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1963年11月毛澤東對《五評: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的修改)
34. “現在又證明,我們的干部,包括生產隊長以上的這些不脫離生產的以及脫離生產的,絕大多數不懂社會主義。他們之所以不懂,責任在誰呢?在我們。我們沒有教育嘛,沒有教材嘛,沒有像‘六十條’這樣的東西以及階級教育。”(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63年2月28日 )
35. “有人有顧慮,無非是兩條,一是怕耽誤生產,一是怕傷人太多。要使階級斗爭和社會主義教育有利于生產。‘四清’、‘五反’的結果,一定會有利于增加生產。”
(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的會議上的談話記錄, 1963年5月7日 )
36. 要自覺的,不要勉強的,要他懂得這是怎么一回事。準備一年、兩年搞完,搞好。不要傷人,傷了人,敵人又搞不準。“四清”我們從來沒搞過,過去有許多運動,搞出毛病,后邊還要平反。對于干部要著重說服,說服不通的,就用實際證據再說服。老口號不行,沒有貧下中農來說服不行,那些頑固的,你們說不行,他就是聽群眾的。總之,中央局要看情況,如果蠻干一氣,你就開會,把蠻干的說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亂了……對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實行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這一條。手腳不干凈的要檢討……就怕傷人,搞過了頭。
(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談話記錄, 1963年5月12日 。)
37.除了文學之外,還有藝術,比如歌舞、戲劇、電影等等,都應該抓一下……要推陳出新。過去唱戲,凈是老的,帝王將相,家院丫頭,保鏢的人,黃天霸之類,那個東西不行。推陳出什么東西呢?陳就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要把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推出去,出社會主義的東西……現在經濟形式已經改變了,是社會主義經濟了;上層建筑應該適應這個經濟形式……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3年9月27日)
38.我們現在每隔幾年要進行一次整風運動……人是會變化的,革命者也會發生變化。沒有群眾監督和揭露,他們可能進行貪污、盜竊,做投機生意,脫離群眾。(毛澤東同聽濤克己談話記錄, 1964年1月5日 )
39.“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后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毛澤東審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關于中央統戰部幾年來若干政策理論性問題的檢查總結》加寫的一段話,手稿,1964年1月)
40.“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決不能著急,一定要搞徹底,不要滑過去。兩年不行搞三年,三年不行搞四年。過去民主革命沒有搞徹底,現在要補課。社會主義革命如果滑過去,將來又要補課。”(1964年3月談話記錄;《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341頁)
41.“中國一定要出赫魯曉夫?不一定。有兩種可能。我說,出了也不要緊,你蘇聯還不是出了赫魯曉夫?將來那個列寧主義勢必要翻起來的。還是那兩句老話: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央工作會議記錄, 1964年6月11日 )
42.“世界的事情總是那樣,你準備不好,敵人就來了;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
(毛澤東聽取賀龍羅瑞卿楊成武匯報時的談話記錄,1965年4月28日、29日)
從劉少奇的一段講話中也可側面上看出當年中央領導同志對當時階級斗爭形勢嚴峻性的一致認識:
“現在,我們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來進行階級斗爭,而階級斗爭現在可以說到處都有。在過去十五年以來多次的運動中間,階級敵人已經改變了同我們作斗爭的方式。敵人現在是向我們采取合法斗爭的方式。在很多地方,他們是利用我們的口號,利用我們的政策,利用共產黨員的招牌,利用我們干部的面貌來篡奪領導權,或者把持領導權。壞人壞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應該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誰是誰,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劉少奇在中央各部門負責干部大會上的講話記錄,1964年8月1日)
43. “鑒于過去的經驗,欲速則不達,還不如少一點慢一點能達到……要考慮來個大災或者大打起來怎么辦。我看大家想多搞,你們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稅征糧,多了會鬧翻,不行的。這是個原則問題。要根據客觀可能辦事,絕不能超過客觀可能。按客觀可能還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對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緊。總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喪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災荒。計劃要考慮這三個因素。脫離老百姓毫無出路。搞那么多就會脫離老百姓。”(毛澤東聽取關于“三五”計劃和三線建設匯報時的談話記錄, 1965年6月16日 。)
44. “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難道這是做不到的嗎? 是吹牛皮、放大炮嗎? 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們的歷史就可以知道了。我們不是在我們的國家里把貌似強大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從基本上打倒了嗎? 我們不是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基地上經過十五年的努力,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方面,也達到了可觀的水平嗎? 我們不是也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嗎? 過去西方人加給我們的所謂東方病夫的稱號,現在不是拋掉了嗎? 為什么西方資產階級能夠做到的事,東方無產階級就不能夠做到呢? 中國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將要出現一個大躍進。他的這種預見,必將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實現。這是一種必然趨勢,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擋不了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5、341、342頁)
45.“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領導群眾起來斗爭,在斗爭中群眾會造出他們的領袖來……一去就開會,有事就開,無事就散。開會不要太長,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要讓群眾去搞。”
(1965年1月談話記錄;《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376頁)
46. 你只要不觸及全面問題,只是解決個別問題,枝枝節節,修修補補不行。(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5年1月14目)
47. 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 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 2002年1月18日 。)
48. “事物不斷地走向反面。不僅是量變,而且要起質變;只有量變,不起質變,那就是形而上學。我們也準備著。你曉得哪一天修正主義占領北京? 現在這些擁護我們的人搖身一變,就可以變成修正主義。這是第一種可能。第二種可能是部分分化……鑒于這些情況,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 1966年5月5日 )
49. “關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這次運動的特點是來勢兇猛,左派特別活躍,右派也在頑抗、破壞,但一般不占優勢。打擊面寬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類排除。”(王任重日記, 1966年6月11日 )
50.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他(指林彪)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毛澤東給江青的信, 1966年7月8日 。)
51. “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由于阻力比較大,斗爭會有反復,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復。這種反復,沒有什么害處。它將使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特別是年青一代,得到鍛煉,取得經驗教訓,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哪些做法是正確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確的。”( 1966年8月8日 《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52.“我們所決定的那些東西,看來群眾是歡迎的……廣大的學生和革命教師是支持我們的……決不要以為,決定上寫了,所有的黨委,所有的同志就都會實行,總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實行……我們的政策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幫,團結——批評——團結。”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記錄, 1966年8月12日 )
53. “文革中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們寄托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斗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后代,一代一代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讓他們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現在看來群眾是發動起來了,我很高興,他們是同意我的作法的。”(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 2002年1月18日 )
54. “文化大革命,發展到社會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八月二十九日常委擴大會紀要》, 1966年8月29日 )
“資改派”這樣分析毛的心情,我看是公允的:
從總體來說,毛澤東仍認為紅衛兵行動的主流是好的,認為他們的激烈行動對破除舊思想和舊秩序、打開一個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現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問題也只能適當引導或到以后再解決,決不能對他們潑冷水,更不能進行“壓制”和“打擊”。(《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437頁)
55. “現在學生對一斗二批三改不感興趣,心里不在學校,要到社會上去橫掃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這是我講的,現在群眾不聽了,他們已經超出了學校的范圍,超出了本單位、本市、本地區……我們領導上,在報紙宣傳上,硬要把學生拉到這個方面去,這是違反學生的潮流……讓他們去嘛,留些人輪流看家就行了。他們要出個介紹信,就統統開,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員會的人要去,也可以讓他們去。有些壞人也會出去。壞人出去無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樣……對外來的學生,要給他們搞伙食。有人說,沒有房子住。哪里沒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這是借口……我們開了全會,還有很多人沒有轉過來,他們就是不執行。有些人當群眾圍攻他們時躲起來,這是臨陣退卻。”(毛澤東同唐平鑄、胡癡談話記錄, 1966年8月28日 )
56. “你不要以為我們的環境那么好。我們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員也有,政治局委員也有,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都有。他們就是怕。他們要調動軍隊來對付這些學生。解放軍他們是調動不了的,他們就調動工人、農民來跟學生作對。”(毛澤東同澳大利亞共產黨領導人希爾談話記錄, 1966年10月1日 )
57.“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讓他們學生來接班,行嗎?不知工農業,只讀一點書,行嗎……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街上不好,要準人家革命,不要不準人家革命,叫學生們把魯迅的《阿Q正傳》看一看。”(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匯報會上的插話記錄, 1966年10月24日 )
58. “這一沖,我看有好處。過去多少年我們沒有想的事情,這一沖就要想一下了。無非是犯一些錯誤,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66年10月25日 )
59. “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在中國的希望,就是他們。并且他們還在黨內,早就鉆進來了,有老黨員,也有新黨員。我們的黨員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八年以后入黨的,有些是資產階級投機分子。領導機關對他們毫無辦法.他們就怕紅衛兵。”(毛澤東同波蘭客人楊力談話記錄, 1966年12月21日 )
60. “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到新的階段,蘇聯復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蘇聯的教訓說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權,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新的中心課題。問題出在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階級斗爭沒有完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的全面較量……中國現代史上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發展到與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相結合,才有結果。這是客觀規律。五四運動就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693—696頁。)”
61. “沒有這場文化大革命,我們毫無辦法。講了多少年了。雖然我的名聲很大,但他們還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沒有人聽我的話,《人民日報》就不聽我的話……為人民服務,我們黨過去也講了許多。但我有懷疑,有的人到底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資產階級服務。”(毛澤東同一位外國黨負責人談話記錄, 1967年1月17日 )
62. “現在流行著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想,口號是一切懷疑,一切打倒,結果弄到自己身上……不過,整個潮流看來,斗來斗去,那些錯誤的人總是最后站不住腳。”(毛澤東同卡博、巴盧庫談話記錄, 1967年2月3日 )
63. “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兩派,搞大規模武斗,也沒有想到。”(毛澤東同阿中友好協會代表團談話記錄, 1967年12月18日 )
64. “小組(指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以來,沒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開會。去年六月以來,代替了書記處,也是獨立王國。罵別人獨立王國,自己獨斷獨行,否認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鬧一二年,總要停頓。現在有打倒一切的風氣。干部統統打倒,怎么行……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是無政府主義……把工人、學生提上來,掌握了權,沒有經驗,幾個月就變了,很不穩定。” (毛澤東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談話記錄, 1967年2月12日 。)
65. “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后還必然要進行多次……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毛澤東對《偉大的歷史文件》稿的修改,手稿, 1967年5月18日 )
66. “軍隊不但要協同地方管農業,對工業也要管……軍隊不能坐視工業生產下降而置之不理。”(毛澤東對沈陽軍區一份報告的批語,手稿, 1967年3月3日 )
67. “亂是由于階級斗爭,兩派斗爭,左派同右派斗爭。亂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來。我曾經給別的外國朋友講過:第一,天掉不下來;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樣長,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魚照樣游;第四,女人照樣生孩子……我們的政府是靠群眾。沒有群眾,什么事也辦不成。”(毛澤東同剛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團談話記錄, 1967年5月16日 )
68. “知識分子從來是轉變、察覺問題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徹底革命性,往往帶有投機性。”(毛澤東同一個外國軍事代表團談話記錄,1967年5月)
69. “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明年結束。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張子申《楊成武將軍訪談錄》,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39頁)
70. “有錯誤,還要幫助他們,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農民對待地主一樣。對待干部不能像對待地主一樣,罰跪、坐噴氣式、抄家、戴高帽、掛牌子,這種做法我是反對的。這種做法破壞了我們的傳統。對國民黨的杜聿明、黃維、王耀武還優待嘛! 希望他們錯了就改嘛,能站出來。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 對干部要一分為二嘛! 不能一切都抹殺了,他們過去還打過很多仗嘛……紅衛兵、工廠的工人分兩派,一個工廠、學校分兩派,我想不通。雙方都有后臺……形‘左’實右,現在還是以極左面目出現,這是主要的。”(毛澤東同南萍、陳勵耘談話記錄, 1967年9月16日 )
71. “干部垮得這么多,究竟是個好事還是壞事?現在要批評極左派思想——懷疑一切。這種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與社會上壞人勾結在一起。我們不是專為保守派說話,是教育左派的問題……總而言之,打擊的面要縮小,教育的面要擴大,包括左派。”(毛澤東同程世清等談話記錄, 1967年9月17日 )
72. “清理干部得搞群眾運動……群眾運動有一個規律,到了時候才會回頭。”(毛澤東同黎原、華國鋒、章伯森談話記錄, 1967年9月18日 )
73. “現在我很不喜歡你們給我的四個官銜,什么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鄧小平是不是要保? 一個他打過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國民黨的人;第三,他沒有黑修養。”(毛澤東同曾思玉、劉豐、方銘、張純青談話記錄, 1967年9月20日 )
74. “中國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還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統統干得好,還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 正是有個黑暗面,要改變……這是社會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社會上有資產階級、封建階級,它就要在共產黨里找代理人。”(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 1967年9月30日 )
75. “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們的國家機器……我只要求你(指干部)一條,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農民、學生、戰士、下級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動不動就訓人。有道理為什么要訓人,可以解釋嘛,有道理為什么要罵人 ……無政府主義也大大發展了。有那個思潮,暴露出來好,我們就可以教育……亂了一會就不亂了,請他亂,他也不亂了,他鬧夠了,不鬧夠不行……一個工廠為什么要分成兩派,而且打得那么兇? 這沒有道理。他打夠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眾不想打了,上面頭子孤立起來了。中央講幾句話,就是給他一個下臺階的機會,講早了不行。” (毛澤東同努馬扎萊談話記錄, 1967年10月3日 )
76. “這是一次審查干部的好機會……我們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眾,也不接近下級干部,做官當老爺。對付這些人,我毫無辦法,因為國家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沒有見過,人都不認識……這回好,群眾就整他了……為什么我們不怕亂呢? 因為你不讓它亂,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來。” (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 1967年10月12日 )
總結文革理論的文章《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中,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要點歸納為六條:
(一)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
(二)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三)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斗爭,在本質上,依然是政權問題。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筑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
(四)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他們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五)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
(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
77. 搞逼供信,不講也得講。我們還是應該重證據,重旁證,不要重口供……凡是拼命地逼,他就會供,供了你就會相信,又會要許多人這樣去供。這樣做也不好。”(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記錄, 1968年5月8日 )
78. “現在學生的缺點在什么地方呢? 學生最嚴重、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毛澤東等同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談話記錄, 1968年7月28日 )
79. “靠學生解決問題是不行的,歷來如此。學生一不掌握工業,二不掌握農業,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們只有鬧一鬧……學生為人民沒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眾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點好事,才能取得群眾信任。”(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及吳德談話記錄, 1968年8月8日 )
80. “這一次黨政軍民來了一個比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這樣可以保持一個時候的安寧,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說這一次搞得那么干凈了,也不能講搞的統統很正確,沒有搞錯。從我們所知道的,不少人還是要平反的。群眾要么不搞,一搞起來就很厲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噴氣式。說我們中國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眾勁來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這需要領導,叫他們不要這么做,他們這種方法不能解決問題。”(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 1968年10月5日 )
81. “究竟這個文化大革命要搞還是不要搞?搞的中間,是成績太少了、問題太多了,還是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有?我的意見,錯誤是有,而錯誤的主要責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軍隊……過去我們搞南征北戰、解放戰爭,那種戰爭好打,容易打。那種戰爭,敵人清楚,就是那么幾個,秋風落葉那么一掃,三年半也差不多。這回這個文化大革命啦,比那個戰爭困難得多。”(毛澤東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開幕會上的講話記錄, 1968年10月13日 )
82. “清理階級隊伍有一種傾向,就是擴大化……這種情況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清理階級隊伍是中央規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擴大化。在歷史上有不少這種事……現在擴大化的問題,我們各級主要領導同志要注意,當成一件主要事情來處理。鑒于歷史的經驗,各個時期有一種主要傾向掩蓋著另一個傾向。要使我們的同志徹底了解我黨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毛澤東在中共九大秘書處和各大組部分召集人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69年4月11日 )
83. “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眾有無政府主義,打倒一切、懷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機殺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內,我看這些都無關大局。”(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和各大組部分召集人談話記錄, 1969年4月13日 )
編者:這就是政治家的眼光和胸懷。
84. “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社會主義革命還要繼續。這個革命,還有些事沒有做完,現在還要繼續做,比如講斗、批、改。過若干年,也許又要進行革命。”(毛澤東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 1969年4月28日 )
85. “斗批改,清理階級隊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調查,沒有目的地到處亂跑。還有抓人太多,關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隊站錯了,還沒有轉過來,一個學校那么多教師、教員都不要,怎么辦呢?你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也要給出路……關的人太多,統統放了,只要不是殺人、放火、放毒、破壞,至于寫幾條反動標語,那有什么要緊?有的人放出來,只要不繼續殺人就行了,可以繼續進行教育。”(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記錄, 1969年3月15日 )
86. “我們是不打出去的。我說不要受挑撥,你請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來呢,那我就要對付了。”(毛澤東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關于珍寶島事件的講話記錄, 1969年4月28日 )
87. “人的一句話怎么能頂一萬句呢?一句話就是一句,不能是一萬句,不能頂,更不能頂那么多。我的話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嗎?這不是唯物主義,也不是辯證法。”“不要搞‘早請示、晚匯報’,飯前讀語錄、向毛主席像行禮等形式主義的活動”。
(《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559頁)
88. 中國的文字很有道理,“飯”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沒有飯吃,就要起來造反的,民以食為天嘛。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我們經濟形勢的好壞,依農業形勢的好壞而轉移。(曾思玉:《我的緬懷》。見《毛澤東在湖北》,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9頁。)
89. “關于我的話,刪掉了幾段,都是些無用的,引起別人反感的東西。不要寫這類話,我曾講過一百次,可是沒有人聽……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
(《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566、1567頁)
90.“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毛澤東對陳伯達“天才論”的批判:《我的一點意見》,手稿, 1970年8月31日 )
91.“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什么‘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這個文化大革命中有兩個東西我很不贊成。一個是講假話,口里說“要文斗不要武斗”,實際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腳,然后把腳收回來。人家說,你為什么踢我啊?他又說,我沒有踢啊,你看,我的腳不是在這里嗎?講假話。后頭就發展到打仗了,開始用長矛,后頭用步槍、迫擊炮。所以那個時候外國人講中國大亂,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條我很不高興的,就是捉了俘虜虐待。紅軍、人民解放軍不是這樣的,他們優待俘虜。不打,不罵,不搜腰包,發路費回家,不槍斃,軍官都不槍斃,將軍那樣大的軍官都沒有槍斃嘛,解除武裝了嘛。不論是士兵還是軍官,是大軍官還是小軍官,解除了武裝嘛,你為什么還要虐待啊?我們歷來就立了這個規矩的。”(毛主席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
92. “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論,什么是唯心論,在廬山鬧出大笑話。這個教訓非常嚴重,這幾年應當特別注意宣傳馬、列。”(毛澤東對“兩報一刊”編輯部文章《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萬歲——紀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送審稿的批語,手稿, 1971年3月15日 )
93. “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毛澤東同劉豐談話記錄, 1971年8月27日 )
94. “個人崇拜,我和斯諾談話說過了,當時搞一點也是需要的,你美國也搞個人崇拜嘛。但搞得那么多!我姓毛,工作是黨的主席,叫我毛主席,我聽了很舒服。什么四個偉大,討嫌!頂峰問題,六六年七月份我就給林彪打過招呼,他不聽,還是那么寫。”(毛澤東同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談話的傳達記錄, 1971年10月4日 )
編者注:
《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605頁,有這樣一段話:
“九一三事件”發生后,為了避免突然引起太大震動,中共中央沒有立刻公開宣布這件事,暫時將《關于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先在九月十八日傳達到黨內高級干部。二十八日,擴大傳達范圍到地、師一級……有步驟地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公布并說明林彪事件真相,保持國內局勢、特別是軍隊的穩定。
從這段話看出,什么叫政治,什么叫大局,這對于現在的記者和媒體宣揚的“新聞自由論調”,所謂“民眾知情權”等等看似進步的,實際上有時又很有害的淺薄的民主、自由觀念,是一個有力的、不證自明的回擊!!!
95. “我勸同志們看看魯迅的雜文。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圣人。中國第一個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賢人,是圣人的學生。”(毛澤東同參加武漢地區座談會人員談話記錄, 1971年11月20日 )
編者注:“我們黨歷來的方針,對犯錯誤的同志以教育為主,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著‘副統帥’,跟著他上當,不光彩。還是跟著黨,不要跟著個別人。”(來源同上)
由上面的講話,和以前很多類似的講話中看出,毛主席的治政手段是溫和的,他總是強調教育為主,不管對男女老幼,對于同輩、同事,總是強調要“教育”。他處在風口浪尖、豺狼虎豹的政治環境中,使用的卻是像課堂上教育學生般的溫軟的手段,這種和風細雨一方面為他贏得了賢者的形象,可是另一方面也注定了他的政治革命無法徹底,正如養虎為患,婦人之仁,必會存留禍患。政治的殘酷性特征,注定了政治家是需要有鐵血手段的。
96. “明朝建國以前,朱元璋召見一位叫朱升的知識分子,問他在當時形勢下應當怎么辦。朱升說:‘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朱元璋采納了他的意見,取得了勝利……(根據形勢)我們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關于糧食問題報告的批示, 1972年12月10日 )
97. “美帝國主義看起來是個龐然大物,其實是紙老虎,正在垂死掙扎。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越南人民、老撾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怕美帝國主義,而是美帝國主義怕世界各國人民,一有風吹草動,它就驚慌失措。無數事實證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小國人民只要敢于起來斗爭,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 1970年5月21日 毛澤東針對美帝侵略柬埔寨行徑,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98. “我們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學外國語,把外國的好的東西學過來,壞的東西不要,好的東西批判地吸收。”(毛澤東同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王殊的談話記錄, 1972年7月24日 )
編者注:從上知,主席并未主張全民學外語,更反對把外國的東西不分好壞的都學進來。
99. “看問題不要只看表面現象,要看實質……我們就算有十億人口,在聯合國也只是一張票,一個小國也是一張票,我奉勸你不要看不起小國……(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是黑人兄弟把我們抬進去的。”(《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634頁)
100. “我這一輩子就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那個小島上,另一件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值得提的就是這兩件。”(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 2002年1月18日 )
101. “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搞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毛澤東同張春橋、王洪文的談話記錄, 1973年7月4日 )
102. “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張社會要向前發展、反對倒退的路線,要前進。”(毛澤東同楊振寧的談話記錄, 1973年7月17日 )
103. 歷代有作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們都主張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則滿口仁義道德,主張厚古薄今,開歷史倒車。(毛當場念《讀<封建論>呈郭老》七言律詩):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毛澤東對江青講述中國歷史的“儒法斗爭情況”,1973年8月5日)
104. “我提議,議一個軍事問題: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幾個大軍區,政治委員不起作用,司令員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幾年了,主要問題是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政治委員不走。”(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講話記錄, 1973年12月12日 )
105. “他(指鄧小平)呢,有些人怕他,他是辦事比較果斷……人家有點怕你(指鄧小平),我送你兩句話:柔中寓剛,綿里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會犯錯誤。一做工作,總要犯錯誤的。”(同上)
106.“心放寬些,膽子壯些。心要寬,膽要大……總是有些缺點,十個指頭有一個指頭的缺點。”(毛澤東同中央政治局有關成員和北京、沈陽、濟南、武漢軍區負責人談話記錄, 1973年12月15日 )
107. “許世友同志,你現在也看《紅樓夢》嗎?……要看五遍才有發言權呢。他那是把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寫出來,所以有兩個人,一名叫甄士隱,一名叫賈雨村。真事不能講,就是政治斗爭,吊膀子這些是掩蓋它的……中國古代小說寫得好的是這一部,最好的一部,創造了好多文學語言呢。你就只講打仗……你這個人以后搞點文學吧。‘隨陸無武,絳灌無文。’漢書里邊有漢高祖和陸賈的傳,那里邊說的:‘常恨隨陸無武,絳灌無文’……《水滸》不反皇帝,專門反對貪官。后來接受了招安……絳是說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許世友)這個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國出了修正主義,大家要注意啊!(許世友:把它消滅!不怕,那有什么關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讀《紅樓夢》吧!”(毛澤東同中央政治局有關成員和北京、沈陽、濟南、武漢軍區負責人談話記錄, 1973年12月15日 )
108. “我向基辛格講了差不多三個小時。其實只有一句話:當心!北極熊要整你美國!一整太平洋的艦隊,第七艦隊;二整歐洲;三整中東。”(毛澤東同參加中央軍委會議人員的談話記錄, 1973年12月21日 )
109. “我看對賀龍同志搞錯了,我要負責呢……楊、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一面之辭,所以我犯了錯誤。小平講,在上海的時候,對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他不滿意。我贊成他。也是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呢。有幾次聽一面之辭,就是不好呢,向同志們做點自我批評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評。”(毛澤東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同志的談話記錄, 1973年12月21日 )
110. “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美國、蘇聯原子彈多,也比較富。第二世界,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原子彈沒有那么多,也沒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咱們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中國屬于第三世界。因為政治、經濟,各方面,中國不能跟富國、大國比,只能跟一些比較窮的國家在一起。”(毛澤東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和阿爾及利亞革命委員會主席布邁丁談話記錄, 1974年2月22日 、25日)
111. “我看這個世界不安寧……現在到處講和平,我看危險!……如果不做準備,將來要吃虧……災難是要來的,但是也不是那么可怕……我們是第三世界,我贊成第三世界的國家要互相幫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團結起來。人怕蚊子,大國怕小國呢。”(《毛主席指示要點》,《中央討論文件》(1974)3號,中共中央辦公廳 1975年1月3日 印發)
112. “我同丹麥首相談過社會主義制度。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
“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
“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毛澤東同周恩來的談話記錄(關于理論問題),1974年12月26日)
以上是“資改派”對毛澤東思想自相矛盾的評價:
毛澤東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是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補充。早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期間,他就注意到“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的討論(當時張春橋寫過文章)。在他看來,按勞分配、貨幣交換和工資制度等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的商品經濟的形式,體現了馬克思和列寧曾經揭示的“資產階級法權”,不是社會主義所固有的。他認為,這種形式上平等、事實上并不平等的制度,是不斷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土壤,是變修正主義的溫床。雖然他認為目前仍有必要繼續實行這種制度,但他更強調的是它的“弊端”和需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的問題。毛澤東的這些認識,反映了他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探索。打破等級制度和特權思想,避免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社會現象,鏟除滋生資產階級的土壤和條件,始終是毛澤東力圖解決的重要問題,并成為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所要達到的理想目標之一。但這些認識,明顯地帶有他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某些設想和論點的誤解或教條化,在實際生活中是行不通的。
((《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715頁))
113. “她(指江青)看得起的人沒有幾個,只有一個,她自己……將來她會跟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會鬧事。”(毛澤東與王海容、唐聞生的談話,1975年1月;《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717頁)
114. “不要分裂,要團結。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這次犯錯誤,還是自我批評……其他的事你們去議,治病救人,不處分任何人。”(毛澤東召集的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75年5月3日 )
“愿自我批評的就說,說多少都可以,不說也可以,不要強人所難。”( 周恩來起草的關于學習毛澤東理論問題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問題的意見稿,手稿,1975年5月4日、5日)
編者注:由上可見,毛的政治手段是多么地溫軟。
115. “(對鄧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錯誤,團結起來,搞好工作。我批評江青也是這樣。”(毛澤東聽取毛遠新關于批評鄧小平的小型會議的情況匯報時的插話記錄, 1975年11月4日 )
116. “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一下,一年、兩年、三年,逐步逐步擴大文藝節目。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缺少文藝評論……對于作家,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嚴重反革命行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幫助……處分人要注意,動不動就要撤職,動不動就要關起來,表現是神經衰弱癥。”(毛澤東同江青、張春橋的談話記錄整理稿, 1975年7月14日 )
117. “《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斗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這部小說)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員,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未刊稿)
118. “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有的人受了點沖擊,心里不高興,有氣,在情理之中,可以諒解。但不能把氣發到大多數人身上,發到群眾身上,站在對立面去指責。”(中共中央印發的《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
119. “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1976年元旦社論:《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120. “問題是自己是屬于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民主革命后,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一百年后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中共中央印發的《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
121. “慢慢來,不要招急……照過去方針辦……你(指華國鋒)辦事,我放心……國內問題要注意。”(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未刊稿)
122. “人哪有長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盡辦法去找長生不老、長生不死之藥,最后還是死了。在自然規律的生與死面前,皇帝與貧民都是平等的……不但沒有長生不死,連長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陳代謝,這是辯證法的規律。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現在還活著,該有兩千五百歲了吧?那世界該成個什么樣子了呢?……我死了可以開個慶祝會。你就上臺去講話。你就講,今天我們這個大會是個勝利的大會,毛澤東死了,我們大家來慶祝辯證法的勝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從孔夫子到現在,地球就裝不下了。新陳代謝嘛,‘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林克、徐濤、吳旭君著:《歷史的真實》,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49-151頁)
123.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后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據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記錄, 1977年3月22日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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