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 斯密怎樣看地主、資本家?

——讀《國富論》感想(1)

　　近些年，中國出現了一個歌頌地主、資本家的現象，真的讓我感到驚異。有人發文論證地主曾經是鄉村先進文化的代表，對于鄉村社會的長期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智取威虎山》中“斗到地主把身翻”這句唱詞也遭到奚落——有人質疑：“地主招誰惹誰了?” 2015年5月，《炎黃春秋》發表李銳《九九抒懷》竟公然提出 “代表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知識分子階層和資本家階層，是不能消滅的，無論怎樣被妖魔化，最終都會被人類認同。這是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留給后世的教訓”。好家伙，這“三個代表”，資本家得到兩個。

　　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以來，斯密 “看不見的手”的理論深入人心。我國實際上是遵從了亞當·斯密的理論，發展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所以，一大批亞當·斯密的徒子徒孫，成為主流經濟學家。這些主流經濟學里也有公開贊揚地主、資本家的。前些年，張維迎說民營企業主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真正動力，頗有代表性。還有通過歌頌資本的力量、資本的貢獻來歌頌“資本的人格化”或“人格化的資本”的，可能不勝枚舉。

　　這使我想起亞當·斯密《國富論》，想起斯密在這部著作的第十一章對地主、資本家和勞動者三大階級的評價。

　　地主階級是社會繁榮的獲利者，社會越繁榮，地租越上升。所以地主階級應該是關心社會的發展的階級，但他們意識不到。“他們不用勞動，不用勞心，更用不著任何計劃與打算，就自然可以取得收入。這一階級所處的安樂穩定地位，使它們自然流于懶惰。懶惰不但使他們無知，并使他們不能用腦筋來預測和了解一切國家規章的后果”。總之，地主階級是一個沒有作為也沒有前途的階級。

　　資產階級“因為它們最富裕，所以最為社會所尊敬”。“他們的一切規劃和設計，都是以利潤為目標”。“利潤率不像地租和工資那樣，隨社會繁榮而上升，隨社會衰落而下降。反之，它在富國自然低，在貧國自然高，而在迅速趨于沒落的國家最高”。所以，“他不為社會一般利益打算”。個人利潤與社會公益相比，即使最公正的資本家也要從私利出發而不顧公益。“他們這般人的利益，從來不是和公眾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說，他們的利益，在于欺騙公眾，甚至在于壓迫公眾”。

　　勞動者在社會繁榮時受益不多，在社會衰退時受害最大，所以只有勞動者與社會公益聯系最緊，最希望社會繁榮，最怕社會衰落，但他們又在社會上難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勞動者能發言的，很不多見，其議論受到尊敬的，更為少聞”。

　　那么，是不是勞動者天生就不如資本家有能力呢?絕對不是。

　　在《國富論》里還有一個著名的觀點：人的才能是分工的結果，而不是分工的原因。這個觀點可能是源于人與人天然平等的思想。在《國富論》第二章，斯密說“就天賦資質來說，哲學家與搬運夫的差異，比猛犬與獵狗的差異，比獵狗與長耳狗的差異，比長耳狗與畜牧家犬的差異，要少得多。”地主、資本家的高貴富有和勞動者的低賤貧窮不是天生的，不是智力差別造成的，而是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導致的。

　　地主、資本家個人，確實也有良莠之分，有好人，也有壞人。但是，無論他是慈善家還是流氓無賴，只要他是地主、資本家，就都處在一定階級關系、階級利益之中，地主總要剝削農奴，資本家總要唯利是圖。斯密是從人們所處的社會經濟關系中來認識地主資本家的本性的，是相信“存在決定意識”的。馬克思在論地主資本家的時候，也說：“無論個人主觀地說可以怎樣超出這各種關系，社會地說，他總歸是這各種關系的產物。”(見資本論初版序)地主資本家個人，有好有壞;地主資本家群體，都有共同的本質。怎樣認識地主、資本家?像亞當·斯密和馬克思這樣的思想方法才是科學的。

　　斯密這個二三百年前的資產階級思想家，是很值得今人尊敬的。斯密是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的鼻祖，但他同時是公認的道德倫理學家。他對地主、資本家的“惡”有清醒地認識;對勞動者的苦難，有深切的同情。中國經濟改革，如果真的學習借鑒亞當·斯密，可能不只有“市場決定論”，起碼還有“道德情操論”。

　　鏈接：郎咸平近年在《亞當·斯密撰寫<國富論>的目的是反腐敗》一文中說：“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如同馬克思一樣，痛斥資本家通過操縱和賄賂政客來剝削工人;他不僅對工人的貧困痛心疾首，也痛切地感受到他們心智的衰退;他還強烈譴責資本的貪婪摧毀了資本家的靈魂。同時，和列寧一樣，亞當·斯密也譴責帝國主義剝削殖民地人民，而且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工人也遭受了嚴重剝削。亞當·斯密撰寫《國富論》的目的在于反對在經濟生活中腐敗地使用政治權力，他認為市場有只‘看不見的手’，所以個人追求利益的行為，就能使得整個社會得益，因此他要求政府退出經濟舞臺，不要干涉經濟的自然運作。故此他把此項(經濟學)研究領域命名為‘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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