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的諾貝爾文學獎、“物有所值”的奢侈品、“純藝術”的電影節……在近日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誰在導演世界》一書中，旅法學者邊芹對這些關于東西方文明的“主流”觀點進行了大膽解剖。其獨特的視角、犀利的觀點，或許讓一些常年習慣于仰視西方文明的讀者開始另一種思考。
在該書前言中，邊芹表達了自己的寫作目的：“我開始寫‘有悖主流’的文章，它們既算不上‘批判’更不可視為‘攻擊’西方，只不過不再仰視、贊美而是陳述真實……出這本書唯一的奢望是打破迷信，擊碎神話，為新的思想啟蒙拋磚引玉。”
《誰在導演世界》分為“導演世界的黑手”、“惡搞中國的暗手”、“被偷竊的自我意識”、“帝國的神殿——電影”等4個篇章。皆通過她本人在法國和其他國家的所見所聞，為讀者尋找“一群隱身于歷史舞臺之后卻始終導演著劇情的人”。
邊芹寫諾貝爾文學獎，扯下其所謂的“世界性”面具。2006年，土耳其作家奧罕·帕慕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個西方文化圈外的土耳其人為什么備受青睞?事實上，那幾年在西方得勢的亞美尼亞移民，正利用攥在手里的經濟、輿論與政治大權，為土耳其人與亞美尼亞人的歷史宿怨最終定性。帕慕克在此關頭選擇了西方立場，于是，一表態立馬得獎。
書中還記錄了瑞典學院常務秘書霍雷思·恩達爾今年的一個言論：“有一個事實是無法逃避的，那就是歐洲永遠是文學世界的中心。”邊芹說，西方利益永遠是諾貝爾獎的中心，就是這么直白。
邊芹寫戛納電影節，這個高舉“藝術”旗幟的電影圣殿卻原來也是另有千秋。“戛納電影節的實際控制人是一個‘國際’私營組織，只不過選在法國辦而已，而且聰明地將法國政府、法國媒體和法國品牌的利益與自己捆綁在一起。”
邊芹發現，在戛納電影節，或者絕大部分西方主流的電影節上，“第一世界”的選片越來越向大眾電影靠攏，使電影節成為歐美片商的廣告廊。而“第三世界”的選片卻日益承擔國際政治斗爭或藝術探索的使命。“當死亡在歐美電影中是個人悲劇，到了其他國家就變成——甚至必須變成——社會或體制的因素。這是電影節牢不可破的‘政治正確’”。
邊芹指出，讓國人看清世界現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那么多迷魂湯煮得熱氣騰騰，有那么多煙霧彈放得漫天多彩，整個文化處于不見硝煙的包圍戰中，有幾人瞥見文化戰陣間‘細節武器’的征伐?”
自從中國人有了閑錢，巴黎的奢侈品店就有了裝修費用。邊芹犀利地寫道：“在集體中毒的狀態下，一些與奢侈毫不沾邊、只是西方中產階級的日用品牌，包裝一番，也能在中國市場牟取暴利。”不僅如此，奢侈品還逐漸掌握了國人的價值判斷，即，“奢侈品始終把人維持在乞丐狀態，卻給他做皇帝的錯覺”。
邊芹的另一本新書《被顛覆的文明——我們怎么會落到這一步》，近日也由東方出版社出版。該書從電影審美權入手，試圖為讀者揭示出西方“文化統治”操縱世界、導演世界、顛覆他文明的現實真相。
邊芹與其書的價值，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言：“邊芹是一個‘不合時宜’的文人。但這一‘不合時宜’卻很有可能拉開國人自尊、自愛、自信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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