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宜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當詮釋為“現代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當詮釋為“現代市場經濟”

應宜遜

內容提要 1992年寫入“十四大”報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詞，是為了適應當時形勢需要而采用的政治性詞匯，不能按字面理解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無論是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還是傳統的計劃經濟社會主義、或者北歐民主社會主義，都是不能或者沒有必要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市場經濟有兩種基本類型：①古典市場經濟即經典資本主義，經濟增長與社會公平分道揚鑣：②現代市場經濟，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互相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當是“好”的市場經濟，因此應當界定為“現代市場經濟”。進而，“堅持改革方向不動搖”，就是“堅持‘現代市場經濟’改革航向”不動搖。

關鍵詞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古典市場經濟  現代市場經濟

自從1992年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寫入“十四大”報告并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后，我國的改革與發展大大加快，成績令世人為之矚目。但在另一方面，以社會貧富差距迅速擴大為中心的多種社會矛盾也快速地滋生發展了。造成上述格局的原因頗多，從改革理論方面考察,便是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真實涵義缺乏科學合理的界定，以致在實際改革過程中往往被“各取所需”，進而造成這樣那樣的偏差。筆者認為，應當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乃是一個適應于當時形勢需要的“政治性詞匯”，其真實涵義應當界定為“現代市場經濟”。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政治性詞匯，不能按字面理解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詞最早出現于1979年于祖堯先生發表在《經濟研究》上的一篇論文中。1992年秋被寫入“十四大”報告。當時之所以要在官方文件中使用這一詞匯，即在“市場經濟”前面加上定語“社會主義”，是為了適應當時特定的政治形勢需要。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在1990年冬出臺的官方文件中，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被表述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說白了也就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比1984年10月出臺的“有計劃商品經濟”還有所后退。并且，在整個1991年中，在公開發表文章時，只允許使用“市場調節”，而不允許使用“市場經濟”，用了，就是搞“自由化”。1992年春，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極大地鼓舞了廣大人民的改革熱情，促成了新的改革高潮。在這種形勢下，解禁“市場經濟”一詞并寫入官方文件，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但同時也必須考慮，怎樣妥然地與“以往”銜接，使“彎子”轉得緩和一些，不致于助長不穩定因素。基于這樣的背景，使采用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詞。對于這一新詞匯，雖則國外人士普遍表示不理解；但是國內人士則大都表示認同，起到了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穩定”的良好效果。所以，當時使用這一詞匯是必要的、成功的。但是也必須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不能按字面理解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什么是社會主義？剔除“空想社會主義”后，主要有三類。

1、馬克思構想的社會主義，即科學社會主義。它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比資本主義高出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形態。科學社會主義是建立在高度發展的生產力基礎上的。由于生產力高度發展、“物質極大豐富”，相對于人們的消費需求，產品便不再具有稀缺性。進而，一則，私人占有生產資料已不再必要，以致實現了生產資料的全社會公有，勞動成為生產過程的唯一主宰。二則，由于產品的稀缺性不復存在，因而不再表現為商品，進而價值、貨幣也不復存在。三則，這時按物質的豐裕程度，消費品已經可以“各取所需”，但由于人們的思想意識落后于客觀存在，“私有”觀念尚未完全消除，因而還需要“分配”，在商品、價值、貨幣等工具消亡的條件下，只能按向社會提供的勞動量來分配，即“按勞分配”。馬克思構想的社會主義只能在全世界同時實現。因為，如果在某個國家或地區中，產品尚有稀缺性，那么，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產品便會以商品形式流入，結果便是，要么全世界的產品均具有稀缺性，要么全世界的產品均不具有稀缺性。目前，馬克思構想的社會主義雖然還只是一種未來社會的理想；但是，從生產力發展的長期趨勢看，它并不是不可能實現的夢，從最低限度說，也是可以無限地趨近的（注意，實現愛因斯坦的“時空超越”，需要快于光的速度，難度絕對不會比實現“物質極大豐富”小）。

2、“傳統”模式社會主義，即計劃經濟模式。列寧抽掉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的必要的物質基礎條件——“物質極大豐富”，提出“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蘇聯依靠國家暴力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進而實行以指令性計劃代替市場的計劃經濟及所謂的“按勞分配”。蘇聯還把這種計劃經濟模式推廣到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并且以是否實行計劃經濟作為判別是否忠實于社會主義的依據。這種“計劃經濟”實際上是“統制經濟”。由于它能夠最大限度地動員資源，因而短期效率良好；但是，由于市場機制受到嚴重的行政抑制，不利于技術創新，經濟增長方式是“外延”的，因而長期效率低下；同時，作為其運行的必要代價，廣大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也受到嚴重壓抑。因此，在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和平競賽中最終落敗。目前，在蘇聯東歐等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的原“社會主義國家”中，計劃經濟模式早已通過“劇變”而垮臺；在中國、越南等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原“社會主義國家”中，則正在通過漸進式改革逐步邁向市場經濟。這種計劃經濟模式與馬克思構想的社會主義完全是兩碼事。它既拋棄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核心——唯物史觀，更不是比資本主義高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形態。其真實的社會性質基本上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一則，其生產力水平遠遠沒有達到“物質極大豐富”，產品的稀缺性依然存在，商品、價值、貨幣也仍然存在。這表明，其社會形態性質是不可能超越資本主義這一歷史發展階段的。二則，生產資料為國家壟斷占有，并且在運行中明確顯示出符合《資本論》詳細論證過的“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的特征，即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國富民窮”，一方面，國有資產大量累積，另一方面，廣大勞動者相對貧困。

3、北歐模式，即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當“社會主義”在全球“吃香”時，亞非拉歐先后出現過多種“自封”的社會主義。它們的共同特點是：搞了一些國有制、社會福利、國家計劃調節和收入再分配，有的還加上“一黨專政”。蘇東“劇變”后，這些“社會主義”也多數銷聲匿跡了。其中也有生命力強、搞得好的，這就是以瑞典為代表的北歐民主社會主義（也被稱為福利社會主義）模式。這種模式的基本特點是：在私人產權的基礎上，引入了一定程度的國有制，尤其是在必要的公共產品生產領域；既有完善的市場機制，可以確保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又有力度很大的國家調節和收入再分配，有效地控制了社會貧富差距，北歐模式國家的財政收入通常占GDP的50%以上，瑞典甚至高達65%左右，通過“再分配”，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被控制在0.25～0.29的低水平上；民主與法制健全，廣大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權利，政府官員則受到來自于公眾的有效監督。“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運行績效良好，不但總是占據著各國政府清廉程度排行榜的前茅，而且也進入了各國競爭力排名的前列。北歐模式國家的真實社會性質是什么？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考察，一方面，鑒于商品、價值、貨幣依然存在，顯然尚未脫離“資本主義”這一歷史發展階段；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在那里，“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已經不明顯了，社會的貧富差距不再隨著生產力的提升和資本的積累而不斷擴大，這表明已進入了一個不同于《資本論》中所描述的資本主義發展新階段。

綜上，①不言而喻，馬克思構想的社會主義即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是無法與市場經濟結合的。②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則不宜也不可能作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不宜”，計劃經濟模式已經在和平競賽中落敗，如果依舊把這種模式當成社會主義，不僅不科學，而且更是貶低了社會主義，客觀上造成“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不可能”，“計劃經濟”配置資源的基本手段是計劃（尤其指令性計劃），“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基本手段是市場，由于“基本手段”只能有一個，因而兩者是無法對等地結合的，要末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要末是“帶有國家計劃調節的市場經濟”。③如果把北歐民主社會主義模式作為“社會主義”來與市場經濟結合，則要克服“認同”障礙而且也無實際必要。一則，迄今為止，在我國官方文件中，均未承認北歐民主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因此首先要解決“認同”問題。二則，北歐民主社會主義本身就是帶有國家調節的市場經濟，毋須再去與市場經濟結合。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當界定為“現代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是建立在“大規模商品生產”基礎上的，是與資本主義這一歷史發展階段相聯系的。因為，在封建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水平下，還不可能形成“大規模商品生產”，進而也不可能出現市場經濟；在比資本主義高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由于生產力水平極高，商品、價值、貨幣已經消亡，因而也不可能有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有兩種基本類型：古典市場經濟和現代市場經濟。兩者的基本區別在于是否顯現“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

古典市場經濟也就是經典資本主義，它是完全符合《資本論》描述的資本主義社會。它由于缺乏必要的社會公平，進而社會再生產不斷地受到破壞，大大影響經濟效率。古典市場經濟有兩大基本特征。一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不斷兩極分化。由于勞動力商品以勞動力價值出賣，因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資本的積累，資本的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不斷上升。二是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由于社會兩極分化，廣大勞動者的消費增長跟不上經濟增長，因而社會消費傾向偏低、總需求不足，進而周期性地爆發經濟危機。

現代市場經濟起始于上世紀30年代。1929年爆發的經濟大危機，意味著經典資本主義制度走到了盡頭。美國1933年開始的“羅斯福新政”，從經濟到政治對經典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深刻的改革，建立了有力的國家調控和收入再分配，使得古典市場經濟的兩大特征扭曲、變形，不再明顯。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不再隨生產力的發展而上升，并且還有所下降，最終被控制在0.3-0.4的“中等程度不平等”范圍，社會關系趨于“和諧”。進而，“總需求不足”便從源頭上得到良好治理，以至經濟危機基平熨平。據前蘇聯學者研究，1953-1985年，在世界主要大國中，經濟運行最平穩的是法國，次為美國，再次為蘇聯。二戰后，“羅斯福新政”的基本經驗通過經濟學家凱恩斯的理論“包裝”，在西方發達國家中普遍推行，進而使這些國家紛紛步入“現代市場經濟”。以瑞典為代表的北歐模式國家也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組成部分，只不過北歐模式的社會公平程度更高一些而已（注意，北歐模式國家都是人口不多的小國）。

毫無疑問，“現代市場經濟”是當代生產力條件下最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先進性最好的體制。當代，不僅那些最發達的國家，而且那些在“現代化”道路 上從“后進”追趕“發達”最卓有成效的國家，無一不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比如二戰后的日本與亞洲“四小龍”，它們隨著工業化的進展，基尼系數是趨向下降的，與十九世紀歐美國家工業化時期完全不同。而那些基尼系數居高不下，甚至還在不斷擴大的、實際上還基本停留在“古典市場經濟”的國家，如某些拉丁美洲國家，則在“現代化”道路上步履維艱，其中有的國家雖然也曾一時輝煌，但最終還是由于社會矛盾重重而陷入相對停滯。

“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社會性質是什么？“現代市場經濟”雖然尚未脫離資本主義這一歷史發展階段，但是與《資本論》所描述的經典資本主義制度相比，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不但經典資本主義的兩大基本特征變得模糊了，而且全體公民都分享了經濟發展成果，也即社會生產的目的基本上已成為“追求社會進步最大化”。因此，“現代市場經濟”的社會性質應當定位為“帶有社會主義因素的資本主義”，或者說“正在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資本主義”。這種“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性質，還可以從下列事實中得到佐證。未來社會——共產主義及其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的某些萌芽恰恰是發生在那些生產力水平最高的現代市場經濟國家中。比如金錢觀念，美國從上世紀60年代末開始，法國從70年代末開始，年青人不愿繼承遺產成為社會風尚，到了80年代初，法國的律師因此而失去1/3的工作；目前，美國的富豪們已不愿將財產留給子女，而要在生前還歸社會。又如勞動觀念，在美國人的心目中，任何為社會所需要的勞動都是受人尊敬的，沒有貴賤之分，因而大學生、研究生在課余去洗碗、端盤子、擦皮鞋、做保姆是十分平常。再如，“公仆”、平等、反對各種岐視、職工參與企業管理，等等。

法國經濟學家吉爾貝爾特•勃拉爾頓（他的觀點是“十四大”報告中“市場經濟”部分的兩個理論參考依據之一,另外一個是英國戴維•皮爾斯教授主編的《現代經濟學詞典》）曾經論證過現代市場經濟與經典資本主義的區別。他說，“（現代）市場經濟與（經典）資本主義的邏輯是極其不同的。”“（現代）市場經濟追求的目標不僅僅是利潤，重要的是追求經濟發展，提高實際生產率，因而提高居民的實際收入。相反，（經典）資本主義追求的只是企業利潤。”“以下5個參數的結合排列順序可以顯示是（經典）資本主義經濟邏輯還是非（經典）資本主義經濟邏輯。這5個參數是：①當事人的決策自由和對決策的責任；②全體當事人協商參與決策；③所有權的法律屬性；④利潤最大化；⑤經濟進步和和社會進步最大化。例如，①、③（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私有性質）、④的結合顯示出強烈的（經典）資本主義邏輯，而①、②、⑤、③、④的結合則表明（經典）資本主義邏輯的消失。”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的提出，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認識大飛躍。意味著我國將通過改革最終完全脫離計劃經濟體制。然而，前文已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政治性名詞，不能從字面上去理解其內涵。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改革目標的內涵不清晰，致使改革過程中的盲目性加大。一會兒強調“與國際接軌”，一會兒又強調“中國國情”，實際上是跟著感覺走，甚至是跟著特殊利益集團的鼓點走。十年來，我國社會的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基尼系數已達到0.47以上，遠遠超過0.4的警戒線。世界銀行也指出，中國在不長的時間內，就由社會貧富較為均勻的國家演變為較為不均勻的國家，這在世界經濟發展中是很少見的。經濟高速增長與社會矛盾加劇并存的情況表明，十多年來，我國實際上是在向著“古典市場經濟”前進，即向著“壞”的市場經濟前進。當然，這并不是改革的初衷。作為改革目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顯然應當是一種“好”的市場經濟，是社會和諧、公平程度較高的市場經濟。因而，應當也必須用“現代市場經濟”來界定、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唯此，才有可能真正地端正改革航向，實現改革初衷。

三、堅持“現代市場經濟”改革航向

用“現代市場經濟”來界定、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后，“堅持改革方向不動搖”，就是要“堅持‘現代市場經濟’改革航向”不動搖。這是正確、必要的選擇。為此，我國需要完成兩大基本任務。一是完成“擺脫”。我國目前尚未完全脫離計劃經濟框架，一些最重要的資源仍然依靠行政手段配置，而不是依靠市場手段配置，進而經濟周期也還是“計劃經濟型”的；許多計劃經濟體制的理論觀念還在沿用，完成“擺脫”尚需努力。二是實現“轉向”。前文說過，前一時期我國實際上是走在通向“古典市場經濟”的道路上，因而需要“轉向”，轉換到通向“現代市場經濟”的道路上去。基于這兩大基本任務，近期內，特別需要重視下述問題。

1、堅持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唯物史觀認為，物質生產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即社會生產力）是第一性的，人與人的關系（即社會關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生產關系）是第二性的；在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事物，只有在生產力更高度的發展中才能消失；“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唯物史觀及以其為基礎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是深化改革的根本指導。從這一“指導”出發，目前需要劃清兩個理論界限。①與計劃經濟模式的理論界限。前文說過，計劃經濟模式的實質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與高出資本主義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毫不相干。因此，不應當再把“計劃經濟模式”中的特征當作社會主義本質的東西來繼承。②與政治性名詞的理論界限。由于我國改革是“漸進”的，因此，在改革過程中，為了平穩推進，需要適當“遷就”原有理論概念；進而，結合各個時期的實際需要，撰造了一些“政治性詞匯”。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外，主要還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等。必須認清它們的“政治性詞匯”本質，不要當作科學詞匯而從字面上去理解，當它們的“承前啟后”作用完成后，就應當讓它們逐步“淡出”。

2、努力實現“效率與社會公平優化結合”。效率，即實際生產率，扣除環境損失后的全要素生產率。社會公平，即公民都享有良好的經濟權利與民主權利。“效率與社會公平優化結合”是指兩者之間形成“良性循環”，通過促進社會公平提高效率，通過提高效率增進社會公平；進而，社會生產目的便成為“追求社會進步最大化”。“效率與社會公平優化結合”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特征。它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國家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措施作用的結果。完全放任的市場經濟只能產生古典市場經濟，形成效率與社會公平“不良循環”。我國在邁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理論上，沒有意識到形成“不良循環”的危險，甚至可能天真地認為，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經典資本主義的弊病將不會出現；實踐上，則更是“放任”了資本，尤其“權力資本”，造成“權力資本化、資本權力化”現象泛濫，“紅頂商人”遍地，以致出現“經濟高速增長與社會矛盾加劇”并存的奇特現象。一旦危機爆發，后果將不堪設想。為此，在深化改革中，必須針對“奇特現象”的成因，采取有力的綜合性措施，努力扭轉之，實現“效率與社會公平優化結合”。

3、切實轉變政府職能。要盡快使各級政府真正由“運動員”轉變為“裁判員”，由不受公眾約束的權力壟斷者轉變為“公仆”。這是當前應該采取的改革措施的中心環節。如果政府職能不能有效轉變，那么，其他改革措施的效果都是難以樂觀的。因為，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當前我國之所以出現“經濟高速增長與社會矛盾加劇”并存，根源在于經濟高速增長是建立在“低人權”的“優勢”人為地壓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資金和非再生資源）價格基礎上的（秦暉，2006）；而這種“低人權優勢”格局之所以形成，則是與現行政府職能分不開的。“轉變政府職能”改革的內容很多，至少包括三個層次。①不再考核GDP等經濟指標。因為，只要仍然考核此類指標，各級政府的“外延”擴張沖動就難以消除，也不會有消除“低人權優勢”的積極性，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勾結的格局更難以改變。進而，各級政府實際上將成為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阻力（當然，科學發展觀也難以實現）。②加快國有企業（及其他一切“預算軟約束”企業，如現行的金融企業）改革。要使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的預算約束真正“硬化”，否則，勢必拖住“政府職能轉變”的后腿。當然，國企改革要講究公開、公正、公平，絕對不允許“自賣自買”。③黨政分開。“現代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公民社會，公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權利。“黨政分開”正是走向法制經濟、民主憲政和公民社會的必要臺階。因為，在黨政不分條件下，司法不可能獨立，進而“法治”便不能確立，同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也難以完善，民主政治勢將步履維艱。

4、“開放”工會、農會。為實現“社會公平”，必須讓各種利益主體都能“平等”地參與博弈。為此，真正能夠代表并有效維護工人（包括農民工，下同）、農民利益的工會、農會是不可或缺的。比如，若無強有力的工會，那么，在勞動力市場上便是分散的供給對集中的需求，利益天平將明顯向需求方傾斜，形成壟斷低價，勞動力商品被迫以勞動力價值（甚至低于勞動力價值）出售。進而，造成“一次分配”嚴重不公，這種“不公”是“二次分配”所難以完全彌補的。當存在強有力的工會時，勞動力市場上便是集中的供給對集中的需求，利益天平的傾斜就會小得多。國際上，不少國家也都是在走向“現代市場經濟”過程中實現工會活動合法化的；如美國，是在“羅斯福新政”中；如日本，是在二戰結束后由美國占領當局下令“開放”的。顯然，為消除前述的“低人權優勢”，必要條件之一便是造成強有力的工會與農會。目前，農會沒有，工會雖有，但機制不行，很難不成為企業主的“御用”工會。因此，應當賦予工人、農民自行組建工會、農會的權利，并依靠工會、農會維護他們的合法經濟權益。尤其是目前，連企業主都已經可以自行組建商會，那么，嚴重缺乏利益代言人的工人、農民更應當有權利自行組建工會、農會。可能有人擔心，“開放”工會、農會后會對執政黨不利。其實不然，這對執政黨來說是利大于弊的。目前工人、農民缺乏利益代言人的現實情況，實際上反映了執政黨已經脫離了其傳統的基本群眾，這種情況長期存在是相當危險的。因此，執政黨正可以利用“開放”工會、農會的機會，調整政策，重建與工農群眾的魚水關系。

   5、關于“公平”收入分配。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無疑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 “公平”收入分配要采用“現代市場經濟”辦法，按系統工程處理，多“點”著力。①增進起點公平。主要是提高教育、醫療資源分配的平等程度。②確保過程公平。要造就能有效維護工人、農民利益的工會、農會，以增強弱勢階層的市場博弈能力；要消除各類“準入”歧視和行業壟斷；要遏制灰色收入：還要在企業在推行SA8000認證，落實企業的社會責任。③改善結果公平。要加大“二次分配”力度，財政支出的“大頭”應當用于“二次分配”，切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④完善消費防范。社會貧富差距有三個層次，財產占有、收入、實際消費；其中實際消費差距對社會和諧的影響最大，因此要把抑制高消費作為“公平”收入分配的重要內容之一。近期內，尤其應當努力遏制壟斷收入、灰色收入；并且使得大多數農民工擁有能夠在城鎮落戶定居的經濟能力。

6、不宜再強調“以公有制為主體”。因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原則是從“計劃經濟”體制中移植過來的，并不適用于“現代市場經濟”。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所有制結構必須適應實現社會生產目的即“追求社會進步最大化”的需要。而實踐表明，“以公有制為主體”并不能適應這一需要。國際上，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公有制”比重低于我國，但是其社會公平程度卻明顯高于我國。在國內，浙江省已經是“民營經濟”為主體了，“公有制”比重明顯低于全國，但其社會公平程度卻好于全國。同時還要看到，國有企業在改革過程中內部出現了“分化”。早在1997年3月《人民日報》就曾經報道，據對東北某些城市的虧損國有企業的調查，廠長（經理）中70%以上買了寬敞的商品房，82%坐豪華小轎車，80%每天在酒樓大吃大喝，60%以上經常到高檔娛樂場所公款消費；工人們反映，“當廠長好，當廠長好，吃喝嫖賭全報銷”。目前，“分化”就更為嚴重了。總之，要實現良好的社會公平并不取決于“公有制”比重，而主要取決于公眾參與和國家調控措施得力程度。同時，強調“以公有制為主體”還會鬧出理論笑話。比如，隨著改革的深入，城鄉集體企業和國有中小企業的大量“轉制”，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急劇上升，為了守住“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底線，有的學者便無限拓展“公有制”的外延，把股份制都說成公有制；那么，豈不是歐美發達國家在十九世紀就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了！當然，搞“現代市場經濟”不能沒有國有制。邊界在哪里？一般認為，非競爭性領域搞國有制，競爭性領域則不搞。但是，實際情況沒有這么簡單，主要還得看效果。比如軍火工業，歐美發達國家都是民營的，而我國目前則必須國有。又如，英國的煤礦非國有不成，日本的鐵路也只能國有，而在美國，不但煤礦、鐵路可以民營，而且監獄也可以民營。可見，國有制存在的必要范圍大體上是與國民素質及法制完善程度成反比的。我國目前，所有制結構選擇應當遵循三個基本原則。①效率原則。生產資料所有權屬于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實際產出效率（不能僅看短期效率，還要考慮社會和長期效率，尤其是轉讓給外資時）。②“桌面”原則。所有權的讓渡、交易應當在“桌面”上進行，公開、公平、公正，不能搞“暗箱”操作。③公平分配原則。當產出變成個人收入時，要講求“公平”，無論“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都要講公平。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