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疑國企改制私有化之理論依據

置疑國企改制私有化之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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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私有化改制理由的評析與置疑 （轉人民網強國深入討論區）
[東方評議] 于 2005-02-12 22:01:34上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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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過去了，我們在努力地工作和學習，努力地寫作和思考，希望用我們的微弱的聲音，為這個世界增添一抹有益的色彩。不管我們做的怎樣，春天會無私地送給我們一個又一個燦爛的日子，所以我們還有進步的可能。向走過這里的每一個人祝福，祝你全家幸福，事業有成，春節愉快。也祝版主春節愉快。】

由于企業改制的方法與社會經濟的發展之間有著什么樣的對應關系，沒有人真正研究過，所以也沒有人能說的清楚，直接引進西方經濟學，似乎對于這類問題也是沒有說清楚的。但是，在主流的言論中似乎有一條公理——只要單個企業的效益好了，則社會整體的經濟效益就必然會有不俗的表現。這樣的理解實際上正是西方經濟學的局限所在。企業效益與社會整體效益之間的關系不是一個簡單的加和關系，因為企業效益在統計為社會效益的過程中，還要考慮社會為企業提供要素所支出的成本。例如資源的數量和效率、市場空間的投入產出效益，等等。這個過程是比較復雜的，作簡單理解無法解釋清楚問題的全部。現有對國企的所謂改制，實際上就是在西方產權理論的指導下，踐行一種短視的效率機制，武斷地認為企業效率必然加和為社會效益。
由于，這種認識不考慮社會整體效益中的支出，也沒有建立整體效益與單個企業效益間的聯動關系，所以這種模式的企業改制就是一種無反饋的操作模式。因此無所謂方法、目標和步驟，只要是信手拈來一種做了，就一定可以被說成是正確的。因為簡單地進行企業效益的加和必然會看出所謂的成績來。但問題是——這種盲人瞎馬的狀態并不能脫離客觀世界的制約一意孤行下去，現實世界對這些做法或早或晚總是要作出回應的。更為危險的事情是社會現實已經通過各種數據和現象給出了此路不通的明確信號，我們的各路專家們要么完全沒有理解、要么拒絕承認社會現實問題與企業改制模式之間的內在聯系。
更有甚者，對嚴重的社會現實采取一種完全不負責任的態度，聽任事態向惡化的方向發展。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將有著直接因果關系的問題說成是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必然問題，并認為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是繼續沿著既定的方向堅持走下去，似乎一個柳暗花明的未來就在眼前。二是將改制過程造成的問題說成是“改制不到位”導致的問題。這種巧舌與推諉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如果說市場疲軟和兩極分化的現實是改制不到位所致，那么，是不是等著來一次類似蘇聯解體的悲劇或者是等到基尼系數繼續攀升至0.7才算是到位了？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的私有化過程，直接造成的結果就是大批改制企業倒閉、消費市場的持續疲軟、失業人數猛漲、兩級分化嚴重、社會不和諧因素增多。
面對人民群眾激烈的反對，無論是“不到位論”還是“問題必然論”，都是無法服人的，也無濟于問題的解決。對于私有化模式的國企改制，大概有一個最基本的評價依據就是人民是否滿意。背棄了大多數人利益的改革從歷史上看，就沒有成功的先例。這種形式的失敗還不考慮最初的動機是多么美好。由此可以推斷——自絕于大眾的所謂經濟科學也不會成功，而執信這種科學的所謂社會行為就是自絕于人民的。
以下我們進入國企改革問題的具體內容，仔細分析一下國企私有化改制的理由是否充分。
【首先，將國企效益不好作為私有化理由的合理性評析】
“現有國企的績效差”這是公有制發展過程所面臨的、必須解決的問題。通過公有制實現形式的改造來達到改善國企績效的目的，這是一個成本較低、可行性較高的設想。但是這里需要明確的問題是——從維護公有制地位的良好愿望出發進行的國有企業改造不是私有化。這兩者之間無論從概念、方法還是人文關懷都是截然不同的。對此，我們不能將出于不同目的進行的國企改制相混淆。這實際上就是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之間的根本區別和差異。
從國企效益差就直接引申出“必須進行私有化模式改制”的結論，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在經濟學論述中的反映，這是一種階級性本質特征的表露。國企經營績效差的解決方法有很多種，私有化只是其中的一種。如果武斷地認為績效差與私有化具有直接的邏輯關系，顯然也不是科學的推論。再者這種對國企績效的判斷方法，并沒有系統地考慮企業對社會所負有的系統責任，只是將企業的積累價值作為了唯一的標準。這種用統計指標評價企業的方法，會忽略企業存在價值的系統性和根本性。比如對于國企而言，我們認為其解決就業壓力是一個優勢。但是在追求效率的統計指標下會得出一個相反的結論說——國企效益差的原因在于企業負擔的人員過多。
這時就面臨一個價值判斷——我們是以企業的就業效率為基礎給出價值評定呢？還是以企業的收益為基礎給出價值評定呢？假如一個企業固定資產10億元，每年盈利100萬元，但是養活著一萬余人。另有一個企業固定資產2000萬元，只有職工50余人，每年盈利300萬元。前者一般會是一個國企，而后者一般會是一個經營較好的民營企業。如何評價這兩個企業的價值直接決定著政府的政策，比如是采取措施讓國企分流人員，還是創造一個公平的環境讓所有的企業（不論公私）都承擔相同的責任呢？選擇哪一個方案更有利于社會發展呢？選擇前者就是認為民營企業的模式就是國有企業的目標。而選擇后者則認為國有企業的模式才是民營企業發展的未來。有人或許會說選擇企業就應該讓市場說話，進行市場競爭，問題是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在這個問題上的選擇也是受政治取向影響的，而且越是發達的國家，市場競爭就越是在嚴密理性（法律和技術）的規范下進行的，而新型市場經濟國家的市場化成本較高往往就是由于沒有嚴密的理性規范所致。對這個問題有一種論證說——私有化之后經濟會更快的發展，所以也會容納更多的人就業，并且引用國外經濟學家的論述認為世界性的私有化浪潮中，一個較大規模的統計樣本顯示，國企私有化之后，人均銷售額增加了1％，而人均收益增加了23％。實際上這在中國的私有化過程中也會找到類似的數據，這個數據恰好說明私有化并不能帶來技術進步，唯一的方法就是減員增效。問題是在中國目前的失業壓力下，現實允許讓更多的人失業而追求效率嗎？
對上述問題的評價方法不應該脫離社會需求和責任，而僅從企業自身出發進行評價。科學的分析方法是從社會發展的終極需要出發進行評價——企業在這里應該承擔消除兩級分化，減少失業人口這個發展責任，而社會的這個需要應該通過法律或者政策成為企業存在價值的分解模式，進而約束現實生活。如果說國企對就業人口的消化被指責為人浮于事，相對公平的分配方式被指責為大鍋飯，那就是對社會發展責任的背叛。假如這種背叛沒有法律和政策的校正措施，就是放棄了社會發展的政治責任。按這種發展模式走下去，最終的目標大概就是在接近人均GDP3000美元時，建設成為今天的拉美國家。應該明白拉美化不是其它，根本的問題就是兩極分化。用這樣的觀點來評價不同經濟成分企業的社會責任承擔程度可以有另外的結論——一般情況下，民營企業都是一個蘿卜一個坑，絕沒有多余的人參與企業事務。這是對社會責任表現出懈怠的行為，當國企處于不堪人力負擔的情況下，允許這種不負責任的民營企業存在，就會造成負責任的企業被鞭打的不公平現象。
從方法論的角度說實際上，直接從宏觀統計數據得出企業改制的推理過程不嚴密，存在著想當然的成分。這個問題符合邏輯的完整的推理過程應該是：
① 從分析統計數據得出現象描述
② 深入企業分析現象的原因
③ 針對原因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
④ 通過改制實踐分析這種解決方案存在問題
⑤ 綜合實踐與理論上升為全稱性陳述
⑥ 在擴大的樣本空間中進行實踐檢驗
⑦ 厘清改制的微觀操作與宏觀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利弊關系
⑧ 最終成為以一級政府文件表述的改制模式。
這個方法是毛澤東認識論規范的方法，也是現代科學技術哲學規范的方法，脫離這個系統的方法都是非科學的。當然，通過這個系統方法得出的結論不是唯一的，因為依據輸入內容的不同，結果也是可以是多樣性的。這就好比一臺面粉機，投入玉米出來的是玉米面，投入小麥，出來的就是面粉。這就是說，對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區、不同類型的企業，改制方案也應該是不同的。而我們的企業改制過程卻不是經過了這樣的慎重過程，對涉及千家萬戶身家性命的問題，采取輕率、一風吹的私有化改制，無異于草菅人命。
看了許多闡述西方經濟學觀點的企業改制文章，大都是直接引用國外的某種理論，然后用這種理論作基礎，通過分析宏觀數據，比較一下不同經濟成分的效益水平，就直接給出了結論——“產權私有化“。這個分析方法實際上就是只走了規范研究方法的步驟①和步驟⑧。這種省略了中間研究結果的方法存在的錯誤主要是：
① 學術風范浮華，在7個連環過程中只走了一兩個步驟就得出結論，難以避免程序非正義導致的結果非正義。
② 引進的理論不服水土。不懂中國現實產業狀況與西方理論所指具體對象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③ 對可能造成的直接后果沒有應對的措施和準備。比如改革過程有了問題了，為了堵住別人的口，有一個最為流行的托詞——就是“這是改革方案執行不徹底的緣，只要改下去，就會柳暗花明”。
④ 自由化教條主義泛濫。不是采取現實主義的態度看待事物，將西方經濟學教條化，主觀上認定洋大師所說的話句句都是確鑿的真理，所以加以無原則地崇拜，甚至在實踐中直接套用這些在西方社會也未必遵從的理論解釋。自以為得到了真理，而實踐的過程卻并不理想，對社會發展造成了直接的危害。比如在面臨巨大新增就業人口壓力的情況下，又制造了約4000余萬人的失業者。
⑤ 從方法論的角度看這個結論的推導過程太過表面化，沒有經過嚴格的論證過程。比如宏觀數據的統計結論往往具有許多內涵的不確定因素，而這些因素都對企業效益產生重要的影響，簡單地用這樣的數據作為最終結論的支持條件就經不起嚴格的考證。
⑥ 割裂了企業存在價值的系統性。我們反對一種觀點就是將一個系統性的評價體系棄之不用，而極端地強調企業為社會提供積累的作用，這就是一切向錢看的表現。在現實中可能有許多國有企業在較長的時間內利潤很少，資產收益率是一個很小的數，即使利潤為零，沒有能夠為社會提供積累。但它是完成了提供就業、提供產品、傳承文化的三個方面的社會責任，因而這樣的企業就具有存在價值。可能有人認為一個企業利潤低了就不如不辦，問題是對于就業壓力而言這種想法是明顯錯誤的。沒有利潤的企業我們何妨將其看作是一個下崗工人的福利救濟院呢？
⑦ 違背“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哲學命題。我們這里特別強調，任何事關重大的理論，要付諸實施都必須預先通過一個實踐驗證的過程。沒有進行確證的結論就必然存在著實踐性的風險。自以為有了眾多參與者討論得出的結論就一定正確的觀點是錯誤的，因為理論的匯集只是理論形態的活動，真理性并不因參加人數的多少而改變，沒有實踐過程的檢驗一切都是紙上談兵。這里有一個著名的例子——前此以往，人們總用東西德國的發展差異證明社會主義發展效率低下。我們在《企業制度論之彈詞開篇》（前言）一文中已經證明，這實際上是一個錯誤的結論。這個故事說明——從宏觀上得出的結論，有深入到問題內部進行確證的必要性。更何況國企的問題畢竟是一個微觀性問題，站在宏觀的角度進行分析所獲結論就需要置疑。這有點象站在山頭上看山下一個穿著紅衣服的人，你無法斷定他是男是女，參加的人數再多也無法搞清楚里面存在的細節性不確定因素。
所以直接推論的方法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往往是錯誤的。研究方法和前提的錯誤還在其次，據此得出國企必須私有化的結論就更是錯誤的。這里的錯誤就在于武斷地認為公有制不行了，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就是私有化，而實際上迢迢道路通羅馬，就解決國企效率的問題而言，并不是只有私有化一條路可走。在這里限定國企改革的方法只有一種——私有化，就必然是從理論到實踐都錯誤的主張。
【其次，其它改制理由的評析】
光是有了國企效益這樣的理由，似乎還不足以直接觸動和牽引國企私有化的前行。促成這個運動的因素，除了前述主要的改制理由之外，實際上還有許多次要一些的理由。而這些理由是多種多樣的，對這些次要的改制理由沒有進行深入探討的必要，只要將其簡單地羅列出來，人們就立即可以知道問題之所在。這一部分內容包括如下幾條：
a）地方政府借企業改制的機會牟利
由于國資委的成立，使得國有資產有了直接的管理者，這個舉措很可能被各級地方官員認為是要剝奪其手中掌握的資產處置權，這顯然會喪失許多直接的利益。為了保住既得利益，乘著這些財產的處置權還在自己手里的機會，將國企進行拍賣最少還可以用拍賣得來的錢進行市政工程建設，成為自己的政績。這筆不用審批、申請的資金，有著巨大的誘惑。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各地的投資沖動無法抑制，地方手里有了錢投資的勁頭就大，經濟過熱從這個意義上說也是私有化的一種結果。國企的私有化過程為地方的市政建設籌集了資金，也為官員將國企直接轉化成政績工程提供了機會，但這個不是最終結果，最終結果是將企業和職工推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b）為加入WTO所采取的應對措施
由于加入WTO，對于中國境內的企業而言，外資企業就是一群虎視眈眈的狼。“狼來了”的呼喊，讓許多人為國企的生存捻起了一把汗。認為國企這只羊遲早會被狼吃掉，所以與其等著這些企業消聲滅跡，不如現在將其出手。這是一種推卸責任的做法，這種做法就是眼里只有金錢，沒有民眾的一種體現。這是以錢為本，不是以人為本。
c)西方經濟理論對馬克思主義的置換
任何一種理論形成氣候不僅僅是說說就可以的，它必須形成一個體系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這個體系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對于公有制而言，由于蘇聯與中國實踐的最終失敗，這個理論已經被抹上了灰色，而西方經濟學理論卻由于西方社會的經濟發達使其散發著誘人的賊光。西方經濟理論的龐雜內容中，不僅包含著自身對經濟現象的理解和闡述，還包含著有目的解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系統內容。在引進借鑒西方理論的浪潮中，這些東西在不斷地沖擊著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
二是形成了學術體系。這就需要形成系統的輿論環境、研究隊伍和文化認同。所謂輿論環境就是形成了專門的傳播載體、接受人群和成為人們判斷是非的依據。研究隊伍就是專門建立在西方話語基礎上的研究機構、研究學者。所謂文化認同就是在固有的中國文化環境中獲得認同。西方經濟理論延續數百年的發展過程，形成了一個傳統就是——不斷標榜的科學性。西方經濟學的所謂科學性就是希望建立起一個類牛頓的解釋體系。但現實的表現是牛頓體系可以精確預知地球以外星體的運動，而西方經濟學連下一個年度或下一個月的經濟增長率都算不清楚。在預知未來這方面，所有的經濟學家對經濟問題的評價都和算命先生的表現如出一轍。自稱科學的經濟學發展了一堆數學模型，雖然無用于現實的經濟生活，但是卻可以用這種標榜的科學性唬人，使其成為了取代中國現實理性的基礎，為私有化行為提供了堅實的借口和合理化的心理基礎。這種洋教條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還在于國人的自卑心態為洋教條提供了絕好的成長土壤——由于中國人認識和評價一種事物的方法中，有一種潛在的邏輯就是要為一個人或一件事、一種觀點找到背景，并將這種背景作為價值判斷的首要條件。比如一種觀點的正確與否，人們并不直接地對觀點本身發表看法，能不能被人接受，需要首先看觀點發表者的身份，或者觀點聯系著的學術共同體。所謂人微則言輕。這個時候，國外的洋大師、洋學校、洋文憑、洋名詞都成為了這個背景體系中的高級成分，甚至懂不懂外語都成了觀點高低的評價標準。這種環境就為西方理論地位的確立提供了機會。
三是形成了對政策影響的機制。當連續二十多年西方文化的蔓延過程，沒有形成反思和多種思想的現實交鋒，社會的主流話語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一言堂。學校講述的最高文化境界就是“某國外學者如何認為”。各類刊物發表的論文、研究報告都是西方理論的觀點加一點現實數據。漸進地西方經濟學思想通過一代人作為載體影響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
問題是——這種所謂的“經濟科學“真的能將中國引向繁榮富強嗎？國外的例證是蘇聯解體與拉美化的突顯，同時還有數不清楚的自由經濟國家的發展表現的十分遲緩。而中國到目前為止的高速發展，可以肯定地說都不是受益于西方經濟學。因為中國經濟連續50年的發展過程，絕大部分實踐甚至是在反對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基礎上開始和進展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自有其內在的原因——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六條公理性原因，可以為世界模式和典范。即使最初的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大概也是按馬克思描述的市場經濟以及古典形式的市場理念進行的。西方現代經濟學，特別是最近十幾年流行風頭正健的自由主義經濟學，也只是近幾年才開始真正影響中國的經濟決策。所以無論怎么算，改革開放造成的經濟發展奇跡都與西方經濟學沒有太大的關系，而由于近十幾年的西方經濟學在世界范圍內造成的不良影響和危害卻是現實和明確的。這就是說西方經濟學在其本土沒有創造什么奇跡，在中國也恐怕沒有什么價值。
c) 給了一個政府看企業的新視野
如果我們將中國比作是一個大家庭，各級政府構成的社會管理體系就是這個家庭的家長，或者說是這個家庭的丈夫。在主流經濟學的誘導下，我們的政府顯然成了一個喜新厭舊的丈夫，因為它有一個原配的夫人，后來又找了一個二奶，如此還不滿足齊人之福，又找了許多的野夫人。它的原配夫人叫做公有制，被寵信的二奶叫做民營企業，那些后來找到的野夫人，他們是美國人或者是日本人，一個個打扮的花枝招展，但卻都不是為了國家、社會的發展而來。熙熙攘攘皆為利而來，他們叫做外資企業（合資或獨資）。由于這些野夫人有著白人血統，我們的中下層政府官員往往會覺得野夫人能夠帶來一些攀附高貴人種、交游遍天下的榮耀，所以格外垂青這些野夫人，野夫人們的待遇自然比那個黃臉婆“公有制”要好。又是免稅，又是提供各種待遇。二奶的得寵主要是各級官員們撈了好處就一疊聲地喊好，搞完了假冒偽劣，又去原配那里倒騰東西，一個個過的挺好，唯獨苦了體弱多病、拖兒帶女的原配夫人。
這時有人提出了一種主張說——這些夫人都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者”，所以都應改一視同仁。而且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政府和企業的關系都是一樣的，政府沒有什么理由看重國企。企業在繳稅這個方面看，所有性質的企業都是一樣的。這就給了政府一個全新的視野。這時一個大膽的行動就開始了——政府休妻，徹底搞掉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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