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下漫筆---人肉的筵宴
有一時，就是民國二三年時候，北京的幾個國家銀行的鈔票，信用日見其好了，真所謂蒸蒸日上。聽說連一向執迷于現銀的鄉下人，也知道這既便當，又可靠，很樂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則不必是“特殊知識階級”，也早不將沉重累墜的銀元裝在懷中，來自討無謂的苦吃。想來，除了多少對于銀子有特別嗜好和愛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鈔票了罷，而且多是本國的。但可惜后來忽然受了一個不小的打擊。
就是袁世凱⑵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⑶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義。這邊所受的影響之一，是中國和交通銀行的停止兌現。雖然停止兌現，政府勒令商民照舊行用的威力卻還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領，不說不要，卻道找不出零錢。假如拿幾十幾百的鈔票去買東西，我不知道怎樣，但倘使只要買一枝筆，一盒煙卷呢，難道就付給一元鈔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沒有這許多票。那么，換銅元，少換幾個罷，又都說沒有銅元。那么，到親戚朋友那里借現錢去罷，怎么會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講愛國了，要外國銀行的鈔票。但外國銀行的鈔票這時就等于現銀，他如果借給你這鈔票，也就借給你真的銀元了。
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⑷，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后的藏著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了。我只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后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墊墊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
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后，還萬分喜歡。
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么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的時候，然后給與他略等于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⑸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為什么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馬了。
我們不必恭讀《欽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審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讀的《鑒略》，——還嫌煩重，則看《歷代紀元編》⑹，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國古”⑺的中華，歷來所鬧的就不過是這一個小玩藝。但在新近編纂的所謂“歷史教科書”一流東西里，卻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說：咱們向來就很好的。
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于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于那一面，但又屬于無論那一面。強盜來了，就屬于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仿佛又屬于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愿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么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可惜的是往往暫時沒有誰能定。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⑻的時候，黃巢⑼的時候，五代⑽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⑾憤言而已，決心實行的不多見。實際上大概是群盜如麻，紛亂至極之后，就有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圣。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于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么“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里——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⑿；那些作亂人物，從后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說：“為圣天子驅除云爾。”⒀現在入了那一時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贊嘆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復古，可見于現狀都已不滿了。然而我們究竟正向著那一條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戰爭，稍富的遷進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里去了，因為那些地方都比較的“穩”，暫不至于想做奴隸而不得。總而言之，復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
但我們也就都像古人一樣，永久滿足于“古已有之”的時代么？都像復古家一樣，不滿于現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滿于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為前面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贊頌中國固有文明的人們多起來了，加之以外國人。我常常想，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國人的肉的！
鶴見釣輔⒁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記一個白人將到中國，預定的暫住時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還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們兩人一同吃晚飯——
“在圓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獻著出海的珍味，談話就從古董，畫，
政治這些開頭。電燈上罩著支那式的燈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羅列的屋子中。什么無產階級呀，Proletariat⒂呀那些事，就像不過在什么地方刮風。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氣中，一面深思著對于外人有著‘魅力’的這東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漢人種的生活美了；滿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漢人種的生活美了。現在西洋人也一樣，嘴里雖然說著Democracy⒃呀，什么什么呀，而卻被魅于支那人費六千年而建筑起來的生活的美。一經住過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風時候的萬丈的沙塵，每三月一回的督軍們的開戰游戲，都不能抹去這支那生活的魅力。”
這些話我現在還無力否認他。我們的古圣先賢既給與我們保古守舊的格言，但同時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獻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國人的耐勞，中國人的多子，都就是辦酒的材料，到現在還為我們的愛國者所自詡的。西洋人初入中國時，被稱為蠻夷，自不免個個蹙額，但是，現在則時機已至，到了我們將曾經獻于北魏，獻于金，獻于元，獻于清的盛宴，來獻給他們的時候了。出則汽車，行則保護：雖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雖或被劫，然而必得賠償的；孫美瑤⒄擄去他們站在軍前，還使官兵不敢開火。何況在華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時候，自然也就是贊頌中國固有文明的時候；但是我們的有些樂觀的愛國者，也許反而欣然色喜，以為他們將要開始被中國同化了罷。古人曾以女人作茍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親”，今人還用子女玉帛為作奴的贄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國的誰，到了已有赴宴的資格的現在，而還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者，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們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因為倘一動彈，雖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們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罷——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
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臺⒅。”（《左傳》昭
公七年）
但是“臺”沒有臣，不是太苦了么？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升而為“臺”，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驅使了。如此連環，各得其所，有敢非議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雖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離現在也太遼遠了，但“復古家”盡可不必悲觀的。太平的景象還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誰聽到大叫喚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處士來橫議么？對國民如何專橫，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猶是差等的遺風么？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實并未為共和二字所埋沒，只有滿人已經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們在目前，還可以親見各式各樣的筵宴，有燒烤，有翅席，有便飯，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飯，路傍也有殘羹，野上也有餓莩；有吃燒烤的身價不資的闊人，也有餓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⒆（見《現代評論》二十一期）。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贊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
外國人中，不知道而贊頌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養尊處優，因此受了蠱惑，昧卻靈性而贊嘆者，也還可恕的。可是還有兩種，其一是以中國人為劣種，只配悉照原來模樣，因而故意稱贊中國的舊物。其一是愿世間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興趣，到中國看辮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麗看笠子，倘若服飾一樣，便索然無味了，因而來反對亞洲的歐化。這些都可憎惡。至于羅素在西湖見轎夫含笑⒇，便贊美中國人，則也許別有意思罷。但是，轎夫如果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
這文明，不但使外國人陶醉，也早使中國一切人們無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為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并且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將來。于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兇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
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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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此篇最初分兩次發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二十二日《莽原》周刊第二期和第五期。
⑵袁世凱（1859—1916）：河南項城人，自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在天津小站練兵起，即成為實際上北洋軍閥的首領。由于他擁有反動武裝，并且勾結帝國主義，又由于當時領導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妥協性，他在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后竊奪了國家的政權，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組織了代表大地主大買辦階級利益的第一個北洋政府；后又于一九一三年十月雇用“公民團”包圍議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但他并不以此為滿足，更于一九一六年一月恢復君主專制政體，自稱皇帝。蔡鍔等在云南起義反對帝制，得到各省響應，袁世凱被迫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六月六日死于北京。
⑶蔡松坡（1882—1916）：名鍔，字松坡，湖南邵陽人，辛亥革命時任云南都督，一九一三年被袁世凱調到北京，加以監視。一九一五年他潛離北京，同年十二月回到云南組織護國軍，討伐袁世凱。
⑷中交票：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都是當時的國家銀行）發行的鈔票。
⑸關于元朝的打死別人奴隸賠一頭牛的定律，多桑《蒙古史》第二卷第二章中引有元太宗窩闊臺的話說：“成吉思汗法令，殺一回教徒者罰黃金四十巴里失，而殺一漢人者其償價僅與一驢相等。”（據馮承鈞譯文）當時漢人的地位和奴隸相等。
⑹《鑒略》：清代王仕云著，是舊時學墊用的初級歷史讀物，上起盤古，下迄明弘光。全為四言韻語。《歷代紀元編》，清代李兆洛著；分三卷，上卷紀元總載，中卷紀元甲子表，下卷紀元編韻。是中國歷史的干支年表。
⑺“三千余年古國古”：語出清代黃遵憲《出軍歌》：“四千余歲古國古，是我完全土。”
⑻五胡十六國：公元三○四年至四三九年間，我國匈奴、羯、鮮卑、氏、羌等五個少數民族先后在北方和西蜀立國，計有前趙、后趙、前燕、后燕、南燕、后涼、南涼、北涼、前秦、后秦、西秦、夏、成漢，加上漢族建立的前涼、西涼、北燕，共十六國，史稱“五胡十六國”。
⑼黃巢（？—884）：曹州冤句（今山東菏澤）人，唐末農民起義領袖。唐乾符二年（875）參加王仙芝的起義。王仙芝陣亡后，被推為領袖，破洛陽，入潼關，廣明一年（880）據長安，稱大齊皇帝。后因內部分裂，為沙陀國李克用所敗，中和四年（884）在泰山虎狼谷被圍自殺。黃巢和張獻忠一樣，舊史書中都有關于他們殺人的夸大記載。
⑽五代：即公元九○七年至九六○年間的梁、唐、晉、漢、周五個朝代。
⑾“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語見《尚書·湯誓》。時日，指夏桀。
⑿“一治一亂”：語見《孟子·滕文公》：“天下之生久矣，一洽一亂。”
⒀“為圣天子驅除云爾”：語出《漢書·王莽傳贊》：“圣王之驅除云爾。”唐代顏師古注：“言驅逐蠲除以待圣人也。”
⒁鶴見釣輔（1885—1972）：日本評論家。作者曾選譯過他的隨筆集《思想·山水·人物》，《北京的魅力》一文即見于該書。
⒂Proletariat：英語：無產階級。
⒃Democracy 英語：民主。
⒄孫美瑤：當時占領山東抱犢固的土匪頭領。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他在津浦鐵路臨城站劫車，擄去中外旅客二百多人，是當時哄動一時的事件。
⒅王、公、大夫、士、阜、輿、隸、僚、仆、臺是奴隸社會等級的名稱。前四種是統治者的等級，后六種是被奴役者的等級。
⒆每斤八文的孩子：一九二五年五月二日《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二十一期載有仲瑚的《一個四川人的通信》，敘說當時軍閥統治下四川勞動人民的悲慘生活，其中說：“男小孩只賣八枚銅子一斤，女小孩連這個價錢也賣不了。”
⒇羅素（B．Russell，1872—1970）：英國哲學家。一九二○年曾來中國講學，并在各地游覽。關于“轎夫含笑”事，見他所著《中國問題》一書：“我記得一個大夏天，我們幾個人坐轎過山，道路崎嶇難行，轎夫非常的辛苦；我們到了山頂，停十分鐘，讓他們休息一會。立刻他們就并排的坐下來了，抽出他們的煙袋來，談著笑著，好像一點憂慮都沒有似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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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下漫筆》是《春末閑談》的姊妹篇，出自雜文集《墳》。既曰漫筆，就說明文章結構自由靈活，先從具體的事件產生感想，引入本題，然后抓住論題，聯想廣泛，引用豐富，層層剝筍，由表及里地揭示事物的本質。
開頭記敘袁世凱復辟期間鈔票貶值的舊事，是引發議論的契機。中國古代一貫以現銀為貨幣，無論是白銀黃金，還是銀元銅錢，都那么沉重累贅，不便攜帶。民國初年由國家銀行發行鈔票，交換價值不變，攜帶與使用卻大為便利，從此，人們都愛用鈔票而少用銀元，但由于政治上風云突變，又出現鈔票貶值，銀元和現銀吃香的風潮，使作者不得不以六折或七折的低價將中交票兌換成現銀。這本來是一大損失，但作者卻沾沾自喜，“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因為腰中又有了銀錢可以度日。
魯迅用敘議結合的筆法，生動描寫了這場風波，細致表現了自己忽憂忽喜的心情，然后筆鋒一轉，引發出“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后，還萬分喜歡”的精辟議論，猶如橫云斷嶺，使文章迭起奇峰，別開生面。
在階級社會的幾千年的歷史中，奴隸和勞動者向來是會說話的工具，或者是專為戰爭與服勞役的動物，絲毫沒有實現過人的價值。“將人不當人”，本來是奴隸主、封建地主和資本家對待奴隸、農民和工人的行為準則，在兵荒馬亂的戰爭歲月，甚至還產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這就說明人的價值更低于牛馬，不如豬狗了。換言之，如果人的價值等于牛馬，就成了應該心悅誠服，謳歌恭頌的太平盛世了。
剖析歷史，魯迅得出“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的明確結論，又進而指出，更有的時候，等而下之，不如牛馬豬狗，輕若草芥，賤似沙蟲，專供屠戮蹂躪，奸污虐殺，想做馴服的奴隸都不可得。
他從自己的觀察研究出發，把中國歷史的各種時代分為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從而高度概括、準確鮮明地揭示了“一治一亂”的歷史循環規律，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就是天下大亂，軍閥混戰，兼并鯨吞，弱肉強食的時代，往往出現殺人如麻，流血盈野的慘象。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就是儒家標榜的太平盛世，由于新的統治者制定了奴隸規則，重視生產，獎勵農桑，同時規定了服役和納糧的數目及辦法。老百姓雖然當牛做馬，畢竟還有口飯吃。
于是，便“萬姓臚歡”，天下太平，暫時做穩了奴隸。但尖銳的階級矛盾潛伏在內部，隨著土地兼并的激烈和勞役賦稅的苛重，奴隸規則又被破壞，想做奴隸而不得的人民鋌而走險，于是，兵荒馬亂，流血爭斗的亂世又出現了。“一治一亂”，反復循環，歷史呈現出螺旋式上升發展的局面。那些領頭“作亂人物”，即農民起義的領袖，由于歷史和階級的局限，并不能實現他們替天行道，解民倒懸，甚至建立平等天國的理想，而只會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也就是魯迅說的“給‘主子’清道辟路”，為日后的“圣天子”的統治驅除頑敵，掃清障礙。
魯迅批駁了封建史學家和近代歷史教科書編纂者們對歷史的歪曲和涂飾，一針見血地揭出了封建社會的吃人本質和階級對立的歷史真相。他滿懷悲憤地分析了中國老百姓的艱危處境：“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于哪一面，但又屬于無論哪一面。”當強盜來時，認為他們是官府的順民，當然該被殺掠，而官兵一到，又以“從逆”“附匪”的罪名來殺良邀功，可見順民的處境是何等的兩難與悲慘！缺乏反抗性的人們希望有主子拿他們做百姓，甚至當牛馬，只要能讓他們“自己尋草吃”，這就是企盼出現暫時做穩奴隸的時代。但在五胡亂華、天下分崩離析和農民大起義的時代，廣大勞動者確實是想做奴隸而不可能得到。因為采取流寇主義流動作戰的農民起義軍沒有建立自己鞏固的政權和根據地，而割據四方的諸侯藩鎮更是橫征暴掠，“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這時，老百姓迫切盼望“真命天子”的出現，也就是希望另外的主子出來執行或新頒奴隸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因此，所謂的太平盛世便是本族或外族的新主子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讓奴隸或百姓能夠喘息蘇生，勉強維持生存的時代。
1925年的中國究竟處于哪一時代，魯迅并不點明。因為他希望結束以上兩種時代，創造前所未有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第三種時代。當時的中國各個階級，各種社會力量都在探索自己的道路，“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贊嘆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復古”，說明他們都不滿現狀，向往恢復古代的太平盛世，而一遇軍閥混戰，富翁入租界，婦女進教堂，托庇于洋人的保護之下，則分明甘做洋主子的順民和奴隸了。神往于古已有之的太平盛世，說明當時又處于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許多人又在尋求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魯迅認為革命者也是不滿于現狀的，但無須反顧，不能再回到古代去重復走老路，要探索前面的新路，要創造“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這就是他觀察中國的社會和歷史得出的結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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