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負面影響

《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
作者：卡齊米耶日.Z.波茲南斯基
經濟管理出版社定價：29.00元

第一部分 惡性循環（過程）

第一章怪異的所有制

未兌現的承諾

1990年的東歐改革就是要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因此必須建立私人所有制，最大的問題就是通過什么樣的方式將巨大的固定資本轉交到私人手上，是通過免費向本國公民分配國有資產還是通過向投資者個人出售國有資產。主張分的人認為，本國公民沒有足夠儲蓄全額收購國有資產；主張售的人認為，售才能使國有資產到準備充足有資格的用戶手中。

波蘭的本國購買者沒有成為國有資產的銷售對象，國有資產拍賣成為外國人攫取國有資產所有權的一個機會。1990-1992成為第一輪股票公開上市拍賣的10家公司全部為外國人購得。

1995年國家建立的全國投資基金的撥款也為外國人接管了。1997年外國所有權占波蘭工業總資產的15%，1999年占40%，2000年占50%，2003年占60-70%。隨著外國人對波蘭經濟滲透的加深，法國、德國、荷蘭等逐步進入其電信、能源、銀行和保險業；1998年養老金轉變為私人經營，20家中只有2家為本國人經營。

盡管未出售的資產排斥外國買主，但財務的惡化將使外國在工業領域中的比重繼續攀升，但外國所有者并不熱衷于加速投資辦廠，僅僅是保持中小型或改造組裝廠。零售貿易行業，由于外國注入的大規模資金已經將國內零售業趕出了本地市場，而被外國公司所主導。

地區形勢

匈牙利銀行業1999年的外資超過70%，工業中外資達75%；前蘇聯的所有波羅的海南岸國家中，愛沙尼亞總資產和銀行業外國資本比重都接近80%；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銀行業外資比重也很高；捷克共和國的進展速度慢一些，但半數已列入拍賣計劃，另一半分給本國公民，但外國公司仍舊不甘罷休，2001年銀行業的外資比重已達到65%。

俄羅斯也進行免費分配，但主要是企業的經理和工人，這些人形成寡頭集團，并向外國人出讓一些資產。哈薩克斯坦跟隨俄羅斯，其工業部門已經被外國的利益集團所接管。在烏克蘭，私有化過程拖了近10年，但國有資產還是被外國人尤其是俄羅斯人收走了。在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私有化被耽擱了幾年，先前的委員利用國有資產謀取私利，私有化之后，銀行業最先被接管，羅馬尼亞2000年外國控股的資產比重達到44%。

免費分配國有資產比拍賣方式進行私有化更能減緩外國的接收進程，例如在前南斯拉夫的各加盟共和國，原先集體掌握著國有資產的使用權，當國家分裂為一個個獨立的共和國后，讓集體以低價和分期付款方式將各自掌管的那部分國有資產買走。在克羅地亞，戰爭使集體并沒有獲益，精英集團便轉移到私有化的方向上來，并用來謀取利益。2000年領導人廢黜之后，國有資產快速的賣給外國人，2001年銀行業有80%的資產處于外國人控制之下。波斯尼亞由于處于軍事占領狀態成為保護地，因而國有資本優先讓外國資本兼并。阿爾巴尼亞在共產黨垮臺后，國家就失去了威懾作用，集體的東西被拆搶為廢墟，賣淫嫖娼和制毒販毒成為兩大新興產業部門，外國軍隊進入使其變成了一個被保護國，也是供外國人購買國有資產的天堂。塞爾維亞以及馬其頓的主權被戰爭踐踏，領導人的變化使其迫于壓力將國有資產賣給外國人。斯洛文尼亞，是前南斯拉夫領土上唯一沒有大規模向外國人出售國有資產的國家，工業中外國資產占15%，銀行業占10%。

中國幾乎沒有進行私有化，但私營部門因其經營狀況好，使得公有部門的的比重2000年已經降至40%。中國讓外國資本推動公有部門向前發展，并且外國公司接受了投入而不是購買的做法，從而對這些企業施加實質性的影響。中國及古巴越南的共產黨依舊執政，中國的領導人沒有就如何改革進行全民公決，但也沒有強加給公民；而東歐新民主化國家也沒有就處置國有資產進行過全民公決。

外部世界

在西歐，愛爾蘭是個例外，20年前與東歐各國相仿，向外國人出售了50%的工業資產。其他西歐國家外國資本的比重低得多。在奧地利，1978年外國工業資本比重一直為略高于30%，法國和西班牙已達到25%，德國只有10%，而平均水平沒有超過15%。銀行業中，愛爾蘭達到了55%，英國接近50%，相同的還有比利時，但他絕大多是外資都來自鄰國法國和荷蘭，分別進入法語區和德語區。而其他國家這個比例很低，法國為12%，奧地利為4%，德國更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比重不超過15%，對整個歐盟而言，外國在該地區銀行業中的所有權比重不超過13%。金融中的保險業，西歐由當地資本主宰，政府控制，養老金由國家管理；東歐，外國資本毫不受阻的進入保險業，養老金是主要由外國的基金會管理的私人賬戶體制。除此以外，西歐國家從沒有允許私有化成為有外國人大規模接收本國經濟的手段，更不存在將重要的工廠和銀行向外國人拍賣的問題，外國人想介入，必須從零做起。

在北美的加拿大，工業的外國所有權1978年以來一直為50%左右，主要由美國人擁有，集中于采礦和汽車工業。在美國，外國資本在這兩個行業中比重均接近18%，而在化工等開放程度更高的行業中，比重在30%以上。

東亞國家中，日本幾乎沒有外國資本的存在。在韓國，外國資本在工業和銀行業中比重不超過5%。中國臺灣銀行業僅占4%，且這一行業中國有資產比重高達60%。馬來西亞，銀行業外國資產為17%，菲律賓為35%。

拉美與東歐表現得比較相近。銀行業中，巴西目前外國資本已經接近20%，，墨西哥2002年可能已經達到了45%，智利2000年為35%，阿根廷達40%，委內瑞拉1999年上升到55%。在養老保險方面，智利的私營基金會有50%-60%為外國人控制，他們從中抽取的利潤接近25%，整個拉丁美洲養老金體系中有近35%的部分已經為外國資本所控制，其中大部分落入了美國花旗銀行。在阿根廷和巴西，工業和銀行業的國有資產拍賣是向外國人傾斜的。

東歐發生的改革沒有像所設計的那樣走向資本主義歐洲化的道路，相反倒是意外地走上了拉美化的道路。

結論

東歐國家選擇建立資本主義的道路并不唯一，像東亞國家那樣對本國資產具有控制權的資本主義道路，與拉美國家比較不能不說是一種典范。

第二章私有化造成的損失

令人瞠目結舌的價格

以波蘭為例，1990-1999年期間，波蘭向外國人出售了其總額一半的工業部門和銀行業，從中所得的預算收入大約為90億-115億美元，所以全部收益可能達到約180億-230億。銀行賣給外國人之前，國家以債券方式向銀行注入25億美元的資金，在這些銀行資產賣給外國人之后國家將支出本息30-35億美元。以積累率為國民生產總值的20%，可以計算，1989年報告的國民生產總值為1600億美元的積累即財政收入應為320億美元。也就是說，波蘭的工業和銀行業的固定資本已小于本國全年積累的價格賣給了外國人，本來波蘭人肯定可以不費太大氣力就買下仍屬于他們自己或共有的國家資產。如果假定一國家的固定資產耗費了其10年的積累，并且出售這些固定資產時所得的預算收入只相當于其一年的積累，這就意味著那些固定資產只賣到了其真正價值1/10的價格。這說明私有化是在一種價格低得令人感到可笑的基礎上進行的。

用資本-產出系數來進行資本評估，即一年中每生產一個單位的國民生產總值在該年內需要投入多少單位的資本，在工業部門這一系數一般接近于3。以1989年波蘭的工業和銀行業的產值占國民成產總值的一半800億美元計算，表明這兩個部門至少有2400億美元的固定資本。前聯邦德國官員1990年對前民主德國的固定資本進行私有化時曾假定資本-產出系數為3，由此確定銀行業和工業部門的資產總值相當于3200億美元。

但是有人否定前民主德國或波蘭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固定價值很大的原因，是國家社會主義終結的時候，固定資產已經嚴重的消耗殆盡。如波蘭的統計數字，工業部門內機器的磨損系數在60%左右。

無論固定資產的磨損程度如何，資產-產出系數還是可以衡量出資本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如果把從社會主義繼承下來的固定資產賣掉只賺得相當于一年積累的收入，即180億-240億美元，那每年產出800億美元的國民生產總值，其資本-產出系數就為1比3，那就意味著，社會主義時期的固定資產每一單位必須創造出比世界平均水平高9倍的國民生產總值。按波蘭工業銀行業每年積累160億計算，2400億固定資產需要15年，這意味著國有資產在拍賣使其定價僅為其實際價值的6%。

匈牙利的形情類似，1998年國民生產總值接近500億，積累率為20%即100億美元，而出售國有資產的全部財政收入大約為100億美元，即為一年的積累額。如果其工業和銀行業的產值為國民成產總值的一半250億美元，其固定資產價值就是750美元，100億美元賣價只相當于實際價值的16%。

源源不斷的流失

但是私有化造成的損失遠不止這些。東歐各國的私有化轉移到外國人手中的不僅僅是國有資產，還包括了向國外轉讓從這些固定資產中取得收益的權利。有人辯護說，外國人會將收入用于國內投資。實際上，外國所有者將所得利潤匯往境外，他們由于獲得新的壟斷地位而變得更強大了，除了獲得為社會提供勞務的報酬，還從固定資產中收取租金。

除了市場，國家的機構也因改革變得很不完善。購買國有資產的外國人向國家施加壓力，壓低報價，從消費品的超高價格中抽取工資，或逃避稅收，提高采購要價等。

但是東歐國家政府卻樂于與外國公司合作來增加自己的金融收益。國家剛把大部分民族資產低價賣掉，是不會對這些外國獲利的企業采取比較強硬的措施，除非政府真正愿意代表當地工人的利益。

由于本國人民在這種所有制框架下依賴于外國公司，因而這些公司對國家經濟政策具有顛覆要挾甚至主導能力，他們可以輕易的將轉移利潤和租金的行為掩蓋起來。為向境外轉移資金，逃避國家審查，跨國公司通常是利用對外貿易結算的手段。就是讓母公司制訂轉移定價，其國外子公司進口產品超額定價，出口產品壓低定價，或由外國銀行高利率和虛報成本實現的。

在波蘭和匈牙利，利潤外流的比重分別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0%和5%。政府本來希望外國投資者兼并固定資產能有助于解決國家的外貿平衡問題，但利潤的外流又起了相反的作用，因為把本幣轉換成外幣需通過輸出來實現。當外貿擴張需要外幣供給時，只有通過借債來滿足，而后政府想通過拍賣國有資產來獲取外幣以抵消共產黨時代遺留的外債，但是在匈牙利和波蘭，私有化的展開，他們的外債水平也在同步上升。

東歐國家的利潤和租金單向外流，與大多數西歐國家不同。西歐國家的資本輸出實際上是順差，他們在國外所控制的資本大于外國在他們本國內所控制的資產，因此可以達到資產平衡。奧地利、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千方百計地做到資產平衡并略有順差。東歐國家本來也可以通過在外兼并資產來達到資產平衡，但短期來看，波蘭還沒有這樣的能力。

無法實現的使命

盡管出售國有資產所取得的效益進步多少比定價高低更能證明出售行為的正確與否，但企業獲得裁減冗員提高效率的自主權并不是私有化的產物。另外，事實證明外資接管企業之后沒有加速投資，也沒有進行含有高附加值技術革新，相反，在計算機工業，由主要生產轉變成組裝從亞洲等進口的零件，整個產業部門的規模都壓縮了。而且在1989年之后，用在技術方面的研究活動的支出金額急劇的下降，波蘭和匈牙利用于民族產品研究的支出下降了到1989年的1/3。在技術方面，波蘭的專利數目減少了1/3，匈牙利下降超過了50%，他們在國外申請專利的數目也同樣呈下降趨勢。

大型公司在收購東歐的公司時，并沒有拿出更多的錢來改造這些工廠，而這些工廠卻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該公司將單位生產成本減少一半，這樣可以幫助他們消除其在西歐的多余部門。他們用微薄的薪水替換掉西歐4萬個就業機會，而這些產品又在西歐找到了自己的市場。

我們希望低價出售國有資產和讓外國人從這些資產收取收入所蒙受的損失能從外國所有制所帶來的潛在效益得到補償。但反對這種比較的人認為這樣改革雖然造成損失卻避免了崩潰，可是本來1989年東歐國家內根本看不到任何經濟衰退的跡象，而1989年之后，東歐地區才跌入了嚴重的經濟衰退之中，因此說沒有近年來的改革東歐地區就注定會失敗是站不住腳的。

波蘭在1983-1989年期間的平均增長率為4%左右，如果波蘭繼續保持4%增長速度，到2004年國民生產總值應達到1900億美元，假如波蘭用市場足值價格進行私有化，并把拍賣的資金用來投資，按照資產-產出系數3比1計算，2004年波蘭國民生產總值應到到2620億，再加上由于轉讓利潤取得權和租金所蒙受的相當于國民生產總值10%的損失260億元，這樣達到2880億美元的改革才能說是成功的。

然而，2004年波蘭的國民生產總值將達到1900億美元，與989年相同，不僅一無所獲，而且大部分國有資產喪失在外國人之手，因而可能像1989年那樣再次出現經濟危機。就向阿根廷剛剛出現的嚴重經濟衰退一樣，國家債務和外貿失衡。這種經濟轉型大多是新自由派改革家們的計劃，這些計劃不僅沒有帶來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反卻是幾十年積累的固定資產被剝奪，還不給予金融方面的補償。

結論

那種體制性質的改革必須放棄自己固定資產嫁給外國人，是因為自己不具備這樣的財力買這些資產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匈牙利人和波蘭人僅以相當于實際價值得很小一部分的價格購買國有資產，只需自己不到一年的積累就足夠了。就是改革者階級幾乎分文不取的將國有資產賣掉，失去了這些固定資產增值的機會是經濟轉型變得真正貧困的原因。若等值賣給國民則國家有雙倍的財產，賣給外國人，也還是擁有一筆等值的財產，但現在已經被剝奪了，很難再以10%的價格從外國人那里買回來。

第三章 令人疑惑的經濟轉型

得以鞏固的病態

在西方的鼓吹下，東歐國家形成的主導觀點認為經濟轉型的前景是積極的，波蘭的巴爾策羅維奇和捷克共和國的克勞斯持這種觀點的。這種溫和派的思路認為，東歐國家終于找到了征途，建立了一種健康的資本主義私有化的競爭性市場，盡管出現一場無法避免的經濟衰退，收入差距拉大了，但很快就出現了經濟復蘇，差距拉大也不得不接受。

但這種觀點距經濟現實十分遙遠，懷疑派認為經濟轉型產生了一種非正常的資本主義，造成了長期而不是臨時性的高社會代價，在這樣不好的市場中，真正的贏家是不存在的。我把經濟轉型看作是一種倒退。人們認為改革家可以任意選擇一種標準的成功的資本主義。但東歐的改革可能會出現一種所謂的政治資本主義，政治權力被用來爭取經濟利益，或是附庸資本主義，國有資產在極大的程度上被外國投資人所接收。

在全世界也看不到匈牙利和波蘭的那種所有制結構，而贊成派專注于公有制如何盡快的為私有制所取代，并認為新的所有制代表著進步，即民族和國籍并不重要。但這種觀點是虛偽或幼稚的，這種所有制結構是一種病態，因為絕大部分資本已被賣給外國，曾被社會主義消滅的國內資本家階級就無從恢復，一種已打倒的不完善的社會結構又被基本上保留了下來。

退著前進

經濟轉型的失敗表現在不僅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很大程度上保留下來，而且社會主義的弊端變得更為突出，這種缺乏強大國內資本家階級的資本主義可以稱作不完善的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制度還要低劣，使社會等級分化又增加了一個重要的新成分。

社會主義時代，國家是黨的雇主，勞動大軍處于從屬地位，黨不是資產的所有者。通過改革，黨對資本資源的控制職能被一支經濟力量所取代，這就是外國所有者。他們是名正言順得所有者，快要壟斷了固定資產的全部控制權，并對全社會進行了剝奪。

一些人認為民族的概念只有在涉及一個民族之命運的時候才有意義，但實際上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乃是兩個不可分離的機制。很難想象一個被剝奪了自己大部分資產的社會，會具有很強的來源于民族主義的公共利益，只能轉向個人利己主義。資本為少數人所有，就會變得自治起來，使它獲取了對于勞動的優勢地位，利用這些地位讓資本最大限度得增值，并犧牲勞動者的收入。

沒有本地資本家階級的經濟體喪失的不僅僅是外國資本少付勞動者工資而多賺的錢，而且還有這些外國資本所能夠產生的全部收入。

缺乏穩定性的制度

不完善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制度一樣不可能穩定下來。社會主義以否定民族主義為基礎，抱著一種工人國際主義，卻適得其反，東歐的資本主義也是建之于與資本家國際主義類似的理想之上，也會激起同樣的逆反情緒。

問題是，在共產黨時期，經濟還處于上升時期，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容易糾正不公平的分配。而資本主義下，外國資本不可能不干預當地的政治事務，特別是在功能紊亂的民主制度下要賺錢就一定要收買權力，而且資本掌握在國外，資本的所有者可以仰仗他們的更強大的國家以及他們的超國家來保護自己的利益。

這種資本主義下所有者在法律上成為真正的所有者，社會主義下黨對資本的身份不是所有者，而是監護人或契約托管者，但共產黨權力中心崩潰之后，國家成為了資本有限所有者，是為了用來讓國家開始對這些資本實行合法的私有化。

而歷史上二戰前，東歐地區的大部分資本是為外國人以及少數民族所擁有的，因此具有極端民族主義的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才會在這一時期從這一地區扎根的，盡管他們有著深刻的不同。

結論

社會主義初期的國有化曾設法剝奪外國資本，但只是讓其不再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所有制結構，而后社會主義時期則讓外國資本進行幾乎全面徹底的接管。如同過去的社會主義一樣，國內還是缺乏強大的可以私自名正言順的控制本地資本的資本家階級，出于憎惡，我有時稱這種現實為社會主義的晚期或最后階段。

第二部分 沒有國家的國家（人的作用）

第四章 人為的經濟衰退

健康的經濟衰退

國家不僅人為將國有固定資產壓價出售，還設置障礙不讓本地投資者與強大的外國競爭對手競購國有固定資產。

1990年前，國家社會主義的經濟增長速度還是相當可觀的，但改革使所有經濟體都陷入了具有毀滅性的衰退中。波蘭和匈牙利的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了1/4，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損失了1/3還多，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的經濟規模幾乎減少了一半，烏克蘭和立陶宛的生產水平下降了3/5。

改革家卻認為東歐地區消除的生產實際上是沒有人需要的生產。因為社會主義制度下，政府官員看重固定資本及機器設備生產指標的不斷升高，他們說這從東歐國家的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中的百分比比西歐國家高得多的事實就可以看出來，東歐出現了過度工業化的問題。把政府補貼從這些無用的產品中省下來生產有用產品，這樣的生產下跌不能算作是經濟衰退。

然而，按照上述比較的邏輯，因為東歐工業比重降低到已經少于西歐的工業比重，所以是不是就得把其他變為高于西歐比重的產業再進行削減？這種邏輯是荒謬的。相反，像東歐這樣在社會主義末期一部分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國家，也不可能出現嚴重的固定資產過多的問題。

休克療法并不適用于俄羅斯，政府無力動員巨大的全國財力，來補貼砍掉的生產無用產品的人員。1989年前蘇聯的賣得出房的住宅建設企業倒閉了2/3；1990年，人們排隊買車的波蘭汽車業下降了1/3，而農業補貼是使農民收入（補貼）接近城市平民，農業補貼與西歐的補貼相當。

阻礙經濟增長的政策

如果改革鏟除了全部的效率低下的問題，那么有價值的銀行和工廠會贏得國內投資者的青睞，但本地的投資者并沒有爭先恐后接管這些國有資產。這是一場真正的災難，完全是政策失敗所導致的。

1990年休克療法實行之前，波蘭簡單的財政微調政策已經是通貨膨脹率下降了一半，之后在波蘭、捷克共和國和匈牙利等經濟體中，國家有意識的限制銀行發行信貸的能力，提高利息率，這樣信貸供給減少了30%-35%還多。另一方面，國家的補貼消減的更為劇烈，使得生產商流動資金短缺問題雪上加霜。而銀行還因為不清楚哪些部門能夠逃過通貨緊縮一攬子措施而劫后余生，所以極不愿意為擴大生產規模而進行融資。

另外，國內市場的大門對外洞開，使得國內生產商一方面要面對急劇緊縮的國內需求，另一面又被迫將自己的市場拿出一部分與緊逼的外國競爭對手分享。1990-1991期間，關稅從較高水平突然砍到了6%-7%，盡管1992年關稅水平曾部分恢復到了原來的高度，但巴爾策羅維奇千方百計地在他離開波蘭經濟部長位置之前與歐盟簽訂了協議，規定波蘭必須在5年內將關稅進一步降低到歐盟國家的水平。

例如鋼鐵業，在歐盟國家還在利用大量的貿易壁壘來保護其鋼鐵業的時候，波蘭的改革家卻要向進口鋼材徹底打開國內市場的大門。歐盟國家在致力于壓低別國關稅的同時，還一直訴諸于反傾銷法的保護，而這些法律程序常常用來針對來自東歐國家的進口產品。如果加上反傾銷和進口配額等多種手段，歐盟對工業品的實際保護率就不是5.1%，而是9%，而東歐國家的關稅降低到與歐盟水平相當，但沒有采用非關稅壁壘的手段。

而對另一個關鍵行業農業也存在明顯的負面影響。歐盟的牛肉生產商受到125%關稅的嚴格保護，還禁止進口轉基因牛肉，對乳制品實行了相當于58%的封堵式關稅。而東歐國家不僅極度開放進口，而且對本國農民提供的補貼只有歐盟的若干分之一，否則東歐的農產品因其成本低廉會相反地也像洪水一樣的涌進西歐市場。而在中國改革前5年，農業擴大了45%，波蘭卻減少了25%，俄羅斯下降了40%；個體農民的投入產出比率上，中國上升了50%，匈牙利則惡化了25%，俄羅斯惡化了80%之多。

不公平的競賽

由于東歐地區蒙受一次真正的經濟衰退，因而本地投資者從來就不能與擁有雄厚實力的外國投資者進行收購國有資產的較量。貿易開放政策使外國投資者收益卻極大的傷害了本地人。外國投資者不僅利用進口來消滅本地競爭對手，壓低國有資產出售價格，還要消滅本地人的生產能力，使一國經濟倒閉，失業人數大增。

國家私有化過程制定了優惠外國人而不是保護本地人的反產業政策，使得改革產生了極其消極的后果。盡管經濟衰落之后，引導復蘇的正是國有部門，但一些人把此來作為拋售國有資產以支持經濟增長和加入歐盟的辯解是站不住腳的。事實上，歐盟從來沒有要求一個待加入的成員先將其國有資產賣掉，而且現有成員也并非全部鏟除了國家所有制。

東歐國家可以像中國一樣等待私人經濟不斷提高比重的做法，然而，在捷克共和國采用的是群眾性奉送私有化證券，但允許外國人的投資基金在二級市場上購買私有化證券，而不是通過立法禁止外國人購買國有資產；在波蘭和匈牙利，外國人幾乎毫無限制的收購國有資產-銀行也和工業，而國家沒有限制外國資產在某個部門不得超過一定限額。

波蘭和匈牙利等東歐國家，以很短的時間完成了私有化，這樣拍賣速度將大大超過本國投資者吸納能力，而且還采取了歧視性的做法，譬如不允許拆包零售，或至少購買一個企業的50%資產的投資人才可以進入交易市場，或想購買一個企業的多數股權就必須具備良好的聲譽等。因為官方認為，私有化投資者的國籍并不重要，關鍵是能否帶來優越的管理；還狡辯說這樣整體出售可以抬高國有資產的價格。但沒有事實可以成為國有資產銷售價格最大化的證據。而且，一旦多數股權由一個人購得，其他企業因沒有了對企業的管理權，因而也喪失了購買剩余股權的興趣，使得市值下降，蒙受損失。

更有問題的是，外國投資者可以在波蘭的工業部門享受到最高至10年的免稅期、關稅豁免待遇等國內投資者享受不到的特權。不僅如此，國家還向那些收購國有資產的外國人提供資金。特別是在進行有關投資問題的談判時，波蘭由于遺留下來的國家經濟機構瓦解和專業知識人才流失，很少向外國收購者提出技術和產品方面的要求。

盡管愛爾蘭和波蘭一樣允許外資居于主導地位，但愛爾蘭政府要求外資必須服從國家的產業政策，從而使其對本國經濟產生積極的影響。

結論

東歐國家好像已經不再密切干預經濟事務了，但實際上是國家通過產業政策，隱蔽的支持外國企業。他們不僅沒有正式將外國人從私有化行動中排除出去，也沒有打算在一段合理的時間內放棄處置國有資產，而是扶持外國利益，奉行反產業政策，為外國投資者提供極大的特權，幫助他們以低價收購本國企業，占領本國企業的市場。

第五章 腐敗泛濫

互利互惠

腐敗在整個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中發揮著作用。而沒有道德作基礎，任何制度都無法發揮作用。我同意1990年科拉科夫斯基的觀點，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制度開始適當的信仰和制度曾經得到過相當普遍的支持，后來由于某種力量的作用，才最終導致了這一制度的解體。

在國家社會主義下，黨員干部感到待遇不豐，群眾覺得沒有回報，因此公心變成了私心，腐敗便成了致富的手段之一。黨員和群眾相互影響，逐漸改變了對國家社會主義的態度。

在波蘭，共產黨決定將經濟重點轉移到消費品生產上來。而消費社會刺激黨和群眾的物質需求并改變一個社會的整體思維方式，并出現了道德淪喪和否定公共利益的現象。其基礎是國家社會主義的主要特征即政治權利的極度集中，因而可以使統治者有權不必為違法行動受處罰。

當黨走向腐敗而群眾又無可奈何的時候，群眾將被引入麻木不仁的境地，并且俯首帖耳，遠離政治，也做出違法的事來。由于官員委任制的形成，使得黨員有了更大的安全感；同時，他們對群眾的脅迫也減少了，更愿意用胡蘿卜而不是大棒來統治。與此同時，黨和群眾都在追求更美好的生活，道德觀念卻在不斷淪喪。忽略了這種分析會對制度垮臺產生錯誤認識。

腐敗就是頭腦中越來越多的向導個人的私利。有人認為，黨為私利，就沒有資格掌權，群眾則是信仰道德的維護者，把黨趕走了，剩下的應該是一個健康的社會，但事實并非如此。而在中國及南斯拉夫的各共和國中，民族主義戰勝了道德空虛。

偏離正軌的選擇

我們沒有看到一個代表共同利益的健康國家得以建立，而是社會主義留下來的東西每況愈下。這是因為在社會主義晚期，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推動腐敗發展的機制。原來的腐敗還是有限度的，但黨內和群眾中的一些人可能認為這種制度已經不會給他們帶來更多的油水了，因而為鏟除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推波助瀾。

國家可以參與分配幾十年積累起來的國有資產，這就創造出了以往無法比擬的創造腐敗的機會。官員們雖然不具有法律上的名分，但他們握有大權，可以任意處置。正因為如此，他們并不需要像對待自己的資產那樣，使國家資產能以最高價出售，他們只想把資產盡快處置掉，以便從中為個人撈取好處。

東歐國家的改革官員們信誓旦旦的說改革的唯一目標就是促進經濟增長，但是他們的動因是使國家處置國有資產的單一欲望。事實證明國有資產實行私有化的規劃并不是服從于經濟增長目標的，相反，國家卻錯誤的分析垮臺原因，進而制造出一種意識形態，說健康型經濟衰退不可避免，以此來為改革帶來的受挫現象進行可笑的辯護。

然而中國的情況是，改革選擇的目標就是向經濟增長傾斜，推行改革必須是在能夠馬上給經濟增長帶來積極影響的前提下才做。中國從以往的教訓中總結了經驗，即大規模推行改革，經濟就會受挫。因而中國采取了建設市場不是大躍進的方式通向未來。

腐敗的官員需要借國家之手使得沒有其他對手與他們競爭國有資產的獲得權，他們救助商業機密的說法逃避財政部門的干預和議會的監督，而工人和經理們也被剝奪了分享機會。采用免費分配私有化證券不會像出售資產那樣給國家官員們帶來那樣大的好處。他們可以精心挑選客戶，使行賄到處可見。并攻擊那些主張免費分配國有資產的人，而這些攻擊者中有東歐國家大多數突然之間自食其言的經濟學家。

事實上免費分配國有資產的被認為是民主的資本主義，但從來沒有在任何國家實行過。相反，腐敗的欲望使得私有化的速度驚人。如果在一種穩定的體制下，官員的地位比較牢靠，他們會從容行事，精謀深算；但在一種不穩定的體制下，職位輪換的速度比較快，官員們就會急功近利，快速行動。

腐敗原則

盡管腐敗是可視為帶動私有化前進的火車頭，但是有些人為這樣的私有化進行辯護所花費的時間真是驚人，而且這些辯護詞都是全然沒有根據的。他們用法院沒有指控政府官員腐敗和沒有政府官員被關進了監獄為理由，證明沒有操縱價格的現象。而東歐國家的真實情況是，法院系統已經被大大削弱，法官們因為工資低，也禁不住誘惑收受賄賂和枉法。相反，被投入監獄的恰恰是敢于透露違法內情的官員們。

有人懷疑，如果壓低的價格應該引起市場購買者的激烈競爭，所以供求關系會使價格最終歸于真實的價值。事實上，如果資本市場建立起來的話，上訴說法是對的，但是政府官員限制參與購買國有資產的競爭人數，并作了預先的安排，使得國有資產仍能以低價格出售，其中的咨詢公司起了牽線搭橋的作用。這樣，較少有人參與收購競爭客觀上給這些破產企業都是無人問津的東西作了證明。

不僅如此，國家實行了收購許可制度，使得買主可以輕而易舉的達成某些秘密協定。而且，在不穩定的腐敗體制下，賣主之間的競爭壓低了國有資產的拍賣價格。有人質疑，真正腐敗的官員為什么不把國有資產據為己有而是千方百計的推到外國人手上。這是因為，他們如果要永遠把持這些資產，他們還需要找到便宜的貸款和受到保護的市場，以保證這些資產過后能夠為他們產生出利潤，但這些條件由于國家政策使本地所有者很難保證。而且，政府官員們也沒有做好長期收購這些國有資產的準備，他們只是想滿足自己的金錢欲望，不具備實際的經營和管理能力。

政府官員和大多是其他人都不是對管理資產而是對消費這些資產抱有極高的熱情。這場消費革命掃除了前一種制度，卻無助于新制度的建立。另外，原工廠的經理們也被認為不懂得市場體制和原先體制下的產物而被剝奪了接管國有資產的權利。所以，沒有人可以擔當資產的管理者，因而只能落入外國人的手中，令人感到諷刺的是，在外國人接管之初，并不像本地人那樣對這些經理人員懷有敵意，反而要把他們留下來。

而政府官員更加青睞外國收購者，是因為外國人的準備工作一般都比較周到，并且因為實力雄厚也不會對大型企業拍賣的好處費囊中羞澀。外國人對市場邏輯和腐敗邏輯都十分擅長，他們一旦承諾，決不食言；而且他們還能利用自己的公司，輕松的完成洗錢；他們會對政府中的各派同時行賄，使其不用擔心因為政治而暴露；他們還建立詳盡的主要政府官員交易時各種材料的檔案，對這些人進行恫嚇，以使得自己得到更優惠的條件。

結論

原以為外國投資者大量的進入能使經濟條件迅速改善，他們的市場經驗和遵紀守法會使國家建設從中受益。但是外國人不僅破壞了市場規則，還系統的繞過法律行事。跨國公司不僅要學會如何在國家已經不起作用的地方發展壯大，還要學會利用腐敗。如果以波蘭為例，假定行賄的費用占代售資產價格的2%-4%，那么受賄收益為4億-8億美元，而私有化的全部收入為180億-230億，由于價格壓低，收購資產的買主大約賺了2160億，即他們只用了所得收益的0.5%的錢去賄賂政府官員就換取了這樣一筆令人難以置信的巨大收益。

第六章 賣破爛的商人

經濟轉型的開路先鋒

當我們尋找與進行國有資產私有化有聯系的政治力量時，可以發現有兩個主要的集團，并發生了沖突，一部分人想利用出售國有資產的機會使自己變成資本的所有者，通過投資取得利潤；另一部分人對資產本身并不感興趣，他們的興趣在于通過參與出售國有資產的活動撈取好處。明顯的，獲勝的一方是對自己接管國有資產不感興趣的一派。這群人的出現說明了背后有一個人數較少的知識層核心的小集團在政治上的操縱。他們當中有作家、演員、學術界人士。盡管他們沒有得到多是選民的支持，但各黨派都普遍歡迎這個小集團參與他們的活動。這些知識階層雖然人數少，但他們對經濟轉型中私有化的方針具有巨大的影響。他們甘心以少數黨的身份出現，努力參加歷屆政府，而且還總能掌管政府經濟部門的高級職位，或者在幕后發揮作用。

這種政治成果的誕生使由于這些知識階層因他們對自由的渴望使得對社會產生了使命感，他們認為除了他們沒有人可以把自由還給社會。意識形態和私利都對他們有影響，他們對自己接管國有資產沒有多少興趣，但卻能影響是國有資產掌握在政府官員手里。這些人厭惡資產所有者，尤其是本地資產階級。為此，他們還忽視了公平分配國有資產的道德問題。道德問題被忽略，至少是因為知識階層并不完全懂得自由在實踐中是怎么回事有關。

自由不能與道德相分離，自由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觀念而不是道德淪喪的通道。而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學注重的是理智，而道德是社會學概念，注重的是情感，不能混淆；他們甚至認為經濟自由應該理解為一種社會虛無主義，否定道德與市場和任何社會機構不可分離的基礎。這種觀念使得這一社會集團的許多成員認為，壓低公有資產的價格將他們轉交給外國人手上，這在改革期間是最好的賺錢方法。

盡管沒有其他社會集團原樣接受這種哲學，但卻沒有人提出挑戰。工人中的獨立工會通過與知識階層的聯盟而接受了這種哲學。而在所有敗下陣了的集團中只有一個經歷了真正的斗爭，就是曾經有過私有財產的農民。他們由于改革而減少的補貼而遭到嚴重的傷害。盡管波蘭農民在政治上的代表曾兩度參加組織聯合政府，但斗爭還是失利了。另一個遭重創的群體是戰前的資產所有者。在波蘭他們沒有政黨，他們的綱領沒有實現過，在匈牙利他們恢復了具有影響力的小股東黨，索要回自己的財產，形成了一個十分牢固的集團。而以前的經理人員本來可以由于他們的管理權來獲得本企業的股份，但在波蘭實際上只暫時有過，而在匈牙利從來就沒被考慮過。

為出賣國有資產所進行的鼓噪

我們要分析為什么盡管在同樣的機會下其他階層可能獲得更高的收益，然而知識階層卻成為了領導建設不完善的資本主義的核心力量。是因為他們從精英集團手中接管了媒體，他們在原來的節目中迅速推出極有影響力的話題，像《波蘭日報》就是為其他報刊雜志千篇一律的改革解釋定調子，他們激烈的批評國家對媒體的檢查限制，但仍然在實行自己的新聞限制。

同時，新聞媒體的質量每況愈下，學術專家被沒有經驗的新聞記者取代，而嚴肅分析的話題卻變成了娛樂性的粗俗野蠻的文章成了標準用語。而東歐國家的媒體并沒有改變作風，盡管他們看上去像是西方媒體一樣進步，但一旦有人對資本主義稍做批評或對社會主義有些積極評價，他們就像與先前一樣的相反方向進行階級斗爭。

無聊和愚蠢的題目也能賺大筆的錢，辯論水平之低時的大眾轉向相信外國言論，并受到愚弄和控制。知識階層從高尚文化傳播者墮落違反文化代理的角色，并利用這樣的機會為大量國有資產價格壓價出售給外國人制造輿論，尤其是媒體對拍賣的國有資產的實際價值的報道是極其惡劣的。

一些經濟學家以機器設備的物質磨損程度很高為由，試圖反對本書中的固定資產價值估算方法，他們以賬面上的資產總值扣除55%-60%的磨損，然后認為剩余與外國人的支付相差無幾。但這使人懷疑，不能相信波蘭每年生產3個單位的國民生產總值僅需要1個單位的固定資產就夠了。而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可以歸謬，波蘭的固定資產被許多發達國家的生產能力都要強大得多，怎么是破爛呢？波蘭1989年的固定資產物質磨損狀況的統計數據是令人懷疑的，因為在這些注重投資達國民生產總值25%-30%的東歐國家，整個地區的固定資產物質磨損率怎么會那么高呢？

另一種說法是，無論這些固定資產有多么昂貴，如果他們沒有帶來令人滿意的利潤率，那么對于買主來說也是應該不收分文的。這給人一種印象，即先前經濟體制下的企業幾乎沒有贏利的，事實上固定資產的擴張資金和由此帶來的經濟增長都說明了利潤的存在，而且，1989年之前整個東歐地區一直保持著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盡管只有東歐地區陷入衰退，但仍不能以當前的利潤率來判斷固定資產的價值，應該以未來多年的預期利潤率，因此買主們都有賺得很高利潤的機會。

除此以外，直接參與國有資產拍賣的人也設法壓低售價，他們常會采用具有創造性的會計方法，例如編造數字說明企業的贏利狀況惡化，或是無視管理方的作用將這些企業的股票價值暫時降下來，或者讓媒體就這一行業的某一些被投訴的小問題進行渲染，而且這樣的報道有時還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

在波蘭，一個價值900億美元的富有生氣的銀行業，賣給了外國人獲得全部收入30億美元，這個難以相信的拍賣價格幾乎免費贈送。而匪夷所思的是，這些外國所有者之后就取得了1994年國家對銀行業實行的資金注入計劃所發放的債券的所有權，并把這些很高的利息收益輕而易舉的轉移到外國人名下的銀行，從而輕松賺得30億-40億美元的收入。這意味著外國買主實際上用國家準備提供給這些銀行的錢從國家手中將那些國有銀行買了下來，而且其實波蘭本地銀行在私有化之前剛剛花費了20億-30億美元更新的辦公設備。

特別是當這些國以休克療法的方式解決問題的時候，為這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大量失業的問題，因此繼續增加財政收入，而媒體們獻計獻策要求不能不迅速將國有資產賣掉的辦法。同時國家文解決預算平衡，向銀行借貸發行債卷，使得過后國家不得不向外國銀行維持這種成本（即銀行等購買者需要很高收益率）的債務，并造成國民財富新的外流渠道。

媒體一面造成對國有資產非立即賣掉不可的緊迫感，一面對所有持不同見解的人大興討伐。他們對那些任何質疑剝奪行為、肯定先前制度和指出本國人被排斥的人會被說成已經被掃進歷史垃圾堆，警察鎮壓制度的辯護士或不可理喻甚至是沙文主義、盲目自大、藐視其他民族。相反，在中國輿論主要控制在國家手中，宣傳的是民族利益，這預市場導向的改革并不矛盾。

這些媒體的宣傳大大的刺傷了民族利益，因而可以說那些把國有資產當破爛賣掉的就是國民當中的破爛兒廢物，這個國家都被他們處理掉了，他們應當被譏諷為賣破爛兒的的商人。

穿連襠褲的游戲參與者

知識階層不僅需要媒體的幫助，還要發展的自己的政治組織。在波蘭，這些人組成了民主聯盟，盡管他們人數很少，但早期他們就得到了人數眾多的獨立工會的支持。但是獨立工會的領導人希望自己遠離政治，保持自己反映工人緊急利益的特色，并認定自己的利益與知識階層的利益不謀而合，因此放手讓民主聯盟去起草改革綱領。而巴爾策羅維奇獲得了全權處理，卻未作任何公眾討論，將改革綱領迅速通過，匆忙實施。工人盟友希望國家滿足工人的要求或將國有資產平分給所有公民，并不熱心于他們不了解的參與歐盟的問題，但是民主聯盟執政時期，他們就已經下決心將大部分國有資產出賣給外國投資者，并按加入歐盟的要求進行改革。

這樣的爭議是沒有市大型企業避免在經濟衰退中遭受最嚴重的打擊，因此在1993年的大選中，反對派原共產黨的左翼聯盟又回到臺上，他們不打算恢復社會主義，只是對新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問題作了重大政策調整。他們決定放緩私有化的步伐，成立國庫部加強多國有企業的控制，增大國有企業經理人員的自主權，建立大型集團來構筑一道阻擋外國投資者的路障。

在反對黨的聯合反對下，1997年的大選左翼聯盟慘敗，獨立工會作為一支政治力量取得了勝利，但獨立工會還是希望其小伙伴來領導改革，自己促進改革，對自由聯盟超標使用，使得巴爾策羅維奇成了財政部長，并領導規模空前的國有資產向外國人拍賣，實行第二次休克療法，不顧議會的反對，將為所有國有銀行尋找外國買主。銀行管貨幣，貨幣管市場，銀行交給了外國人，市場也就交給了他們。4年間波蘭銀行業外國所有權的比重由不到20%上升到75%。

在獨立工會和自由聯盟成功的贏得了選民對他們10年的支持之后，2001年大選中，他們皆慘敗，波蘭農民黨和左翼聯盟入主政府，但政策幾乎沒有什么變化，明顯的標志是巴爾策羅維奇仍保留了其波蘭國民銀行總裁的職位。新政府為加入歐盟而努力，并毫不猶豫地將剩余的最有價值的國有資產--能源部門賣掉。盡管由于波蘭的土地相對歐盟國家十分便宜，并且波蘭的農業變得十分糟糕，前屆政府頂住歐盟土地任意買賣的要求提出15年免談期，但新政府的談判代表卻未經議會討論拿出了一份文件草案，決定取消對租賃土地的一切障礙，并在幾年內轉為完全的所有權關系，而這一做法竟沒有遭到聯合政府中的波蘭農民黨的絲毫反對。

同時，東歐國家努力爭取的歐盟補貼也被極大程度的較少，他們被告知只能拿到相當于西班牙現在所拿到的1/4的補貼，因為歐盟說他們還沒有為全部援助的資格做好準備。

波蘭的教訓也在其他國家出現，捷克和匈牙利等類似的社會黨一開始都反對讓外國人接受國有資產，但最終都轉而支持這樣的拍賣綱領了。盡管這些國家在名義上適應的是民主制度，多黨制度，選舉不限，并不同一，但實際上是缺乏自由的民主制度，民族利益無法得到充分的反映，相反，卻照顧了外國的利益。因為經濟與政治是相互作用的，東歐國家的大部分資產已經轉交和托付給了外國人，政治是不可能不被左右的。除非，理想的完善的民主制度，選票與所有制全無瓜葛，但名義上民主制度里，腐敗到處泛濫，選票可以出賣，官員待價而沽。

結論

公眾一直認為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思想一直由過去的政治淵源力量繼承下來，但是實際上起這種作用的人幾乎都是先前制度的反對者--知識階層。盡管社會主義和今天的思想都強調國際主義，但工人利益同一性的觀點并沒有像今天資本所有者利益同一性的觀點給民族利益以極大的忽略。而是，知識階層摒棄道德為個人作出選擇，沒有對他人的一點責任感。他們為腐敗現象推波助瀾，用新興的資本主義妖言惑眾，為實現他們的全面取代藍圖全然不顧其社會成本。

第三部分 危機地帶（危機）

第七章 被歪曲的局面

被遺忘的改革

蓋萊克于1970-1980年負責波蘭黨。盡管自由派改革家認為這時期黨除了對社會進行粉飾之外，從沒有對國家體制進行過修改，但由于經濟已經減速，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經濟體制確實需要一些改造，因此蓋萊克和其他東歐國家領導人選擇了向國外借錢進口固定資產設備的辦法，在他看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過程就是既要提高工人的素質又要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盡管這樣，蓋萊克的改革背離了戰后早期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形式，引入了市場的力量，無意識的放棄了中央計劃體制。

黨的權力逐級下放，是為了便于向外國借貸振興經濟，但貸款可能帶來政治上的讓步。本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資本的剝削性決定其應從屬于勞動，但經濟體制上的變化使得意識形態的標準有了改變，某些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得到提拔，黨變成了一個專注于解決實際困難的官僚機構。

除經濟上的原因，波蘭想擺脫對前蘇聯的從屬關系，因而需要各種類型的黨員；而羅馬尼亞采用的是高度集中的體制和尋求與發展中國家的交往。

被掩蓋了的事實

改革家內部普遍認為，大膽拯救波蘭的巴爾策羅維奇比葬送波蘭的蓋萊克干得好。但兩個十年的統計數據比較說明，大多數方面蓋萊克比巴爾策羅維奇干得好。

在國際收支上，蓋萊克時期貿易逆差占出口總量的47%，巴爾策羅維奇時期時36%，而如果再追加三年，1971-1981年期間貿易逆差將小于47%，而1991-2001年期間卻為66%。債務上，逆差使得1979年波蘭外債為230億美元，占外貿出口總量160%，而1999年外債達610億美元，占外貿出口總量230%。在外資使用上，有人指責蓋萊克將借來的資金用于消費了，但實際上這10年從西方進口物資中至少有40%是投資性貨物，而90年代投資物資在全部進口中只占15%。在出口方面，蓋萊克時期增長速度加快，產品結構中制成品和高端產品比重增加，單位產品價格在上升；在巴爾策羅維奇領導下，經濟發展失去了自己的專長，而由于前蘇聯市場的消失，出口增長速度也最終減緩了。

對蓋萊克的負面評價還源于他大舉借貸使得國家幾乎沒有流動資金可用，導致了1979年的經濟危機。使得波蘭的國民收入損失了將近25%。真實原因在于出口能力沒有發揮出來，這里面與大規模有組織的工人騷動和被迫提高工資有關系。而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沒有政治動亂使得他們可以應付債務問題。然而巴爾策羅維奇也一樣難逃危機的責任，即使在工人對他十分堅強的政治支持和蓋萊克時期所創造的出口能力的情況下，他還是把船全部弄沉了。而在波蘭2000年的情況與墨西哥1994年危機和阿根廷2002年危機前的局勢相仿，必須實行預算限制。盡管波蘭并沒有走到像阿根廷的結局，但想擺脫這種困境卻十分困難。因為蓋萊克時期盡管社會不會俯首帖耳，但國家依然有威懾力量；而今天的國家已經沒有什么大的騷亂了，但也失去了威懾和有所作為的力量。

未作宣傳得比較

繼續擴大兩個10年的比較，在固定資產方面的情況，盡管兩種戰略的主要目標都是要利用進口來擴大固定資產的建設，但蓋萊克的成就是1980年為1970年的181%，比巴爾策羅維奇的十年1999年為1989年的123%的增長大的多。因此可以斷定，1990年來的經濟轉型的真正目標不是在于增大經濟資源，而是如何進行分配。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沒有實現改革家們固定資本擴大速度大增的理想，因為這種理想把增長寄托在外國投資者身上。

蓋萊克建設工廠的主要目標是為了給即將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生育高峰時期出生的一代人提供就業機會，他創造了210萬個就業機會，而巴爾策羅維奇在后來的10年毀掉了210萬個，占全部就業機會的1/5。

在個人消費增長上面，1970-1979年期間，總共上升了65個百分點，而在巴爾策羅維奇的激進辦法下，僅增長了35%。而拿肉類、書籍和公寓民宅的情況來比較，蓋萊克時期給民眾帶來的數量增長，在巴爾策羅維奇時期都大幅的減退，有的甚至降到1970年的數量以下。而分配群體上兩種戰略是有不同前提的。蓋萊克時期是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進行的，比較公平，這與當代福利國家的理念相吻合；巴爾策羅維奇使其包括農民在內的所有社會群體都被拋入絕望，貧困線下的人數占全部人口1/4。

人口的增長變化說明了問題，由于巴爾策羅維奇10年給人民帶來了更大的困苦，許多人都決定推遲組織家庭和少生孩子，使得70年代80年代波蘭人口分別增長了310萬和250萬，而90年代只增長了40萬，2001年出現停滯。這樣因為經濟停滯和崩潰使人口增長停滯或下降的情況還在除波斯尼亞和阿爾巴尼亞外的東歐國家和俄羅斯及烏克蘭等國家出現。后面兩國的男性平均壽命已由1990年的63歲下降到1995年的57歲。

1990年后的俄羅斯，暴力事件和疾病死亡數量翻了兩倍還多，同時警察力量變得低效，使得私家軍隊越來越多。

盡管我不是要證明，但至少可以說明：劣等版本的資本主義制度實際上并不比行之有效的社會之制度更優越。而東歐國家的那種新興制度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是所謂第三條道路，其中兩種制度的優勢都找不到，即社會主義的平等和資本主義的效率。

結論

盡管蓋萊克讓人民感到美好卻帶來了一場災難，而巴爾策羅維奇什么也沒有創造卻被稱為創造奇跡的建筑師。巴爾策羅維奇建造起來的是一幢無法自立的紙牌房子，自2000年以來開始崩坍。蓋萊克承諾10年里經濟上要建設出第二個波蘭，他做到了，但巴爾策羅維奇的身后是零個波蘭。

第八章 德國模式的翻版

捏造出來的覺悟

從控制前民主德國或東歐國家的公眾輿論尤其是從接管媒體入手是前聯邦德國等西歐國家對待他們的手段。在前民主德國，清除幾乎所有的政治機構，黨政機關人員全數開除，媒體被來自前聯邦德國的私人康采恩或國營電視機構接管。而在波蘭，幾年改革之后，50%的報紙為外國所有，這里面有許多發行量大的婦女和體育雜志。德國人還接管了多數東歐國家的媒體，如匈牙利、捷克共和國和保加利亞等國家。

媒體的所有權在西歐和美國的憲法上都被視作一個政治問題而不是一個經濟問題，且外國媒體不得干預本國的政治。這些民主國家認為本地的利益需要有宣傳自己主張的工具，任何其他利益集團不得接管本國的媒體。而接管東歐的外國媒體都主動與其母國在參與東歐私有化進程時的原則協調一致，即告訴東歐人民最適合他們做的事就是閑坐那里，眼睜睜看著外國企業如何為了人類的共同利益把他們的工廠銀行低價買走，去建設資本主義。

外國媒體重復著外國人管理才能帶來好運的論調，而把先前為黨工作過的任何人都請走。經濟轉型被說成經濟融合，前民主德國融入前聯邦德國，東歐國家融入歐盟。而東歐國家內人們期望的美國歐盟為他們拉倒前蘇聯而應該獎勵的和平紅利到頭來沒有得到一絲一毫，反而這些壓低價格盜竊東歐國家財產的國家搖身變成了慷慨解囊的援助者。

事實上，在東歐的外國媒體并沒有全方位的采集事實，他們在母國和被接管國采用雙重標準，如在母國抵制外國資產進入，在東歐國家大肆宣傳出賣資產給外國。在德國，有責任感的媒體也不同意前民主德國的資產被外國人占有，因此后來國家通過一些限制性法律。

而學術界是唯一可能對媒體的錯誤導向提出挑戰的群體，但由于學術界以及知識界階層在改革中衰落，使得一些活躍的人干脆與媒體同流合污，或者進入由外國基金支持的國際機構，因而被剝奪了獨立性。在中國，媒體和學術界仍然是受到政府的支持和控制的。而在東歐的學術界衰落了之后，外國學術界人士講話幾乎沒有一點責任感。

彌天大謊

由于前民主德國的政治生命實際上已經終結，因此整個國家資產被哄騙出賣給了前聯邦德國為主的投資者。當在東歐國家許多外國人通過國際組織向本地官員提供咨詢，并以商業機密為借口不公布外國顧問身份的時候，前民主德國的私有化機構都是由前聯邦德國政府一手包辦，這是由于他們對兩德統一的期待已久而在其議會內部設立了負責遣散前民主德國的資產并制定價格的機構。

在出賣前民主德國的國有資產的方面，德國比波蘭有過之而無不及，盡管政府已經對前民主德國的全部固定資產的總值進行了估算大約在2700億-3200億元，但為了盡快將其售出，他們向買主提供了資金，使得最后私有化機構出現了1800億美元的赤字。這就是說波蘭損失只有2200億美元，而德國損失了3200億加1800億共5000億美元。

而過度壓低報價來吸引買主的行為通常暗示著腐敗。這種腐敗由一次性設立的私有化機構負責，使其隱蔽起來，但低價出售企業帶來的回扣被打入私人賬戶或是變成資助政黨經費的事件也不斷地暴露出來并引起軒然大波。

前聯邦德國成為東歐國家向外國人出售國有資產的最大支持者，實際上由于他們準備的充分，他們也成為了最大的受益者，買走了匈牙利和波蘭的大部分國有資產。而東歐地區唯一沒有被外國收購的是土地和不動產，因為這些領域被1989年以前的法律禁止隨意買賣，但由于法律的威懾作用降低，外國人已經開始觸及這里。

更糟糕的結局

人們認為前聯邦德國的資本家會馬上增值固定資產，創造出就業機會，然而他們的所做所為就是迅速的摧毀前民主德國的經濟。他們采取最極端的休克療法即激烈的信貸貨幣緊縮和最激進的向進口產品開放以及不顧貨幣取代所帶來的產品標價飆升。幸好全德的統一和全德工會的同工同酬使得工資減少沒有引起更大的災難，不過前民主德國在1990-1991年間國民生產總值還是損失了30%，比其他國家都嚴重。而1999年前民主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比1989年還低1%，工業更是要長期徘徊在1989年以下的水平。而就業機會的消減更令人驚訝，近年來前民主德國的失業率已經接近30%，變成退休者的聚居地。

看上去波蘭和匈牙利的經濟恢復勢頭比前民主德國要好，但是前民主德國還是接受了大量的前聯邦德國的資金，并融入了他們的福利國家之中，而不像波蘭人那么慘。前聯邦德國對前民主德國的金融援助每年約1000億美元，相當于今天波蘭國民生產總值的2/3，包括前民主德國留在工作崗位上的人，其工資都是由全德工會確定的。但是這些巨大的援助也成為前聯邦德國對前民主德國的經濟扭曲有多么嚴重的證據。而波蘭對歐盟的指望卻由于剛加入的前兩年需向共同預算繳納會費變成一個凈捐獻國而變得遙不可及。

事實上，前民主德國沒有了自己的資本家階級，但市民可以增加收入，盡管前民主德國的資產以一個零頭加上政府的補貼賣了出去，但幾乎全部給了前聯邦德國的投資者，因此還在德國自己手上，而且就業上也沒有限制。然而德國不會允許其他東歐國家向它移民，而其他歐盟成員也是不會開放就業的，而波蘭與歐盟的外貿逆差每年可以為歐盟工人創造40萬個就業機會，這都是以犧牲了波蘭本地勞動力市場為代價的。

結論

與二戰后掌握德國經濟大權并創建社會市場經濟奇跡的艾哈德相比，巴爾策洛維奇只能算是科爾在經濟改革一攬子計劃方面的私生子，從而摧毀了波蘭的工業和銀行業。他沒有很好的學一學自由派的經濟學，否則就會知道如果國家被賦予過大的權力，經濟就會遭殃，這種非法操縱的拍賣活動會迫使波蘭永久的陷入殖民地的境地。

第九章 歷史的警告

分歧加深

東歐國家天真的認為，只要鏟除蘇聯的影響，引入西歐的制度，外在威脅就不存在了，生活條件也能向西歐靠攏，但他們為所謂的全球化大唱贊歌的時候，列強卻開始控制東歐國家，從來沒有放棄自己的權威。

東歐國家的公眾輿論認為，戰后的歐洲是分裂的，每個東歐國家沒有力量鏟除這樣一種秩序，而前蘇聯是東歐國家資本的所有者。顯然這是錯的，沒有任何法律文件指出了這點，而且東歐出售資產的時候前蘇聯人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就算前蘇聯被認為是東歐國家資產的實際所有者，但前蘇聯的大塊頭決定了他們必然對周圍生產的談判具有主導優勢，而且東歐國家的對外貿易并沒有對自身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前蘇聯被指為帝國主義對東歐國家進行了剝削。事實是，盡管在波蘭戰后向前蘇聯提供硬煤因為死板的定價體制給波蘭造成很大損失，但前蘇聯人后來給與了全面的補償。反過來，因同樣的原因，前蘇聯在向東歐國家出口石油天然氣是也蒙受了很大的損失。這些現象也說明前蘇聯與一般意義上的帝國主義有著明顯的不同，它向仆從國提供幫助。

這種看法會使東歐地區的人們認為這些資產本來就不是自己的，因而更加樂于出售；但事實上，國家社會主義時期是東歐地區在其現代史上唯一一段擁有自己的生產資源的時期。而之后為了外國人剝奪全體國民的改革要比當初國家將資產從私人所有者手中奪取過來更為激進。

今天，外國人在東歐的企業都已經與其在母國的企業融為一體了，他們通過賄賂的辦法取得了與使用武力一樣的功效，從東歐地區掠走了驚人的財富，使得東歐國家的處境更糟，而前蘇聯并未對東歐國家進行過全面的剝削。

一退再退

從產業革命開始時東西歐出現了難以彌合的地質裂谷及發達落后之分。我們除了看到它們在各自制度上的差異外找不到什么造成這種差別更重要的原因。西歐國家的自由市場在東歐沒有出現，因而沒有產生資本家階級，使得外國人涌入替補。當然一些國家這樣的方式取得了成功，另一些國家使國家參與改革機制，而這樣的后果是國家往往會過渡反應，試圖用對西歐制度帶有誤解的模仿把長期積累的問題一下解決。

在資本主義的嘗試失敗之后，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而誕生在西歐德國的觀念是建立在市場基礎上的社會主義，而在俄國和東歐國家，人們轉向了共產主義，結果沒與宣告資本主義制度的終結，反而自己走向了失敗。相反，西歐地區卻從這種意識形態中獲取了更多好處，對市場資本主義制度最糟糕的方面進行了鉗制和改造。

這樣的激進的消極改革使得歐洲的地質裂谷更大了，1989年東歐國家的人均收入僅相當于西歐國家水平的30%，而這次消極改革使這個比率不超過25%。盡管這樣東歐國家仍繼續具有軟弱性，在沒有大選的時候，精英集團不需要對選民負責，他們不關心物質生產如何，因為他們的物資供給主要源于進口，而培養素質高的士兵也不重要，因為他們不需要保護自己的財富，他們的財富已經轉移到了國外銀行的保險箱中了。

全球性緊縮

如果一個國家經濟上衰弱，那么他們的政府就必須是一個現代政府，可是東歐國家的政府總是面臨著威脅，甚至完全喪失主權。回顧歷史，在過去200年間，東歐地區第一次建設現代國家的時期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盡管人們總認為國家取代了市場，但這個國家是現代國家。國家有很高的效率，國家行為以法律為基礎，官員們遵守法規。

匈牙利持不同政見者認為，1989年之后的東歐地區把現代國家的某種形式摧毀了，變成了野蠻人執掌國家大權，國家機器變成了結黨營私的工具而對悲慘貧困的同胞視而不見。他們都覺得全球化下國家應該被市場取消，而公司的壯大并沒有要求消滅國家，只是要求國家能為他們利益服務。國家和民族的沖突也沒有因為市場而減弱，而是國家寧可不服從犯政治邏輯，也要為經濟利益服務，比如波蘭的銀行和保險業被收購是德國總理和荷蘭總理都介入了壓低價格的過程。而西歐和美國政府都幫助他們的公司操控東歐國家事務。

從歷史上看，絕對君主和貴族階級聯系在一起，今天跨國公司和股東們聯系在一起，而這種共生關系決定了貴族階級和股東們是不會阻礙主角發揮作用的。歷史在這里重演，美國在戰后的歐洲開始扮演一個打破現有實力平衡的角色。美國盡管在資產所有上不占優勢，但它把握著關鍵的人物，他們利用各種國際機構對東歐國家的精英集團施加影響，這也是東歐國家冒著與歐盟分道揚鑣的風險支持美國進行伊拉克戰爭的原因。

結論

盡管仍然沒有幾個人承認，但東歐國家已經不僅喪失了對本國資源的控制權，還交出了自已相當一部分的政治權力，由于經濟對政治的控制，這種制度可以成為無自由的民主制度。而當地的精英集團越來越依賴外國的勢力，而他們還能獲得選票。這個趨勢使得東歐國家兩手空空，最終會意識到自由的希望已經落空，這種覺醒可能使得整個歐洲都不能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