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存在及其消亡
——讀《權力與貨幣：馬克思主義的官僚理論》
這里所要討論的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的國家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預言，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開始了一個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社會轉變的時期，這一時期國家作為一種階級統治的機器逐漸消亡，過渡時期結束后，整個社會最終將變成一個不帶強制色彩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共產主義社會。換句話說，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也包括作為其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這是一個國家消亡于社會 之中的過程。然而在20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中，不僅沒有出現國家消亡的趨勢，而且宣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走上了國家政權強化和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強化的道路，對蘇東等類似社會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研究，幾乎都以這一事實為起點。后資本主義的國家問題由此也主要聚焦于兩個方面：如何理解這種現實與預言的差距？如何看待國家在這些社會中的作用以及其最終的變化？
一．問題的轉變
歐內斯特•曼德爾，作為20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西方左翼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之一，在蘇東劇變后對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社會根本矛盾進行探索時也首先指出了眾所周知的事實：“國家的極大膨脹是蘇聯和其他類似社會的主要特征……在近60年的官僚專政之下，國家控制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在原始氏族社會，國家是不存在的，國家與社會這種二分法的出現，無疑以這一假設為前提：國家承擔著迥異于社會的職能并且對這些職能的承擔是為社會所必需的，因此它既是社會的對立面又是其依賴的條件。曼德爾回顧了馬克思主義對國家起源的經典論述：國家之所以產生，其基礎是物質匱乏——這一點使得利用他人為自己積累成為動力，這形成剝削的根源、勞動的社會分工（也即階級分化的形成）和公共權力為某一特殊集團所據有（這是國家與氏族組織的根本區別）。從國家起源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中可以引出國家的兩個基本職能，一是保障統治階級統治的職能，這是由其經濟基礎決定的；二是管理公共事務的職能，也就是國家必須作為“公眾”利益的代表，而不是私利的代表。正是在這一點上體現出國家對于社會的獨立，也為國家對社會的統治提供了歷史的合理性。行政權力，這是國家統治的核心權力，國家的行政機器通過一整套嚴格的、等級制的方式組織起來，就是官僚機構。官僚機構是“國家祭司”，是國家力量的掌握者和執行者，是國家的真正代表。在一個以行政權力為中心的國家，國家的統治可以說就是官僚的統治，蘇東等前社會主義國家正是這一類型的國家，所以，后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問題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后資本主義社會的官僚制的問題。由此，曼德爾總結道，對蘇東等類似社會的政權性質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的思考都可歸結為“官僚政治在這些社會里面所具有的特殊性質”問題，這正是他的著作《權力與貨幣——馬克思主義的官僚理論》所要表達的最重要的思想之一。
二．官僚制與后資本主義國家
曼德爾認為，蘇聯等類似國家官僚集團的產生來自于無產階級統治和資產階級統治之間存在著的重要差別。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主要是通過經濟手段，它可以利用它的無所不在的金錢和財富的力量創建一支服從它的特殊利益的國家公務員隊伍，所以它能夠通過不同的政治制度來實行統治：無論是通過有限選舉權的制度，還是普選權的制度；既可實行議會制的社會民主主義政府，也可以實行軍事獨裁或法西斯獨裁。換而言之，資產階級可以統而不治。然而工人階級卻是不可能統而不治的。因為它在先前“沒有統治的經驗，它不占據社會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它在文化上不如原來的統治階級發達，它在很長一個時期繼續受到前統治階級的影響，它不能利用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來達到自我解放的目的。”也就是說，在奪取政權的革命勝利后，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處境是不相同的，它一開始在社會經濟和文化上都毫無特權。因此，“它必須在企業、部門、市鎮和地區，以及國家和國民經濟的總體水平上同時行使權力；掌握按照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優先次序分配稀缺資源的關鍵決定權”。 資本主義國家與后資本主義國家的根本不同就源于此。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經濟社會，資產階級政治統治與經濟統治的分離，也就意味著國家與經濟社會（即市民社會）的分離；而后資本主義社會，由于無產階級政治統治與經濟統治的合一，與前資本主義社會在國家與社會關系上呈現出相似的特點，即相對于國家的個人自主的經濟私域都是不存在的。當馬克思說到“無產階級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時，他實際上是預設了國家與經濟社會的融合 。當然，這種相似只是表面的，因為前資本主義社會作為一個政治社會，處于國家與社會尚未分離的狀況，是社會對國家的依附；而后資本主義社會，是公共權力由舊的國家行政機構手中轉歸社會，建立起以社會權力為中心的政治體制。然而問題就在于，只要無產階級內部還存在職能分工，即在那些“職業性地行使權力的人與無產階級群眾之間的分工”，階級本身的直接集體統治就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在一定歷史條件下，職業性地行使權力的人群固定了下來，逐漸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利益集團，權力被這一利益集團所壟斷，這就是工人國家官僚集團的產生基礎。官僚集團不具備獨立的經濟基礎，不存在一個“有其自身內在邏輯和運動規律的新的生產方式”，它只是在工人國家中將原由群眾自己行使的行政職能據為己有的一個蛻變了的新的社會階層，因而它不能成為一個新的統治階級。
曼德爾指出，蘇聯等類似社會中，國家成為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強大的獨立力量、社會的官僚化等現象不能簡單地歸因于斯大林主義或個別領導人的政治錯誤（相反，斯大林主義的政治路線和意識形態本身還必須根據一定的社會物質和歷史條件來解釋），這種趨勢反映的是這些國家落后的歷史條件及其深刻的社會內在矛盾，“正是為了調節這些矛盾，國家和官僚集團才得以存在并不斷膨脹。”因為，“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于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恩格斯語） 。這些不利的條件包括：生產力的不發達、物質的匱乏、所發生的革命的孤立性、與世界市場的隔絕、獨立的工人運動的衰落和消失等。
在蘇聯及其類似社會中，商品生產的部分存在以及官僚主義國家機器的過度膨脹，表明這些社會并不是社會主義社會，而只是介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性社會。因為，科學的范疇并不是憑空產生的，它們都是來自于對現實的社會關系的反映。“商品”、“價值”、“貨幣”等范疇之所以繼續存在而無法立刻消除，“是有其物質基礎的，這就是生產的社會化尚未充分發展；勞動在本質上還不是直接的社會勞動；生產者還沒有相互自由聯合，還不能夠直接支配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因此，私人勞動和私人財產還沒有完全被消滅” 。國家和官僚制之所以還存在，是因為勞動的社會分工還未能消除，還不得不由一小部分人來專門從事公共事務的管理。因而，它仍然是一個帶有剝削性的、壓迫性和造成異化的社會。 這樣一個過渡社會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它既可能復辟資本主義也可能向真正的社會主義前進。與這種社會的過渡性質相適應，社會主義國家中統治的官僚集團具有兩面性和矛盾性。
蘇聯等過渡社會與前資本主義的政治社會一樣，統治階級主要是實行非經濟強制而非經濟強制，政治權力的作用遠遠勝于經濟權力的作用，因而在這里，官僚集團的統治主要不是借助于掌握貨幣財富，而是借助于對政治權力的壟斷，這一點決定了它的非資本主義性質；與此同時，官僚集團雖然不能成為一個新的統治階級，但仍然可以和其他階級區分開來，具有自我存在的邏輯。黑格爾曾經指出了官僚制的三個獨特的社會支柱——固定的收入、穩定的職位與等級性質，并被賦予“無私”的特性，這些都與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形成鮮明的對比。然而曼德爾認為，官僚與市民社會（即資產階級在其中存在的社會）的分離并不是絕對的，官僚制同時還滲透于市民社會之中，“在一個財富統治的社會里，金錢的誘惑是不可抵擋的，因而腐敗的誘惑也是不可抵擋的” ，也就是說，官僚同樣存在著積累財富的欲望。因此，追求財富追求私利也是官僚的一個特征，它構成官僚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內在張力之一。而在一個物質匱乏的社會中，社會主義國家的官僚集團同樣無法使自己擺脫貨幣財富的影響，無法擺脫財富積累的欲望，這正是它非社會主義性質的體現。然而由于它不行使經濟職能，這就意味著，官僚集團無法通過經濟手段來積累，而只能通過權力的壟斷來積累，特別是通過權力來驅使勞動者為其積累，表現為對社會剩余產品的無償攫取和過分占有，這在一個權力不受束縛和監督的官僚集權社會，尤其容易實現，從而也造成了蘇東等類似社會的嚴重的不平等。而對社會剩余產品分配的不合理控制往往伴隨著生產的巨大浪費，又反過來加劇物質的匱乏狀態。這表明，后資本主義的官僚集團與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有產階級一樣都具有明顯的寄生性。隨著權力的越來越資本化，官僚集團的一部分也逐漸轉變為一個資本家階級；當經濟增長的速度越來越慢，他們便要求分散生產資料和社會剩余產品的控制權，這個“自由化”的過程逐漸削弱了中央計劃，它使得價值規律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并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復辟。這一過程正是蘇東等社會國家性質演變的真實寫照。
曼德爾提到，蘇東等過渡社會的變化方向取決于官僚集團、工人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和親資產階級勢力的三角斗爭。也就是說，對后資本主義社會來說，向市場化的轉變并不是必然的唯一的結局。那么另一條替代道路在何方呢？這就是他所說的向自治社會過渡。工人國家官僚化的實現是以工人階級喪失對自己的組織和對工人國家的控制為前提的，同樣的，官僚政治的消亡要以勞動者的自主活動和自治組織的極大增長為前提，這并不是說必須出現市民社會，而是指生產者自己集中分配資源并以民主的方式決定資源配置優先權的管理和計劃制度，這是一個體現勞動大眾對生產條件進行聯合控制的過程。國家消亡的可能性正是蘊涵于其中，因為所謂的國家消亡，也就是重新由社會本身不經過任何特殊機關或者官僚機構來行使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職能。而為了實現自治，防止官僚制，需要這樣一些條件：無產階級對官僚集團的政治革命成功、建立起以社會權力為中心的多元民主制、物質上的匱乏逐步被豐裕所取代、在生產發展基礎上大大縮短工作日——因為勞動時間的減少意味著人們才可能有更多的自由時間來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這一點對于勞動者自治是至關重要的。
三．總結和問題
毫無疑問，歐內斯特•曼德爾在后資本主義國家的研究上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他實際上是把官僚制作為對國家行為解讀的切入點，因此高度抽象化的“國家”這一概念就被形象化和具體化了。官僚制又是與國家的兩個職能中公共事務管理職能聯系在一起的，在這個方面恰恰蘊涵著國家的自我存在邏輯，即國家相對于社會的獨立性，這樣他不僅多少糾正了長期以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所持的簡單化認識——好象這一理論僅僅把國家看作是階級統治的工具，而這也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過分強調國家的第一種職能的后果，——而且還從官僚制的角度來探索現代國家的統治規律，并把這一視角延伸到了后資本主義社會，從而進一步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
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在將國家問題轉換為官僚制問題后就不再是平面的了，而是更富立體感了。在曼德爾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國家的獨立性不是體現在它作為社會之外的存在，而是體現在它在社會之中的獨特的利益，國家自身是有利益訴求的——這截然不同于以往僅僅將國家視為一個中立的實體，中立國家實際上只是一種靜態國家，——并且其內部是有矛盾的。國家實體的矛盾，官僚制內部的矛盾，反映的是社會的內在矛盾，是社會自身的缺陷決定了國家以這種或那種具體形態存在，實行這種或那種官僚政治形式，而這一點是被大多數研究者所容易忽視的。毫無疑問，這里的分析起點是社會。也正是把握了工人國家官僚制的內在屬性以及它與社會間的矛盾，曼德爾得以闡釋了從集權國家到市場經濟國家演變的邏輯，從而為后資本主義社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提供了較為令人信服的解釋。
在后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演變的研究上，曼德爾并不遵循著一條普遍的思路，將其僅僅歸納為一種模式，即這一關系的方向只能是從無市民社會（指私人的經濟領域的出現）到轉型后市民社會出現的可能性。事實上，這種思路仍然是以國家與社會的對立、行政權力為中心的不可避免作為不證自明的前提。 曼德爾的重要貢獻在于他提出，后資本主義社會在工人官僚統治和國家與市民社會分離的資本主義之間并非沒有第三條道路，后一種國家模式并非前一種國家模式轉變的必然的選擇。一個自治的社會，其實質就在于它不僅推翻了工人官僚制的統治，而且還開啟了一般國家逐漸消亡于社會之中的過程，而這將是一種新型的民主。這樣曼德爾就突破了將國家與社會絕對二分的狹隘的視野。
我們的問題來自于這些方面：正如曼德爾所言，后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存在的經濟基礎是物質的匱乏，因而它無法立刻消滅商品經濟，這就意味著即使在一個過渡性社會，私人經濟領域的存在也是無法避免的，那么它將對市民社會的出現起到多大的作用？社會自主權的增加是否也可通過這一點而不僅僅通過對經濟的共同管理來實現？而它是否又形成了與后資本主義國家和經濟社會融合的目標間的矛盾？通往自治社會之路還有一個巨大的障礙。自治要求管理職能的社會化，但是由于社會生活的日益復雜化，勞動的客觀社會化與基層社會生活日益加強合作的趨勢是具有矛盾的性質的，它們包含著集中化和分散化這兩種并行趨勢，這些趨勢使中介機構不可避免，而這些中介機構實際上就是勞動的社會分工形式，它們無疑還擁有對人民的某些權力，這是否又意味著會產生新的官僚機構和壓迫形式呢？勞動的社會分工的消亡與經濟活動的日益復雜化之間的矛盾如何得到解決？曼德爾沒有清楚地回答這些最為關鍵的問題，雖然他意識到了這些問題對國家消亡的重要性。然而對他的這種要求又是苛刻的，因為人們只能回答實踐所提出的要求，而實踐還遠遠沒有提供解決問題的手段。無論如何，他的理論的意義都在于使問題提升到了另一個層次，我們不再滿足于僅僅來探討后資本主義國家向市民社會的演變，而是探討這種演變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及國家存在的另一種可能性。
參考書目：
歐內斯特•曼德爾：《權力與貨幣：馬克思主義的官僚理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版。
唐士其：《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第2、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國關03碩 陳人江 10324005
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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