然而，科斯的所謂產權理論，只是一種十分蹩腳的理論，它不僅很玄，而且很混亂，難以稱為“理論”。這正如井蛙四郎所指出，科斯“以一些半生不熟的經濟學語言蒙詮了法學家，又以一些半生不熟的法學語言蒙住了經濟學家，以‘不明確’和病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雖然張五常不可能獲得成功，但是上述評價完全適用于張五常。這是因為張五常以科斯為師，他的所謂產權理論實際是販賣科斯的一套貨色，也是亂而言的蒙人的東西。以科斯定理為代表的西方產權理論的研究對象是私有產權，科斯等人所說的“產權清晰”，是指私有產權。我國的國有企業的產權是公有產權，因而科斯和張五常等人的所謂產權理論，根本不能作為我國產權改革的理論指導。只有馬克思的產權理論才能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指導。20世紀80年代后期，西方產權理論開始傳播到我國國內。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學界逐步形成了產權理論研究的熱潮。在這一背景下，科斯開始在我國學術界走紅，張五常也跟著走紅。張五常跟著科斯在我國學界走紅，并非因為他們的所謂“理論”有什么價值，而是因為適應了正在中國流行的一種經濟思潮的需要。從經濟思想史上看，迎合某種需要的理論與該理論是否科學，常常是不一致的。不能認為某種理論流行了、走紅了，它就是科學的理論精品用演藝界的現象也能類比此理。假如某一歌星被捧紅了，很走紅，票房價值攀高，是因為迎合了某種需要，而并不能說明他（她）是全國水平最高的歌手。張五常在大陸走紅的原因，正是迎合了國內流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需要。在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潮從60年代末開始風行一時，使科斯走紅。在我國，80年代末起出現了一股將張五常捧為經濟學紅星的思潮，甚至稱之為“張五常旋風”。有的論著竟然把科斯和張五常的產權理論當作反對政府干預的理論依據和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理論依據，進而被用作社會主義國家推行私有化的理論依據，而根本不提及馬克思和鄧小平的產權理論。這種情況發生在社會主義的中國，豈非咄咄怪事！
記者：有人問：馬克思到底有沒有產權理論？如果說馬克思根本沒有產權理論，當然就只好使用科斯和張五常的產權理論了。
李：我國資深教授吳易風科學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吳易風教授通過對馬克思原著中蘊藏十分豐富的產權理論思想的發掘和研究后得出了重要結論：早在100多年前，馬克思就已經創立了科學的系統的產權理論。馬克思是社會科學史上第一位創立產權理論的經濟學家。吳易風認為，馬克思產權理論的核心是：法權關系是反映經濟關系的意志關系，法權關系的內容是由經濟關系決定的；所有權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態；財產關系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財產權并不是單一的權利，而是一組權利的組合體；財產權包括所有權，還包括占有權、使用權、支配權、經營權、索取權、繼承權和不可侵犯權；在財產權這一組合體中，財產的各種權利可以是統一的，也可以是分離的，這種分離具有各種形式。這樣，馬克思就在人類思想史上第一次發現了財產關系和生產關系之間存在的本質聯系，發現了財產權是生產關系的法律表現。
我認為，吳易風的這一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義，應該加以大大宣傳。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自我完善。我國的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是在不改變社會主義性質的前提下，對法律上的財產關系和經濟上的生產關系進行有利于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改革和調整。這不是要改變公有制的性質和改變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性質。我國的國有產權改革，就是要在堅持公有制前提下完善生產關系，是通過理順公有產權關系來理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而不是將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變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是將公有制變為私有制。而按照科斯、張五常的私有產權理論去搞國有經濟改革，就會導致相反的結果，即使公有財產私有化。由此可見，我國國有經濟的產權改革，必須而且完全可以以馬克思的產權理論作為依據和武器；對科斯、張五常的所謂理論推崇備至，這是十分危險的。
可見，張五常的“理論”走紅的原因，除了迎合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泛濫的需要之外，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正是我們自己忽視了用馬克思的產權理論來作為國有經濟產權改革的指導理論，而讓張五常鉆了空子。我認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理所應當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改革的理論基礎。發展和創新著的馬克思經濟學完全能夠擔此重任。
記者：目前我國學術理論界對待張五常及其理論的態度如何？
李：近來，己有一些率先覺醒的學者起來批判張五常，然而學術聲勢不夠。張五常的學術和政治目的，就是要在中國建立這種以私產制度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即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與我國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目標是背道而馳的。既然批判新自由主義思潮和對張五常的思想論戰已經開始，中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理應責無旁貸地起來積極參與這場嚴峻的思想交鋒，我們“海派經濟論壇”和“后馬克思經濟學綜合學派”的學者，理應起帶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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