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臺，并不由于革命的勢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潰！
——傅斯年
“權利是個個人都要享受，責任是沒有一個人肯來分擔。對于公家的事情，不是袖手旁觀，不聞不問，就是爭權奪利，互相防范”；“我們為什么會弄到這種地步，為什么會弄到人人束手無策，人人失去信心”；“本來在很好的環境，具有很好的條件，一到我們的手里，就毫無辦法，這真是最恥辱最可痛的問題。”
——蔣介石
“官僚資本為全國所痛恨，亦為全黨所痛恨”，但為何“壞者欲去而無力以去，好者欲作而無力以作”，追根尋源還在于：國民黨既離開民權主義，亦離開民生主義，在建國最基本之經濟問題上，思想混亂分歧，政策彷徨曖昧，既未能以減租或土地利益與農民，未能以立法保障與工人，亦未能以經濟保護與中產以上之階級，遂使政府成為不能解決人民問題之政府，黨即成為不能解決人民問題之黨，失去各階層之同情與擁護。該“方案”不無感嘆地言之：黨無社會基礎，既不代表農民，亦不代表工人，又不代表正常之工商，甚至不代表全體官吏，而只代表少數人之利益。
——1946年3月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期間提出的《黨務革新方案》
《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作 者：汪朝光 著,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時間：2010-2-1,I S B N ： 9787509713082, 定 價：￥49.00
國民黨垮臺的深刻歷史教訓
——《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序言
汪朝光
1945年9月3日，當時在中國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領袖蔣介石，為紀念抗戰勝利而巡視重慶市街，在當日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沿途民眾其發乎內心之一種情緒，對余所表示敬慕愛戴之精神，狂歡熱烈，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他的得意之情躍然紙上。然而，不過短短四年過后，曾經躊躇滿志的蔣介石，因為國民黨軍事失敗，而在1949年11月28日即將撤離重慶前夕，又在日記中寫道：“時至今日，由余養育完成之黨國，而由余之手毀滅之，此境此情將何以堪？”并在其年終感言中自記：“為人唾棄，為世譏刺，其恥辱悲慘于茲為甚。”這兩段同為出自蔣介石自己記敘的文字，猶如電影鏡頭快速切換那般，頗為真實地傳達出當時當地蔣介石由志得意滿而難堪沮喪的個人心境，卻又極富拷問意味，不僅是蔣介石，也是世人曾經反復追問的話題：國民黨如何失去了中國？或者，作為一體兩面的問題，也就是：共產黨如何得到了中國？
追問上述問題，自然需要探究晚清至民國的中國歷史演進，尤其是1945～1949年的中國歷史演進。在有幾千年文字記載的中國歷史進程中，歷史敘述的時間尺度動輒“世紀”或是“年代”，數年的時光實在是太過短暫。即便是對長逾百年的近代中國歷史而言，數年也不過是短短一瞬而已。但是，1945～1949年的中國，上承抗日戰爭的勝利，下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時間雖不過短短數年，在后人眼中或許不過是驚鴻一瞥的瞬間，卻以其歷史演進令人眼花繚亂的速度，在空前的廣度和深度上波及中國大地的每個角落，影響到每個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從而在個體生活改變的同時，更在集體意義上改變了中國的走向，實可謂20世紀上半葉中國歷史演進的關鍵性年代。抗戰勝利的喜悅激發了國人對大國崛起的憧憬，然不旋踵爆發的國共全面內戰，則使每個國人又一次在面對近代中國的特有命題——“中國向何處去”的追問時都不得不作出自己的抉擇。這次抉擇的結果，不僅決定了二十余年國共政爭的大結局，也決定了這以后中國的歷史命運，決定了延續至今的中國國家的基本格局。
什么是歷史命運？歷史命運無非是在歷史中活動的個人和集體無意識或有意識地集合行為所創造的結果，或亦可謂歷史之“勢”也。作為20世紀上半葉中國最有政治活動力、組織力及創造力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兩度合作，兩度分裂，從化友為敵到化敵為友，從兄弟協力到兵戎相見，從黨爭政爭的文斗到戰場廝殺的武斗，他們各自都在以自己的奮斗，塑造著中國歷史的命運。1945～1949年的國共政爭內戰，為20世紀上半葉國共兩黨恩怨交織、糾纏一體的爭奪史畫上了句號。國民黨的失敗與共產黨的勝利，使中國的命運從此開始了新的一頁。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對1945～1949年中國歷史演進的研究，不僅具有歷史學的學術意義，同時也具有歷史探究的現實意義。所謂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也。
雖然如此，對1945～1949年中國歷史演進的研究，卻不似其所有的意義那般豐富，尤其是對失敗一方的國民黨而言。資料的不夠開放，評價的政治禁忌，近距離的敏感，鑒人知事的困惑，等等，在在影響到研究的開拓與深入。好在隨著時代的進步，史學研究也在不斷進步，研究的領域和問題都在不斷拓展。尤其是近些年來，大量當年絕密的檔案文獻相繼公開，給學者提供了豐富的條件，探究歷史的真相，解讀歷史的意義。
本人從事1945～1949年的中國歷史研究有年，積累了一些研究成果，此次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之厚愛，得以結集出版，正可以此對1945～1949年的中國歷史演進有個人的學術分析和評價。考慮到學界對共產黨歷史研究的成果豐碩，本書所收入的研究成果，比較多地集中在國民黨歷史的研究方面，涉及抗戰勝利以后國民黨歷史的方方面面，包括國民黨對戰后中國政局的把握和掌控，國民黨內對如何因應戰后政局尤其是國共關系的考量與爭論，國共兩黨對至關重要的東北地方的爭奪及其成敗得失，國共內戰的軍事個案探析，以及諸如經濟、人事、地方、中間黨派等戰后中國社會問題，等等。
歷史研究是對過往發生事實的梳理與探究，每個歷史研究者都是處在其所在的當下回望歷史，從而也就難以避免所謂后見之明，更兼歷史研究者本人的經歷、地位、感情、個性等因素，也使得歷史研究尤其是歷史評價可能難以避免所謂的主觀性。惟其如此，本人更推崇敘事的歷史，以可靠的歷史事實，回到歷史現場、還原歷史本相的歷史。雖然敘事的歷史可能也難以完全逃脫主觀性的表述，但總較那些脫離歷史事實的、空洞的、分析的歷史更接近于歷史的真實吧。故本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先驗性或后驗性地給出歷史的答案或者結論，更在于從歷史事實出發，重建歷史的現場，梳理歷史的脈絡，探究歷史的本源，從而為讀者了解歷史并據此作出自己的判斷提供一些基本的出發點。
回到前言起始提出的問題，國民黨如何失去了中國？本研究引用了1946年3月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期間提出的《黨務革新方案》的表述。該“方案”指出：“官僚資本為全國所痛恨，亦為全黨所痛恨”，但為何“壞者欲去而無力以去，好者欲作而無力以作”，追根尋源還在于：國民黨既離開民權主義，亦離開民生主義，在建國最基本之經濟問題上，思想混亂分歧，政策彷徨曖昧，既未能以減租或土地利益與農民，未能以立法保障與工人，亦未能以經濟保護與中產以上之階級，遂使政府成為不能解決人民問題之政府，黨即成為不能解決人民問題之黨，失去各階層之同情與擁護。該“方案”不無感嘆地言之：黨無社會基礎，既不代表農民，亦不代表工人，又不代表正常之工商，甚至不代表全體官吏，而只代表少數人之利益。就其對國民黨執政危機根源之認識而言，此等表述不可謂不深刻，亦不可謂不沉重，何況還出自國民黨中央大員的手筆。既然國民黨已經從當年號稱代表全民實行“三民主義”的政黨，淪落為不僅不能代表工、農、商之利益，甚而不能代表維護其政權基礎和運作的多數黨員和下級官吏的利益，“而只代表少數人之利益”，那么，國民黨怎么還能要求哪怕是自己的黨員（更不必說黨外的廣大社會階層和民眾）為維護這“少數人之利益”而不惜奮斗犧牲呢？因此，當國共之爭到了最后關頭，對國民黨而言，不只是社會“人心”已失，即其黨內多數“人心”也不再歸屬于黨。黨內下層是麻木不仁、得過且過，不少有權有勢者則是只圖利用權位、謀取個人私利，以至拔一毛而利其“黨天下”所不為。以至蔣介石也不禁感嘆：“權利是個個人都要享受，責任是沒有一個人肯來分擔。對于公家的事情，不是袖手旁觀，不聞不問，就是爭權奪利，互相防范”；“我們為什么會弄到這種地步，為什么會弄到人人束手無策，人人失去信心”；“本來在很好的環境，具有很好的條件，一到我們的手里，就毫無辦法，這真是最恥辱最可痛的問題。”勢已至此，夫復何言；一葉知秋，何論其他。難怪非國民黨員的著名學者傅斯年近乎沉痛地寫道：“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臺，并不由于革命的勢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潰！”讀了這樣的表述以及書中所引的其他國民黨人自己的表述，對于國民黨為何失敗，讀者諸君完全可以得出自己的認識和判斷，而不必再勞動作者去喋喋不休地強加于人。
不過，對歷史演進給出一定的解釋，建構并回答歷史的問題，仍是歷史研究的魅力所在。所以，本研究中也難免有一些作者自己的看法，至于這些看法對不對，是否合乎歷史本來的面目，則只能由讀者去評判，亦非作者所可自說自話。當然，文責自負，這些看法無論對錯，概由作者負其責，而不可推諉于所謂主觀能力與客觀環境是也。
本書各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不少海內外師長、同道、友好乃至社會各界有識之士的批評、指正、討論、建議。對本研究作出貢獻的人士眾多，恕本人不在此一一列名，以免掛一漏萬之疏失而致內心無限的歉疚，但他們的貢獻本人將永念于心，在此謹致衷心的謝意。本人工作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歷任領導和科研主管、圖書典藏部門的負責人，對本人的研究一向持包容激勵的態度，并予以不少的支持，借此書出版之機，也對他們表示衷心的謝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對學術著作出版的積極支持，使得可能并無多少市場銷路的如本書這樣的學術著作能夠順利出版，也對他們的眼光和貢獻表示衷心的謝意。
讀者諸君是所有學術成品最終和最好的評判人，書既出版，則作者就不必再嘮叨什么了，唯有以誠惶誠恐之心，等候讀者的評判，但愿他們還能給出及格的分數，那就于愿已足矣。
附圖書介紹與書摘：
叢書名： 近世中國
作 者： 汪朝光 著
出 版 社：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0-2-1
I S B N ： 9787509713082
定 價：￥49.00
內容簡介
什么是歷史命運？歷史命運無非是在歷史活動中的個人和集體無意識或有意識的集合行為所創造的結果，或亦可謂歷史之“勢”也。作為20世紀上半葉中囝最有政治活動力、組織力及創造力的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兩度合作，兩度分裂，從化友為敵到化敵為友，從兄弟協力到兵戎相見，從黨爭政爭的文斗到戰場廝殺的武斗，他們各自都在以自己的奮斗，塑造著中同歷史的命運。1945～1949年的國共政爭內戰，為20世紀上半葉國共兩黨恩怨交織、糾纏一體的爭奪史畫上了句號。聞民黨的失敗與共產黨的勝利，使中國的命運從此開始了新的一頁。
作者簡介
汪朝光，1958年生，江蘇南京人，1982年2月畢業于南京大學歷史系，1984年12月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此后一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現為近代史所研究員。著有《中華民國史》第三編第五卷，《中國近代通史》第六、十卷等及學術論文數十篇。
編輯推薦
《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1945～1949年可謂20世紀上半葉中國歷史演進的關鍵性年代。抗戰勝利的喜悅激發了國人對大國崛起的憧憬，然不旋踵爆發的國共全面內戰，則使每個國人又一次在面對“中國向何處去”的追問時都不得不作出自己的抉擇。這次抉擇的結果，不僅決定了20余年國共政爭的大結局，也決定了這以后中國的歷史命運，決定了延續至今的中國基本政治格局。
目錄
前言
第一篇 抗戰勝利后的國共糾葛及國民黨的因應
第一章 國民政府對抗戰勝利之初期因應
抗戰勝利不期而至，國民政府的因應有得有失。得為能在復雜多變的情勢下掌控局面，重建收復區統治，并獲取大量物質資源；失為接收缺乏周密規劃，為官吏貪瀆大開方便之門，若干私心自用的政策廣受社會輿論批評，從而使其本因勝利而得來不易的聲望忽由高峰而低谷。
第二章 戰與和的變奏
國共兩黨雖然簽訂了“雙十協定”，但由于并未解決軍隊和地盤的根本問題，仍然發生了大規模武裝沖突。其后，由于軍事較量的相持和外部環境的變化，國共實現停戰，召開政協。但是，停戰缺少內在動因，國共的妥協只是時的“迂回”，并不妨礙各自實現其基本方針的決心。
第三章 戰后國民黨對共政策的關鍵轉折
國民黨強硬派的主張與行動，是國民黨面臨可能失去一黨壟斷權力時的本能反彈；他們對國民黨特殊利益的維護，有深厚的黨內基礎。六屆二中全會的余波所及更延續至會后，使戰后國共關系由相對緩和而急轉直下，最終導致大規模內戰的再起。
第四章 關于“官僚資本”的爭論與國民黨執政的危機
國家資本因戰后接收而實力大增，達至其最高峰，由此導致國民黨內外對“官僚資本”的強烈批評。在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其黨內高層對“官僚資本”問題有激烈的討論和爭執，表現出國民黨對其統治危機的深重擔憂。但國民黨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從而成為影響其統治穩定的重要因素。
第五章 國民黨的危機因應
國民黨多年壟斷執政權力的思維定式，以及蔣介石利用他在國民黨內的獨斷權力，控制著六屆三中全會的總體進程及其決策，會議未能解決國民黨面對的種種問題。
第二篇 國共東北爭奪及其成敗得失
第六章 國民黨內關于東北問題的激烈爭執
國民黨對蘇外交天平的偏轉，使蘇聯對國民黨的疑慮大增，從而更不利于其接收東北；其黨內派系之爭及個人情緒發泄，亦不利于其凝聚共識，作出合理適當的解決東北問題的決策。
第七章 東北停戰與國共戰略的調整
在美國的調停下，東北暫告停戰，但由于國共各自立場迥異，停戰期內的談判一無成果。國共雙方過往的脆弱互信，并未因東北停戰而得以繼續。相反，國共均在停戰期內對全盤戰略作出重大調整，東北問題最終牽動大局，全面內戰不可避免。
第八章 戰后中蘇東北經濟合作交涉
蘇聯要求經濟合作，既無法理依據，且事關中國國家利益與民族感情，國民政府的拒絕應為正當。但如何既不失國家利益，又維持其黨派利益，國民黨的立場徘徊不定，前方與后方有較為明顯的差異，無法達成對蘇政策的一致意見，談判的最終失敗并非偶然。
第九章 戰后旅大接收的國共蘇三方博弈
國民政府接收旅大的失敗與中共爭奪旅大的成功，有其較為特殊的方面，
即中共因其與蘇聯在意識形態和利益關系的基本一致性而得到蘇聯的大力支持，使國民政府難以達成接收旅大的任務。
第十章 中共與蘇聯在旅大的合作與分歧
對于和旅大蘇軍當局的關系，中共高層更多是從全局意義把握和考量，不會太過計較具體得失，因為在和國民黨爭奪全國政權的斗爭中，中共首先的、根本的目標是勝利，而非其他枝節問題，這恰恰表明了中共高層深謀遠慮之所在。
第三篇 國共內戰面面觀
第十一章 軍調部述論
國共兩黨對戰后中國的發展道路有著不同的理解與追求，對于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根本問題，軍調部無能為力。軍調部的最終解散，既是戰后中國國內政治發展、國共兩黨關系分裂的必然產物，也是美國干預中國國內政治的失敗此后，中國的命運就將由戰場的勝負決定了。
第十二章 1946年的國共軍事整編復員
國共兩黨為堅持實現自己的理念，都不會輕易削弱軍事力量。所謂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在缺少民主的政治環境下，軍隊是民國時期決定黨派政治命運和生死存亡的關鍵因素，因此，脫離政治現實的軍事復員整編是很難進行的
第十三章 國民黨內戰軍事失利原因之辨析
在戰爭的實際進程中，誰勝誰負并不在于誰不犯錯誤，而往往在于誰的錯誤犯得更少，誰改正自己的錯誤更迅捷。當國民黨軍從戰略到戰術，從指揮到作戰，從前方到后方，屢屢犯著同樣的錯誤而不知或不能改正時，實際已可判斷這場戰爭最后的勝利者究屬何方。
第十四章 國共內戰初期的蘇北戰場
國民黨的蘇北作戰方針較為保守，目標過于局限，既未能一鼓而下蘇北，又未能嚴重打擊中共主力。中共對蘇北作戰方針本有爭議，但在實戰中得以協調一致，在大勢退守中保持了部隊戰力，并以蘇北作戰實踐發展出較為完整的內線作戰方針。
第十五章 國民黨的“戡亂動員”
以嚴刑峻法為表征的“戡亂動員”，非但沒有能實現國統區的社會穩定，反而凝聚了社會各階層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之心，加速了他們對國民黨統治的離心離德，最終亦未能挽救國民黨統治之衰頹與敗亡。
第四篇 戰后中國社會
第十六章 戰后初期中國經濟的恢復與重建
內戰是經濟恢復與重建中面臨的種種困難的根本原因。在已經殘破的經濟基礎上，進行又一場戰爭，不僅導致經濟體系難以承受，從而使經濟恢復與重建成為泡影，而且最終也摧毀了國民黨賴以統治的經濟基礎。
第十七章 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長之經緯
宋子文是國民黨內外公認的財政金融專家，惟當宋氏以行政院長身份登上其個人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并亟思施展抱負之際，卻折翼于其所擅長的財政金融領域，終至因此掛冠而去，退出政治中樞，其間之風雨波折，不禁令人感嘆時移勢易，造化弄人。
第十八章 蔣介石與1945年昆明事變
昆明事變以龍云解職離滇、國民黨中央政府和蔣介石獲勝而結束。龍云解職后，云南仍未完全聽命于國民黨中央政府，蔣介石亦不能不表示向現實的妥協，且事變對其后云南政局的發展有深遠影響。
第十九章 大陸輿論對臺灣“二二八”事件之反應
臺灣“二二八”事件發生后，大陸主要新聞媒體迅速報道并發表了不少評論，《申報》《大公報》與《文匯報》或多或少對國民政府持批評立場，可謂民聲的代表；《中央日報》則站在維護國民黨統治的立場，可謂官聲的代表。
第二十章 戰后中間黨派的政治抉擇
在短暫的和平時期，國共兩黨都希望通過爭取中間黨派作為自己的盟友，獲得更多的政治砝碼，由此造就了中間黨派的地位。但在當時的現實環境中，中間黨派的地位又是脆弱的，他們沒有可靠的實力在國共兩黨武力相爭時獨立存在，只能選擇非左即右的政治立場，不是投靠國民黨，就是親近共產黨。
參考文獻
書摘
第三章 戰后國民黨對共政策的關鍵轉折
毫無疑問，自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6年年中全面內戰爆發，中國時局發展與演變之錯綜復雜、波譎云詭，反映出戰后中國面臨的根本問題，即戰爭還是和平。這是此時國人關注的重點，也是各種政治力量爭執的焦點。在所有有關這一時期的事件進程和矛盾關系中，國共兩黨仍是當然的主角。國共矛盾不能解決，國共關系不能緩和，就意味著戰后中國問題無法和平解決。就國共力量的對比而言，國民黨無疑占據著優勢地位，這也決定了其政策走向將極大地影響到國共關系的發展進程，而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就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可謂戰后舉行的最重要的一次國民黨中央全會，它不僅全面檢討了國民黨的戰后政策，確立了國民黨戰后政策的基本走向，而且著重討論了政治協商會議與國共關系之相關問題，從而深刻地影響到戰后國共關系的發展，并使此一關系由相對緩和而急轉直下，基本終結了自政協開始的戰后民主化進程，最終導致內戰戰火再起。關于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中國大陸學者雖在研究戰后中國政治時對此次全會多有提及，但具體研究甚少，海外學者則仍未見對此之專門研究。本章以臺北所藏此次全會史料為依據，重點敘述六屆二中全會關于政協與國共關系問題之討論經過及其結果，并分析其間國民黨對共政策之轉變過程與意義。大陸學者的研究，請參閱鄧野《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研究》，《歷史研究》2000年第1期，文中對六屆二中全會之前因后果有較為全面深入之論述，惟因資料所限，對全會之具體進程所述有限。除了政協與中共問題外，六屆二中全會還就對蘇關系、東北問題、政府施政與財政金融經濟等問題進行了激烈爭論，有關情況見正文探討。
一 六屆二中全會對政協及對共政策爭論之背景
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之召開及其有關對政協及對中共政策之爭論，緣起于1946年1月間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政協通過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決議，這些決議之付諸實施，就意味著國民黨勢將失去一部分長期由其一黨壟斷的權力，并改變所謂的“訓政”體制，國民黨內因此而有強烈的不滿與反對聲浪。而政協決議之能否實行，又在于當時中國第一大黨和執政黨國民黨之態度，為了因應此一劇烈變化之局勢，國民黨有必要召開中央全會，以統一黨內思想，決定國民黨對政協和中共的政策。關于政協及隨之而來的民主化進程之頓挫，請參閱汪朝光《1946年早春中國民主化進程之頓挫》，《歷史研究》2000年第6期。
在政協通過的五項決議中，最為國民黨所不滿的是關于憲法草案和改組政府的決議，前者否定了國民黨所中意的總統制“五五憲草”，而改行隨時可以倒閣的責任內閣制；后者則要求國民黨改組政府，容納反對黨，使長期由國民黨一黨把持的政權成為聯合政府。這兩個決議在政協討論中曾經引起激烈的爭論，國民黨對此并非沒有保留，但是在國內外壓力下，并由于中共采取的以接受舊國大代表逼迫國民黨讓步的策略，使國民黨無法反對這兩個決議的通過。1936年，為召開國民大會，通過憲法，舉行了由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大代表選舉。但由于種種原因，國大始終未能召開。國民黨要求參加政協的各黨派全盤接受當年選出的國大代表，遭到各黨派一致反對，且被輿論批評為，“任何人不雖然如此，國民黨內多數人對這兩個決議，尤其是憲草決議，能相信，十年前由國民黨一黨包辦的選舉能夠公平合理。即說政府辦理并無私心，可是以十年前所選的代表，來代表十年后的民意，又是誰也不能承認的。”（《國民大會問題》，《新民報》1946年1月18日）但國民黨為了舊代表的既得利益，不肯讓步，遂使此案形成僵局。為此，中共代表周恩來提出：國大舊代表我們當然不能承認他們為合法代表。但如果在若干問題上有好的民主的出路，那么，對于這一件違背民主的事情，人民或者還能諒解（《政協文獻》，歷史文獻社，1946，第124頁）。也就是說，國民黨需要在其他方面作出讓步，如憲草案與改組政府案等等，以換取舊代表的保留。實際上，還在政協召開前，周恩來即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提出，如果能在政協中商定憲草原則，國大只限于在形式上通過憲法，并增加中共和各黨派代表，舊代表的作用就不大了，還可永久保留我們批評舊代表的權利（《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第12頁）。最后，在國民黨于憲草和改組政府等問題上做出讓步，并同意各黨派約束其代表在國大支持政協憲草和中共與民盟獲得在國大與政府中之否決權的前提下，中共及各黨派才承認了舊國大代表有效。由于周恩來的談判謀略，中共在這個問題上并無損失，相反國民黨則不能不為舊代表的合法性而做出重要讓步。一直表示強烈的反對。關于國民黨為何以政協憲草原則為反對之中心?請參閱鄧野文。蔣介石在政協閉幕式的演說和《中央日報》發表的評論，都強調憲草修改原則不過為國大“參考”，并不因此影響國大的權限，從而透露出國民黨對政協憲草決議的實際態度。《中央日報》在政協開幕當天發表的社論稱，“政權之歸還于國民，乃以國民大會為唯一的樞紐，而以五權憲法為正常的軌道。因此，召開國民大會才是憲政的成功。至于政治協商會議乃是國民政府在國民大會召開之前的一種權宜的重大措施，并不是民主政治完成和其完成所必經的步驟。”（《政治協商會議開會》，重慶《中央日報》1946年1月10日）這實際反映了國民黨與中共對政協看法的重大區別，中共期以其解決實際政治問題，而國民黨不過視其為權宜之計。政協召開前，國民黨本擬有甲、乙兩案，甲案提出在國大未舉行以前，以政協為解決國是之過渡機構，該會之決議，由國民政府付諸實行。乙案則提出在國大未舉行以前，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增加國府委員名額三分之一，由主席提請選任黨外人士充任之，同時修改行政院組織法，增設政務委員若干人。結果蔣介石批：似照乙案為宜。（《和平建國方案》，1946年1月，《蔣檔：特交檔案•分類資料•（防共）國共協商卷》：012卷2號）可見蔣介石自始即無奉政協決議為圭臬之意。
國民黨關于政協的爭論，實際上反映了戰后國民黨內對內外環境和國共關系的不同看法。一派為強硬派，視政協為應付時局之舉，所謂以和待戰，并以CC系、黃埔系及若干堅持反共立場之高級官員為主力；另一派為溫和派，主張考慮國內外大勢，與中共謀和，并以政學系、英美系及若干與蔣接近之高級官員為中堅。兩派對國民黨根本利益的維護其實并無差別，所不同的是，后者之主張將使國民黨現時就要讓出若干以往獨享之權力，自然引起前者之強烈反彈，并自詡為國民黨利益更忠實的代表。但對前者而言，“不幸”的是，后者在國民黨政協代表中居于多數。參加政協的國民黨八位代表，孫科、王世杰、邵力子、張群主張對共妥協，陳布雷傾向于妥協，吳鐵城態度不定，只有陳立夫和張厲生持反對態度。國民黨未為政協舉行黨的決策會議，而主要依靠政協代表與蔣介石的個人溝通決定政策，于此均對溫和派有利。溫和派認為：如決心在政協徹底解決中共問題，則應抱最大之忍耐，定最后之讓步，持與各方融洽協商。他們的出發點是：國內方面，大戰以后，民多厭戰，如仍用兵殊非人民所愿贊同；百業凋殘，民力已盡，作戰費用極難籌措；人民如仍無以為生，勢必鋌而走險，易受共黨之煽惑裹挾，致與政府對立；國軍風紀不佳，督之繼續作戰，一敗即難收拾。國際方面，美國與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對國共均施壓力，如過于反其道而行之，恐將招致共同干涉，或美軍即行撤退；倘使美軍民演變至“棄我如遺”，則影響之惡劣不難預計；復當防蘇聯因不滿英美之故，更以共黨之擾亂為有利，嗾使共黨為所欲為。因此，軍事解決困難殊多，亦為國際所不愿，惟有利用政協以求解決內部糾紛。他們認為，政協能合理合法徹底解決中共軍隊與政權問題固好，即使不能解決，起碼亦須使其他小黨派能參加政府，并使中外同情政府之苦心，為國民黨贏得國內外支持。《國民黨關于政協的意見簽呈》，《蔣檔：特交檔案•分類資料•（防共）國共協商卷》，010卷5號。他們之如此認識，對國民黨在政協的讓步確不無影響，但也激起了國民黨黨內更激烈的爭論。
政協閉幕后，民主化進程開始啟動。2月中旬，憲草審議委員會舉行會議，就憲草問題作原則探討。有關情況，請參閱孔繁霖編《五五憲草之評議》，時代出版社，1946。2月25日，國共美三方代表張治中、周恩來、馬歇爾簽署了《關于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就國共雙方長期爭執不下的軍隊問題作出原則規定，重慶《中央日報》1946年2月26日。使戰后國共關系之緩和達到高峰。為了回應國民黨內對政協的批評，參加政協的國民黨溫和派代表均有公開言論為政協辯護，孫科稱政協決議已經黨內通過，成就很大，并稱如六屆二中全會“壓迫他，他即脫黨”；張治中宣傳政協獲得圓滿成功，認為中國“結束了過去以武力從事政爭的舊歷史，并將步入和平建設的新時代”，保證國民黨將百分之百地履行政協決議；王世杰、邵力子等也為國民黨在政協的讓步作了辯護。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593頁；《新華日報》1946年2月9日；《王世杰日記》，1946年2月3日；《時事新報》1946年2月24日。蔣介石的謀士之一陶希圣認為，政協“為政局轉變之開端。本黨之政策固以開放政治而統一軍權為基點，然即令軍權不能如愿統一，甚至再決裂而用兵，政治之開放亦為定局。蓋必如此，始可在國際獲得諒解，在國內致共黨于孤立也”。為了因應政治開放后的局面，他向蔣獻言，“本黨必須把握最后之力量，培養社會之根基，改變作風”，“今后一定時期之內，本黨必須能退始能進，且以退為進，必須能守始能攻，且轉守為攻”。在具體作法上，他建議“黨的作法必著著改變，其基本方向為轉化由上而下之統治，為由下而上之競爭。黨必施用壓力及助力，使黨員向實業、文化、地方自治、國防建設數者投身。尤期其各守社會的立足點，從事選舉運動，以爭取各級民意機關之地位”。陶希圣：《對政治協商會議及其后政局轉變本黨之政策》，《蔣檔：特交檔案•分類資料•（防共）國共協商卷》：015卷10號。
但是，支持政協及對共緩和的力量并非國民黨內主流意見，政協對國民黨之沖擊遠較外界認知的更為嚴重。因為政協決議一旦實行，即意味著國民黨將由無競爭的一黨壟斷執政權退而為通過民主競爭而取得執政權，在這個過程中，一定有相當部分的黨員失去執政時的既得利益，而且也有國民黨在民主競爭中敗陣，從而最終失去執政地位的危險，因此其黨內對政協的強烈反彈非為無因。與政協前后中共無論公開還是私下對政協的積極評價相比，國民黨則無論公開還是私下對政協均以負面意見居多。1月至2月間發生的滄白堂與較場口事件，可謂一葉知秋，當時的社會輿論認為，國民黨“如果心理上先蒙上一層陰影，對于鬧嚷嚷、活潑潑的人民行動看不慣，一定要以拳頭鐵條打擊別人表達意見的自由，那可就太危險了。以小喻大，則滄白堂的石塊與較場口的鐵條，可能就是國家大亂的縮影。”《民主的習慣》，上海《大公報》1946年2月12日。然而情勢的發展正應了輿論之擔心。政協閉幕后，國民黨內對政協的反對聲一浪高過一浪，并以憲草決議為攻擊重點。首先是支持國民黨的憲法專家公開撰文，從法理角度攻擊政協憲草與“五權憲法之精神大相徑庭，而且十之七八皆根本欠妥”，尤其是“對于中央政制之擬議，幾無一是處”；聲稱“如果曲解了五權憲法的原則而制定的憲法，也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憲法”，主張堅持國民大會應為有形的存在；五院行使治權，不容與政權相混；省長可以民選，但不主張省憲。三民主義憲法促成會編印《憲草修改原則批判集》，1946，第116、118、57、63頁；孔繁霖編《五五憲草之評議》，第87~88頁。政協憲草案規定由選民投票行使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權，是為國大，從而將有形國大化為無形；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從而隨時可以發動倒閣；省得制定省憲，保證了地方自主權。這樣的憲法當然對中共和其他非執政黨有利，而不利于國民黨和蔣介石個人的集權。實際即反對政協憲草的國會制、責任內閣制和省自治原則，而主張中央集權、大權獨攬的總統制，以利于國民黨和蔣介石個人集權。同時國民黨輿論工具又發表了一系列指責政協的文章，聲稱政協只能代表黨派意見，不能代表全體國民意見；國民黨只能“還政于民”，不能“還政于黨”；政協決議沒有法理效力，不過供政府采擇，應該由國民大會決定，等等。參見李旭編《政治協商會議之檢討》，時代出版社，1946；孔繁霖編《五五憲草之評議》；《憲草修改原則批判集》。葉青（任卓宣）撰文對政協的攻擊可為代表，該文稱：中國現在的政治問題是統一和民主二者。政協對于統一無所成就，對于民主的成就則是分贓。這有什么好處呢？沒有，但是壞處則有之。對于統一，政協把它由現階段徹底完成推到北洋軍閥時代的聯省自治。對于民主，政協把它由20世紀的民主政治（三民主義的）推到18世紀的民主政治，個人主義的，就中國而論，則是由北伐以后的民權主義推到辛亥革命以后的代議政治。這不是開倒車嗎？如果政協決議一一見諸施行，那就要造成中國退步，政協帶有濃厚的反動性質。葉青：《政治協商會議決議之檢討》，李旭編《政治協商會議之檢討》，第179頁。政協既已被他們認定為“反動”，則他們對政協的反對可謂“吊民伐罪”，國民黨內反對政協火藥味之濃于此可見一斑。公開的反對已經如此激烈，私下的反對則更無顧忌，在國民黨高級官員的各種私下集會中，對政協的反對已蔚為潮流，這些反對意見可見《王世杰日記》、《徐永昌日記》和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1946年1月至3月間的有關敘述。所有這些均為六屆二中全會對政協及對共政策之爭論準備了條件。
國民黨最高領袖蔣介石對政協實際也不滿意。1月12日，蔣在日記中寫道：“頒發停戰命令，以及宣布政府關于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等四項要旨，在現時觀之，對于政府乃為不利……但為國家前途計，此時只有忍辱負重耳！”他又在其年末反省錄中寫道：“自一月十日政治協商會議開會與頒發軍事停止沖突令后，政府無論政治、軍事各方面，皆處于被動逆勢”，“余此時之處境，乃至感痛苦。”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6（上），第13、348頁。“忍辱負重”與“至感痛苦”是蔣對自己態度的最好說明，也是他事后對國民黨各級干部所不斷表白的。
作為國民黨的領袖，蔣介石當然感到了實行政協決議對于國民黨和他個人統治地位的威脅，但他不會就此束手，而是謀劃如何推翻政協決議。政協剛剛閉幕，2月4日，蔣介石在接見外國記者的談話中，談及改組政府時稱：現在乃政黨合作之開始，將來政府采取何種方式須由國民大會決定。中國國民黨河北省黨部編印《政治協商會議之經過及有關文件》，1946，第49頁。這里已透露出蔣不承認政協?議的訊息。10日，蔣約請國民黨高級干部談話，由憲草案入手，表示了他的意見：“此次政治協商會議中，憲草所決定之原則與總理遺教出入處頗多。余事前未能評閱條文，在協議決定以前，不及向本黨代表貢獻意見，以相商榷。協議既定之后，本黨代表八人所同意者，黨不能不為八位代表負責，雖有不同意之處，黨亦只好為所派遣之代表負責也。然事實上欲據此原則作為定案，則窒礙甚多，且決不能拘束國民大會而使之通過，亦為甚明之理。”對憲草決議規定的國大形式及中央和地方政制，蔣均提出了反對意見，并“深望今日在座之各位老同志，于此次憲草審查委員會開會時，盡保障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責任。”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6（上），第41~43頁。蔣的這番談話，明白無誤地要否定政協決議，在座諸位國民黨高級干部更不會不領會蔣之心思，故追根尋源，國民黨內對政協決議之反對實源于蔣介石，由此也不難理解，為何政協以后國民黨多數人視政協決議為無物，并對其大加攻擊了。
二 六屆二中全會對政協及對共政策之爭論
1946年3月1日，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在重慶開幕。檢討國民黨對政協決議的態度，并確定應取立場，為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中共問題本未列入會議日程，可是在1日舉行的預備會議上，劉健群（中執委、三青團副書記長、黃埔系）首先質問：共產黨問題是否包括在政治協商會議報告內？并提出關于各黨派動向，尤其共產黨方面，應作詳細檢討。主持人、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經請示蔣介石后答稱，共產黨問題，總裁說可以包括在政協會議報告內。次日，蔣介石又將李宗仁關于政協后應如何訓練黨政人員以為他日政爭之資本的電報批給吳鐵城，并稱“今后究應采取何種方式與異黨斗爭，確為當前第一急務。希即提出二中全會商擬具體方案為要”。接著，劉季洪（中執委、西北大學校長、CC系）等六人提議：“此次政治協商會議之主要目的，在求軍隊國家化，中共軍隊究竟能否遵照協議改編？有無誠意？政府有無把握使其就范？擬請先作報告，再行檢討。”這樣，對共政策就在國民黨內部分人士的要求與蔣介石的縱容下，成為會議主題之一。
關于對政治協商會議及對中共的政策，在六屆二中全會的第八次和第九次會議上進行了激烈爭論。3月7日，二中全會舉行第八次會議，由戴季陶主席。本次會議的發言均見《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第八次會議速記錄》，黨史館：62/612－1。首先由孫科報告政協經過，說明“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完全是秉著本黨多年來以政治方式解決國是的一貫政策”，并對政協各項決議進行了解釋；認為各黨派代表在會中“對于每一問題都能殫精竭慮，多為國家民族打算，少為黨派利益計較”；強調“所有的協議，都在不違背革命主義，與不動搖國家法統之下，來容納各方面的可行的意見”。
孫科報告后，首先發言的是張繼（中監委、國府委員、前西山會議派），他一向以老資格反共領袖自居，持僵硬的對共立場。他提請與會者注意，此次會議的主要目的就是討論政協的結果，因此希望大家慎重考慮與討論。他認為：政協就是容共，結果是政權中心發生動搖，因此對事關國民黨存亡之政協，根本反對，并請總裁重新考慮，把政協協議根本推翻。他質問說：共產黨絕不肯把軍隊交出來，我們為什么還要給其法律名義和地位，讓其來搗亂？既然政協的錯誤，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為什么不趕快設法糾正？他的結論是：對政協協議根本反對，不如否決了，我們中央還有辦法，好壞也罷，大家一致，不然共產黨同在里面更不得了。張繼的意見代表了國民黨內對政協和對共政策的極端反對派，主張不承認政協決議，即使為此與中共決裂亦在所不惜。
發言贊成張繼意見的還有若干人，如羅貢華（候補中執委）、苗培成（中執委、兩湖監察使、CC系）、張強（中執委、CC系）、黃宇人（中執委、CC系）等。他們的意見是，政協是國民黨的失敗，而這個失敗的結果，不能不說是國民黨前途的最大危機。他們主張將政協決議由二中全會否決，以后再另想辦法。
賴璉（中執委、海外部副部長、CC系）的發言代表了另一種意見，即承認政協決議的現實，但須有一定條件，而對憲草決議則不承認。他在發言中稱：政協的召集是求國內的團結，適應國際的情形。總裁這種苦心孤詣，我們應絕對尊重和原諒。但政協事實不但變更了政府的根本性質，而且動搖了黨的法統，憲草案修改了總理遺教，是我們黨的羞恥，也是國民黨最大的讓步，結果是助長了異黨氣焰，減低了同志斗志，動搖了革命精神，增加了黨內離心力，暴露了本黨弱點，鼓勵了政客投機取巧，僥幸分子造反作亂，使國民黨面臨最大的危機，如不予挽救，前途實不堪設想。
全會發言者中主張有條件接受政協決議的意見最多，其中有谷正鼎（中執委、黨政軍聯席會報秘書長、CC系）、李中襄（中執委、CC系）、任卓宣（候補中執委）、張道藩（中執委、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CC系）等。他們認為：政協是國民黨最大的失敗與恥辱，使黨員對中央喪失了信心，發生了離心力，值得反省警惕。但失敗既已成為事實，自然只有設法補救。他們因而主張，政協協議的實行應有條件，最重要的是憲草及國大問題不可讓步。他們提出幾項建議：（1）必須要共產黨交出軍隊，并且一定要在共產黨軍隊真正國家化以后，才能發表共產黨的政府名額；（2）不能媚共，本黨參加政府工作的人，再不可以有容共媚共分子；（3）五權憲法不能動搖，如果沒有了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黨還有什么存在價值？（4）憲草應交國大討論，由國大自由采擇，不能約束黨員代表接受政協憲草。
反對政協最為積極的代表人物之一谷正綱（中執委、社會部長、CC系）在會上作了聲淚俱下的發言。他認為：政協是國民黨最大的恥辱，最大的失敗。但是從另一角度，因國內外形勢的關系，要應付現實的策略，不失為適當的運用。不過讓步是有一定限度的，本黨掌握的政權可以交出，但是本黨的理論及思想絕對不能被曲解及繳械，所以憲草案不能由五權憲法變為三權憲法。三權憲法在理論上和制度上，實在是違背現代潮流、被革命的東西，是陰謀家想從多黨聯合政權制度下，達到一黨政權的毒辣手段的過程。因此什么都可以讓步，唯獨對于五權憲法，絕對不可以讓步。他激動地說：今天在此大會中，在總理遺像面前，在全體同志之前，本人要求保留我這個權限，我要為這個制度奮斗到底，同時希望各位同志，為擁護我們總理的遺教，為本黨和國家民族的前途著想，必須為這個制度奮斗到底。速記錄記載：谷此時邊說邊流淚。此前，谷正綱在1月31日國民黨決定接受政協決議的中常會中已經流過一次淚。為了反對政協決議，谷正綱兩次在黨內討論時公開流淚，可見其反對態度之堅決。對于政協決議，他主張有條件接受，在維持我們最高理想和軍令政令統一之下接受，咬牙切齒地接受。因為國內外情勢，都希望和平，尤其老百姓切盼和平，我們如果不取這種政略，則破壞和平的責任要加在國民黨身上。從谷正綱的發言，我們確實可以感知當年國民黨強硬派對于政協決議之“聲淚俱下”與“咬牙切齒”。
在7日的會議上，蕭錚（中執委、CC系）就國大代表名額與中共是否有秘密協議問題提出質問，得到黃宇人、張繼等呼應。參加政協國大小組的張厲生（中執委、內政部長、CC系）解釋說，共產黨和民盟曾要求國大四分之一的代表名額，我們沒有答應，同時對河北、察哈爾等省有諒解，即共產黨有政權的地方，可以容納若干代表名額。蕭錚追問：是不是共產黨和民盟有否決權？張厲生答稱：因為國大我們有多數代表，他們要保留相當代表的數目，這樣對于若干問題有商量的資格。張厲生對這個問題閃爍其詞的解釋，引起了與會代表的不滿。同時參加政協國大小組的吳鐵城，在與會代表的一再追問下說了老實話，他稱：當時共產黨和民盟是有這個條件，如果要他們承認舊代表，就要保留他們四分之一的代表名額，這確有諒解。黃宇人認為這一秘密諒解違反黨綱黨章，要求中執會懲處，但吳鐵城推說，這不是我們八個代表的意思，是經過黨團的商量與總裁的指示而奉命去辦的。
在7日會議關于政協和對共政策的發言中，對政協和中共較少批評，而著重于主張從國民黨自身缺點找問題的發言者居于多數。白云梯（中執委、蒙古族）、格桑澤仁（候補中監委、藏族）與傅啟學（候補中執委、貴州教育廳長）在發言中認為：講民主，就必須講妥協。民主政治，就是妥協政治。站在國家的立場，憑良心說，政協前國內外情形的惡化，實在不容再壞下去，非有一個補救辦法不可。政協的召集與決定事項，不能不承認是一個辦法，固非全妥，但是除此未必有更好的辦法。政協的結果，在某種觀點上說，本黨有失敗，但失敗的原因寧可說是我們過去不努力，或努力不夠的結果。如果我們單是暴露了一身的毛病，而不認真醫治，外面的醫生們在躍躍欲試，恐怕我們最大的失敗還在后頭。解決辦法應是集中力量，一致努力奮斗。
由于在7日的會議上，反對政協及其決議，指責中共，批評國民黨讓步過多的言論幾成一邊倒，面對這種情況，即使是主張對共妥協、實行政協決議的人士，如孫科、王世杰、張群、張治中等，在反對派的聲勢和強大壓力下，均噤口不言，以免成為被攻擊的對象。唯有邵力子（中監委、國民參政會秘書長）一人，出面為政協決議作了正面辯護。他在發言中首先說明，當時所以委曲求全，前提是為了國家和平，停止?事沖突，恢復交通，使人民安居樂業，國家可完成經濟建設。但以這樣的前提實在有許多難題。第一我們急于要實施憲政，召集國大，通過憲法，但是在軍事沖突沒有停止，交通沒有恢復的情形下，開國大通過憲法，這對國家是否有益？所以若干問題要忍耐。第二關于國大代表問題，憑良心說，假使本黨能將所選的代表犧牲，重新選舉，是最好的方法。但因為有這難題，所以有許多地方不能不讓步。不讓步就得破裂，但沖突不停，國家前途不得了，因為本著這個良心，所以我們認為不能破裂。既不能破裂，又要在5月5日召開國大，通過憲法，承認已經選出的代表，只能在憲草問題上讓步。邵力子坦承，我個人的見解與總裁命令不符合，與各位意見更不符合，憲草修正原則有不妥當處，可以糾正與改進，但我不承認它根本違反五權憲法。他表示：我是參加憲草組的，如有不對，我應向各位領罪，各位有提議要處分，我可以接受，不過把賣黨賣國的罪名加在我身上，我不能接受。黃宇人、苗培成、任卓宣在當天會上發言稱：自今以后，如果黨要免予滅亡，尤其要鏟除黨內黨外挾各黨派以自重的賣黨賣國作風；認為出席政協的幾位代表對五權憲法認識不清，信仰不堅，犯了很大的錯誤，違犯了黨紀，破壞了黨綱，應由全會議處。關于中共和民盟在國大的否決權問題，他認為在和平團結合作的前提下，國民政府提出適合這個原則的憲法草案，為什么不能通過？國民黨提出的憲草，只要符合天下為公的精神，怎么可以料到各黨派一定要破壞我們，不給通過。邵力子的發言雖為許多強硬派所不滿，但亦被認為“為人算有擔當”，在道義上得了一分。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597頁。
由于7日的會議發言者甚多，許多人尚無發言機會，而又有話要說，在8日六屆二中全會的第九次會議上，繼續辯論政協和對共政策問題，由居正（中執委、國府委員、司法院院長、前西山會議派）主席。本次會議的發言均見《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第九次會議速記錄》，黨史館：62/619。戴季陶（中執委、國府委員、考試院院長、前西山會議派）首先發言，他與前日發言打頭炮的張繼一樣，一向反共，并以老資格反共領袖自居。他在發言中稱，對于共產黨問題，將近十五年沒有請求發言了，現在不能不說。他認為世界和中國局勢，第一件事是和平，第二件事是和平，第三件事還是和平，只有和平才是我們的生路，可是看前途如何，心里非常焦心和擔心，擔心什么？就是怕歷史重演。他以李自成、張獻忠起于陜北為例，認為中共也正在陜北積聚力量，對國民黨形成重大威脅。但是對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他并未提出任何新辦法，而是重復了所謂智、仁、勇的老套。最后，他要求與會者對中共問題，必須認真費一番心思，下一番決心，否則上何以對祖宗，下何以對后代？他在發言中雖未明確提及政協，但實際持反對態度。
在8日發言中反對接受政協決議的有方治（中執委、重慶市黨部主任委員、CC系）、唐縱（候補中執委、內政部政務次長、黃埔系）、孫鏡亞（候補中監委、前西山會議派）等。他們在發言中充滿了國民黨長期壟斷政權而形成的自大與傲慢，言辭激烈地聲稱：民主同盟是什么黨？還有那些社會上沒人知道，根本沒有黨員的黨，我們與他協商，不知道用意何在？在抗戰勝利的今天，我們反變成革命的對象，你們說，我們服氣不服氣？雖然政府不免有缺點，由純潔的同志出來批評還可以，絕不應由強盜、軍閥、走狗、官僚來批評。他們認為，政協的召開，完全是由于我們不能有效地解決共產黨問題，時至今日，應該解決共產黨問題了。
主張有條件接受政協決議的發言者有程天放（中監委、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CC系）、呂曉道（候補中執委）、張九如（候補中執委、江蘇參議會副議長）、劉文島（中監委、鄂湘贛宣慰使）、鄭亦同（候補中執委、CC系）、薛篤弼（中執委、水利委員會主任委員）等。他們認為，對中共自去年起采取綏靖政策，一直到現在，有點像英國首相張伯倫的態度，也許有一天要采取丘吉爾的態度。他們都認為，憲草修改原則與五權憲法完全違背，不能接受，但他們也都主張，政協協議既經本黨代表參與審議，總裁親任主席名義，自不便全部推翻，除憲草案外之各項，均可以共產黨交出軍隊為條件而接受，并提出具體意見：（1）國民政府改組后，國民黨中常會成了無用的機構，要想法子；（2）在國府委員中，本黨委員的態度必須一致；（3）本黨國大代表事前應明白規定其必須服從黨的命令；（4）新推選八位代表參加協商。程天放質問說：反對黨既根本不要國大，又不反對有國大，實際則把國大取消了。請問世界上哪個政治組織，哪個機構可以無形？假如我們要求共產黨不但要將軍權交出來，取消邊區，還要取消共產黨，成為無形的共產黨存在于中國，試問他們能否接受？張九如則用跡近煽動的口吻說：我每天關心中共與政府方面的商談，愈關心便愈氣憤。到了二中全會開會，我的氣已減了一半，還有一半能否減去，要在將開的國民大會中判斷。此言之目的在于鼓勵二中全會對政協的反對意見，同時要求國民黨國大代表將來對政協憲草案予以否決。劉文島擔心，經過內戰外戰，各地人民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共產黨利用民間疾苦，未必不能得大多數民眾的擁護。但他自信國民黨有軍隊，有人民，有土地，而且都占多數，應該全黨一致，跟共產黨拼命。
在8日的會議上，只有鄧飛黃（中執委、云南省黨部主任委員）的發言未多批評政協和中共，而著重檢討了國民黨自身的問題。他認為：檢討失敗的原因，比檢討失敗更為重要。我們不必諱言，我們自己的缺點過多，在這種惡劣情況下，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和平，二是戰爭。講戰爭，則目前國內與國際各方面都一致需要和平。所以原則一定要和平，要和平只有協商。雖然這次協商中有許多事實沒有顧慮到，并且有些我們應該反對，但和平的原則卻是全國所需要的。檢討既往，正所以策勵將來。如果我們黨的組織仍是松懈，政治仍不清明，那么正是在政治斗爭時給共產黨一個進攻的口實。將來如果實行選舉，誰能保證五年十年以后的政權還是國民黨的。我們要是再不革新，將來的失敗定比今天還更厲害！
綜合兩天的會議，共有26位代表發言（不計報告人與質詢人），其中中執委和候補中執委20位，中監委和候補中監委6位；反對接受政協決議的9位，占發言人數的35％；主張有條件接受的12位，占發言人數的46%；兩者合計占發言人數的五分之四以上，形成壓倒優勢。而所謂有條件接受政協決議，因為在關鍵的憲法問題上否定了政協決議，中共絕不可能同意，因此實際也等于不接受。這部分發言者表現了強烈的反共情緒，顯示對政協的反對與反共是互為聯系的，他們反對政協是因為政協的所謂“容共”動搖了國民黨的一黨統治地位。在發言中著重于從國民黨自身找原因而未明確表示反對還是接受政協決議的有4位，其中2位是少數民族，在國民黨內并無多大影響力；主張基本接受政協決議的只有1位，居絕對少數；而表示完全接受政協決議的沒有一人，于此可知國民黨內對政協反對聲浪之強烈。主張接受政協決議的邵力子也認為憲草協議似須修改，因此只能認為基本接受。國民黨參加政協的8位代表全部出席了此次全會，他們在會上尚且不敢或不便表示全盤接受政協決議，更不必說本就反對政協的那些國民黨官員了。
對于CC系借攻擊其他派系而企圖獨攬國民黨權力的舉動，尤其是他們限制總裁權力的提議，蔣介石很是不滿。當革新派向其游說他們的提案時，蔣訓以“本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權制，你們主張民主固無不可，但不要因民主而忘了集權。”程思遠：《政海秘辛》，第189頁。正是由于這種種情況，使蔣感覺不能不出面說話，一方面對會議的反政協言論予以一定的限制，以維持國民黨的道義形象；另一方面更對CC系結合其他派系的舉動表示警告，以遏制國民黨內的派系之爭，也確保自己的至尊地位。還在全會有關政協的討論進行之前，3月4日，蔣介石在紀念周演講，根據會議動態，告誡代表不能“徒逞感情，執持成見，各行其是”；“切不可作片面的觀察，感情用事，憑幻想和主觀來決定行動，以致破壞整個的政策和終極的目的。”他強調召開政協出自他本人的決策，“不必責備本黨的代表”。但是，蔣要的只是對政協的表面敷衍，而在實際上他也照顧到國民黨內的情緒。對于最為黨內反對的憲草問題，蔣表示“有若干點實在與五權憲法的精神相違背，這不僅各位已經感覺到，我個人也有同樣的感覺”；“憲草正在審議，而且將來要提到國民大會去采納，國民大會的權限，自不受任何的約束，所以我們盡有討論的余地，各黨派如有真誠合作的誠意，也不能漠視本黨的立場。”他強調“我希望各位都相信我，我決不會不忠于黨，不忠于主義，而且絕不肯違反了總理遺教的。所以我絕對不會拋棄五權憲法而不顧的。”他還特別批評黨內有人認為“只要大家承認了三民主義，對于五權憲法，不妨變通一點”的看法，“實在是錯誤的”。最后蔣總結說：“這一階段，必須平心靜氣，體察國內國外的環境，采取適當的政策，來達到一定的目標，決不可意氣用事，感情沖動，以致破壞政策，而使革命建國的目的愈形遙遠。”在會議就政協和對共政策發生激烈爭論后，11日蔣介石在紀念周演講中嚴詞批評“這幾天會場的表現，可以說我們黨內的互信完全喪失了”。對于政協和憲草問題，他表示：“這次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集，完全由我負責，你們不能責備負責政協的八位代表，你們如果一定要責備他們，就不如直接來責備我。至于政治協商會議對‘五五’憲草修正的原則，違反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與黨綱的地方，我們自然不能接受，我個人將來到國民大會里面，也一定要負責力爭，總要依據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和黨綱來加以修正。”蔣介石的上述講話可謂左右開弓，一方面為政協代表開脫責任，也為自己召開政協的決策作了辯解，以使全會不至于通過正面反對政協的決議；另一方面，也在憲草問題上支持了黨內反對意見，以平息反對派的不滿聲浪，同時在實際上否認政協決議。對于會上表現的強烈反共情緒，12日蔣介石在孫中山逝世紀念演說中表示，“我們的一切行動和措施，必須忍耐，決不可只顧一人一黨的權利和地位，漠視全國人民的需要，故步自封”；同時又聲稱“本黨的力量比之二十年前，已大過好幾十倍，尤其是軍事力量，實足以敉平國內任何的叛亂”；“萬一我們本著這種和平忍讓為國的精神，還不能避免反動勢力的叛變，我們自然可以采取有效的對策”。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1，第261~277頁。這種表示既照顧到社會觀感，而重點又在安撫強硬派，并表示出蔣內心的真實想法。在蔣的打壓與操控下，會上有關政協和對共政策的爭論暫告終止。
3月9日，在全會第十次會議上，又有100余位代表對國大中共代表名額問題提出質詢，主席團不得不命張道藩再做解釋，承認了中共與民盟否決權的存在。但張道藩同時傳達了蔣介石的意思，俟蔣本人有空出席會議時再討論此問題，實際是將此事束之高閣，避免在討論中再起爭論。3月14日，在全會第十六次會議上，李敬齋（中監委、CC系、前西山會議派）就國民黨國大代表產生辦法提出質詢，認為如果否決了政協案，則國大代表產生辦法就不必討論了。主席白崇禧答稱：主席團研究過這個問題。如果他們（指中共－－作者注）沒有誠意，我們當然還要考慮，不過現在不問有無誠意，我們還是照著做。《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第十次、第十六次會議速記錄》，黨史館：62/619、626。于此反映出國民黨決策層不愿政協與憲草問題再成為爭論焦點的用心。
在結束了有關政協的討論后，六屆二中全會決定由63人組成政協報告審查委員會，以張知本（中監委、行政法院院長、前西山會議派）、谷正綱、林彬（中監委）為召集人，負責起草有關政協報告的決議。3月16日，全會舉行第十八次會議，討論有關政協報告的決議案，蔣介石親任主席，坐鎮會場，以保證決議案的通過。本次會議的發言見《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第十八次會議速記錄》，黨史館：62/628；各項?議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編印《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記錄》，1946。谷正綱作了有關政協報告決議的說明：關于政協，此次審查委員會共開三次審查會，三次小組會，收到五件提案和關于政協憲法的基本原則。到會非常踴躍，討論非常熱烈。對政協的態度可分三類，一接受，二不接受，三有條件接受，其中除一位表示不接受外，其他均愿有條件接受，并推舉委員六人，連同召集人三人，組織小組，先行審查。我們認為政協議案在全會里政治性較為重要，故在討論時至為審慎。一方面注意國際觀感，一方面注意國內各黨派意見，還要注意本黨同志和社會人民的意志，因此我們對于政協報告之決議草案，分三個大綱：第一，說明和平救國的重要，本黨以國家民族之利益為前提，不惜以最大之容忍，為多方之退讓，委曲求全，以求協議成功。第二，我們表明幾個愿望與態度，（1）政治民主化，政府要改組，容納各黨派參加，國民黨要遵守和平建國綱領的規定，同時希望各黨派也要遵守；（2）軍隊國家化及三人小組整軍方案均應切實實行；（3）五權憲法是全黨同志共同一致的愿望，經過大家研究，認為是很重要的，表示本黨的奮斗與最高的愿望，同時表示我們對于國大的希望，我們尊重國大的職權，由國大作最后的決定。
在對這個報告進行討論時，政協決議的反對者們仍不甘心。段錫朋（中執委、CC系）提出，應在決議里加入中共破壞的有關事實，并得到李文齋（候補中執委、CC系）、蕭錚的呼應。此時蔣介石只能親自出面，表示他們所提意見，可交秘書處修正后再由主席團核定，但他強調，我們討論這個問題，不在文字的推敲，我們是中央委員，應自己到各地實際奮斗，希望各位特別注意這一點。在蔣介石親自坐鎮下，六屆二中全會通過《對于政治協商會議報告之決議案》，表示“在協商進程中，凡屬國家民族利益所在，本黨均不惜以最大之容忍為多方之退讓，委曲求全，俾底于成”；對于政協決議，“自當竭誠信守，努力實踐”。然而，對于政協決議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該案獨責中共，要求中共“使政治民主化之原則不致因任何障礙而不能普遍實現”；對于整軍協議“務須切實履行。尤其目前一切停止沖突，恢復交通之成議，必須迅確實現；封鎖、圍城、征兵、擴軍及軍隊之調動，必須即刻停止”。此種指責顯然只能惡化本已脆弱的國共互信。更關鍵的是，決議明確提出“五權憲法乃三民主義之具體實行方法，實有不可分離之關系……所有對于五五憲草之任何修改意見，皆應依照建國大綱與五權憲法之基本原則而擬訂，提由國民大會討論決定”。這種實際推翻政協決議的主張，勢將引起中共之強烈反彈，從而危及政協決議實行之前途。該決議案在文字上對政協決議并未多所涉及，但卻用了大段文字指責中共，并對憲草問題作了鮮明表態，而這樣的決議還是在蔣介石親自坐鎮掌控下才得以通過，于此亦可見國民黨內反對政協決議呼聲之高漲。
在上述決議通過后，吳稚暉（中監委）又要求發言，主張對于憲法有三個原則必須堅持：（1）一致遵照三民主義，不違反總理遺教；（2）凡不違反遺教的各黨派人士意見都可以采用；（3）各黨派人士擬訂的憲草是協商的原則，不是制憲的原則。總之，國大開會時，第一送五五憲草，第二送協商會議結果，第三送本大會所贊成通過的意見。此外代表個人以及人民的意見，經過合法手續，都可以提交國大。他的意見得到與會代表的贊成。二中全會為此通過決議，要求：（1）憲法應以建國大綱為依據；（2）國民大會應為有形組織，用集中開會方式行使職權；（3）立法院對行政院不應有同意權及不信任權，行政院亦不應有提請解散立法院之權；（4）監察院不應有同意權；（5）省無須制定省憲。上述決議為未來國大所要通過的憲法訂出了明確原則，從而將全會對于政協憲草的反對意見具體化。同日，全會在蔣介石的建議下，決定國府委員由國府主席提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在中執會閉會期間，提請中常會選任；在國防最高委員會撤銷后，恢復設立中央政治委員會，作為國民黨對于政治的最高指導機構。這兩項決定著眼于將要進行的政府改組，以保證改組后的政府仍置于國民黨控制下。這兩項決定不僅違反了各方在政協上達成的有關諒解，而且違反了政協綜合小組達成的“一致認識”：國府委員之選任，除國民黨員外，不應提請國民黨中常會通過；改組后之國民政府，其一切施政之準繩，即為和平建國綱領，此外不受其他任何約束。見《政治協商會議綜合小組協議》，《蔣檔：特交檔案•分類資料•（防共）國共協商卷》，012卷1號。
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關于政治協商會議以及對中共政策的爭論以關于政協報告之決議案的通過而落下了帷幕，此決議既對政協未表公開之反對，維持了國民黨的公眾形象，敷衍了黨內溫和派；又對中共嚴加責斥，并在憲法問題上推翻了政協決議，滿足了黨內強硬派的要求。就其基本面而言，此次全會實為國民黨強硬派的勝利，也為蔣介石所樂觀其成。
四 六屆二中全會與國共關系的轉折
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之結束，并不意味著其影響之終結，相反，此次全會對政協和對共政策的變化，導致國共關系急轉直下，從而為國共內戰的重演開啟了大門。
在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開幕前和進行中，社會輿論多對國民黨抱有期望，望其“接受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協議，循和平民主之路向前進步”；“國民黨中有以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即是國民黨的失敗者，并傳還有翻悔的主張。如果所傳確有其事，相信也是極少數人的看法，仍不免有礙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案的實現，希望也予詳細討論，如何消除這些錯誤觀念。”然而二中全會的結果使這些期待歸于落空，各黨派及社會輿論對二中全會多為批評之聲，認為二中全會表明國民黨內“握有實權之強硬派人士，正猛烈抨擊目前若干從政之進步派人士，責渠等執行之外交經財等政策均有錯誤，并對政協表示不滿。”《訴諸國民黨的智慧》，天津《大公報》1946年3月4日；《所望于二中全會者》，重慶《時事新報》1946年3月2日；天津《益世報》1946年3月7日。當時民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張君勱，撰文全面而尖銳地反駁了國民黨二中全會提出的憲草修改意見。他認為：（1）照五五憲草所規定之國民大會，人數雖多至1500名，而在全體選民，仍占絕對少數，此與代議政治何異。何況國大三年開會一次，會期僅一月，名為有形，實等虛設，其去中山先生主權屬于國民全體之意義，不啻十萬八千里。以四權屬于千五百人，名為尊崇中山先生，實假中山先生之名，以行專制之實；（2）國民黨主張采用總統制，然在其心目中，政府之權力，宜如英制，但不要對議會負責。總統之地位，宜如美制，以防止政府動搖。試問內閣操全國之大權，而不對任何機關負責，恐按之法理人情，均說不通。今次修改，為總統有權，行政院有責之制，固非總統制，亦非內閣制，純為針對國內實際情況而設；（3）省憲之名，聞者為之疑懼，然吾國即有省憲，亦不怕其因此而分裂，況各省自制省憲，為國民黨早年宣布之政策。他認為：十余年來政府借三民主義四字，以為妨害民權之借口。目下既已還政于民，中山先生之遺教宜善為規定于國憲中，方不至令人借中山先生之名義，以掩其施行專政之伎倆。見孔繁霖編《五五憲草之評議》，第309~315頁。
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的進程與結果尤其引起了國民黨多年的對手中共的嚴重關注。政協結束后，中共確定了“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政治路線，并為此作出了一系列努力，舉例言之，國民黨本來擔心，中共參加國民政府所提人選恐多不知名者，農工婦女當各有代表一二人，如此將影響國府之形象，因此主張必須向共黨要求提出毛澤東為委員，以示合作之誠意。見《關于政治協商會議改組政府案陳布雷、張治中呈蔣介石》，1946年3月10日，《蔣檔：特交檔案•分類資料•（防共）國共協商卷》：012卷4號。實際上，中共提出準備參加改組后的國民政府委員名單為毛澤東、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周恩來、劉少奇、范明樞（如范不能去則提彭真）、張聞天八人。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第56頁。當時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毛、劉、周三人全部包括在這個名單中，由此可見中共當時對參加政府還是非常積極的。因為國共雙方關于制憲和改組政府的談判未有結果，所以這個名單沒有提交給國民黨方面。國共關系一時大為緩和，可謂自抗戰初期以來所未有。但是格于與國民黨長期武裝斗爭的經驗，中共對國民黨能否實現向民主政治的轉變不無懷疑，中共黨內對“和平民主新階段”路線不無爭論，尤其反映在各地中共負責人對裁軍整編的不同態度上。而在二中全會召開前，國民黨的一系列動作（如較場口案和反蘇反共游行），已經引起了中共的擔心，但中共還在等待全會的結果，以決定自己的反應。3月8日至16日，正值二中全會就政協和對共政策進行激烈爭論期間，政協憲草審議委員會連續開會，對憲草進行實質性討論。中共代表周恩來根據國民黨內支持政協的人士尚且主張修改憲草的動態，為了爭取國民黨多數對于政協決議的支持，在3月15日決定就憲草問題作出三點重要讓步，即無形國大改為有形國大，刪去憲草協議中如立法院對行政院全體不信任時，行政院或辭職或提請總統解散立法院之條文，省得制定省憲改為制定省自治法。在做出這一讓步時，周恩來曾提出這一問題不能單獨解決，要國民黨對履行政協決議作出明白表示，即就政協決議不再提出其他修改要求，并約束其黨員在國大贊成政協憲草，國民黨中執會只任命參加國府的國民黨員，其他黨派成員由各黨派分別任命。周恩來此時實際沿用了政協討論國大代表問題時的策略，希望以此形式上的讓步，而保留政協憲草國會制、內閣制和省自治的實質精神，同時使國民黨強硬派失去反對政協憲草的借口，以實行政協決議，穩定大局。當時參加談判的民盟代表并不同意此讓步。親歷其事的梁漱溟認為：“論理，大會之所決議，雖大會亦不得變更之，何況大會所付托之一小委員會，豈有權變更大會決議？這種讓步實為過分之讓步。”（梁漱溟：《憶往談舊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第244頁）甚而接近國民黨的青年黨領袖曾琦也曾表示，他們一貫主張中央政府采用責任內閣制，但既然是大多數協議，青年黨為求和諧起見，愿意放棄其主張，同意大家意見。見《孫科在六屆二中全會第十八次會議上的發言》，黨史館：62/628。
但是，中共重慶代表團的讓步并未在尚未結束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得到回應，國民黨中央社在報道此事時擅自行文，更使同意讓步的一方居于微妙地位。中央社的報道為：國大應為有形之國大，其職權為行使選舉或罷免總統，創制立法原則及復決法律之權；立法院對行政院之不信任權，及行政院解散立法院之權均取消；省得制定省自治法規或省單行法規。見重慶《中央日報》1946年3月16日，當天《新華日報》的報道用的也是中央社稿。中央社報道各點，均為曾在會上討論而未經各方一致同意者，尤其是省得制定省自治法與自治法規雖僅一字之差，然法理意義大有差別。孫科為此在16日的六屆二中全會第十八次會議上特別說明，省自治法當時有人主張為單行法，這一點后來沒有決定，只說“省憲改為省自治法”。見《孫科在六屆二中全會第十八次會議上的發言》，黨史館：62/628。周恩來18日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這種讓步，反而增加了頑固派的囂張”。見《新華日報》1946年3月19日。因此，中共和民盟隨后向孫科提出抗議，要求“中央社及各報立即更正，以正聽聞而尊重政協之結果”。見《董必武年譜》編纂組編《董必武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第248頁。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所表現出的對共強硬態度，迫使中共不能不相應改變自己對形勢的判斷和“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政治路線。就在中共重慶代表團做出讓步的當天，毛澤東在延安中共政治局會議上講話，強調“不管風浪多么大”，我們要“把握住”自己，并批評說，如果“覺得天下太平，四方無事，那就危險得很”。《毛澤東文集》第4卷，第96~98頁。次日，中共中央指示重慶代表團：“國民黨二中全會是堅決反對國家民主化的，他們必然堅持要修改憲草原則，國大代表名額他們又擅自增加，我與民盟在國大保持否決權將不可能。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決不能參加國大，參加政府。”18日再次致電指示說：“修正憲草原則三點，我們仍深感不妥，因為這動搖了議會制、內閣制及省之自治地位，因為這些是基本的重大的原則問題，我們是決不能容許動搖的，而如果動搖了這些，必給國民黨保持獨裁以極大便利，國家民主化就沒有可能。同時我們現在同意國民黨對政協決議的這種修改，在策略上亦給國民黨推翻政協決議的企圖和斗爭以便利，使我們保衛政協決議的斗爭增加困難。因此，我們認為對十五日決定，必須迅速加以挽救。”中央檔案館藏檔抄件，卷90第10甲號。19日，董必武在憲草審議會上回復到中共以往“保障原有政協決議不能有任何動搖”的提法。《董必武年譜》，第249頁。3月22日，周恩來回延安請示后電告董必武等：“政協談判應以憲草為中心，如能爭得一個民主憲草而又能保證在國大通過，則可參加政府、國大，因此，在目前談組府及國大時，必須與憲草扣住”；“我們打算在憲草修改時，力爭立法監察兩院合為國民大會而將省自治法仍改回為省憲，以保證解放區的地位”；“重慶除繼續宣傳攻勢外，請注意勿再提我之讓步各點（如憲草三點東北一師等），以免束縛我之改變打算”。《中共中央解放戰爭時期統一戰線文件選編》，第91頁。由此，國共本已達成的妥協又成懸案，從此雙方再無在此問題上互相妥協之機會與驅動力，國共關系急轉直下，東北炮聲已起，大規模內戰戰火之重起也已無可避免。
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意味著國民黨戰后對中共政策的重要轉折，主導戰后對共緩和政策的溫和派失勢，強硬派全面反攻，在蔣介石的默認與支持下，實際推翻了政協決議，改取對共強硬政策。強硬派的主張與行動，是國民黨面臨可能失去一黨壟斷權力時的本能反彈，他們對國民黨特殊利益的維護，有其深厚的黨內基礎，并得到黨內多數人的支持，從而在六屆二中全會中占了上風，其余波所及，更延續至會后，對戰后國共關系之發展變化并由和而戰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強硬派的言論貌似不圖私利，強調他們并不主張國民黨獨占政權，他們所要堅持的是所謂“革命主義”與“國父遺教”。然而，在這種冠冕堂皇、“天下為公”的表面文章下，隱藏不住他們對將要失去自己既得利益的深重擔憂。政治斗爭的結果說到底不過是利益的再分配，而政協決議及由此開啟的民主化進程將要實現的利益再分配，對于國民黨這樣長期把持政權、黨員沉湎于特權而不思進取、競爭力日漸低下的政黨而言，當然是不利的，引致他們如此激烈的反應也并非意外。然而，歷史的發展并不以這樣一些人的意志為轉移。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諸多發言者所擔心的政權轉移，會后不過短短數年即成現實，當然不是經由和平途徑，而是經由戰爭，可是結果對于國民黨而言則是一樣的。第四章關于“官僚資本”的爭論與國民黨執政的危機
第十三章 國民黨內戰軍事失利原因之辨析
國民黨在戰后國共內戰中的失利，一向為史家關注。抗戰勝利之初，就物質基礎而言（包括軍事、經濟等各方面），國民黨已達到其執政時期的高峰。可又何以在短短幾年間，即在內戰中失利，其間緣由，政治、經濟、外交與社會層面之因素，已為諸多學者所探究。有關研究狀況，可參閱郭永學、吳祖鯤《海內外學者關于大陸國民黨政權崩潰原因的研究綜述》，《吉林大學學報》1992年第5期；文松《十余年來南京國民黨政權失敗原因研究綜述》，《歷史教學》2001年第9期。然而更直接的原因，應為其軍事失利。就軍事層面的研究而言，學界關注較多的為具體戰役之成敗得失，如1948年底至1949年初的三大戰役。本章則企望以內戰初期國民黨之軍事戰略戰術為中心，對其成敗得失作初步之考查與辨析，期使我們對國民黨何以在內戰中失利之緣由有更進一步之體認。關于戰后之國共內戰戰史的綜合性研究論著，可參閱《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5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1998。
一 戰前之國共力量對比
全面內戰爆發前，在軍事力量的對比上，國民黨大大超過其對手中共。國民黨軍總兵力約為430萬人，其中陸軍200萬人，特種兵36萬人，非正規部隊74萬人，空軍16萬人，海軍3萬人，后勤、機關和院校101萬人。關于國民黨軍的總數，目前缺乏國方的統計資料，此處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2卷第1~2頁之統計。陸軍編組為步兵36個軍、150個師（內54個整編師）、3個獨立旅，騎兵10個旅、3個獨立團，炮兵12個團（內美式榴彈炮5個團），工兵18個團，輜汽兵24個團、11個營，通信兵8個團、11個營，戰車兵3個團，鐵道兵3個團；海軍編組為海防（青島）、江防（江陰）、運輸（上海）艦隊及8個炮艇隊，有艦艇129艘；空軍編組為沈陽、北平、西安、漢口、重慶軍區，有飛機443架。《國防部政績報告》，二檔：七八三-797；《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5部第1冊，第210~215頁。另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2卷第1~4頁之統計，國民黨陸軍編組為86個整編師（軍），248個旅（師），海軍僅接收日偽艦艇即有288艘，空軍飛機有900余架。其軍力部署大致為，一線：（1）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7個軍；（2）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下轄第十一戰區（北平）4個軍、4個整編師，第十二戰區（歸綏）3個軍、1個整編師、1個騎兵軍、2個騎兵師；（3）第二戰區（太原，司令閻錫山），5個軍；（4）徐州綏署（主任薛岳），下轄第一（南通）、第二（濟南）、第三（徐州）、第八（蚌埠）綏靖區，5個軍、9個整編師；（5）鄭州綏署（主任劉峙），下轄第一戰區（西安）8個整編師，第四（許昌）、第五（開封）綏靖區6個整編師；（6）武漢行轅（主任程潛），下轄第六（樊城）、第七（大冶）綏靖區2個整編師。二線：（1）廣州行轅（主任張發奎），2個整編師；（2）衢州綏署（主任余漢謀），1個軍、1個整編師；（3）西北行轅（主任張治中），3個軍、3個整編師、1個騎兵軍、4個騎兵師；（4）重慶行轅（代主任朱紹良），6個整編師。總兵力為78個軍（師）。但上述統計不包括國防部直轄之第五軍、整編第十一、七十四師等部隊。關于國民黨軍的部署狀況，各說不一，此處據《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5部第1冊第256~257頁之說法。
中共部隊總數約為127萬人，其中野戰部隊61萬人，計有24個縱隊（師）、11個旅，地方部隊66萬人；分屬陜甘寧晉綏聯防軍（3萬人，代司令員王世泰）、晉綏軍區（5萬人，司令員賀龍）、晉冀魯豫軍區（27萬人，司令員劉伯承）、新四軍兼山東軍區（42萬人，軍長兼司令員陳毅，1947年1月底改稱華東野戰軍）、東北民主聯軍（30萬人，司令員林彪）、晉察冀軍區（20萬人，司令員聶榮臻）、中原軍區（5萬人，司令員李先念）等戰略區，另有炮兵1個旅，14個團，17個營，38個連，沒有海、空軍。中共部隊的人數和編制各說不一，此處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1卷第323~338頁的統計。因為各區部隊人數不斷變動，故總數與各區數有5萬人之差。
就軍隊實力而言，國民黨的海空軍為中共所無，其陸軍野戰部隊數量為中共的三倍以上，裝備亦大大超過中共部隊。全面內戰爆發前，中共部隊共有步馬槍447萬支，短槍44萬支，沖鋒槍2678支，輕機槍46萬挺，重機槍1699挺，輕迫擊炮1559門，92步兵炮124門，山炮58門，重裝備數量明顯偏少。以國民黨軍頭等主力--整編第十一師和中共部隊中裝備最好的東北第一縱隊相比較，前者擁有各種槍11520支（其中沖鋒槍2370支），各種炮440門（其中105榴彈炮8門），汽車360輛；后者擁有各種槍13991支（其中沖鋒槍92支），各種炮46門（其中75山炮12門），沒有汽車。兩者相較，槍械數大體持平，但前者配備的自動槍械占據絕對優勢，火炮裝備接近于后者的十倍，機動性更遠勝于后者。《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2卷，第6頁。國民黨所轄軍工企業的生產能力也遠遠超過中共，其18家兵工廠月產步槍約9000支，機槍1430挺，各種炮875門，而中共65家兵工廠月產步槍1030支，機槍15挺，迫擊炮僅2門，基本不能生產重武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2卷，第13頁；《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5部第1冊，第164-1頁。當然，國民黨軍擁有的美械裝備是否能在實戰中發揮效用，是值得探討的問題。陳毅根據其作戰經驗認為：“美械使火力增強，但火器復雜，干部無法掌握，不能靈活機動，消耗彈藥甚多，缺少運輸工具，供給不上。野戰能力很弱。美械化害多利少，最多不過利害相等。”陳毅：《一年自衛戰爭總結》（1947年12月），北京中央檔案館藏檔抄件。而且美械裝備部隊經常受到補給問題的影響，并由于美國一度實行武器禁運，使其效用時常不得發揮。蔣介石曾告杜聿明，“東北部隊對于美械彈藥應設法節省，不得浪費，希特別注意，通飭所屬遵照辦理為要”。蔣并將此情形告在美負責采購軍火的毛邦初，令其“可以汝所知之實情轉告。美械子彈之奇缺實為嚴重情形之主因也”。《蔣介石致杜聿明電》（1946年12月29日），《蔣介石致毛邦初電》（1947年12月6日），《蔣檔•特交文卷•交擬稿件》：23冊2034、2072號。
正是因為國民黨對中共的強大軍事優勢，使國民黨及其領袖蔣介石在處理戰后國共關系問題時，棄和而就武。1946年1月，國共達成停戰協議，雙方在關內的戰爭暫時停止，但國民黨的戰爭部署并未停止，軍方認為“國共和談終久談不接近，會議亦不過照例文章。”《郭汝瑰日記》（手稿本），1946年1月19日，藏北京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1月14日，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召集各部門主官開會，提出：（1）陸軍方面以整訓名義，迅速整編，充實糧彈，趕運各師武器，并多制游動鐵絲網，俾適于北地作戰；（2）空軍方面，應多儲油彈于各重要基地；（3）海軍方面，第一艦隊已在渤海口游弋，繼續阻絕奸匪海運；以上各項系密為準備，如中共聽命，則國軍各師固應趁此時機，充實整訓，如其背信抗命，則我有充分準備，寧未雨以綢繆，亦可毋臨渴掘井也。《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呈蔣委員長關于停戰令頒布后國軍應有充分準備電》（1946年1月15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5編第4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第387頁。為此，軍方有關部門在2月間擬出了作戰計劃，蔣介石于3月4日“批交軍政、軍令、軍訓三部秘密研究準備”。該計劃要求第一步攻占熱河之赤峰、承德及察省之多倫、張家口，同時以數軍由海道輸連云港登陸，以殲滅蘇北魯南的中共部隊；第二步打通津浦線；第三步再擊滅冀南、豫北的中共部隊；對于延安則認為在政治全面破裂之時，應一舉而攻略之。《郭汝瑰日記》，1946年3月9日。4月5日，蔣介石致電徐州綏署主任顧祝同與鄭州綏署主任劉峙，要求“一面縮編，一面訓練，以期隨時可以應戰也。”《蔣檔•籌筆（戡亂時期）》：15823號。5月22日，蔣介石又給顧祝同和劉峙發去極密電，要求陸空軍聯合作戰之訓練工作應即策劃準備，本月內部署完畢，6月1日開始聯合演習，限于6月底訓練完成。《蔣檔•特交文卷•交擬稿件》：23冊1999、2000號。可見國民黨是以6月底為期準備戰爭的。
對于打一場全面戰爭，蔣介石和他手下的軍事將領曾經有過充分的自信。如蔣所言：“比較敵我的實力，無論就哪一方面而言，我們都占有絕對的優勢，軍隊的裝備、作戰的技術和經驗，匪軍不如我們，尤其是空軍、戰車以及后方交通運輸工具，如火車、輪船、汽車等，更完全是我們國軍所獨有，一切軍需補給，如糧秣彈藥等，我們也比匪軍豐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據點，大都市和工礦的資源，也完全控制在我們的手中。”所謂“一切可能之條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國軍將領的恥辱和自反》，1947年6月1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第135頁。正是因為有這樣的軍事優勢，國民黨才敢于在抗戰結束后不久又發動另一場戰爭，并于內戰之初在擴大占領區方面頗有收獲。
二 內戰之初國民黨的軍事戰略失誤
雖然在全面內戰爆發之初，國民黨具有對中共的全面軍事優勢，然而軍事力量的優勢并不必然能夠轉換為戰場上的勝勢，古往今來，無數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戰例都說明了這一點。自內戰之初起，國民黨就在軍事戰略與戰術上犯下一系列錯誤，使其沒有能將最初的優勢轉化為完全的勝勢，并一步步失掉了自己的優勢。
從現有資料看，全面內戰爆發前，國民黨內部雖然主戰派占據上風，但并未形成對戰爭指導的全盤戰略部署與戰術規劃。國民黨戰史亦認為：“國軍軍事戰略構想，迄無完整原始資料可資依據”；“綏靖作戰期間之史料，均未載明對綏靖作戰之全般戰略構想”。《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5部第1冊，第306頁。戰爭的進行，基本決定于蔣介石的個人決斷，而蔣介石對于如何打這場戰爭，有他自己的一套邏輯和想法。他視中共為“流寇”，認為中國歷來的“流寇”如要生存無非兩種辦法，一種是“流竄”，居無定所；一種是“負隅”，憑險頑抗。但由于現代交通的發達，“不能流竄”，“縱使流竄亦無喘息的機會”；因此只要能夠攻占中共的根據地，使其“不能負隅，那他就不能持久”，則“剿匪”即可告成。《對于最近社會經濟軍事情勢之分析》（1947年2月17日）、《匪情之分析與剿匪作戰綱要》（1947年5月15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第20、112~113頁；《剿匪戰役之檢討與我軍今后之改進》（1947年2月19日），北京軍事圖書館藏抄件。他認為，“現代作戰最緊要的莫過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為都市不僅是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資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勢上，他一定是水陸交通的要點。我們占領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線，交通線如果在我們控制之下，則匪軍即使有廣大的正面，也要為我所分割，所截斷，使其軍隊運動的范圍縮小，聯絡斷絕，后勤補給都要感到困難，終至處處陷于被動挨打的地位”；而且“沒有大城市作為根據地的匪軍，就永遠只能流竄，永遠只能算是流寇，不能使別人相信他的力量”。因此，蔣的作戰綱領，“可以說是先占領據點，掌握交通，由點來控制線，由線來控制面，使匪軍沒有立足的余地”。《匪情之分析與剿匪作戰綱要》（1947年5月15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第112~113頁。蔣的這一套邏輯，聽起來不無道理，而且在全面內戰初期的攻勢中，國民黨軍在進據交通線、擴大占領區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歷經實戰之后，卻顯出其不符合戰場實情及其一廂情愿。首先是中共并不拘泥于固守某地，在必要時連其政治中心延安亦可放棄，蔣的攻其“負隅”便成了無的放矢；其次是當時各地間的現代交通線路尚未成網（只有東北是例外），同時國民黨軍的能力也還達不到以交通線封鎖中共部隊運動的程度，蔣的阻其“流竄”又成了空談。萊蕪之戰可為例證。1947年2月15日，國民黨軍占領魯南重鎮臨沂，蔣介石因此認為“陳毅已失其老巢，就再不能發生過去一樣大的作用了”；“以后的問題，都在黃河以北了”。蔣介石：《剿匪戰役之檢討與我軍今后之改進》（1947年2月19日），北京軍事圖書館藏抄件。而事實恰恰與蔣之論斷相反，中共部隊系主動撤出臨沂北上，隨后李仙洲部被殲之消息傳來，可見中共部隊既不“負隅”，而國民黨軍也不能阻止其“流竄”。由于蔣介石固執于自己的一套邏輯，使國民黨軍斤斤計較于占領點線，但這些點線非但無法控制面，反而使占領點線的軍隊成了蔣自己后來所稱的“呆兵”，使一線攻擊部隊越來越少，失去了軍事上的主動權。
為了達成其戰爭目的，蔣介石還主張打速決戰，他認為：（1）國民黨以優勢兵力與裝備，自然有主動迫中共決戰之自由；（2）國民黨軍裝備優良，具備發揮優勢裝備與素質，實行迅速決戰之條件；（3）國民黨的戰爭準備完善，足夠以雷霆萬鈞之力，一舉實行殲滅速決之條件。《剿匪戰事之檢討》，第6頁，北京軍事圖書館藏抄件。蔣介石及其手下的高級將領最初也對速戰速決抱有莫大之期望。蔣介石在與馬歇爾談話時，自信可以在八到十個月內消滅中共軍隊。白崇禧認為，可以在一年內結束“剿匪”軍事。參謀總長陳誠更是自信在三個月至多五個月內便能解決。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Inc Arlington，Virginia，1976，pp405－407；上海《中央日報》1946年10月17日。然而，國民黨在內戰初期的作戰方針，與其速決戰的預期背道而馳，最終不僅沒能速決，反而在消耗戰中拖垮了自己。及至戰爭進行一年之后，“剿匪”軍事非但未能結束，國民黨卻被迫在軍事上轉入全面防御。
蔣介石雖然對戰爭有他的設想，但他并未據此制定出明確的戰略方針以及與這個方針相適應的軍事部署。1946年6月1日，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曾致函蔣介石，提出先以東北兩軍“掃蕩”熱河，解除平津北面之威脅，隔斷張垣與東北之聯絡；再以津浦南、北段、膠濟路、魯西四路進軍，“掃蕩”山東中共主力；再以新鄉、德州、石門三路進攻邯鄲，封鎖太行山區，打通平漢路交通；最后由南口、歸綏、大同三面夾擊張家口，打通平綏路，再回師會攻延安。以上部署及指導，應區分守勢方面與攻勢方面，分期實施，并以中共主力為目標，逐次消滅瓦解之。蔣對此并未有何反應。《蔣檔•特交檔案•分類資料（剿匪）：全般措施》：002卷6號。全面內戰爆發前夕，6月13日國防部舉行作戰會報，參謀次長劉斐具體解說了國民黨軍的作戰計劃：“今后作戰方針，應關內重于關外。關內首先打通津浦、膠濟兩鐵路，肅清山東半島，控制沿海口岸。”《國防部作戰會報記錄》（1946年6月13日），北京軍事圖書館藏抄件。因此國民黨軍初期的進攻重點為蘇北到山東一線，這樣的部署有其政治和軍事考慮。政治上，全面內戰爆發時，國民黨由于要應付國內外各種壓力，還維持著國共關系和國共談判不能破裂，因而遲遲不能進行全面動員，進入完全的戰爭狀態，而是在所謂“自衛”、“恢復交通”、“難民還鄉”等口號掩護下發動軍事攻勢；軍事上，由于在抗戰勝利后中共沿交通線的阻擊戰，使國民黨軍的部署遲遲未能到位，及至戰爭開始，兵力調配尚未全部完成，只能就現有部署行動。攻勢發起后，國民黨軍的進攻面越鋪越大，企圖實行全面進攻，但在實際上，其軍隊的部署無法達成全面進攻之目的，而成逐次用兵之勢，結果導致全面進攻難稱全面，重點進攻亦無重點，主要作戰方向不斷在東北、華北、蘇北之間徘徊。3月東北開打，關內尚在停戰；及至7月蘇北大打，東北又處于相對平靜中；直到10月才有了蘇北、華北、東北的全面攻勢。中共領導人劉少奇認為，中共因此而于內戰初期在軍事布局上處于有利形勢。我們可以毫無后顧之憂地以全力對付正面的敵人，就是說，可以放心地把注意力集中使用在一個方向上，對付主要敵人。兩翼（指西北和東北--作者注）雖有敵人的威脅，但危險不大，因為他們的力量較弱，又受到牽制。我們的后方是穩固的（只是在東北地區要加緊剿匪，肅清內部敵人），必須認清這個局勢，決不可丟失這個良好時機和有利的戰略形勢。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第331頁。國民黨資深將領程潛也曾經抱怨說：“不知蔣先生對這個仗是如何打法？最高的戰略如何策定？重點擺在哪里？是關內？抑或關外？是由內往外打？還是由外往內打？由南往北打？或者由北往南打？實在令人無法揣測。”如此，“部隊東遣西調，顧此失彼，攻守進退，恐將失機。”王禹廷：《胡璉評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第57頁。參謀本部亦有人認為，“今日全國無重點，用兵如此決無勝算可言”，建議陳誠“應在魯南方面集中優勢兵力，掃蕩隴海路以北地區”。《郭汝瑰日記》，1946年9月7日。根據中共的統計，全面內戰爆發時，國民黨軍一線攻擊部隊為26個師72個旅，約占總兵力的30%，到10月最高峰時也不過為43個師117個旅，約占總兵力的50%。《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第一年戰績公報》，《中國人民解放戰爭軍事文集》第2冊，第544~545頁。這樣的兵力數為中共野戰部隊數量的二倍還不到，加之分散于各個戰場，其不能取得預期的戰果也就理所當然了。
對于兵力分散、顧此失彼之缺失，國民黨將領并非全無體認。1946年11月，陳誠在北平召集各戰區高級將領開會，與會者形成了集中兵力、免化眾為寡、各戰區協力行動的共識。《熊式輝日記》，1946年11月18、19日，Hsiung Shihhui Collection， Rare Books and Mem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USA。在軍官訓練團討論時，不少將領總結軍事失利的原因為：“無計劃，無準備，處于被動，常犯逐次使用不充分兵力之過失”；“多行全面攻擊，兵力分散，攻防均無重點，建制常被分割，指揮系統重復而紊亂”；“任務賦予不明確，多以城鎮為作戰目標，故使匪主力得以逃走”；建議今后“確實控制戰略要點，控置戰略機動部隊”；“徹底集中兵力，以機動殲滅敵人”。國防部在作戰檢討中亦認為：“國軍因受政略影響及局部狀況之誘惑，致將主力逐漸分散于各戰場”；“各戰場之兵力，均非絕對優勢。以各個戰場比較優勢之兵力，發動攻勢，固不能獲致重大之戰果。同時，散布各戰場之兵力，因種種關系，抽調轉用，多不自由，以致每每發現良機，而不能捕捉”。《第二期軍事小組討論結論匯集》（1947年）；國防部三廳二處編《綏靖作戰檢討》（2），第75~78頁，引自《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2卷，第263頁。
有鑒于此，1947年3月，蔣介石決定實行所謂重點進攻計劃。他對其設想作過如下的解釋：中共在關內有三個重要根據地，即以延安為政治根據地，以沂蒙山區為軍事根據地，以膠東為交通供應根據地，因此“最要注意的是分清主戰場與支戰場。我們在全國各剿匪區域中，應先劃定匪軍主力所在的區域為主戰場，集中我們部隊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戰場。同時在這個主戰場中，又要先尋找匪軍兵力最強大的縱隊進攻，予以徹底的殲滅。”為此，蔣以山東作為國共兩軍的主戰場，認為“照現在的戰局來觀察，匪軍的主力集中在山東，同時山東地當沖要，交通便利，有海口運輸，我們如能消滅山東境內匪的主力，則其他戰場的匪部就容易肅清了。所以目前山東是匪我兩軍的主戰場，而其他皆是支戰場。在主戰場決戰的時期，其他支戰場惟有忍痛一時，縮小防區，集中兵力，以期固守。”《匪情之分析與剿匪作戰綱要》（1947年5月15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第114、117頁。據時任國防部三廳廳長的郭汝瑰分析：“進攻山東，是他（指蔣介石--作者注）主觀以為進攻延安后，就可抽調主力在山東尋求決戰，是進攻延安后的臨時決策而不是預定計劃”；“他不懂得開辟新戰場，實際是分散兵力，有礙重點形成的道理。蔣介石本人在戰略上就根本還未著眼到重點進攻，更未想到鉗形攻勢。他進攻陜甘寧邊區，初意也只是想壓迫解放軍東渡黃河進入山西，以便轉用兵力，但兵力轉用何處也并無定見。至于重點進攻山東，那是以后才決定的。即使到那時，他也未著眼到鉗形攻勢。同時，陜北和山東相去甚遠，也不可能發揮鉗形攻勢的作用。”而國民黨戰史亦認為，國民黨軍的重點進攻計劃并未發現己方的原始資料，只是根據中共方面之資料判斷其存在。《郭汝瑰回憶錄》，第244、420~421頁；《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5部第3冊，第334~335頁。因此，蔣介石是否有確切的主觀意圖發起重點進攻尚須研究，但無論如何，國民黨軍對陜北和山東的進攻曾給中共部隊帶來相當大的壓力，而因國民黨軍戰區間和戰區內的協同不佳，未能根本改變國民黨的軍事處境，所謂重點進攻最終仍以失敗而告終。
總之，因為當時國民黨的執政黨地位，便不能不以恢復地盤為作戰重點，作戰目標是在廣闊的進攻面下以占領點、線為主，從而使自己背上了守備的沉重包袱，分散了自己的力量，導致占地越多，則被牽制的兵力就越多，機動兵力也越少，既給對手造成打擊目標，自己也疲于應付。換言之，如國民黨戰史所承認：“擴展空間之作戰，必須全面進攻，不但行動遲緩，且兵力形成分散，極易被敵人各個擊破。不但不能牽制敵人……反而易于被敵人所牽制，授予敵人機動作戰之好機。”《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5部第3冊，第123頁。內戰之初國民黨軍的失利，絕大多數發生于運動戰中，誠非無因。
所謂旁觀者清，中共當時即看到了國民黨的致命弱點，“除了政治上經濟上的基本矛盾，蔣介石無法克服，為我必勝蔣必敗的基本原因之外，在軍事上，蔣軍戰線太廣與其兵力不足之間，業已發生了尖銳的矛盾。此種矛盾，必然要成為我勝蔣敗的直接原因。”國民黨軍“能任野戰者不過半數多一點。而這些任野戰的兵力進到一定地區，又不可避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備。敵人的野戰軍，一方面，不斷地被我殲滅，另方面，大量地擔任守備，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三個月總結》，《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7，第1102頁。內戰經過的事實驗證了中共的判斷，而國民黨國防部次長秦德純亦承認：“國軍敗固敗，勝亦不勝，蓋每發動一攻勢，勝后即將能機動之部隊悉供于駐守，則爾后即無再主動能力”。《徐永昌日記》，1946年12月3日。
三 內戰之初國民黨的軍事戰術失誤
戰略指導既無章法，而在戰術方面，國民黨軍亦存在諸多缺陷，導致其在全面內戰開始后即不斷失利。
其一為作戰保守，主動性不夠，尤懼夜戰、近戰和白刃戰。蔣介石曾抱怨說：“我們只有白天能打仗，匪則日夜皆能打仗，因此在一天之內，匪軍有二十四小時可以利用，我軍最多只有十二小時可利用，匪軍在半天可以做到的，我軍則需二天或三天才能做到，這樣下去我們怎么不失敗呢？”《剿匪戰事之意義與重要原理之綜述》（1947年4月27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第98頁。國民黨軍每逢運動戰常常吃虧。1946年12月中旬，整二十六、五十一、五十九、七十七共4個師在魯南向前推進，其中整二十六師推進最快，“惟以前進位置過于突出，兵力極感薄弱，形勢極為孤立”。師長馬勵武曾建議適當后撤，但徐州綏署只令其就地固守而不同意后撤，使其“孤軍久暴，既不進又不退，前后左右皆空，此誠軍語所謂掛形也。”《馬勵武致友人信》，《馬勵武日記》，棗莊市出版辦公室編《魯南戰役資料選》，山東人民出版社，1982，第152~153頁。中共華東野戰軍抓住此一機會，發起攻勢，殲整二十六、五十一師全部和第一快速縱隊共5萬余人。在近20天的戰斗過程中，徐州綏署幾乎毫無反應，尤其是隴海路南的十幾萬部隊停留原地不動，聽任路北部隊被殲。以致蔣介石也不能不承認：“我軍不知采取運動戰，不知主動攻擊敵人，只知以穩扎穩打為保存實力、觀望不前之掩飾口號。或株守一地，或陣布長蛇，首尾不能相應，予匪以運動集中、各個擊破我軍之機會。致匪越戰越強，我則兵力日減，士氣日以萎靡不振。”蔣介石：《對匪軍戰斗手冊之研究及對策》，引自《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2卷，第262頁。
其二為協同不好，各戰場之間、各戰場內部以至軍與軍、師與師之間，少有協同配合的成功范例。進攻時如此，撤退時更是如此，往往是一支部隊與另一支部隊守望相助，卻終不得助，這種情況多次出現，導致作戰中的惡性循環，守者對援者沒有信心，不敢堅持；援者認為守者不會堅守，救援緩慢，原定的決戰設想便總是落空。蔣介石承認：“我們一般赴援部隊因為在未出發的時候不先加研究，更沒有切實的準備作積極的行動，而只怕在中途被匪軍伏擊或包圍，這樣一開始便沒有信心，就存著不能達成任務的心理。同時被圍的部隊因援軍不能及時達到，又不相信援軍能達成其增援目的，因而不敢持久固守，寧可冒險突圍，以致全部覆滅”，這是“我們國軍將領最可恥的一件事。”《剿匪戰略戰術的總檢討》（1947年4月20日），北京軍事圖書館藏抄件。山東孟良崮戰役即為顯明例證。此役中共華東野戰軍一改傳統戰法，舍弱取強，表明他們能夠根據主客觀形勢而適時改變戰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造成強弱易勢。而國民黨統帥部起初未能判明華野的真實意圖，完全沒有料到其敢于強行楔入重兵云集的己方部隊當面中心。5月15日整七十四師被圍后，師長張靈甫先“以為左右友軍，在毗接相靠，決不會有意外問題”。國民黨統帥部亦認為決戰時機已至，命令張部堅守，而以整十一、二十五、四十八、六十五、八十三師和第七軍增援孟良崮，同時周邊還有第五軍和整九、二十、六十四師接令向孟良崮運動，企圖一舉圍殲華野部隊。這些援軍多數離孟良崮只有一兩天路程，且不乏精銳之師，如能及時趕到戰場，華野將承受相當壓力。然而當張部在孟良崮苦戰之時，援軍卻行動遲緩，多則前進十余公里，少不過三五公里，表現出缺乏協同精神，不能互救的頑疾。身為兵團司令的湯恩伯，在16日不能不以近于懇求的語氣電令各部增援：“張靈甫師連日固守孟良崮孤軍苦戰，處境艱危，我奉令應援各部隊，務須以果敢之行動，不顧一切，星夜進擊，破匪軍之包圍，救袍澤于危困，以發揚我革命軍親愛精誠之無上武德與光榮，豈有徘徊不前、見危不救者，絕非我同胞所忍，亦恩伯所不忍言也。”《國民黨一兵團孟良崮戰役戰斗詳報》，中共山東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中共臨沂地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孟良崮戰役》，山東人民出版社，1987，第427頁。比較之下，此役華野六縱接到合圍命令后，從魯南晝夜兼程，只用兩天時間便趕了200里山路，攻占整七十四師后退必經之地垛莊，斷其退路，完全出乎張靈甫的意料，表現出高度的協同作戰能力。可是直至張部覆滅，離孟良崮最近的整二十五師仍在10里開外的界牌，炮聲相聞，而終不見援兵之至，陳毅稱此役為“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當不為過。戰役開始前，張靈甫曾在給蔣介石的電文中稱：“以國軍表現于戰場者，勇者任其自進，怯者聽其裹足，犧牲者犧牲而已，機巧者自為得志，賞難盡明，罰每欠當，彼此多存觀望，難得合作，各自為謀，同床異夢，匪能進退飄忽，來去自如，我則一進一退，俱多牽制，匪誠無可畏，可畏者我將領意志之不能統一耳。”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6（下），第446頁。此役之結果恰印證了張靈甫所言。戰后蔣介石對此役“悲哀痛憤”，“尤增憤激”，痛責“高級軍官已成了軍閥，腐敗墮落，自保實力，不能緩急相救”。5月29日發出通令稱：“以我絕對優勢之革命武力，竟每為烏合之眾所陷害，此中原因，或以諜報不確，地形不明，或以研究不足，部署錯誤，馴至精神不振，行動萎靡，士氣低落，影響作戰力量，雖亦為其重要因素；然究其最大缺點，厥為各級指揮官每存茍且自保之妄念，既乏敵愾同仇之認識，更無協同一致之精神，坐是為敵所制，以至各個擊破者，實為我軍各將領取辱召禍最大之原因。”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6（下），第467、462~463、471頁；《主席對孟良崮戰役之講評》，軍官訓練團編印《一年來剿匪重要戰役之檢討》，1947，第55~57頁。
其三為國民黨軍派系復雜，又摻雜著各種不同的人脈關系，加劇了協同作戰之不易。據第五綏區副司令胡臨聰回憶，在1946年9月的定陶戰役中，整三師師長趙錫田為陸軍總司令顧祝同的外甥，為人驕橫跋扈，對綏區抱若有若無態度，私人之間亦少接觸，彼此存有隔閡。他接到鄭州綏署的進攻命令后，不向綏區司令孫震請示即徑往前線，意欲一戰成名而取代孫的位置，使孫甚為不滿。當趙部被圍請求增援時，孫有意使趙栽跟斗，以報趙目中無人并企圖取而代之之恨，沒有令在附近的整四十一師積極增援，致整三師被殲，趙錫田被俘。胡臨聰：《蔣軍進犯晉冀魯豫解放區和整三師趙錫田部的被殲》，《文史資料選輯》第28輯，第58頁。國民黨統帥部也因此而指責將領常有封建思想，視其序列以內之部隊，為其永遠指揮之部隊，一旦有所抽調，即頓形不滿，或不惜借任何理由以阻撓統帥部之兵團部署，常聞某部隊不可歸某人指揮，使在同一戰場之軍隊，不能分合自如，形成半身不遂之狀態。《剿匪戰事之檢討》，第27頁。尤其是1946年上半年的整編，因為裁編所謂“雜牌”而影響到作戰士氣。在整軍過程中，同樣的軍隊，“出身經歷戰績等等都差不多，而屬于所謂‘土木工程系’的軍隊（指陳誠系統--作者注），不只不被裁編，反而擴充”，“這種不公不平的事實……怎么不會使得國軍的精神完全瓦解”。孫元良：《億萬光年中的一瞬》，第286頁。甚至因為整編而荒唐到了“軍官多懼年限失業，以為平匪無異縮短一己職業（退伍有一條可以因需要不按年限者）”，因此作戰不積極。《徐永昌日記》，1947年4月18日。此種情形對于部隊作戰能力之影響甚大。蔣介石過后亦承認，“自從去年部隊縮編，許多軍官轉業之后，現存的部隊往往存著一種恐懼的心理，以為自己的部隊不知何時被縮編，官佐不知何時被遣散。因為心理的不安，以致戰斗精神亦大受影響。”《對于匪軍戰術的研究與軍隊作戰的要領》（1947年5月19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第120頁。關于軍事整編及其對國共雙方的利弊得失，請參閱本書第十二章。
其四為指揮和情報能力低下，對戰略戰術的理解近于教條與機械。國民黨軍不少戰區主官仍為長期沒有實戰歷練的老朽無能之輩占據，其中明顯的例子是劉峙和李仙洲。1946年9月，劉峙輕率下令原為齊頭并進、會攻定陶的整三師和整四十七師分別攻擊菏澤和定陶，使兩部之間的距離拉大，結果為中共晉冀魯豫野戰軍所乘，整三師全軍覆沒，劉峙因指揮無能而于戰后被免職。1947年2月，守萊蕪的第二綏區副司令李仙洲突圍心切，率部出萊蕪城后，未派部隊占據突圍路線外側山地要點掩護，也未派部隊留守萊蕪以為支持，結果被中共華東野戰軍于前設伏，于后斷其回城之路，而李部位于狹長地段，機動空間有限，不能展開，只能被迫向內收縮，致互相擁擠，隊形大亂，無法實施有效指揮。未有多少戰斗即迅速瓦解，4萬人的部隊，不過4個小時即遭全殲，李仙洲及多名高級將領被俘。事后檢討，蔣介石認為失敗“全在于李仙洲司令官指揮部署之錯誤及其怕敵心理所造成”，并訓斥負責指揮的王耀武說：這次你選派的將領也不適當，李仙洲的指揮能力差，你不知道嗎？撤退時他連后尾也不派，這是什么部署？你為什么派他去指揮？如派個能力好的人指揮，還不致失敗。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6（上），第394~396頁；王耀武：《萊蕪蔣軍被殲記》，《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第129頁。在對于戰術的機械理解方面，張靈甫可為例證。孟良崮戰役打響后，張靈甫為集中兵力，固執于所謂居高臨下的優勢，將部隊拉上孟良崮高地，然而“退守山地之后，飲料斷絕，渴不可支，體力漸弱，各種火炮以俯角全失，效力降低，且陣地毫無遮蔽，全受共方火制。而山地概系巖石，匪方射擊威力倍增，人馬損害更大，尤以我軍騾馬及雜役兵夫，受敵炮擊驚擾奔竄，引起部隊混亂，致使掌握困難，匪軍因得自各方滲入。”《國民黨一兵團孟良崮戰役戰斗詳報》，《孟良崮戰役》，第251~253、432~433頁。張靈甫最后只能以慘敗身亡而結束此役。同時，軍隊指揮系統疊床架屋，自統帥部至行營（或綏署、綏靖區）至軍至師，至少有四五級之多，命令來回反復，大大削弱了部隊戰斗力。萊蕪之戰，第二綏區司令王耀武判斷華野將圍攻李仙洲部，遂于2月16日令李部后撤，但徐州綏署和南京統帥部則判斷為“共軍敗退”，嚴令李部重回原地。使部隊來回運動，疲于奔命。及至19日，華野出現在李部四周，王耀武不等上峰批準即命李部火速后撤。但是二天的動搖與延誤，已經注定了李部的覆滅命運。所謂“旋進旋退，輕進輕退，舉棋不定，措置乖方，渙散了軍心，打亂了步驟，以致造成了不可收拾之局。”山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萊蕪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合編《萊蕪戰役紀實》，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第287、162頁。在情報方面，內戰初期，國民黨軍進攻中原、蘇北、延安、山東的情報均為中共事先所獲，令其在軍事上處于非常被動的地位，而且使統帥部的決策幾無秘密可言。蔣介石亦承認：“共匪最大的長處，即在于他們情報工作的確實和靈活。他們不但可以多方面搜集我們的情報，刺探我們的消息，而且他們得到了關于我們的情報之后，立刻就能作適當的布置，實行欺騙誘惑，來打擊我們國軍。他們情報人員不僅布置在我們的周圍，甚至打入我們的司令部里面，擔任很重要的位置”。徐永昌稱國民黨軍的行動為，“通信不能密，截電不能譯，敵測國軍如指掌，國軍對敵在敷衍”。《一年來剿匪軍事之經過與高級將領應注意之事項》（1947年10月6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第268頁；《徐永昌日記》，1947年1月6日。最可笑的是，作為國民黨軍的統帥，蔣介石既不知彼也不知己。萊蕪戰役中，與中共有秘密聯系的整四十六師師長韓練成接受華野指示，臨陣主動脫離指揮，導致該部因群龍無首而一片混亂，率先被殲，并牽累李仙洲的全盤行動。事后，韓領中共之意，以突圍而出的身份回到南京。蔣介石不明底里，居然大夸其“從萊蕪帶了一百余人，在敵人的后方橫行五六百里，歷時十余日，最后安抵青島……如果共匪真的厲害，韓師長又何能以這樣薄弱的兵力橫行于這樣廣大的匪區？”《國軍剿匪必勝的原因與剿匪戰術的改進》（1947年4月15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第64頁。直到1年后，韓練成在西北任職時，其與中共的關系才暴露，結果又因張治中的關系而安然脫離，潛赴香港，再轉往中共根據地。不僅如此，由于國民黨軍與民眾關系的疏離，使其戰場情報工作也往往是一無所獲。蔣介石一方面抱怨“國軍在收復區內不能組織民眾，訓練民眾，以收軍民協力根本清匪的效果，是我們軍事進展遲緩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又因擔心民眾泄密，居然要求“國軍進入匪區，必須與當地民眾隔離，以便封鎖消息”。《國軍剿匪必勝的原因與剿匪戰術的改進》（1947年4月15日）、《仁和墟與孟良崮兩次戰役之講評及其教訓》（1947年6月6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第59、167頁。可想而知，一支不能與民眾交流的軍隊怎么可能在戰爭中得到民眾的支持。
國民黨軍在抗戰勝利后的接收中，上下交索，撈取實利，貪圖享受，缺乏再打一場艱苦戰爭的心理準備。如同其自身檢討時所稱：“匪軍之優點無他，在其各級干部均能不避危難，身先士卒，以貫徹其任，反視我軍干部，下級者，專事其承迎上級之意，不知何謂自動自覺；上級者，則養尊處優，講求享受，對于軍事科學既不悉心研究，治軍教戰之天職，更早置諸腦后，一至大敵來臨，則舉止失措，顧此失彼，如此而司三軍之命，此其所以致敗也。”《剿匪戰事之檢討》，第27頁。國民黨軍的兵員補充仍多依靠強迫性征補，即所謂“抓伕”。這些抓來的壯丁，生活水平低下，不明白為什么要打這場戰爭。如蔣介石所承認：“我們的軍隊，除內容空虛，名實不副之外，還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待遇太低，生活太苦。現在一般下級官兵的生活，真是到了水準線以下，大多數的士兵吃不飽穿不暖，以致面黃肌瘦。”《整軍的目的與高級將領的責任》（1946年4月3日），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第2卷，第1807頁。加之沒有思想動員，沒有家庭實際經濟利益的驅動（如分配土地），使本為最廣大兵源的農民沒有征補的積極性，也使征補來的士兵缺乏高昂的士氣和戰斗力。結果就是，國民黨軍的熟練士兵在戰爭中因被俘或其他原因投向中共方面，其后只能依靠強迫征補的新兵補充，這些新兵經過訓練投入戰爭后，又不斷投向中共方面，使國民黨軍成了中共部隊兵員補充的重要來源。據統計，戰爭第二年結束時，被俘后參加中共部隊的前國民黨軍士兵已達到80余萬人，這個數字占其時中共部隊總人數（280萬人）的286%，占中共野戰部隊總人數（149萬人）的537%，可見國民黨軍士氣之低。《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3卷，第313頁；第4卷，第2~5頁。國民黨軍的裝備同樣不斷落入中共部隊手中，國民黨軍參謀次長郭懺自嘲是“國共合作”，因為國民黨軍的補充每落入中共部隊之手，“豈非與之合作”。《徐永昌日記》，1947年11月29日。
戰后國共全面內戰的爆發，是國民黨在軍事優勢的基礎上，企求通過戰爭，確保其一黨統治地位，并在此基礎上統一全中國的主動行為。然而戰爭是一個包含了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各方面內容的綜合行為，國民黨在準備戰爭之時，對其面臨的政治分裂、經濟混亂、外交牽制以及社會動蕩、后方不穩等等因素未及深思熟慮，只想以軍事解決問題，陷入了惟軍事論的誤區，而僅僅倚仗軍力的優勢未必能打贏一場全面戰爭，何況國民黨還不能或不善于利用和發揮自己的軍事優勢。如一位美國研究者所言，蔣介石“從未能成功地為他的統治創造一個廣泛的社會基礎和一個牢固結合的、對抗共產黨的反共力量的共同戰線。他可以操縱個別的政治家，但中共卻駕馭著民眾支持的浪潮。他只能依靠軍事力量鎮壓民眾革命。”
當我們現在審視當年全面內戰時期國民黨軍事戰略戰術之得與失時，我們的判斷或許更具有學術意味，換句話說，也就是所謂后見之明。而對當時當地當事人而言，這是一場既決定自己也決定其對手命運的戰爭。在戰爭的實際進程中，誰勝誰負并不在于誰不犯錯誤，因為戰爭既由人擔當，而人總是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是，戰爭誰勝誰負的結局，往往在于誰的錯誤犯得更少，誰改正自己的錯誤更迅捷。在一場攸關勝負的戰爭中，最先發現對手的錯誤并能改正自己錯誤的一方，往往是最后的勝利者。當我們論及國民黨軍從戰略到戰術，從指揮到作戰，從前方到后方，屢屢犯著同樣的錯誤而不知或不能改正時，平心而論，我們實際上已經可以判斷這場戰爭最后的勝利者究屬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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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3 19: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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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中國”是一個重大而又關鍵的歷史時期，上承古代中國，下啟現代中國，是傳統中國邁向現代中國轉折的一個重要時期。深入研究這一時期的政治、思想、文化，可以讓人們更好地了解中國歷史，對進一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理論意義。《近世中國》叢書的特點如下：
《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一書，是以截取大革命運動時期為時間點，揭示那個時間段民國的社會文化及政治形態，得出了一些新認識和思考。比如，書中認為，20世紀上半期，國共兩黨基于對中國“一盤散沙”的現狀，不約而同地厭棄西方議會政黨體制而選擇“以俄為師”，仿效其“民主集權”的政黨體制和“黨在國上”的黨治體制。尤其是20世紀20年代是現代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轉型時期。中國共產黨誕生于這一時期，中國國民黨也在這一時期改組“再造”。“以俄為師”的另一成果，是軍隊黨化。不同的是，共產黨確實做到了黨指揮槍，而國民黨則以軍控政、以軍控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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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這本書是以新文化史和微觀史取向在中國史研究的一個實踐。理解茶館的社會、文化、政治角色，能夠幫助人們不僅從微觀角度了解成都，而且對認識20世紀中國城市、城市社會以及與中國政治之關系都將有所裨益。在中國，沒有任何一座城市像成都那樣有如此多的茶館。如果把茶館視作城市社會的一個“細胞”，那么在“顯微鏡”下對這個細胞進行分析，無疑會對城市社會的認識更加具體深入。本書從各個方面對茶館這個“肌體”進行全面考察，從茶館生活到經營、同業公會、雇傭以及茶館政治、政府發布的關于茶館的政策等，揭示茶館作為一個典型的小商業，怎樣與城市日常生活聯系在一起，考察其獨特的活力和文化。這個對茶館的研究有三個內容：其一是對日常休閑的作用，其二是作為一個經濟實體的功能，其三是它們的政治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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