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光同志的談話和文章讀后感
——有林
沒有人懷疑，劉國光同志是一位對改革做出突出貢獻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他的意見受到經濟學界乃至有關各界的關注，是很自然的。
我完全贊成劉國光同志對一段時間以來，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狀況的估計，那就是西方經濟學的影響在上升，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被削弱和邊緣化。據我所知，這種估計完全符合事實，甚至可以說比這還嚴重。這種狀況是不是只在高校和科研單位存在，而不存在干部教育中呢？國光同志提了一下黨校所發生的省部級干部班教育的事，但沒有具體說。事情是這樣的：前年上半年，一位省部級干部進修班的主講教員，在課堂上大講“經濟人假定”，說人是“理性的利己主義者”， 是“自私的”， 并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是天經地義的。一家很有影響的大報，把這位教員的講稿摘要登了整整一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位教員所宣揚的是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應《中華魂》雜志之約，周新城同志寫了一篇批評文章，題為《向高級干部灌輸什么樣的經濟學？》，發表在該年第九期雜志上。文章發表后，引起了中央領導同志和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關注，并請周新城有針對性地通過正面論述的形式為《人民日報》寫了一篇較短的文章。批評算是批評了，但是后來聽說這位教師我行我素，依然用他從西方販來的錯誤觀點教育我們的中高級干部。
上邊說的是經濟學的情況。別的學科，如哲學、法學、史學、文學等的情況怎么樣呢？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也贊成劉國光同志對于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建議。
下面簡單談一下讀劉國光同志的談話和文章后的感想。
第一，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教學和研究，特別進行社會科學的教學和研究，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是理所當然的。不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就培養不出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弄得不好，還可能用國家的錢（歸根到底是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為自己培養掘墓人。堅持馬克思主義，并不是說要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僵死的教條，而是要同實際相結合，并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但是，現在的問題，主要不是要不要發展馬克思主義，也不是要不要借鑒西方學術觀點中對我有用的東西，而是要不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說得嚴重一點，是要不要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實際情況向我們表明：各種資產階級思潮大量向我們涌來，有的甚至大有成為主流之勢。劉國光同志正視現實，并表示憂慮，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應有的態度，是勇于堅持真理的表現。
第二，馬克思主義是個完整的體系，把其中任何一項基本原理否定了，都會使其殘缺不全，不成其為馬克思主義。懷有系統的資產階級理論觀點的學者，對馬克思主義是不以為然的。但是有些學者并一定是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但其做法是不值得贊同的。一種做法是對馬克思主義實行“挖心”。如說歷史唯物主義存在嚴重缺陷，提出把許多重要內容從中排除出去，從而使歷史唯物主義徒具虛名；又如用薩伊的效用論取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進而否定剩余價值理論；再如以資產階級的國家觀和法學觀取代馬克思的國家和法的理論，并企圖以此影響我們的立法工作；如此等等。
馬克思主義體系的完整性還表現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常常針對不同的傾向，強調問題的不同側面。我們的任務是從統一中理解他們的話。有的學者卻不是這樣。他們出于自己的需要，習慣于抓住馬克思和恩格思針對一種傾向而突出強調的話，把它孤立起來，為所欲為地加以發揮，并引伸出荒唐的結論。最明顯的例子是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于歷史唯物主義前期所做出的論斷和后期進行的發揮對立起來。大家都知道，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創立歷史唯物主義時，面對的論敵主要是歷史唯心主義者，因此他們著重強調的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在恩格斯的晚年，出現了把歷史唯物主義庸俗化的現象，即認為“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而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似乎都沒有什么作用。這時，恩格斯不得不回過來，批評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歪曲，著重闡述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指出：“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經過恩格斯的進一步闡述，使歷史唯物主義更加完滿，更加使論敵無空子可鉆。可是我們有些學者，常常是顧頭不顧尾，抓住前邊的話大做文章。這就把完整的歷史唯物主義給割裂開來了。
在我看來，割裂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很壞的學風。別處的文章且不說，《劉國光旋風實錄》中反對劉國光同志觀點的文章，有些就存在這樣的問題。
第三，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是一致的。只有站在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上，才能掌握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在我們社會主義中國，一定要強調從事教學和科研，要站在正確的立場上，講話、寫文章，要從維護社會主義祖國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從維護廣大勞動人民特別是作為人民的主體工人和農民的利益出發。劉國光同志的談話和文章，明顯地貫穿著這樣的出發點。可是有那么些“著名”經濟學家卻反其道而行之。其中有的為外國壟斷資本集團說話，有的為少數富人說話，可就是不為國家和民族說話，不為“弱勢群體”說話。可是當出現問題時，他們中有的人又以工人和農民代言人的面孔出現，給國家出力所不及的餿主意。其目的可想而知。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社會科學從總體上和根本上說，是有階級性的，是同人們的根本利益相聯系的。政治經濟學更是如此。那些賣力地販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人中，有些是理論觀點問題，有的除此之外是否還有點別的東西。沒少聽說一些著名經濟學家通過各種名目和形式拿內外資本家的“資助”和“報酬”，有的本身已經成為資本的所有者。如果情況屬實，就應了“屁股指揮腦袋”那句話了。
把我的發言歸攏一下，就是：一定要維護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盡最大的可能減弱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對青年的毒害和對干部的誤導。
說到這里，我想到我國現行憲法總綱中的規定：“國家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在人民中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教育，進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教育，反對資本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和其他腐朽思想”。規定得多么好啊！我們現在不是在進行普法宣傳嗎？我建議在憲法宣傳中，很好宣傳這一款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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