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改革的目的和任務

. 現 代效 率 經 濟 對 腐 敗 的 放 大 作 用
--嚴肅的法制環境對于市場經濟的重要性
現代的商品經濟，已經是其資源能較充分利用的效率經濟。這種日益發展的經濟效率不僅體現為放大利益，它還是一把雙刃劍，既能放大利益，也能放大風險和災難。這些風險和災難包括社會腐敗所造成的惡果。

當某位唐朝的皇帝橫征暴斂，耗費民脂民膏大興土木，修建宮殿樓臺時，他的腐敗所造成的社會財富的損失也就是浪費的人力物力的損失加上因此而耽誤減少的農業及手工業產出方面的損失。整個封建上層的腐敗對社會經濟所造成的損失也同樣是他們所浪費的人力物力加上因此而損害減少的農業及手工業產出方面的損失。

在商品經濟還未充分發展的封建社會，封建上層和官吏的腐敗無疑嚴重地阻礙了社會的發展，損失了大量社會財富。但也正因其還未有現代商品經濟的效率，封建社會腐敗所造成的損失才不會像現代社會那樣被充分放大，其對社會財富的影響也只是以減法在逐漸損耗。其對社會的危害是以量變方式比較緩慢地在積累著，只有當量變的長期積累引起質變時，才會發生明顯的社會動蕩。

而現代商品經濟環境中的腐敗最終都會導致如資本外逃等以外匯的形式流失財富。在現代商品經濟中，不僅有最基本的商品和貨幣流通，還有更發達的金融系統和資本市場融入更發展更復雜的商品和貨幣流通中并起著樞紐作用。有取代了黃金的新的世界貨幣和匯率自由浮動的各國貨幣體系。有股市和匯市。社會經濟的運行因此而更有效率，但也因此而具有更大的風險。

在現代經濟社會，由于表現出貨幣相對交換價值的所有具體商品中有一種流動性極強的財富，它就是雖在國內受到限制卻可在全球范圍自由流動的世界貨幣。過去它是黃金，如今它是美元。凡是其本位幣可與世界貨幣自由兌換的國度，若法制不完善，經濟秩序混亂，尤其是社會腐敗到權勢者和管理者大模大樣地盜竊社會財富人們已習以為常時，就必然會發生社會財富不斷變為世界貨幣大規模逃出國境的現象。當一國以外匯的形式逃離的財富達到一定規模時，由私人資本構成的外資自然也會因感到風險而遠離該國。若外匯流失超過一定程度，即使是緊縮的貨幣政策也支撐不住本位幣的幣值。由于財富是以硬通貨的形式流出，而國內具體的使用價值財富依然存在，因此本位幣與國內商品之間的相對交換價值（即物價水平）起初并無太大變化。本位幣幣值的大幅跌落會首先表現在與硬外匯的比價上，然后才波及到其它具體商品。這個過程起初表現為硬外匯不但相對于本位幣，而且相對于國內商品有著巨大的交換價值。于是（主要由外國人構成的）外幣持有者能夠以難以想象的（以外幣計量的）低價輕易地買走大量國內優質商品和優秀民族企業，造成財富第二波流失浪潮（這是流失外匯比單純喪失國內財富更危險之處）。經
過外匯和國內物質財富兩次財富的重大流失后，惡性通貨膨脹便在所難免。隨著本位幣幣值的跌落波及到國內具體商品，通貨膨脹便迅猛發展，于是引發劇烈的銀行擠兌風潮。國家若不增發貨幣支持銀行，只能聽任銀行破產，經濟崩潰；若以資金支持銀行，則產生更嚴重的通貨膨脹，仍然是巨大的經濟災難。俄羅斯和拉美一些國家的經濟災難就屬于這種類型。

凡因腐敗導致的以外匯形式流失財富，本位幣與外幣的自由兌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但這還不是缺之不可的必要因素。在實行外匯管制，本位幣與外幣不能自由兌換的國度，腐敗的權勢者們仍可通過國際貿易等渠道以外匯形式轉移財富。另外，在支付巨額外匯的對外合作項目中，如出現重大失誤使這些外匯形式的投資成為無效投入，（這或許是由于將資金錯誤地投向了得不償失的無利益項目，或是由于腐敗等其它原因使重大的對外合作項目失敗），由于這些以外匯形式的投資是付給了外國人，所以如成為無效投入，其得不償失的部分就等同于喪失外匯形式的財富。

另一方面，如某國不僅本位幣與外幣能自由兌換，而且還有外匯的期貨市場和股市的期權交易，期貨市場的巨大風險便光臨對宏觀經濟具有關鍵作用的匯市和股市。在股市期權和匯市期貨市場的多空對壘中，總是硬通貨占優勢的一方獲勝。因此，若本位幣與世界貨幣可自由兌換，并開放了股市期權和匯市期貨市場的國家和地區外匯儲備不足，即使沒有腐敗的因素，也極易在外來投機資本的沖擊下，于短期內被掠走大量財富。從而引發金融和經濟危機。東南亞的經濟災難就是這種類型。

總之，不論何種原因，喪失外匯形式的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都會引發金融和經濟危機。這類經濟災難既有包括銀行金融系統在內的大規模公司倒閉及嚴重的失業，也有惡性通貨膨脹。這樣的通貨膨脹其實與貨幣政策的松緊無關，而是財富流失導致的必然結果。由于商品的交換價值取決于人們的現實意愿和欲望，而人們對未來的信心對他們的意愿和欲望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又由于現代經濟是建立在人們現實欲望和意愿基礎上的資源充分利用并高速運轉的“效率經濟”；因此以硬通貨形式大量喪失社會財富而引發的金融和經濟危機，由于人們信心的崩潰和“效率經濟”的放大作用，其損失也必然數倍甚至數十倍于最初引發危機的那些流失財富。總的損失應包括以下幾個部分：1.最初引起危機的那些以硬通貨形式喪失的財富。2.當本位幣與外幣的的比值大跌后，被外國人用（對國內商品有巨大購買力的）外幣廉價買去的國內商品和民族企業。3.因貨幣和銀行金融體系的崩潰導致嚴重的經濟危機所造成社會物質財富的巨大損失。這三部分損失在貨幣的計量上體現為個人、企業和政府巨大的資金損失以及金融系統和各類企業巨額的壞帳，對應的物質財富則包括大量積壓損毀的商品，閑置報廢的設施，廉價賣掉的土地、商品、
建筑、企業和無形資產，因失業而損失的工作時間等等。因建立在人們信心基礎上的社會經濟體系的全面崩潰及這種“效率經濟”的放大作用，第三部分的損失應是最大。總之，以硬通貨形式大量喪失社會財富而引發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它的“殺傷力”足以使一國的經濟實力損失大半甚至十之八、九。東南亞、俄羅斯和拉美一些國家的災難都證明了這一點。

除了以外匯的形式流失財富外，當本位幣在境外的可兌換性增強時，也會發生以本位幣的形式流失財富--即本位幣形式的資本外逃。本位幣形式的資本外逃雖不及外匯形式的資本外逃危害性大（沒有外幣持有者廉價買去國內優質商品和企業的第二波財富流失浪潮），但財富流失積累到一定程度也會造成貨幣（抽象財富）和具體物質財富相對關系的重大改變，引發金融和經濟危機。

在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由于“效率經濟”的放大作用，當代腐敗的互相勾結的權勢者和管理者對社會財富的侵奪將比歷史上任何時期的腐敗具有更大的破壞效果。俄羅斯和拉美一些國家的前車之鑒說明了這樣一條真理：只有法律制度有效保障的，確保人們掙錢的行為同時也是增進社會利益的行為的商品經濟才真正具有發展的生命力。反過來說，任何一個社會，不論其實行什么制度，信奉什么“主義”，都不可能將發達的商品經濟體系建立在損害社會利益的腐敗基礎上。

社會不可能靠腐敗和巧取豪奪來增加財富。（何況還把侵吞的財富外流）

雖然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必要的政治技巧和手段，需要對某些利益集團作出某些讓步。但依靠腐朽勢力并按其意愿和利益進行的改革歷史上從來就沒有成功過，在經濟關系更加復雜也更需要法制約束的現代社會就更不可能成功。

朗咸平教授看到了國企大規模私有化改制所造成的一片混亂、嚴重的社會不公以及巨大的城市貧困人口，并憂心這些尖銳的社會矛盾一旦爆發將導致不可收拾的社會動亂。朗教授因此說道，他的失敗將是國家的失敗。

其實，朗咸平教授還只是看到了危險的一個方面，國企大規模私有化改制引起的大規模國有資產流失已成為資本外逃的主要源泉，這個源泉繼續發展并日益流往國外將導致步俄羅斯私有化引起經濟災難的后塵。俄羅斯在遭受經濟災難后還有森林、石油資源和強大的軍火工業基礎，還可以靠賣石油、木材和軍火而東山再起。而我們有這些能再次崛起的本錢嗎？

中國一旦發生俄羅斯那樣的經濟災難，中華民族將難有翻身之日。不管富人還是窮人，在金融和經濟崩潰時都難以保住財富。十幾億貧困人口為生存將掠奪盡所有的財富和自然資源，商店將全被搶光，山上的樹也全部砍光，水土流失殆盡，河流全部污染。到處是強盜和妓女，社會將陷入毫無秩序的一片混亂，國家四分五裂，戰亂不已。這時的任何政權都將是短命的政權，幾億難民將漂洋過海，亡命他鄉……。

目前的形勢已十分清楚，若不堅決制止住私有化改制造成的國有資產的大規模流失，堵住資本外逃的主要“出血口”，即使有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這道堤壩，我們仍不能避免俄羅斯的老路，甚至遭到比俄羅斯更悲慘的下場。因為人民幣的不可兌換性并不能完全阻止資本外逃，而只能減緩其速度。何況人民幣的不可兌換性不可能永遠維持下去。

中國能否避開前進道路上的劫難和陷阱，真正步入富強的大國行列？如何清除掉自身潰爛的毒瘤，蕩滌腐敗發臭的污泥濁水，徹底解決腐敗勢力侵吞社會財富的問題，并建立起真正法制化的社會制度，是一道繞不過去的歷史關隘。

五．國企改革的目的和任務

1.“責任虛置”與“產權虛置”

國企為什么要改革？因為國企普遍存在一些弊端，導致相當大一部分國企的低效率，尤其是很多國企面臨破產的邊緣。應該指出的是，國企普遍面臨的困境并不都是國企本身的機制造成的。這里還有長期宏觀經濟政策的錯誤造成企業（不單是國企）經營環境普遍惡化的原因。（主要是錯誤的貨幣政策和稅收政策封殺了企業經營的利潤空間。）
但這里不談與主題無關的事情，只探討國企經營機制本身存在的普遍問題。

國企經營機制普遍存在的最大缺陷是什么？有人說是產權不明晰，因產權不明造成了國企資產管理的責、權、利未落實到個人，因此國企經營好壞誰都不上心。許多人因此問道：國家是誰呀？

這種“產權虛置”
的論點其實本身也承認國企弊端最直接的表現是管理職能的責、權、利未落實到個人，因此“產權虛置”之說也是以“責任虛置”的事實為前提，“產權虛置”之說不過是將“責任虛置”的事實歸咎于“產權虛置”，無“責任虛置”之現實，“產權虛置”之說就毫無意義。

那么，國企的“責任虛置”狀況是“產權虛置”的結果嗎？不把國企的產權“改革”給廠長經理，責任虛置就不能糾正嗎？顯然不是這樣。

國企的產權其實是明確的，國企就是國家的。其責任虛置狀況是管理體制本身的問題，與產權無關。如同大的私企或民營企業一樣，在產權明晰的情況下，如不對其經理人實行賞罰嚴明的責任制度，一樣會出現“責任虛置”狀況。

自改革開放以來，國企內部都實行了各種各樣“打破大鍋飯”的責任制，對車間、班組、職工都建立了各種獎懲指標及其實施細則。職工遲到早退，完不成定額，出質量差錯都要被扣被罰。但唯獨對最該實行賞罰分明的責任制的國企經理們卻沒有建立責任制。企業效益好與不好，廠長經理都可比職工多分些獎金（雖然不能多出很多），企業效益不好，廠長經理們則沒有一個被扣被罰的。所有因經營不善或違法違紀理應對國企經理人的處罰，全都由企業來承擔，變成了處罰企業而不是處罰其經理人。正是這種“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式的改革，造成我國國企管理體制中經理人“責任虛置”的重大缺陷。而這恰恰就是國企管理體制中最需改革之處。這不是什么產權不明，而是像朗咸平教授所說的社會經濟體系中“法制缺失”在企業管理方面的具體體現。這種“法制缺失”在打破了所有人的“鐵飯碗”的同時卻給了最該被打破“鐵飯碗”的經理人一個永遠打不破的“金飯碗”。

當然，長期未能對國企廠長經理實行有效的責任制是有客觀原因的。在改革開放最初的十年，我們的市場調節機制是從無到有逐漸建立起來的，經濟體制還帶有很多計劃經濟成分，企業還缺乏自主權，企業經營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不取決于企業自身，而是取決于上級領導及其它行政權力的支持力度，取決于上級領導給提供多少資金、物資等經營條件。要將企業的經營業績分清哪些是企業經理的工作成果，哪些是上級領導或其它行政權力支持的結果顯然有很大難度，但不是做不到，而是根本沒有人去做。（自有貨幣以來，沒有不可量化的經濟成果。）
而在企業的經濟損失中，要分清哪些是企業經理人的責任，哪些是上級領導的責任，雖然有些令人尷尬，但分清責任是非功過則完全是行政權力能夠做到也必須做到的事情。只要經濟改革的決策者和高級執行者決心維護法紀和秩序，而不在意保持官場上的一團和氣，國民經濟體系的法制化（包括企業經理人的責任制度）是完全可以也完全應該建立起來的。但長期以來，這些社會經濟體制最關鍵的部分一直沒能出現。于是在國有經濟體系一系列應環環相扣的責任制鏈條中也就唯獨沒有最關鍵的一環--即朗咸平教授所說的“企業經理人責任缺位”。

在92年鄧小平南巡的推動下，93年我國已基本完成了市場價格機制的改革，企業經營的市場條件己基本具備，并已基本有了經營自主權，這是建立國企經理人責任制的最佳時機。事實上國企在這兩年宏觀經濟環境較寬松的時期中也確實大有起色，但對廠長經理們獎懲嚴明的責任制度卻還是未能適時建立起來。

93年年中緊縮貨幣以后，尤其是94年稅制改革以后，不論國企還是民企，其利潤空間都被日益萎縮的需求和不斷上升的成本所擠壓殆盡，企業普遍虧損。（當時商場上有一句廣為流傳的話：動是找死，不動是等死。）
在這種普遍虧損的情況下更不可能對廠長經理們“賞罰分明”[注1]。

后來于九十年代后半期出臺了國企有限公司經理的年薪制，老總們薪俸之高前所未有，但奇怪的是如此高的年薪卻不與企業業績掛鉤。甚至沒錢的虧損企業也要再向銀行貸款以填滿（本應對虧損承擔責任的）經理們的“金飯碗”。國家對國企經理們支付如此高額的薪俸卻不要求經理們承擔相應的責任以回報，甚至有過不罰反獎，這能起到什么“激勵”作用令人不可思議。與此同時，“法制缺失”的狀況也由于國企大規模下崗分流（國企內部的監督沒有了）和撤銷了國企幾乎所有上級管理機構而迅速惡化。經理人的“責任虛置”便已由“法制缺失”的惡性發展而發展到可以對其經營的國有資產為所欲為的程度。于是在“產權虛置”說和產權改革的輿論鼓舞下，無法無天的國有資產大規模流失浪潮終于匯成了大江大河……。

從2003年初以來，由于新一屆中央領導改變了長達近十年的貨幣緊縮政策，宏觀經濟形勢大有好轉，企業已普遍獲得利潤空間，且企業也早已有了完全的經營自主權，加之“責任虛置”等“法制缺失”的惡性發展所造成的致命惡果已受到普遍的社會指責，因此建立健全獎懲嚴明的企業經理人責任制度已不僅條件完全具備，而且是生死攸關的當務之急。（未完待續）

 
 2004-11-17 2:36:55          
 
  中隱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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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企改革的目的：利益原則還是所有制原則

國企改革乃至一切經濟改革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無疑是為獲得最佳經濟利益。經濟改革其實歸根結底也是以經濟利益為目標的一種活動。正如朗咸平教授指出的那樣：國企改革也是一種經濟行為，既是經濟行為，其成果也就是可以量化的。可見，任何改革措施和經濟政策都必須權衡利弊，爭取最佳利益，避免損失和風險。一句話：以趨利避害為原則。

但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國企改革中，以產權私有化為目標的理論和政策占據了主導地位，私有化成了至高無上的“改革”信條，甚至取代了本應毫無疑問的利益原則。以至于在國企的私有化浪潮已造成巨大的社會危害時，經濟學家和有關人士還在以“改革不可避免的損失和代價”為神圣的“所有制原則”辯護[注2]。

當私有化改制造成幾千萬工人下崗，從而使人民群眾與黨和政府日益對立，社會矛盾更加尖銳，且國家的失業救濟負擔空前沉重時；當私有化造成數萬億國有資產流失，并至少已有二萬億人民幣變成外匯逃亡到國外時；當金融風險因此而空前嚴重，特別是當所有這些巨大的損失發展下去引發俄羅斯式的經濟災難的可能性將越來越大，中華民族將因此而面臨滅頂之災時；還有人在力圖使我們相信：為了包醫百病，“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私有化“改革”，付出所有這些巨大代價都是值得的。

事情就是這樣悖理，但它卻是實實在在的發生了，并還在繼續發生著……。
 3．國企改制中曾出現過的一些奇怪目標

國企改制過程中還出現過一些令人難以理解的具體目標和任務。

如下崗指標，這是96－98年所有的國企都必須完成的硬指標，甚至盈利企業也必須完成。這大概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官方經濟政策。‘人力資源的浪費是最大的浪費’，這是一個最簡單也最普遍的經濟學原理，因此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政策都是想方設法提高就業率。至于企業是否解雇工人，那是企業為盈利的目的而采取的微觀行為，而不應是官方的經濟政策。如果是為了國企能有更高的效率而進行人事制度的改革，給企業人事制度的自主權也就完全足夠了。企業是裁人還是雇人，裁多少人雇多少人，那完全是企業自己的事情，而把“失業率”（下崗指標）當作強制實行的官方政策，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事實上，職工工資在國企的成本構成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國企當時的困境也主要不是職工造成的，而是錯誤的宏觀經濟政策與管理體制“責任虛置”及企業領導人的素質水平問題。因此，“下崗指標”絕非對癥的良藥，從實踐結果來看，許多國企在完成“下崗指標”后，也未能避免破產倒閉的命運，頂多只是稍微延緩了倒閉的時間。強制下崗政策的些微正面效果與其所造成的巨大社會對立和企業內部人心嚴重渙散的混亂局面相比，完全是一項非常負面的錯誤政策。雖目前中央正積極擴大就業，以糾正九十年代后半期的錯誤，但任務艱巨，短期內恐難以根本解決。

在收入的分配政策方面，公司經理、部門經理、企業職工在收入分配上能有多大的差距，那應該是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1.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下是各種人力資源的價格與市場供需平衡相互調節的結果。2.企業內部各種賞罰分明的責任制度客觀形成的差距。

任何一個政府的經濟政策都不會人為地以擴大各階層收入的差距為政策目標，相反，為社會穩定和健康發展，許多國家都通過政府的財政政策、稅收政策等對社會財富再分配，力圖縮小貧富差別和社會矛盾。而在我們的國企改革中，前些年普遍以拉大收入差距為目標。（而不管是否公平合理，是否有積極效果。）

前面已談過對國企經理完全不與業績掛鉤的高額年薪，可以和普通工人有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差距。就連一般的部門經理，也可以和職工有七、八倍甚至十倍以上的差距。
 

應該指出的是，國企內部收入分配如此巨大的差別既不是市場競爭自然出現的局面，也不是報酬與業績掛鉤的各種獎懲嚴明的責任制度客觀形成的差別。它完全是單純以拉大貧富差別為目的的“政策目標”造成的結果。因此它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積極作用，它只能使職工喪失掉最后一點“主人翁”的自豪感，而把自己當作社會的最底層，從而形成尖銳的社會內部對立。其惡劣影響在長期內將難以消除。

現在回過頭來看，國企改革中這些令人難以理解的政策目標是國企大規模私有化改制的前奏，它所造成的破壞性效果為大規模私有化創造了“必要”的理由和條件。而不分青紅皂白地撤銷國企所有的上級管理機構則為國企在缺乏有效監督的環境下進行大規模私有化創造了幾乎完全的可能性和不可多得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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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由于法不治眾，廠長經理們不僅不擔心會有虧損責任，而且很多（經理）人內外勾結，利用三角債拖欠已呈非常普遍的現象，把企業的資金借出不還，以此尋租。致使國企和銀行壞帳迅速上升。

注2：實際上我國在五十年代末已經歷過一場以所有制為目標的改革，只不過和這次完全相反，上次是從私有變為公有，這次是反過來從公有變為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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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國企改革的目標應符合國家的總體戰略

在前面的第五部分里談到的國企改革應實現的目的和任務，是在一般和平發展的正常市場經濟環境中國企改革的目標。這種環境條件下的國企改革目標當然應符合在這種環境條件下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要求。

隨著國家總體戰略的調整變化，國企的經營環境也必然要改變。國企的改革目標自然也應發生與其經營環境的變化相適應的調整。

當前國家的總體戰略一個最顯著的發展變化就是面臨戰爭和戰備。這是一場關系到國家是統一還是分裂，政權是生存還是死亡，民族是興盛還是衰滅的戰爭，只能勝不能敗。利益原則在此時就體現為一切以贏得勝利為最高準則。因此必須準備好強大的軍事力量，才能或戰而勝之，或不戰而屈人之兵。

國企無疑是國家軍品及戰備物資最主要的制造者。在我們周邊的國際環境和臺海局勢空前嚴峻的形勢下，國企大規模私有化改制引起的國有資產大規模流失和嚴重的資本外逃已使國企嚴重失血；國企內部因少數人靠侵吞國家財產暴富而多數人下崗形成了內部離心離德的尖銳矛盾。這種狀況繼續下去，解放軍靠什么去打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制造炮彈的一些工廠為降低成本而大量解雇高工資的技術熟練工人，而代之以大批無技術的廉價勞力。結果因有40％的炮彈不合格，使英軍在一些重要戰役中慘敗。而我們在有英國前車之鑒的情況下，在國企改制的過程中也曾廣泛推行令高工資的技術工人大批下崗，靠大量雇傭低工資的農民工以降低成本的“先進經驗”。特別是在軍工企業中廣泛推行此項“改革”，加上國企私有化改制少數人侵吞國有資產暴富而多數人下崗在國企內部形成離心離德、人心渙散的嚴重局面，已使這些企業產品質量大大下降，嚴重影響了我們的戰爭準備。

因此立即停止導致國企資產大量流失，人心混亂，內部矛盾尖銳的產權改制，即使拋開會引發經濟災難及社會動亂的因素，而只從戰爭和戰備的意義上講，也是對國家生死攸關的事情。

（未完待續）

 
 
 2004-11-17 2:42:56 為中華民族之偉大復興 盡我所責
盡我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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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建 議 采 取 的 措 施

1．應立即停止對國企的大規模產權改制

本文前面已說過，大規模的國企改產權制只能導致國有資產成批的賤賣。特別是有些省、市把目前經營狀況還算不錯的地方大中型國企成批拿來改制，這樣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嚴重的混亂。況且在缺乏有效監督機制的情況下進行的國企改制，只能按腐敗的政府官員和企業領導人的個人利益和意志進行，國有資產的大規模流失勢必無法控制，從而導致類似俄羅斯那樣災難性的后果。經營狀況不錯的企業有什么必要急于成批賤賣呢？

至于所謂“國企應從競爭性領域完全退出”，更屬無稽之談。這種偽學術沒有任何站得住腳的理論根據。當前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企業是清一色的國有或清一色的私有，就是在很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都是“混合經濟”，在所謂“競爭性領域”也都普遍存在著大量的國有企業。有些行業的確只適合政府經營，但沒有任何一個行業被經濟理論證明政府是不能涉足的。

因此，應立即停止（至少也應暫時停止）對國企的大規模產權改制。并認真總結以前國企改制的經驗教訓。

停止對國企的大規模私有化改制，并不是一般地反對私有化。沒有國有資產流失的利國利民的私有化老百姓是不會反對的。應該反對的是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并進而導致經濟災難的大規模私有化運動。這種大規模的私有化運動和過去大規模的公有制改造運動同樣是輕率冒進的。這場私有化運動所發生的大量侵吞社會財富將導致的可怕結果及所產生的惡劣影響，更是比過去的公有制改造有著更加巨大的危害。

2．果斷認真地解決企業領導人的問題

國企最大的問題不是其產權是否明晰，而是其經營管理者是否稱職。此問題若不解決，把企業改成民營就等于把創造社會財富的社會財富交給敗家子，其結果只能更糟，俄羅斯就是最好的例子。

俄羅斯和中國等經濟轉型國家的那些把國有企業搞得一塌糊涂的腐敗的企業領導，即使是在類似西方發達的法制資本主義社會當上私有企業的“老板”，也決不可能是成功的企業家。他們還是會把企業搞垮的。因為他們毫無責任感，他們是任人唯親，任人唯錢的人事制度選拔上來的社會蛀蟲，他們的長處不是經營企業而是監守自盜。可悲的是中國的“產權改革”把大批國企變成了這些社會蛀蟲們的“私企”，以為只要將這些人操控的國企變為同是這些人手中的私企，就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所有問題。如此的“改革”不過是將國企形式的“病態”經濟細胞變成了私企形式的“癌細胞”。當這些“癌細胞”潰爛出血時，俄羅斯的悲劇難道不會重演嗎？

因此，應堅決果斷地撤換那些把企業搞得一塌糊涂的不稱職的經營管理者，代之以經過嚴格的業務及工作業績考核和思想意志品質考核的愛國的管理人才。

  
工作業績、業務水平及經營才能方面的考核應由有關專家制訂考核內容和標準，并由專業人員根據統一標準判定考核結果。而思想意識品質方面的考核應參考跨國公司的一些作法，再根據國情加上愛國主義方面的一些內容。考核者還應參考被考核者一貫的歷史表現并廣泛征求群眾意見。對留用的原國企管理人員，更應廣泛征求包括退休和下崗職工在內的群眾的意見。這方面的工作只要認真過細，應不難對被考核者做出客觀準確的評價。

考核選拔國企經營管理者的人才選拔范圍，應主要從有專業素質并有一定實踐經驗的人員中選拔。也應在廣泛征求群眾意見的基礎上，留用原國企中無腐敗劣跡的稱職的管理人員。

為了能有效地考核選拔出大批合格的國企管理人員，有必要對有權任免選聘國企領導人的國資管理部門及其組織人事部門盡快（最好先于企業）實行獎懲嚴明的責任制。

根據當前國企及其改制中所存在的主要問題，應充分吸取俄羅斯私有化的教訓，立即停止大規模的國企改制工作，代之以大規模的國企整頓工作。以首先解決國企的領導人及其“管理”班子的問題。

為此，需組成大批其成員具有專業技術水平和實際工作經驗的國企整頓工作隊，深入每個大中型國企解決問題。工作隊應由中央和外省市人員組成，包括專業技術人員及管理、財務、監察、審計、政工人員等。工作隊可廣泛吸收原中央和地方各級工業管理部門及思想品質優秀的下崗退休人員參加。每個工作隊的領導成員應由中央直接任命。而考核選拔國企經營管理者的內容和標準則應由中央組織的專門考核機構來承擔。

   3．對國企經營管理者實行獎懲嚴明的責任制

當前國企最主要的問題出在企業的頭腦，這既有上面說到的企業經營管理者是否稱職的問題，也有對經營管理者缺乏有效的獎懲嚴明的責任制度的問題。問題是出在“責任虛置”，而不是“產權虛置”。

雖然目前國資委已結合國企廠長經理的年薪制制訂出了有關的責任指標。但百分之七點幾的贏利指標還是低了一些。特別是自去年中央新領導班子執政以來，宏觀經濟形勢已大為改善，企業贏利水平已普遍有較大提高，并且一個新的經濟高速增長期就要到來。在這樣的形勢下，完成百分之七點幾的贏利指標應該是很容易的。建議適當調高目前國企的利潤指標，（如調到百分之十左右）。使沒有金剛鉆的人不敢攬瓷器活，平庸的業績也不能享受高薪，從而自然淘汰一些無能之輩。應該指出的是，在對企業經理實行獎懲嚴明的責任制后，為防止經理人靠調整財務指標來“提高”業績，國企的業績應經過國家審計機關（或其委托機構）的審計，其審計費用也不能由企業直接付給審計機構，而應由全國人大直接撥款給國家審計機關，國資委（或證監會）按國家規定的標準向企業收取審計費后上交全國人大。

另外還應制訂對超額完成贏利指標的國企領導人的獎勵標準和辦法，超額越多獎勵越多。獎勵物中應包含一部分（獎金折合的）企業股份，這樣可把企業領導人的利益更好地與企業的利益結合起來。企業領導人經營業績出色可持續連任，而業績不佳者不僅不應享受高薪，而且應罷免。因失職造成重大損失及違法亂紀者應追究行政及刑事責任。

若國企老總確有本事，不但能長期擔任企業領導職務，而且其個人擁有的企業股份也越來越大。這是讓他們憑自己的業績及業績所證明的經營才干獲取企業的股權，這樣既公平，又使經營者持有的股份取決于企業的發展，使國有資產增長而沒有國有資產流失；并且能逐漸地自然形成優秀的企業經營人才“持大股”的局面，解決了持大股的經營者的企業家素質問題。保證企業持久健康的成長。這也可導致私有化，這樣的私有化比起憑權勢巧取豪奪的“經營者持大股”運動有著天壤之別。這個區別就是獎勵優秀的管家還是獎勵監守自盜的竊賊的區別，是優秀的管家得到越來越多的股權還是竊賊擁有越來越大的權利的區別。是在長期快速穩妥的健康發展中使國家財富增長的“漸進式”私有化與竊取社會財富導致經濟災難的私有化的區別。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對國企的經營管理者雖有一些責任指標，但由于市場機制還未建立起來，企業的經營成果還要取決于與經營者無關的諸多行政及其它外部因素。因此無法嚴格實行對經營管理者統一標準的公平的獎懲制度。現在不同了，市場機制已基本建立起來，企業已有了完全的經營自主權，因此完全可對企業經理們實行獎懲嚴明的責任制度。

4．地方國資委應實行國家國資委和地方政府的雙重領導

自國資委成立以來，中央直屬的大中型國企已得到有效監管，并正在逐步建立企業領導人的責任制度。因此其發生大規模國有資產流失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

地方的大中型國企是支撐國民經濟的骨干力量，是國企的主力。自其上級主管部門被全部撤消后，地方的骨干國企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監督管理，處于“責任虛置”狀態。目前全國很多地方雖已組建或正在組建國資委，但地方國企的“責任虛置”狀態至今仍未得到有效改善。

當前地方政府和企業的腐敗已呈惡性發展趨勢，腐敗的權勢者們互相勾結，形成盤根錯節的地方腐敗勢力網。在這種形勢下實行大規模的國企改制將為這些地方腐敗勢力創造怎樣的機會？這無異于把無人看管或僅在形式上有人看管的財富擺到欲海無邊的竊賊面前。就是不搞全面的國企改制，在地方腐敗盛行且無有效監管的形式下，也必然會經常發生國企資產的嚴重流失。與腐敗的地方勢力亢瀣一氣的國企經營者們既可在日常經營中通過復雜交易將國有資產轉移至自己的帳戶，又可利用各種重組的機會侵吞國企資產。因此，必須像對中央直屬國企那樣對地方骨干國企實行有效監管，徹底改變其“責任虛置”的狀況，才能避免國企資產的進一步流失。中央雖已一再三令五申，不允許以低于凈資產的價值出售國企，力圖制止國有資產的流失。但在地方腐敗勢力惡性發展且地方國企處于缺乏有效監管的“責任虛置”狀態下，中央的指示靠誰去執行？是靠要聽命于地方領導人的地方國資委去監督和自己的頂頭上司勾結起來且受其保護并與之共謀如何侵吞國企資產的企業領導人嗎？

國資委是具有很強的監督職能的管理機構。凡是監督都是自上而下才能監督，未有哪個監督部門能夠監督領導本部門的黨政負責人。所以監督的職能要求其部門必須有來自上級監督部門的撐腰，必須是隸屬關系垂直的監督系統。（這也就是為什么在我們所有的監督機構只隸屬于同級黨委的組織構架中，監督失效，腐敗橫行的根本原因。）地方骨干國企是否能得到有效監管，成立地方國資委僅是必要條件之一。更重要的是地方國資委能否發揮作用，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它與當地的黨政領導及上級國資委是怎樣一種工作和隸屬關系。

鑒于地方骨干國企在地方經濟中的重要作用及對地方環境的依賴，地方國資委的一些工作離不開當地黨和政府的領導和支持。又由于地方腐敗的嚴重程度，對地方骨干國企的監管及對地方國資委的領導也不應完全由地方擔負。

因此建議地方國資委實行國家國資委和地方政府的雙重領導。

地方骨干國企的重大資產變動應由地方國資委報國家國資委審批。國家國資委應在一個合理的期限內對地方的報批作出答復。

不論國家國資委還是地方國資委都應和所有國企一樣，盡快實行獎懲嚴明的各種（尤其是對各級負責人的）責任制。對國資委各級負責人實行的責任制應和國企不同，除了一些與企業效益一致的指標外，主要還應有體現對企業監督的特殊指標。如有監管不力或與企業領導沆瀣一氣弄虛作假者，則應比企業經理處罰更嚴厲。

地方國資委的負責人應由上一級國資委委派。國家國資委應定期組織各地方國資委異地循環檢查地方骨干國企的資產變化和經營狀況。

國資委的監管業務性質要求國家國資委和地方國資委都應有一大批各類專業技術人員，才能隨時對企業的資產處置問題和經營狀況實行有效的監管，并對各級國資委和國企負責人的責任履行情況及對各方面專業人才的選拔、考核、任免、獎懲等作出準確的判斷。

（未完待續）

 
 
 2004-11-17 2:44:47          
 
  中隱于市    
 
 
  頭銜：評論組主編
  等級：版主
  文章：59
  積分：1068
  注冊：2004-10-1
              第 5 樓 
 
 

   5．繼續實行嚴格的外匯管制和人民幣出境管制政策
恢復黃金管制政策

本文在前面已闡述了現階段實行外匯管制的必要。如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就實行人民幣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必將導致無法控制的資本外逃，發生俄羅斯那樣的經濟災難。

值得慶幸的是，務實的新一屆國家領導人已經認識到在現階段實行人民幣自由兌換的巨大風險，并采取措施停止了人民幣可兌換性的改革。

  
實際上在超過一半的資本項目中，人民幣已經具有了可兌換性。外匯管制這道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的堤壩目前雖已是百孔千瘡，不可能完全阻擋住資本外逃，但它能大大延緩資本外逃的速度，為我們爭取解決國有資產流失問題的時間。但若在這段寶貴的時間內，我們自己不抓緊堵上國有資產流失的漏洞，則早晚還會步俄羅斯的后塵，遭受慘重的經濟災難。

因此，外匯管制政策在目前還是絕對不能放松，眼下外匯儲備雖增加不少，但我們還有許多外債，況且用十幾億人作分母，人均的外匯儲備仍是低水平。

前不久，國家對建行和中行注入了折合人民幣4500億元的外匯資金。為銀行注資雖很有必要，但若對注入的外匯放松管制，仍有可能發生嚴重的外匯流失。目前各商業銀行都有大量個人存款屬于流失的國有資產，若對注入商業銀行的外匯缺乏管制，使個人存款中人民幣形式的流失國有資產，轉變為個人存款中外匯形式的流失國有資產，則很容易使這些外匯形式的財富被轉移出境。而這個轉變從商業銀行本身的經營效益和資產負債表上根本反映不出來，因為這與銀行的經營利益和收支狀況無關，但對國家的經濟安全卻關系重大。即便是商業銀行的外匯保持收支平衡，仍有可能在外匯外部流入（外資進入中國或出口企業用外匯換人民幣）的掩蓋下，發生大量個人存款形式的流失國有資產變成外匯逃出國境的情況。一旦外資感到金融風險增大而撤出，就會露出資本外逃的窟窿。

因此，對商業銀行注入資金，最好還是以人民幣的形式注資為好。有人認為注入人民幣（基礎貨幣）有通貨膨脹的風險，這種擔心其實根本沒有必要，國家完全可以通過嚴格控制一定程度的存款準備金比率來避免貸款規模過大的情況。在當前商業銀行壞帳過多的情況下，實行嚴格的存款準備金比率制度無論如何都是很必要的。為商業銀行注資其實也是為了維持一定程度的存款準備金比率。

對外資銀行開辦人民幣業務應非常慎重，其業務應置于完全的監控之下。應嚴格禁止一切外資銀行辦理人民幣與外幣之間的兌換，違者重罰并追究刑事責任。此關若不把牢，則必將成為資本外逃的最大出血口。

總之，只要國有資產還在繼續流失，國內還有意圖外逃的“資本”及其源泉，人民幣的不可兌換性就不能改變。腐敗一天不解決，外匯管制就一天不能放松。腐敗永遠不能解決，人民幣的不可兌換性就只能永遠維持下去，中國就只能與世界經濟永遠隔著一道鴻溝。因此，如何盡快徹底解決腐敗造成的國有資產流失，將決定中國經濟發展的前途。

在當前中央加大反腐力度的形勢下，還未逃出境外的已流失國有資產及各種非法收入，其外逃的動機已極大地強化。它們的非法“主人”正在尋找并創造一切可能的機會將其轉移出境，在這種形勢下更需要嚴格的外匯管制政策。

隨著人民幣在港臺和東南亞地區可兌換性日益增強，人民幣形式的資本外逃也會日益增加，因此在堅持嚴格的外匯管制的同時，也有必要加強對大額人民幣的出境管制。

黃金并未退出世界貨幣的角色。從長遠來說，隨著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及各國經濟實力的消長，美元遲早要喪失世界貨幣的地位。由于美國長期巨額的貿易赤字，美元很難避免長期走軟，因此其充當世界貨幣的角色也必將不斷弱化。在一種新的世界貨幣替代美元以前，黃金不可避免還會是最可靠的世界貨幣。因此應恢復黃金管制政策，關閉黃金的期貨市場，防止腐敗分子將不法收入變為黃金流失。這樣還有一個好處，待黃金管制和關閉黃金期貨市場使金價下跌到一定程度，國家可不失時機地趁低價建立黃金儲備。避免將硬通貨全放在美元和美元債券一個籃子里。

    6．徹底清查追究一切國有資產流失事件

為徹底杜絕國有資產的繼續流失，必須依法追究以前發生的一切國有資產流失事件，絕不能認可任何竊取國有資產的非法行為。惟有嚴肅法紀，將一切侵吞國家財產的蛀蟲繩之以法，才能威懾正意圖伸向國有資產的黑手，杜絕此類事件繼續發生。不懲前就不足以毖后，這也是為了挽救許多正要犯錯誤的干部。

  
決不姑息遷就任何竊取國有資產的行為，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原則。但目前國內還有大量貨幣形式的流失國有資產尚未逃離出境，腐敗分子感受到被追究的危險后，勢必千方百計將這些不義之財轉移出境。因此在具體作法上必須非常講究策略，既要追究對國有資產的非法侵吞，又要阻止大批腐敗分子挾款潛逃。正如一個謎語中所說的那樣：“一棵樹上十只鳥，開槍打死一只，還剩幾只？”

  
為了全部擒住這“十只”驚弓賊鳥，需要先撒一張大網，同世界上所有國家和地區簽訂協助緝捕追贓及引渡的雙邊協議。（令人欣慰的是中央對此已有部署。）
此外，還要多準備“幾竿槍”，擴大審計監察力量，并將審計監察系統改變為類似于中紀委那樣垂直隸屬于中央的系統，使中央能在短期內查清大批經濟案件（一次多打下幾只鳥）。除了一張大網，多“幾竿槍”外，還要多幾只“眼睛”“耳朵”，監視這些賊鳥及其贓物的行蹤。為此需要盡快實現全國銀行間的聯網，充分利用銀行計算機網絡監視可疑的大額資金的流動軌跡，必要時凍結這些資金；并充分利用公安系統、海關系統的網絡監控阻截竊取國有資產的嫌犯（驚弓賊鳥）及可疑資金和貨物離境。

既要清算對國有資產的侵吞，同時又要有效地阻截腐敗分子挾款潛逃，這是一項十分艱巨而特殊的任務，是一場關系到國家前途命運的生死斗爭。需要全國一盤棋，各地方、各個部門必須互相配合，統一指揮，統一行動，每次統一行動又必須高度機密。

因此，必須有中央強有力的統一指揮，必須有黨、政、軍權高度的集中統一。中央面對的是互相勾結盤根錯節的關系網和保護傘，因此必須采取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有效措施，以打破這些關系網和保護傘。可吸取我國歷史上成功的吏治經驗，實行縣以上干部全國統一調配，異地（到外省）任職。貪官污吏一旦脫離其關系網和保護傘，貪贓枉法的能量和膽量就會大大下降，也比較容易對其進行處理。

以上拙見，班門弄斧之處，還望海涵！謬誤之處，敬請批評！

                                           楊芳洲  

                                                
2004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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