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人不贊成走資本主義，為何葉利欽還能兵不血刃地顛覆蘇聯？

多數人不贊成走資本主義，為何葉利欽還能兵不血刃地顛覆蘇聯？

一、“社改派”從來都是蘇聯的主流

有的學者認為：在1990年代初的俄羅斯，否定蘇維埃70多年社會主義建設理論與實踐的不僅僅是“民主派”，因為這種思想已成為當時的主流意識，這是俄羅斯“民主派’’能夠奪取政權的基本原因，即“民主派”所依賴的不是社會結構的改變，而是通過選舉即“民主革命”上臺的。這種政權更迭主要靠的是社會主流意識和民意變化的支持。

的確，如果“社會主流意識”指的是由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操縱的社會媒體輿論及其影響下的群眾，這大概是對的。在1990年十月革命節時，在莫斯科就有三支隊伍游行，“民主俄羅斯”的一支已公開打出反對十月革命、反蘇，反共、反對社會主義的旗幟。如果社會主流意識”指的是全社會多數人的意識，那就值得考慮。

例如，在1990年7月召開的蘇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上，共有4700名代表，他們大部分為差額選舉產生。由于這時蘇共已是“全民黨”．他們代表、反映了蘇聯社會中各個層次的各種不同的觀點和意見。其中，反映民主振觀點的民主綱領派，約100名，僅占2％!雖然他們在大會活動中想把蘇共改造為公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社會民主黨，但井未得到什么成效。最后，他們的領袖人物，如葉利欽、波波夫、素布恰克等只好宜布退出蘇共。①再如，全蘇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是具有代表性的群體。1990年12月全蘇第四次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時，鑒于戈爾巴喬夫與幾個共和國的首腦擬定的新憲法草案把蘇聯的國名改為“主權共和國聯盟”，對此，大會代表間發生了激辯的爭論。最后經全體表決，以1365票贊成，189票反對的絕對優勢通過任然保留“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國名的決議，這意味著要保留蘇維埃共和國聯盟和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可見，民主派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觀點在蘇共二十八大的代表和全蘇人代會的代表中并不占多數或主導地位。再如，1991年3月17日全蘇公民投票，表決是否贊成保留統一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也包含著保留國家社會主義性質和聯盟國家的雙重含義，3月10日，“民主俄羅斯’’運動曾動員幾十萬人集會，呼吁對保留社會主義聯盟的公決投反對票。結果，全蘇贊成保留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為76.4%，俄羅斯為71.3，這說明對俄羅斯全境來說，民主派的觀點并不占主導。但是，在民主派實力雄厚的地方情況不同。在莫斯科，贊成票僅為50.02%，列寧格勒為50.05%，在葉利欽的老家斯維爾德羅夫斯克為34.17%。

專題研究蘇聯問題的美國學者科茲指出，俄羅斯親資本主義聯盟是從4個人群中獲得支持的：知識分子、經濟學家、沒有精英背景的私人業主黨一國精英。“事實證明，盡管知識分子的主張、經濟學家的設計、私人業主的金錢，統統對親資本主義聯盟作出了貢獻，但只有黨一國精英們的制度立場才是最關鍵的。”接著，作者注解說：“親資本主義聯盟的領導人葉利欽同樣贏得了普通工人的強大支持，然而，由于這一部分支持者很少希望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因此，不應當把他們算在親資本主義聯盟的支持者之內，和上述四大團體并駕齊驅。”①他說：“葉利欽在俄羅斯總統選舉中的勝利，不能解釋為大多數俄羅斯人對葉利欽不久將帶給俄羅斯的資本主義轉型的認可。葉利欽是在沒有公開表示過任何這種意向時當上俄羅斯共和國總統的。事實上他和他的最親密的戰友從來就沒有公開地使用過‘資本主義’一詞。”他舉出1991年5月，以美國為基地的“時代測評中心”對俄羅斯歐洲地區的1123人所作的一次大規模的民意調查。其結果是：“如果把那些回答無所謂的人排除在外，剩下的人中，就有多達54％的人贊同社會主義。”科茲和威爾認為：“葉利欽及其親信們心里清楚，絕大多數俄羅斯公民期盼的，并不是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但多數人對共產黨領導層持毫不猶豫的批評態度，要求加快市場改革、民主化的步伐，賦予俄羅斯更大的自主性。”

在民意調查中，有60％的人對共產黨的領導表示不滿。所以，不僅知識分子，而且工人、婦女、退休者都支持葉利欽。科茲和威爾在《來自上層的革命》一書的注釋中引用了1991年4月的一次民意調查，發現只有3％的人希望俄羅斯變成“原原本本的資本主義”。②這正像雷日科夫所說：“社會上大多數積極的群眾也沒有想改變社會制度。他們是在同一種社會制度的缺點進行斗爭，卻被人用強迫和欺騙手段拉人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中。他們被虛偽的報道所蒙蔽而迷失了方向。”

在1990年6月，蘇聯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家對全蘇17個地區1864名包括各階層居民和166名黨政工作者在內的人員作了調查。其中，83％的人認為蘇共威信在迅速下降(在1988年11月時有71％的人對蘇共中央工作表示贊許，在1990年6月則僅有21％)，有66％的人認為蘇共機關的活動在更大程度上符合黨的領導人和工作人員的利益，32％的人認為運動領導人所追求的主要是利己主義的目的。但是，多數人仍然擁護社會主義價值觀。51％的人表示忠于社會選擇，32％的人不接受。60％的人對不加限制地允許使用雇傭勞動的私有制持否定態度(20％的人持肯定態度)。65％的人反對允許社會出現失業現象(18％的人贊成)。另外，盡管蘇共的威倌在下降，但有37％的人認為還看不到另有一支現實的政治力量能使國家擺脫危機(難以回答的占32％)。這就是說，在1990年、1991年，由于戈爾巴喬夫改革路線的錯誤，不僅沒有改善反而加重了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危機，引起群眾更大的不滿。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多數群眾仍然擁護社會主義，但是，他們對以戈爾巴喬夫為領導核心的蘇共已逐漸失去信心。在這種混亂、動蕩的形勢下還看不到有一個能夠引導他們走向正確方向的政治力量。有的還寄希望于蘇共，相當大的‘部分處于消極、彷徨之中。而這時，由于自由化思潮的發展和民主派的崛起，葉利欽正是以戈爾巴喬夫和蘇共的對立面出現在政治舞臺上。不少人就寄希望于葉利欽，跟著民主派走。到1991年后，這種情況就更為發展。

在蘇聯解體15年后，即2005年，俄科學院社會綜合研究所以“20年后俄羅斯人如何看改革”為題，進行了全俄社會輿論調查。調查結果反映了人民群眾對蘇聯改革的看法，也反映了群眾對社會制度的看法。其中一個調查項目是“應該如何進行改革”，調查結果見下表：

關于應該如何進行改革的調查

調查者認為：“在兩次調查中最受支持的觀點是，改革不應該超出最初確定的目標——社會主義改革和民主化的范圍。持這種觀點的人近十年來從27%增加到33%。”做調查的課題組在結束語中說：“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支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進行政治和社會經濟改造的人都比支持按照資本主義方式進行改造的人多。”

還在1991年6月，雷日科夫就看出“那位急于奪權的葉利欽及其同伙，同道者們不僅覬覦政權……而且還竭力想改變社會制度。反蘇、反社會主義的勢力蠢蠢欲動，利用國內的缺點，向國家和社會制度大舉進攻”。那時，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所造成的混亂局勢中，“人民已被欺騙，許多人還在期待著第501天的天堂，他們認為葉利欽幾乎是一個拯救祖國的救世主”，“應該說，反社會主義政變的組織者們及因此而出現的新的俄羅斯當局，長時間秘而不宣自己的構想，甚至在蘇聯滅亡后大約兩年的時間里政治上一直是含糊其辭。我想，他們不吐露自己真實目的顯然是害怕失去自己的政治影響。”但是，“另一位摧毀社會主義和在單獨一國建立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和實踐家蓋達爾，終于忍不住了，他扔掉了正統共產黨人的面具，說‘我們正在建設的年輕的資本主義，永遠也不可能一下子盡善盡美、秩序井然。還有新的資產階級，它一開始就會是它現在這個樣子”’。1993年，葉利欽終于在憲法會議上公開宣布：“我們想改變國家的社會政治制度……換句話說，就是復辟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者羅·麥德維杰夫曾說：“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在1991年曾是主導的思想，但是資本主義思想從未掌握過群眾。民主運動是從反對權勢分子的特權、反對掌權的人濫用權力、反對貧窮和不平等的抗議中誕生的。但是，群眾的不滿不僅是針對豪華的國家別墅的居住者，而且也針對經營合作社的百萬富翁。”

二、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使葉利欽的表演成為可能

    以上眾多的材料說明，在20世紀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俄羅斯群眾中的多數，或說社會中的主體，并未拋棄社會主義、崇尚資本主義。但是既然多數群眾并不贊成資本主義，那么，葉利欽在受到打擊、背離蘇共、另立旗幟后，為什么能夠得到眾多群眾的擁護，通過選舉取得政權，兵不血刃地顛覆蘇聯，并在俄羅斯重建資本主義?

這個難解的所謂“葉利欽現象”(我們暫稱它為“葉利欽現象”)確實是個在特定條件下的歷史現象，是一定的政治思潮和個人特殊機遇相結合的結果。

第一，戈爾巴喬夫對葉利欽錯誤的排斥打擊為他加上了受迫害而仍能為民請命的光環。

第二，戈爾巴喬夫民主化、公開性的政策，促使自由化思潮在蘇聯迅速擴展，葉利欽由黨內反對派演變為崇信資本主義的民主激進派。

第三，戈爾巴喬夫錯誤的改革路線和口號，幫助葉利欽掩蓋了他激進改革的西化本質。

第四，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錯誤的改革路線和政策，為自由化思潮的泛濫及民主派葉利欽的崛起和全面奪權創造了有利條件。

總起來看，葉利欽作為蘇聯領導核心的叛逆者，能夠在短短5年內，另立旗幟、動員群眾、形成勢力，兵不血刃地通過群眾選舉奪取政權，使蘇共亡黨、蘇聯亡國，完成了英、法等14個帝國主義者的武裝干涉和希特勒數百萬雄兵未能完成的歷史使命。這一特殊現象的歷史背景是：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經過近半個世紀的高速運轉，它的弊端日益阻礙著蘇聯社會的發展，急需改革，而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中央這時正是這個國家、社會的主導力量，當時，它的路線、方針、政策對國家的發展方向起著決定性的影響。所以，這一“葉利欽現象”的背面就是“戈爾巴喬夫現象”。它們就像一個銅板的兩個面。戈爾巴喬夫對葉利欽錯誤的排斥、打擊，為他送上了受迫害而仍能為民請命的英雄光環；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公開性的政策為自由化思潮的泛濫和葉利欽、民主派的崛起及奪權開辟了道路；戈爾巴喬夫“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旗幟，掩護了葉利欽摧毀蘇聯社會主義和對俄羅斯進行激進的西化改革的實質。總之，戈爾巴喬夫錯誤的路線政策，幫助葉利欽取得了群眾的擁護和政權，他們一起斷送了蘇聯的改革，也斷送了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

1994年，葉利欽重提此事。他說，在1988年的時候“我徹底弄清楚了我與戈爾巴喬夫之間的關系”， “我從來沒有把同他的斗爭作為自己的目標”；“不但如此，在諸多方面，我是跟著他亦步亦趨，拆掉共產主義大廈的一磚一瓦”。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曾評論說：“人們應當記住，戈爾巴喬夫是俄國歷史上一位偉大領袖，他的政治改革使葉利欽的表演成為可能。”是戈爾巴喬夫幫助葉利欽成為民主派勢力的代表和蘇聯的掘墓人。葉利欽現象正是這些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

選自《葉利欽的西化改革與俄羅斯的社會災難》，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2009年6月版，作者譚索。摘選中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