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號稱“圣人”，赫赫有名。但實際上，關于孔子的出身與身世，兩千多年以來卻一直是一個巨大的疑謎。司馬遷《史記》中為孔子立有“世家”，然而前人早已指出，其所紀事及年代皆多有舛誤①。
孔子一生事業，是創立了儒學（“五經”體系）這種學術流派②以及“儒家”這一學術及政治組織。人們都知道，孔子是儒家的創始人。但是，從先秦時代百家之一的儒者學說，演變到萬系一統的儒門宗教，這一歷程并非發生在孔子當世，而是在孔子死后歷數百年（初漢）以至千年（唐初）才完成的。
實際上，孔子本人初始的學術和政治思想，與漢代以后逐漸系統化的儒教意識形態具有極為重大的不同。至于孔子的生平事跡，則更是遭遇了后世有意無意的極其巨大的沉埋和誤解。
儒家社團在孔子初創的時期（特別在孔子的青年和中年時期），本來是一個具有批判時代政治含義、主張革新求變、革故鼎新的政治團體。中年以后的孔子通過挫折和歷練，而具有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的政治技巧，開始尋求與政治現實的妥協，其理念也趨向保守化，倡導建設穩定的秩序與倫理（“禮”）；與早年的孔子大為不同。所以孟子說：孔子，“圣之時者也。”
但是另一方面，晚年之孔子著述《禮運》提出“大同”，認為歷史周期性地經歷“據亂”——“升平”（小康）——“太平”（大同）的三世之變。認為當世現實為“據亂”，禮運的最高境界乃是臻入“大同”。《尚書》“五子之歌”云：“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譯文：先祖留下教誨：對人民只可親近，不可輕蔑。因為人民是國家的基石，基礎穩固國家才安寧。巡視天下，愚夫愚婦的智慧都勝過我們。任何人都會有三個失誤，誰不愿使自己更聰明？凌駕億兆人民之上，危險啊！有如牽著根爛之韁繩駕馭著飛奔著的六匹駿馬！］
在《禮運》中孔子贊揚“選賢與能”的民主政治。在《春秋》中，孔子以記述規格的區別，來暗寓歷史及對君主批判之“微言大義”，試圖以這種批評而為后世之倫理及政治建樹一種價值模式。孔子一生的思想，始終是在變化和發展著（《易經系詞大傳》，強調求新、求變，是孔子這種變革哲學的偉大宣言）。
二
西漢初葉，宗源于子夏及荀子而倡導以法立禮思想的儒家今文學派興起。
所謂“今文學派”（齊學），其實是儒學中的“現代派”和“實用”主義流派。漢初之今文儒學與主張復古主義和拘泥故典的“古文”學派形成對立和分歧。而賈誼、晁錯、董仲舒、公孫弘等漢初杰出政治家則正是漢初傳承荀門儒學的一批中堅代表人物。
今人喜侈言漢初文景時代的“無為”之治。其實文帝已有變法之志，但迫于時勢而未敢遽行之。漢景帝時期，反對政治改革的保守派貴族，推崇黃老的“無為”、“守天”、“法自然”學說，反對今文學派，反對變法更俗。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術，所尊之義正是今文儒學所鼓吹的“尊王攘夷”的國家主義理念。清末今文派大儒廖平①、康有為及后來蒙文通指出，今文儒學中寓有孔子“托古改制”，求新求變倡言“革命”的微言大義。
漢武帝時期，保守派貴族劉馀（魯恭王）、劉德（河間王）支持古文派。后期，衛太子（劉據）支持儒學當時新興的“谷梁”一派，此學派試圖以字義訓詁考據來糾正“今文”（公羊）派法今非古，以《春秋》為當世律法之偏差。所謂“古文經學”，實際是以古非今，欲改變武帝所弘揚的今文儒學的變制改革方向；用周公的“封建”禮學取代孔、荀的大一統主張。由此而導致后來聚訟紛紜的今古文兩大學派之人論戰。
經學之古文學派，始終具有明顯主張復古保守的貴族主義傾向，實際是儒學中的“原教旨主義”。
到東漢末期，鄭玄、馬融調和今古文兩大流派，儒學之政治改革色彩逐漸泯沒，保守色彩漸濃。唐太宗李世民開國后明確地將儒家經典確立為以忠君、孝悌之倫理原則為根本主旨的國家意識形態，于是儒學逐步宗教化，才終于在宋元明后發展成為一個保守主義的帝國國家信仰和治國宗教。
三
楊向奎指出：“不是教主而起教主作用的是孔子，不是宗教而起宗教作用的是儒家，但儒家并沒有迷信（偶像）崇拜。”
說儒家沒有“迷信崇拜”，并不確然。實際上，自從劉邦建立漢帝國過曲阜以太牢祭祀孔子始，漢晉以下至唐宋元明清兩千多年的時期里，孔子一直被不斷地神化、圣化、偶像化。
但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繼清末“疑古主義”發生，20世紀初西方學術及“西化”主義靡蕩中國，激進主義的文化革命思潮高調發出了“打倒孔家店”及“批孔”的吶喊。
自此以后，在一百年的反古批孔浪潮中，孔子不斷被丑化和妖魔化。其實，古代那種被神圣化和近代被妖魔化的兩種孔子，都并不是歷史中那位真正的孔子。
作為一種政治宗教和禮教倫理，儒家思想及儒教文化影響中華民族與文明垂二千年。錢穆說：“在孔子以前，中國歷史文化當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國歷史文化又復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演進，而孔子開其新統。在此五千多年之間，中國歷史進程之指示，中國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響最大貢獻者，殆無人堪與孔子相比倫。”
盡管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中具有如此之大的名望，孔子對于中國歷史文化之影響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帝王和任何一個知識分子（也許只有伏羲、黃帝和現代的毛澤東堪與相提并論），然而迄今為止，關于孔子卻還沒有一部比較翔實可信的傳記和年譜。
四
在大部分現代人的心目中，孔子僅乃是一個私塾先生式的興辦“私學”的“教育家”。例如近人馮友蘭說：“孔子一生不過是一個門徒眾多的教授老儒。”傅斯年說：“儒家者流，不過出于教書匠。”此類說法，可以代表五四以后至今西化派學者們對于非圣化的孔子流行的普遍看法。
于是孔子一直被解讀為一個近乎冬烘的迂腐文人——抱著一肚子關于“周禮”以及“仁義”的酸腐思想，終日喋喋不休地四處周游進行說教。（也不知他與弟子們的衣食吃喝從何而來。）在他的身邊則圍聚著一群近乎白癡只知盲目信從他那些倫理說教的年輕fans（如顏回之輩）。生平事跡只是不斷地從一個小國家被驅逐到另一個小國家，四處碰壁。這就是現代學術界所一直向人們描述的一副可憐而可悲的孔子形象。試問：如此一個生不逢時的晦氣人物，又有何偉大精彩可言？！
以故，近人周谷城曾說：“孔子之學說，在政治方面無任何價值。除提倡道德一項以外，他無可取。彼乃天然之教育家，善說道德；政治乃具體之事，非彼之空言所能改良。但正因彼之言是空的，對于后世，反而便發生驚人之影響。于獨裁君主，方便尤多。蓋獨裁君主制，能維持不倒者，全賴兩種法寶：一曰武力，二曰道德。孔子是一中材之人，本著一生經驗，開口道德，閉口道德，便大為世人所歡迎。”①
以上周氏的這種看法，在現代學界中頗具代表性。
但是，這種形象的孔子，并不是真正生活于歷史中的孔子，而是幾千年間被“圣”化和丑化后，關于這位圣人所殘留的一副木乃伊形象。在幾千年的圣化、神化和虛幻化過程中，孔子一生真實的經歷、生活、血肉、情欲都已被抽離而空殼化了；因此，留下來的只能是這么一個荒謬、呆愚、徒有道德空言的孔子。
實際上，如果孔子真的只是這樣一個呆板、無聊、冬烘、無能的人物，何以竟能頂著中華“圣人”的稱號而歷兩千多年？另一方面，如果孔子只是這樣一個完全不值得崇拜的偶像，而數千年來這個民族的全體文化及政治精英竟曾如此地追隨之、崇拜之，豈不是整體地過于弱智了嗎？！難怪五四時代激進的新派分子要高呼“打倒孔家店”，而主張推倒全部儒教與經學了！
五
我纂寫這部年譜及傳記的目的，是試圖尋找和挖掘出歷史中那個曾經生存過的真正的孔子。
據我的考察：那是一個生于貧賤長于憂患，“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的孔子；一個弘毅任遠，不屈不撓，一而貫之，矢志不移于尋求救國利民之道的孔子；是作為一位偉大政治家、思想家和組織家的孔子；是一個“詩、書、禮、樂、御、射”六藝兼通，勇毅過人，胸懷大志，鍥而不舍行其所志，智慧過人學識淵博的孔子；也是一個充滿柔情和狡譎，極善隨機應變與時俱進，的確堪稱所謂“圣之時者”的孔子。
毛澤東晚年為政治需要而反孔。但他也曾說：“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那是孟子講的。其實孔子周游列國，就是哪里在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孔夫子是革命黨，此人不可一筆抹煞！”
毛澤東還曾把孔子稱為“創新思想、立新學派的人”（1958年）。
毛澤東說：“孔夫子出身貧窮，放過羊，當過吹鼓手，還做會計。會彈琴、射箭、駕車子，還搞歷史書，不是書法，是歷史。他學會了文藝。”①毛澤東晚年，出于政治之原因批儒反孔，借古諷今而“反復辟”。此非學術而是荒謬。但是綜觀毛澤東一生著述，孔子是其稱引至多的人物之一。對孔子思想何嘗不是“念茲在茲”？
“文革”運死而孔學運復生，蓋孔子儒學之五經體系中，實蘊含著華夏文明之最深的根基，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也！
幾年前，我曾纂著《孔丘年譜長編》，又據之以寫作《孔子傳》，就是為了從沉埋的史料與種種誤解和誣蔑中，重新挖掘歷史中的孔子——這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有義，有心有欲，但也有軟弱心靈及性格缺陷，富有全部人性的活生生的孔子。
當然，也惟有這種形象的孔子，才是歷史中真實生存過的那個既“圣”亦非“圣”的真正的孔子！②
何新
2012年1月30日夜記于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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