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毛選》（二）
讀《毛選》（井岡道路）
2009年夏我去了井岡山，面對巍峨井岡，思緒革命搖籃，內心油然而生，一種情誼，一種崇敬，一種激動，一種向往……
井岡茨坪天街覽，蘭花坪外五馬巖。南山公園挹翠湖，舉目風光鎖深嵐。
秋收暴動過三灣，黨的領導定坤乾。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武裝永向前。
天下竹子數不清，井岡翠竹是頭名。滿山遍野映山紅，瀑布龍潭交響聽。
朱德扁擔挑糧情，成竹蓋房是軍營。黃洋炮聲震環宇，井岡深處藏雄兵。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以概括中國革命所走過的道路。1927年以國民黨反動派“四一二”大屠殺為標志的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南昌起義打響了中國共產黨武裝斗爭的第一槍，接著就是包括秋收起義在內的各地起義，由于力量懸殊各地起義都失敗了……
大革命失敗后，多數黨組織和武裝都給打散了，“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真是大浪淘沙！井岡道路，開創了武裝割據的新局面，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毛澤東在秋收起義后，把秋收起義中嚴重減員的一個師，整編為一個團（三灣整編），即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向井岡山進發。為什么去井岡山呢？到了井岡山后才知道，那是保存自己力量和發展壯大自己力量好地方。當年的共產黨中央不理解毛澤東做法，有些領導干部還認為毛澤東是“逃跑主義”，只有一次接著一次武裝暴動才是“革命”的。
毛澤東將井岡山附近幾個縣的黨組織恢復起來，同時毛澤東也抓緊對袁文才、王佐這兩支綠林式農民自衛隊的教育改造工作。袁文才十分佩服，對部下說：“跟毛委員一起干革命不會錯。”王佐也逢人就說：“毛委員是最有學問的人，同他談上一次話，真是勝讀十年書！”不到三個月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成立，袁文才、王佐任正副團長，曾經留學法國的何長工任黨代表，毛澤東任師長。把周圍的幾個縣的地主武裝徹底打垮，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地方政權，這樣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名氣越來越響。毛澤東明確提出革命軍隊應當擔負起三大任務：第一、打仗消滅敵人；第二、打土豪籌款子；第三、做群眾工作。“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后來增加為八項注意）”，支部建在連上和士兵會就產生于那個時期，并提出“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退我追”的游擊戰作戰原則，非常適合井岡山根據地。
可是，到了1928年3月初，由于中央的“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決定，批判毛澤東是“右傾逃跑”、“槍桿子主義”，中央開除了毛澤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湘贛邊區前敵委員會書記職務，由于的決定誤傳，一時間把毛澤東給“開除了黨籍”了，“毛委員”也沒有叫了，使毛澤東一度成為“黨外人士”，不能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只能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了。此時，國民黨軍隊反撲井岡山中心區域寧岡，根據地遭受很大的損失。
個把月之后正式文件到達，才知道“開除黨籍”是誤傳，又加上離開毛委員的領導是要吃虧的，毛委員還是毛委員，黨代表還是黨代表。究其原因還是“左傾盲動主義”，毛委員在根據地作法是黨、政、軍、群一體化的根據地模式。
毛澤東派何長工（第二團黨代表）聯絡朱德和陳毅部隊，朱德派毛澤覃（南昌起義時任25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毛澤東的小弟）聯絡井岡山根據地。1928年1月朱德與陳毅在湘粵贛邊境發動“湘南起義”，起義失敗后，受到國民黨軍隊追擊，毛澤東立刻派袁文才、何長工率第二團接應從郴縣撤出的湘南農軍；毛澤東率第一團阻擊國民黨追擊部隊。四月二十四日前后，毛澤東率第一團返回寧岡礱市，同先兩天到達礱市的朱德、陳毅的部隊會合。這就是著名的井岡山朱毛會師。會師后舉行營以上干部會議，決定將兩支隊伍合并起來，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毛任黨代表，朱任軍長，陳任政治部主任兼教導大隊隊長。紅四軍轄六個團，其中參加南昌起義的部隊編為28團和秋收起義部隊編為31團成為紅四軍的兩個主力團，袁文才、王佐的團編為32團，加上游擊隊，武裝力量近萬人。
朱毛紅軍總結了半年經驗軍事思想，概括起來有“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十六字訣。它正是從敵強我弱這一特點出發，趨利避害，避實擊虛，靈活機動，達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目的，從而逐步改變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人民軍隊后來的戰略戰術，就是由它發展起來的。在這一軍事原則的指導下，他們又接連打退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兩次“進剿”。不到一個月在寧岡茅坪由毛澤東主持召開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選舉產生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毛澤東為書記。中共紅四軍軍委書記由陳毅接任。為了統一領導邊界各縣工農兵政府，在寧岡茅坪建立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設土地、軍事、財政、司法四個部和工農運動、青年、婦女三個委員會，使工作全面展開。邊界各縣、區、鄉工農兵政府都成立土地委員會小組，領導土地革命。在第三次反“進剿”勝利時，繳獲迫擊炮七門、山炮二門、光洋二十余擔，這是“井岡山全盛時期”。
1928年12月10日，由彭德懷、滕代遠同志率領的平江起義部隊八百余人，四百多支槍，沖破敵人的重重堵截，來到寧岡新城，與正在進行冬季整訓的紅四軍勝利會師。當天晚上，兩軍的主要領導人在城隍廟親切會見和交談。12月14日在南門外的稻田里召開大會，軍民共同慶祝紅五軍和紅四軍的勝利會師。會師后，紅五軍的八百余人改編為紅四軍第30團彭德懷任紅四軍副軍長兼30團團長，滕代遠任紅四軍副黨代表兼30團黨代表。紅四軍于1929年1月14日出發贛南，此后開辟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30團、32團（團長王佐）留守井岡山。
井岡山是共產黨第一個軍事根據地，介在寧岡、酃縣、遂川、永新四縣之交。北麓是寧岡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黃坳，兩地相距九十里。東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縣的水口，兩地相距百八十里。四周從拿山起經龍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隴（以上寧岡）、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縣）、營盤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黃坳、五斗江、車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計五百五十里。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莊、行洲、草坪、白銀湖、羅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莊，為自來土匪、散軍窟宅之所，現在作了我們的根據地。但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軍糧全靠寧岡、永新、遂川三縣輸送。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醫院、被服廠、軍械處、各團留守處，均在這里。現在正從寧岡搬運糧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給養，敵人是打不進來的。
第二個根據地是寧岡、永新、蓮花、茶陵四縣交界的九隴山根據地，重要性不及井岡山，也為四縣地方武裝的根據地，筑有工事，也是四圍白色政權中間的紅色割據，主要靠共產黨領導的縣委領導的赤衛隊和暴動隊，缺少紅軍主力團支撐。朱毛主力紅軍團離開井岡山后，根據地也顯得有些亂，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個人主義和盲動主義泛起，加上當時中央的左傾錯誤引導，井岡山與九隴山兩個根據地都在反“會剿”中失利，退出根據地到贛南找朱毛四軍主力。在毛澤東指導下重新奪取井岡山與九隴山兩個根據地。然而，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個人主義和盲動主義的錯誤沒有被糾正，甚至發生了，錯殺宛希先、袁文才、王佐，使得井岡山兩個團中的32團骨干領導40余人被錯殺，也就意味著32團土崩瓦解了。這個問題與特委領導朱昌偕、劉天干和根據地軍事領導彭德懷有關。
宛希先是毛澤東留在井岡山的正確處理袁文才、王佐的一位特委的關鍵人物，帶著朱毛陳交待的特殊任務。然而宛希先被特委處決后，接著借彭德懷30團力量，邊界特委偽造了紅四軍前委書記毛澤東給袁文才的信，誘騙袁文才、王佐以達到干掉他們兩人的目的。
想當初毛委員上井岡山，走的是五湖四海的道路，才能將袁文才、王佐等綠林好漢改造成為紅軍的早期領導人。袁文才、王佐都喜歡毛澤東，也撮合毛澤東與永新一枝花賀子珍的婚事，有意讓毛澤東成為“井岡女婿”的，也把自己一個團的兵力交給毛澤東指揮。賀子珍兄妹（都是中共永新縣委主要負責人）都是與袁文才、王佐一起最早進入井岡山的，何學敏是共產黨，他組織的永新暴動比南昌起義還早一個多月，成功后任縣委書記，后與袁文才一起上井岡山，任副總指揮。毛澤東的小弟毛澤覃（當時是紅四軍營黨代表）戰斗中負傷后，在根據地養傷，受到賀子珍的妹妹賀怡照料，產生感情成為革命伴侶。也就是說毛澤東兄弟倆娶了賀子珍姐妹倆。毛澤東在解放后，約見賀子珍哥哥賀敏學時，夸他有三個第一，“武裝暴動第一、上井岡山第一、橫渡長江第一（他作為27軍副軍長指揮偵查部隊首先渡江）”。袁文才、王佐、賀敏學對這塊紅色區域的營建，有著不可抹殺的功勞。
全國解放后，江西省委第一書記陳正人為袁文才和王佐平反。袁文才兒子袁耀烈和王佐的兒子王壽生一起被中央邀請參加了開國大典。1954年南方慰問團給錢為袁家蓋了新房。解放后不少老紅軍到井岡山來，都來探望謝梅香。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還特別邀請了謝梅香和王佐之妻蘭喜蓮到井岡山賓館見面，稱謝梅香為袁文嫂子。
在井岡山的歲月里，不難發現毛澤東非凡和全面的領導才能，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樣樣領先，而且能夠在各種逆境（中央的免職，派系的排擠，敵人的圍剿）中從容地走了出來。這里為何要提經濟工作呢？因為井岡紅軍的經濟主導權為毛所掌握，以后中央蘇區也是如此。第一愛民原則處理好紅軍與百姓關系；第二比較集中紅軍最小以連隊為聚集點通盤考慮部隊日常經濟；第三這些點都有黨的領導和士兵會監督。當紅軍發展到井岡地區的經濟總量不能承受時，紅軍向贛南發展，以后又向閩西發展。毛在紅軍時期幾起幾落很能說明問題，軍事吃敗仗，經濟亂了套，凝聚力下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也不僅僅是個軍事問題，還在于經濟工作的失敗。能夠認真讀一讀毛澤東的《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一文，了解一下1933年的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毛雖然沒有了軍事指揮權，但經濟主導權還是毛，但到了第五次毛的經濟權也丟了，有項英代之。經濟運作不良也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之一。毛澤東與項英到底誰跟紅軍主力戰略轉移呢？雖然博古、李德一直想甩掉毛，但周恩來把良心擺了出來，理由再也充分不過了。井岡道路是毛澤東開辟的，這支隊伍稱朱毛紅軍不為過，這根據地（中央蘇區）也是毛澤東領導建立起來的。然而沒有這一步（留毛跟中央紅軍走）哪有后來的遵義會議呢？我想，與其說是毛澤東跟著中央紅軍走，倒不如說是中央紅軍仍然跟著毛澤東走！
讀《毛選》（路線分歧）
縱觀黨的歷史，對黨造成危害的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在我的概念里，“左傾機會主義”要比“右傾機會主義”傷害來得多。右傾有時將它劃歸到敵人哪兒去，左傾將它劃歸到哪里去？它的理論的論點比你“高”，口號比你“響”，甚至比你“勇敢”，拿它沒辦法。不撞南墻不回頭，不到黃河不死心。
共產黨是以馬克思理論為基礎，以蘇俄為榜樣。以王明為首的純布爾什維克，由于國共分裂，莫斯科中山大學停辦，這批學員回國。其中著名的就是廿八個半布爾什維克，而其總后臺，就是王明。帶著共產國際的指令（尚方寶劍），取得了中央領導權。毛澤東只是個政治局候補委員，在中央沒他的話語權，好在他與朱老總合作不錯，朱老總在黨內的地位還不如毛澤東，毛澤東足智多謀，朱老總為人正直、帶兵在行，所以井岡山根據地搞得很有起色。但是，中央執行的是一套“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大量的根據地在他們的控制下，擺出與國民黨反動派決戰架子，城市的武裝暴動（學“十月革命”？），一次次的失敗，最后也就“拼”的差不多了，同時許多“根據地”武裝攻打城市，多數連“根據地”也保不住了。中央機關搬到瑞金。王明雖然人在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但他一直遙控著臨時中共中央的領導。那時臨時中央的行動都是向王明匯報，所以實際領導人仍然是王明。王明遙控指揮中央蘇區，首當其沖和“山溝里”的毛澤東發生碰撞。毛澤東被閑置起來了，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了，仍然一如既往的左傾路線，還進行了內部清洗。最后的結局，大家都了解。好在周恩來醒悟早，站到毛澤東、朱老總這邊來，還有廿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張聞天、王稼祥等。但此時的“朱毛紅軍”已沒有太多的實力了。“朱毛紅軍”只有“逃”出“魔掌”，“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毛澤東的“逃跑”在世界歷史上是“舉世無雙”的。可惜當年教導的多數將士，已經獻出了他們的生命。“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罪行罄竹難書。
事實上，在當時三個人在黨內具有形象力的，手持尚方寶劍的王明和兩個中共一大時的少壯派，張國燾與毛澤東。張國燾一大時就是三位中央委員之一。國共合作時持不同意見而失去中央委員，四大時成為政治局委員，后因南昌起義失敗，丟了位置，六大時又選為政治局委員，且為中國駐共產國際代表，31年初回國，任中國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后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副主席。一方面軍遭難，四方面軍凸現軍事實力，不足之處是不是他“從小帶大的”？也就說李大釗的就義，陳獨秀的錯誤，中國共產黨領導層事實上的“真空”，王明只是撿了個“便宜”。張國燾另立中央，取代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毛澤東又以他的“洞察力”，帶中央紅軍“逃”出險境。張國燾的失敗，將八萬多四方面軍，折騰成不足一萬人，他本人39年脫離共產黨。此后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已經差不多是共產黨的核心。
所以，毛澤東在對“左傾機會主義”斗爭是他一生最為痛苦的時期。在《東方紅》大型舞蹈史詩中有這樣一首歌“紅軍戰士想念毛澤東”，也體現了整個中央紅軍的期待。“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帶給革命事業損失是最大的，紅軍撤出許多個“革命老區”，而“老區”近十萬民眾遭到了大屠殺。在遵義議會上，毛澤東等掌握分寸不談政治路線，只談軍事上的指揮錯誤，受批判的同志就不多，有利于團結，而不是用“以牙還牙”的方式，到了與張國濤的軍閥主義、逃跑主義、分裂主義斗爭時，政治局基本上做到了團結一致，體現毛澤東的英明。“左”的錯誤的要害，就是脫離實際。毛澤東之所以是毛澤東，正是因為他重視“調查研究”、“權衡得失”、“審時度勢”、“實事求是”。頂住共產國際不正確的瞎指揮。所以在延安，毛澤東將井岡山、瑞金的事業進行下去，而且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毛澤東以民族大義為重，“逼蔣抗日”如同拉毛驢上山，建立“抗日民主統一戰線”。既緩解自身壓力，又分清主次矛盾。它既反對“速勝論”又批判“亡國論”。從軍力敵強我弱，到中國有足夠的戰略縱深而日軍卻拉不起的戰線，分析唯有“持久戰”，救中國。拖死“日本”，“累死”日本。既打擊敵人、消滅敵人，又保存自己、發展自己；對蔣介石既“聯合”又“斗爭”；對偽軍既“打擊”又“分化”；對自己人既“學習”又“整風”。延安時期的學習風氣更濃。毛澤東在這期間寫下了許多不朽的名篇。其中一篇《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一九四○年二月一日）中有這樣一段：“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頑固派有什么資格站在我們面前哼一聲呢？”延安個“十個沒有”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引領和教育”的結果。當初有的老百姓還希望，雷公雷婆把毛澤東給劈死，而這時邊區的人民，已經高唱《東方紅》。歷史是人民創造的，而人民需要教育和引導。
在我的理解里，同樣的人，處于不同的社會環境，結果會不同。一個社會環境的建設是非常重要的。也許當時“大敵當前”，這樣的社會環境容易建立起來，這個叫外部壓力下的內部壓力自動提高。當“外部壓力”變小時，而人的不良習氣抬頭，私心會膨脹？所以，我也一直記住王進喜的名言“井沒壓力不噴油，人沒壓力輕飄飄”。所以，在毛澤東將延安邊區的事業與方法，推向全國時，阻力重重。似乎是毛澤東“左傾”了？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社會意識形態社會，在這樣的生產力狀態下是建不起來的？毛澤東一生，從井岡山到延安，都是以“改造人性弱點”而不是“利用人性弱點”作為社會的意識形態建設的主線的，難道全面掌控國家機器以后，反而搞不下去了？問題出在哪兒？
讀《毛選》（工農立場）
《毛選》開篇就說得是立場問題，共產黨的立場一清二楚。由于主要矛盾和國內局勢變化，立場問題也會有變化。毛澤東與斯諾在39年九月談話中，斯諾問：“現在的政府是代表地主資本家嗎?”。毛澤東答：“是的。現在的政府，主要地還是地主與資本家的代表，可是，這些階級的代表，很多都已逃跑出去了。”斯諾問：“那末，現在還代表什么？”毛澤東答：“在抗日政策上講，主要地已放在中產階級及廣大的農民階級基礎之上，已代表了這些階級，但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到現在還沒有。”在斯諾問及社會革命和改良時，毛澤東說：“我們永遠是社會革命論者，永遠不是改良主義者。中國革命，有兩篇文章，上篇和下篇。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一道，進行民族民主革命，這是文章的上篇，我們現在正在做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還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一篇文章，我們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目前是民族民主革命，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就會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這種可能性是會要變為現實性的。不過，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沒有法子著手做的。”毛澤東對斯諾說：“所謂共產黨對工農的領導，可以分為政治上的領導與組織上的領導兩方面。……教育工農，是用共產黨員的口，用文章，主要的還是用黨的抗日的行動，使工農懂得要抗日要反對漢奸勢力的目的。”斯諾說：“中國有的資本家跑了，到汪精衛那兒去了，這就是說，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階級不再成為政府的主要部分了。這種情形之下，政府已失掉了依靠力量，為什么現在還在相當長的時期中代表了這些階級，而沒有提高工農的組織地位？”毛澤東說：“這就是頑固性，階級基礎變了，而政府組織還沒有變。因為這些人霸住在那里吃飯，而不讓人家進去，所以要改變政府組織，是要經過一個過程的，而不是一霎時的事情。”
“西安事變”后，毛澤東最重視抗日統一戰線。37年5月他在延安召開的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最后報告《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如何爭取千百萬群眾，共產黨、八路軍用自己實際行動感化千百萬群眾，同時把宣傳教育帶到各個根據地和由黨組織的地方，延安先后成立了，陜北公學、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自然科學研究會等。一期期的學員從這了畢業，奔赴抗日前線。毛澤東經常去那里講演，參加畢業典禮。著名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就是在“抗大”的講演。著名的《論持久戰》論持久戰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一周內全部講演。而《新民主主義論》是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新民主主義的憲政》是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上的演說等，毛澤東是個演說家更是個老師。最為著名的要屬《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了。歷時三周的文藝座談會，引言就提出四個問題，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自身學習問題。就是一個“做什么人，為什么人的問題”？三周后的結論更是全面闡述了“做什么人，為什么人的問題”。
“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決。”
“只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末，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眾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
“我們的這種態度是不是功利主義的？唯物主義者并不一般地反對功利主義，但是反對封建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反對那種口頭上反對功利主義、實際上抱著最自私最短視的功利主義的偽善者。世界上沒有什么超功利主義，在階級社會里，不是這一階級的功利主義，就是那一階級的功利主義。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者。”
“‘人性論’。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么超階級的人性。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則主張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卻說成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脫離人民大眾或者反對人民大眾的，他們的所謂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因此在他們眼中，無產階級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現在延安有些人們所主張的作為所謂文藝理論基礎的‘人性論’，就是這樣講，這是完全錯誤的。”
“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于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
“既然必須和新的群眾的時代相結合，就必須徹底解決個人和群眾的關系問題。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知識分子要和群眾結合，要為群眾服務，需要一個互相認識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許多痛苦，許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決心，這些要求是能夠達到的。”
讀《毛選》的引言，在下寫了個“毛澤東的行文風格”，歸納三個特征：一是簡單卻深遠；二是樸實兼明了；三是靈活又明辨。為何要寫“風格”？就是文章、講話、講演的基因。現在有人說，毛選中有很多篇章不是毛澤東的，這些說法在下以為是站不住腳的，作為毛澤東的秘書或寫作班子等，對這文章出過力，編撰了一些，執筆了部分，討論過問題等是可能的，但是授意、提綱、最終定稿還是毛澤東本人。毛澤東在延安和西北坡等都是《新華社》首席記者著稱。許多重要文章是講演和講話，他們那代人幾乎都是立上幾條演講的內容作為提綱，講演就開始了……
前些年出版的《毛澤東哲學批注集》，其中就有對艾思奇、李達、陳伯達、等人編著文章批注，有些批注達到近萬字，這些批注以后都出現毛的文章中。如，對“辯證法的根本法則”，批注9000多字，對對立統一規律批注6000多字，對否定之否定規律批注1500多字……這些批注為《實踐論》、《矛盾論》直接沿用或加工提煉后采用。毛澤東還經常鼓勵陳伯達、胡喬木等出版自己的著作。毛澤東的語言和文字特征是很特別的，簡單明了，深入淺出，愛憎分明，目的性最為強烈。毛澤東之所以是毛澤東，他總是把國家與人民裝在心中，為國家的前途而寫作，為人民的利益而寫作。抗戰時期出了很多毛澤東的小冊子（斯諾就帶這樣小冊子到美國的）與文章的單行本，抗戰后期開始出版毛澤東選集。
1939年，毛澤東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紀念大會上講話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