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產業化質疑：“誰投資、誰受益”之“誰”是誰？

教育產業化質疑：“誰投資、誰受益”之“誰”是誰？

    

    中國教育的泡沫在越吹越大時，泡沫掩蓋下的問題也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尖銳。比如，學費暴漲引起的輟學現象（特別是在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之中），乃至社會悲劇的發生（２００２年以來，在陜西至少發生兩起大學新生家長因無力籌措學費而自殺之事）。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學費暴漲一旦合法化，也就給教育界傳遞了一個信息：與其他行業一樣，教育界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自己想辦法找錢吧。于是，腐敗之風在教育界有所蔓延：亂收費、不顧條件亂擴招、學校亂升級、賣文憑（從中學文憑到博士文憑）、抄襲剽竊學術成果、出售大學排名名次、炮制假就業率等等。這些現象均出自同一個原因：教育商品化、產業化，有人把堂堂學府當成巧取豪奪、收斂金錢之地。資本主義邏輯在教育領域大行其道。
    行業中人自有說法，而且自有其邏輯：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教育投資不夠；要發展教育就要增加投資；既然政府再也拿不出錢，那就實行市場辦法，誰買接受教育的機會誰就要付錢；人們為什么要買接受教育的機會呢？因為“知識改變命運”；誰接受教育的程度高，誰的個人命運就較好，就能夠過上好日子。因此，“按照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家長應當支付教育費用”。
    從表面上來理解市場經濟的原則，再看看發生在一部分人身上的“知識改變命運”的事實（在大學生就業難的背景下，“知識改變命運”正在成為一個神話），這種解釋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認為這是對教育功能的片面而膚淺的理解，如果憑這種理解來辦教育，會影響到正確的教育理念的形成。
    這里需要弄清楚的一個問題是，即“誰投資、誰受益”之“誰”究竟是誰的問題，也就是如何認定教育的受益者的問題。不錯，從個人或者家庭來看，自己就是教育的受益者，為將來受益而投資是應該和值得的，因此，多少家長咬緊牙關為兒女讀書而犧牲自我。可是，如果辦教育者也作如此認定，那就把國家大事降為世俗之見了，因為，這個命題顯然與“科教興國”的戰略相悖，是消解“科教興國”戰略的。
    為了說明問題，我們暫且將個人理解為“誰投資、誰受益”之“誰”，確認家長應當支付教育費用這一立場。這樣，在貧富差別客觀存在并日益增長的情況下，輟學現象只會日益加劇。
    目前，中國內地大學一年的學費起碼在５０００元以上，有的高達１００００元。而以《２００１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預測藍皮書》為據，１９９９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為５８５４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僅為２２１０元，據此推算，一個學生讀四年大學，光學費一項就要花掉至少２００００元，相當于一個普通工人３年、一個農民１０年的收入。在農民收入不足１０００元、下崗工人最低保障線２４００元的貧困地區，學費投資的難度就更不用說了。
    事實上，不止是在大學階段，從幼兒園到九年制義務教育、高中，所有的教育機構都在成為“賺錢的產業”。由于收費標準越來越高，許多地區特別是農村地區中小學生流失率、輟學率不僅沒有降低，而且還在上升，導致人口素質長期低下。由于缺乏知識，貧困階層的人們不得不主要從事收入低、工作條件差，而且毫無穩定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形成無錢不能接受教育——不能接受教育則更貧困——貧困者很難接受教育的惡性循環之中，而且使社會階層的分化走向固定化——低層社會的群眾喪失了向高層社會流動的可能性，的確體現了“誰不投資則誰不受益”的邏輯。
    但是，從根本上說，貧困階層的受損失還只是眾多個體的痛苦，而從長遠說，真正受到損害的是國家和民族。我們完全可以設想，當相當一個數量的人口得不到高水準的教育時，一方面是人口素質的降低，社會文明程度的降低。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社會犯罪人員（特別是一般的刑事犯罪人員）中，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占的比例較高；另一方面則是一些可能的杰出人才的被埋沒。在大學里，人們看到的一個普遍事實是：貧窮家庭的學生如何奮發努力，而紈绔子弟在則沉湎于聲色犬馬之中，有限的教育資源在可怕地被浪費。真不知道在輟學的青少年中，有多少人完全有可能為國家和民族作更大的貢獻。
    外國人的話自然不可全信，但他們的有些看法比我們這里的急功近利者要顯得有眼光。諾貝爾獎得主、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詹姆斯·赫克曼應中國方面邀請參加今年１２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人力資源會議。他原定的演講題目是《中國忽視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在大會組織者的要求下，改成了《中國對人力資本的投資》。
    也許，在中國確定了“科教興國”的戰略這一背景下，說“中國忽視對人力資本的投資”的確有所不妥，但對中國那些一味主張“按照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家長應當支付教育費用”的人來說，聽聽外國人的批評并非是沒有意義的。
    戴維·韋塞爾的文章提到了中國教育經費短缺（投入比例低于土耳其、印度、俄羅斯、菲律賓等發展中國家）的問題，說“這可能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接著，他舉了美國和英國的不同事例。
    他說，“盡管２０世紀技術的發展令人贊嘆不已，但美國繁榮的秘密在于教育。美國政府曾對中學進行改革，使之能為所有學生服務；它還資助二戰士兵重返大學校園。”
    而英國呢？“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歷史學家布拉德·德朗說，英國曼徹斯特１８５０年前后的經歷說明了忽視教育的危害性。他撰文說：‘有許多人從鄉村遷移到曼徹斯特，他們在新工廠里工作。幾乎沒有人注意到英國政府沒有為這些工人的子女修建學校。但敏銳的觀察人士明白，工業技術變得越來越復雜，它與科學的關系也越來越緊密。到１９世紀末，由于缺乏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隊伍，英國對電力、冶金和化學等技術的掌握遠遠落后于曾對教育進行投資的德國。因此，進入２０世紀時，英國沒有保持住其原本在技術和生產力方面具備的巨大優勢。’”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國家作為教育受益者的意義與個人作為受益者的意義是不可相比的。世界銀行認定的國家財富的構成是：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產出資本、社會資本，其中，人力資源更為根本。據統計，發展中國家中的６３個原料出口國，自然資源占世界的４４％，產出資本占２０％，人力資源占３６％，總財富只占４．６％。而２９個發達國家，自然資源占世界的１７％，產出資本占１６％，人力資源占６７％，總財富則占７９．６％。
    從種種事例和數據中，我認為我們應該確立的觀念是：在教育問題上，只有將“誰投資、誰受益”之“誰”確認為國家和民族，而不是個人，國家和民族才能因教育的發展而進入先進的行列。當然，在實際操作中，加大教育的投入不可能是隨心所欲的，如國民生活的改善、國防力量的增強，都是不可忽略的，不同教育階段的收費也只能是有所區別的，民眾應該承認全面兼顧的必要性。但有一條，在理念上一定要將“誰投資、誰受益”之“誰”確認為國家和民族，如果以受教育者將來的個人利益為由，把接受教育作為個人與家庭之事，到頭來只能使國家、民族成為輸家，這時候，所謂個人的受益也無從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