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居易：《醒來不為入圈套，而為清醒》
——評《封面中國2》
徜徉于未名湖畔，有多少學子能想起燕京大學老校長司徒雷登呢？這位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建立豐功偉績的美國傳教士，這位在抗戰初期身陷日本人囹圄、抗戰勝利后被國共兩黨捧著的美國人，在1949年的秋天說走就走了，仿佛從中國歷史中被抹去一般，無人再記起。怎么不令人神傷？
“北大本是一個著名大學，在歷史面前，為何不可以多一點雅量？對燕園美麗的創造者，對一批又一批在這里長江工作過和學習過的‘燕大人’，表達出應有的歷史尊重？”傳記作家李輝尋訪燕園的困惑始終縈繞在我心頭。燕園依然美麗動人，臨湖軒依然簡樸，這些已經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與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的聯系看不到，歷史斷層已經不言而喻。
面對斷層問題，歷史應該以怎樣的面貌呈現，才得以延續呢？還是說歷史的本來面貌就不復存在？李輝近年來的歷史敘述努力及《封面中國》系列圖書出版，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新視角，重現了近現代中國的光榮與挫折。他致力于還原美國《時代》周刊呈現的中國近現代史，以出現在《時代》封面的中國政治風云人物為主干，輔之以《時代》刊登的發自駐中國記者的的新聞細節，悄無聲息地呈現了當年大多數美國人的中國觀。在對待中國問題上，《時代》周刊主編魯斯、司徒雷登、麥克阿瑟、馬歇爾、杜魯門等懷揣“美國世紀”夢的精英人士，不斷地將自己的思想價值觀摻入中美發展史上。與司徒雷登的冷靜客觀、有情有義相比，魯斯深受麥卡錫主義影響，所思所為不乏錯誤、激進、執拗的可笑。
1946年，國共沖突不斷，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和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都承認調停失敗，魯斯仍保持樂觀，誤把蔣介石的一句訪問邀請的客套話當真。為了樹立蔣介石政權的正面形象，他竟然在《時代》周刊，將國民黨特務系統頭子陳立夫打造成儒家文化代言人。面對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的境地，他竟然在1948年12月的《時代》封面刊登蔣介石，所選畫面刻意表現的是堅毅神情，標題則是“你永不要投降”。 魯斯一直是蔣介石的鐵桿粉絲，即使蔣介石敗退至臺灣，也不改其志。
然而，魯斯是否還記得當年籌辦《時代》雜志的宗旨：“不管新聞還有多少別的責任，至關緊要的任務就是告訴人民實際的狀況。如果我們堅信狀況的實情，并不顧一切地將我們的堅信傳輸給人民，我們也就履行了我們的首要責任。”（轉引自《魯斯雜志上的中國形象》，P67）。也正是因為魯斯的一意孤行，將自己不分是非的主觀色彩強加于記者身上，引爆了他與自己旗下最負盛名的駐華記者白修德的矛盾，導致白修德被迫出走。
可是，這樣一個心口不一的媒體大亨，被“冷戰之父”丘吉爾認為是當時美國最有權力的七人之一，被艾森豪威爾總統稱為“一個偉大的美國人”。現在回頭想想，有此狂人主導美國輿論，美國朝野敵視中共新政權也就不足為奇了。然而，具備雄才大略的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不放棄與美方接觸的努力，攻下南京城前后精心安排曾是燕京大學學生的黃華為代表，前往南京邀請司徒雷登來京，可謂煞費苦心。面對美國人持續不改的短見與隔膜，中國最后選擇“一邊倒”戰略也是在情理之中，“反美浪潮”也是必然之舉了。
可嘆的是，如果當年美國人不誤判中國是蘇聯的衛星國、不誤判毛澤東是共產世界新鐵托，如果當年美國人探察到毛澤東訪蘇期間苦悶神傷的蛛絲馬跡，如果當年美國人觀察到中蘇關系并非當年宣傳的那樣鐵板一塊、其樂融融，那么中美關系的解凍就不會遲到20年了。
時過境遷，濃烈的情緒被吹散，《封面中國2》平心靜氣地呈現了1946年-1952年政治漩渦和戰火紛飛，我們由此洞察到歷史幽深處的隱秘細節，才發現歷史的演進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與千折百回的偶然。
當我們從歷史再現中驚醒過來，赫然發現自己曾經左傾的偏激虛妄，不禁感到羞愧。以為奔向彼岸，就是樂土。但，醒來，不是重新掉入“貌似公允”的思想牢籠，而是為了清醒看世界。試問，大洋彼岸的美國人何嘗不是偏激虛妄呢？直到今天，美國人的假想敵遍布全世界，而且高調宣稱重返亞洲（太平洋警察回哪門子亞洲呢），何嘗不是沒事找抽的神經過敏。縱覽天下，中蘇關系惡化早已是過眼云煙，如今攜手合作尤為急迫；而中美的蜜月期難保鮮，吵架、家暴直至離婚，將是常態。歷史自然生長，無人能拒，淡然觀之。
黑居易/文
（《封面中國2：美國《時代》周刊講述的故事（1946-1952）》 李輝 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 2012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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