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城市”如何可能
陳映芳
一、
《“城”長的煩惱》在讀者眼里，屬于一本不大好歸類的書，不論是體裁、敘述方式，還是作者們的身份、立場。不過它有一個并不含糊的議題：什么樣的城市才算是好的城市？
既然難以歸類，我們不妨就先從議題說起。
2010年3月8日至4月1日，“當代文化研究網”（www.cul-studies.com）展開了一次頗具聲勢的網絡討論，主題是“我們的Better City”。“Better City, Better Life”，很多人知道，這是本屆上海世博會的主題口號──它曾被用來成功地說服了國際世博局官員和各國評審員。想來，它所包含的超越城市主義、強調市民生活為本的價值理念，應該是當初打動人的有力的觀念武器。不過我相信大多數中國人對此中的曲折隱義不甚了了，讓中國人對這句口號充滿復雜感覺的恰恰是它的中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中國自近代以來一直是西方知識的進口大國，翻譯史上也因此留下有不少佳話或公案，這一屆世博主題詞從英語到漢語的高妙的語際意義轉換，料想也很可能會成為一個可供后人分析研究的特殊的個案文本。這不，滿城飄揚著的“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旗幟才剛掛出，“Better City”就被人惦記著，成了網上文化大討論的主題。
相對于“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毋庸置疑式的語義結構，“我們的Better city”為人們提供的，是另一種思考起點和討論空間：將“城市”從不容質疑的主體、轉換成了生活者可質疑、可議論的客體對象。城市作為一種人類聚落，就如鄉村一樣，其形態本身不可能必然地為生活其中的人們帶來“美好的生活”，人們為著自己想要的生活，有期待“好的城市”的愿望，更有思考什么是好的城市的必要，“better city”不應只是被用來打動洋人的漂亮口號，它也應該是本土生活者的合理訴求、正當話題。
這一次，將“Better City”放回本土語境中來的，是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的師生和一群對此主題抱有討論熱忱的網民們。對他們的這個討論，我是當初就知曉的，卻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但是，今天當我看到由這次大討論的發言內容輯錄而成的《“城”長的煩惱》，再回頭想來，才意識到，他們的這一舉措，在“城市”議題已經鋪天蓋地的中國，有著無可替代的特殊意義──以對抗的姿態面對意識形態的壓迫，在專業學科的知識界無人愿意關注的地帶站出來，在一片寂靜的沉悶中喊出自己的聲音來……這些原本就是我們應該寄望以文化研究者的，如今，透過這樣一本書，我們似乎看到了我們想要看到的。
二、
“文化研究” 在上海，由王曉明教授帶動，被一群文學界學者引入大學已有多年。這西來的學科，原本即以資本主義、大眾文化、消費主義等現代問題為主要對象，天然帶有批判的性格、對抗的姿態。但是，身處劇變中的中國社會，文化研究學者倘以真誠之心啟示自己的問題意識，自一開始就得面臨不無尷尬的處境：研究者自身對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切，中國社會的走向等等，其實都還充滿疑慮、難以理解。拿西來的理論武器，批判什么、對抗什么？就我所知，這樣的問題一直也困擾著王曉明教授。與這個問題同時讓研究人員們感到壓力的，應該還有大學中的專業主義，以及他們自身對于學科背景單一可能導致研究力不足、因而對中國問題無從真正理解的現狀的擔憂。
出于對現狀的反思和角色使命的認同，他們將“當代支配性文化的生產機制”確定為核心，并從一開始就將“城市”列為他們主要的研究主題。在“城市”這個主題中他們嘗試將歷史與現實溝連起來，將政治、經濟與文化放到一起來考察，并試圖跨過不同學科間的專業溝壑。這樣的實踐富有意義，卻也充滿挑戰性。在當今的知識生產領域，城市研究以堅硬的專業體制、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以及技術信息的壟斷性著稱，更與所謂城市化、城市發展等國家發展目標以及世博這樣的舉國項目將結合，具有不可一世的擴張性。對于人文社會學科的學者而言，在被設定的錦上添花式的城市文化研究以外，其實很少有可供伸展的空間。在這種情況下，文化研究的城市批判，談何容易。一方面，不要說廣義的西方理論，即以本人接觸的社會學城市理論而言，自古典社會學到當今城市社會學，反思、批判城市的各種理論早已是層層疊疊，令人眼花繚亂。另一方面，在中國本土，由于城鄉體制的結構規定，人們對城市的向往，是極為自然、正當的生活愿望。在這樣的現實邏輯下，依據既有的西方理論而在中國作簡單的城市主義批判，難免會被人們看作為城市文化人的矯情。而且，城市開發在中國已形成為一種特殊的體制，面對由權力經營城市、操控市場并一手制定集體消費規則的現實，知識分子若依然只將生活者的消費方式等等拿來說事，不免有避重就輕之嫌。
但這一次，《“城”長的煩惱》讓我們看到了文化研究的另一種可能：回到日常經驗，讓包括研究者在內的生活者自己說出對城市的感受。面對強勢的城市意識形態和城市開發體制，人們不妨表達自己的生活愿望，對什么是“好的城市”作出自己的評判（在這兒，我愿意暫時忽略掉“我”與“我們”之間的差異）。
這樣的敘說，可以被理解成一種批判的方式，對抗的策略。可是，不經意間，很有可能，中國的文化研究者在這種實踐過程中可以找到一種觀察中國社會的角度，反思自身與批判對象之間的關系，并逐步深入地發現中國社會的運行邏輯。在此同時，形成其所追求的“批判性分析”、“促進性介入”的方式──我特別注意到，在這個以“我們”命名的討論群體里，不僅討論者有不少是匿名的網民，他們的言說方式、對議題的切入角度甚至評價背后的價值觀念其實也是多種多樣的，在各表其意的城市生活感受中他們表達了多元、開放的城市觀，中間不乏對現實具有穿透力的城市評論。這似乎與當初人們理解的西方文化研究的立場、方式不甚相同，但卻是讓人覺得觸手可感的、有著本土氣息的新苗，令人欣喜。
三、
所有的市民都該是城市的主體。什么樣的城市是好的？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評價，都應該說出自己的期待。或許這才是以“城市”為主題的文化批評最應有的品格。
價值源于社會需求以及供求狀況，從社會群體層面來說，對于人的聚落形態、生活環境，一般人大多會有自己想要的和不想要的，“好的城市”應該是能夠滿足各種各樣不同的人、或者起碼是大部分人的居住需求和生活愿望的地方吧。但社會自有其邏輯。這種邏輯意味著什么？在此我也試著從日常經驗和生活常識出發來說說事。
現實中的城市人，象上海人，他們自己最想要的城市是什么樣的？不需違言，上海人需要有南京路、外灘、金茂大廈、大劇院……高聳云天、光亮耀眼，這些已經是這個城市在中國的地位的重要象征物。但是，對大部分上海市民來說，讓他們心向往之、念茲在茲的居住社區在哪兒？很有可能不在陸家嘴，也不在新天地──據我所知，上海有不少市民，遇到有海內外親友來到滬上，真正愿意帶著他們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好的上海”，在老西區。那里的景觀與今天城市媒體所炫耀的更高、更快、更新、更亮的摩登大上海南轅北轍。這些年被城市主政者大力推動的都市大開發，在那里幾乎被隔絕于外。沒有大型推土機進入，沒有綠蔭被毀，也絕少有高層住宅拔地而起。除了不少老建筑被仔細地、恰如其份地重新涂過，那兒的城市光景幾乎是百年不變：有中國人記憶中的“街”的肌理，有雅各布斯基強調的人行道、“街之眼”，甚至也沒有所謂“歷史風貌保護區”住宅建筑被商業化的問題，孩子和老年人在那兒都可以便捷地生活……我自己也曾一次次帶朋友去走過，不僅聽到過內地朋友北方朋友的驚詫，也收獲過歐洲建筑師的贊吁。我相信，那里其實就是這個城市的空間規劃者們心中的“好的城市”，也是掌握著城市政治、經濟、文化實權的人們自己所要的生活社區。所以，我常常會悲觀地感嘆：城市真正的問題，并不是“什么是好的城市”，真正的問題其實是“‘好的城市’如何可能”？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城市生產的機制”。
“好的城市”、“為了市民生活的城市”如何可能？這是近年來各國城市研究學者、城市規劃師都在關心和討論的問題。記得幾年前上海曾開過次高規格的城市論壇。在那次會上，我不無驚訝地發現，歐美各國的城市規劃師其實大多在關注城市建設與社會建議的關系問題，在探討城市規劃如何考慮社會公平問題、社會老齡化問題、社會融合問題、文化保護問題等等——也就是以市民生活為本的好的城市如何可能的問題。而在同一平臺上中國的城市學專家給各國代表展示的，卻是上海城市大發展的宏偉藍圖——在那些藍圖中，規模奇跡、經濟效應（如城市功能分區）、景觀美學等等是最突出的亮點。那其中，幾乎很難看到“市民”、“社會”、“生活”等等的地位和實際安排！我曾經將這種不無奇妙又令人感嘆的學術現象解釋為中外學者間的觀念和知識的落差，希望這只是社會發展和學術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的問題。然而實際上不是——中國城市學者們的城市觀自成一體，首先不是因為信息條件限制，也不是因為社會發展階段的國情所致（嚴重的城市社會不公恰是我們的國情），它首先與城市發展主導者的意志及其城市生產的機制有關，這其中甚至包括有城市觀/城市知識如何被引進、同時又如何被屏蔽過濾、被拒斥的機制。2008年11月至12月間，我曾去韓國首爾和日本東京參加過兩個城市研究的國際大會。在那兩個會議上，中國當前的各種城市問題幾乎是大部分分會場都有人在討論的議題。可與此同時，另一個到處有人的議論的問題卻是：“怎么中國大陸的學者都不來？”“他們是最應該來的呀”……這亦是中國的一種城市現實。
所以，雖然在現實的邏輯中，“什么樣的城市是好的”其實可說是一個偽命題，但在城市主義已經被有效運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情況下，“Better City”作為一個公共議題，依然有其獨特的意義——城市觀對市民生活愿望的扭曲、對日常生活的壓迫，正是不合理的城市體制得以形成并維持的機制之一。也因此，我愿意將《“城”長的煩惱》的作者們的討論，理解為知識人站在市民的市場上起而抵制城市主義意識形態、并進而參與改變城市生產機制的有意義的文化實踐和公民行動。
開創城與人的新空間——《城長的煩惱》及其它
郭春林
在斷斷續續中，終于讀完了這本《城長的煩惱》。我不知道編者為什么取這個書名，是眼球經濟的觀念在作祟，還是受美國情景劇《成長的煩惱》的啟發，以“成”“城”諧音喻指城市發展中的困境，抑或另有深意？且都不去管它，雖然我覺得還是直接用網上討論的主題——“我們的Better City”——更好。書名可以討論，可以協商，就如同如何使我們的城市成為Better City可以在網絡上進行討論一樣。
“成為Better City”其實是很不準確的表達。它意味著一個過程的結束和一個結果的誕生。就理想而言，一個城市只能做得更好，卻永遠不可能成為最好。世界上就沒有一座舉世公認、并且可以作為標準的最好的城市。可是，如果一座城市里所有的人能夠同心同德、齊心協力，朝著better city的方向努力，一定可以使她變得越來越好，better，better，不斷地better，總有一天，這個城里所有的人一定會覺得他們生活在世界上最好的城市。
我知道不能再這樣想下去，起碼不能再這樣說下去。一定有很多人看到上面的話后要冷笑起來：做你的春秋大夢吧，都什么年頭了，還“所有的人同心同德、齊心協力”呢。
但是，我也就立刻想起海明威說過的一句話，想一想，也是挺好的。所謂“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其實，說白了，也就是對未來的想象。只是這個未來不是一個個個體的未來，而是他/她所居住、生活的城市的未來。短短的二十年，我們似乎已經迅速地學會了規劃每一個人乃至每一個家庭的未來，可是我們卻遺忘了對一個集體、一個共同體的未來的規劃，甚至連想象一下都不愿意。在這個意義上，這一次討論的意義也因此彰顯出來。
對未來的想象是創造未來的動力。沒有想象，也就無所謂未來。沒有人希望今天之后的未來只是在無限地重復今天，即使今天已經挺好，因為在挺好之外，一定有一個better。
對未來想象當然也需要一個動力，這個動力其實就是對今天的不滿和不滿足。其實，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乃至人類，“不滿足”就像一臺永動機，從未停歇過，只是時時偏離了方向而已。
正是在上述邏輯支持之下，有了放在我們面前的這本看起來頗為奇特的書。
Better City，Better Life；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是本屆世博會的主題。城市能不能讓生活更美好，當然不是我們三言兩語說得清的大問題。但這樣的表達中顯然隱含了對非城市生活的歧視。這也可以不論，對如今生活在城市中的不同群體和階層的個人來說，感受顯然不會一樣，判斷也就不可能如此干脆而統一。然而，由此引發的問題卻激起了社會廣泛的注意，更促使人們來思考這些問題，并從問題出發，尋求最大范圍乃至全民的參與和解決之道。說到底，這才是Better City實現的唯一途徑。
所以，提出問題是第一步。于是，當我們打開這冊《城長的煩惱》，從目錄中便可以看到一個個完全由問題組成的專輯。這11個問題當然不能涵蓋城市如何better這一總問題的所有方面，但毫無疑問的，這些問題都實實在在地與我們的城市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當然，首先是與這些作者的生活經驗聯系在一起，更準確地說，這些問題就直接來自他們自身鮮活而真切的城市生活經驗和體驗。這是最重要的。
“將大家的感性經驗充分引入討論，是我們所期待的。”討論發起者如是說。為什么如此強調感性經驗？其實道理很簡單，其一是話題本身關乎實在的生活，城市的問題絕對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或者說最終不是理論問題，也許其間要借助于理論和知識，但其根本的目的必然指向生活，必然為生活服務；其次，近二十年以來，中國知識界的專業化程度庶幾乎達到了現代水平，知識分子越來越以專業為己任，形形色色的理論行色匆匆而高高在上地旅行在形形色色的學報等學術期刊上，可說的基本上都是與民瘼民生全不相干或普通百姓根本不懂的術語、話語。感性經驗是理論生產的基礎，理論的價值只在與生活的關系。說到底，仍然是毛主席的話，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
瓦爾特•本雅明在分析波德萊爾時就指出，“對大城市的揭露性呈現并不是出自這兩種人（引者按：指“閑逛者”和“看熱鬧的人”），而是出自那些穿行于城市之中卻心不在焉、或沉思默想、或憂心忡忡的人。”（本雅明《巴黎，19世紀的首都》，13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如果我們不把詩歌、小說等文學創作視為“呈現”的唯一方式，這數十篇基本上都不能算完整文章的文字（更談不上所謂學術規范）無疑是一種非常獨特的“揭露性呈現”。而“穿行于城市之中卻心不在焉、或沉思默想、或憂心忡忡”正是“揭露性呈現”的保證。
實際上這些文字都有一個內在的緊張感和焦慮。我猜測，它來自一個擔憂，擔心Better City，Better Life這樣的觀念被不加區分、不假思索地廣泛傳播和接受，進而成為一個虛假的意識形態。到那時，Better City也許就只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且口號叫得越響，目標卻離我們越遠。必須就在現在把問題提出來，讓更多的人把經驗和體驗說出來，引發一場廣泛的討論，引起大家的關注。于是，這些“穿行于城市之中”的“憂心忡忡的人”成了這次討論的主要參與者。
有擔憂，于是有問題；問題從擔憂中來。“在今天的城市中，誰買去了我們的生活？誰是城市空間的真正主宰？城市生活的速度，果真越快越好嗎？城市生活中的自然環境如何生成，又當如何保護？城市的規模越大，我們的生活就越現代越幸福嗎？一座體積龐大的城市和周邊區域乃至其他城市之間，構成什么樣的關系方才合理？當前的城市文化，由哪些渠道和力量塑造而成？這樣的文化好嗎？什么才是真正better的城市文化？一座有記憶的城市，意味著什么？城市為什么不能喪失它的記憶？我們居住在這里，可我們擁有這座城市嗎？這座‘我們’的城市，又愿意對所有人開放嗎？”（見該書《編者的話》）看看這些問題，哪一個不是與我們的切身感受息息相關？又有哪一個是僅靠販來的知識和紙面上的理論能夠解決？追問指向每一個生活在當代中國的人，無論你居住在城市里還是鄉村中。而所有這些問題都指向一個最大的問題，即編者謂之“人和城市的關系，正在經歷一場危機。”
因此，“我們的Better City”的問題就不僅是一個表達方式的問題。既然是“我們的”，這個“我們”毫無疑問不能只是幾個在讀大學生，或已經畢業的少數接受了相對較高級教育的人。它理所當然應該是全民的。從問題的提出到對問題的討論，討論的展開和深入都理應是一場全民的總動員。
正是基于此，討論的發起者特別強調希望來自大學外面的人參與進來，“來談談對城市生活現狀的感受，和對城市未來的希望”。我數了一下，本書共收錄了51位發言者的文字，不包括“舉手發言”中的人數。而網絡上（當代文化研究網“熱風論壇”[http://www.cul-studi
發起者對學院外參與者的邀請既顯示了對學院體制及知識生產的自省意識，這一點在這個專業分工和專業化傾向愈演愈烈的時代尤為重要。學院絕不應該只是一個生產專業工作者的“人才工廠”，學院更不應該將其興奮點集中在體制內的利益化學術研究之上，社會關懷的胸懷理應放眼現實，我想這正是發起者的初衷；同時，學院尤其不能將學院外的民眾摒棄在關乎他們的問題討論之外，脫離了現實，脫離了廣大民眾的討論，其所謂學術意義無疑是虛假的。說到底，這些問題是“我們的”問題，就如同城市是“我們的”城市一樣。“我們”才是城市的主體；而“我們”則是全體人民的總稱。
在媒介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在媒體被資本和權力壟斷的社會，在全球經濟新聞、各色成功人士的神話和娛樂至死的八卦、游戲占領的資訊和休閑的空間中，真正的關乎現實的討論空間卻日漸萎縮。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特別看重這一場其實還只是一個開始的“我們的Better City”的大討論。
城市與人的關系的危機其實既是城市的危機，也是人的危機。危機時刻既要清醒的對于現實的判斷，也必須葆有對未來的希望。希望就在更多的人加入到這個城與人的新空間中來，為了打開一個更新更大的空間，為了“我們的Better City”。
2010年6月7日于滬上江灣鎮
開大刀和畫刺青
王曉明
新世紀周刊
“城市化”的浪潮正在中國的大地上四處橫溢。這不像種西瓜，今年搞砸了，明年可以重來，“城市化”是要徹底改變人的生存環境和生活內容的，無論搞對了還是搞砸了，一旦搞了，就不能重來。因此，這是一件即便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也不一定就能做得將來不后悔的事。恕我直言，恐怕只有十分無知而糊涂、或者別有用心的人，才看不到這個嚴重性吧。
那怎么辦？我覺得頭一條，就是要看清楚：“城市化”究竟意味著什么？當一個地方大興土木、興沖沖建設“國際大都市”的時候，這地方的人的生活，究竟會被如何改變？現在一說到“城市化”，主流的視野往往很窄，不是高樓地鐵商務區，就是人均收入GDP，這一兩年，開始注意到“低碳”了，但一些別的更重要的方面，譬如那些涉及人和人的社會關系的方面，還是像沒看見一樣。
舉個例子：上海的一家號稱“全球家居MALL”的巨型家裝商場，專門在商場內辟出一大塊地方，陳列“2030年”的“概念”型家居設備，什么下班路上就能啟動的煮飯煲啦，手掌一摸就能自動移開的茶幾面板啦，好像“未來城市”（這個展覽的核心標題）的精髓，就是一套智能家居設備！
這不奇怪。“城市化”如此翻天覆地，社會的各種強勢力量，都必然要扭它轉向自己最可以漁利的方向。房產商強調“剛性需求”，投資業鼓吹“金融中心”，要政績的官員專注于GDP，越是社會矛盾尖銳之地的當局，就越是突出“科技”、淡化“社會”和“人文”…… 和這些比起來，那家裝市場的老板，自然是小巫了，但惟其如此，它反能更讓人明白，今天“城市化”的主流視野，是如何被刪得這么狹窄的。
這也就是危險所在了：明明是全身麻醉開大刀，卻說得好像只是在畫刺青，而一旦社會被說暈了，種種片面短視的行徑就更放肆：如果這樣搞“城市化”，那怎么行？！
所以我推薦《城長的煩惱》。這是一本網絡討論的選集，討論的題目，就
是“何為美好城市？”這書出得很快，今天春天的討論，夏初就成書，放進書店了。編得也有特色，不到15萬字的篇幅，選了七十多人的發言，其中有學人作家，也有財經白領，更有許多以網名登臺、職業不詳的市民，真可謂七嘴八舌，說什么的都有。因為是這樣的討論，就很少學院氣，更沒有官商兩氣，盡是大白話，說切身的感受，談日常的經驗，批評與建議相伍，憤懣與熱望偕出。
特別有意思的是，全書以11個問題分編成組，各組既有長篇論述，亦有短小的快評，問題更是提得切中要害：“誰買去了我們的生活？”“城市空間誰當家？”“生活必須加速度嗎？”“城市怎么才自然？”“城市越大越好嗎？”“‘上海’在哪兒？”“城市文化到哪里去？”“城市為什么不能喪失記憶？”“城市是‘我們’的嗎？”“城市對所有人開放嗎？”…… 單是這些題目，就足以讓你相信，老百姓對“城市化”，其實是有豐富多樣的想法的吧？百姓的腦子決不如我們在流行思想中看到的那么簡單，這一冊薄薄的小書，就是例子。
想法多樣的結果之一，就是會發問。比如說，在今天，中國是不是該像幾十年前的日本和韓國那樣，大規模地“城市化”？倘在人民大會堂的臺階上問一位部長，或在上海的地鐵口問一位“白領”，大概都會得到不假思索的回答“當然！”吧。可是，在1980年代之前的許多時候，譬如1920年代、1930年代，乃至1960年代，人們的回答卻都可能不同。整個現代早期（1890年代到1940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對西洋式的“現代化”和“城市化”，有過很多討論。有熱烈鼓吹的，也有堅決否定的，更有許多跳出“歷史規律”之類的思維框架，從廣闊的歷史和宇宙視野俯瞰人類生活，因而對“城市化”的利弊皆有透徹了解、絕不一概而論的。這里沒有篇幅詳細介紹，但有一點卻想說：當時的各種聲音，無論發自什么立場，眼界大都比較寬，因此也就想得深。一想得深，疑慮就會重，像今天一些“城市化”的鼓吹者那樣膚淺的贊頌之聲，那時候不能說沒有，但很少。
“城市化”這樣事關長遠的大事，只有在眾說紛紜、而且這眾說中一定有根本否定“城市化”的深刻之論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得好。倘若都只看眼前，不顧腦后，同聲稱頌，聽不得異議，那就可以斷定，事情一定會搞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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