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一 生產集中和壟斷
資本主義最典型的特點之一，就是工業蓬勃發展，生產集中于愈來愈大的企業的過程進行得非常迅速。現代工業調查提供了說明這一過程的最完備最確切的材料。
例如在德國，每1000個工業企業中，雇用工人50人以上的大企業，1882年有3個，1895年有6個，1907年有9個。每100個工人中，這些企業的工人分別占22人、30人、37人。但是生產集中的程度要比工人集中的程度大得多，因為在大企業中勞動的生產率要高得多。蒸汽機和電動機的材料可以說明這一點。拿德國所謂廣義的工業（包括商業和交通運輸業等在內）來說，情況如下：在3265623個企業中，大企業有30588個，只占0.9%。在1440萬工人中，它們的工人占570萬，即占39.4%；在880萬蒸汽馬力中，它們占有660萬馬力，即占75.3%；在150萬千瓦電力中，它們占有120萬千瓦，即占77.2%。
不到1%的企業，竟占有總數3/4以上的蒸汽力和電力！而297萬個小企業（雇傭工人不超過5人的），即占總數91%的企業，卻只占有7%的蒸汽力和電力！幾萬個最大的企業就是一切，數百萬個小企業算不了什么。
德國在1907年雇用工人1000人和1000人以上的企業，有586個。它們的工人幾乎占總數的1/10(138萬），它們的蒸汽力和電力幾乎占總數的1/3(32%)。下面我們可以看到，貨幣資本和銀行使極少數最大企業的這種優勢變成更強大的而且是名副其實的壓倒優勢，就是說，幾百萬中小“業主”，甚至一部分大“業主”，實際上完全受幾百個金融富豪的奴役。
在另一個現代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北美合眾國，生產集中發展得更加迅猛。美國統計把狹義的工業單獨列出，并且按全年產值的多少把這種企業分成幾類。1904年，產值在100萬美元和100萬美元以上的最大的企業有1900個（占企業總數216180個的0.9%)，它們有140萬工人（占工人總數550萬的25.6%)，產值為56億美元（占總產值148億美元的38%)。5年之后，即1909年，相應的數字如下：3060個企業（占企業總數268491個的1.1%)，有200萬工人（占工人總數660萬的30.5%)，產值為90億美元（占總產值207億美元的43.8%)。
美國所有企業的全部產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僅占企業總數百分之一的企業手里！而這3000個大型企業包括258個工業部門。由此可見，集中發展到一定階段，可以說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壟斷。因為幾十個大型企業彼此之間容易達成協議；另一方面，正是企業的規模巨大造成了競爭的困難，產生了壟斷的趨勢。這種從競爭到壟斷的轉變，不說是最新資本主義經濟中最重要的現象，也是最重要的現象之一，所以我們必須比較詳細地談一下。但是，我們首先應當消除一個可能產生的誤會。
美國的統計資料說：在250個工業部門中有3000個大型企業。似乎每個部門只有12個規模最大的企業。
但事實上并非如此。并不是每個工業部門都有大企業；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最高階段，有一個極重要的特點，就是所謂聯合制，即把不同的工業部門聯合在一個企業中，這些部門或者是依次對原料進行加工（如把礦石煉成生鐵，把生鐵煉成鋼，可能還用鋼制造各種成品），或者是一個部門對另一個部門起輔助作用（如加工下腳料或副產品，生產包裝用品，等等）。
希法亭寫道：“聯合制把各種行情拉平，從而保證聯合企業有更穩定的利潤率。第二，聯合制導致貿易的消除。第三，聯合制使技術改進有可能實現，因而與‘單純’企業,<即沒有聯合的企業>相比，能夠獲得更多的利潤。第四，聯合制使聯合企業的地位比‘單純’企業鞏固，使它在原料跌價趕不上成品跌價的嚴重蕭條<營業呆滯，危機>時期的競爭中得到加強。”
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海曼寫了一部描述德國鋼鐵工業中“混合”（即聯合）企業的專著，他說：“單純企業由于原料價格高、成品價格低而紛紛倒閉”。結果是：
“一方面剩下幾個采煤量達幾百萬噸的大煤業公司，它們緊密地組成一個煤業辛迪加；其次，是同它們有密切聯系的、組成鋼鐵辛迪加的一些大鑄鋼廠。這些大型企業每年生產40萬噸鋼，采掘大量的礦石和煤炭，生產鋼制品，有1萬個住在工廠區集體宿舍中的工人，有的還有自己專用的鐵路和港口。這種大型企業是德國鋼鐵工業的典型代表。而且集中還在不斷地發展。某些企業愈來愈大；同一工業部門或不同工業部門的企業結合為大型企業的愈來愈多，而且有柏林的6家大銀行作它們的靠山和指揮者。德國采礦工業確切地證實了卡爾·馬克思關于集中的學說是正確的，誠然，這里指的是用保護性的關稅和運費率來保護采礦工業的國家。德國采礦工業已經成熟到可以被剝奪的地步了。”
這就是一個誠實的（這是一個例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勢必得出的結論。必須指出，他把德國似乎看得很特殊，因為德國工業受到高額保護關稅的保護。但是這種情況只能加速集中，加速企業家壟斷同盟卡特爾、辛迪加等等的形成。特別重要的是，在自由貿易的國家英國，集中同樣導致壟斷，盡管時間較晚，形式也許有所不同。請看赫爾曼·萊維教授根據大不列顛經濟發展材料寫的專著《壟斷組織——卡特爾和托拉斯》中的一段話：
“在大不列顛，正是企業的巨大規模和高度技術水平包含著壟斷的趨勢。一方面，由于集中的結果，對每一企業必須投入大量資本，因此，新企業在必要資本方面面臨著愈來愈高的要求，這就使新企業難以出現。另一方面，（我們認為這一點更重要），每個新企業要想同時集中所造成的那些大型企業并駕齊驅，就必須生產大量的過剩產品，而這些產品只有在需求異常增加的時候才能有利的銷售出去，否則這種產品過剩就會使價格跌到無論對新工廠或各壟斷同盟都不利的程度。”英國和那些有保護關稅促進卡特爾化的國家不同，在這里，企業家壟斷同盟卡特爾和托拉斯，多半是在互相競爭的主要企業的數目縮減到“一兩打”的時候才產生的。“集中對產生大工業壟斷組織的影響，在這里表現得非常明顯。”
在半個世紀以前馬克思現寫《資本論》的時候，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自由競爭是一種“自然規律”。官方學者曾經力圖用緘默這種陰謀手段來扼殺馬克思的著作，因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所作的理論和歷史的分析，證明了自由競爭產生生產集中，而生產集中發展到一定階段就導致壟斷。現在，壟斷已經成了事實。經濟學家們正在寫大堆大堆的著作，敘述壟斷的某些表現，同時卻齊聲宣告：“馬克思主義被駁倒了。”但是，英國有句諺語說得好：事實是頑強的東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重視事實。事實證明：某些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差別，例如實行保護主義還是實行自由貿易，只能在壟斷組織的形式上或產生的時間上引起一些非本質的差別，而生產集中產生壟斷，則是現階段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規律。
對于歐洲，可以相當精確地確定新資本主義最終代替舊資本主義的時間是20世紀初。在最近出版的一本關于“壟斷組織的形成”的歷史的綜合性著作中，我們看到有下面幾段話：
“我們可以從1860年以前的時代里舉出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個別例子；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現在極常見的那些形式的萌芽；但是這一切無疑還是卡特爾的史前時期。現代壟斷組織的真正開始，最早也不過是19世紀60年代的事。壟斷組織的第一個大發展時期，是從19世紀70年代國際性的工業蕭條開始，一直延續到19世紀90年代初期。”“如果從歐洲范圍來看，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競爭發展的頂點。當時，英國建成了它的那種舊式資本主義組織。在德國，這種組織同手工業和家庭工業展開了堅決的斗爭，開始建立自己的存在形式。”
“大轉變是從1873年的崩潰時期，確切些說，是從崩潰后的蕭條時期開始的；這次蕭條在歐洲經濟史上持續了22年，只是在80年代初稍有間斷，并在1889年左右出現過異常猛烈然而為時甚短的高漲。”“在1889-1890年短促的高漲期間，人們大力組織卡特爾來利用行情。輕率的政策使價格比沒有卡特爾時提高得更快更厲害，結果所有這些卡特爾差不多全都不光彩地埋葬在‘崩潰這座墳墓’里了。后來又經過了5年不景氣和價格低落的時期，但是這時籠罩在工業界的已經不是從前那種情緒了。人們已經不把蕭條看成什么當然的事情，而認為它不過是有利的新行情到來之前的一種間歇。
于是卡特爾運動進入了第二個時期。卡特爾已經不是暫時的現象，而成了全部經濟生活的基礎之一。它占領一個又一個的工業部門，而首先是占領原料加工部門。早在19世紀90年代初，在組織焦炭辛迪加（后來的煤業辛迪加就是仿照它建立的）時，卡特爾就創造了后來基本上再沒有發展的組織卡特爾的技術。19世紀末的巨大高漲和1900-1903年的危機，至少在采礦和鋼鐵工業方面，都是第一次完全在卡特爾的標志下發生的。當時人們還覺得這是一種新現象，而現在社會上則普遍認為，經濟生活的重大方面通常不受自由競爭的支配，是一種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綜上所述，對壟斷組織的歷史可以作如下的概括：(1)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競爭發展的頂點即最高階段。這時壟斷組織還只是一種不明顯的萌芽。(2)1873年危機之后，卡特爾有一段很長的發展時期，但卡特爾在當時還是一種例外，還不穩固，還是一種暫時現象。(3)19世紀末的高漲和1900-1903年的危機。這時卡特爾成了全部經濟生活的基礎之一。資本主義轉化為帝國主義。
卡特爾彼此商定銷售條件和支付期限等等。它們彼此劃分銷售地區。它們規定所生產的產品的數量。它們確定價格。它們在各個企業之間分配利潤，等等。
德國的卡特爾在1896年約有250個，在1905年有385個，參加卡特爾的企業約有12000個。但是，大家都承認，這是縮小了的數字。從上面引用的1907年的德國工業統計材料可以看出，單是這12000個最大的企業，就集中了大約占總數一半以上的蒸汽力和電力。北美合眾國的托拉斯在1900年是185個，在1907年是250個。美國的統計把所有的工業企業分為屬于個人的和屬于合伙商行、公司的。后者在1904年占企業總數的23.6%，在1909年占25.9%，即1/4以上。這些企業的工人，在1904年占工人總數的70.6%，在1909年占75.6%，即3/4；產值分別是109億美元和163億美元，即占總產值的73.7%和79%。
一個工業部門的生產總量，往往有十分之七八集中在卡特爾和托拉斯手中。萊茵-威斯特伐利亞煤業辛迪加在1893年成立時，集中了該地區總采煤量的86.7%,到1910年則已經達到95.4%。這樣造成的壟斷，保證獲得巨額的收入，并導致組成規模極大的技術生產單位。 美國著名的煤油托拉斯（美孚油公司），是1900年成立的。“它的資本是15000萬美元。當時發行了1億美元的普通股票和10600萬美元的優先股票。1900-1907年，每年支付的優先股票的股息分別為：48%、48%、45%、44%、36%、40%、40%、40%，共計36700萬美元。1882-1907年的純利為88900萬美元，其中60600萬付股息，其余的作為后備資本。”“鋼鐵托拉斯（美國鋼鐵公司）所有企業的職工，在1907年達210180人。德國采礦工業中最大的企業蓋爾森基興礦業公司在1908年有46048名職工。”鋼鐵托拉斯在1902年就生產了900萬噸鋼。它的鋼產量在1901年占美國全部鋼產量的66.3%，在1908年占56.1%。它的礦石開采量，在1901年占43.9%，在1908年占46.3%。
美國政府專門委員會關于托拉斯的報告中說：“它比競爭者優越，是因為它的企業規模大，技術裝備優良。煙草托拉斯從創辦的時候起，就竭力在各方面大規模地采用機器來代替手工勞動。為此目的，它收買了與煙草加工多少有關的一切發明專利權，在這方面花費了巨額款項。有許多發明起初是不適用的，必須經過在托拉斯供職的工程師的改進。在1906年年底設立了兩個分公司，專門收買發明專利權。為了同一目的，托拉斯又設立了自己的鑄造廠、機器廠和修理廠。設在布魯克萊恩的一個這樣的工廠有大約300名工人；這個廠對有關生產紙煙、小雪茄、鼻煙、包裝用的錫紙和煙盒等等的發明進行試驗，在這里還對各種發明進行改進。”“其它托拉斯也雇有所謂技術開發工程師，他們的任務就是發明新的生產方法，進行技術改良的試驗。鋼鐵托拉斯給那些在提高技術或減少費用方面有發明創造的工程師和工人以高額獎金。”
德國的大工業，例如近幾十年來獲得巨大發展的化學工業，也是這樣組織技術改良工作的。到1908年，生產集中的過程已經在這個工業中造成了兩大“集團”，它們也都按自己的方式逐步走向壟斷。起初，這兩個集團都是由兩對大工廠組成的“雙邊聯盟”，各有資本2000-2100萬馬克：一對是美因河畔赫希斯特的前行東……顏料廠和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卡塞拉公司；另一對是路德維希港苯胺蘇打廠和愛北斐特的前拜爾公司。后來，一個集團在1905年，另一個集團在1908年，又各同另一個大工廠達成了協議。結果構成了兩個“三邊聯盟”，各有資本4000-5000萬馬克，而且這兩個“聯盟”已經開始“接近”，“商定”價格等等。
競爭轉化為壟斷。生產的社會化有了巨大的進展。就連技術發明和技術改進的過程也社會化了。
從前是各個業主自由競爭，他們是分散的，彼此毫不了解，他們進行生產都是為了在情況不明的市場上去銷售，現在則完全不同了。集中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可以對本國的，甚至像下面所說的，對許多國家以至全世界所有的原料來源（例如蘊藏鐵礦的土地）作出大致的估計。現在不但進行這樣的估計，而且這些來源完全操縱在一些大壟斷同盟的手里。這些同盟對市場的容量也進行大致的估計，并且根據協議“瓜分”這些市場。他們壟斷熟練的勞動力，雇用最好的工程師，霸占交通路線和交通工具，如美國的鐵路、歐美的輪船公司。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緊緊接近最全面的生產社會化，它不顧資本家的愿望與意識，可以說是把他們拖進一種從完全的競爭自由向完全的社會化過渡的新的社會秩序。
生產社會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會化的生產資料仍舊是少數人的私有財產。在形式上被承認的自由競爭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而少數壟斷者對其余居民的壓迫卻更加百倍地沉重、顯著和令人難以忍受了。
德國經濟學家克斯特納寫了一本專論“卡特爾與局外人斗爭情況”的著作，所謂“局外人”就是未加入卡特爾的企業家。他給這本著作取名為《強迫加入組織》，其實，如果不粉飾資本主義，就應該說是強迫服從壟斷者同盟。單是看看壟斷者同盟為了這種“組織”而采取的種種現代的、最新的、文明的斗爭手段，也是大有教益的。這些手段有：(1)剝奪原料（“...強迫加入卡特爾的主要手段之一”）；(2)用同盟方法剝奪勞動力（即資本家和工會訂立合同，使工會只接受卡特爾化企業的工作）；(3)剝奪運輸；(4)剝奪銷路；(5)同買主訂立合同，使他們只同卡特爾發生買賣關系；(6)有計劃地壓低價格（為了使“局外人”即不服從壟斷者的企業破產，不惜耗費巨資，在一段時間內按低于成本的價格出售商品。）；(7)剝奪信貸；(8)宣布抵制。
現在已經不是小企業同大企業、技術落后的企業同技術先進的企業進行競爭。現在已經是壟斷者在扼殺那些不屈服于壟斷、不屈服于壟斷的壓迫和擺布的企業了。下面就是這一過程在一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意識中的反映。
克斯特納寫道：“甚至在純粹經濟的活動方面，也在發生某種轉變，原先意義上的商業活動轉變為投機組織者的活動。獲得最大成就的，不是最善于根據自己的技術和商業經驗來判斷購買者需要，找到并且可以說是‘開發’潛在需求的商人，而是那些善于預先估計到，或者哪怕只是嗅到組織上的發展，嗅到某些企業與銀行可能發生某種聯系的投機天才<?!>...”
譯成普通人的語言，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商品生產雖然依舊“占統治地位”，依舊被看作全部經濟的基礎，但實際上已經被破壞了，大部分利潤被那些干金融勾當的“天才”拿去了。這種金融勾當和欺騙行為的基礎是生產的社會化，人類歷盡艱辛所達到的生產社會化這一巨大進步，卻造福于……投機者。下面我們會看到，那些對資本帝國主義作小市民式的反動批評的人，怎樣“根據這一點”而夢想開倒車，恢復“自由的”、“和平的”、“誠實的”競爭。
克斯特納說：“由卡特爾的組成引起的價格長期上漲，至今還只有出現在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方面，特別是煤、鐵和鉀堿等方面，而在成品方面則從來沒有過。隨之而來的收益的增加，同樣也只限于生產生產資料的工業。對此還要作一點補充：原料（而不是半成品）加工工業不僅因組成卡特爾而獲得高額利潤，使那些進一步加工半成品的工業受到損失，而且它還取得了對這一工業的一定的統治關系，這是自由競爭時代所沒有的。”
我們作了著重標記的幾個字，說明了問題的實質，這個實質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很不愿意并且很少承認的，也是以卡 ·考茨基為首的當代的機會主義辯護士所竭力支吾搪塞、避而不談的。統治關系和由此產生的強制，正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的典型現象，正是勢力極大的經濟壟斷組織的形成所必然引起而且已經引起的結果。
我們再舉一個說明卡特爾如何經營的例子。凡是可以把全部或主要的原料產地抓在手里的地方，卡特爾的產生和壟斷組織的形成就特別容易。但是，如果以為在無法霸占原料產地的其它工業部門中不會產生壟斷組織，那就錯了。水泥工業的原料是到處都有的。但是在德國，就連這個工業也高度卡特爾化了。水泥廠聯合成了區域性的辛迪加，如南德辛迪加、萊茵-威斯特伐利亞辛迪加等等。規定了壟斷價格：成本為180馬克的一車皮水泥，售價竟達230-280馬克！企業支付12-16%的股息，而且不要忘記，現代的投機“天才”除分得股息外，還能使大量的利潤滾進自己的腰包。為了從如此盈利的工業部門中排除競爭，壟斷者甚至使用各種詭計：散布謠言，說水泥工業情況很壞；在報上登匿名廣告說，“資本家們！當心，別在水泥業投資！”；最后是收買沒有參加辛迪加的“局外人”的企業，付給他們6萬、8萬、至15萬馬克的“出讓費”。壟斷組織在一切地方用一切辦法為自己開辟道路，從償付“微薄的”出讓費起，直到像美國那樣“使用”炸藥對付競爭者為止。
用卡特爾消除危機是拼命為資本主義涂脂抹粉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無稽之談。相反，在幾個工業部門中形成的壟斷，使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所特有的混亂現象更加厲害，更加嚴重。作為一般資本主義生特點的農業和工業發展不相適應的現象，變得更加嚴重了。卡特爾化程度最高的所謂重工業，尤其是煤鐵工業的特權地位，使其余工業部門“更加嚴重地缺乏計劃性”，正如論述“德國大銀行與工業的關系”的最佳著作之一的作者耶德爾所承認的那樣。
資本主義最無恥的辯護士利夫曼說：“國民經濟愈發展，就愈是轉向更帶冒險性的企業或國外的企業，轉向需要長時間才能發展的企業，或者轉向那些只有地方意義的企業。”冒險性的增大，歸根到底是同資本的大量增加有關，資本可以說是漫溢出來而流向國外，如此等等。同時，技術的加速發展，又使國民經濟各部門不相適應的因素、混亂和危機的因素日益增加。同一個利夫曼不得不承認說：“大概在不久的將來，人類又會碰到技術方面的一些也會影響到國民經濟組織的大變革”...如電力、航空...“在發生這種根本性的經濟變動的時候，通常而且照例會有很厲害的投機事業發展起來...”
危機（各種各樣的危機，最常見的是經濟危機，但不是只有經濟危機）又大大加強了集中和壟斷的趨勢。我們知道，1900年的危機，是現代壟斷組織史上的轉折點。關于這次危機的意義，耶德爾斯有一段非常值得注意的論斷：
“遭到1900年危機的，除了各主要工業部門的大型企業以外，還有許多在今天說來結構上已經過時了的‘單純’企業（即沒有聯合起來的企業），它們是乘著工業高漲的浪頭浮上來的。價格的跌落，需求的減少，使這些‘單純’企業陷于災難的境地，這種情況，大型的聯合企業或者根本沒有遇到過，或者僅僅在極短的時期內碰到過。因此，1900年的危機引起的工業集中，其程度遠遠超過了1873年的危機。1873年的危機雖然也起了一種淘汰作用，使一些較好的企業保存下來，但是在當時的技術水平下，這種淘汰并沒有能夠使那些順利地度過危機的企業獲得壟斷地位。長期地占據這種壟斷地位的，是現在的鋼鐵工業和電力工業中的大型企業（因為它們的技術復雜，組織分布很廣，資本雄厚），而且壟斷程度很高；其次是機器制造業以及冶金工業、交通運輸業等某些部門的企業，不過壟斷程度較低。”
壟斷正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的最新成就。但是，如果我們不注意到銀行的作用，那我們對于現代壟斷組織的實際力量和意義的認識，就會是極不充分、極不完全和極其不足的。
二 銀行和銀行的新作用
銀行基本的和原來的業務是在支付中起中介作用。這樣，銀行就把不活動的貨幣資本變為活動的即生利的資本，把各種各樣的貨幣收入匯集起來交給資本家階級支配。
隨著銀行業的發展及其集中于少數機構，銀行就由中介人的普通角色發展成為勢力極大的壟斷者，它們支配著所有資本家和小業主幾乎全部的貨幣資本，以及本國和許多國家的大部分生產資料和原料產地。為數眾多的普通中介人成為極少數壟斷者的這種轉變，是資本主義發展成為資本帝國主義的基本過程之一，因此，我們應當首先來談一談銀行業的集中。
在1907-1908年度，德國所有資本在100萬馬克以上的股份銀行，共有存款70億馬克；到1912-1913年度，已達98億馬克。5年中增加了40%，而且這新增加的28億馬克中，有275000萬馬克屬于57家資本在1000萬馬克以上的銀行。存款在大小銀行中的分配情形如下：
在存款總額中所占的百分比
| 柏林9家大銀行 | 其余48家資本在1000萬馬克以上的銀行 | 115家資本在100─1000萬馬克的銀行 | 資本不到100萬馬克的小銀行 | |
| 1907─8年度 | 47 | 32.5 | 16.5 | 4 |
| 1912─3年度 | 49 | 36 | 12 | 3 |
小銀行被大銀行排擠，大銀行當中僅僅9家銀行就差不多集中了所有存款的一半。但是，這里還有許多情況沒有考慮進去，例如有許多小銀行實際上成了大銀行的分行，等等。關于這些下面就要講到。
據舒爾采-格弗尼茨計算，1913年底，存款總額約為100億馬克，而柏林9家大銀行就占了51億馬克。這位作者不僅注意到存款，而且注意到全部銀行資本，他寫道：“1909年年底，柏林9家大銀行及其附屬銀行，支配著113億馬克，即約占德國銀行資本總額的83%。德意志銀行及其附屬銀行支配著約30億馬克，與普魯士國有鐵路管理局同為舊大陸上資本聚集最多、而且分權程度很高的企業。”
我們在提到“附屬”銀行的地方用了著重標記，因為這是最新資本主義集中的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大企業，尤其是大銀行，不僅直接吞并小企業，而且通過“參與”它們的資本、購買或交換股票，通過債務關系體系等等來“聯合”它們，征服它們，吸收它們加入“自己的”集團，用術語說，就是加入自己的康采恩。 利夫曼教授寫了一本500頁的大“著作”，描述現代的參與和投資公司，可惜，這本書里給那些往往未經消化的原始材料加上了十分低劣的“理論”推斷。關于這種“參與”制在集中方面造成的結果怎樣，說得最清楚的是銀行“活動家”里塞爾那本論德國大銀行的著作。但是，在引用他的材料之前，我們先舉一個“參與”的具體例子。
德意志銀行集團，在所有大銀行集團當中，不說是最大的集團，也是最大的集團之一。要弄清楚把這一集團所有的銀行聯系在一起的主要線索，應當區分第一級、第二級和第三級的“參與”，或者說是第一級、第二級和第三級的依附（比較小的銀行對德意志銀行的依附）。具體情況如下：
第一級依附： 第二級依附： 第三級依附：
德意志銀行 始終參與 17家銀行； 其中有9家又參與34家銀行； 其中有4家又參與7家銀行
不定期參與 5家銀行，
間或參與 8家銀行； 其中有5家又參與14家銀行； 其中有2家又參與2家銀行
共 計 30家銀行； 其中有14家又參與48家銀行； 其中有6家又參與9家銀行
在“間或”隸屬于德意志銀行的8家“第一級依附”的銀行中，有3家國外銀行：一家是奧地利的（維也納的聯營銀行），兩家是俄國的（西伯利亞商業銀行和俄國對外貿易銀行）。直接和間接地、全部和局部地加入德意志銀行集團的，共有87家銀行，這個集團所支配的資本，包括自己的和他人的，共有20-30億馬克。
一家銀行既然領導著這樣一個集團，并且同其它6家稍小一點的銀行達成協議，來辦理公債之類的特別巨大、特別有利的金融業務，那么很明顯，這家銀行已經不僅僅扮演“中介人”的角色，而成了極少數壟斷者的同盟。
從下面我們簡略地摘引的里塞爾的統計材料可以看出，正是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德國銀行業的集中發展得多么迅速：
柏林6家大銀行擁有的機構
| 年份 | 在德國的分行 | 存款部和兌換所 | 始終參與的德國股份銀行 | 機構總數 |
| 1895 | 16 | 14 | 1 | 42 |
| 1900 | 21 | 40 | 8 | 80 |
| 1911 | 104 | 276 | 63 | 450 |
我們看到，銀行渠道的密網擴展得多么迅速，它布滿全國，集中所有的資本和貨幣收入，把成千上萬分散的經濟變成一個統一的全國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并進而變成世界性的資本主義經濟。舒爾采-格弗尼茨在上面那段引文中代表現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所說的那個“分權”，實際上卻是愈來愈多的從前比較“獨立的”、確切些說是地方性的同外界隔絕的經濟單位，隸屬于一個統一的中心。其實，這是集權，是壟斷巨頭的作用、意義和實力的加強。
在比較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這種“銀行網”更密。英國，包括愛爾蘭，1910年所有銀行的分行共有7151個。其中4家大銀行各有400個以上的分行(447個至689個），另外還有4家大銀行各有200多個分行，11家銀行各有100多個分行。
法國三家最大的銀行里昂信貸銀行、國民貼現銀行和總公司的業務和分行網發展的情形如下：
分行和部所數目 資本額（單位百萬法郎)
| 在地方上 | 在巴黎 | 共計 | 自有的 | 他人的 | |
| 1870年 | 47 | 17 | 64 | 200 | 427 |
| 1890年 | 192 | 66 | 258 | 265 | 1245 |
| 1909年 | 1033 | 196 | 1229 | 887 | 4363 |
為了說明現代大銀行“聯系”的特點，里塞爾引用了德國和全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貼現公司（它的資本在1914年已經達到3億馬克）收發信件的統計數字：
信 件 數 目
收到的 發出的
1852年 6135 6292
1870年 85800 87513
1900年 533102 626043
巴黎大銀行里昂信貸銀行的帳戶數目：在1875年是28535個，而在1912年就增加到633539個。
這些簡單的數字，也許比長篇大論更能清楚的表明：隨著資本的集中和銀行周轉額的增加，銀行的作用根本改變了。分散的資本家合成了一個集體的資本家。銀行為某些資本家辦理往來帳，似乎是在從事一種純粹技術性的、完全輔助性的業務。而當這種業務的范圍擴展到很大的時候，極少數壟斷者就控制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工商業業務，就能通過銀行的聯系，通過往來帳及其它金融業務，首先確切地了解各資本家的業務狀況，然后加以監督，用擴大或減少、便利或阻難信貸的辦法來影響他們，以至最后完全決定他們的命運，決定他們的收入，奪去他們的資本，或者使他們有可能迅速而大量的增加資本等等。
我們剛才談到柏林的貼現公司有3億馬克的資本。貼現公司資本增加的經過，是柏林兩家最大的銀行德意志銀行和貼現公司爭奪霸權斗爭中的一幕。在1870年，德意志銀行還是一家新銀行，資本只有1500萬馬克，貼現公司有3000萬馬克。在1908年，前者有資本2億，后者有資本17000萬。到1914年，前者的資本增加到25000萬，后者因為同另一家第一流的大銀行沙夫豪森聯合銀行合并，資本就增加到了3億。當然，在進行這種爭奪霸權的斗爭的同時，這兩家銀行也訂立愈來愈頻繁、愈來愈鞏固的“協議”。這種發展的進程，使得那些在觀察經濟問題時決不越出最溫和、最謹慎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范圍的銀行專家，也不得不作出如下的結論。
德國的《銀行》雜志就貼現公司資本增加到3億馬克這一點寫道：“其它銀行也會跟著走上這條道路的，現在在經濟上統治著德國的300人，將會逐漸減到50人、25人甚至更少一些。不要以為最新的集中運動將僅限于銀行業。各個銀行間的緊密聯系，自然會使這些銀行所保護的工業家的辛迪加也接近起來……會有一天，我們一覺醒來，將驚奇地發現我們面前盡是托拉斯，到那時我們必須以國家壟斷來代替私人壟斷。然而，除了聽憑事情自由發展、讓股票稍稍加速這種發展以外，我們實在是沒有什么別的可以責備自己的。”
這段話是資產階級政論界束手無策的典型表現，而資產階級學術界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后者不那么坦率，力圖掩飾事情的本質，讓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看見集中的后果而感覺“驚奇”，“責備”資本主義德國的政府或資本主義的“社會”（“我們”），害怕采用股票會“加速”集中，例如德國的一個“卡特爾問題”專家契爾施基就害怕美國托拉斯，“寧愿”要德國的卡特爾，因為德國的卡特爾似乎“不會象托拉斯那樣過分地加速技術和經濟的進步”，——這難道不是束手無策的表現嗎？
但是，事實終歸是事實。德國沒有托拉斯，“只”有卡特爾，但統治德國的，不超過300個資本巨頭。而且這些巨頭的人數還在不斷地減少。在任何情況下，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不管有什么樣不同的銀行法，銀行總是大大地加強并加速資本集中和壟斷組織形成的過程。
半個世紀以前馬克思就在《資本論》里寫過：“銀行制度造成了社會范圍的公共簿記和生產資料的公共的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我們所引用的關于銀行資本的增長、關于最大銀行的分支機構數目及其帳戶數目的增加等材料，都具體地讓我們看到了整個資本家階級的這種“公共簿記”，而且不僅是資本家階級的“公共簿記”，因為銀行所收集的（即使是暫時收集的），是各種各樣的貨幣收入，其中也有小業主的，也有職員的，也有極少數上層工人的。“生產資料的公共的分配”，從形式上看來，是從現代銀行中生長出來的；這種最大的銀行在法國不過3家到6家，在德國有6家到8家，它們支配著幾十億幾十億的款額。但是，生產資料的這種分配，就其內容來說，決不是“公共的”，而是私人的，也就是說，是符合大資本（首先是最大的、壟斷的資本）的利益的，因為大資本正是在民眾挨餓，農業的整個發展無可救藥地落后于工業的發展，工業中“重工業”向其它一切工業部門收取貢賦的條件下活動的。
在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化方面，儲金局和郵政機構開始同銀行競爭，它們是更加“分權”的，也就是說，它們把更多的地區、更多的偏僻地方和更廣大的居民群眾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下面是美國的一個委員會收集的對比銀行和儲金局存款增加情況的統計材料：
存款(單位十億馬克)
英 國 法 國 德 國
銀行存款 儲金局存款 銀行存款 儲金局存款 銀行存款 信貸協會存款 儲金局存款
1880年 8.4 1.6 ？ 0.9 0.5 0.4 2.6
1888年 12.4 2.0 1.5 2.1 1.1 0.4 4.5
1908年 23.2 4.2 3.7 4.2 7.1 2.2 13.9
儲金局為了支付4%和4.25%的存款利息，就必須給自己的資本找到“有利的”投資場所，如從事票據、抵押等業務。銀行和儲金局之間的界限“日益消失”。例如波鴻和愛爾福特的商會，就要求“禁止”儲金局經營票據貼現之類的“純”銀行業務，要求限制郵政機構經營“銀行”業務。銀行大王好象是在擔心國家壟斷會不會從意料不到的地方悄悄地鉆到他們身旁。不過，這種擔心當然沒有超出可以說是一個辦事處的兩個科長之間的競爭。因為儲金局的幾十億資本，實際上歸根到底是由同一些銀行資本巨頭們支配的，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國家的壟斷不過是提高和保證某個工業部門快要破產的百萬富翁的收入的一種手段罷了。
自由競爭占統治地位的舊資本主義，被壟斷占統治地位的新資本主義所替代，還表現在交易所作用的降低上面。《銀行》雜志寫道：“交易所早已不再是必要的流通中介人了，它過去曾經是，因為過去銀行還不能把發行的大部分有價證券推銷到自己的顧客中間去。”
“‘任何銀行都是交易所’，——這是一句現代的名言。銀行愈大，銀行業的集中愈有進展，這句名言所包含的真理也愈多。”“從前，在70年代，象年輕人那樣放蕩的交易所〈這是對1873年交易所的崩潰，對濫設投機公司的丑事等等所作的一種“微妙的”暗示〉，開辟了德國的工業化時代，而現在銀行和工業已經能‘獨立應付’了。我國大銀行對交易所的統治……正表明德國是一個十分有組織的工業國。如果說這樣就縮小了自動起作用的經濟規律的作用范圍，而大大擴大了通過銀行進行有意識的調節的范圍，那么少數領導人在國民經濟方面所負的責任也就因此而大大加重了。”——德國教授舒爾采-格弗尼茨就是這樣寫的，這位教授是德國帝國主義的辯護士，是各國帝國主義者眼中的權威，他力圖抹殺一件“小事情”，即這種通過銀行進行的“有意識的調節”，就是由極少數“十分有組織的”壟斷者對大眾的掠奪。資產階級教授的任務不是暴露全部內幕，不是揭穿銀行壟斷者的種種勾當，而是加以粉飾。
一位更有威望的經濟學家和銀行“活動家”里塞爾也完全一樣，他用一些言之無物的空話來回避無可否認的事實：“交易所正在愈來愈失去為整個經濟和有價證券流通所絕對必需的性能，即不僅作為匯集到它那里的各種經濟運動的最準確的測量器，而且作為對這些經濟運動幾乎自動起作用的調節器。”
換句話說，舊的資本主義，即絕對需要交易所作為自己的調節器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正在成為過去。代替它的是新的資本主義，這種新的資本主義帶有某種過渡性事物、某種自由競爭和壟斷混合物的鮮明特征。人們自然要問，這種最新的資本主義是在向哪里“過渡”呢？但這個問題資產階級學者是不敢提出的。
“在30年前，不屬于‘工人’體力勞動范圍以內的經濟工作，9/10都是由自由競爭的企業家來做的。現在，這種經濟上的腦力工作9/10都是由職員們來擔任了。在這一發展中處于領先地位的是銀行業。”舒爾采-格弗尼茨的這種供認，使人們又再次觸及這樣一個問題：最新的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究竟是向哪里去的過渡呢？------
在少數幾個經過集中過程而仍然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中處于領先地位的銀行中間，達成壟斷協議、組織銀行托拉斯的傾向自然愈來愈明顯，愈來愈強烈。美國現在已經不是9家，而是2家最大的銀行，即億萬富翁洛克菲勒和摩根的銀行，控制著110億馬克的資本。在德國，我們上面指出的貼現公司吞并沙夫豪森聯合銀行的事實，引起了代表交易所利益的《法蘭克福報》如下的一段評論：
“隨著銀行的日益集中，只能向愈來愈少的機構請求貸款了，這就使大工業更加依賴于少數幾個銀行集團。在工業同金融界聯系密切的情況下，需要銀行資本的那些工業公司活動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因此，大工業帶著錯綜復雜的感情看待銀行的日益托拉斯化〈聯合成或轉變為托拉斯〉；的確，我們已經多次看到各大銀行康采恩之間開始達成某種限制競爭的協議。”
銀行業發展的最新成就還是壟斷。
說到銀行和工業的密切聯系，那么，正是在這一方面，銀行的新作用恐怕表現得最明顯。銀行給某個企業主貼現票據，給他開立往來帳戶等等，這些業務單獨地來看，一點也沒有減少這個企業主的獨立性，銀行也沒有越出普通的中介人作用的范圍。可是，如果這些業務愈來愈頻繁、愈來愈加強，如果銀行把大量資本“收集”在自己手里，如果辦理某個企業的往來帳使銀行能夠愈來愈詳細和充分地了解它的顧客的經濟狀況（事實上也確實如此），那么，結果就是工業資本家愈來愈完全依賴于銀行。
同時，銀行同最大的工商業企業之間的所謂人事結合也發展起來，雙方通過占有股票，通過銀行和工商業企業的經理互任對方的監事（或董事），而日益融合起來。德國經濟學家耶德爾斯搜集了關于這種形式的資本集中和企業集中的極為詳細的材料。柏林6家最大的銀行由經理做代表，參加了344個工業公司，又由董事做代表，參加了407個公司，一共參加了751個公司。它們在289個公司中各有兩個監事，或者占據了監事長的位置。在這些工商業公司中，有各種各樣的行業，如保險業、交通運輸業、飯館、戲院、工藝美術業等等。另一方面，在這6家銀行的監事會中（在1910年）有51個最大的工業家，其中有克虜伯公司的經理、大輪船公司沃堡-美洲包裹投遞股份公司的經理等等。在1895─1910年間，這6家銀行中的每一家銀行都參加了替數百個(281個至419個）工業公司發行股票和債券的工作。
除銀行同工業的“人事結合”以外，還有這些或那些公司同政府的“人事結合”。耶德爾斯寫道：“它們自愿把監事職位讓給有聲望的人物和過去的政府官吏，這些人可以使公司在同當局打交道的時候得到不少方便〈！！〉……”“在大銀行的監事會里，常有國會議員或柏林市議會的議員。”
可見，所謂大資本主義壟斷組織正在通過一切“自然的”和“超自然的”途徑十分迅速地創立和發展起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幾百個金融大王之間的某種分工正在有步驟地形成：
“除了某些大工業家活動范圍的這種擴大〈如加入銀行董事會等等〉以及地方銀行經理分別專管某一工業區以外，大銀行領導人的專業化也有所加強。這樣的專業化，只有在整個銀行企業的規模很大，尤其是在銀行同工業的聯系很廣的時候，才能設想。這種分工是在兩個方面進行的：一方面，把聯系整個工業界的事情交給一個經理去做，作為他的專職；另一方面，每個經理都負責監督幾個企業或幾組在行業上、利益上彼此相近的企業〈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可以有組織地監督各個企業的程度了〉。某個經理專門管德國工業，甚至專門管德國西部的工業〈德國西部是德國工業最發達的區域〉，另一些經理則專門負責同外國和外國工業聯系，了解工業家等等的個人的情況，掌管交易所業務等等。此外，銀行的每個經理又往往專管某個地方或某個工業部門：有的主要是在電力公司監事會里工作，有的是在化學工廠、啤酒廠或制糖廠里工作，有的是在少數幾個孤立的企業中工作，同時又參加保險公司監事會…… 總而言之，在大銀行里，隨著銀行業務的擴大和業務種類的增多，領導人的分工無疑也就更加細密，其目的（和結果）是使他們稍微超出純銀行業務的范圍，使他們對工業的一般問題以及各個工業部門的特殊問題更有判斷力，更加懂行，培養他們在銀行勢力所及的工業部門中進行活動的能力。除了這一套辦法以外，銀行還竭力挑選熟悉工業的人物，挑選企業家、過去的官吏、特別是在鐵路和采礦部門中工作過的官吏，來參加本銀行的監事會”等等。
在法國銀行業里，也有這一類的機構，不過形式稍微有點不同。例如，法國三家最大的銀行之一里昂信貸銀行，設立了一個專門的金融情報收集所。在那里工作的經常有50多個工程師、統計學家、經濟學家和法學家等等。這個機構每年耗資60─70萬法郎。它下面又分8個科：有的科專門收集工業企業情報，有的研究一般統計，有的研究鐵路和輪船公司，有的研究證券，有的研究財務報告等等。
這樣，一方面是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日益融合，或者用尼·伊·布哈林的很恰當的說法，日益長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是銀行發展成為具有真正“包羅一切的性質”的機構。我們認為有必要引用在這方面最有研究的作家耶德爾斯對這個問題的準確的說法：
“我們考察了全部工業聯系，結果發現那些為工業工作的金融機構具有包羅一切的性質。大銀行同其它形式的銀行相反，同某些著作中提出的銀行應當專門從事某一方面業務或某一工業部門工作，以免喪失立腳點這樣的要求相反，力求在盡可能不同的地區和行業同工業企業發生聯系，力求消除各個地方或各個工業部門因各個企業歷史情況不同而形成的資本分配不均現象。”“一種趨勢是使銀行同工業的聯系成為普遍的現象，另一種趨勢是使這種聯系更加鞏固和加強；這兩種趨勢在六大銀行中雖然沒有完全實現，但是已經在同樣程度上大規模地實現了。”
在工商界經常聽到有人抱怨銀行的“恐怖主義”。既然大銀行象下面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樣“發號施令”，那么聽到這樣的抱怨也就不奇怪了。1901年11月19日，柏林所謂Ｄ字銀行(4家最大銀行的名稱都是以字母Ｄ開頭的）之一，給西北德一中德水泥辛迪加管理處寫了這樣一封信：“茲閱貴處本月18日在某報上登載的通知，我們不得不考慮到貴辛迪加定于本月30日召開的全體大會，可能通過一些改革貴企業而為敝行所不能接受的決議。因此我們深感遺憾，不得不停發貴辛迪加所享有的貸款……但如此次大會不通過敝行不能接受的決議，并向敝行提出將來也不通過這種決議的相應保證，敝行仍愿就給予貴辛迪加以新的貸款問題舉行談判。”其實，這也是小資本對大資本的壓迫發出的抱怨，不過這里列入“小”資本的是整整一個辛迪加罷了！大小資本之間過去的那種斗爭，又在一個新的、高得多的發展階段上重演了。當然，擁有億萬巨資的大銀行企業，也能用從前遠不能相比的辦法來推動技術的進步。例如，銀行設立了各種專門的技術研究會，研究成果當然只能由“友好的”工業企業來享用。這一類機構有電氣鐵路問題研究會、中央科學技術研究所等等。
大銀行的領導人自己不會看不到，國民經濟中正在出現一些新的情況，但是他們在這些情況面前束手無策。
耶德爾斯寫道：“凡是近幾年來注意大銀行經理和監事人選變更情形的人，都不會不覺察到，權力逐漸轉到了一些認為積極干預工業的總的發展是大銀行必要的、愈來愈迫切的任務的人物手中，于是這些人和老的銀行經理在業務方面，往往也在個人方面意見愈來愈分歧。實質的問題是：銀行這種信貸機構會不會因為干預工業生產過程而受到損失，會不會因為從事這種同信貸中介作用毫不相干的業務，從事這種會使它比從前更受工業行情的盲目支配的業務，而犧牲掉自己的穩固的原則和可靠的利潤。許多老的銀行領導人都說會這樣。但是，大部分年輕的領導人卻認為積極干預工業問題是必然的，正象隨著現代大工業的出現必然會產生大銀行和最新的工業銀行業一樣。雙方的意見只有一點相同，就是大家都認為大銀行的新業務還沒有什么固定的原則和具體的目的。”
舊資本主義已經過時了。新資本主義是向某方面的過渡。想找到什么“固定的原則和具體的目的”來“調和”壟斷和自由競爭，當然是辦不到的事情。實踐家的自白，聽起來和舒爾采-格弗尼茨、利夫曼之流的“理論家”的頌揚完全不同，這些資本主義的辯護士是在用官場口吻頌揚“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美妙。
大銀行的“新業務”究竟是什么時候完全確立起來的，——對于這個重要問題，我們可以從耶德爾斯那里找到相當確切的答案：
“工業企業間的聯系及其新的內容、新的形式、新的機構即既集權又分權的大銀行，成為國民經濟的有代表性的現象，大概不會早于19世紀90年代；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把這個起點推到1897年，當時許多企業實行了大‘合并’，從而根據銀行的工業政策第一次采用了分權組織的新形式。也許還可以把這個起點推到更晚一些的時候，因為只有1900年的危機才大大加速了工業和銀行業的集中過程，鞏固了這個過程，第一次把同工業的關系變成大銀行的真正壟斷，并大大地密切了和加強了這種關系。”
總之，20世紀是從舊資本主義到新資本主義，從一般資本統治到金融資本統治的轉折點。
三 金融資本和金融寡頭
希法亭寫道：“愈來愈多的工業資本不屬于使用這種資本的工業家了。工業家只有通過銀行才能取得對資本的支配權，對于工業家來說，銀行代表這種資本的所有者。另一方面，銀行也必須把自己愈來愈多的資本固定在工業上。因此，銀行愈來愈變成工業資本家。通過這種方式實際上變成了工業資本的銀行資本，即貨幣形式的資本，我把它叫作金融資本。”“金融資本就是由銀行支配而由工業家運用的資本。”
這個定義不完全的地方，就在于它沒有指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發展到了會導致而且已經導致壟斷的高度。但是，在希法亭的整個敘述中，尤其是在我摘引這個定義的這一章的前兩章里，著重指出了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作用。
生產的集中；從集中生長起來的壟斷；銀行和工業日益融合或者說長合在一起，——這就是金融資本產生的歷史和這一概念的內容。
現在我們應當來敘述一下，在商品生產和私有制的一般環境里，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經營”怎樣必然變為金融寡頭的統治。應當指出，德國（而且不只是德國）資產階級學術界的代表人物，如里塞爾、舒爾采-格弗尼茨、利夫曼等人，完全是帝國主義和金融資本的辯護士。對于寡頭形成的“內幕”，寡頭所采用的手段，寡頭所獲得的“正當和不正當”收入的數量，寡頭和議會的聯系等等，他們不是去揭露，而是加以掩蓋和粉飾。他們避開這些“棘手的問題”，只講一些堂皇而含糊的詞句，號召銀行經理們拿出“責任心”，贊揚普魯士官員們的“盡職精神”，煞有介事地分析那些根本無關緊要的“監督”法案、“管理”法案的細枝末節，玩弄無謂的理論游戲，例如利夫曼教授居然寫出了這樣一個“科學的”定義：“……商業是收集財富、保管財富、把財富供人支配的一種經營活動”（著重號和黑體是該教授著作中原有的)...... 這樣說來，商業在不知交換為何物的原始人那里就已經有了，而且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將存在下去！
但是，有關金融寡頭駭人聽聞的統治的駭人聽聞的事實是太觸目驚心了，所以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無論是美國、法國或德國，都出現了這樣一些著作，這些著作雖然抱著資產階級的觀點，但畢竟還是對金融寡頭作了近乎真實的描述和批評，當然是小市民式的批評。
應當作為主要之點提出來的是前面已經簡略談到的“參與制”。德國經濟學家海曼大概是第一個注意到了這一點，請看他是怎樣描述問題的實質的：
“領導人控制著總公司〈直譯是“母親公司”〉，總公司統治著依賴于它的公司〈“女兒公司”〉，后者又統治著‘孫女公司’，如此等等。這樣，擁有不太多的資本，就可以統治巨大的生產部門。事實上，擁有50%的資本，往往就能控制整個股份公司，所以，一個領導人只要擁有100萬資本，就能控制各孫女公司的800萬資本。如果這樣‘交織’下去，那么擁有100萬資本就能控制1600萬、3200萬以至更多的資本。”
其實經驗證明，只要占有40%的股票就能操縱一個股份公司的業務，因為總有一部分分散的小股東實際上根本沒有可能參加股東大會等等。雖然資產階級的詭辯家和機會主義的“也是社會民主黨人”都期望（或者要別人相信他們期望）股票占有的“民主化”會造成“資本的民主化”，會加強小生產的作用和意義等等，可是實際上它不過是加強金融寡頭實力的一種手段而已。因此，在比較先進的或比較老、比較“有經驗的”資本主義國家里，法律準許發行票額較小的股票。德國法律不準許發行1000馬克以下的股票，所以德國金融巨頭看見英國法律準許發行一英鎊（等于20馬克，約合10盧布）的股票，就很羨慕。1900年6月7日，德國最大的工業家和“金融大王”之一西門子，在帝國國會中聲稱：“一英鎊的股票是不列顛帝國主義的基礎。”這個商人對于什么是帝國主義這一問題的理解，同那位被認為是俄國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不光彩的作家比起來，顯然要深刻得多，“馬克思主義”得多，那位作家竟把帝國主義看成是某個民族的劣根性……
但是，“參與制”不僅使壟斷者的權力大大增加，而且還使他們可以不受懲罰地、為所欲為地干一些見不得人的齷齪勾當，可以盤剝公眾，因為母親公司的領導人在形式上，在法律上對女兒公司是不擔負責任的，女兒公司算是“獨立的”，但是一切事情都可以通過女兒公司去“實施”。下面是我們從1914年德國《銀行》雜志5月號抄下來的一個例子：
“卡塞爾的彈簧鋼股份公司在幾年以前算是德國最賺錢的企業之一。后來因為管理得很糟糕，股息從15%跌到0%。原來，董事會沒有通知股東就出借了600萬馬克給自己的一個女兒公司哈西亞，而哈西亞的名義資本只有幾十萬馬克。這筆幾乎比母親公司的股份資本大兩倍的借款，根本沒有記入母親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在法律上，這樣的隱瞞是完全合法的，而且可以隱瞞整整兩年，因為這樣做并不違反任何一條商業法。以負責人的資格在這種虛假的資產負債表上簽字的監事長，至今仍舊是卡塞爾商會的會長。這筆借款被發現是個錯誤〈錯誤這兩個字，作者應當加上引號〉，知道底細的人開始把‘彈簧鋼’的股票脫手而使股票價格幾乎下跌了100%，在這以后很久，股東們才知道有借款給哈西亞公司這回事……
這個在股份公司里極常見的、在資產負債表上玩弄平衡把戲的典型例子，向我們說明為什么股份公司董事會干起冒險勾當來，心里要比私人企業家輕松得多。編制資產負債表的最新技術，不但使董事會能夠把所干的冒險勾當瞞過普通的股東，而且使主要的當事人在冒險失敗的時候，能夠用及時出賣股票的辦法來推卸責任，而私人企業家卻要用自己的性命來為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負責……
許多股份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就跟中世紀一種有名的隱跡稿本一樣，要先把上面寫的字跡擦掉，才能發現下面的字跡，看出原稿的真實內容。”（隱跡稿本是涂掉原來的字跡、寫上別的內容的一種羊皮稿本。)
“最簡單、因而也是最常用的一種把資產負債表弄得令人捉摸不透的辦法，是成立女兒公司或合并女兒公司，把一個統一的企業分成幾部分。從各種合法的或非法的目的看來，這種辦法的好處是十分明顯的，所以現在不采用這種辦法的大公司簡直是一種例外。”
作者舉出了著名的電氣總公司（即A.E.G，這個公司我們以后還要講到），作為極廣泛地采用這種辦法的最大壟斷公司的例子。據1912年的計算，這個公司參與了175-200個公司，自然也就統治了這些公司，總共掌握了大約15億馬克的資本。
好心的——即懷有維護和粉飾資本主義的好心的——教授和官員們用來吸引公眾注意的種種有關監督、公布資產負債表、規定一定的資產負債表格式、設立監察機構等等的條例，在這里根本不能起什么作用。因為私有財產是神圣的，誰也不能禁止股票的買賣、交換和典押等等。
“參與制”在俄國大銀行里發展到怎樣的程度，可以根據歐·阿加德提供的材料作出判斷。阿加德曾在俄華銀行任職15年，他在1914年5月出版了一本書，書名不十分貼切，叫作《大銀行與世界市場》。作者把俄國大銀行分為兩大類：（ａ）“參與制”下的銀行，（ｂ）“獨立的”銀行，然而他把“獨立”任意地解釋為不依附于國外銀行。作者又把第一類分為三小類：(1)德國參與的，(2)英國參與的，(3)法國參與的，即指分別屬于這三個國家的最大的國外銀行的“參與”和統治。作者把銀行資本分為“生產性”的投資（投入工商業的）和“投機性”的投資（投入交易所業務和金融業務的），他抱著他那種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觀點，認為在保存資本主義的條件下，似乎可以把第一種投資和第二種投資分開，并且消除第二種投資。
作者提供的材料如下：
各銀行的資產(根據1913年10─11月的表報) (單位百萬盧布)
俄國銀行種類 所投的資本
生產性的 投機性的 共 計
(ａ1)4家銀行：西伯利亞商業銀行、俄羅斯銀行、國際銀行、貼現銀行 413.7 859.1 1272.8
(ａ2)2家銀行：工商銀行、俄英銀行 239.3 169.1 408.4
(ａ3)5家銀行：俄亞銀行、圣彼得堡私人銀行、亞速海-頓河銀行、莫斯
科聯合銀行、俄法商業銀行 711.8 661.2 1373.0
(11家銀行)總 □計 (ａ)＝1364.8 1689.4 3054.2
(ｂ)8家銀行：莫斯□E商人銀行、伏爾加-卡馬銀行、容克股份銀行、圣
彼得堡商業銀行(前瓦韋爾貝爾格銀行)、莫斯科銀行(前里亞布申
斯基銀行)、莫斯科貼現銀行、莫斯科商業銀行、莫斯科私人銀行 504.2 391.1 895.3
(19家銀行)共 □計 1869.0 2080.5 3949.5
從這些材料看來，在近40億盧布的大銀行“活動”資本當中，有3/4以上，即30多億盧布屬于實際上是作為國外銀行的女兒公司的那些銀行；它們主要是巴黎的銀行（著名的三大銀行：巴黎聯合銀行、巴黎荷蘭銀行、總公司）和柏林的銀行（特別是德意志銀行和貼現公司）。俄國兩家最大的銀行俄羅斯銀行（俄國對外貿易銀行）和國際銀行（圣彼得堡國際商業銀行），在1906-1912年間，把資本由4400萬盧布增加到9800萬盧布，把準備金由1500萬盧布增加到3900萬盧布，“其中有3/4是德國的資本”；前一家銀行屬于柏林德意志銀行的康采恩，后一家銀行屬于柏林貼現公司的康采恩。善良的阿加德對于柏林的銀行握有大部分股票而使俄國股東軟弱無力，感到十分憤慨。自然，輸出資本的國家總是撈到油水，例如柏林的德意志銀行，在柏林發行西伯利亞商業銀行的股票，把這些股票壓存了一年，然后以193%的行情，即幾乎高一倍的行情售出，“賺了”約600萬盧布的利潤，這就是希法亭所說的“創業利潤”。
據該書作者計算，彼得堡各最大銀行的全部“實力”為823500萬盧布，即將近82.5億；同時作者又把各個國外銀行的“參與”，確切些說，各個國外銀行的統治，劃分如下：法國銀行占55%，英國銀行占10%，德國銀行占35%。據作者計算，在這823500萬職能資本當中，有368700萬，即40%以上用于各辛迪加，即煤業公司、五金公司、石油工業辛迪加、冶金工業辛迪加、水泥工業辛迪加。可見，由于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形成而造成的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的融合，在俄國也有了長足的進展。
集中在少數人手里并且享有實際壟斷權的金融資本，由于創辦企業、發行有價證券、辦理公債等等而獲得大量的、愈來愈多的利潤，鞏固了金融寡頭的統治，替壟斷者向整個社會征收貢賦。下面是希法亭從美國托拉斯“經營”的無數實例中舉出的一個例子：1887年哈夫邁耶把15個小公司合并起來，成立了一個糖業托拉斯。這些小公司的資本總額為650萬美元，而這個托拉斯的資本，按美國的說法，是“摻了水”的，竟估定為5000萬美元。這種“過度資本化”是預計到了將來的壟斷利潤的，正象美國的鋼鐵托拉斯預計到將來的壟斷利潤，就購買愈來愈多的蘊藏鐵礦的土地一樣。果然，這個糖業托拉斯規定了壟斷價格，獲得了巨額的收入，竟能為“摻水”7倍的資本支付10%的股息，也就是為創辦托拉斯時實際投入的資本支付將近70%的股息！到1909年，這個托拉斯的資本為9000萬美元。在22年內，資本增加了十倍以上。
法國的“金融寡頭”的統治（《反對法國金融寡頭》——利西斯一本名著的標題，1908年出了第5版），只是在形式上稍有不同。4家最大的銀行在發行有價證券方面享有不是相對的壟斷權，而是“絕對的壟斷權”。事實上這是“大銀行托拉斯”。壟斷保證它們從發行證券獲得壟斷利潤。在借債時，債務國所得到的通常不超過總額的90%；10%被銀行和其它中介人拿去了。銀行從4億法郎的中俄債券中得到8%的利潤，從8億法郎的俄國債券(1904年）中得到10%的利潤，從6250萬法郎的摩洛哥債券(1904年）中得到18.75%的利潤。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從小規模的高利貸資本開始，而以大規模的高利貸資本結束。利西斯說：“法國人是歐洲的高利貸者。”全部經濟生活條件都由于資本主義的這種蛻化而發生深刻的變化。在人口、工商業和海運都發生停滯的情況下，“國家”卻可以靠放高利貸發財。“代表800萬法郎資本的50個人，能夠支配4家銀行的20億法郎。”我們談過的“參與”制度，也造成同樣的結果：最大銀行之一的總公司為女兒公司埃及精糖廠發行了64000張債券。發行的行情是150%，就是說，銀行在每一個盧布上賺了50個戈比。后來發現這個女兒公司的股息是虛擬的，這樣就使“公眾”損失了9000萬至1億法郎；“總公司有一個經理是精糖廠的董事”。難怪這位作者不得不作出結論說：“法蘭西共和國是金融君主國”；“金融寡頭統治一切，既控制著報刊，又控制著政府”。
作為金融資本主要業務之一的有價證券發行業，贏利極大，對于金融寡頭的發展和鞏固起著重大的作用。德國的《銀行》雜志寫道：“在發行外國債券的時候擔任中介人，能夠獲得很高的利潤，國內沒有任何一種生意能夠獲得哪怕是同它相近的利潤。”
“沒有任何一種銀行業務能夠獲得象發行業務那么高的利潤。”根據《德國經濟學家》雜志的材料，發行工業企業證券的利潤每年平均如下：
1895年----38.6% 1898年----67.7%
1896年----36.1% 1899年----66.9%
1897年----66.7% 1900年----55.2%
“在1891-1900年的10年間，僅靠發行德國工業證券‘賺到’的錢就有10億以上。”
在工業高漲時期，金融資本獲得巨額利潤，而在衰落時期，小企業和不穩固的企業紛紛倒閉，大銀行就“參與”賤價收買這些企業，或者“參與”有利可圖的“整理”和“改組”。在“整理”虧本的企業時，“把股份資本降低，也就是按照比較小的資本額來分配收入，以后就按照這個資本額來計算收入。如果收入降低到零，就吸收新的資本，這種新資本同收入比較少的舊資本結合來，就能獲得相當多的收入。”希法亭又補充道：“而且，所有這些整理和改組，對于銀行有雙重的意義：第一，這是有利可圖的業務；第二，這是使經濟拮據的公司依附于自己的好機會。”
請看下面的例子。多特蒙德的聯合礦業股份公司，是在1872年創辦的。發行的股份資本將近4000萬馬克，而在第一個年度獲得12%的股息時，股行情就漲到170%。金融資本撈到了油水，稍稍地賺了那么2800萬馬克。在創辦這個公司的時候，起主要作用的就是那個把資本很順利地增加到3億馬克的德國最大的銀行貼現公司。后來聯合公司的股息降到了零。股東們只好同意“沖銷”資本，也就是損失一部分資本，以免全部資本損失。經過多次“整理”，在30年中，聯合公司的帳簿上消失了7300多萬馬克。“現在，這個公司原先的股東們手里的股票價值，只有票面價值的5%了”，而銀行在每一次“整理”中卻總是“賺錢”。
拿發展得很快的大城市近郊的土地來做投機生意，也是金融資本的一種特別盈利的業務。在這方面，銀行的壟斷同地租的壟斷、也同交通運輸業的壟斷結合起來了，因為地價的上漲，以及土地能不能有利地分塊出售等等，首先取決于同市中心的交通是否方便，而掌握交通運輸業的，是通過參與制和分配經理職務同這些銀行聯系起來的大公司。結果就形成了《銀行》雜志的撰稿人、專門研究土地買賣和抵押等業務的德國作家路·埃施韋格稱作“泥潭”的局面：買賣城郊土地的狂熱投機，建筑公司的倒閉（如柏林的波斯瓦-克諾爾公司的倒閉，這個公司靠了“最大最可靠的”德意志銀行的幫助，弄到了1億馬克的巨款，而這家銀行當然是通過“參與”制暗地里在背后進行了活動，結果銀行“總共”損失了1200萬馬克就脫身了），以及從空頭的建筑公司那里一無所得的小業主和工人們的破產，同“廉潔的”柏林警察局和行政當局勾結起來把持頒發土地證和市議會建筑許可證的勾當，等等。
歐洲的教授和善良的資產者一向裝腔作勢地對之表示痛心疾首的“美國風氣”，在金融資本時代簡直成了各國各大城市流行的風氣。
1914年初，在柏林傳說要組織一個“運輸業托拉斯”，即由柏林的城市電氣鐵路公司、有軌電車公司和公共汽車公司這三個運輸企業組成一個“利益共同體”。《銀行》雜志寫道：“當公共汽車公司的大部分股票轉到其它兩個運輸公司手里的消息傳出時，我們就知道有這種打算了。……完全可以相信，抱著這種目的的人希望通過統一調整運輸業來節省一些費用，最終能使公眾從中得到些好處。但是這個問題復雜化了，因為站在這個正在創建的運輸業托拉斯背后的是這樣一些銀行，它們可以任意使自己所壟斷的交通運輸業服從自己的土地買賣的利益。只要回想一下下面這件事情，就會相信這種推測是十分自然的：在創辦城市電氣鐵路公司的時候，鼓勵創辦該公司的那家大銀行的利益就已經滲透進來了。就是說，這個運輸企業的利益和土地買賣的利益交織在一起了。因為這條鐵路的東線要經過銀行的土地，當該路的建設已經有保證時，銀行就把這些土地賣出去，使自己和幾個合伙人獲得了巨額的利潤……”
壟斷既然已經形成，而且操縱著幾十億資本，它就絕對不可避免地要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它任何“細節”如何。在德國經濟著作中，通常是阿諛地贊美普魯士官員的廉潔，而影射法國的巴拿馬案件或美國政界的賄賂風氣。但是事實是，甚至專論德國銀行業務的資產階級書刊，也不得不經常談到遠遠越出純銀行業務范圍的事情，例如，針對官員們愈來愈多地轉到銀行去服務這件事，談到了“鉆進銀行的欲望”：“暗地里想在貝倫街〈柏林街名，德意志銀行的所在地〉鉆營一個肥缺的官員，他們的廉潔情況究竟怎樣呢？”《銀行》雜志出版版人阿爾弗勒德·蘭斯堡在1909年寫了《曲意逢迎的經濟影響》一文，其中談到威廉二世的巴勒斯坦之行，以及“此行的直接結果，即巴格達鐵路的建筑，這一不幸的‘德意志進取精神的大事件’，對于德國受‘包圍’一事應負的責任，比我們所犯的一切政治錯誤應負的責任還要大”（所謂“包圍”是指愛德華七世力圖孤立德國、用帝國主義的反德同盟圈來包圍德國的政策）。我們已經提過的這個雜志的撰稿人埃施韋格，在1911年寫了一篇《財閥和官吏》的文章，揭露了一位德國官員弗爾克爾的事情。弗爾克爾當過卡特爾問題委員會的委員，并且很賣力氣，不久以后他卻在最大的卡特爾——鋼鐵辛迪加中得到了一個肥缺。這類決非偶然的事情，迫使這位資產階級作家不得不承認說，“德國憲法所保證的經濟自由，在經濟生活的許多方面，已經成了失去內容的空話”，在現有的財閥統治下，“即使有最廣泛的政治自由，也不能使我們免于變成非自由民的民族”。
說到俄國，我們只舉一個例子：幾年以前，所有的報紙都登載過一個消息，說信用局局長達維多夫辭去了政府的職務，到一家大銀行任職去了，按照合同，他在幾年里所得的薪俸將超過100萬盧布。信用局是個“統一全國所有信用機關業務”的機關，它給了首都各銀行總數達8-10億盧布的津貼。------
資本主義的一般特性，就是資本的占有同資本在生產中的運用相分離，貨幣資本同工業資本或者說生產資本相分離，全靠貨幣資本的收入為生的食利者同企業家及一切直接參與運用資本的人相分離。帝國主義，或者說金融資本的統治，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時候，這種分離達到了極大的程度。金融資本對其它一切形式的資本的優勢，意味著食利者和金融寡頭占統治地位，意味著少數擁有金融“實力”的國家處于和其余一切國家不同的特殊地位。至于這一過程進行到了怎樣的程度，可以根據發行各種有價證券的統計材料來判斷。
阿·奈馬爾克在《國際統計研究所公報》上發表了關于全世界發行證券的最詳盡最完備的對照材料，后來這些材料曾屢次被經濟學著作分別引用過。現將4個10年中的總計分列如下：
10年證券發行額(單位十億法朗)
1871-1880年 76.1
1881-1890年 64.5
1891-1900年 100.4
1901-1910年 197.8
在19世紀70年代，全世界證券發行總額增加了，特別是由于普法戰爭以及德國戰后濫設投機公司時期發行債券而增加了。大體說來，在19世紀最后3個10年里，增加的速度比較起來還不算太快，直到20世紀的頭10年才大為增加，10年之內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可見，20世紀初，不僅在我們已經說過的壟斷組織（卡特爾、辛迪加、托拉斯）的發展方面，而且在金融資本的增長方面，都是一個轉折時期。
據奈馬爾克計算，1910年全世界有價證券的總額大約是8150億法郎。他大致地減去了重復的數字，使這個數額縮小到5750億至6000億法郎。下面是這個數額在各國分布的情形（這里取的總額是6000億）：
1910年有價證券數額(單位十億法郎)
英國 142
美國 132
法國 110
德國 95
俄國 31
奧匈帝國24
意大利14
日本 12
荷蘭 12.5
比利時 7.5
西班牙 7.5
瑞士 6.25
丹麥 3.75
瑞典、挪威、羅馬尼亞等國2.5
共 計600.0
從這些數字一下子就可以看出，4個最富的資本主義國家是多么突出，它們各有約1000億至1500億法郎的有價證券。在這4個國家中有兩個是最老的、殖民地最多的（這一點我們以下就要說到）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和法國，其余兩個是在發展速度上和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在生產中的普及程度上領先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和德國。這4個國家一共有4790億法郎，約占全世界金融資本的80%。世界上其它各國，差不多都是這樣或那樣地成為這4個國家、這4個國際銀行家、這4個世界金融資本的“臺柱”的債務人和進貢者了。
現在，我們應當特別談一下，資本輸出在形成金融資本的依附和聯系的國際網方面所起的作用。
四 資本輸出
對自由競爭占完全統治地位的舊資本主義來說，典型的是商品輸出。對壟斷占統治地位的最新資本主義來說，典型的則是資本輸出。
資本主義是發展到最高階段的商品生產，這時勞動力也成了商品。國內交換尤其是國際交換的發展，是資本主義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個企業、各個工業部門和各個國家的發展必然是不平衡的，跳躍式的。起先，英國早于別國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到19世紀中葉，英國實行自由貿易，力圖成為“世界工廠”，由它供給各國成品，這些國家則供給它原料作為交換。但是英國的這種壟斷，在19世紀最后的25年已經被打破了，因為當時有許多國家用“保護”關稅來自衛，發展成為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臨近20世紀時，我們看到已經形成了另一種壟斷：第一，所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有了資本家的壟斷同盟；第二，少數積累了巨額資本的最富的國家處于壟斷地位。在先進的國家里出現了大量的“過剩資本”。
假如資本主義能發展現在到處都遠遠落后于工業的農業，假如資本主義能提高在技術獲得驚人進步的情況下仍然到處是半饑半飽、乞丐一般的人民大眾的生活水平，那當然就不會有什么過剩資本了。用小資產階級觀點批評資本主義的人就常常提出這種“論據”。但是這樣一來，資本主義就不成其為資本主義了，因為發展的不平衡和民眾半饑半飽的生活水平，是這種生產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條件和前提。只要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過剩的資本就不會用來提高本國民眾的生活水平（因為這樣會降低資本家的利潤），而會輸出國外，輸出到落后的國家去，以提高利潤。在這些落后國家里，利潤通常都是很高的，因為那里資本少，地價比較賤，工資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輸出資本的可能，是因為許多落后的國家已經卷入世界資本主義的流轉，主要的鐵路線已經建成或已經開始興建，發展工業的起碼條件已有保證等等。其所以有輸出資本的必要，是因為在少數國家中資本主義“已經過度成熟”，“有利可圖的”投資場所已經不夠了（在農業不發達和群眾貧困的條件下）。
下面是三個主要國家國外投資的大概數目：
國外投資(單位十億法郎)
年份 英國 法國 德國
1862 3.6 - -
1872 15 10(1869年) -
1882 22 15(1880年) ？
1893 42 20(1890年) ？
1902 62 27-37 12.5
1914 75-100 60 44
由此可見，資本輸出是在20世紀初期才大大發展起來的。在大戰前夜，3個主要國家的國外投資已經達到1750-2000億法郎。按5%的低利率計算，這筆款額的收入一年可達80-100億法郎。這就是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世界上大多數民族和國家的堅實基礎，這就是極少數最富國家的資本主義寄生性的堅實基礎！
這種國外投資在各國之間怎樣分配，投在什么地方，對于這個問題只能作一個大概的回答，不過這個大概的回答也能說明現代帝國主義的某些一般的相互關系和聯系：
國外投資在世界各洲分布的大概情況(1910年前后)(單位十億馬克)
英國 法國 德國 共計
歐洲 4 23 18 45
美洲 37 4 10 51
亞洲、非洲、澳洲 29 8 7 44
總計 70 35 35 140
在英國，占第一位的是它的殖民地，它在美洲也有廣大的殖民地(例如加拿大），在亞洲等地就更不必說了。英國資本的大量輸出，同大量的殖民地有最密切的聯系。關于殖民地對帝國主義的意義，我們以后還要講到。法國的情況不同。它的國外投資主要是在歐洲，首先是在俄國（不下100億法郎），并且多半是借貸資本即公債，而不是對工業企業的投資。法國帝國主義與英國殖民帝國主義不同，可以叫作高利貸帝國主義。德國又是另一種情況，它的殖民地不多，它的國外投資在歐美兩洲之間分布得最平均。
資本輸出在那些輸入資本的國家中對資本主義的發展發生影響，大大加速這種發展。因此，如果說資本輸出會在某種程度上引起輸出國發展上的一些停滯，那也一定會有擴大和加深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的進一步發展作為補償的。
輸出資本的國家幾乎總有可能獲得一定的“利益”，這種利益的性質也就說明了金融資本和壟斷組織的時代的特性。例如柏林的《銀行》雜志在1913年10月寫道：
“在國際的資本市場上，近來正在上演一出可以和阿里斯托芬的作品相媲美的喜劇。國外的很多國家，從西班牙到巴爾干，從俄國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國，都在公開或秘密地向巨大的貨幣市場要求貸款，有時還要求得十分急迫。現在貨幣市場上的情況并不怎么美妙，政治前景也未可樂觀。但是沒有一個貨幣市場敢于拒絕貸款，唯恐鄰居搶先同意貸款而換得某種報酬。在締結這種國際契約時，債權人幾乎總要占點便宜：獲得貿易條約上的讓步，開設煤站，建設港口，得到利益豐厚的租讓，接受大炮定貨。”
金融資本造成了壟斷組織的時代。而壟斷組織則到處實行壟斷的原則：利用 “聯系”來訂立有利的契約，以代替開放的市場上的競爭。最常見的是，規定拿一部分貸款來購買債權國的產品，尤其是軍用品、輪船等等，作為貸款的條件。法國在最近20年中(1890-1910年）常常采用這種手段。資本輸出成了鼓勵商品輸出的手段。在這種情況下，特別大的企業之間訂立的契約，按照施爾德爾“婉轉的”說法，往往“接近于收買”。德國的克虜伯、法國的施奈德、英國的阿姆斯特朗，就是同大銀行和政府關系密切、在締結債約時不容易“撇開”的公司的典型。
法國貸款給俄國的時候，在1905年9月16日締結的貿易條約上“壓了”一下俄國，使俄國直到1917年為止作出相當的讓步；在1911年8月19日同日本締結貿易條約時，也是如此。奧地利同塞爾維亞的關稅戰爭從1906年開始，一直繼續到1911年，中間只有7個月的休戰，這次關稅戰爭部分是由奧地利和法國在供應塞爾維亞軍用物資方面的競爭引起的。1912年1月，保爾 ·德沙內爾在議會里說，法國公司在1908-1911年間供給塞爾維亞的軍用物資，價值達4500萬法郎。
奧匈帝國駐圣保羅（巴西）領事在報告中說：“巴西修筑鐵路，大部分用的是法、比、英、德的資本；這些國家在辦理有關修筑鐵路的金融業務時已規定由它們供應鐵路建筑材料。”
這樣，金融資本的密網可以說確實是布滿了全世界。在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是設在殖民地的銀行及其分行。德國帝國主義者看到“老的”殖民國家在這方面特別“成功”，真是羨慕之至。在1904年，英國有50家殖民地銀行和2279個分行(1910年有72家銀行和5449個分行），法國有20家殖民地銀行和136個分行，荷蘭有16家殖民地銀行和68個分行，而德國“總共只有”13家殖民地銀行和70個分行。美國資本家則羨慕英德兩國的資本家，他們在1915年訴苦說：“在南美，5家德國銀行有40個分行，5家英國銀行有70個分行…… 最近25年來，英德兩國在阿根廷、巴西和烏拉圭投資約40億美元，從而支配了這3個國家全部貿易的46%。”
輸出資本的國家已經把世界瓜分了，那是就瓜分一詞的轉義而言的。但是，金融資本還導致對世界的直接的瓜分。
五 資本家瓜分世界
資本家的壟斷同盟卡特爾、辛迪加、托拉斯，首先瓜分國內市場，把本國的生產差不多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國內市場必然是同國外市場相聯系的。資本主義早已造成了世界市場。所以隨著資本輸出的增加，隨著最大壟斷同盟的國外聯系、殖民地聯系和“勢力范圍”的極力擴大，這些壟斷同盟就“自然地”走向達成世界性的協議，形成國際卡特爾。
這是全世界資本和生產集中的一個新的、比過去高得多的階段。我們來看看這種超級壟斷是怎樣生長起來的。
電力工業是最能代表最新技術成就，代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資本主義的一個工業部門。它在美國和德國這兩個最先進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里最發達。在德國，1900年的危機對這個部門集中程度的提高發生了特別巨大的影響。在此之前已經同工業相當緊密地長合在一起的銀行，在這個危機時期極大地加速和加深了較小企業的毀滅和它們被大企業吞并的過程。耶德爾斯寫道：“銀行停止援助的正是那些最需要援助的企業，這樣就使那些同銀行聯系不夠密切的公司，起初雖有蓬勃的發展，后來卻遭到了無法挽救的破產。”
結果，在1900年以后，集中有了長足的進展。1900年以前，電力工業中有七八個“集團”，每個集團都由幾個公司組成（總共有8個公司），這些集團背后各有2至11家銀行。到1908-1912年時，所有這些集團已合并成兩個甚至一個集團了。這個過程如下：
電力工業中的集團
在1900年以前 費爾登與吉約姆 拉邁爾 聯合電氣總公司西門子與哈爾斯克 舒克爾特公司 貝爾格曼 庫梅爾
費爾登與拉邁爾 電氣總公司(A.E.G.) 西門子與哈爾斯克舒克爾特 貝爾格曼 1900年破產
到1912年時： 電氣總公司(A.E.G.) 西門子與哈爾斯克-舒克爾特
(從1908年開始密切“合作 ”)
這樣生長起來的著名的電氣總公司(A.E.G.)統治著175-200個公司（通過“參與”制度），總共支配著約15億馬克的資本。單是它在國外的直接代表機構就有34個，其中有12個是股份公司，分設在10多個國家中。早在1904年，德國電力工業在國外的投資就有23300萬馬克，其中有6200萬投在俄國。不言而喻，這個電氣總公司是一個大型的“聯合”企業，單是它的制造公司就有16個，制造各種各樣的產品，從電纜和絕緣體，直到汽車和飛行器為止。
但是，歐洲的集中也就是美國集中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當時的情況如下：
美國 通用電氣公司
湯普遜-霍斯樂公司在歐洲創設了一個公司 愛迪生公司在歐洲創設了法國愛迪生公司，后者又把發明專利權轉讓給德國公司
德國 聯合電氣公司 電氣總公司
電氣總公司
于是形成了兩個電力“大國”。海尼希在他的《電力托拉斯之路》一文中寫道：“世界上沒有一個完全不依賴它們的電力公司。”關于這兩個“托拉斯”的周轉額和企業規模，下列數字可以使我們得到某種（遠非完整的）概念：
商品周轉額(單位百萬馬克) 職員人數 純 利(單位百萬馬克)
美國的通用電氣公司 1907年：252 28000 35.4
1910年：298 32000 45.6
德國的電氣總公司 1907年：216 30700 14.5
1911年：362 60800 21.7
1907年，美德兩國的托拉斯訂立了瓜分世界的協議。競爭消除了。通用電氣公司“獲得了”美國和加拿大，電氣總公司“分得了”德國、奧地利、俄國、荷蘭、丹麥、瑞士、土耳其和巴爾干。還就女兒公司滲入新的工業部門和“新的”即尚未正式被瓜分的國家問題，訂立了單獨的（當然是秘密的）協議。此外還規要互相交換發明和試驗結果。
這種實際上是統一的世界性托拉斯，支配著幾十億資本，在世界各地有“分支機構”、代表機構、代辦處以及種種聯系等等，要同這種托拉斯競爭，自然是十分困難的。但是，這兩個強大的托拉斯瓜分世界的事實，當然并不排除對世界的重新瓜分，如果實力對比由于發展不平衡、戰爭、崩潰等等而發生變化的話。
煤油工業提供了企圖實行這種重新瓜分，為重新瓜分而斗爭的一個大有教益的例子。
耶德爾斯在1905年寫道：“世界的煤油市場直到現在還被兩大金融集團分占著：一個是洛克菲勒的美國煤油托拉斯（美孚油公司），一個是俄國巴庫油田的老板路特希爾德和諾貝爾。這兩個集團彼此有密切的聯系，但是幾年以來，它們的壟斷地位一直受到五大敵人的威脅”：(1)美國石油資源的枯竭；(2)巴庫的曼塔舍夫公司的競爭；(3)奧地利的石油資源；(4)羅馬尼亞的石油資源；(5)海外的石油資源，特別是荷蘭殖民地的石油資源（極富足的塞繆爾公司和殼牌公司，它們同英國資本也有聯系）。后面三個地區的企業是同最大的德意志銀行為首的那些德國大銀行有聯系的。這些銀行為了擁有“自己的”據點而有計劃地獨自發展煤油工業，例如在羅馬尼亞。在羅馬尼亞的煤油工業中，1907年有外國資本18500萬法郎，其中德國資本占7400萬。
斗爭開始了，這個斗爭在經濟著作中就叫作“瓜分世界”的斗爭。一方面，洛克菲勒的煤油托拉斯想奪取一切，就在荷蘭本土辦了一個女兒公司，收買荷屬印度的石油資源，想以此來打擊自己的主要敵人——英荷殼牌托拉斯。另一方面，德意志銀行和其它柏林銀行力求把羅馬尼亞“保持”在“自己手里”，使羅馬尼亞同俄國聯合起來反對洛克菲勒。洛克菲勒擁有大得多的資本，又擁有運輸煤油和供應煤油給消費者的出色的組織。斗爭的結果勢必是德意志銀行完全失敗，它果然在1907年完全失敗了，這時德意志銀行只有兩條出路：或者是放棄自己的“煤油利益”，損失數百萬；或者是屈服。結果德意志銀行選擇了后者，同煤油托拉斯訂立了一項對自己很不利的合同。按照這項合同，德意志銀行保證“不做任何損害美國利益的事情”，但同時又規定，如果德國通過國家煤油壟斷法，這項合同即告失效。
于是一出“煤油喜劇”開演了。德國金融大王之一、德意志銀行的經理馮 ·格溫納，通過自己的私人秘書施陶斯發動了一場主張煤油壟斷的宣傳。這家最大的柏林銀行的整個龐大機構、一切廣泛的“聯系”都開動起來了，報刊上一片聲嘶力竭的反對美國托拉斯“壓迫”的“愛國主義”叫喊聲。1911年3月15日，帝國國會幾乎是一致地通過了請政府制定煤油壟斷法案的決議。政府欣然接受了這個“受眾人歡迎的”主張。于是，德意志銀行旨在欺騙它的美國對手并用國家壟斷來振興自己業務的這場賭博，好象是已經贏了。德國煤油大王已經做著一種獲得不亞于俄國糖廠主的大量利潤的美夢…… 但是，第一，德國各大銀行在分贓上彼此發生了爭吵，貼現公司揭露了德意志銀行的自私自利；第二，政府害怕同洛克菲勒斗爭，因為德國是否能不通過洛克菲勒而獲得煤油，還很成問題（羅馬尼亞的生產率不高）；第三，1913年，正趕上德國要撥款10億來準備戰爭。壟斷法案擱下來了。斗爭的結果是，洛克菲勒的煤油托拉斯暫時獲得了勝利。
柏林的《銀行》雜志關于這點寫道，德國只有實行電力壟斷，用水力發出廉價的電力，才能同煤油托拉斯斗爭。這個雜志又說：但是，“電力壟斷只有在生產者需要的時候才會實現，也就是說，只有在下一次電力工業大崩潰逼近、各私營電力工業康采恩現在在各處修建的已經從市政府和國家等等方面獲得了某些壟斷權的那些成本高的大電站不能獲利的時候，才會實現。到那時候就只好使用水力；但是用水力發出廉價的電力也不能靠國家出錢來辦，還是要交給‘受國家監督的私人壟斷組織’去經營，因為私營工業已經訂立了許多契約……爭得了巨額的補償…… 以前鉀堿的壟斷是如此，現在煤油的壟斷是如此，將來電力的壟斷也是如此。我們那些被美妙的原則迷住了的國家社會主義者，現在總該明白：德國的壟斷組織從來沒有抱定過這樣的目的，也沒有達到過這樣的結果，即為消費者帶來好處或者哪怕是交給國家一部分企業利潤，它們僅僅是為了用國家的錢來振興快要破產的私營工業罷了。”
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不得不作出這種寶貴的供認。這里我們清楚地看到，在金融資本時代，私人壟斷組織和國家壟斷組織是交織在一起的，實際上這兩種壟斷組織都不過是最大的壟斷者之間為瓜分世界而進行的帝國主義斗爭中的一些環節而已。
在商輪航運業中，集中的巨大發展也引起了對世界的瓜分。德國形成了兩個最大的公司，即漢堡-美洲包裹投遞股份公司和北德勞埃德公司，它們各有資本2億馬克（股票和債券），各有價值18500-18900萬馬克的輪船。另一方面，美國在1903年1月1日成立了所謂摩根托拉斯，即國際商輪公司，由美英兩國的9個輪船公司合并而成，擁有資本12000萬美元(48000萬馬克）。就在1903年，兩家德國大公司和這個美英托拉斯簽訂了一項為瓜分利潤而瓜分世界的合同。德國的公司在英美之間的航線上退出了競爭。合同明確地規定了哪些港口“歸”誰“使用”，并且設立了一個共同的監察委員會等等。合同期定為20年，同時規定了一個附帶條款：一旦發生戰爭，該合同即告廢止。
國際鋼軌卡特爾形成的歷史，也是大有教益的。早在1884年工業極為衰落的時候，英國、比利時、德國三國的鋼軌制造廠就作過組織這種卡特爾的第一次嘗試。它們議定不在締約各國的國內市場上競爭，國外市場則按下列比例瓜分：英國占66%，德國占27%，比利時占7%。印度完全歸英國。對于一個沒有參加締結協議的英國公司，它們就合力進攻，其耗費由出售總額中拿出一部分來補償。但是到了1886年，有兩個英國公司退出了同盟，這個同盟也就瓦解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來幾次工業高漲時期，始終沒有達成過協議。
1904年初，德國成立了鋼鐵辛迪加。1904年11月，國際鋼軌卡特爾又按下列比例恢復起來了：英國占53.5%；德國占28.83%；比利時占17.67%。后來法國也加入了，它在第一、第二、第二年中所占份額分別為4.8%、5.8%、6.4%，這是在100%以外，即以104.8%等等為基數的。1905年，又有美國的鋼鐵托拉斯（鋼鐵公司）加入，其后奧地利和西班牙也加入了。福格爾施泰因在1910年寫道：“現在，地面已經分完了，于是那些大用戶，首先是國營鐵路——既然世界已經被瓜分完畢而沒有照顧它們的利益——，就可以象詩人一樣生活在丘必特的天宮里了。”
還要提一提1909年成立的國際鋅業辛迪加，它把生產量在德、比、法、西、英五國的工廠集團之間作了明確的分配；還有國際火藥托拉斯，用利夫曼的話來說，它是“德國所有炸藥廠的最新式的緊密同盟，后來這些炸藥廠與法美兩國用同樣的方法組織起來的代那買特炸藥工廠一起，可以說是共同瓜分了整個世界”。據利夫曼統計，德國所參加的國際卡特爾，在1897年共有將近40個，到1910年就已經接近100個了。
有些資產階級作家（現在卡·考茨基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他完全背叛了象他在1909年所采取的那種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認為，國際卡特爾作為資本國際化的最突出的表現之一，給人們帶來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民族間實現和平的希望。這種意見在理論上是十分荒謬的，在實踐上則是一種詭辯，是用欺騙的手段為最惡劣的機會主義辯護。國際卡特爾表明了現在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已經發展到怎樣的程度，資本家同盟是為了什么而互相斗爭。后面這一點是最重要的，只有它才能向我們說明當前發生的事情的歷史經濟意義，因為斗爭的形式由于各種比較局部的和暫時的原因，可能發生變化，而且經常在發生變化，但是，只要階級存在，斗爭的實質，斗爭的階級內容，是始終不會改變的。很明顯，掩飾現代經濟斗爭的內容（瓜分世界），而強調這個斗爭的這種或那種形式，這是符合比如說德國資產階級的利益的（考茨基在理論見解方面實質上已經轉到德國資產階級那邊去了，這點我們以后還要說到）。考茨基也犯了同樣的錯誤。這里所說的當然不是德國資產階級，而是全世界的資產階級。資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為他們的心腸特別狠毒，而是因為集中已經達到這樣的階段，使他們不得不走上這條獲取利潤的道路；而且他們是“按資本”、“按實力”來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它的瓜分方法。實力則是隨經濟和政治的發展而變化的；要了解當前發生的事情，就必須知道哪些問題要由實力的變化來解決，至于這些變化是 “純粹”經濟的變化，還是非經濟的（例如軍事的）變化，卻是次要的問題，絲毫不能改變對于資本主義最新時代的基本觀點。拿資本家同盟互相進行斗爭和訂立契約的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非和平的，后天又是非和平的）問題來偷換斗爭和協議的內容問題，就等于墮落成詭辯家。
最新資本主義時代向我們表明，資本家同盟之間在從經濟上瓜分世界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定的關系，而與此同時，與此相聯系，各個政治同盟、各個國家之間在從領土上瓜分世界、爭奪殖民地、“爭奪經濟領土”的基礎上也形成了一定的關系。
六 大國瓜分世界
地理學家亞·蘇潘在他的一本論述“歐洲殖民地的擴展”的書中，對19世紀末的這種擴展情況，作了如下簡短的總結：
屬于歐洲殖民大國(包括美國在內)的土地面積所占的百分比
1876年 1900年 增減數
在非洲 10.8% 90.4% +79.6%
在波利尼西亞 56.8% 98.9% +42.1%
在亞洲 51.5% 56.6% +5.1%
在澳洲 100.0% 100.0% -
在美洲 27.5% 27.2% -0.3%
蘇潘得出結論說：“可見，這個時期的特點是瓜分非洲和波利尼西亞。”因為在亞洲和美洲，無主的土地，即不屬于任何國家的土地已經沒有了，所以應當擴大蘇潘的結論，應當說，我們所考察的這個時期的特點是世界瓜分完畢。所謂完畢，并不是說不可能重新瓜分了?----相反，重新瓜分是可能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而是說在資本主義各國的殖民政策之下，我們這個行星上無主的土地都被霸占完了。世界已第一次被瓜分完畢，所以以后只能是重新瓜分，也就是從一個“主人”轉歸另一個“主人”，而不是從無主的變為“有主的”。
可見，我們是處在一個同“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即金融資本密切聯系的世界殖民政策的特殊時代。因此，首先必須較詳細地研究一下實際材料，以便盡量確切地弄清楚這個時代和先前各個時代有什么不同，現在的情況究竟怎樣。這里，首先就產生了兩個事實問題：殖民政策的加強，爭奪殖民地斗爭的尖銳化，是不是恰好在金融資本時代出現的，在這方面，現在世界瓜分的情況究竟怎樣。
美國作家莫里斯在他寫的一本關于殖民史的著作中，對英、法、德三國在19世紀各個時期的殖民地面積的材料作了歸納。現在把他所得出的結果簡單列表如下：
殖 民 地 面 積(面積單位百萬平方英里)(人口單位百萬)
英國 法國 德國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年 份
1815-1830年 ？ 126.4 0.02 0.5 - -
1860年 2.5 145.1 0.2 3.4 - -
1880年 7.7 267.9 0.7 7.5 - -
1899年 9.3 309.0 3.7 56.4 1.0 14.7
英國特別加緊奪取殖民地是在1860-1880年這個時期，而且在19世紀最后20年還在大量地奪取。法德兩國加緊奪取殖民地也正是在這20年間。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壟斷前的資本主義，即自由競爭占統治的資本主義，發展到頂點的時期是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現在我們又看到，正是在這個時期以后，開始了奪取殖民地的大“高潮”，瓜分世界領土的斗爭達到了極其尖銳的程度。所以，毫無疑問，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過渡，即向金融資本的過渡，是同瓜分世界的斗爭的尖銳化聯系著的。
霍布森在論述帝國主義的著作中，把1884-1900年這個時期劃為歐洲主要國家加緊“擴張”（擴大領土）的時期。據他計算，在這個時期，英國奪得了370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和5700萬人口，法國360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和3650萬人口，德國100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和1470萬人口，比利時90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和3000萬人口，葡萄牙80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和900萬人口。在19世紀末，特別是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各資本主義國家拼命爭奪殖民地，已是外交史和對外政策史上眾所周知的事實。
在1840-1860年英國自由競爭最興盛的時期，英國居于領導地位的資產階級政治家是反對殖民政策的，他們認為殖民地的解放和完全脫離英國，是一件不可避免而且有益的事情。麥·貝爾在1898年發表的一篇論述“現代英國帝國主義”的文章中指出，在1852年的時候，象迪斯累里這樣一個一般說來是傾向于帝國主義的英國政治家，尚且說過：“殖民地是吊在我們脖子上的磨盤。”到19世紀末，成為英國風云人物的，已經是公開鼓吹帝國主義、肆無忌憚地實行帝國主義政策的塞西爾·羅得斯和約瑟夫·張伯倫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居于領導地位的英國資產階級政治家當時就清楚地看到現代帝國主義的所謂純粹經濟根源和社會政治根源之間的聯系。張伯倫鼓吹帝國主義是“正確、明智和經濟的政策”，他特別舉出目前英國在世界市場上遇到的來自德國、美國、比利時的競爭。資本家說，挽救的辦法是實行壟斷，于是就創辦卡特爾、辛迪加、托拉斯。資產階級的政治領袖隨聲附和說，挽救的辦法是實行壟斷，于是就急急忙忙地去奪取世界上尚未瓜分的土地。 據塞西爾·羅得斯的密友新聞記者斯特德說，1895年羅得斯曾經同他談到自己的帝國主義的主張，羅得斯說：“我昨天在倫敦東頭〈工人區〉參加了一個失業工人的集會。我在那里聽到了一片狂叫‘□面包，面包！’的喊聲。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復思考著看到的情景，結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國主義的重要了…… 我的一個宿愿就是解決社會問題，就是說，為了使聯合王國4000萬居民免遭流血的內戰，我們這些殖民主義政治家應當占領新的土地，來安置過剩的人口，為工廠和礦山生產的商品找到新的銷售地區。我常常說，帝國就是吃飯問題。要是你不希望發生內戰，你就應當成為帝國主義者。”
百萬富翁、金融大王、英布戰爭的罪魁塞西爾·羅得斯在1895年就是這樣講的。他對帝國主義的辯護只是比較粗俗，比較肆無忌憚，而實質上和馬斯洛夫、休特古姆、波特列索夫、大衛諸先生以及那位俄國馬克思主義創始人196等等的“理論”并沒有什么不同。塞西爾·羅得斯是個比較誠實一點的社會沙文主義者……
為了對世界領土的瓜分情況和近幾十年來這方面的變化作一個盡可能確切的描述，我們要利用蘇潘在上述那部關于世界各大國殖民地問題的著作中提供的綜合材料。蘇潘選的是1876年和1900年，我們則選用1876年（這一年選得很恰當，因為正是到這個時候，壟斷前階段的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整個說來可以算是完成了）和1914年（用許布納爾的《地理統計表》上的比較新的數字來代替蘇潘的數字）。蘇潘只列出了殖民地；我們認為，把關于非殖民國家和半殖民地的簡略數字補充進去，對描繪瓜分世界的全貌是有益的。我們把波斯、中國和土耳其列入殖民地，其中第一個國家差不多已經完全變成了殖民地，第二個和第三個國家正在變成殖民地。
結果如下：
大國的殖民地(面積單位百萬平方公里，人口單位百萬)
殖民地 宗主國 共計
1876年 1914年 1914年 1914年
面積人口□面積人口□面積人口 面積人口
英國 22.5 251.9 33.5 393.5 0.3 46.5 33.8 440.0
俄國 17.0 15.9 17.4 33.2 5.4 136.2 22.8 169.4
法國 0.9 6.0 10.6 55.5 0.5 39.6 11.1 95.1
德國 - - 2.9 12.3 0.5 64.9 3.4 77.2
美國 - - 0.3 9.7 9.4 97.0 9.7 106.7
日本 - - 0.3 19.2 0.4 53.0 0.7 72.2
6國總計40 273.8 65.0 523.4 16.5 437.2 81.5 960.6
其余大國(比利時、荷蘭等)的殖民地 9.9 45.3
半殖民地(波斯、中國、土耳其) 14.5 361.2
其余國家 28.0 289.9
全球 133.9 1657.0
我們從這里清楚看到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世界被瓜分“完畢”的情況。1876年以后，殖民地有極大的擴張：6個最大的大國的殖民地增加了一半以上，由4000萬平方公里增加到6500萬平方公里，增加了2500萬平方公里，比各宗主國的面積(1650萬）多一半。有3個大國在1876年根本沒有殖民地，另一個大國法國，當時也差不多沒有。到1914年，這4個大國獲得的殖民地面積為1410萬平方公里，即大致比歐洲面積還大一半，這些殖民地的人口差不多有1億。殖民地的擴張是非常不平衡的。例如拿面積和人口都相差不遠的法、德、日三國來比較，就可以看出，法國的殖民地（按面積來說）幾乎比德日兩國殖民地的總和多兩倍。不過在我們所談的這個時代的初期，法國金融資本的數量大概也比德日兩國的總和多幾倍。除純粹的經濟條件而外，地理和其它條件也在這些經濟條件的基礎上影響到殖民地的大小。近幾十年來，在大工業、交換和金融資本的壓力下，世界的均等化，即各國經濟條件與生活條件的平均化，雖然進展得很快，但差別還是不小的。在上述6個國家中，我們看到，一方面有年輕的進步非常快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德、日），另一方面有近來進步比前面幾國慢得多的老的資本主義國家（法、英），另外還有一個經濟上最落后的國家（俄國），這個國家的現代資本帝國主義可以說是被前資本主義關系的密網緊緊纏繞著。
除大國的殖民地以外，我們還列進了小國的小塊殖民地。這些殖民地可以說是可能發生而且極可能發生的對殖民地的“重新瓜分”的最近目標。這些小國能夠保持自己的殖民地，主要是因為大國之間存在著利益上的對立，存在著摩擦等等，妨礙了它們達成分贓的協議。至于“半殖民地”國家，它們是自然界和社會一切領域常見的過渡形式的例子。金融資本是一種存在于一切經濟關系和一切國際關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說是起決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夠支配而且實際上已經支配著一些政治上完全獨立的國家；這種例子我們馬上就要講到。不過，對金融資本最“方便”最有利的當然是使從屬的國家和民族喪失政治獨立這樣的支配。半殖民地國家是這方面的“中間”形式的典型。顯然，在金融資本時代，當世界上其它地方已經瓜分完畢的時候，爭奪這些半附屬國的斗爭也就必然特別尖銳起來。
殖民政策和帝國主義在資本主義最新階段以前，甚至在資本主義以前就已經有了。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羅馬就推行過殖民政策，實行過帝國主義。但是，“泛泛地”談論帝國主義而忘記或忽視社會經濟形態的根本區別，必然會變成最空洞的廢話或吹噓，就象把“大羅馬和大不列顛”相提并論那樣。就是資本主義過去各階段的資本主義殖民政策，同金融資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別的。
最新資本主義的基本特點是最大企業家的壟斷同盟的統治。當這種壟斷組織獨自霸占了所有原料產地的時候，它們就鞏固無比了。我們已經看到，資本家國際同盟怎樣拼命地致力于剝奪對方進行競爭的一切可能，收買譬如蘊藏鐵礦的土地或石油資源等等。只有占領殖民地，才能充分保證壟斷組織自如地應付同競爭者的斗爭中的各種意外事件，包括對方打算用國家壟斷法來實行自衛這樣的意外事件。資本主義愈發達，原料愈感缺乏，競爭和追逐全世界原料產地的斗爭愈尖銳，搶占殖民地的斗爭也就愈激烈。
施爾德爾寫道：“可以作出一個在某些人看來也許是怪誕不經的論斷，就是說，城市人口和工業人口的增長，在較近的將來與其說會遇到食品缺乏的障礙，遠不如說會遇到工業原料缺乏的障礙。”例如木材（它變得日益昂貴）、皮革和紡織工業原料，都愈來愈缺乏。“工業家同盟企圖在整個世界經濟的范圍內造成農業和工業的平衡；1904年幾個主要工業國家的棉紡業工廠主同盟成立的國際同盟就是一個例子；后來在1910年，歐洲麻紡業廠主同盟也仿照它成立了一個同盟。”
當然，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其中尤其是現在的考茨基主義者，總是企圖貶低這種事實的意義，說不用“代價很大而且很危險的”殖民政策就“可以”在自由市場上取得原料，說“簡單地”改善一下一般農業的條件就“可以”大大增加原料的供應。但是，這樣說就成了替帝國主義辯護，替帝國主義涂脂抹粉，因為這樣說就是忘記了最新資本主義的主要特點——壟斷。自由市場愈來愈成為過去的事情，壟斷性的辛迪加和托拉斯一天天地縮小自由市場，而“簡單地”改善一下農業條件，就得改善民眾的處境，提高工資，減少利潤。可是，除了在甜蜜的改良主義者的幻想里，哪里會有能夠關心民眾的處境而不關心奪取殖民地的托拉斯呢？
對于金融資本來說，不僅已經發現的原料產地，而且可能有原料的地方，都是有意義的，因為當代技術發展異常迅速，今天無用的土地，要是明天找到新的方法（為了這個目的，大銀行可以配備工程師和農藝師等等去進行專門的考察），要是投入大量資本，就會變成有用的土地。礦藏的勘探，加工和利用各種原料的新方法等等，也是如此。因此，金融資本必然力圖擴大經濟領土，甚至一般領土。托拉斯估計到將來“可能獲得的”（而不是現有的）利潤，估計到將來壟斷的結果，把自己的財產按高一兩倍的估價資本化；同樣，金融資本也估計到可能獲得的原料產地，唯恐在爭奪世界上尚未瓜分的最后幾塊土地或重新瓜分已經瓜分了的一些土地的瘋狂斗爭中落后于他人，總想盡量奪取更多的土地，不管這是一些什么樣的土地，不管這些土地在什么地方，也不管采取什么手段。
英國資本家用盡一切辦法竭力在自己的殖民地埃及發展棉花生產(1904年埃及的230萬公頃耕地中，就有60萬公頃，即1/4以上用來種植棉花），俄國資本家在自己的殖民地土耳其斯坦也這樣做，因為這樣他們就能較容易地打敗外國的競爭者，較容易地壟斷原料產地，成立一個實行“聯合”生產、包攬棉花種植和加工的各個階段的、更經濟更盈利的紡織業托拉斯。
資本輸出的利益也同樣地在推動人們去奪取殖民地，因為在殖民地市場上，更容易（有時甚至只有在那里才可能）用壟斷的手段排除競爭者，保證由自己來供應，鞏固相應的“聯系”等等。
在金融資本的基礎上生長起來的非經濟的上層建筑，即金融資本的政策和意識形態，加強了奪取殖民地的趨向。希法亭說得很對：“金融資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統治。”有一個法國資產階級作家好象是在發揮和補充上述塞西爾·羅得斯的思想，他寫道，現代殖民政策除經濟原因外，還應當加上社會原因：“愈來愈艱難的生活不僅壓迫著工人群眾，而且壓迫著中間階級，因此在一切老的文明國家中都積下了‘一種危及社會安定的急躁、憤怒和憎恨的情緒；應當為脫離一定階級常軌的力量找到應用的場所，應當給它在國外找到出路，以免在國內發生爆炸’。”
既然談到資本帝國主義時代的殖民政策，那就必須指出，金融資本和同它相適應的國際政策，即歸根到底是大國為了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爭的國際政策，造成了許多過渡的國家依附形式。這個時代的典型的國家形式不僅有兩大類國家，即殖民地占有國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種形式的附屬國，它們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獨立的，實際上卻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關系的羅網纏繞著。上面我們已經說過一種形式——半殖民地。而阿根廷這樣的國家則是另一種形式的典型。
舒爾采-格弗尼茨在一本論不列顛帝國主義的著作中寫道：“南美，特別是阿根廷，在金融上如此依附于倫敦，應當說是幾乎成了英國的商業殖民地。”施爾德爾根據奧匈帝國駐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領事1909年的報□告，確定英國在阿根廷的投資有875000萬法郎。不難設想，由于這筆投資，英國金融資本及其忠實“友人”英國外交，同阿根廷資產階級，同阿根廷整個經濟政治生活的領導人物有著多么鞏固的聯系。
葡萄牙的例子向我們表明了政治上獨立而金融上和外交上不獨立的另一種稍微不同的形式。葡萄牙是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但是實際上從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01-1714年）起，這200多年來它始終處在英國的保護之下，英國為了加強它在反對自己的敵人西班牙和法國的斗爭中的地位，保護了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英國以此換得了商業上的利益，換得了向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輸出商品、尤其是輸出資本的優惠條件，換得了使用葡萄牙的港口、島嶼、電纜等等的便利。某些大國和小國之間的這種關系過去一向就有，但是在資本帝國主義時代，這種關系成了普遍的制度，成了“瓜分世界”的全部關系中的一部分，成了世界金融資本活動中的環節。
為了結束關于瓜分世界問題的討論，我們還要指出下面一點。不但美西戰爭以后的美國著作和英布戰爭以后的英國著作，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十分公開而明確地提出了這個問題，不但最“忌妒地”注視著“不列顛帝國主義”的德國著作經常在估計這個事實，而且在法國資產階級著作中，就資產階級可以達到的程度來說，問題也提得相當明確而廣泛。讓我們來引證歷史學家德里奧的一段話，他在《19世紀末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一書中論述“大國與瓜分世界”的一章里寫道：“近年來世界上所有未被占據的地方，除了中國以外，都被歐洲和北美的大國占據了。在這個基礎上已經發生了某些沖突和勢力變動，這一切預示著最近的將來會有更可怕的爆發。因為大家都得急急忙忙地干：凡是沒有及時得到一份的國家，就可能永遠得不到它的一份，永遠不能參加對世界的大規模開拓，而這將是下一世紀即20世紀最重要的事實之一。所以近來全歐洲和美國都充滿了殖民擴張和‘帝國主義’的狂熱，‘帝國主義’成了19世紀末最突出的特點。”作者又補充說：“在這種瓜分世界的情況下，在這種瘋狂追逐地球上的寶藏和巨大市場的角斗中，這個世紀即19世紀建立起來的各個帝國之間的力量對比，是與建立這些帝國的民族在歐洲所占的地位完全不相稱的。在歐洲占優勢的大國，即歐洲命運的主宰者，并非在全世界也占有同樣的優勢。因為強大的殖民實力和占有尚未查明的財富的希望，顯然會反過來影響歐洲大國的力量對比，所以殖民地問題（也可以說是“帝國主義”）這個已經改變了歐洲本身政治局面的問題，一定還會日甚一日地改變這個局面。”
七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特殊階段
現在我們應當試作一個總結，把以上關于帝國主義的論述歸納一下。帝國主義是作為一般資本主義基本特性的發展和直接繼續而生長起來的。但是，只有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階段，資本主義的某些基本特性開始轉化成自己的對立面，從資本主義到更高級的社會經濟結構的過渡時代的特點已經全角成和暴露出來的時候，資本主義才變成了資本帝國主義。在這一過程中，經濟上的基本事實，就是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為資本主義的壟斷所代替。自由競爭是資本主義和一般商品生產的基本特性；壟斷是自由競爭的直接對立面，但是我們眼看著自由競爭開始轉化為壟斷：自由競爭造成大生產，排擠小生產，又用更大的生產來代替大生產，使生產和資本的集中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從中產生了并且還在產生著壟斷，即卡特爾、辛迪加、托拉斯以及同它們相融合的十來家支配著幾十億資金的銀行的資本。同時，從自由競爭中生長起來的壟斷并不消除自由競爭，而是凌駕于這種競爭之上，與之并存，因而產生許多特別尖銳特別劇烈的矛盾、摩擦和沖突。壟斷是從資本主義到更高級的制度的過渡。
如果必須給帝國主義下一個盡量簡短的定義，那就應當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這樣的定義能包括最主要之點，因為一方面，金融資本就是和工業家壟斷同盟的資本融合起來的少數壟斷性的最大銀行的銀行資本；另一方面，瓜分世界，就是由無阻礙地向未被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大國占據的地區推行的殖民政策，過渡到壟斷地占有已經瓜分完了的世界領土的殖民政策。
過于簡短的定義雖然方便（因為它概括了主要之點），但是要從中分別推導出應當下定義的現象的那些最重要的特點，這樣的定義畢竟是不夠的。因此，如果不忘記所有定義都只有有條件的、相對的意義，永遠也不能包括充分發展的現象一切方面的聯系，就應當給帝國主義下這樣一個定義，其中要包括帝國主義的如下五個基本特征：(1)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發展到這樣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壟斷組織；(2)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已經融合起來，在這個“金融資本的”基礎上形成了金融寡頭；(3)和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4)瓜分世界的資本家國際壟斷同盟已經形成；(5)最大資本主義大國已把世界上的領土瓜分完畢。帝國主義是發展到壟斷組織和金融資本的統治已經確立、資本輸出具有突出意義、國際托拉斯開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已把世界全部領土瓜分完畢這一階段的資本主義。
下面我們還會看到，如果不僅注意到基本的、純粹經濟的概念（上述定義就只限于這些概念），而且注意到現階段的資本主義同一般資本主義相比所占的歷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國主義同工人運動中兩個主要派別的關系，那就可以而且應當給帝國主義另外下一個定義。現在先必須指出，帝國主義，按上述意義來了解，無疑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特殊階段。為了使讀者對于帝國主義有一個有充分根據的了解，我們故意盡量多引用了一些不得不承認最新資本主義經濟中十分確鑿的事實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發表的意見。為了同一目的，我們又引用了一些詳細的統計材料，從中可以看出銀行資本等究竟發展到了怎樣的程度，看出量轉化為質，發達的資本主義轉化為帝國主義，究竟表現在什么地方。不用說，自然界和社會里的一切界限當然都是有條件的、變動的，如果去爭論帝國主義究竟在哪一年或哪一個10年“最終”確立，那是荒唐的。
但是，我們不得不在帝國主義的定義問題上，首先同所謂第二國際時代(1889-1914年這25年間）主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卡·考茨基進行爭論。在1915年，甚至早在1914年11月，考茨基就十分堅決地反對我們給帝國主義下的定義所表述的基本思想，他說不應當把帝國主義了解為一個經濟上的“時期”或階段，而應當了解為一種政策，即金融資本“比較愛好的”政策；不應當把帝國主義和“現代資本主義”“等同起來”；如果把帝國主義了解為“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切現象”（卡特爾、保護主義、金融家的統治、殖民政策），那么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所必需的這個問題就成了“最乏味的同義反復”，因為那樣的話，“帝國主義就自然是資本主義生存所必需的了”，等等。為了最確切地表述考茨基的思想，我們引用他給帝國主義所下的定義，這個定義是直接反對我們所闡述的那些思想的實質的（因為，考茨基早已知道，多年來貫徹類似思想的德國馬克思主義者陣營中所提出的反駁，正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派別所提出的反駁）。
考茨基的定義說：
“帝國主義是高度發達的工業資本主義的產物。帝國主義就是每個工業資本主義民族力圖吞并或征服愈來愈多的農業〈黑體是考茨基用的〉區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
這個定義是根本要不得的，因為它片面地，也就是任意地單單強調了一個民族問題（雖然這個問題無論就其本身還是就其對帝國主義的關系來說，都是極其重要的），任意地和錯誤地把這個問題單單同兼并其它民族的那些國家的工業資本聯系起來，又同樣任意地和錯誤地突出了對農業區域的兼并。
帝國主義就是力圖兼并，——考茨基的定義的政治方面歸結起來就是這樣。這是對的，但是極不完全，因為在政治方面，帝國主義是力圖使用暴力和實行反動。不過在這里我們要研究的是考茨基本人納入他的定義中的經濟方面。考茨基定義的錯誤是十分明顯的。帝國主義的特點，恰好不是工業資本而是金融資本。在法國，恰好是在工業資本削弱的情況下金融資本特別迅速的發展，從上一世紀80年代開始使兼并政策（殖民政策）極度加強起來，這并不是偶然的。帝國主義的特點恰好不只是力圖兼并農業區域，甚至還力圖兼并工業極發達的區域（德國對比利時的野心，法國對洛林的野心），因為第一，世界已經瓜分完了，在重新瓜分的時候，就不得不把手伸向任何一塊土地；第二，帝國主義的重要特點，是幾個大國爭奪霸權，即爭奪領土，其目的與其說是直接為了自己，不如說是為了削弱對方，破壞對方的霸權（比利時作為反英據點對德國來說特別重要，巴格達作為反德據點對英國來說也一樣重要，如此等等）。
考茨基特地搬出、并且屢次搬出英國人來，似乎英國人確定的帝國主義一詞的純粹政治含義，是和他考茨基的意思相符的。現在就來看看英國人霍布森在他1902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一書中是怎樣寫的：
“新帝國主義和老帝國主義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一個日益強盛的帝國的野心，被幾個互相競爭的帝國的理論和實踐所代替，其中每個帝國都同樣渴望政治擴張和貪圖商業利益；第二，金融利益或投資利益統治著商業利益。”
我們看到，考茨基籠統地搬出英國人來，是絕對沒有事實根據的（他要搬的話，也只能是搬出那些庸俗的英國帝國主義者或帝國主義的公開辯護士）。我們看到，考茨基標榜自己在繼續維護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比社會自由主義者霍布森還后退了一步，因為霍布森還比較正確地估計到現代帝國主義的兩個“歷史的具體的”（考茨基的定義恰好是對歷史的具體性的嘲弄！）特點：(1)幾個帝國主義互相競爭；(2)金融家比商人占優勢。如果主要是工業國兼并農業國的問題，那就把商人抬上首要地位了。
考茨基的定義不僅是錯誤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而且還成了全面背離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實踐的那一整套觀點的基礎，這一點以后還要講到。考茨基挑起的那種字面上的爭論，即資本主義的最新階段應當叫作帝國主義還是叫作金融資本階段，是毫無意義的爭論。隨便你怎樣叫都是一樣。關鍵在于考茨基把帝國主義的政治同它的經濟割裂開了，把兼并解釋為金融資本“比較愛好的”政策，并且拿同一金融資本基礎上的另一種似乎可能有的資產階級政策和它對立。照這樣說來，經濟上的壟斷是可以同政治上的非壟斷、非暴力、非掠奪的行動方式兼容的。照這樣說來，瓜分世界領土（這種瓜分恰巧是在金融資本時代完成的并成了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現在互相競爭的特殊形式的基礎）也是可以同非帝國主義的政策兼容的。這樣一來，就不是暴露資本主義最新階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飾、緩和這些矛盾；這樣一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
考茨基同德國的一個帝國主義和兼并政策的辯護士庫諾爭論過。庫諾笨拙而又無恥地推論說：帝國主義是現代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和進步的，所以帝國主義也是進步的，所以必須跪在帝國主義面前歌功頌德！這種話就象民粹派在1894-1895年諷刺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所說的那些話，說什么如果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在俄國是不可避免的和進步的，那么他們就應當開起酒館來培植資本主義。考茨基反駁庫諾說：不對，帝國主義并不是現代資本主義，而只是現代資本主義政策的形式之一，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同這種政策作斗爭，同帝國主義，同兼并等等作斗爭。
這種反駁好象很有道理，實際上卻等于更巧妙更隱蔽地（因此是更危險地）宣傳同帝國主義調和，因為同托拉斯和銀行的政策“作斗爭”而不觸動托拉斯和銀行的經濟基礎，那就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與和平主義，不過是一種善良而天真的愿望而已。不是充分暴露矛盾的深刻性，而是回避存在的矛盾，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這就是考茨基的理論，它同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點。顯然，這種“理論”只能用來維護同庫諾之流保持統一的思想！
考茨基寫道：“從純粹經濟的觀點看來，資本主義不是不可能再經歷一個新的階段，即把卡特爾政策應用到對外政策上的超帝國主義的階段”，也就是全世界各帝國主義彼此聯合而不是互相斗爭的階段，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停止戰爭的階段，“實行國際聯合的金融資本共同剝削世界”的階段。
關于這個“超帝國主義論”，我們以后還要談到，以便詳細地說明這個理論背棄馬克思主義到了何等徹底而無可挽回的地步。現在，按照本書的總的規劃，我們要看一看有關這個問題的確切的經濟材料。“從純粹經濟的觀點看來”，這個“超帝國主義”究竟是可能實現的呢，還是超等廢話？
如果純粹經濟的觀點指的是一種“純粹的”抽象概念，那么，說到底只能歸結為這樣一個論點：發展的趨勢是走向壟斷組織，因而也就是走向一個全世界的壟斷組織，走向一個全世界的托拉斯。這是不容爭辯的，不過也是毫無內容的，就好象說：“發展的趨勢”是走向在實驗室里生產食物。在這個意義上，超帝國主義“論”就如同什么“超農業論”一樣是荒唐的。
如果談金融資本時代的“純粹經濟”條件，是指20世紀初這個歷史的具體時代，那么對于“超帝國主義”這種僵死的抽象概念（它完全是為了一個最反動的目的，就是使人不去注意現有矛盾的深刻性）的最好回答，就是拿現代世界經濟的具體經濟現實同它加以對比。考茨基關于超帝國主義的毫無內容的議論還鼓舞了那種十分錯誤的、為帝國主義辯護士助長聲勢的思想，似乎金融資本的統治是在削弱世界經濟內部的不平衡和矛盾，其實金融資本的統治是在加劇這種不平衡和矛盾。
理·卡爾韋爾在他寫的《世界經濟導論》這本小冊子里，對可以具體說明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世界經濟內部相互關系的最重要的純粹經濟材料，作了歸納的嘗試。他把整個世界分為5個“主要經濟區域”：(1)中歐區（除俄國和英國以外的整個歐洲）；(2)不列顛區；(3)俄國區；(4)東亞區；(5)美洲區。同時他把殖民地列入所屬國的“區域”內，而“撇開了”少數沒有按上述區域劃分的國家，例如亞洲的波斯、阿富汗和阿拉伯，非洲的摩洛哥和阿比西尼亞等等。
現在把他所列出的這些區域的經濟材料摘錄如下：
貿 易 工 業
世界主要經濟區域□面積人口 交通運輸業鐵路 商船 (進出口共計) 煤炭產量生鐵產量 棉紡織業紗錠數目
(單位百萬平方公里)(單位百萬)(單位千公里)(單位百萬噸)(單位十億馬克)(單位百萬噸)(單位百萬)
(1)中歐區27.6 (23.6) 388 (146)204 8 41 251 15 26
(2)不列顛區28.9 (28.6) 398 (355) 140 11 25 249 9 51
(3)俄國區 22 131 63 1 3 16 3 7
(4)東亞區 12 389 8 1 2 8 0.02 2
(5)美洲區 30 148 379 6 14 245 14 19
我們看到，有三個區域是資本主義高度發達（交通運輸業、貿易和工業都十分發達）的區域，即中歐區、不列顛區和美洲區。其中德、英、美三國是統治著世界的國家。它們相互間的帝國主義競爭和斗爭是非常尖銳的，因為德國的地區很小，殖民地又少，而“中歐區”的形成還有待于將來，現時它正在殊死的斗爭中逐漸產生。目前整個歐洲的特征是政治上分散。相反，在不列顛區和美洲區，政治上卻高度集中，但是它們之間又有極大的差別：前者有廣大的殖民地，后者的殖民地卻十分少。在殖民地，資本主義剛剛開始發展。爭奪南美的斗爭愈來愈尖銳。
有兩個區域是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區域，即俄國區和東亞區。前者人口密度極小，后者極大；前者政治上很集中，后者不集中。瓜分中國才剛剛開始，日美等國爭奪中國的斗爭愈來愈激烈。
請把考茨基關于“和平的”超帝國主義那種愚蠢可笑的胡說，拿來同經濟政治條件極不相同、各國發展速度等等極不一致、各帝國主義國家間存在著瘋狂斗爭的實際情形比較一下吧。難道這不是嚇壞了的小市民想逃避可怕的現實的反動企圖嗎？難道被考茨基當作“超帝國主義”的胚胎的國際卡特爾（正象“可以”把在實驗室里生產片劑說成是超農業的胚胎一樣），不就是向我們表明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由和平瓜分轉為非和平瓜分、再由非和平瓜分轉為和平瓜分的一個例子嗎？難道從前同德國一起（例如在國際鋼軌辛迪加或國際商輪航運業托拉斯里）和平地瓜分過整個世界的美國和其它國家的金融資本，現在不是在按照以完全非和平的方式改變著的新的實力對比重新瓜分世界嗎？
金融資本和托拉斯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世界經濟各個部分在發展速度上的差異。既然實力對比發生了變化，那么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了用實力來解決矛盾，還有什么別的辦法呢？在鐵路的統計中，我們可以看到說明整個世界經濟中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發展速度不同的非常準確的材料。在帝國主義發展的最近幾十年中，鐵路長度變更的情形如下：
鐵路長度(單位千公里)
1890年 1913年 增加數
歐洲 224 346 ＋122
美國 268 411 ＋143
所有殖民地82 210
亞美兩洲的
獨立國和半獨立國43 125 137 347 ＋128＋222
共計 617 1104
可見，鐵路發展得最快的是殖民地和亞美兩洲的獨立國（以及半獨立國）。大家知道，這里是由四五個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資本統治著一切，支配著一切。在殖民地及亞美兩洲其它國家建筑20萬公里的新鐵路，這意味著在特別有利的條件下，在收入有特別的保證、鑄鋼廠可以獲得厚利定貨等等的條件下，新投入400多億馬克的資本。
資本主義在殖民地和海外國家發展得最快。在這些國家中出現了新的帝國主義大國（如日本）。全世界帝國主義之間的斗爭尖銳起來了。金融資本從特別盈利的殖民地企業和海外企業得到的貢款日益增加。在瓜分這種“贓物”的時候，有極大一部分落到了那些在生產力發展的速度上并不是常常占第一位的國家手里。各最大的強國及其殖民地的鐵路總長度如下：
(單位千公里)
1890年 1913年
美國 268 413 ＋145
不列顛帝國 107 208 ＋101
俄國 32 78 ＋46
德國 43 68 ＋25
法國 41 63 ＋22
5個大國共計 491 830 ＋339
可見，將近80%的鐵路集中在5個最大的強國手中，但是這些鐵路的所有權的集中程度，金融資本的集中程度，還要高得多，例如美、俄及其它國家鐵路的大量股票和債券都屬于英法兩國的百萬富翁。
英國靠自己的殖民地，把“自己的”鐵路網增加了10萬公里，比德國增加的多3倍。但是，誰都知道，這一時期德國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煤炭和鋼鐵生產的發展，其速度之快是英國無法比擬的，更不必說法國和俄國了。1892年，德國的生鐵產量為490萬噸，英國為680萬噸；但是到1912年，已經是1760萬噸比900萬噸，也就是說，德國永遠地超過英國了！試問，在資本主義基礎上，要消除生產力發展和資本積累同金融資本對殖民地和“勢力范圍”的瓜分這兩者之間不相適應的狀況，除了用戰爭以外，還能有什么其它辦法呢？
八 資本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現在我們還要來研究一下帝國主義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大多數關于帝國主義的論述，對這個方面往往認識不足。馬克思主義者希法亭的缺點之一，就是他在這一點上比非馬克思主義者霍布森還后退了一步。我們說的就是帝國主義所特有的寄生性。
我們已經看到，帝國主義最深厚的經濟基礎就是壟斷。這是資本主義的壟斷，也就是說，這種壟斷是從資本主義生長起來并且處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競爭的一般環境里，同這種一般環境始終有無法解決的矛盾。盡管如此，這種壟斷還是同任何壟斷一樣，必然產生停滯和腐朽的趨向。在規定了（即使是暫時地）壟斷價格的范圍內，技術進步因而也是其它一切進步的動因，前進的動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經濟上也就有可能人為地阻礙技術進步。例如，美國有個姓歐文斯的發明了一種能引起制瓶業革命的制瓶機。德國制瓶工廠主的卡特爾收買了歐文斯的發明專利權，可是卻把這個發明束之高閣，阻礙它的應用。當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壟斷決不能完全地、長久地排除世界市場上的競爭（這也是超帝國主義論荒謬的原因之一）。用改良技術的辦法可能降低生產費用和提高利潤，這種可能性當然是促進著各種變化的。但是壟斷所固有的停滯和腐朽的趨勢仍舊在發生作用，而且在某些工業部門，在某些國家，在一定的時期，這種趨勢還占上風。
壟斷地占有特別廣大、富饒或地理位置方便的殖民地，也起著同樣的作用。
其次，帝國主義就是貨幣資本大量聚集于少數國家，其數額，如我們看到的，分別達到1000-1500億法郎（有價證券）。于是，以“剪息票”為生，根本不參與任何企業經營、終日游手好閑的食利者階級，確切些說，食利者階層，就大大地增長起來。帝國主義最重要的經濟基礎之一——資本輸出，更加使食利者階層完完全全脫離了生產，給那種靠剝削幾個海外國家和殖民地的勞動為生的整個國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
霍布森寫道：“在1893年，不列顛在國外的投資，約占聯合王國財富總額的15%。”我們要指出，到1915年，這種資本又增加了大約一倍半。霍布森又說：“侵略性的帝國主義，要納稅人付出很高代價，對于工商業者來說殊少價值，……然而對于尋找投資場所的資本家〈在英語里，這個概念是用“investor”一詞來表示的，意即“投資者”，食利者〉，卻是大量利潤的來源。”“據統計學家吉芬計算，1899年大不列顛從全部對外貿易和殖民地貿易（輸入和輸出）得到的全部年收入是1800萬英鎊，這是按貿易總額8億英鎊的2.5%計算出來的。”盡管這個數目不小，它卻不能說明大不列顛侵略性的帝國主義。能夠說明它的是9000-10000萬英鎊從“投資”得到的收入，也就是食利者階層的收入。
在世界上“貿易”最發達的國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對外貿易的收入高4倍！這就是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寄生性的實質。因此，“食利國”(Rentnerstaat)或高利貸國這一概念，就成了論述帝國主義的經濟著作中通用的概念。世界分為極少數高利貸國和極大多數債務國。舒爾采－格弗尼茨寫道：“在國外投資中占第一位的，是對政治上附屬的或結盟的國家的投資：英國貸款給埃及、日本、中國和南美。在必要時，英國的海軍就充當法警。英國的政治力量保護著英國，防止債務人造反。”薩爾托里烏斯·馮·瓦爾特斯豪森在他所著的《國外投資的國民經濟制度》一書中，把荷蘭當作“食利國”的典型，并且說現在英國和法國也正在成為這樣的國家。施爾德爾認為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和瑞士這5個工業國家，是“明顯的債權國”。他沒有把荷蘭算進去，只是因為荷蘭“工業不大發達”。而美國僅僅是美洲的債權人。
舒爾采－格弗尼茨寫道：“英國逐漸由工業國變成債權國。雖然工業生產和工業品出口有了絕對的增加，但是，利息、股息和發行證券、擔任中介、進行投機等方面的收入，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相對意義愈來愈大了。依我看來，這個事實正是帝國主義繁榮的經濟基礎。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關系，要比賣主和買主之間的關系更鞏固些。”關于德國的情形，柏林的《銀行》雜志出版人阿·蘭斯堡1911年在他的《德國是食利國》一文中寫了如下一段話：“德國人喜歡譏笑法國人顯露出來的那種渴望變為食利者的傾向。但是他們忘記了，就資產階級來說，德國的情況同法國是愈來愈相象了。”
食利國是寄生腐朽的資本主義的國家，這不能不影響到這種國家的一切社會政治條件，尤其是影響到工人運動的兩個主要派別。為了盡量把這一點說清楚，我們還是引用霍布森的話。他是一個最“可靠的”證人，因為誰也不會疑心他偏袒“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思想”；另一方面他又是英國人，很了解這個殖民地最廣大、金融資本最雄厚、帝國主義經驗最豐富的國家的情況。
霍布森在對英布戰爭的印象很鮮明的情況下，描述了帝國主義同“金融家”利益的聯系，以及“金融家”從承包、供應等業務獲得的利潤增加的情形，他說：“資本家是這一明顯的寄生性政策的指揮者；但是同一動機對工人中間的特殊階層也起作用。在很多城市中，最重要的工業部門都要依靠政府的定貨；冶金工業和造船工業中心的帝國主義，也在不小的程度上可以歸因于這個事實。”這位作者認為，有兩種情況削弱了舊帝國的力量：(1)“經濟寄生性”；(2)用附屬國的人民編成軍隊。“第一種情況是經濟寄生習氣，這種習氣使得統治國利用占領地、殖民地和附屬國來達到本國統治階級發財致富的目的，來收買本國下層階級，使他們安分守己。”我們要補充一句：為了在經濟上有可能進行這樣的收買，不管收買的形式如何，都必須有壟斷高額利潤。
關于第二種情況，霍布森寫道：“帝國主義盲目征的最奇怪的征候之一，就是大不列顛、法國等帝國主義國家走上這條道路時所抱的那種漫不經心的態度。在這方面走得最遠的是大不列顛。我們征服印度帝國的大部分戰斗都是我們用土著人編成的軍隊進行的；在印度和近來在埃及，龐大的常備軍是由英國人擔任指揮的；我們征服非洲的各次戰爭，除了征服南部非洲的以外，幾乎都是由土著人替我們進行的。”
瓜分中國的前景，使霍布森作出了這樣一種經濟上的估計：“到那時，西歐大部分地區的面貌和性質，都將同現在有些國家的部分地區，如英格蘭南部、里夫耶拉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游人最盛、富人最多的地方一樣，也會有極少數從遠東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貴族，連同一批人數稍多的家臣和商人，為數更多的家仆以及從事運輸和易腐壞產品最后加工的工人。主要的骨干工業部門就會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會作為貢品由亞非兩洲源源而來。”“西方國家更廣泛的同盟，即歐洲大國聯邦向我們展示的前途就是，這個聯邦不僅不會推進全世界的文明事業，反而有造成西方寄生性的巨大危險：產生出這樣一批先進的工業國家，這些國家的上層階級從亞非兩洲獲得巨額的貢款，并且利用這種貢款來豢養大批馴服的家臣，他們不再從事大宗的農產品和工業品的生產，而是替個人服務，或者在新的金融貴族監督下從事次要的工業勞動。讓那些漠視這種理論〈應當說：前途〉、認為這個理論不值得研究的人，去思考一下已經處于這種狀態的目前英格蘭南部各區的經濟條件和社會條件吧。讓他們想一想，一旦中國受這種金融家、‘投資者’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業方面的職員的經濟控制，使他們能從這個世界上所知道的最大的潛在富源汲取利潤，以便在歐洲消費，這套方式將會擴展到怎樣巨大的程度。當然，情況是極為復雜的，世界上各種力量的變化也難以逆料，所以不能很有把握地對未來作出某種唯一的預測。但是，現在支配著西歐帝國主義的那些勢力，是在向著這個方向發展的。如果這些勢力不遇到什么抵抗，不被引上另一個方面，它們就確實會朝著完成這一過程的方向努力。”
作者說得完全對：如果帝國主義的力量不遇到抵抗，它就確實會走向這種結局。這里對于目前帝國主義情況下的“歐洲聯邦”的意義，作了正確的估計。要補充的只有一點，就是在工人運動內部，目前在大多數國家暫時獲得勝利的機會主義者，也是經常地一貫地朝著這個方向“努力”的。帝國主義意味著瓜分世界而不只是剝削中國一個國家，意味著極少數最富的國家享有壟斷高額利潤，所以，它們在經濟上就有可能去收買無產階級的上層，從而培植、形成和鞏固機會主義。不過不要把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反對機會主義的那些力量忘掉，這些力量，社會自由主義者霍布森自然是看不到的。
德國機會主義者格爾哈德·希爾德布蘭德過去因為替帝國主義辯護而被開除出黨，現在滿可以充當德國所謂“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他給霍布森作了一個很好的補充，鼓吹“西歐聯邦”（俄國除外），以便“共同”行動……反對非洲黑人、反對“大伊斯蘭教運動”，以便維持“強大的陸海軍”，對付“中日聯盟”，等等。
舒爾采－格弗尼茨對“不列顛帝國主義”的描繪，向我們揭示了同樣的寄生性特征。從1865年到1898年，英國的國民收入增加了大約1倍，而這一時期“來自國外”的收入卻增加了8倍。如果說帝國主義的“功勞”是“教育黑人去勞動”（不用強制手段是不行的……)，那么帝國主義的“危險”就在于，“歐洲將把體力勞動，起初把農業勞動和礦業勞動，然后把比較笨重的工業勞動，推給有色人種去干，自己則安然地當食利者，也許這樣就為有色人種的經濟解放以及后來的政治解放作好了準備”。
在英國，愈來愈多的土地不再用于農業生產，而成了專供富人運動作樂的場所。人們談到蘇格蘭這個最貴族化的、用作打獵和其它運動的地方時，都說“它是靠自己的過去和卡內基先生〈美國億萬富翁〉生活的”。英國每年單是花在賽馬和獵狐上面的費用，就有1400萬英鎊（約合13000萬盧布）。英國食利者的人數約有100萬。從事生產的人口的百分比日益下降：
英國人口 主要工業部門的工人人數 工人在人口總數中所占的百分比
(單位百萬)
1851年 17.9 4.1 23%
1901年 32.5 4.9 15%
這位研究“20世紀初的不列顛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學者談到英國工人階級的時候，不得不經常把工人“上層”和“真正的無產階級下層”加以區別。上層中間有大批人參加合作社、工會、體育團體和許多教派。選舉權是同這個階層的地位相適應的，這種選舉權在英國“還有相當多的限制，以排除真正的無產階級下層”！！為了粉飾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人們通常只談論在無產階級中占少數的這個上層，例如，“失業問題主要是涉及倫敦和無產階級下層，這個下層是政治家們很少重視的……”應當說資產階級政客和“社會黨人”機會主義者們很少重視。
從帝國主義國家移往國外的人數逐漸減少，從比較落后的、工資比較低的國家移入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數（流入的工人和移民）卻逐漸增加，這也是與上面描述的一系列現象有關的帝國主義特點之一。據霍布森說，英國移往國外的人數從1884年起開始減少：1884年有242000人，而1900年只有169000人。德國移往國外的人數，在1881-1890年的10年中達到了最高峰，有1453000人，但是在后來的兩個10年里，又減少到544000人和341000人。同時，從奧、意、俄及其它國家移入德國的工人卻增加了。根據1907年的人口調查，德國有1342294個外國人，其中產業工人有440800人，農業工人有257329人。法國的采礦工業工人“很大一部分”是外國人——波蘭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在美國，從東歐和南歐移移入的僑民做工資最低的工作，在升為監工和做工資最高的工作的工人中，美國工人所占的百分比最大。帝國主義有一種趨勢，就是在工人中間也分化出一些特權階層，并且使他們脫離廣大的無產階級群眾。
必須指出：在英國，帝國主義分裂工人、加強工人中間的機會主義、造成工人運動在一段時間內腐化的這種趨勢，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以前很久，就已經表現出來了。因為英國從19世紀中葉起，就具備了帝國主義的兩大特點：擁有廣大的殖民地；在世界市場上占壟斷地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幾十年中一直密切注視著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和英國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特點之間的這種聯系。例如，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給馬克思的信中說：“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因而這一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看來想把事情最終導致這樣的地步，即除了資產階級，還要有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自然，對一個剝削全世界的民族來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道理的。”過了將近1/4世紀，恩格斯又在1881年8月11日寫的信里說到了“被中產階級收買了的，或至少是領取中產階級報酬的人所領導的最壞的英國工聯”。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給考茨基的信中又說：“您問我：英國工人對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這和他們對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樣。這里沒有工人政黨，有的只是保守黨和自由激進黨，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們共享英國的殖民地壟斷權和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權。”（恩格斯在1892年為《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第2版所寫的序言中，也敘述了同樣的看法。)
這里已經把原因和后果明白地指出來了。原因是：(1)這個國家剝削全世界；(2)它在世界市場上占有壟斷地位；(3)它擁有殖民地壟斷權。后果是：(1)英國一部分無產階級已經資產階級化了；(2)英國一部分無產階級受那些被資產階級收買或至少是領取資產階級報酬的人領導。在20世紀初，帝國主義完成了極少數國家對世界的瓜分，其中每個國家現在都剝削著（指榨取超額利潤）“全世界”的一部分，只是比英國在1858年剝削的地方稍小一點；每一個國家都由于托拉斯、卡特爾、金融資本以及債權人對債務人的關系等等而在世界市場上占有壟斷地位；每個國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擁有殖民地壟斷權（我們已經看到，世界上7500萬平方公里的全部殖民地中，有6500萬平方公里，即86%集中在6個大國手里；有6100萬平方公里，即81%集中在3個大國手里）。
現在局勢的特點在于形成了以下這些經濟政治條件：帝國主義已經從萌芽狀態生長為統治的體系，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在國民經濟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世界已經瓜分完畢；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作為整個20世紀初期特征的已經不是英國獨占壟斷權，而是少數帝國主義大國為分占壟斷權而斗爭。這些經濟政治條件，不能不使機會主義同工人運動總的根本的利益更加不可調和。現在，機會主義已經不能象在19世紀后半期的英國那樣，在一個國家的工人運動里取得完全勝利達幾十年之久，但是它在許多國家里已經成熟，已經過度成熟，已經腐爛，并且作為社會沙文主義而同資產階級的政策完全融合起來了。
九 對帝國主義的批評
這里所說的對帝國主義的批評是指廣義的批評，是指社會各階級根據自己的一般意識形態對帝國主義政策所采取的態度。
集中在少數人手里的大量金融資本，建立了非常廣泛而細密的關系和聯系網，從而不僅控制了大批中小資本家，而且控制了大批最小的資本家和小業主，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同另一些國家的金融家集團為瓜分世界和統治其它國家而進行著尖銳的斗爭，——這一切使所有的有產階級全都轉到帝國主義方面去了。“普遍”迷戀于帝國主義的前途，瘋狂地捍衛帝國主義，千方百計地美化帝國主義，——這就是當代的標志。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也滲透到工人階級里面去了。工人階級和其它階級之間并沒有隔著一道萬里長城。德國現在的所謂“社會民主”黨的領袖，被人們公正地稱為“社會帝國主義者”，即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的帝國主義者，而霍布森早在1902年，就已經指出英國存在著屬于機會主義“費邊社”的“費邊帝國主義者”了。
資產階級的學者和政論家替帝國主義辯護，通常都是采用比較隱蔽的方式，掩蓋帝國主義的完全統治和帝國主義的深刻根源，竭力把局部的東西和次要的細節放在主要的地位，拼命用一些根本無關緊要的“改良”計劃，諸如由警察監督托拉斯或銀行等等，來轉移人們對實質問題的注意。至于那些肆無忌憚的露骨的帝國主義者的言論卻比較少見，這些人倒敢于承認改良帝國主義的基本特性的想法是荒謬的。
舉個例子來說吧。一些德國帝國主義者在《世界經濟文匯》這一刊物中，力圖考察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當然特別是那些非德屬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他們提到了印度的風潮和抗議運動，納塔爾（南部非洲）的運動，荷屬印度的運動等等。其中有人在評論一家英國刊物有關亞、非、歐三洲受外國統治的各民族代表于1910年6月28-30日舉行的從屬民族和種族代表會議的報道時，對會議上的演說作了這樣的評價，他說：“據稱，必須同帝國主義作斗爭；統治國應當承認從屬民族的獨立權；國際法庭應當監督大國同弱小民族訂立的條約的履行。除了表示這些天真的愿望以外，代表會議并沒有繼續前進。我們看不出他們對下面這個真理有絲毫的了解：帝國主義同目前形式的資本主義有不可分割的聯系，所以〈！！〉同帝國主義作直接的斗爭是沒有希望的，除非僅限于反對某些特別可惡的過火現象。”因為用改良主義的方法修改帝國主義的基礎不過是一種欺騙，是一種“天真的愿望”，因為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代表沒有“繼續”前進，所以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代表就“繼續”后退了，后退到在標榜“科學性”的幌子下向帝國主義卑躬屈膝的地步。這也是一種“邏輯”！
能不能用改良主義的方法改變帝國主義的基礎？是前進，去進一步加劇和加深帝國主義所產生的種種矛盾呢，還是后退，去緩和這些矛盾？這些問題是對帝國主義批評的根本問題。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的特點，是由金融寡頭的壓迫和自由競爭的消除引起的全面的反動和民族壓迫的加強，所以在20世紀初期，幾乎在所有帝國主義國家中都出現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反對派。考茨基以及考茨基主義這一廣泛的國際思潮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地方，就在于考茨基不僅沒有設法、沒有能夠使自己同這個經濟上根本反動的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反對派對立起來，反而在實踐上和它同流合污。
1898年對西班牙的帝國主義戰爭，在美國引起了“反帝國主義者”，即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最后的莫希干人的反對。他們把這次戰爭叫作“罪惡的”戰爭，認為兼并別國土地是違背憲法的，認為對菲律賓土著人領袖阿奎納多的行為是“沙文主義者的欺騙”（先答應阿奎納多給菲律賓以自由，后來又派美國軍隊登陸，兼并了菲律賓），并且引用了林肯的話：“白人自己治理自己是自治；白人自己治理自己同時又治理別人，就不是自治而是專制。”但是，既然這全部批評都不敢承認帝國主義同托拉斯、也就是同資本主義的基礎有不可分割的聯系，不敢同大資本主義及其發展所造成的力量站在一起，那么這種批評就始終是一種“天真的愿望”。
霍布森批評帝國主義的時候所采取的基本立場也是如此。霍布森否認“帝國主義的不可避免性”，呼吁必須“提高”居民的“消費能力”（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比考茨基還早。用小資產階級的觀點批評帝國主義，批評銀行支配一切，批評金融寡頭等等的，還有我們屢次引用過的阿加德、阿·蘭斯堡、路·埃施韋格，在法國作家中有《英國與帝國主義》這本膚淺的書(1900年出版〉的作者維克多·貝拉爾。所有這些人絲毫不想冒充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用自由競爭和民主來反對帝國主義，譴責勢必引起沖突和戰爭的建筑巴格達鐵路的計劃，表示了維護和平的“天真的愿望”等等。最后還有從事國際證券發行統計的阿·奈馬爾克，他在1912年計算出“國際”有價證券數達幾千億法郎的時候，不禁叫了起來：“難道可以設想和平會受到破壞嗎？……有了這樣大的數字，還會去冒險挑起戰爭嗎？”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這樣天真，倒沒有什么奇怪，而且他們顯得這樣天真，“鄭重其事地”談論帝國主義制度下的和平，對他們反而是有利的。可是考茨基在1914年、1915年、1916年也采取了這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觀點，硬說在和平問題上，“大家〈帝國主義者、所謂社會黨人和社會和平主義者〉意見都是一致的”，試問他還有一點馬克思主義的氣味嗎？這不是分析和揭露帝國主義矛盾的深刻性，而不過是抱著一種改良主義的“天真的愿望”，想撇開這些矛盾，回避這些矛盾。
下面是考茨基從經濟上對帝國主義進行批評的典型例子。他舉出1872年和1912年英國對埃及進出口的統計材料，看到這方面的進出口額比英國總的進出口額增長得慢。于是考茨基得出結論說：“我們沒有任何根據認為，不用武力占領埃及而依靠單純的經濟因素的作用，英國同埃及的貿易就會增長得慢些。”“資本擴張的意圖”“不通過帝國主義的暴力方法，而通過和平的民主能夠實現得最好 ”。
考茨基的這個論斷，被他的俄國隨從（也是俄國的一個為社會沙文主義者打掩護的人）斯佩克塔托爾先生用各種各樣的調子重彈過的論斷，是考茨基主義對帝國主義的批評的基礎，所以我們必須較詳細地談一談。我們從引證希法亭的言論開始，因為考茨基曾經多次（包括1915年4月那次在內）聲稱，希法亭的結論是 “所有社會黨人理論家一致同意的;”。
希法亭寫道：“無產階級不應當用自由貿易時代的和敵視國家的那種已經落后的政策去反對向前發展了的資本主義政策。無產階級對金融資本的經濟政策的回答，對帝國主義的回答，不可能是貿易自由，而只能是社會主義。現在無產階級政策的目的不可能是恢復自由競爭這樣的理想（這種理想現在已經變成反動的理想了），而只能是通過消除資本主義來徹底消滅競爭。”
考茨基維護對金融資本時代來說是“反動的理想”，維護“和平的民主”和“單純的經濟因素的作用”，從而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因為這個理想在客觀上是開倒車，是從壟斷資本主義倒退到非壟斷資本主義，是一種改良主義的騙局。
如果不用武力占領，如果沒有帝國主義，沒有金融資本，那么英國同埃及（或者同其它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貿易“就會增長得”快些。這是什么意思？這是不是說，如果自由競爭沒有受到任何壟斷的限制，沒有受到金融資本的 “聯系”或壓迫（這也是壟斷）的限制，沒有受到某些國家壟斷地占有殖民地的限制，那么資本主義就會發展得快些呢？
考茨基的論斷不可能有別的意思，而這個“意思”卻是毫無意思的。就假定會這樣，如果沒有任何壟斷，自由競爭會使資本主義和貿易發展得更快些。但是，要知道貿易和資本主義發展得愈快，產生壟斷的生產和資本的集中就愈是加強。況且壟斷已經產生了，恰好是從自由競爭中產生出來的！即使現在壟斷開始延緩發展，這也不能成為主張自由競爭的論據，因為在產生壟斷以后自由競爭就不可能了。
不管你怎樣把考茨基的論斷翻來復去地看，這里面除了反動性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以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
即使把這種論斷修改一下，象斯佩克塔托爾說的那樣，現在英屬殖民地同英國的貿易，比英屬殖民地同其它國家的貿易發展得慢些，——這也挽救不了考茨基。因為打擊英國的也是壟斷，也是帝國主義，不過是其它國家的（美國的、德國的）壟斷和帝國主義。大家知道，卡特爾導致了一種新型的、獨特的保護關稅，它所保護的（這一點恩格斯在《資本論》第3卷上就已經指出來了）恰好是那些可供出口的物品。其次，大家知道，卡特爾和金融資本有一套 “按傾銷價格輸出”的做法，也就是英國人所說的 “拋售”的做法：卡特爾在國內按壟斷的高價出賣產品，而在國外卻按極低廉的價格銷售，以便打倒自己的競爭者，把自己的生產擴大到最大限度等等。即使同英屬殖民地的貿易，德國比英國發展得快些，那也只能證明德國帝國主義比英國帝國主義更新、更強大、更有組織、水平更高，而決不能證明自由貿易的 “優越”，因為這里并不是自由貿易同保護主義或殖民地附屬關系作斗爭，而是一個帝國主義同另一個帝國主義、一個壟斷組織同另一個壟斷組織、一個金融資本同另一個金融資本作斗爭。德國帝國主義對英國帝國主義的優勢，比殖民地疆界的屏障或保護關稅的壁壘更厲害。如果由此得出主張自由貿易與 “和平的民主”的 “論據”，那是庸俗的，是忘掉帝國主義的基本特點和特性，是用小市民的改良主義來代替馬克思主義。
有趣的是，甚至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阿·蘭斯堡，雖然也同考茨基一樣對帝國主義作了小市民式的批評，但是他對貿易統計材料畢竟作了比較科學的整理。他并不是隨便拿一個國家，也不是單拿一個殖民地來同其余國家比較，而是拿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兩種輸出作比較：第一種是對在金融上依附于它、向它借錢的國家的輸出，第二種是對在金融上獨立的國家的輸出。結果如下：
德國的輸出(單位百萬馬克)
1889年 1908年 增加的百分數
對在金融上依附于德國的國家的輸出
羅馬尼亞 48.2 70.8 ＋47%
葡萄牙 19.0 32.8 ＋73%
阿根廷 60.7 147.0 ＋143%
巴 西 48.7 84.5 ＋73%
智 利 28.3 52.4 ＋85%
土耳其 29.9 64.0 ＋114%
·總 ·計 234.8 451.5 ＋92%
對在金融上不依附于德國的國家的輸出
大不列顛 651.8 997.4 ＋53%
法 國 210.2 437.9 ＋108%
比利時 137.2 322.8 ＋135%
瑞 士 177.4 401.1 ＋127%
澳大利亞 21.2 64.5 ＋205%
荷屬印度 8.8 40.7 ＋363%
·總 ·計 1206.6 2264.4 ＋87%
蘭斯堡沒有作總結，所以他令人奇怪地沒有察覺：如果這些數字能夠證明什么的話，那只能證明他自己不對，因為對在金融上不獨立的國家的輸出，畢竟要比對在金融上獨立的國家的輸出增加得快些，雖然快得并不多(我們把“如果”兩字加上著重標記，是因為蘭斯堡的統計還是很不完全的）。
蘭斯堡在考察輸出和貸款的關系時寫道：
“在1890-91年度，羅馬尼亞通過幾家德國銀行簽訂了一項債約。其實在前幾年，這些德國銀行就已經在提供這筆貸款了。這筆貸款主要是用來向德國購買鐵路材料的。1891年德國對羅馬尼亞的輸出是5500萬馬克。下一年就降到3940萬馬克；以后斷斷續續地下降，到1900年一直降到2540萬馬克。直到最近幾年，因為有了兩筆新的貸款，才又達到了1891年的水平。德國對葡萄牙的輸出，由于1888-89年度的貸款而增加到2110萬馬克(1890年），在以后兩年內，又降到1620萬馬克和740萬馬克，直到1903年才達到原先的水平。
德國同阿根廷貿易的材料更為明顯。由于1888年和1890年的兩次貸款，德國對阿根廷的輸出在1889年達到了6070萬馬克。兩年后，輸出只有1860萬馬克，還不到過去的1/3。直到1901年，才達到并超過1889年的水平，這是同發行新的國家債券和市政債券，同出資興建電力廠以及其它信貸業務有關的。
德國對智利的輸出，由于1889年的貸款，增加到4520萬馬克(1892年），一年后降到了2250萬馬克。1906年通過德國幾家銀行簽訂了一項新的債約以后，輸出又增加到8470萬馬克(1907年），而到1908年又降到了5240萬馬克。”
蘭斯堡從這些事實中得出了一種可笑的小市民說教：同貸款相聯系的輸出是多么不穩定、不均衡；把資本輸出國外而不用來 “自然地”、 “和諧地”發展本國工業，是多么不好；辦理外國債券時，克虜伯要付出幾百萬的酬金，代價是多么 “巨大”，等等。
但是事實清楚地說明：輸出的增加，恰好是同金融資本的騙人勾當相聯系的，金融資本并不關心什么資產階級的說教，它要從一頭牛身上剝下兩張皮來：第一張皮是從貸款取得的利潤，第二張皮是在同一筆貸款被用來購買克虜伯的產品或鋼鐵辛迪加的鐵路材料等等時取得的利潤。
再說一遍，我們決不認為蘭斯堡的統計是完備的，但是必須加以引用，因為它比考茨基和斯佩克塔托爾的統計科學一些，因為蘭斯堡提供了對待問題的正確方法。要議論金融資本在輸出等等方面的作用，就要善于著重地、專門地說明輸出同金融家騙人勾當的聯系，同卡特爾產品的銷售等等的聯系。簡單地拿殖民地同非殖民地比較，拿一個帝國主義同另一個帝國主義比較，拿一個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如埃及）同其余一切國家比較，那就正是回避和掩飾問題的實質。
考茨基在理論上對帝國主義進行的批評，其所以同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點，其所以只能用來鼓吹同機會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保持和平和統一，就是因為這種批評恰恰回避和掩飾了帝國主義最深刻、最根本的矛盾：壟斷同與之并存的自由競爭的矛盾，金融資本的龐大 “業務”（以及巨額利潤）同自由市場上 “誠實的”買賣的矛盾，卡特爾、托拉斯同沒有卡特爾化的工業的矛盾等等。
考茨基胡謅出來的那個臭名昭著的“超帝國主義”論，也具有完全相同的反動性質。請把考茨基在1915年關于這個問題的論斷同霍布森在1902年的論斷比較一下。
考茨基說：“……現在的帝國主義的政策會不會被一種新的超帝國主義的政策所取代，這種新的超帝國主義的政策，將以實行國際聯合的金融資本共同剝削世界來代替各國金融資本的相互斗爭。不管怎樣，資本主義的這樣一個新階段是可以設想的。至于它能否實現，現在還沒有足夠的前提對此作出判斷。”
霍布森說：“基督教在各自占有若干未開化的屬地的少數大聯邦帝國里已經根深蒂固了，很多人覺得基督教正是現代趨勢的最合理的發展，并且是這樣一種發展，它最有希望在國際帝國主義的鞏固的基礎上達到永久的和平。”
被考茨基叫作超帝國主義的東西，也就是霍布森比他早13年叫作國際帝國主義的那個東西。除了用一個拉丁語詞頭代替另一個詞頭，編造出一個深奧的新詞以外，考茨基的“科學”見解的唯一的進步，就是企圖把霍布森所描寫的東西，實質上是英國牧師的偽善言詞，冒充為馬克思主義。在英布戰爭以后，英國牧師這一高貴等級把主要力量用來安慰那些在南部非洲作戰喪失了不少生命，并且為保證英國金融家有更高的利潤而交納了更高捐稅的英國小市民和工人，這本來是很自然的。除了說帝國主義并不那么壞，說它很快就要成為能夠保障永久和平的國際（或超）帝國主義，還能有什么更好的安慰呢？不管英國的牧師或甜蜜的考茨基抱著什么樣的善良意圖，考茨基的 “理論”的客觀即真正的社會意義只有一個，就是拿資本主義制度下可能達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對群眾進行最反動的安慰，其方法就是使人們不去注意現代的尖銳矛盾和尖銳問題，而去注意某種所謂新的將來的 “超帝國主義”的虛假前途。在考茨基的 “馬克思主義”理論里，除了對群眾的欺騙以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
其實只要同那些人人皆知的不容爭辯的事實好好對比一下，就會清楚地知道，考茨基硬要德國工人（和各國工人）相信的那種前途是多么虛假。拿印度、印度支那和中國來說吧。誰都知道，這三個共有6-7億人口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是受英、法、日、美等幾個帝國主義大國的金融資本剝削的。假定這些帝國主義國家組成了幾個彼此敵對的聯盟，以保持或擴大它們在上述亞洲國家中的領地、利益和“勢力范圍”，這將是一些“國際帝國主義的”或“超帝國主義的”聯盟。假定所有帝國主義大國組成一個聯盟來“和平”瓜分上述亞洲國家，這將是一種 “實行國際聯合的金融資本”。在20世紀的歷史上就有這種聯盟的實際例子，如列強共同對付中國就是這樣。試問，在保存著資本主義的條件下（考茨基正是以這樣的條件為前提的），“可以設想”這些聯盟不是暫時的聯盟嗎？“可以設想”這些聯盟會消除各種各樣的摩擦、沖突和斗爭嗎？
只要明確地提出問題，就不能不給以否定的回答。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瓜分勢力范圍、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實力，也就是以整個經濟、金融、軍事等等的實力為根據外，不可能設想有其它的根據。而這些瓜分者的實力的變化又各不相同，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個企業、各個托拉斯、各個工業部門、各個國家的發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個世紀以前德國的資本主義實力同當時英國的實力相比，那時德國還小得可憐；日本同俄國相比，也是如此。是否“可以設想”一二十年之后，帝國主義大國的實力對比依然沒有變化呢？絕對不可以。
所以，資本主義現實中的（而不是英國牧師或德國“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的庸俗的小市民幻想中的）“國際帝國主義的”或“超帝國主義的”聯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個帝國主義聯盟去反對另一個帝國主義聯盟，還是所有帝國主義大國結成一個總聯盟，都不可避免地只會是兩次戰爭之間的“喘息”。和平的聯盟準備著戰爭，同時它又是從戰爭中生長出來的，兩者互相制約，在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的帝國主義聯系和相互關系這個同一基礎上，形成和平斗爭形式與非和平斗爭形式的彼此交替。聰明絕頂的考茨基為了安定工人，使他們同投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的社會沙文主義者調和，就把一條鏈子上的這一環節同另一環節割開，把今天所有大國為了“安定”中國（請回憶一下對義和團起義的鎮壓）而結成的和平的（而且是超帝國主義的，甚至是超而又超的帝國主義的）聯盟，同明天的、非和平的沖突割開，而這種非和平的沖突，又準備著后天“和平的”總聯盟來瓜分譬如說土耳其，如此等等。考茨基不提帝國主義和平時期同帝國主義戰爭時期之間的活生生的聯系，而把僵死的抽象概念獻給工人，是為了使工人同他們那些僵死的領袖調和。
美國人希爾在他的《歐洲國際關系發展中的外交史》一書序言中，把現代外交史分為以下幾個時期：(1)革命時代；(2)立憲運動；(3)當今的“商業帝國主義”時代。另一個作家則把1870年以來的大不列顛“世界政策”史分為四個時期：(1)第一個亞洲時期（反對俄國在中亞朝印度方向擴張）；(2)非洲時期（大約在1885-1902年），為了瓜分非洲而同法國斗爭(1898年的“法索達”事件，——差一點同法國作戰）；(3)第二個亞洲時期（與日本締約反對俄國）；(4)“歐洲”時期，主要是反對德國。早在1905年，銀行“活動家”里塞爾就說過：“政治前哨戰是在金融的基礎上開展起來的。”他指出，法國金融資本在意大利進行活動，為法意兩國的政治聯盟作了準備；德英兩國為了爭奪波斯以及所有歐洲國家的資本為了貸款給中國而展開了斗爭，等等。這就是“超帝國主義的”和平聯盟同普通帝國主義的沖突有不可分割的聯系的活生生的現實。
考茨基掩蓋帝國主義的最深刻的矛盾，就必然會美化帝國主義，這在他對帝國主義政治特性的批評中也表現出來了。帝國主義是金融資本和壟斷組織的時代，金融資本和壟斷組織到處都帶有統治的趨向而不是自由的趨向。這種趨勢的結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發生全面的反動，這方面的矛盾也極端尖銳化。民族壓迫、兼并的趨向即破壞民族獨立的趨向（因為兼并正是破壞民族自決）也變本加厲了。希法亭很正確地指出了帝國主義和民族壓迫加劇之間的聯系，他寫道：“在新開辟的地區，輸入的資本加深了各種矛盾，引起那些有了民族自覺的人民對外來者的愈來愈強烈的反抗；這種反抗很容易發展成為反對外國資本的危險行動。舊的社會關系發生了根本的變革，各‘史外民族’千年來的農村閉塞狀態日益被破壞，他們正被卷到資本主義的漩渦中去。資本主義本身在逐漸地為被征服者提供解放的手段和方法。于是他們也就提出了歐洲民族曾經認為是至高無上的目標：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作為爭取經濟自由和文化自由的手段。這種獨立運動，使歐洲資本在它那些最有價值的、最有光輝前途的經營地區受到威脅；因此，歐洲資本只有不斷地增加自己的兵力，才能維持自己的統治。”
對此還要補充的是，帝國主義不僅在新開辟的地區，而且在原有地區也實行兼并，加緊民族壓迫，因而也使反抗加劇起來。考茨基表示反對帝國主義加強政治上的反動，然而他不去說明在帝國主義時代決不能同機會主義者統一這個變得十分迫切的問題。他表示反對兼并，然而采取的卻是毫不觸犯機會主義者、最容易為機會主義者接受的方式。他是直接對德國聽眾說話的，然而他恰恰把最重要、最有現實意義的事實，例如德國兼并阿爾薩斯-洛林的事實掩蓋起來。為了評價考茨基的這種“思想傾向”，我們來舉一個例子。假定日本人指責美國人兼并菲律賓，試問會不會有很多人相信這是因為他根本反對兼并，而不是因為他自己想要兼并菲律賓呢？是不是應當承認，只有日本人起來反對日本兼并朝鮮，要求朝鮮有從日本分離的自由，才能認為這種反對兼并的“斗爭”是真摯的，政治上是誠實的呢？
考茨基對帝國主義的理論分析，以及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對帝國主義的批評，都始終貫穿著一種同馬克思主義絕不兼容的、掩飾和緩和最根本矛盾的精神，一種盡力把歐洲工人運動中同機會主義的正在破裂的統一保持下去的意圖。
十 帝國主義的歷史地位
我們已經看到，帝國主義就其經濟實質來說，是壟斷資本主義。這就決定了帝國主義的歷史地位，因為在自由競爭的基礎上、而且正是從自由競爭中生長起來的壟斷，是從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向更高級的結構的過渡。必須特別指出能夠說明我們研究的這個時代的壟斷的四種主要形式，或壟斷資本主義的四種主要表現。
第一，壟斷是從發展到很高階段的生產集中生長起來的。這指的是資本家的壟斷同盟卡特爾、辛迪加、托拉斯。我們看到，這些壟斷同盟在現代經濟生活中起著多么大的作用。到20世紀初，它們已經在各先進國家取得了完全的優勢。如果說，最先走上卡特爾化道路的，是那些實行高額保護關稅制的國家（德國和美國），那么實行自由貿易制的英國也同樣表明了壟斷由生產集中產生這個基本事實，不過稍微遲一點罷了。
第二，壟斷導致加緊搶占最重要的原料產地，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工業部門，即卡特爾化程度最高的工業部門，如煤炭工業和鋼鐵工業所需要的原料產地。壟斷地占有最重要的原料產地，大大加強了大資本的權力，加劇了卡特爾化的工業和沒有卡特爾化的工業之間的矛盾。
第三，壟斷是從銀行生長起來的。銀行已經由普通的中介企業變成了金融資本的壟斷者。在任何一個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為數不過三五家的最大銀行實行工業資本同銀行資本的“人事結合”，集中支配著占全國資本和貨幣收入很大部分的幾十億幾十億資金。金融寡頭給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所有一切經濟機構和政治機構罩上了一層依附關系的密網，——這就是這種壟斷的最突出的表現。
第四，壟斷是從殖民政策生長起來的。在殖民政策的無數“舊的”動機以外，金融資本又增加了爭奪原料產地、爭奪資本輸出、爭奪“勢力范圍”（即進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讓、取得壟斷利潤等等的范圍）直到爭奪一般經濟領土的動機。例如，當歐洲大國在非洲的殖民地占非洲面積十分之一的時候（那還是1876年的情況），殖民政策可以用非壟斷的方式，用所謂“自由占領”土地的方式發展。但是，當非洲十分之九的面積已經被占領（到1900年時）、全世界已經瓜分完畢的時候，一個壟斷地占有殖民地、因而使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爭特別尖銳起來的時代就不可避免地到來了。
壟斷資本主義使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尖銳到什么程度，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要指出物價高漲和卡特爾的壓迫就夠了。這種矛盾的尖銳化，是從全世界金融資本取得最終勝利時開始的過渡歷史時期的最強大的動力。
壟斷，寡頭統治，統治趨向代替了自由趨向，極少數最富強的國家剝削愈來愈多的弱小國家，——這一切產生了帝國主義的這樣一些特點，這些特點使人必須說帝國主義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趨勢之一，即形成為“食利國”、高利貸國的趨勢愈來愈顯著，這種國家的資產階級愈來愈依靠輸出資本和“剪息票”為生。如果以為這一腐朽趨勢排除了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那就錯了。不，在帝國主義時代，某些工業部門，某些資產階級階層，某些國家，不同程度地時而表現出這種趨勢，時而又表現出那種趨勢。整個說來，資本主義的發展比從前要快得多，但是這種發展不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這種不平衡還特別表現在某些資本最雄厚的國家（英國）的腐朽上面。
論述德國大銀行的那本著作的作者里塞爾談到德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時說：“德國前一個時代(1848-1870年）的進步并不太慢，但是同德國現時代(1870-1905年）整個經濟特別是銀行業發展的速度比起來，就好象拿舊時郵車的速度同現代汽車的速度相比一樣；現代汽車行駛之快，對于不小心的行人和坐汽車的人都是很危險的。”這個已經異常迅速地生長起來的金融資本，正因為生長得這樣迅速，所以它不反對轉向比較“安穩地”占有殖民地，而這些殖民地是要用不單是和平的手段從更富有的國家手里奪取的。美國近幾十年來經濟的發展比德國還要快，正因為如此，最新的美國資本主義的寄生性特征就表現得特別鮮明。另一方面，就拿共和派的美國資產階級同君主派的日本或德國的資產階級作比較，也可以看出：在帝國主義時代，它們之間極大的政治差別大大減弱了，這倒不是因為這種差別根本不重要，而是因為在所有這些場合談的都是具有明顯寄生性特征的資產階級。
許多任務業部門中的某一部門、許多國家中的某一國家的資本家獲得了壟斷高額利潤，在經濟上就有可能把工人中的某些部分，一時甚至是工人中數量相當可觀的少數收買過去，把他們拉到該部門或該國家的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其它一切部門或國家。帝國主義國家因瓜分世界而加劇的對抗，更加強了這種趨向。于是形成了帝國主義同機會主義的聯系，這種聯系在英國表現得最早而且最鮮明，因為某些帝國主義發展特點的出現，在英國比在其它國家早得多。有些作家，例如爾 ·馬爾托夫，愛用一種“官場的樂觀主義的”（同考茨基、胡斯曼一樣）論斷，來回避帝國主義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相聯系這個現在特別引人注目的事實，說什么假如正是先進的資本主義會加強機會主義，或者，假如正是待遇最好的工人傾向于機會主義，那么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們的事業就會沒有希望了，等等。不要看錯了這種“樂觀主義”的意義：這是對機會主義的樂觀主義，這是用來掩護機會主義的樂觀主義。其實，機會主義特別迅速和特別可惡的發展，決不能保證機會主義取得鞏固的勝利，正象健康的身體上的惡性膿瘡的迅速發展，只能加速膿瘡破口而使身體恢復健康一樣。在這方面最危險的是這樣一些人，他們不愿意了解：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如果不同反對機會主義的斗爭密切聯系起來，就是空話和謊言。
根據以上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實質的全部論述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應當說帝國主義是過渡的資本主義，或者更確切些說，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在這一方面特別耐人尋味的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描述最新資本主義時也常用“交織”、“不存在孤立狀態”等等這樣一些說法；他們也說什么銀行“就其任務和發展而言，不是帶有單純私有經濟性質的企業，而是日益超出單純私有經濟調節范圍的企業”。而就是講這話的里塞爾，卻又非常鄭重地宣稱，馬克思主義者關于“社會化”的“預言”“并沒有實現”！
“交織”這個說法說明了什么呢？它只抓住了我們眼前發生的這個過程的最引人注目的一點。它表明觀察者只看到一棵棵的樹木而看不到森林。它盲目地復寫表面的、偶然的、紊亂的現象。它暴露出觀察者被原始材料壓倒了，完全沒有認識這些材料的含義和意義。股票的占有，私有者的關系，都是“偶然交織在一起的”。但是隱藏在這種交織現象底下的，構成這種交織現象的基礎的，是正在變化的社會生產關系。既然大企業變得十分龐大，并且根據對大量材料的精確估計，有計劃地組織原料的供應，其數量達幾千萬居民所必需的全部原料的2/3甚至3/4，既然運送這些原料到最便利的生產地點（有時彼此相距數百里數千里）是有步驟地進行的，既然原料的依次加工直到制成許多種成品的所有工序是由一個中心指揮的，既然這些產品分配給數千萬數萬萬的消費者是按照一個計劃進行的（在美、德兩國，煤油都是由美國煤油托拉斯銷售的），那就看得很清楚，擺在我們面前的就是生產的社會化，而決不是單純的“交織”；私有經濟關系和私有制關系已經變成與內容不相適應的外殼了，如果人為地拖延消滅這個外殼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爛，——它可能在腐爛狀態中保持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在機會主義的膿瘡遲遲不能治好的最壞情況下），但終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滅。
德國帝國主義的狂熱崇拜者舒爾采-格弗尼茨驚嘆道：“如果領導德國銀行的責任歸根到底是落在十來個人身上，那么現在他們的活動對于人民福利說來，就比大多數國務大臣的活動還要重要〈在這里，把銀行家、大臣、工業家和食利者“交織”的情形忘掉，是更有利的……〉…… 如果把我們所看到的那些趨勢的發展情況徹底想一番，那么結果就會是：一國的貨幣資本匯集在銀行手里；銀行又互相聯合為卡特爾；一國尋找投資場所的資本都化為有價證券。到那時就會實現圣西門的天才預言：‘現在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是同經濟關系的發展缺乏統一的調節這個事實相適應的，這種狀態應當被有組織的生產所代替。指揮生產的將不是那些彼此隔離、互不依賴、不知道人們經濟要求的企業家；這種事情將由某種社會機構來辦理。有可能從更高的角度去觀察廣闊的社會經濟領域的中央管理委員會，將把這種社會經濟調節得有利于全社會，把生產資料交給適當的人運用，尤其是將設法使生產和消費經常處于協調的狀態。現在有一種機構已經把某種組織經濟工作的活動包括在自己的任務以內了，這種機構就是銀行。’我們現在還遠遠沒有實現圣西門的這些預言，但是我們已經走在實現這一預言的道路上：這是和馬克思本人所設想的馬克思主義不同的馬克思主義，不過只是形式上不同。”
這真是對馬克思的一個絕妙的“反駁”，這樣就從馬克思的精確科學分析倒退到圣西門的猜測上去了，那雖然是天才的猜測，但終究只是猜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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