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改革的根本問題和正確方向
曹兼善
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包括郎咸平、林毅夫、吳敬璉和左大培等）在原則上把兩種極不相同的公有制混同起來了。[1]其中一種是以勞動者附屬于生產資料（國家）即以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生產資料直接相結合的勞動為基礎的公有制如計劃經濟、命令（指令）型經濟、斯大林模式等等，另一種是以自由的——也就是說是以和生產資料相分離的勞動為基礎的公有制。他們忘記了，后者不僅與前者直接對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墳墓上成長起來的。
共產黨奪取國家政權以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剝奪地主和資產階級，把工廠、鐵路、銀行、土地等一切生產資料集中在國家的手里，組織社會生產和分配，把全部經濟機構變成一個使億萬人都遵照國家計劃命令(組織和管理)的經濟集體——這就是計劃經濟。
國家通過控制一切社會生產，進而控制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國家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必然要通過建立龐大的官僚體系來支配生產資料，對社會的經濟政治生活和思想意識形態進行全面而嚴格的統治，從而逐漸演變成一種極權制度。[2]在這種制度下，人民不僅沒有得到如馬克思所預言的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最廣泛的民主自由即全體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共同參與管理，而且被徹底剝奪了在現代社會中應有的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權利。大量無辜的普通人民被“黨和國家”指控為“敵人”而遭到監禁、流放、屠殺。計劃經濟從根本上剝奪了人們任何獨立的思想意識和政治批評即學術研究、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示威、游行等自由權利，將全體人民置于“黨和國家”的高度意識形態專制之下。所以，生產者同生產資料的這種結合方式——傳統公有制就是過去一切奴役的根源。
這種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直接相結合的生產方式——計劃經濟，決定著極權統治和人身依附。所以，經濟制度的全部結構以及它的獨特的政治形式，都是建立在這種獨特的生產方式上。“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任何時候，我們都要從生產資料同生產者的關系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這個時期的獨特的國家形式，找出內部的秘密和隱藏的基礎。
共產黨以國家的名義實際控制了全部的生產資料，這就使得任何個人除了依附于黨和國家就無法生存。現在，我們看到每個人都隸屬于國家。物質生產的社會關系以及建立在這種生產基礎上的生活領域，都是以人身依附即直接的專制統治和絕對服從為基礎的。[3]正因為直接的命令和服從構成社會的基礎，勞動和產品也就直接進入社會。這樣，國家就計劃分配勞動，調節各種勞動同各種需要的適當的比例。[4]
在計劃經濟中，國家根據對各種使用價值需要的比例直接把勞動和物的生產條件分配到不同的生產部門，[5]計劃生產布匹、鋼鐵、石油等等。對于國家來說，這些物都是它的勞動的不同產品，生產這些產品的勞動直接就是社會勞動。這些產品的剩余部分作為生產資料是國家用來擴大再生產，尤其是發展重工業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必要生活資料共同消費。為了盡快的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黨和國家盡量壓縮人民群眾的必要生活資料部分以獲取最大的剩余勞動，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民群眾必要生活資料匱乏，生活困苦。[6]
當計劃生產的目的主要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與精神文化需要時，這種生產本身不會造成對剩余勞動的無限制的追求，從而也就不能推動社會生產力無限制的發展。
在改革之前，中國的農民事實上沒有人身自由！在人民公社[7]中，土地是公有的，由公社成員共同耕種。這種共同勞動的產品，除作為共同消費的必要生活資料外，剩余一部分作為國家用于提供工人的必要生活資料，另一部分作為儲備用于防災備荒和其他的公用開支。農民的剩余勞動變成了為國家而進行的勞動，這是交納給國家的最主要的貢賦，并且每個公社每年要按照人口的多寡提供一定量的勞力，在國家指定的地方完成各種義務勞動。[8]剩余勞動——無論是叫什么——都是勞動者自己的無代價的勞動。不過資本家對剩余勞動的貪欲表現為渴望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而國家則較簡單地表現為直接從勞動者身上無償占有一定量的有用產品。[9]
包產到戶后，這種實物賦稅逐漸被貨幣所取代，盡管它只是實物賦稅——所謂的“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和勞役——這種“義務工”是計劃經濟時代農民最沉重的負擔——的簡單變化（“折代”、“以資代勞”）。現在，農民向國家繳納的不是糧食和勞動，而是這些糧食和“勞動”折算成的等值的貨幣。
我們知道，使各種社會經濟形態例如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社會區別開來的，只是從勞動者身上無償占有剩余勞動的形式。這種表現形式上的差別，顯然絲毫不會改變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之間的量的比率。
傳統計劃－極權體制造成勞動者的消極怠工和極低的勞動生產率，[10]因此，國家即使拿的不多，勞動者生活依然困苦，即使所有剩余產品都歸勞動者，他們的生活還是貧困。應該說這種嚴重的消極怠工和極低的勞動生產率才是所謂的“短缺經濟”的根本原因。
我們都知道，超過維持勞動者生活而形成的剩余產品，以及這種剩余勞動的積累，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切社會發展的基礎。無論資本家或者國家得到的份額有多大，他總是只能占有勞動者的剩余勞動，因為勞動者必須生活。
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時間來生產維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就不可能有剩余勞動，也就不可能有資本主義，更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維持和再生產勞動者所必需的勞動時間越少，那么，勞動者在為自己從事的勞動之外所提供的剩余勞動就可以越多。
不用說古代，就拿改革開放以前來說，我們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低得簡直令人難以相信。他們吃最簡單的食物，有的生吃，有的煮一煮或燒一燒再吃，再加上幾乎沒有肉、蛋、奶，這些無論如何也填不飽肚子，所以，吃糠咽菜的情況是難以避免的。在困難時期，他們只有靠野菜、谷糠、樹葉甚至樹皮充饑。
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能初步建立起比較齊全的國民經濟體系，就在于勞動人民提供了大量剩余勞動可供支配。國家通過提倡“艱苦奮斗”、“無私奉獻” [11]和批判“追求物質享受”等手段來控制人民的生活消費，長期把勞動人民的必要生活資料量即生活水平壓低到所能承受的最低限度，[12]獲取了最大限度的剩余勞動，這種在傳統公有制下的強制積累就是中國快速實現工業化的奧秘所在。
在計劃經濟社會，國家無償占有勞動者全部的剩余勞動，而僅僅在最低限度上滿足勞動者的生存需要。所謂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就是這樣以億萬人民幾十年的血與汗為代價的。[13]并且由于生產力尚未發展到高度發達的水平，對不同的勞動產品的需求為人們所不能直接掌握和完全了解，不同的勞動還不能直接交換。總之，人們還沒有完全掌握客觀的經濟規律尤其是價值規律，所以，無論是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配置還是各種勞動的交換都離不開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實行計劃經濟只能造成生產和需求的脫節，嚴重時甚至導致國民經濟陷于崩潰。
歷史讓我們看到了一幅令人悲痛的圖畫：1958年秋，為了使鋼產量翻一番達到1100萬噸，毛澤東決定全民大煉鋼鐵，據統計，在這場運動中投入的農村勞動力最多時在6000萬人以上。[14]1958年莊稼確實長得好，但是在成熟后，由于瞎指揮，使用了大量勞力上山砍樹、燒木炭、做土鼓風機、建土高爐大煉鋼鐵，缺少勞動力按季節搶收，造成大量糧食腐爛在田地里沒有收回來。不少地方只收回70%左右，有30%左右爛在田地里。[15]
自此，災難已經不可避免地降落到農民的頭上。從1958年12月起，在中國農村的許多地方出現了嚴重的糧食短缺，緊接著，1959年的糧食產量下降到3400億斤，1960年更是只有2870億斤（比1951年的2894億斤還低）。缺少糧食的農民營養不良，繼之而來的浮腫病隨處可見，再往后，死亡不可避免地大批出現。[16]
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蔣正華教授經過反復研究，在1986年撰寫的《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與結果》的專論和有關著作中，估算1958至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1700萬(1697萬)。美國著名人口學家科爾教授在1984年出版了《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書，其中估算我國1958至1963年超線性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2700萬(2680萬)。學者金輝在《‘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一文中認為1959-1961年三年災難時期，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肯定不低于3000萬。[17]其實，到了非正常死亡人數以千萬計的程度，實際數字是多一些還是少一些都無法改變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慘痛的教訓。
所以，“社會主義”國家所謂的計劃經濟，憑長官意志行事，不顧客觀經濟規律，這才是真正的盲目生產。[18]它造成了技術和生產的停滯、束縛了社會生產力和人的自由發展，這就意味著這種生產方式必然滅亡。
必須認識到，是否能夠運用計劃調節社會生產，并不取決于人們的主觀愿望，正如消滅私有制并不取決于人們的主觀愿望一樣，而是由于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力的進步提出了這種要求與可能。盡管科學技術的發展為人們運用計劃調節社會生產提供了必要手段，但是實行計劃生產，還需要有相應的物質基礎條件。
中國幾十年盲目、主觀的計劃給社會造成了比自由競爭狀態下更大的損失，非但沒有促進經濟快速發展，反而使我們失去了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推進經濟迅速發展的機會。以我國目前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實行計劃經濟是不可能的、不現實的。[19]正如哈耶克指出的那樣，對于這個包含無限多的要素、相互關系極為復雜的社會有機體而言，人們的認識水平是十分有限的。對于社會和歷史的發展，目前我們充其量只能掌握關于它的一般的抽象規律，而這完全不足以使我們能夠實行具體的計劃經濟。
在計劃經濟中，國家可以指揮幾乎全部勞動者的手臂，而對剩余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唯一支配權又完全屬于國家，所以它有能力興建那些遍布全國的基礎設施和工業基地。雖然每一個勞動者貢獻的剩余勞動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他們的數量就是他們的力量，正是由于人民群眾所創造的剩余產品都集中在國家的手里，才使之成為可能。這也就是“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秘密所在。當然，在改革開放以后，這種權力已經逐步轉到資本家手里。
在計劃經濟中，或者例如在傳統國企中，我們看到勞動是以勞動者隸屬于生產資料這一事實為基礎，這使得這種生產不同于資本生產。計劃經濟是以直接的命令和無條件服從為前提，[20]相反，資本生產一開始就以自由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工人為前提。在這種意義上說，資本生產是同計劃經濟相對立而發展起來的。
[1] 詳見本文第六節。更不用說“新自由主義學派”的張維迎、厲以寧、周其仁之流和“新左派”的楊帆、韓德強以及“海派”的程恩富、李炳炎、何干強等。
[2]半個世紀以來，人們曾不斷尋求計劃經濟取代商品經濟或與之相容的可能性和道路，提出了種種“理論模式”，如“中央計劃機關模擬市場”的模式，“計算價值”或“計劃價值”論，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引進市場的“計劃—市場”模式，“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等等。這些理論模式及其實踐之所以破產，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根本沒有認識到商品經濟內在規律以及和計劃經濟在本質上的對立。
[3] 計劃經濟的結果是每個人都被束縛在一定的企、事業“單位”里，從屬于國家。“由于每個人必須仰賴國家才能獲取生活資料，國家便得以通過經濟手段、從上到下層層控制所有社會成員，同時也能用剝奪生存權的辦法，來懲罰反對和不服從者”。這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礎。計劃經濟對人民思想和生活方式實行絕對控制，“取消了一切社會活動空間，使人民的靈與肉受到高度束縛、擠壓和扭曲，扼殺了人的自由和創造性”。計劃經濟的實行，“剝奪了人民自由從事經濟活動的權利，重建了類似封建時代的融國家與社會一體的超經濟強制體制，形成了個人對國家和政治組織的普遍依附關系。人們喪失了自主意識和獨立人格，就從根本上失去了政治自由”（見《從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到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李丹陽著）。所以，在黨和國家“領導”下的勞動人民，實際上并不比封建領主統治下的農奴自由些。我們用來根治資本主義弊病的計劃經濟比我們期望消除的罪惡更壞，一位哲人說得好，通向地獄的道路，很可能是用關于天堂的理想鋪成的！
[4] 有人把當時的工人怎樣有就業保障夸張成“體現了勞動者是國家主人”，實際上工人不過是計劃經濟中被動的生產要素而已。全部勞動力都要歸黨和國家統一分配，決不容許工人有擇業自由，這就是所謂“統配”制。《就業自由和社會主義——試論中國的用工制度》的作者劉宇凡指出：所謂的“統配”就是國家有權把你分配到任何一個地區，任何一個行業，以至任何一個崗位；你只有服從分配。你也許會被分配到西藏、新疆等邊遠省份，在那兒“支援邊疆”、“貢獻一生”。統包統配制實際上把職工當作國家的財產，可以任意調來撥去。中共一直宣稱，統一分配職業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因為這樣可以保證有計劃地根據國民經濟的需要去安排勞動力”。但事實上，盲目分配的結果，是大批人學非所用，以至許多人才被投閑置散，蹉跎到老。所以，“就業保障”意味著勞動者失去人身自由，無權支配自己，這就等于說，他同奴隸實際相差不遠。工人為了得到那純屬名義的“主人翁”的堂皇桂冠，所付出的代價竟是自由的喪失！在我們“社會主義”中國，也正是這種變種“奴隸制”，才使得勞動者像奴隸那樣消極怠工。由于不能自由離開“單位”，而一切有關工作、住房、生活，甚至子女上學等等都由“單位”包辦并由國家決定，所以工人必須絕對服從，因而形成了計劃－極權體制。
[5] 所謂社會對不同種勞動的需求，也就是對不同品類規格的產品的需求，即需求結構。社會需求結構極其復雜多樣，而且總是處于不斷的變動之中，不是人們所能直接了解和完全把握的。既然需求結構為國家所不能直接了解和把握，那末，這種分配也就不能不表現為各個生產者借助市場信號使其勞動的投向合乎社會需求的過程。傳統經濟模式在對社會需求結構不能直接了解和充分把握的情況下，使企業的勞動投向完全以國家下達的指標為依據，結果不能不出現社會生產和社會需求的不適應。（林子立《社會主義經濟論》，第3卷第185頁）。
[6] 那么，在一個很長的時期里，計劃經濟給予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條件是什么呢？吃的方面：每人每月25斤食糧、1兩植物油、2兩肉、2兩糖，它們一一登記在居民的供應證上。其他主要副食品如雞蛋、豆腐、粉條、水產品、蔬菜，一律憑票證購買，其數量視各地的生產情況而定。穿的方面：每人每年棉布10尺，棉花8兩。有的地方，買布鞋要布票，買皮鞋要工業品券。住的方面：1978年統計資料顯示，全國城市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只有3.6平方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均住房不到2平方米。這一時期，城鎮居民的生活水平一般高于農民，所以，農民的生存狀況更是可想而知。（摘自葛志華著《現代化變遷中的農民》第29－30頁）。根據《中國消費結構學》（第91頁和第186頁）引用資料，1956年、57年、58年，中國職工家庭年人均棉布和棉布衣消費量分別為13.67、8.52、8.96米，呢絨、綢緞人均不足0.2—0.3米；1957年農民消費棉布5.66米，1978年每個農民消費棉布5.63米，化纖布0.41米，呢絨綢緞不足0.2—0.3米。可見，在計劃經濟時期，人民的衣著是可以用“缺衣少穿”來形容的。就住房來說，大多是火柴盒式宿舍樓和棚屋。用最便宜的建材搭蓋，幾戶甚至整個樓共用廁所，房間不但窄小而且還要兩家甚至三家人合住一個單元。用毛澤東時代的術語來說，就是“勒緊褲帶”搞建設。而這竟然是某些人至今仍念念不忘的“舒心、向上而毫無后顧之憂的幸福生活”!!
[7]在人民公社里，農民沒有人身自由，最困難時連外出討飯的自由都沒有，只能坐以待斃。我們都知道，構成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單元是“自由人聯合體”，在這個聯合體里，人們有著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條件，而生活在人民公社的農民，既沒有任何自由，也得不到全面的發展，生活資料也少得可憐。這樣的社會，與其說是共產主義，倒不如說是中國古代的農奴社會。它雖然曾被譽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偉大發展，但從實踐來看，它卻比小農經濟還要落后。馬克思在論及印度的村社制度時曾指出：這些農村公社“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范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和任何歷史首創精神。”（《馬恩全集》第9卷第148頁）這正是對我國人民公社的絕妙寫照。
[8] 在中國CCTV播出的新聞畫面上，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勞動場景：成千上萬個的農民，肩上壓著扁擔，挑著沉重的土方、石塊、水泥什么的。農民挑土石方，實質上是被迫在為國家做無償的的勞動。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叫做“義務工”制（也叫“農田水利任務”）。在中國，正是憑著農民這樣的無償勞動，才建成了長江、黃河上連綿萬里的堤防工程；正是這樣的勞動，才筑起我國無數條鐵路和公路。（摘自《沒有財產權的中國農民》作者淮生）。
[9] 事實的確如此。衡山縣在“大躍進”年代共創辦了大小廠礦300余個，興修了水庫76座，建設了100余公里簡易公路和46公里京廣復線路基，1958年共交售征購糧5800萬公斤。湘鄉縣在公社化后的一年內修建公路21條，長329.13公里，產鐵2000余噸，采煤7萬噸，辦工業企業502個，建成中型水庫和中型保壩各1座，較大水庫6座，造林整地6.73萬畝（見《人民公社的權力結構和鄉村秩序》作者于建嶸，載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中國現代史》2002年第2期 ）。在“大煉鋼鐵”、“大辦水利”時，有些地方竟然高喊“寧教人死了，不教紅旗倒！”“寧死九十九，紅旗不丟手！”許多人因勞動過度、營養不良而死。（載《人禍》1995年修訂本，丁抒著）。
[10]由于舊體制用超經濟強制的方式把農民束縛在狹小的土地上，使得改革前的中國以世界上農民總數的40％僅僅耕種著世界上7％的土地，“養活”著世界上不到7％的“非農民”，平均每個農業人口的勞動生產率創造了幾乎是世界最低而同時又是中國歷史上和平時期最低的雙料“奇跡”：在世界上，不僅低于發達國家，而且低于印度（盡管按總產量與總人口平均產量我們稍高于印度）；在歷史上，不僅低于漢唐宋諸朝，而且低于民國時期的1936年。（見《‘離土不離鄉’：中國現代化的獨特模式？》秦暉著，載《東方》1994年第1期）。拿《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算：1978年，我國3億農村勞動力約播種18億畝土地，生產了6千億斤糧食，每個勞動力的年工作日少說是300天。1996年，我國農村實際上是2.5億勞動力（大多為婦女、老人）約播種了16億畝土地，產出糧食為1萬億斤糧食，每個勞動力的年工作日不超過80天。（《高家莊是世外桃源么？》黨國英著）。的確奇怪，現在農民只用三個月種田，而毛澤東時代的農民卻一年到頭都很忙，一年一個勞動力至少要出300多個工。農民如此忙碌，一年到頭僅僅溫飽而已。可見那時候農民都在磨洋工。
[11]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代，張春橋提出要工人“不計個人得失，為了生產的發展和整個社會的利益，自愿取消和改革計件工資制度，實行更合理的工資制度”（上海《解放日報》，一九五八年九月廿日，轉引自《新中國工資史稿》第86-87頁）。這是要工農只問拚命勞動，不問報酬；最好人人都學那些勞動模范那樣，即使過度勞動而損害健康，也不計較。當時一位海外托派這樣評論道：“現在我國許多工廠取消計件工資制，并不是嫌這種制度驅使工人工作過度緊張，或者干得太多而工資太少，而是嫌它讓工人在緊張地勞動了（這算是它的好處）之后，還得到比較多的工資（這點才被認為是害處）。這個改革是要使工人如改革前一樣緊張或者更加緊張地工作了之后，不再像以前那樣多得一些工資。正因為這個改革的用意是如此，所以與它同時，又實行打破八小時工作制，許多工廠改為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并且加班不要報酬。”
[12] 由此造成的必然結果就是人民群眾的生活只能勉強維持在溫飽——在農村常常是勉強維持生存——的水平上。以1964年為例：這一年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天消費糧食不到0.5公斤，平均每人每天的蔬菜消費只有1/3公斤，食用植物油平均每天的消費量僅為6克，肉類不到23克，全年平均每人的服裝消費折合起來僅為1件，更不用提現在已經十分普及的生活消費品，如電冰箱、彩電、手機等（載蔡昉著《中國流動人口問題》第93頁）。農民一年360天，天天勞動，起早摸黑，比封建社會給地主做長工辛苦得多，可只能維持半飽的生活，與奴隸生活水平差不多。以前給地主打長工，一日三餐飯是吃地主家的，有時還有點酒肉葷菜，而勞動量又沒有現在這么大。所付出的勞動和所得對比一下，不及封建社會，與奴隸社會差不多。并且一切人都被當做奴隸一樣管得死死的。所以，中國進入資本主義不是復辟倒退，所謂的“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復辟倒退。（《武文俊與李昌平：誰更悲壯？》 張英紅著）。
[13] 有人贊揚“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贊揚劃經濟時代工人的“主人翁”精神，贊揚“一生獻給國家”的工人們“建設國家的成就”如何“舉世矚目”。真是了不起啊！為了酬謝工人群眾這“艱苦奮斗”一生，只要滿足他們最低最低的生活需求就行了！經濟效率低下、浪費嚴重，國家的“主人”因全面喪失自由而普遍消極怠工，名義上的主人翁實際上處于可悲的奴役狀態，的確，怎么能不贊成這種“社會主義”呢！
[1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708頁。
[15] （《困難時期農村整社記實》作者惠文）。而一首據說出自彭德懷元帥手筆的民謠則寫道：“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獲童與姑。未來日子怎么過？請與人民鼓嚨胡！”
[16] 周曉虹：《傳統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91頁。
[17]另據統計，1959和1960兩年，安徽鳳陽縣共死掉60245人，占農村人口的17.7％。其中死人嚴重的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死去14285人，占26.6％。小溪河公社死去14072人，占26.9％。宋集公社原有4743人，死去1139人，占24.2％。武店公社半井大隊原有4100人，死去1627人，占39.7％，大廟公社夏黃莊原有70人，死掉48人，占68.6％。全縣死絕的有2404戶，占總戶數的3.4％。小溪河公社曾有21個村莊因人死跑而空。武店公社鳳淮大隊李嘴莊20戶，死絕4戶。縣實驗小學校長王煥業同志家中12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隊北山下小隊社員曹宜樂家34口人，死去30人（出自安徽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鳳陽工作組組長陳振亞《關于鳳陽問題的報告》1961年2月1日，載《安徽省鳳陽縣1958—1962年災難實錄》）。在這場大饑荒中，農村餓殍遍地，饑餓的農民無所不食，甚至吃自家的孩子……在人民公社中，農民被剝奪了一切自由，包括生產、生活、言論和行動自由等。當農民餓得沒有辦法想外出逃荒也被全面封堵，最后還是活活餓死。
[18] 毛澤東提出15年趕上或超過英國（在鋼產量方面），中央就正式向全國人民宣布15年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的口號，由此揭開了大躍進的序幕；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接著在北京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就將其正式確定為總路線，大躍進運動隨之在全國開展起來；毛澤東視察河南新鄉縣時提出：“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公社化運動便在各地迅速開展起來；毛澤東要求1958年的鋼鐵產量比1957年翻一番，全國就集中人力物力為實現這一目標奮斗，出現了9千萬人參加煉鋼的大會戰；毛澤東要求破除迷信，敢想敢干，《人民日報》就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我對當年大躍進運動的看法》孟令偉著）。
[19] 《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為紀念馬克思誕辰而作》曉垣著。
[20] 從原來經濟落后的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實質上是以人的依賴、絕對服從為基本特征。它是等級觀念、特權思想和奴卑意識賴以存在的基礎。而商品經濟則是以獨立、自由、平等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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