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依附理論的淵起
有著３００年殖民地歷史的拉丁美洲是最早被歐洲資本主義納入其體系的非歐洲地區之一，它坎坷不平的發展歷程，同與它緊鄰的北美洲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對比在二戰結束后更為突出：美國躍升為世界新霸權，加拿大也擠進發達國家行列；而拉丁美洲則淪為不發達地區。這種不發達狀態體現為：經濟上單一產品結構，受外國資本的牢牢控制；政治上動蕩不定，缺乏民主；社會上貧富差距很大，包括教育、福利等在內的各項社會發展指標落后。獨立后的百年發展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拉丁美洲的殖民地特征，相反，伴隨政治獨立到來的是經濟上對發達國家的更深依賴。拉丁美洲的國際處境具有了濃厚的新殖民主義色彩。在新的國際環境中，拉丁美洲的出路何在成了擺在關心拉美命運的學者們面前的一個重要問題。
“二戰”結束后，隨著美國霸權地位的確立，其社會科學界也表現出強烈的外向意識，熱切關注非西方社會的發展狀況，地區性研究因之在各學科中繁榮起來。在這些實證性研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現代化理論到５０年代時已經如日中天了。現代化理論成了二戰后西方學者研究非西方社會發展道路的基本理論平臺，控制了現代化問題研究的話語霸權。現代化理論有兩個基本假設：一是所有社會的發展歷程都是相似的，都會經歷幾個共同的發展階段；二是歐美社會的發展道路已經展現了這些共歷性階段，因而歐美現代化之路是其他非西方社會的必經階段和最終目標。在這兩個假設的基礎上，現代化理論家們充滿希望地預言非西方社會只要按部就搬地學習西方模式就會獲得西方今天的成功。在今天看來，現代化理論的一些理論判斷是非常準確的，但是就其整個理論來說，現代化理論帶有明顯的“西方中心論”傾向，忽視了非西方社會的獨特性和獨創性。同時，現代化理論的宏觀背景分析也相當缺乏，忽視了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不平等特質以及國際環境同各國發展進程的互動關系。
二戰的勝利帶來了西方經濟的空前繁榮，也助長了非西方社會對未來的憧憬。現代化理論正好迎合了這種欣喜和向上的情緒。然而，非西方社會在戰后并沒有象現代化理論預想的那樣順利地走上現代化之路，享受到西方現代化的成果，反而同西方國家間的距離拉大了。非西方社會出現的問題大大削弱了現代化理論的可信度。同時，二戰后非西方社會出現的一些工業化進步也強化了這些社會的覺醒意識，尤其是民族資產階級迫切需要獲得政治發言權，這些變化的出現為非西方社會學者尋找發展新路提供了直接動力。
發展新路的尋找首先是由普雷維什領導的拉美經委會開始。這個屬于聯合國的，成立于１９４８年的組織通過對國際貿易的分析提出，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不適合解釋包括拉美在內的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狀況，也不能為它們的發展提供出路。這種論點的經驗性依據是拉美各國在３０年代實行的外向發展戰略的失敗。普雷維什認為，發展中世界的經濟滯后和收入不均，源于市場失靈和國際經濟的“中心──外圍”關系。處于“中心”的是擁有技術優勢的工業國，而生產出口原料的國家則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結合在這個體系之中，形成廣大而又參差不同的外圍。這種國際經濟體系關系加強了中心對外圍收入的吸納，也限制了外圍的發展。因此，外圍國家要實現發展，必須首先同中心脫鉤，進行內部的工業化和政治社會改革，發揮國家的作用。以普雷維什為代表的拉美經委在５０年代逐漸引起拉美政府的注意，并同５０年代出現的政治上的民粹主義結盟，轉化成拉美一些國家的政治經濟實踐。拉美經委會的理論至少在兩個方面對后來“依附理論頗有啟發：一是關于國際經濟體系不平等的中心──外圍結構的理論前提；二是在國際經濟框架中闡述觀點，并推導出重要的政策的開放性方法。
在對現代化理論的批判中，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觀點方法也逐漸得到了非西方社會學者的認同，成為他們建構自己理論的必要組成部分。馬克思對資本逐利本質的批判以及其理論所體現出的開放性、國際性（即對世界范圍問題的關注）被這些學者吸收利用。而列寧、盧森堡等人的帝國主義論則直接成為依附論先驅如巴蘭、斯威齊、比爾·沃倫等人的基本理論出發點。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文中不僅分析了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這一特殊階段進行擴張的特征，而且已經提到了國家間的依賴關系。他認為：“既然談到資本帝國主義時代的殖民政策，那就必須指出，金融資本和同它相適應的國際政策，即歸根到底是列強為了在經濟上分割世界而斗爭的國際政策，造成了許多過渡的國家的附屬形式。這個時代的典型的國家形式不僅有兩大類國家，即殖民地占有國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種形式的附屬國，它們在政治、形式上是獨立的，實際上卻被財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屬關系的羅網包圍著。”
１９５２年，美國學者保羅·Ａ·巴蘭在《曼徹斯特學報》上發表了《論落后問題的政治經濟學》一文，開啟了依附理論的發展先河。此后斯威齊、馬格多夫等人相繼發表文章，分析帝國主義與不發達國家的關系。進入６０年代后，以弗蘭克、卡多索、富爾塔多、森克爾等人為代表的一些拉美本土學者以及以薩米爾·阿明為代表的非洲學者也加入到這一理論的行列。他們把依附理論進一步豐富發展，形成了不同的觀點，并且使依附理論在６０年代達到鼎盛。
這里必須要注意到一點。依附理論并非從一開始就是由拉美本土學者提出的，其最初的倡導者是一些研究落后地區，特別是拉丁美洲的美國學者，如巴蘭、斯威齊等人，以及一些在拉美生活的歐洲學者，如來自德國的弗蘭克。他們奠定了依附理論的理論基礎，并使這種理論在西方學術界引起了重視，進而使其影響回射到這種理論的現實對象，引起了對象國本土學者的共鳴，得到了他們的認同和進一步的豐富發展。
二、多元化的理論：流派和代表人物
任何一個了解依附理論的學者都會同意這樣一種判斷：依附理論是一種多元化的理論；而且與其說它是一種理論，不如說它是一個理論集合。依附理論的多樣化特征直接表現為其內部流派眾多和代表人物觀點的寵雜。
關于依附理論的流派劃分，眾說不一。
菲利蒲·奧布賴恩（Philip O’Brien）認為，由于依附理論擁有拉美經委會和馬克思主義兩個傳統，所以可以把依附理論分為三派。第一派采用的是拉美經委會的結構理論，其代表人物包括奧斯瓦爾多·森克爾和西賽羅·富爾塔多；第二派傾向于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有羅·Ｒ·馬里尼，西奧多尼奧·Ｄ·多斯桑托斯及Ｇ·弗蘭克；第三派以社會學者為主，如費爾南多·卡多索等，他們似乎處在馬克思主義和結構論之間。這三派間的最大差別是政治行動觀點的不同。美國著名的比較政治學家羅納德·Ｈ·切爾克特（Ronald H.chilcote）則把方法和觀點結合起來來厘清依附理論。他認為依附論首先可以根據研究方法分為馬克思主義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在此基礎上還可以按觀點細分（見下表）
非馬克思主義的
反帝國主義的
馬克思主義的
反帝國主義的
發展主義 結構主義，以及國家自主發展
（普雷維什、富爾塔多和森克爾）
國際殖民主義（岡薩雷斯·卡薩諾娃）
發展極（Andrade）
壟斷資本主義（巴蘭和斯威齊）
次帝國主義（馬里尼）
不發達的資本主義發展（弗蘭克·羅德尼）
新依附（多斯桑托斯）
依附的資本主義發展
（卡多索）
來源：Ronald H.Chilcote,1994,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Boulder: Westview Press,P237.
權威的《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則把依附理論分為四種：研究資本主義發展在外圍地區受到抑制的理論；對發展的具體過程的分析；關于“不發達發展”的理論以及對拉美經委會關于拉丁美洲發展分析的重新闡述。前兩種理論的共同之處是它們把資本主義在外圍地區的發展看作歷史上進步的現象。但二者的主要區別在于，它們對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不同。前者認為由于“條件”發生了變化，使外圍地區的工業化不可能按照馬克思對世界落后地區工業化可能性的分析過于樂觀。后兩種理論的共同之處在于，它們對外圍地區工業化的可能性問題采取了極端懷疑主義的立場。但是二者又有著程度的區別。前者認為不僅不存在外圍地區現今發展資本主義的可能性，而且這種可能性從未有過，將來也絕不會出現；后者則認為還存在一定的可供選擇的途徑來替代這種設想的“落后性積累”。
從這些歸納中，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到依附理論的多元化特征。這種特征是依附理論所處的特殊環境的產物。之所以這樣講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依附論者摒棄了主流理論的分析范式，希圖探索出能夠更合理地解釋非西方社會不發達原因的分析范式。他們選擇的目標或者是與主流范式對立的范式，或者是建構新的范式，因此從方法論的選擇上依附理論體現出了多樣性；二是依附理論群體成員的來源廣泛，都懷著對本土問題的強烈關注，希求為本土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就使他們提出的觀點帶有某種程度上的地域特色，觀點也表現出更強烈的多樣化。
總的來說，主張依附理論的學者構成了一個非常龐雜的學者群。他們中的絕大部分是拉美學者。而且相當一批人曾經作為官員或顧問，受聘于本國政府，直接參與了本國發展戰略的制訂和實施。這些具有不同背景和經歷的學者為依附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三、不發達的原因和發展的可能：依附論的主要觀點
盡管依附論內部流派紛呈，觀點眾多，但是在一些主要問題上依附論者的觀點是基本一致的。正是這些觀點構成了依附論的理論基礎和支柱，基本勾勒出依附理論的總體構架，為我們展現了依附理論的總體形象。這些主要觀點包括：
1、資本主義的擴張是異質而非均質的，給其他地區帶來的并不是和歐美一樣的經濟發展。這個觀點是依附理論的立論基礎之一，也是對資本主義與經濟發展關系的基本判斷。關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對不發達地區的影響，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判斷是樂觀的，而且不可避免地帶著那個時代的“歐洲中心主義”的烙印。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熱情洋溢地描繪了歐洲殖民擴張帶來的巨大變革，論證了它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產物。它雖然瓦解和破壞了殖民地的傳統生活，但為這些國家擺脫停滯播下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種子。因此，資本主義的擴張是進步的。馬恩的這種判斷雖然帶有強烈的辯證色彩，但是把殖民地的發展簡單化了。依附理論正是從修正這個觀點在殖民地國家的適用性上開始的。保羅·巴蘭在其１９５２年發表的《論落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文中也采用了宣言式的筆調，充滿激情地指出，“如果說資本主義不能改善大部分落后地區全體居民的物質條件的話，那么，它卻帶來了深刻影響不發達國家社會和政治條件的某種因素。它以驚人的速度把資本主義秩序中固有的一切經濟和社會的緊張關系傳入這些國家。……它把這些國家的經濟命運同變化無常的世界市場聯系起來并使它們的命運和熱病般忽上忽下的國際價格運動連在一起。”因此，“按照進步資本主義的方針來解決不發達國家現有經濟和政治僵局的可能性已經完全消失。”巴蘭的這種觀點受到了許多依附論者的附和。弗蘭克在其最有影響的著作《資本主義與拉丁美洲的不發達》一書中開宗明義地表明了其基本的觀點：“和保羅·巴蘭一樣，我相信資本主義既是世界性的，也是民族性的，它在過去造成了不發達，現在仍然在制造不發達。”
多斯桑托斯、阿明等學者則把這種判斷帶到了對跨國資本的研究之中。他們通過對跨國公司的分析，力圖證明跨國公司雖然在其生產組織等方式上有了很大的改變，但并沒有改變資本追逐利潤的本質以及其為獲得高額利潤不惜使用各種手段的行為。跨國公司不僅控制著向不發達國家輸出的技術，而且利用各種媒體影響著當地的消費取向和消費方式，加劇了當地社會內部的利益分化。它們為了維持自己對本地資源和市場的長期控制，還扶植自己的政治勢力，干涉本地的政治。因此，在整個６０年代的依附理論文獻中充滿了對跨國資本的強烈抨擊。當然，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除了依附理論的基本立論之外，更重要的是跨國公司在戰后年代的過多越軌行為。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國跨國公司對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國內政治的卷入。例如美國聯合水果公司在１９５４年推翻危地馬拉阿貝前政府中扮演了角色。
雖然在６０年代幾乎所有的依附論者都公開贊同或默認了巴蘭式的對資本主義的判斷，但進入７０年代后，依附論學者中間開始有人嘗試著對這一判斷進行修正。卡多索和法萊托以及彼得·伊文斯(Peter Evans)等人做的就是這項工作。他們根據７０年代出現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驗，提出在資本主義擴張中，不發達地區也能夠取得依附式發展。卡多索除了和法萊托提出“依附的資本主義發展”概念外，還在１９７３年的一篇文章中詳細闡述了他的“相關的依附發展”(Associated dependent development)理論。他認為依附和資本主義發展能夠共存。卡多索等人的修正并沒有從根本上偏離開巴蘭式的判斷，只不過是想使依附理論在７０年代的新變化面前顯得更有彈性。他們認為外國資本雖然可使某些不發達國家實現工業化，但是這種工業化的社會經濟成本是相當高的。
２、不發達狀態和發達狀態的關系不是線性更替的，而是平等共存的。換句話說，現在的不發達狀態不是實現發達的前一時段，而是發達的產物，發達在出現的同時也制造了不發達。關于不發達狀態和發達狀態關系的判斷是依附理論的另一個立論基礎。這個觀點首先是針對現代化理論中的發展階段論提出的。現代化理論借用了馬克斯·韋伯的思想把社會的發展階段分成傳統和現代兩個階段，利用這種二分法來以歐美作為區分傳統和現代的標準，并且把發展階段進一步細分為若干階段，認為每一個階段與前后階段之間都是逐級更替關系。這種觀點的集中體現者是美國學者Ｗ·Ｗ·羅斯托（Walt W·Rostow）。他認為，經濟變遷的過程可以視為一連串的階段，每一個國家都必須經過這個過程。英國是一個很重要的例子，它是第一個因演化而踏入現代工業世界的國家。羅斯托并且推論說，這種階段的路徑是一種模型，可為其他國家所復制。他還羅列了使某一國家從某一階段走入另一階段的諸多因素，認為只要滿足這些因素，就會取得發展的效果。
顯然，這是一種機械論的非歷史的發展觀，帶有強烈的“西方中心論”色彩，忽視了非西方社會不發達的原因，割裂了西方與非西方之間的密切聯系。實際上為西方開脫了對非西方社會落后負責的責任。這種觀點雖然從４０年代到５０年代在歐美盛極一時，但是在５０年代首先受到了象尼赫魯這樣的新興民族國家領導人的批評。這些領導人把本國的長期停滯和落后歸因于西方的殖民統治。１９５７年巴蘭為了支持尼赫魯關于英國人對印度“人民的極端貧困”負有責任的指責，論證了英國人在肥了自己的同時，“系統地毀滅了印度社會的全部結構和基礎”。對這個論點進行總結性闡述的是弗蘭克。他說：“一般認為，經濟發展出現于一系列的資本主義階段，而今天的不發達國家則仍然處于現在的發達國家早已經歷過的原始歷史階段。然而，甚至稍有一點歷史知識就可以看出，不發達狀況既不是原始的也不是傳統的，而不發達國家的過去或現在同目前發達國家的過去也并無任何重大類似之處。目前的發達國家過去雖然可能經歷了未發展狀態，但是決沒有經歷過不發達狀態”。因此，“我們必須作出結論，即不發達并不是由于孤立于世界歷史主流之外的那些地區中古老體制的存在和缺乏資本的原因所造成的。恰恰相反，不論過去或現在，造成不發達狀態的正是造成經濟發達（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的同一個歷史進程。”
對于剛剛步入世界舞臺的新興民族國家來說，關于不發達與發達關系的判斷為其提供了在國際社會中取得輿論合法性的論據，鼓勵了不發達國家對改變現有的不平等國際關系的要求，但是也為這些國家的領導人開脫自己在決策失誤上的責任提供了藉口。
３、不平等的中心──邊緣結構造成了不發達國家資本積累的不足，不僅維持了，而且不斷生產著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間的不平等關系。中心──邊緣結構是依附理論為自己創造的一件便利的分析工具。中心──邊緣可以有多種表述形式，如中心──外圍，宗主──衛星等，但不管用詞有多么不同，都旨在表明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間不平等的控制與被控制關系。
中心──邊緣結構最初是由拉美經委會用來說明國際貿易條件惡化對外圍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的影響的。中心的工業品和外圍的農業品及初級產品的交換是外圍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但是外圍產品無收入彈性，易受工業品進口的貿易條件的長期惡化的損害。因此，許多外圍國家為了實現增長，被迫實行進口替代，提高國內價格，但這會引起通貸膨脹，而通貨膨脹的痛苦只有靠降低產量的增長率來制止。但是緩慢增長本身加劇了社會緊張局勢。外圍國家在中心──邊緣結構中無法實現資本剩余的積累、生產性轉化和有效的社會分配。之所以這樣，是因為“體系的動力實質上取決于不平等。因為剩余是以不平等為基礎的，而體系的動力要求剩余不斷增長，以便增加積累。但與此同時，剩余又推動著特權消費社會的發展。如果違反這一要求，危機就不可避免地到來。”
依附論者在拉美經委會的基礎上，把對中心──邊緣結構的分析更推進了一步。巴蘭從“經濟剩余”概念出發詳細分析了邊緣地區不發達的原因。他認為雖然不發達國家的生產水平低，個體提供的絕對量少，但由于消費水平低，所以剩余的相對量較大。本來這些剩余有利于當地的發展，但是剩余無法實現生產性轉化。因為一方面許多剩余回流到中心，或者被特權階層消費掉，另一方面不發達國家內部投資刺激小。外國的資本控制了本國市場，使國內經濟沒有經歷自由競爭階段就走向了壟斷。而國家由于受外國資本的控制，所以也不能克服各種障礙，支持本國經濟的增長。
弗蘭克則對中心──邊緣結構的運動規律進行了大膽地假設。他認為可以從中心──邊緣結構（他使用的是宗主──衛星結構）的運動中得到三個基本性假設：第一，同世界性宗主中心（它并不是任何勢力的衛星）的發展形成對照的是，國家一級和其他下級宗主中心的發展都由于它們的衛星地位而受到限制；第二，衛星同它們的宗主中心的聯系處于最微弱狀況的時期，則是衛星在經濟上最為發展的時期；第三，今天最不發達和看來最封建的地區，是過去與宗主中心聯系最密切的地區。
伊曼紐爾和阿明通過對不平等交換的研究分析了中心──邊緣結構是如何運動的。伊曼紐爾基于工資率的差別指出國家間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不平等交換”，即窮國用包含更多勞動時間的產品與富國交換包含更少勞動時間的產品。為了得出這個結論，伊曼紐爾提出兩個假設：首先，資本在國際間流動，而勞動并不流動；其次，工資率與勞動邊際產品的比率在窮國比在富國低。他的前一個假設保證了利潤率在全世界的平均化；他的后一個假設保證了第三世界的工資率，甚至在采用最先進技術的部門，也比富國的工資率低。結果，窮國將接受相對于他們從富國出口所必須支付的價格更低的出口價格。阿明和伊曼紐爾一樣，都注意到不同類型國家間工資水平的差異，但二者的分析方法和側重點不同。他認為中心既可以通過國際生產價格進行不等價交換，也可以通過資本輸出和跨國公司等來實現價值的轉移。他還特別分析了跨國公司的影響。他認為跨國公司加重了中心與邊緣之間的不平等交換關系，使中心的吸納能力更強大了。
值得注意的是，依附論者在運用中心──邊緣結構這個分析手段的時候，不僅對國際經濟進行了分析，而且對邊緣國家內部進行了分析。這種內部分析不是純經濟學式的，而是考慮到國內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阿明認為，外緣國家有四個主要特征：農業資本主義的優勢地位；主要是商人性的當地資產階級受外國資本控制；大批官僚壯大起來，代替了城市資產階級的領導地位；眾多的貧窮的農民、城市失業者和沒有完全發展成為無產階級的邊遠地區的工人。結果是邊緣被迫處于“不完全的和外向性的本地資本主義的發展之中。”森克爾認為，不發達國家內部的一些結構性特征也要為不發達的形成負責。不發達國家要實現自主的發展（Autonomous development），就要改變國內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的結構與制度。馬里尼則認為由于國際不平等的交換關系，造成了國內勞動力被過度剝削(Over-exploited or super-exploited)，這阻礙了絕對剩余價值向相對剩余價值的轉化以及國內資本的積累。
中心──邊緣結構是依附理論最有代表性的特征之一。它的提出富有理論創造性。由于其富有形象性和一定的說明力，所以它的使用范圍已經擴大到依附理論之外的其他社會理論中，并被應用在不同的空間時間之中，成為社會科學工作者熟悉的分析工具。
４、依附（Dependence）既是不發達的表現形式，也是產生不發達的根本原因。依附是依附論者最常使用的一個概念，但也是一個引起非常多爭議的概念，是依附論批評者的重要批評對象。盡管如此，依附依然是依附理論最有代表性的特征之一。
對于什么究竟是依附有著不同的界定，但是多斯桑托斯提出的依附概念最經常被引用的，也可以說是依附理論中關于依附的最清晰完整的闡述。“所謂的依附，我們指的是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中，某些國家的經濟受到另一種經濟的發展和擴張的制約(conditioned)，前者服從于后者。當某些（主導）國家能夠使其他國家的發展只不過是其擴張的反映時，在兩個或更多經濟之間，以及這些經濟同世界貿易之間存在的相互依賴關系就成為了一種對這些國家的眼前發展有積極或消極影響的依附形式。”除了多斯桑托斯外，森克爾等人也用類似的語言表達了相同的觀點，他們主張發展是一個全球的、結構性的變遷過程，而不發達國家則是那些缺乏自主變遷和成長能力的國家，必須依賴中心國家。
依附不僅僅是一個概念，也是一種歷史現象。它的歷史形式受三個因素制約：⑴世界經濟的主要形式，以及該經濟的發展規律；⑵資本主義中心里的優勢經濟間的關系，以及該資本主義向外擴張的形式；⑶處于邊緣的國家內部的經濟關系以及這些關系如何被資本主義擴張后的國際經濟網絡納入到國際的依附狀態之中。多斯桑托斯認為，從歷史角度可以區分三種類型的依附：⑴殖民式的依附(Colonial dependence)。本質上是商業貿易的出口，其基本形式是商業和金融資本與殖民主義的政府勾結在一起，進行貿易壟斷和對殖民地資源的獨占。這種形式的集中體現是歐洲諸國同其殖民地的關系上。⑵金融與工業依附(Financial-industrial dependence)。這種依附出現于１９世紀末期。其特征是霸權中心依靠資本優勢，投資于供中心國消費的原料和農產品生產。在這種情況下，邊緣國家的生產結構淪為專門生產出口品的單一結構。⑶技術與工業依附(Technological industrial dependence)。這種新型依附是二戰后以跨國公司為基礎發展起來。在這種新形勢下，不發達國家的依附程度加深了。
多斯桑托斯對依附的歷史形態的劃分實際上并沒有脫離開列寧等人開創的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研究，只不過用新的概念從新的視角來看待資本主義的發展。
關于依附形式問題，除了以多斯桑托斯為代表的歷史劃分外，許多學者都在著作中談到了不同內容的依附。按照馬來西亞學者夠斯(B.N.Ghosh)的歸納，依附包括１０大類。它們是學術依附，文化依附，金融依附，市場依附，人力資源依附，消費依附，生物工程依附(Bio-dependency),環境依附，軍事依附以及政策依附。
對于依附關系的影響，依附論者基本上都認為其消極面大于積極面。依附的存在造成了：國內生產結構的單一性；外國資本對本國經濟的控制，資本的大量外流，破壞了依附國的自身積累能力；社會階級由于外圍勢力的強大介入而分裂成依附于外國勢力與不依附外國勢力的兩大陣營；民族資產階級發育不完整；社會消費行為受外國的影響與控制，消費高于積累；國家政權軟弱，受外國勢力的控制或影響，無法執行獨立自主的政策等等。這些后果的存在加深了依附，再生著依附。
５、不發達國家發展的可能出路。為不發達國家尋找到一條發展道路是依附理論的最終目標。但是由于各個學者背景的不同，所以提出的方法也各式各種。例如巴蘭認為落后國家要走上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道路，就必須對現有的政治結構進行激烈的整頓。然后“依靠人民力量、開明政府和外國無私援助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法國、英國和美國通過自身的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斯威齊等人提出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多斯桑托斯認為，“依附”及其后果，無法靠自給自足或孤立來打破，要打破依附就要改變內部結構。富爾塔多認為應該由政府制定政策，推動發展。這樣一方面避免了由于技術變遷造成的財富的過于集中，另一方面能夠擴大市場，滿足大部份人的需求。并要進行大眾動員。卡多索則強調國家發展（依靠自主、內部凝聚力和社會整合）應該成為不同于依附發展的新形式。同時，要對現存的依附和社會不平等加以注意。
總括依附論者的對策，可以看到它們包括三個基本內容：⑴對現存的不平等國際結構進行變革，使之為不發達國家發展提供有利條件；⑵進行國內結構性變革。動員大眾力量，減小不平等，使發展成為人人都參與都能夠獲得利益的過程；⑶充分發揮國家的作用。強有力的領導人，廉潔的官員和正確的政策應該結合在一起，以有效地推進發展方案。依附論者的這些對策有兩個突出的特征：一是強調國家的作用。這是依附理論同自由主義理論的最大不同之處，它認為國家應該在社會發展中充分發揮作用，因為依附理論追求的是民族經濟的發展，國家和國內社會是其分析的基本單位。二是并沒有完全放棄市場。這是依附論同傳統社會主義的最大區別。依附論者大都認為國內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市場，特別是國際市場，所以不應該孤立于國際經濟，而是要改造其不平等的制度。因此，來自拉美的一些依附論者就大力主張實現拉美地區的經濟一體化。對市場的重視集中體現了依附論的開放性特征。正是由于這兩個特征，依附論尋找的實際上是一條“中間道路”。依附論的重要先驅普雷維什在總結其思想時特別強調，改造資本主義體系，實現不發達的發展的根本出路是實現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綜合。社會主義指資本積累速度和收入分配應當成為集體決策的目標，以糾正結構性差異。自由主義指生產和消費的個人決策。這樣“以確保發展的活力、分配的公正、逐步的民主化以及它所固有的各種價值。”
依附論者提倡的這種“中間道路”對于他們引以為據的拉丁美洲來說雖然富有吸收力，但并不現實，缺乏支持其完成的強大階級基礎，只不過是軟弱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某種理想。即便是得到推行，也不過是強權政治的權宜之計。依附論的命運在拉丁美洲動蕩的政局中顯得風雨飄搖，遠離了依附論者們的濟世雄心。
四、曇花抑或是常青樹：對依附理論的評價
經過了十多年的繁盛后，依附論在６０年代末呈現衰落之勢。依附論者遭到了來自第三世界激進學者和第一世界學者的雙重批評，同時內部理論分歧也日益明顯。依附論的一些主要理論前提和觀點受到了各方面的激烈批評。例如弗蘭克的觀點就成了眾矢之的。博恩斯坦(Bern stein)和尼古拉斯(Nicholas)認為弗蘭克的研究是一種依據幾個關于世界體系及其歷史的全球性假設進行推導的事前決定論與一種任何事實都可以證明這些假設的證明主義的實證論的雜燴。從理論上講，他對“世界體系”的判斷缺少生產關系、矛盾以及階級斗爭的概念，是一種機械式和演繹式的決定論；在方法論上，弗蘭克實際上把事實統統裝在了幾個全球類別的盒子中；在政治上，他提出的發展和社會主義的意志論概念既非源于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的實際斗爭，也沒有把這些斗爭放在分析的核心地位。
對于依附論來說，之所以陷入這種四面夾擊的困境，最根本的原因是理論所依托的客觀環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種變化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發展中國家內部出現了明顯的分化。以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經過戰后幾十年的發展經濟成就明顯，基本實現了工業化，在世界經濟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一些非洲和拉美國家則處境艱難，民族獨立后的社會經濟發展、政治建設不僅沒有取得進展，而是一團混亂，社會動蕩、政治暴力和經濟停滯并存。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間的距離進一步拉大。發展中國家內部的分化使一些學者提出“第三世界終結”了，一部分成為了發達國家陣營中的一員，另一部分淪為了“第四世界”。這些變化使根基于發展中國家的依附論難以自圓其說，尤其是無法使其最基本的立論前提──依附阻礙發展──立足。東亞經驗成了許多學者批評依附論的有力證據。認為東亞各國走出了一條不同于依附論所指引的道路，開創了一種發展模式。二是拉美各國經濟狀況的惡化使一度上升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依附論陷入被動，其理論家被迫退出國內政治，避難他鄉，新保守主義隨著軍人獨裁政權的建立開始在許多國家登場亮相，成為官方主導思想。依附論失去了其長期依賴的基地。同時，還特別要注意的是，由于７０年代經濟的全面衰退，西方力量的相對衰落，在整個西方世界中，新保守主義成為了最有勢力的理論，它使西方學者由后來的開放狀態變得保守，關注的更多的是國內事務，而非國際發展。對西方學界來說，依附論失去了其往日的吸引力，不僅受到了激進學者的批評，而且成了新保守主義者政治攻擊的目標。依附論已經無法被西方主流思想所接受。
面對著現實的壓力和激烈的批評，依附論者們開始檢討自己的理論。弗蘭克在１９７４年回答批評者意見時詼諧地宣稱依附一個死去的問題。卡多索也表示了同樣的看法。就這樣，隨著全球背景和國內環境的變化，依附論失去了其往日的強大的沖擊力和吸引力，從激烈的政壇重新回到了小范圍的學者圈中。
回顧依附論從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的發展過程，可以較清楚地看到該理論的長處和缺陷。可以肯定地說，依附論是一種長處和缺陷都很明顯的理論。它的理論長處表現為：１、依附論是一種綜合性理論，或者說是一種宏觀理論。盡管依附學者來自于不同的學科領域，但是依附論本身沒有拘泥于經濟學，社會學等某個學科的方法與觀點，而是力爭從全面的角度來分析不發達的起因以及走出不發達的途徑。從這一點上看，依附論深受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影響，或者進一步說沒有擺脫啟蒙時代以來構建宏觀理論的理性主義傳統。２、依附論以拉丁美洲為理論的根據和落腳點，表現出較強烈的學術本土化的傾向，既沒有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也沒有照搬自由主義，而是力爭找到一種符合拉美實際情況的研究范式。３、依附論在分析不發達起因時，注重從全球范圍尋找原因，特別是提出了市場的內在缺陷以及國際體制的不平等等觀點，體現了一種開放的視角。這與同時代的西方現代化理論相比，顯得更加深刻。而且這種開放的視角也體現在其積極倡導拉美地區一體化的主張上。４、依附論對長期形成的“西方中心論”提出了挑戰。它在理論上否定了西方現代化模式可以被不發達國家模仿的假設，提出不發達國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走出一條不同西方的發展道路，西方式的道路不具有普遍意義。５、依附論對資本和市場的深刻批判富有啟發意義。它較徹底地分析了資本與市場的消極影響，并且在關注生產領域的同時，特別分析了消費領域，指出消費主義(consumerism)在不發達國家的盛行是發達國家采取的經濟策略的直接結果，它推動了資本向發達國家的回流，削弱了不發達國家的內部積累能力，從而也限制了不發達國家的發展。依附理論的這些觀點也影響了后來激進主義學者關于這些問題的認識。此外，依附論也在某些方面擴大了分析的單位，比如在對資本擴張主體的分析上，馬克思分析的單位是企業(firms)，列寧分析的單位是大企業(great enterprises),而依附論分析的則是跨國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除了上述理論長處外，依附論的缺陷主要表現為：１、依附論的概念雜亂，論證不嚴密，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統理論。即使是其核心概念“依附”，也有“虛擬概念”(pseudo-concept)之嫌，被不分場合地濫用，成了說明拉美一切問題的“應急解釋”。而在論證依附出現的原因時，又有從依附到依附的循環論證之嫌。概念的混雜以及論證的不嚴謹，削弱了整個理論的邏輯說明力，也很容易在外來批評面前手足無措。２、依附論雖然依重拉美，但是對拉美問題上實證性較差，沒有做到理論框架和現實的有機結合。同時，過于依重拉美，忽視了其他不發達地區，尤其是東方的不發達地區，以拉美狀況來代表所有不發達地區，在方法論陷入了偏狹的教條主義和“拉美中心主義”之中。３、在對待發展問題上，不辯證。把依附關系看作是一成不變，永久存在的。過于強調了外部因素，沒有找到真正的起決定作用的內部因素。４、采用“依附”、“不依附”的兩分法，一方面無法精確衡量依附的程度，而且無法把前資本主義時代的依附形式以及蘇東社會主義中的依附關系涵蓋進去。依附論的這些缺陷阻礙了其對走出不發達狀態的正確途徑的發現，因而也使其在周圍環境的變化下陷入被動。
總之，作為一種挑戰“西方中心主義”的現代化理論，探求非西方社會發展道路的理論，依附論在當時的時代發揮了重要作用。它不僅鼓勵了非西方社會現代化實踐的探索，而且增強了非西方社會建立本土理論的信心。進入９０年代后，依附理論的價值又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重視，因為它對于分析資本全球擴張產生的影響有著深邃的見解，有助于進一步認識全球化時代出現的新問題和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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