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屆六中全會后的中國分析
作者：知原
現在離十七大的召開還有近一年的時間，但從胡溫新政以來所看到的變化，以及上個月十六屆六中全會對未來的基本定調，我們不難窺測出未來中國的大體動向，對未來中國進行某種程度的預測。
我個人認為，十七大（或十六屆六中全）可能會標志著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已基本完成，下一步是“穩定完善”時期——堅持科學發展觀、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經過三年“闖關”（1998－2000）、五年徘徊（2001－2005），中國現在終于找到了一條出路。十六屆六中全的意義可能不低于七屆二中全會、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意義，十七大的意義可能不低于十二大的意義，都是中國重大關頭的轉折性會議。
因此，就目前看，中國的發展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奠基階段（毛澤東時期）；二、轉型階段（鄧江時期）；三、穩定完善階段（胡時期）。
奠基時期的基本特點是追求的是一種理想主義、政治運動不斷、人民生活貧困，但人民的思想覺悟很高、官員清謙、社會公平。在這一階段，中國建立了基本的教育體系、科技體系和工業體系，為下一個階段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轉型時期的基本特點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有了長足發展，以輕工業和商業的發展為主，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提高。但是社會分化嚴重，道德敗壞，貪污腐敗泛濫。在這一階段，中國的經濟雖然有了長足發展，但也應看到表面的繁榮卻隱藏著深層的嚴重危機。對這一階段，有一種說法叫做補資本主義的課，就是搞資本的原始積累。
六中全會則標志著我國的資本原始積累時代已終結，少數富人“流氓致富”的時代已結束，下個時期將是一個講公平、講正義、講法制的時期。那些特殊利益集團應當消除，人民的權益應當得到維護，基本社會保障體系應當建立。
中國古代的“變法”結束后不久，國家常常陷入了動亂，這是未來中國要解決的一個核心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是能否成功的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所在。六中全會的指導思想無疑是非常正確、非常合適宜的，但由于特殊利益集團經過這么多年的成長發展已長大成型，所以我們也應該看到問題的嚴重性和任務的艱巨性，而不應盲目樂觀。
有人將未來中國定位為走好社會主義還是走好資本主義的道路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好社會主義的道路和好資本主義的道路對中國來說可能只是一個表面現象，中國的真實可能主要走的是洋務運動時期的“中體西用”之路，即深層政治經濟文化模式主要是傳統中國的繼續，表層則由于受到近現代西方的影響而具有一定的現代因素（現代技術和工業文明）。只不過比洋務運動時期涉及的范圍更廣，層面更深一些吧了。
社會主義也好，資本主義也好，它們其實都屬于西方的話語，用它們可能很難描述中國的真實。中國是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傳統文化的潛意識影響和傳統社會的慣性十分巨大，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這160多年并沒有能改變中國的根基，因此中國從自身歷史來看或許能讓我們把握得更清楚。
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文化模式可以簡略的表示為：王（皇）權世襲制＋官員科舉制＋土地私有制＋儒家思想。王（皇）權世襲制是貫穿于夏至清的整個歷史的，但是在這之前的堯舜禹時期實行的卻是禪讓制，即領導人交接班制；官員科舉制是從隋唐開始實行的一種官員選拔制，之前的演化路徑是世襲制→軍功爵制→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科舉制；土地私有制是秦之后占主導的經濟制度；儒家思想則是從漢武帝開始成為正宗。王（皇）權世襲制和官員科舉制屬于政治層面的東西，土地私有制是經濟層面的東西，儒家思想則是文化層面上的東西。在現今主要有以下幾大變化：
從政治層面看，現今的中國主要是從古代的王（皇）權世襲制演變成了領導人的交接班制，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進步，盡管這離許多人夢想的民主選舉制還很遠。羅素在其《西方哲學史》的第十四章——《洛克的政治哲學》中說，“在我一生當中，巴西、中國、俄國、德國和奧地利的皇帝絕蹤了，換上一些不志在建立世襲朝代的獨裁者。”“倒有一個大組織從來不帶一點世襲因素，就是天主教會。各種獨裁制假若存留下去，可以逆料要逐漸發展一種政治形式，和教會的類似。”就目前而言，羅素的預言是非常正確的。
但是，由于1905年科舉制的廢除，中國的官員制在某種程度上卻恢復了類似于魏晉南北朝的世族壟斷制，并進而孕育出了當今中國的特殊利益集團，盡管有著選舉制和公務員制的形式。我認為，特殊利益集團最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利益能世襲、能惠及子女。利益集團如果是開放的，能憑個人的能力和努力而進入，這樣的利益集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種封閉的利益集團，它不允許非利集團的人進入。世襲制和變相世襲制形成的就是這種封閉的利益集團和封閉的非利集團，得利者其子女跟著享福，失利者其子女跟著遭殃。美國的社會分化也很嚴重，也有一些利益集團，但由于它的利益集團是開放的，所以并沒有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在中國古代，正是由于隋唐科舉制的實施使門第不高的庶族通過考試能夠參加到政權中來，所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礎——“九品中正制”，從此存續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終得以滅亡。因此，當今中國的選舉制和公務員制的實質化是十分重要的，是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將十分有利于和諧社會的建立，及有助于瓦解特殊利益集團。
從經濟層面看，中國近三十年的轉型時期的核心任務其實是在發展私有制經濟，有人將其說成是在補資本主義的課，但如果我們注意到從秦至清時期的中國其實也是私有制經濟，只不過那時的經濟以土地為基礎、是農業經濟，而現在的是企業為基礎、是工業經濟。我們似乎也可以說，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我們恢復了以前的私有制經濟，只不過是學習了西方的工業和技術，將這種私有制經濟建成了以企業為基礎的工業經濟。事實上，鐘慶在其《刷盤子，還是讀書？》一書中就認為秦至清時期的中國其實就是農業資本主義，就是自由市場經濟。我個人認為這一說法是很深刻的。
在文化層面上，在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爭的火熱之季，新儒家異軍突起，中國確有從傳統文化尋找資源的可能。閑言君說的好，“既然在政治上無法選擇西方多黨競爭制及普選制的道路，那么西方價值理論對于現行秩序就始終具有重大殺傷力，從馬克思、孔子那兒尋找資源抗衡也就成了執政黨的不二選擇。”（參閱閑言《對當前時局的整體判斷》，見烏有之鄉）“和諧社會”理論本身也顯示了這一信息。
總的來說，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我認為走的主要是“中體西用”之路，在表層上，中國學習了西方的工業和技術；在本質上，無論是在政治層面還是在經濟層面，中國都更多的與古代相近，而與西方相異。我們的問題是，這一“中體西用”之路能否促使中國走一條與西方不同的現代文明之路？中國正以實踐的方式在向世人回答這個問題。
有人可能不同意中國的“改革開放”已基本完成的判斷，他們說中國還有許多需要改革的地方，尤其是政治改革。我要說的是，如果政治改革是指政府職能轉變、機構改革等，那么這樣的政治改革中國其實已經進行了很多次了；如果是指將中國的政治制度改變成西方的民主制、多黨制，那么這樣的政治改革只是一些人一相情愿的幻想，它對中國而言是不真實的。這次六中全會已明確指出，我們的政治改革是“擴大黨內民主，推進黨務公開……加強對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的監督……”“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
對于這些還未完成的經濟改革，以及“擴大黨內民主，推進黨務公開……加強對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的監督……”“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意義上的政治改革，這些都可以作為建立和諧社會這一新的大題下的子題目繼續進行。
早在98年，朱總理就宣稱改革進入了攻堅時期，并打算通過三年的攻堅來完成。但后來的結果發現，改革攻擊的難度遠比當初想像的要大，所以有了五年的摸索時期。現今，經過五年的摸索終于找到了一條新的道路，就是可以把改革的難關放在建立和諧社會這一新的大題下的子題目通過二十年的艱苦努力來完成。
有人認為，隨著我國私有制經濟的發展，將推動西方民主制式的政治改革。這個觀點是不成立的，因為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中國古代的秦至清時期其實就是“集權的政治制度＋土地私有的經濟制度”。這說明集權制是可以和私有制相適應的，而并不一定是和公有制相適應，我們只需要將土地私有制變更成企業私有制即可。事實上目前的中國走的正是這個方向。
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民主制從本質上講是和公有制相適應的，而集權制從本質上講是與私有制相適應的。因為民主制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公有制，與它相適應的應當是經濟公有制而非經濟私有制；而集權制則是一種政治私有制，與它相適應的應當是經濟私有制而非經濟公有制。
“集權的政治制度＋私有的經濟制度”與“民主的政治制度＋私有的經濟制度”。這兩種模式誰最終會取得勝利？我個人相信最終會取得勝利的是“民主的政治制度＋公有的經濟制度”這一政治經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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