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爾人》讀書筆記
作者介紹：埃文思-普里查德，英國著名社會文化人類學家，功能學派代表人物之一。其依循著英國功能主義大師拉德克里夫·布朗的結構功能論而發展出了社會人類學中動態平衡論的功能主義人類學。他對整個社會人類學的發展做出了舉足輕重的貢獻。這種貢獻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其一是對于原始認知的探詢，這一研究明顯地反映出其現象學取向的思維方式，雖然他并沒有觸及過德國的現象學傳統。他尋求通過對巫術這類初民社會中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來梳理出追究責任（tracing accountability）背后的基本認識論邏輯。當然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對政治人類學的貢獻。從一定意義上可以概括說，他從初民政治生活領域中看到了控制論的影子，并借此而對看似矛盾的非洲的政治體系給出了一個獨到的社會控制論傾向的解釋。特別體現在我讀的《努爾人》這本書中。
普理查德批判以前的民族志內容浩繁，以一種過于雜亂的方式對所觀察到的資料進行了記錄，他認為社會人類學缺乏一種科學的理論體系，努爾人的研究就克服了這種缺陷，從更抽象的理論分析層面研究了努爾人的親屬制度和政治制度。他通過對一個沒有類似于西方國家制度的非洲部落的田野研究，對規范了一代人類學者從事社會和文化研究的工作范式提出了一個挑戰性的問題，即在一個沒有國家和政府統治的部落中，社會是如何組織起來的？被認為真正起到了人類學認識范式更新的作用。《努爾人》一書中所描述的政府制度屬于這樣一種類型：沒有中央化的權威、行政管理的機器和明文規定的法律制度，他們的情形可以被描述成為一種有序的無政府狀態。在埃文思-普里查德關于努爾人的民族志中，新的模式栩栩如生地展現出來。對于大型社會在沒有中央集權的情況下如何能夠運行的問題，這個個案研究進行了可行的描述。
埃文斯-普理查德在導論中指出本書的主題是政治制度，但是如果不把環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慮進來，就不能理解這種政治制度。這本書可以簡單的概括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生態環境和生活方式，在前一部分作者對努爾人居住的土地和他們獲取生活必需品的方式進行了描述。第二部分通過介紹努爾人的各種群體，包括努爾人的部落及其裂變分支、努爾人的氏族及其種族以及努爾人的年齡組。主要描繪了政治制度、宗族制度、年齡組制度。對努爾人這種沒有政府，也沒有法律的政治制度進行了描述，從而對“大型社會在沒有中央集權的情況下如何能夠運行”的問題給予了解答。
一、生態環境和生活方式
初讀《努爾人》，發現“牛”這個字貫穿整本書，還以為就是一本關于經濟的書，介紹了一個對牛熱愛甚至崇拜的民族，后來經過老師指點，再讀一次才發現了原來根本上是對政治制度的探索。《努爾人》一書的寫作主題是“政治制度”,但是其內容被分為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兩部分。作者從生態環境、生活方式等方面對其社會結構的影響方面入手,以期對無政府、無國家統治的努爾社會的政治制度有一深刻的理解。對此普理查德的解釋是如果不把環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慮進來,就不能理解這種政治制度。
第一章集中介紹了努爾人對牛的興趣，盡管他們也耕種、漁獵和采集，但仍然在內心深處對牧民的身份有著強烈的認同感，“他們不僅靠牛來獲取許多生活必箱品，還以牧民的眼光來看待世界。”牛不僅是他們的物質財富，提供許多生活必需品，同時也是他們的文化與社會財富。雖牛對努爾人來說有很大用途，但它們卻主要被用來供奶，牛奶的有限性，說明混合經濟方式對努爾人而言成為必須。對牛感興趣原因還包括想吃牛肉這個原因。另外，牛為努爾人提供了大量的家庭必需品，如牛皮被用來做床，大量的有關于牛的詞匯、藝術。從取名到成丁禮、從日常用語到與異族之間的關系，牛都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他們在維持生計的憊義上寄生于牛，更在社會與文化的意義上與牛須臾不分:“把所有的社會過程和關系都用牛來界定。”作者最后表示努爾人對牛關注的例證是他們經常為牛而進行械斗。
努爾人過的是一種牛日子。對牛的重視反映出努爾人簡單的物質文化，處于這種文化中的人群是高度依賴于環境的。就生態學特征而言，主要特征有（1）它是絕對平坦的。（2）它有粘土性的土壤。（3）覆有稀疏、纖細的叢林。（4）在雨季，這里布滿高高的雜草。（5）這里常常遭受大雨襲擊。（6）這里橫穿著一些一年一發洪水的大河流。（7）在雨季結束，河流水位下降之際，這里又常常遭受嚴重的干旱。這些特征交織在一起，構成一個環境系統，這個環境系統直接制約著努爾人的生活，并影響著他們的社會結構。缺乏食物、技術落后以及沒有貿易使得較小的地方性群體的成員直接相互依賴，并傾向于使他們形成經濟性的共同體，而不僅僅是被附有某種政治價值的住所性單位。過去進行遷居的趨勢、現在的季節性遷移以及想要通過襲擊丁卡人來彌補牛群損失的愿望，強化了比村落更大的單位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因此，這也使作者在后文把政治制度主要作為比村落社區更大的地域性裂變支之間的一組結構關系來加以討論。
李怡婷所做的關于《功能學派內研究取向的異同—讀《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努爾人》
》的報告中指出:“普理查德似乎有點傾向于生態決定論者。然而奇怪的是,他雖然無處不提到這種生態對人生活環境和文化的影響,但是又對這種因素的考慮非常審慎。他認為社會制度是生態學系統內的一個系統,它一部分依賴著生態學系統,一部分依靠自身而存在。生態學特征只不過是給以努爾人的混合型經濟一種偏向性,這與牛在努爾人價值觀念體系中處于最高地位的情況是一致的。生態環境固然限定著并影響著他們的社會關系,但卻不是決定著社會關系。普理查德并不執著于生態環境特征本身對社會關系的限定和影響,而是同時關注努爾人為其生態學關系所賦予的價值理念,以及性格對理解社會制度的重要意義。關于生態環境與文化塑造的關系。努爾人所居住的生態環境無疑是與其文化形態存在很強關系的，旱季與雨季的分明直接導致了其遷徙生活形式的出現，而周邊自然景觀的現狀又必然使“牛”這樣一種動物對他們的生活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這些分析體現了作者對功能主義理論的格外關照，但其令人信服的解釋也再次向廣大學人證明了結構-功能分析范式的合理性。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普理查德更多地從社會需要而非個人需要的角度來分析各種社會設置的功能，與布朗保持了密切對話，而與馬林諾夫斯基卻拉開了一定的距離；這也許是作者看問題視角的選擇問題，也許是真實社會現實的映照。但我們可以從這些分析中得到一點結論：孟德斯鳩對社會政治制度與生態環境之間關系的論述是不能隨意忽視的，盡管馬克思并沒有對之給與應有的重視，但人類學的許多考察再次提醒我們這是一個很值得玩味的理論問題，特別對人類早期歷史研究具有根本的意義。”
二、政治制度
在一切社會中都存在著政治制度，既包括正式的政治制度，也包括非正式的政治制度。普理查德關注以敏銳的視角對無國家的社會制度做出了一番探索。努爾族是一個沒有政體的社會。社會由各個世系加以體系化，不存在身份地位貧窮的尖銳分化。努爾族是一個無首領式的體系，但不是沒有秩序的，對于不斷出現的戰爭，世系及其分支連橫合縱的體制發揮作用，從而形成無政府的秩序，不會產生一種恐怖的戰爭狀態。普理查德通過分析非洲努爾人的親屬制度的分裂、整合現象，研究努爾人的政治制度，證明社會系統中的亞系統內部和外部的對立與統一、沖突與合作，保持了社會平衡，達到了無國家的社會控制。
努爾人的政治關系基本上是一種地域關系，部落是最大的政治群體，部落中最大的裂變分支為一級支，一級支的裂變支為二級支，二級支的裂變為三級支，三級支由許多村落組成，這些村落是努爾地區最小的政治單位，由家庭性的群體構成。政治的意涵是相對的，所有群體進行裂變的趨勢和所有群體與同一級的裂變支相融合的趨勢之間的均衡。朝向于裂變的趨勢必須被界定為努爾人的社會結構的一個基本原則，一個裂變支的成員之間的接觸越復雜多樣，越頻繁，其各部分之間的對立就越強烈。
一個民族需要生存，和平環境是最重要的，世仇也是一種和平的政治手段，它通過表面上無秩序來維持集團間的政治關系。世仇的原則是以牙還牙，通常還包括以命換命。作者對努爾人群體中存在的世仇制度予以了詳細描述。世仇是指在部落內部，各個地方性社區之間的長期的相互敵對狀態。作者認為血仇是一種部落制度，是由于血仇是人們獲取賠償的途徑，只有在違反法律的行動被人們所承認的地方，血仇才可能發生。作者對解決世仇的程序做了一個準確說明，可以看到復仇是父方親屬義不容辭的責任，它是所有義務中首當其沖的義務，血仇賠償以牛來支付，還可能相互予以賠償，這是因為死者的靈魂需要安撫，生者的榮譽需要維護。可是盡管有了賠償及獻祭，世仇仍會永遠繼續下去，因為死者家屬從不會停止“心中的交戰”。由兇殺發展成血仇的可能性，它的強度以及解決的機會取決于所涉及的人物在結構上的相互關系，一般而言，世仇只能在具有下面條件的部落分支之間維持下來：它們既要彼此相離得足夠近，從而能夠保持活躍積極的敵對關系；又要彼此相離的足夠遠，從而能使這些關系不會抑制那種更為和平、必要的社會接觸，其功能在于在對立部落裂變支之間維持結構平衡，而后者在同更大的單位發生關系時，又會在政治上融為一體。世仇是一種政治制度，它是部落內部各個社區之間的得到認可的、經過調整了的行為模式。
政治組織的主要功能就是進行社會控制，游群和部落的政治領導主要是靠非強制性的威望建立起來的，人們一般按照大家所期望的方式去做事情，沒有受到任何集權政權的直接干涉，閑話批評害怕超自然力量以及有威望者的調解，對社會行為的控制起著重要作用。努爾人沒有法律，習慣性賠償如非憑借暴力則很難獲得，但也存在豹皮酋長做調停的方式。人通過酋長參與進行直接達成解決的過程有五個要素：即爭執者要有解決其爭端的愿望，酋長人品的神圣性和他作為調停人的傳統角色，能促成與會者最大限度贊同的、充分的、自由的討論，那種關于一個人可以服從酋長和長老的決議而不至因對方讓步而喪失尊嚴，以及裁決中失敗的一方對另一方占理的承認。但作者從未看到過這種方法的應用。豹皮酋長是神圣的人物，但這種神圣并沒有賦予他們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之外的任何一般性的權威，他們的社會職能乃是一種能使政治制度通過世仇的制度而得以維持的機制。
三、宗族制度
努爾人中，缺少政府性的機構，沒有法律制度，也沒有成熟的領導制度，從總體來看，他們也沒有有組織的政治生活，他們的國家是一個沒有首領的國家，因此作者認為只有在對其親屬制度進行研究之后，參會對其秩序是如何得以維護以及在廣大的地域內，社會關系是如何得以確立并維持下來的這些問題產生更清楚的了解。
努爾人的宗族制度是其社會組織的重要原則之一，也是其社會關系形式的核心線索，而其宗族觀念正是這一制度得以運作的心理基礎；他們在這方面也體現出了明顯的“差序格局”特征，親屬關系實質上決定著整個宗族制度的存續。如果就此得出結論——人類社會的早期階段必然都是以親屬關系為主干來構筑社會關系的——也許顯得有點唐突，但聯系人類學和歷史學對其他原初社會的研究成果，這一結論又是具有一定說服力的。努爾人的宗族制度是父系的，氏族是最大的宗族群體，一個氏族裂變為幾個宗族，這種宗族是源自于一個共同祖先的不同的繼嗣分支。“分支世系群”是努爾社會中特有的一種社會組織。每一個部落都有一個具支配地位的氏族，而這個氏族可分為較小的父系單位——世系群。
宗族群體與政治群體的區別在于，宗教群體的成員之間的關系建立在繼嗣關系而不是居住地域的關系的基礎上，因為宗族是分散居住的，并不構成排他性的地方性的社區。他們之間的區別還在于，宗族的價值觀念常常在一種與政治價值觀念不同的情境中發揮作用。最后作者還強調了這兩個結構之間所存在的形態學上的一致性。在一個部落中，村落的數量總是多于三級裂變支的數量，三級裂變支的數量總是多于二級裂變支的數量，依此類推。就此，宗族在數量及結構位置上顯然被地域性裂變制度所嚴格限制和控制。
四、年齡組制度
年齡組同政治制度和宗族制度相關的是年齡組制度。努爾人的成年男子以年齡為基礎被分為不同層級的群體，作者把這種層級化的群體成為“年齡組”。每一個年齡組的成員經過“成年禮”而成為該年齡組的成員并一直保留在這個年齡組中，直到終老。這些年齡組并不構成一個往復循環的圈，而是形成一個漸進的系統：年輕的年齡組經過相對年長的位置直到成為年長的年齡組，此后，這個年齡組的成員便會死去，這個年齡組就成為一段記憶，因為其名稱并不重新出現。需注意的是，年齡組制度絕不是它的軍事組織，人們是以村落及部落分支為單位來作戰，而不是以年齡組為單位來作戰的。
作者認為年齡組制度也為把裂變制原則看成社會結構的一個極為明顯的特性特供了新的例證，以年齡為基礎的制度也是高度裂變的，它被分化成各個年齡組，它們是相互對立的群體。這些年齡組又進一步分化成連續的亞組。因此年齡組制度的裂變支之間的距離也因其在年齡組制度結構中的位置的不同而各異。任何兩個年齡組之間的結構距離都是這兩個年齡組之間的社會關系。另外，在年齡組制度與政治制度之間存在著對應性。它們之間并沒有我們在支配氏族的宗族系統與部落裂變分支之間所見到的那種正向結構對應關系。因此，在努爾人社會中，政治制度與支配氏族的宗族制度之間是相互依賴的，而政治制度和年齡組之間則僅僅是一種聯合。
五、后記
前前后后，讀這本書花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許是才疏學淺，寫完整篇文章之后，才發現自己只不過是認認真真的學習了一遍，把這本書的條理理清了，并沒有提出新的思想。雖然如此，但是我可以很高興地說，對努爾人的閱讀使我有一種身臨其境之感，系統全面的學習了埃文斯.普理查德怎么樣深入問題，怎么樣對一個民族展開研究觀察，怎么樣寫民族志……為我以后的深入學習做好了鋪墊。
參考文獻：
【1】李怡婷:功能學派內研究取向的異同———讀《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努爾人》
【2】埃文斯.普理查德：努爾人——對泥羅河畔一個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
【3】朱炳翔：社會人類學
《努爾人》是埃文思－普里查德研究尼羅河下游蘇丹人群的三部曲的第一部，后來還出版了《努爾人的宗教》(Nuer Religion)和《努爾人的親屬關系和婚姻》(Kinship and Marrtage Among the Nuer).我們今天討論的《努爾人》主要對努爾人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埃文思－普里查德師從拉德克里夫.布朗，而且也正如他自己所說深受其理論即結構功能主義的影響，這本書中，共六章，前兩章從生態學的角度討論了牛與人的關系，生態環境與人的生活方式相適應的必然性，對其相互之間關系作了生動的、細致入微的描寫，努爾人在隨著雨季和旱季的季節變換而遷徙的畜牧經濟中適應了像牛一樣的生活方式。第三章分析了隨季節而變動的居民構成，說明了時間和空間的觀念，反映了生態與社會所組織的活動的相互影響。最后三章是對政治制度、宗族制度、年齡制度作了描述，并認為在努爾社會中，政治制度與支配氏族的宗族制度之間是相互倚賴的，而政治制度和年齡制度僅僅是一種聯合。在這本書中，社會結構就是高度一致性和恒久性群體之間的關系，分裂與融合是努爾人政治結構的明顯特征，是裂變之間的對抗：兩個群體在一定的情境中可能是對抗的，而在更大的范圍里，他們又是聯合在一起，與其他的群體形成對抗的關系。《努爾人》陳述了努爾人的部落在一定的地域是如何通過一套獨特的繼嗣制度不斷裂變、合并的動態過程，并維持裂變單位的穩定。我們在談《努爾人》這本書時，不得不談到與之同年出版的福蒂斯和埃文思—普里查德合著的《非洲的政治制度》，《非洲的政治制度》從人類學的角度提出了新的政治制度分類法，他們把在非洲發現的政治制度分為兩類：集權化和無集權，有別于傳統政治學而更具人類學色彩，開了政治人類學研究的先河，是政治人類學的開山著作。而《努爾人》這本書的貢獻就在于用民族志的材料說明了無政府的社會存在，而且通過一定的方法營造自己的政治秩序，為《非洲的政治制度》提出的兩類政治制度的分類提供了佐證。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努爾民族志沒有不厭其煩地陳述自己在理論上的新貢獻，它只是說明西方以外社會的故事，其理論目的通過優美的陳述展示出來。正如王銘銘所說的真正起到了人類學認識范式的更新作用，至此以后，政治人類學的研究得到了發展，
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以利奇《緬甸高地的政治制度》、格拉克曼《非洲的民俗與沖突》和《非洲部落的社會秩序和反抗》、特納《一個非洲社會的分裂》為標志，政治人類學進入發展的成熟期。在美國的發展。標志是，懷特，斯圖爾德、薩林斯、塞韋斯等為代表人物的新進化論的興起。有人類學家稱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以英國人類學家為主體，研究非洲、亞洲和太平洋群島的時期為政治人類學的古典時期。20世紀70年代以后，政治人類學家開始關注西方國家。并受后現代“文化”研究的影響，許多政治人類學將文化作為政治人類學研究的首要的興趣點。盡管如此，傳統的影響依然巨大。20世紀90年代后，綜合趨勢出現。時間和空間被打破，各種研究方法：宏觀的、微觀的、長期的或短期的田野觀察被統和起來。當今社會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熱點被關注。
關于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努爾人》的書評有王銘銘的《非洲努爾人的裂變與中國封建論的“反撥”》，將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努爾人》描述的那個只有社會的非洲族群，沒有國家的歷史同中國的“封建”相比較，認為人類學與歷史學異曲同工，二者分別從異鄉與古代，“回光返照”逝去的年代。努爾人在當時與希特勒之間的狀態——社會與國家之間的力量強弱得到不同程度的平衡。“封建”是對后世政治觀念有持續影響的上古政治制度和理想。“封建”代表國家時代的真正社會理想，是家－國－天下、民眾－士大夫－皇權這兩個對應的傳統社會結構三層次的制度基礎。在這種制度基礎上，古代中國確立了一種社會和國家力量平衡的機制，使國家不至于成為至高無上的力量和象征，使社會得到充分自主的空間，既基于“自然關系”（即所謂血緣、地緣這類關系）來構建，又不至于像努爾人那樣因此而不斷裂變與沖突。指出要真正在中國從事以“社會”為中心的人類學研究，需要對支配當下人的生活的話語進行解剖，在此基礎上，回溯觀念世界的過去，在歷史中尋找既有的、可借以思考的模式，以歷史為基礎探索社會構成的方式。在《努爾人》的啟發下重新發現“封建”，對于人類學成為一種真正的社會研究有重要意義，借助“封建”的歷史語義學思考，人類學將構成一門從歷史的“異鄉”反觀我們今日的“家鄉”的學問，成為時代的一分子。
除了王銘銘的書評還有勞麗群的《努爾人的法律》認為努爾人依賴水源、草木、植物生活，過著游蕩不定的生活。其“法律”具有原初性。
美國的熱納托.羅薩爾多著，高丙中翻譯的《從他的帳篷的門口：田野工作者與審訊者》通過對《努爾人》與《蒙塔尤》兩部民族志的細讀和比照，可以發現其中包含著同樣的權威與表述的關系模式，從而揭示出一直習以為常的人類學話語實踐所隱含的權力和修辭問題。區分撰寫著作的個人，行文中的敘述者的角色，行文中田野調查者的角色，對于探索權力與知識的相互影響頗有益處。認為《努爾人》是最重要的科學的民族志代表作之一，而《蒙塔尤》是借用民族志文體，把14世紀的一個法國社區的宗教裁判所對農民的審訊記錄轉換成對那個時期法國南部鄉村生活的記錄片式的敘述。
馬莉的《非洲世系群與漢人宗族的概念分析-從《努爾人》和《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說起》分析了漢人的宗族與世系群概念并不完全重合，兩者有顯著的區別，《努爾人》一書中使用世系群(lineage)來描述努爾人的宗族體系,但是努爾人的宗族組織確實是一個父系客觀實體，努爾人的宗族是父系的,也就是說,努爾人完全以男性為參照來把自己的繼嗣關系推溯到一個共同的祖先，弗里德曼在《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一書中也用“世系群”一詞來對譯中國的“宗族”，從世系群理論的角度出發,兩者在本質上都是實行單系繼嗣的親屬組織，努爾人的宗族體系是實行父系繼嗣的世系群,前提是無政府，無國家。而弗里德曼的漢人宗族,即明清以后在華南地區發展起來的所謂“宗族”，不是一般人類學家所言的-血緣群體，宗族的意識形態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祖先及血脈的觀念，明清華南宗族的發展,是明代以后國家政治變化和經濟發展的一種表現,是國家禮儀改變并向地方社會滲透過程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擴展，它是集權政治體制之下的父系親屬組織。
簡介 作者通過對一個沒有類似于西方國家制度的非洲部落的田野研究，對規范了一代人類學者從事社會和文化研究的工作范式提出了一個挑戰性的問題，即在一個沒有國家和政府統治的部落中，社會是如何組織起來的？這本著作被認為真正起到了人類學認識范式更新的作用。
作者簡介 埃文思-普里查德（E.E. Evans-Prichard），英國社會文化人類學家，功能學派代表人物之一。倫敦經濟學院哲學博士，前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
目錄 ••••••
插圖目錄
地圖及文中圖表目錄
導論
第一章 對牛的興趣
第二章 生態學特征
第三章 時間和空間
第四章 政治制度
第五章 宗族制度
第六章 年齡組制度•總結一二八九
索引一三一零
譯后記
插圖目錄
家宅與畜欄區
一、青年
二、畜欄中的少年
三、給不安分的奶牛擠奶
四、公牛
五、擠奶的女孩
六、典型的草原風光
七、a高坡上的家宅 b 高坡上的家宅
八、沙壟一八三
九、從小舟中叉魚
十、在淺灘叉魚
十一、a 旱季里的大草原 b 清理谷園
十二、 10月的谷園
十三、谷園中的少女
十四、8月陣雨
《努爾人》的主題是尼羅河畔一個人群的政治制度，但是，其內容卻被分為了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兩部分。對此，埃文思-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明確地提到：“如果不把環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慮進來，就不能理解這種政治制度”（埃文思-普里查德,2002：3）。然而，與生態決定論者不同，他對生態因素的考慮是非常審慎的：“社會制度是生態學系統內的一個系統，它一部分依賴著生態學系統，一部分依靠自身而存在”（同上，頁114）。表面上看，這種區分勢必造成兩者之間理論上的緊張關系，但是，埃文思-普里查德并不執著于生態環境特征本身對社會關系的限定和影響，而是同時關注努爾人為其生態學關系所賦予的價值對理解社會制度的重要意義。
努爾人對牛的興趣。盡管他們也耕種、漁獵和采集，但仍然在內心深處對牧民的身份有著強烈的認同感，“他們不僅靠牛來獲取許多生活必需品，還以牧民的眼光來看待世界”（同上，頁20）。牛不僅是他們的物質財富，同時也是他們的文化與社會財富。從取名到成丁禮、從日常用語到與異族之間的關系，牛都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他們在維持生計的意義上寄生于牛，更在社會與文化的意義上與牛須臾不分：“把所有的社會過程和關系都用牛來界定”（同上，頁25）。努爾人過的是一種牛日子。對牛的重視反映出努爾人簡單的物質文化，處于這種文化中的人群是高度依賴于環境的。努爾人所居之地的地貌和氣候特征等所構成的環境系統，與他們對牛的興趣相結合，要求他們一年之中必須隨著旱季與濕季的流轉，在牛營和村落之間遷徙。在這樣的生活中，努爾人處于食物缺乏、技術落后和貿易空白的境地，從而使較小的地方性群體的成員直接相互依賴，并傾向于形成經濟性的共同體，而不僅僅是具有政治價值的居所性單位；相同的條件和遷徙的生活方式則使在遠大于村落的區域內生活的人們之間形成一種間接的依賴關系，并迫使他們接受一種政治性的慣例（同上，頁113）。在“橋”的另一邊，埃文思-普里查德闡述了這種比村落社區更大的地域性裂變支之間的結構關系，并闡述了與之相關的宗族制度和年齡組制度。
埃文思-普里查德認為，“幾乎大部分的、也可能是全部的時間和空間的概念，都決定于自然環境條件，但是它們所體現的價值觀僅是許許多多對自然環境的可能反應之一，并且還依賴于屬于另外一種現實秩序的結構原則”（同上，頁114）。因此，他區分了兩種時間：反映人們與環境之間關系的生態時間和反映人們在社會結構中彼此關系的結構時間（同上，頁114）。關于這兩種時間的區別和關聯，埃文思-普里查德的一段論述（同上，頁114-115）是至為重要的，茲引如下：
它們二者都表示事件的先后序列關系，這些事件對社區來說有著足夠的利害影響，因此，它們總被人們所談起，并在概念上相互關聯。較長的時間段幾乎完全是結構性的，因為與它們相聯系的事件乃是社會群體間的關系的改變。而且，以大自然的變化以及人們對它們的反應為基礎的時間估算是受一種年度周期的限制的，因而無法用它們來區分比季節更長的時間段。還有，二者都具有有限的、固定的標志。季節及月亮的變化年復一年地重復著，因而在任何一個時間點上，努爾人都會對他面前的事物有概念上的知識，并且能相應地預測和組織他的生活。同樣，一個人在結構上的未來前景（structural future）也已被固定下來，并被安排到不同時段中去，因而，如果一個男孩活得足夠長的話，在貫穿于社會體系的注定階段中，他所經歷的所有身份更換都是能夠預測的。對于一個在社會體系中生活的個體來說，結構時間似乎完全是漸進性的，但是，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一種錯覺。
如果把兩種時間分立看待，那將是一種嚴重的誤讀。生態時間并不是在追求科學精確的意義上被努爾人所使用的，它固然要以天體或氣候的變化為標志，但是，對努爾人而言，這種標志如果沒有被賦予價值，就是毫無意義的。價值的賦予和努爾人的活動尤其是經濟活動緊密相關，這也是埃文思-普里查德在前兩章中不吝筆墨的根本原因，由于牛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無可比擬，因此，努爾人是以“牛鐘表”（cattle clock）來安排他們的生活的。生態特征在不同季節中的不同表現制約著牛的生存和人們對牛的生產，而牛作為維持生計的有限性又要求一種混合型的“畜牧-園藝”經濟，這是努爾人隨季節而遷徙的深層原因（同上，頁72）。也就是說，“當努爾人生下來之時，他所進入的不僅是一個自然環境，而且也是一種經過改造馴化了的環境，后者乃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同上，頁103）。在這里，經濟活動是首要性的，但經濟關系又是一般社會關系的一部分，這種社會關系不僅存在于小群體之中，也超越于牛營和村落范圍之外。因此，用鐘表時間的觀念來看待努爾人的時間注定是不貼切的，在他們的觀念中，時間并非好像實際存在的某種東西，“他們不曾有過與時間競爭或者必須把活動與抽象的時間推移等同起來的情感體驗，因為他們的參照點主要就是這些活動本身”（同上，頁123）。從這個意義上講，所有的時間都是結構性的，因為它是對群體活動的概念性表達，而且時間如果不是對群體內的每個人都有一個相同的意義，它就不可能存在。“由于時間概念不再是人們對自然界的依賴關系的反映，而是社會群體之間相互關系的反映，因此，它便不再是由生態因素所決定，而更多地是由結構關系所決定。”（同上，頁123-124）由此，埃文思-普里查德幾乎完全消解了生態時間的概念，并將其融入到了結構時間之中，同時，也使時間和空間勾連了起來。
埃文思-普里查德所說的空間并非純粹地理意義上的空間，就像努爾人把價值賦予到生態時間中一樣，他們同樣把構成其政治結構的價值觀念賦予到地理空間中，因此，空間也是結構性的。結構時間就是對結構距離的一種反映，而結構距離“指的是在一種社會制度中，人們群體之間的距離，它是以價值觀念來表達的”（同上，頁128）。相應于作為時間估算的結構系統，埃文思-普里查德區分了的三種空間形式：對于特定群體有意義的事件之間的距離；年齡組制度中各特定年齡組之間的距離；親屬和宗族秩序中的距離（同上，頁125）。在小群體中以事件為參照點的時間估算只能抵達很晚近的歷史，即使在部落中，這種時間估算所追溯的歷史也不會超過五十年；因選擇了不同的參照點，以年齡組結構距離估算的時間卻可以涵蓋近一個世紀的時期；以宗族結構距離估算的時間則可以超出歷史融入神話了，因為如果宗族結構從不增長的假設成立，結構距離就是父系繼嗣譜線上的第一人和最后一人之間的距離（同上，頁124-127）。由于結構是不變的，時間就成了一種關系的投射，盡管事件、個人和群體總是在流動，但這種流動是在結構的框架下進行的，它們不可避免地在結構中占據了一個位置，所以，個人對時間呈現漸進性的感知完全是一種錯覺。
在努爾社會中，人們對時間的感知和估算體現的是空間結構，但其社會結構中，群體之間的距離并非僅此三種，它實際上可能有許多種類型。埃文思-普里查德轉而區分并詳述了與制度主題相關的三種結構距離：政治距離、宗族距離和年齡組距離，從而成就了《努爾人》在人類學史上的經典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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