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三種否定社會主義道路的謬論
丁 冰
原載《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11期
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走過了她光輝的50年。50年的社會主義道路，使我國經濟、政治、科教文衛和國防建設等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未有的巨大成就。然而，有些人面對社會主義中國取得的偉大成就，卻對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持懷疑否定態度，尤其否定新中國從誕生到1978年的近30年所走的道路。
一、評“民粹主義”論
有人說毛澤東“染上民粹主義色彩”，認為毛澤東在1952年后犯了民粹主義錯誤。這是缺乏常識的無理批評。
什么是民粹主義?那是19世紀中葉到19世紀末流行于俄國社會政治舞臺的一種小資產階級思潮和派別。他們與瑞士經濟學家西斯蒙第一樣，對個體小生產情有獨鐘和偏愛，認為俄國只要在個體農民小生產的基礎上就能建立社會主義。民粹派在經濟上是不贊成發展大工業的，對于工人階級持否定態度。
把“民粹主義”的帽子扣在毛澤東同志頭上，是說不過去的。早在1944年8月31日，毛澤東在寫給秦邦憲的信中就說：“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239頁]其后，毛澤東同志在指導中國革命運動中多次強調，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黨，要克服農民意識，反對小資產階級意識和民粹派思想的影響。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要求解放軍在攻占城市時要盡力保護工業。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同志領導黨和政府千方百計恢復和發展工商業。我國僅用3年時間，到1952年，工業、農業、商業就恢復到了歷史上最高一年(1936年)的水平。
1953年，毛澤東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即“一化三改造”。首要的“一化”是“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至于“三改造”，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目標是合作化(打破小農經濟)和機械化；對于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目的是使我國原有的規模狹小、技術裝備和管理落后的工商業和手工業逐步走向現代化。
“一化三改造”的總路線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的運用，何來“民粹主義色彩”?
從1953年起，毛澤東領導全黨全國人民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在原蘇聯的幫助下，156項大型的現代工業企業全面動工。“一五"期間(1953～1957年)，按可比價格計算，我國社會總產值年平均遞增11.3％，其中工業年均遞增18％，農業年均遞增4.5％(其中糧食年均遞增3.5％)，建筑業年均遞增18.8％，運輸業年均遞增14.9％，商業年均遞增8.6％。這是民粹主義做得出來的嗎?
不錯，1958年以后，我們的經濟工作有過急于求成的失誤，但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卻是完全正確的。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經過30年的努力，我們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而不是停滯或退回到小生產的社會狀態。這一成就表明，在新中國，民粹主義根本沒有存在的余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社會主義建設開辟了廣闊道路。
二、評“社會主義早產論”
有人說，我們建國后經過3年恢復時期，1953年就搞社會主義，是“超越階段”，成了社會主義早產兒，因而造成長期經濟停滯，直到改革開放。
這種論調不符合實際。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材料，從1952年到1978年，我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年均遞增6.5％，同期的世界GDP年均增長速度為3％左右。在這26年間，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比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快l倍多，能說中國經濟“長期停滯”嗎?能說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是“早產兒”嗎?如果“早產”，能成長得這么快嗎?
“社會主義早產論”的理論依據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1952年，我國的工業還不發達，生產力水平很低，所以，搞“一化三改造”、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超越了階段”，使中國的社會主義成了“早產兒”。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這確實是一般規律，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然而，一個國家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具體的。一國的經濟政治制度要適應本國的社會生產力及其國際國內環境，才能保護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100多年前的德國，在西歐國家中是比較落后的，馬克思、恩格斯卻提出：“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一定要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3—504頁。] 1917年的俄國經濟在歐洲各國中是比較落后的，列寧分析了國內形勢和國際環境，發動并領導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其后，蘇聯在斯大林領導下，成功地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成為世界第二強國。
舊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弱小的民族工商業受到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排擠，一直在苦苦掙扎。經過長期的戰亂，到1949年，我國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已經奄奄一息。新中國成立后的3年，在黨和政府的扶持下，我國資本主義工業得到恢復和發展，戶數增加21.4％，總產值增加54.2％，但仍然是弱小、落后的。而在同期，公有制經濟和公私合營企業以更快的速度發展，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都大大高于資本主義工商業。[詳見<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10期黃如桐的文章：《最光輝的勝利之一》。] 更重要的是，國家已經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工人階級(包括知識分子)和農民階級已經成為國家的主人；在國際上，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嚴密封鎖我們，我們只有依靠國家的力量才能頂住封鎖，發展經濟。所以，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如果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即使國家財政撥出巨款來資助私營工業，憑我國那一點弱小落后的資本主義工業，生存尚有困難，小知要過多少年才能實現國家的工業化。
再者，大家知道，我國的工業體系是在50年代初期原蘇聯援建的156項大型現代工業企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請問：那156項工程應當是國營企業，還是私營企業?如果是辦私營企業，蘇聯不會援助。即使蘇聯同意我們把那156個項目辦成私營企業，憑我國當時那點資本家的力量，不知何時才能把圖紙變成現實!
所以，我國在50年代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不是什么“早產”，“超越階段”，而是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和必然。
1958年的“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確實“超越了階段”，即超越了當時社會生產力的需要和可能，所以我國經濟遭受嚴重挫折。但是，正因為我們有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有“一五”計劃奠定的雄厚的經濟基礎，我國經濟才能在1965年得到恢復。在其后包括“文革”時期在內的1966—1978年間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仍能以年均6.62％的速度增長。這都得益于我們從50年代初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
①詳見<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10期黃如桐的文章：《最光輝的勝利之一》。
三、評“國有企業低效率論”
近些年來，“國有企業低效率論”頗為流行，說國有企業的“勞動效率普遍過低，勞動者工作積極性和工作努力程度普遍過低”。有的人甚至斷言國有企業是注定要虧損的，污蔑國企職工從新中國成立至今，始終是“消極怠工和化公為私”的。
這種觀點淵源于西方的科斯定理。科斯定理認為，只要產權界定明晰，在交易費用為零的情況下，通過自由交易就不影響效率。科斯的所謂產權界定明晰的實質，是要產權的徹底私有化，要把產權量化到個人。一個非常熟悉科斯和科斯定理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張五常說得很清楚：“科斯定理的主旨，就是不管權利屬誰，只要清楚界定是私有，市場的運作能力便應運而起；權利的買賣者互定合約使資源的使用達到最高的生產總凈值。”在他們看來，私有制之所以能提高效率，就是因為它的“產權明晰”，從而有饑餓紀律的強制。一位推崇私有企業優越的學者說得很直率，他說，私企優越性之一就在于是“干得好晉級加工資，干不好的炒魷魚，前有晉升的胡蘿卜，后有失業的大棒，效率就在其中了”[ 劉吉：《匣中劍聲》，第135頁。] 他們不愿，也不敢說出失業大棒的背后，不過是使工人重新淪為資本的奴隸。作為雇傭勞動者的工人在資本的強制奴役下，也不過是為資本家賣命。
鼓吹私有化的人說，國有企業是“人人皆有，人人皆無”的“產權不明晰”的企業，因而必然會普遍出現“白搭車”的“懶漢”，所以“勞動效率普遍過低”，人人都想“化公為私”。他們不了解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職工是企業主人的這一根本屬性。在社會主義國有企業里，廣大職工正由于不是人人都擁有企業的某一部分財產，即沒有把產權量化到個人(私有化)，存在所謂“人人皆無”，才使人人真正切實地共同平等地擁有企業的財產，實現了“人人皆有”的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從而才能使勞動者成為企業的主人，自覺地發揮主人翁的生產積極性。這也就是國有企業有可能產生高效率和優越于私營企業的秘密所在。此外，在黨的領導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逐步建立，我國創造出了良好的社會環境，這對勞動生產效率的提高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誰都不否認，在毛澤東時代，我國出現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最清廉的社會，貪污腐敗、以權謀私、以權欺壓百姓的現象微乎其微；吸毒、販毒、娼妓、賭博等等丑惡現象已經絕跡；崇洋媚外、崇美恐美的軟骨頭現象消失，中國人民真正站了起來與外國人平起平坐；而且那時基本上沒有失業，沒有下崗，沒有拖欠工資的事，沒有兩極分化，家家無鐵門也不擔心被偷盜搶劫，人民安居樂業，沒有后顧之憂。這些良好的社會條件都極大地激發和鼓舞了人們社會主義的愛國熱情和生產積極性。總之，企業的公有制和良好的社會環境，為國有企業提高經濟效率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可能性，這就是幾十年間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
有的人說，那幾十年的高速增長是粗放型的，外延擴大的增長不等于經濟效率就高。的確，我國那幾十年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要素投入的增長來實現的(至今也還如此)。但不可否認的事實足，山于國企職工生產積極性的發揮，加之國有企業具有較強的經濟實力和較先進的技術裝備，擁有較高水平的技術和經營管理人才等優勢，就使經濟效率相對較高而不是較低。
反映經濟效率有兩個主要指標：資金利稅率、勞動生產率。在80年代以前，這兩項指標都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據統計，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資金利稅率(按每百元資金一年實現的利潤和稅金計算)，1952年為25.4％，1957年為34.7％，1965年為29.8％，1975年為22.7％。[馬洪：《現代中國經濟事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頁。]
這就是說國家建一個工廠，大約只需3～5年就可收回全部投資，再重建一個同樣規模的新廠。這樣的經濟效益，遠遠高于當今的“世界500強”企業。再看勞動生產率，據統計，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指數，若以1952年為100，到1975年增至239.8，即23年間增長1.47倍，年均增長3.9％。這在世界史上是罕見的增長速度。例如，美國在1990至1996年間私營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年均只增長1.1％。[ 陳寶森：《克林頓經濟政策六年回眸》．載《世界經濟》，1999年第7期第63頁。]
我們說國企職工的生產積極性很高，是就其總體而言。由于各人的覺悟程度不同和各個企業的管理水平不同，確有少數人偷閑的情況，但并不普遍。有些企業的勞動生產率低是因為人員過多，人浮于事。那是國家為解決就業問題、穩定社會，硬要國有企業吸納的，不能責怪國有企業。這應當通過改革來解決。
對當前某些國有企業虧損、效率低下的問題，要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國有企業大面積嚴重虧損的現象并非從來就存在，而是近些年，特別足1992年以后才出現的特有情況。據四川省企業調查隊對60戶國有及國有控股虧損企業的多項調查結果：這些企業出現虧損的時問有80％始于1993年以后，其中一半的企業始于1993～1995年，另一半始于1996～1998年。虧損起始年份最集中的是1995年，虧損最為嚴重的年份是1998年。全國情況也與此大體類似。據有關資料顯示，全國國企直到1996年l一4月才首次出現凈虧25億元的現象，整個1996年和1997年上半年都是凈虧損，虧損面40％以上。直到1999年1～2月，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中，虧損面還高達45.7％。
再看全國國有工業企業的資金利稅率，1992年尚有25.4％，到1997年卻下降為6.27％，[《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98年版。] 不僅大大低于1992年的水平，也大大低于“文革”末期(1975年)的22.7％。
為什么這些年國企虧損嚴重，效率低下?原因很復雜，需另作專題分析。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決不反映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本質，也不是國企固有的特征。我們絕不能由此得出“國有企業天生效率低”、國企不如私企的結論，更不能因此而取消或削弱國有企業，搞什么“非國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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