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2年，現代世界開始進入所謂的“哥倫布時代”[iii]。自此，一群海盜民族爭相展開全球范圍的航海和殖民活動，構建它們的海洋政體“新大西島”，“大洋國”，或者說 “利維坦”，建立所謂的“世界新秩序”。而反觀地處歐洲內陸的德意志民族，卻正被那個“無水之地”上的“羅馬幽靈”[iv]糾纏著。這個貌似強大的陸地性帝國，由無數彼此割據的封建邦國組成，它們在“神圣羅馬帝國”的名義下，彼此相互拆臺、內耗甚至殘殺，成了霍布斯所說的地地道道的陸地怪獸“比希莫特”（Behemoth）[v]。它們勇于私斗，怯于公戰。關于德意志這段持續千年的神圣歷史，聯邦黨人在那本闡明其海洋政體理想的名著中做過這樣一個頗為經典的總結：日爾曼的歷史就是一部皇帝與諸侯和城邦之間的戰爭史；諸侯與城邦之間的戰爭史；強者橫行，弱者受壓迫的歷史；外國侵略和外國玩弄陰謀詭計的歷史；對人力的征調和財富的征收置之不理或部分服從的歷史；企圖實行完全無效或伴隨殺戮和破壞，包括無辜犯罪的強制征募的歷史；也是一部普遍的無能、混亂和苦難的歷史。[vi]為一個早已逝去的陸地上所特有的、本質上是貴族性的生活方式和帝國理想大唱挽歌，這使得德意志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正如伏爾泰所酷評的，它既不神圣，也不是羅馬，更不是帝國，惟獨不缺乏浪漫。
于是，從十九世紀開始，統一德意志民族并建立一支帝國海軍就成為了德國一些有識之士的夢想。陸軍天生就有一種割據和分裂的曖昧特性，容易成為窩里斗和內戰的工具；而海軍則天生就是統一和團結的象征，具有保家衛國、一致對外的天然趨勢和特性。海洋上沒有穩固的界限，無法割據；為了平息內亂，船艦也開不到陸地上去。觀察一個民族是否在政治上達到了一種相當高的整合程度，一個可靠的標尺就是看其是否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然而，當德意志還處于邦國林立的割據狀態時，沒有哪個邦國會對建設海軍有興趣。在各個邦國的軍事體系中，陸軍是唯一的兵種，且被一小撮容克貴族壟斷和把持，承續著貴族時代的嚴格的等級制，軍隊中決斗成風。盡管俾斯麥以普魯士陸軍為基礎、用鐵和血統一了德意志，但他缺乏建設海軍并向海外投放力量的意識和魄力。于是，這位鐵血宰相黯然下臺。此后，德國的歷史開始駛入似是而非的海權時代。
事實上，當那個騎在馬背上的“世界幽靈”[vii]闖入閉鎖狹小的耶那小城時，對海洋的渴望已經開始成為一種社會的思潮，暗自在日爾曼森林中鼓蕩。比如，黑格爾在柏林大學開設的“歷史哲學”講座中，對于“水元素”的自然本性予以重新勘定：“我們慣常于把水看作是分隔的元素，尤其晚近以來，人們堅持主張，以為國家必須按照自然的形態來劃分。可是，反過來說，也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基本的原則，認為那結合一切的，再也沒有比水更重要的了”。[viii]古代人認為海水分隔陸地是神賜的自然秩序，因而，航海被看作一件瀆神的行為，因為它試圖去“攪擾古老的女神”，把大自然分開的東西連接起來。[ix]對這一古老的自然秩序的認信決定了古代特殊的政治共同體的構建形態——城邦。與此一致，普世性的帝國在古代被認為是反自然的，不值得追求的。這一種認識記載在史家修昔底德對雅典的批判、哲學家色諾芬對斯巴達土地貴族政體欣賞、以及傳記家普魯塔克對亞歷山大大帝的事業的輕松譏諷中。水元素的自然性質在15－16世紀大航海時代被重新勘定，與古代相反，水不再是分隔陸地，而是把陸地連接起來了。這種嶄新的認識直接為后世所有哲學和政治上的普世追求奠定了地理基礎。遺憾的是，黑格爾在大學講堂上討論水元素的性質時，大航海時代已經過去三百年了。
伴隨著對水元素的討論的是黑格爾對“陸地”與“海洋”的嶄新認識：“占有耕地的人民仍然閉關自守，并沒有分享海洋所賦予的文明。既然他們的航海——不管這種航海發展到怎樣的程度——沒有影響他們的文化，所以他們和世界歷史其他部分的關系，完全只是由于被其他民族尋找、發現和研究出來的緣故……大海給了我們茫茫無定、浩浩無際和渺渺無限的觀念；人類在大海的無限里感到他自己的無限的時候，他們就被激起了勇氣，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從事掠奪，但是同時也鼓勵人類追求利潤，從事商業。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類束縛在土地上，把他卷入無窮的依賴性里邊，但是大海卻挾著人類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動的有限的圈子。航海的人都想獲利，然而他們所用的手段卻是緣木求魚，因為他們是冒了生命財產的危險來求利的。因此，他們所用的手段和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恰巧相反。這一層關系使他們的營利、他們的的職業，有超過了營利和職業而成了勇敢的、高尚的事情的可能。從事貿易必須要有勇氣，智慧必須和勇敢結合在一起。因為勇敢的人們到了海上，就不得不應付那奸詐的、最不可靠的、最詭秘的元素，所以他們同時必須具有權謀——機警。這片橫無邊際的水面是絕對柔順的——它對于任何壓力，即使一絲的風息，也是不抵抗的。它表面上看起來是十分無邪、馴服、和藹、可親；然而，正是這種馴服的性質，將海洋變做了最危險、最激烈的元素。人類僅僅靠著一葉扁舟，來對付這種欺詐和暴力；他所依靠的完全是他的沉著與勇敢；他便是這樣，從一片鞏固的陸地上，移到一片不穩的水面上，隨身帶著他那人造的地盤——船，這個海上的天鵝，它以敏捷而巧妙的動作，破浪而前，凌波以行。——這一種工具的發明，是人類膽力和理智的最大光榮。這種超越土地限制、渡過大海的活動，是亞細亞各國所沒有的，就算他們有多么壯麗的政治建筑，他們自己也只以大海為界——就像中國就是一個例子。在他們看來，海洋只是陸地的中斷，陸地的天限；他們和海洋不發生積極的關系”。[x]
類似黑格爾的這種渴望，一直到俾斯麥統一了德意志時，才有機會得以實現。德意志民族持續千年的內部爭斗和殘殺終于結束，他們可以翹首海洋了。十九世紀末葉，皇帝威廉二世以至于發出如下經常被引用的宣言[xi]： “我們的未來在水上”[xii]，“三叉戟[xiii]一定要攥在我們的手里”，“不把我們的海軍提升到和敵人相似的水準我死不瞑目”，“只有當我們成為海洋的霸主，我們的殖民目標才能實現”，等等。與此相呼應，“自由的海洋”（the free sea）[xiv]這一格勞修斯的經典命題在德國朝野很快得以復活和傳揚，其矛頭所指自然是當時的海權霸主大英帝國。格勞修斯的這個命題，源自羅馬法以及自然法的抽象推理，其實際政治意圖乃是為了對抗當時橫亙在荷蘭海權之路上的絆腳石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有后來居上之勢的英國。此后，這一命題和口號又相繼為法國、俄國、德國、日本以及美國予以傳承和發揚光大，以服務于各自的海權擴張和海外殖民戰略。從歷史上看，“自由的海洋”這一命題成了任何一個有海洋雄心的民族試圖打破現狀、挑戰老牌海洋霸主的便當武器和永恒的修辭。然而，大英帝國之后，在所有向海權發起過沖擊的列強中，只有美國是一個幸運者，其他列強的海權夢則相繼擱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的海權追求遭到重創，魏瑪共和國也轟然倒地，德國與海洋并不和諧的蜜月終止了。于是，德意志民族的航程開始重新予以調整。
1938年的春天，柏拉圖的幽靈引導著一個德國科考遠征隊，經由印度北部，翻過喜馬拉雅山，最后來到了目的地拉薩。這個科考隊的西藏之行試圖呼應和論證第三帝國的一個官方信念：柏拉圖所說的那個世界上最古老、最高貴的大西島民族，乃是德意志民族的先祖亞利安人，海島沉沒后，島上幸存下來的居民漂流至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最后在西藏存留下來。這個最具雄心的科考隊由黨衛軍頭子希姆勒（Heinrich Himmler）親手成立的“先民遺產基金會”（Ahnenerbe）負責組建和協調，先后于1938年何1943年兩次入藏考察。科考隊的成員由一些地理學家、人類學家、生物學家以及地球物理學家組成，它肩負著第三帝國的一個光榮夢想和神圣使命：為德意志民族找回高貴的起源和根基，使之深深地植根于土壤（soil）之中，與代表海洋文明的基督教民族相抗衡。
關于德意志的歷史，最早的記載來源于愷撒的《高盧戰記》。那時的日爾曼人還在森林中游蕩，過著野蠻人的生活。他們居無定所，沒有文字，更談不上撰寫自己的歷史。歷史從來都是“發現”者的歷史，而日爾曼人是“被發現者”。對于第三帝國的統治者來說，這種起源是令人尷尬的，也是相當羞辱的。他們決心針對自己的歷史來一次重新“斷代”，從而“發現”更加高貴的起源，甚至要超越羅馬和希臘。于是，第三帝國的考古界開始了一項龐大的“地理大發現”工程。他們到處掘地三尺，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挖遍了小亞細亞、埃及、歐羅巴、甚至美洲的一些遺址。最后，他們開始將鐵鍬伸向中國的西藏。
值得一提的是，這場“地理大發現”是以古典學養為支撐，以柏拉圖關于大西島的記載為阿里阿德尼線團。然而，常識感告訴他們，歷史上真正的“發現”是借助戰爭，而不是言辭；前者屬于火元素，屬陽，后者屬于氣元素，屬陰。在西方古典宇宙論傳統中，火元素屬于男神宙斯的領地，氣元素歸女神赫拉所有；前者掌管戰爭和統治，是男人的職責，后者掌管神廟和言辭，為女人的本分。當德國女人被要求以“三K”的生活方式[xv]為帝國盡忠時，德國的男人們在陸地上、海洋上和天空中與敵人展開了殊死搏斗。然而，神意最終還是拋棄了第三帝國，他們在盟軍的法庭而不是“世界法庭”[xvi]上受到了神的審判，罪名是“不正義”。——因為他們戰敗了，所以他們不正義，僅此而已。實證法永遠比自然法顯得有力量。國族之間的沖突固然是諸神之爭，但這種爭執最終都要交托給塵世中的男人以戰爭的方式予以了斷，隨后又以神的名義予以審斷。
根據前蘇格拉底宇宙論，一個正義或者說和諧的宇宙秩序應該包括土、水、氣和火四種元素，寒冷和炎熱、干燥和潮濕應該交替進行，相互補足中和，達致平衡。如果其中的任何一種元素缺失或不足或過于發達，就會導致整個宇宙秩序的不和諧或者不正義。比如，在地球的北極和赤道地區，由于過冷和過熱而且同樣一種氣候持續過長，建立和保持一種正義的秩序就幾乎是不可能的。黑格爾甚至說，這些區域根本就沒有資格參與進世界歷史的進程：“有好些自然的環境，必須永遠被排斥在世界歷史的運動之外……在寒帶和熱帶上，找不到世界歷史的地盤……亞里士多德說過，‘迫切的需要既然得到滿足，人類便會轉到普遍的和更高的方面 去’。但是，在極熱和極寒的地帶，這樣的迫切需要可以說是從來都沒有間斷過，從來都沒有幸免過的。人類時時刻刻被迫著當心自然，當心炎日和冰雪。”[xvii]縱觀歷史，但凡偉大且正義的政治秩序，大多是在氣候適宜的溫帶建立起來的，如西方的羅馬，東方的中國。——“歷史的真正舞臺所以便是溫帶”。[xviii]至于那位死在亨利八世手里的英國宰相托馬斯·莫爾，為什么有意將其正義的“烏托邦”安排在終年炎熱、缺乏正義的赤道地區，則是一個頗具喜劇色彩的永恒之謎，如果考慮到他那悲劇性的死的話。然而，無論如何，他緣何以宰相之身慘死在斷頭臺上，卻不是一個謎：這位柏拉圖的現代天才傳人，阻擋了亨利八世驅逐“無水之地”上的“羅馬幽靈”的行動，阻擋了英國進軍海洋的現代政治意志。盡管表面上莫爾的死起因于一個名叫安妮的女人，后來的伊麗莎白女王[xix]的母親。
值得一提的是，英國亨利八世試圖驅逐而莫爾試圖挽留的那個“羅馬幽靈”，當時已經在德意志這塊“無水之地”上肆虐了一千年。根據前蘇格拉底宇宙論，德意志自古就是個“無水之地”，這直接導致宇宙中的各種元素（土、水、氣、火）之間無法進行正常的物質交換和能量循環。其后果是，日爾曼的土地不得不經常遭受烈日的曝曬，而得不到大氣的護佑以及雨水的滋潤，土地異常干旱。更加糟糕的是，自中世紀起，霍布斯所說的“羅馬幽靈”翻過阿爾卑斯山，盤踞在日爾曼的大地上，再也不愿意離去。此后的一千年里，這股妖風把日爾曼大地吹得一片干裂，溝壑縱橫，支離破碎，邦國林立，內戰頻仍。以至于聯邦黨人感嘆道：各成員之間的論戰和戰爭是如此普遍，以致日爾曼的史書全是血淋淋的描寫。[xx]當哥倫布揚起現代海洋時代的風帆時，這股妖風在日爾曼的“無水之地”上刮得正緊。又過幾百年，俾斯麥終于止住了這股妖風，德國開始進行大規模的但卻是極為短視和功利的引水灌溉工程，以圖局部地改善內陸貧瘠干燥的土壤和大氣環境。但令人遺憾的是，這項引水工程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改善民生的目的，海水退潮以后，留下無數的美麗湖泊，安詳地點綴于日爾曼森林中，如今已成為寶貴的旅游資源。當筆者幾年前去德國時，那里已經是一個湖光山色、游人如織的國度，游客大多是美國人。但基爾港似乎是個例外，那里清冷，破敗，寂寥。曾幾何時，這里乃是德意志帝國海軍的棲息地，如今它已被人忘記。
這個文集由三篇相關的作品組成，是施密特關于陸地與海洋的歷史的和形而上的反思。當德國在陸地上和海洋上的爭奪失敗之后，他又將德國的最后希望投向天空，并呼喚著新秩序的誕生和德意志的領導權。施密特認為，這一源自天空的新秩序由先進的科技（屬于氣元素）作支撐，這將使陸地與海洋這一古老的兩分法不再有效。二戰末期，當第三帝國逐漸失去了海洋上和陸地上的主導權的時候，他們也的確在秘密研制和試驗各種新奇的太空武器，以至于直到現在還有人認為，不明飛行物（UFO）很可能就是當時希特勒政權留下的秘密遺產。但我們如今完全有理由把這當作笑談。或許德意志人應該向新大陸的聯邦黨人學習，后者也同樣渴望著在歷史上達到某種“危險的高度”。[xxi]但歷史和經驗告訴他們，要想達到某種危險的高度，必須首先要體察卑微，聯邦黨人所構建的“利維坦”正是依托于最卑微的海平面[xxii]。它雖然缺乏陸地上所特有的居高臨下的貴族氣，但這并不妨礙它同樣能夠上升到某種“危險的高度”。這不禁讓我們聯想到彌爾頓在《失樂園》里描繪的那個遨游九霄云天的海洋霸主利維坦，它出行時，烈日炎炎，遮天蔽日，威風八面。
在這個問題上，施密特或許還可以向文藝復興巨人、制空權之父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謙卑致以敬意。這位出生卑微的托斯卡鄉下人一生對天空和飛翔情有獨鐘，但這不是為了吟詩作賦，附庸風雅，因為他不屬于佛羅倫薩那個顯貴的文人圈子；也不是為了進行形而上學的神學思辨，在他那個時代，飛翔在大氣中的有翼天使和精靈們很快將被悉數驅除，天空開始變得清朗。他對天空的迷醉完全是為了戰爭。和美國國父漢密爾頓一樣，他認識到，象他那樣出身卑微的人只有憑借戰爭才能迅速獲取聲明和出人頭地。或者如一位偉人所說，火藥的發明在歐洲的最大貢獻乃是迅速摧毀了一個寄生的貴族階層。為了實現自己的抱負，達芬奇曾投身于驍勇善戰的米蘭公爵門下，為其研究和設計各式各樣的殺人武器，尤其是太空武器。在他留下的書稿中，我們可以發現有大量的航空器的草圖，它們乃是后人發明飛機和直升機的最重要的靈感和素材。達芬奇天才地認識到，為了研制這種新式航空武器，必須要通曉氣元素（air）的力學原理；為了研究氣元素，最便當的門徑是研究卑微的水元素。因為，與土元素（earth）迥然不同，氣元素和水（water）元素在最根本的一點上是息息相通的，兩者都動蕩不居，桀驁不遜，具有極強的機動性。而這種機動性正是戰爭（fire）制勝的秘訣，也是戰爭的精髓所在。在后人整理出的《達芬奇筆記》[xxiii]里，我們可以發現大量的關于水的觀察、試驗和推理，以及關于海戰的反思和總結，甚至還有一些新奇的船艦和潛艇的草圖。在這個意義上，達芬奇堪稱是近代海權之父。這一切當然都是為了飛向那個“危險的高度”。但無論如何，達芬奇生得太早，他死去時海洋才剛剛被發現。他的航空器要想發揮最大效能，還得以一個強大的海洋政體以及制海權為基礎。相比之下，米蘭甚至意大利這個彈丸之地與他的視野和雄心相比，的確也太不匹配了。[xxiv]
2003年秋季，在張志揚先生和萌萌老師的大力支持下，我在海南大學社科中心為那里的研究生開設了“陸地與海洋：西方政治哲學專題”的討論課。這幾篇東西都是我挑選的閱讀和討論材料，由我和我的夫人周敏女士從德語翻譯成漢語。今承蒙倪為國兄的遠見，把它們整理出來交付出版，在此謹表謝意。附錄中的《元素與空間的現象學—政治學考查：以中國先秦思想為例》是志揚先生和萌萌老師門下的高足王凌云君所撰，它足以成為切入中國思想和問題的一個門徑。征得作者本人同意，也一并發表。在此也順便感謝海大社科中心所有參加討論班的研究生們，他們的聰慧和好學使我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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