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增訂版自序--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支配歷史的“大事因緣”

《五百年來誰著史》增訂版自序　　

韓毓海

借此機會，我首先要向尊敬的讀者說明一下第二版所作的修改：篇目本身未作絲毫的更動，但每節幾乎都增加了新的資料，目的是使增訂版的觀點更加鮮明豐富。至于語句和修辭上的改動，則無法一一列舉出來，或許，對于“中國語言文學系”的從業者而言，寫出為自己滿意的文字幾乎是不可能之事，這也意味著語言的推敲永遠是未竟之業?！　?/p>

早在年初的時候，我就接到通知說，《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第一版已經全部賣完了，而增訂版馬上就要付印，就我個人的意見而言，第一版的某些部分需要作更為徹底的修改，但是，現實的壓力使我沒有時間這樣做。因為半年多來，我一直在為第二卷（《龍興――1500年以來的中國改革與革命》）而努力工作，這也就是本學期我在北京大學所開課程的內容，這門課需要閱讀大量的歷史文獻：《商君書》、《鹽鐵論》、《封建論》、《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陳六事疏》、《備陳民間疾苦疏》、《統籌全局疏》、《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中國之命運》、《<共產黨人>發刊詞》、《改造我們的學習》和《論聯合政府》，當這些血與火的文字一一重現的時候，我深知：我們篳路藍縷的先驅，精神的父親，是他們以思想和實踐鑄就的不朽華章，點燃了后來者的心靈和眼睛。　　

“一篇讀罷頭飛雪”，時間倏忽而去。當《畢業歌》聲響起，新的暑期即將到來時，同學們告訴我說：正是一個學期的閱讀，使大家真正理解了《畢業歌》里那些著名詞句的意義：“同學們大家起來，肩負起天下的興亡”，“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梁。我們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p>

《五百年來誰著史》在尊敬的前輩和同仁、在廣大讀者中迅速得到理解，既是對我勞動的最好報酬，更是對一個初學者最真誠無私的鼓勵。中華民族江山有思，我知道：是那些肩負著天下興亡大業的實踐者、勞動者們，成就了百年燕園中的“弦歌一堂”，我深信：“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同時“觀其中國家百姓之利”，即從歷史中、從實踐中、從國家人民的利益中去尋找知識的依據，“從無字句處讀書”，這就是北京大學真正的光榮傳統?！　?/p>

卡爾·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曾經說：“以貨幣形式為完成形態的價值形式，是極其無內容和極其簡單的。然而，兩千多年來人類智慧對這種形式進行探討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結果，而對更有內容和更復雜的形式的分析，卻至少已經接近成功。”[1]亦如本書第一版緒言中所交待的那樣：正是在紐約親眼目睹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的經歷，方才使我讀懂了《資本論》作者的教誨：一個將“虛擬經濟”置于生產和市場交換（“實體經濟”）之上的資本主義體制，何以是一個“頭足倒置”的危機結構。同樣的，正是由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實踐，已將中國與世界深深地嵌入為一體，方才為我們當前的思考提出了新的使命和要求：這就是要求我們的思考必須始終具備廣闊的世界歷史視野；我們深知：使《資本論》、《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等理論文獻成為當代中國認識世界之教科書的，并非基于單純的理論或思想史的緣由，而是基于現實實踐的要求和愿望，如果沒有社會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所提供的深刻“常識”，我們就無法辨別高深莫測的理論和知識的真偽與高下?！叭欢R克思主義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為它能夠指導行動。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并不實行，那末，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理論的認識，還必須再回到實踐去。”[2]歷史已經證明：離開了這一明快的道理、離開了這一正直的求學、求知道路，學院里的知識和理論研究就將迷失方向。　　

1954年，毛主席在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曾經說：“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這意味著：只有了解自己的前人走過的道路，只有了解我們前人的事業，才能更為深刻地了解我們今天的任務和使命?！　?/p>

如果嘗試著將漫長的中國政治史分為四個時期，那么從春秋戰國到秦的郡縣制統一可以稱為第一個時期，而其中又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郡縣制之設立，標志著中國政治文明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中國政治思想，興起于秦晉之間，成就于墨法之道，而在諸子百家中，墨家兼愛、尚賢、尚同的政治思想，對近代以來的革命者影響巨大，而其踐行禹道，摩頂放踵，以自苦為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政治倫理，尤其值得我們珍惜。同時，《商君書》則指出：所謂政治，就是指那種通過經濟、軍事和法律手段組織人民的根本力量，這一論斷不但開辟了富國強兵的康莊大道，而離開了秦所發明的戶籍－郡縣制度，一切政治實踐亦將因喪失基本抓手而無從談起。毛主席《讀<封建論>呈郭老》說：“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敝劣谀移D苦奮斗的實踐精神，《莊子·天下》篇則論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墨子雖獨任，奈天下何！”今日再思此語，怎能不令人感慨萬千！　　

從漢至唐，可謂中國政治史的第二期，其基本脈絡則是貴族制度的消滅，國家官僚制（科舉制）的實行。這其中既有內部曠日持久的艱辛改革推動（九品官人法與中正制的糾葛，即體現了改革的復雜性），亦有北周、隋、唐攜北國剛健雄風之革命沖擊，而繼秦之戶籍－郡縣制度之后，統一的國家考試制度之實行，再為中國政治奠定一層深厚根基，中華民族藉此方走向光輝燦爛之盛唐?！　?/p>

北宋以降，中國在世界上率先走向“近世”，舉凡交通、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之“近世化”，于宮崎市定教授的名篇《東洋的近世》中均有深刻之論述，至于工業技術方面，以焦炭冶鐵之法，中國更是早于英國工業革命600年而成熟，此一點尤其具有世界史意義[3]。而所謂千古之謎者，則為率先走向近世之中國文明，何以此后竟600年徘徊不前，反而終在1840年之后，為現代西洋帝國主義勢力所一舉擊潰。而我以為這便是政治史、思想史研究最為要害之課題。　　

實際上，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就已經深刻論述過：宋以降，學術與政治的分離、文治與武功的分離、官與吏的分離（所謂“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乃是導致政治組織能力下降、國家能力下降的根源所在。其中官與吏的分離，更是貴族制、中正制和役法弊端的遺存和發展，它導致了基層的財政、司法和稅收乃至軍事，均操縱于胥吏之手，胥吏、豪民和生員沆瀣一氣、把持基層和地方，遂釀成國家權力無法深入其中，而所謂“理政”，至此則步履艱難；同時，由于官僚隊伍中埋藏著一支龐大的非正式的行政大軍，國家便不得不聽任“火耗”、“陋規”和“浮征”的存在，財政和稅收的統一再也無法實現，于是“理財”亦從此變為了空談?！　?/p>

何況，率先進入近世的中國，生產發展、市場擴大與貨幣短缺之固有矛盾，竟長期不能得到解決，于是，除用于促進農業革命之外，中國更將鐵的大量生產以及冶鐵技術，用于鑄鐵錢及以“浸銅法”鑄銅錢，貨幣的大量增加，固然促進了中國的“商業革命”（明代即有“十大商邦”之興起與壯大），但也正是因此，與其后英國將焦炭冶鐵技術投入制造機器，并以此推動制造業和軍事工業發展不同，中國冶鐵技術的發展，盡管極大地推動了其“農業革命”特別是“商業革命”，但卻沒有發生出“工業革命”，而這也使得商業資本與產業資本的分離，使得商業資本支配國家經濟，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與障礙（宮崎市定、陶希圣）。進而言之，造成這一瓶頸之根源，更在中國沒有以成功發行國家主權貨幣，從而完成金融革命，并得以籍此闖過生產、市場擴大與貨幣短缺這道矛盾難關。而國家貨幣不能發行，金融革命無法完成，根源又在政治上的官吏二分體制，王安石即痛感基層全為胥吏、豪民所把持，國家金融力量無法深入農村，到明隆慶元年（1567）之后，國家干脆通過進口美洲白銀來解決貨幣短缺問題，即從而將貨幣問題之解決，委之于海外和國內豪商。于是，中國國家組織能力的持續下降便不可避免，胥吏、豪商、外國資本支配中國的命運亦就不可避免了。　　

“起來，不愿作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鑄成我們新的長城”，中國政治史的第四期，揭開了中國改革與革命的新時代，揭開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最基層的農村入手，通過深入群眾、組織群眾的制度創新，重建了與勞動人民血肉相聯的、牢固的政治和社會組織，并于新中國誕生的前夜――　1948年12月31日　，成功地發行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套國家主權貨幣“人民幣”。此后30年，新中國方才以此現代政治、經濟和財政制度創新為強大動力，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一舉完成了工業革命。改革開放以來，正是中國龐大的產業、生產能力，驅動了世界貿易和商業革命的日新月異。有人說：中國用30年的時間解決了“挨打”的問題，又用30年時間解決了“挨餓”的問題，這種說法是十分形象的；而今天的我們，正在探索一條不同于資本主義的新的、可持續的、科學發展道路，在這條繼往開來的道路上，我們深知：遭遇各種艱難險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們應該虛懷若谷地接受一切科學的批評意見，接受世界上一切友好人士的善良建議，但是，對于那些“所謂輿論的偏見”，我們還是要理直氣壯地以馬克思曾經引用過的佛羅倫薩人的格言作答：走你的路，讓人們去說罷！　　

60多年前，陳寅恪先生曾經用“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來頌揚宋明儒學的發生之于中國歷史的劃時代意義，而筆者學識淺陋，至今還難以理解他的這番高論之陳意所在。對于絕大多數中國百姓如我者，同樣是60多年前，一位偉大的中國人，在黃土高坡的低矮窯洞里所說的話，卻如悠遠的雷聲，時刻警醒著我們，告訴我們何謂佛陀、告訴我們：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支配歷史的“大事因緣”：　　

中國古代有個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說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華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門南面有兩座大山擋住了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決心率領他的兒子們要用鋤頭挖去這兩座大山。有個老頭子名叫智叟的看了發笑，說你們這樣干未免太愚蠢了，你們的父子數人要挖掉這樣兩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說：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孫子，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這兩座山雖然很高，卻是不會再增高了，挖一點就會少一點，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駁了智叟的錯誤思想，毫不動搖，每天挖山不止。這件事感動了上帝，他就派兩個神仙下凡，把這兩座山背走了?，F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一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4]　　

外國人一向有把自己的作品獻給至親好友的慣例，如此，我則愿誠摯地將自己幼稚的工作，奉獻給養育我的父母人民，特別是：奉獻給激發我寫下本書第一行文字的山西那遍地英雄的山河，奉獻給在這塊土地上默默犧牲和奉獻著的父老親人。因為――正是那些在歷史的縱深處和現實的實踐中奮力工作的人，使得我幼稚的寫作成為了一個聲音?！　?/p>

　2010年7月10日　暴雨后，寫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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