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理論探索

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理論探索

                                    經濟走勢跟蹤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06年第30期（總第660期）        2006年4月25日（星期二）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周期基本理論和實踐研究》課題組
        中國社會科學院B類重大課題《經濟走勢跟蹤與研究》課題組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與海通證券有限公司《經濟走勢跟蹤》聯合課題組

經濟熱點分析

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理論探索
    當前，有關“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理論研究和探討非常熱烈，我們將近期內理論界對這一專題的有關歷史背景、概念內涵、爭鳴和誤區等的相關資料進行了整理，分兩期向讀者提供。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法的由來

    中國的鄉村建設歷史悠久，早在20世紀上半葉，以梁漱溟和晏陽初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所踐行的鄉村建設的主要目是實現鄉民合作，重建鄉村組織和提高鄉民素質，這是他們對三農問題的第一次學者型的思考與實踐，在革命勝利后，中國共產黨通過土地改革、合作化及人民公社運動，實現了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一概念，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提出過，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提出“小康社會”概念，其中建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是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之一。（曲麗贏，《中國合作經濟》2005年第11期）
    改革開放以后，從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開始，中央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改革農業經濟結構，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從減免到最終取消農業稅，直至“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提出。“三農”問題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初期曾是“重中之重”，中共中央在1982年至1986年連續五年發布以農業、農村和農民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對農村改革和農業發展作出具體部署。這五個“一號文件”，在中國農村改革史上成為專有名詞——“五個一號文件”。這五個文件從總結農村的改革經驗，到從理論上說明家庭聯產承包制度是偉大創造，強調承包土地15年不變，從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到肯定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都體現了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重視。時隔18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于2003年12月30日簽署《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回歸農業。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工作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見》，即第七個一號文件公布。2006年2月21日，新華社受權全文公布了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主題的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至此，中國在新世紀已連續出臺了三個以“三農”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這顯示了中國領導人解決“三農”問題的決心。（新華網）
    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全會公報中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要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實穩步地加以推進。溫家寶總理在《關于制定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建議的說明》中指出：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這主要是考慮：一方面，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目標的難點和關鍵在農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體現了農村全面發展的要求，也是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舉措。另一方面，我國農村發展和改革已進入了新的階段，必須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貫徹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加大各方面對農村發展的支持力度，這樣才能較快改變農村的落后面貌。（新華網）
    參與中共中央“十一五”規劃建議文件起草的一些人士表示，這一提法的形成和最終提出，實際上表明了中共新一代領導集體在解決“三農”問題上已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思路。國家發改委產業研究所所長馬曉河說，十六大上，中央提出解決“三農”問題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十六屆三中全會將統籌城鄉放在了“五個統籌”之首；一年后，胡錦濤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提出了著名的“兩個趨向”論斷，指出中國已進入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階段；在五中全會上，則正式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瞭望新聞周刊》2005年11月21日第47期）
    十六屆五中全會所提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在新的歷史背景中，在全新理念指導下的一次農村綜合變革的新起點。新農村建設到底新在哪里，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認為，“新農村的‘新’，就‘新’在農村的發展，既能體現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也能夠體現和諧社會的要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徐小青指出，提出新農村建設是基于兩個判斷：第一，目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二元結構特征還非常明顯，要達到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重點難點都在農村。第二，我國現在總體上已經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中國合作經濟》2005年第11期）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背景
    安徽省委政研室副主任劉奇在2005年10月3日的第40期《暸望新聞周刊》上從三個方面談到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背景，首先，城市化并不能完全解決農村問題，我國還將有幾億人延續數代生活在農村。其次，農村城鎮化不是要消滅農村，而是要發展農業、富裕農民、改造農村。第三，推進鄉村建設是許多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普遍規律。目前忽視、輕視、漠視鄉村建設，一味強調推進城市化、一味強調勞務輸出的現象比較普遍，不少人已經忘記了在農村還生活著八億農民。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和第二次鄉村建設高潮都是在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下掀起的。1927年到1937年GDP年均增長10%左右，80年代至90年代GDP年均增長超過9%。今天，不光GDP增長率達百分之九點多，且財政增幅更大，完全有條件掀起第三次鄉村建設的高潮。
    林毅夫在《中國改革》2005年第十二期上發表文章指出，1978年我國城鄉收入比是2.6：1。隨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集體生產隊制，農業得到很快發展，農民收入也得到提高，城鄉收入差距下降到1984年的1.8：1。到1992年城鄉收入差距就又提高到2.6：1。其后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擴大，1998年開始出現通貨緊縮，許多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回流到農村，農民的收入增長出現停滯；同時，在生產能力普遍過剩，各種商品供大于求的情況下，不少鄉鎮企業破產，造成許多農村負債累累，更使農民的收入和生活雪上加霜。我在1999年提出，我國從1979年開始的改革以農村為突破口；20年后的今天，走出當前生產能力普遍過剩、內需不足、市場疲軟、通貨緊縮困境的突破口，仍然在廣大的農村。文章發表后受到人民日報、經濟日報和許多媒體和政府決策部門的高度關注。今天，十六屆五中全會已經決定，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十一五”期間社會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主要任務，這對啟動國內市場、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構建和諧社會，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2006年1月的《人民論壇》上，有兩位專家談了各自的看法，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馬戎認為，中央現在提出新農村建設，主要出于幾個原因：一是農村的生產力水平明顯滯后于城鎮地區的發展；二是農村地區的勞動力大量過剩，需要轉移到城鎮地區；三是由于農村和小城鎮地區的人才持續流失，使中國農村今后幾十年的發展缺乏人才支持，沒有后勁和可持續性。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王志剛談到，受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影響，我國存在著重工業和城市，輕農業和農民，造成城鄉社會資源占有差距很大，農村公共服務長期靠農民自力更生進行建設，公共財政逐步將農村和農民邊緣化，導致農業和農村發展遠遠滯后于工業和城市，農民生產條件和生活水平大大落后于城市居民，城鄉發展差距擴大，城鄉間沒有形成良性互動的和諧局面。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對于城鄉之間的和諧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是在國家重點投入的背景下展開的。
  《中國改革報》2005年11月14日發表李飛的文章指出，目前城市與農村相比，人均收入前者為后者的3.23倍，人均能源消費量前者為后者的3.5倍。且仍有近十分之一的農村人口處于貧困狀態，其中400多萬人的溫飽問題還沒有得到完全解決，如果不采取工業支持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發展戰略，這個差距在未來25-30年內還會加劇。而且我國當前正處于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關鍵時期，國際經驗表明，這一時期既是經濟發展的黃金期，也是社會矛盾集中涌現的凸顯期，處理好了，就會迅速躋身中等發達國家的行列，矛盾化解不了，就有可能走上拉美國家經濟停滯、社會動蕩的老路。整個經濟的增長需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對其產生循環拉動效應；新型工業化需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對其起到重要的支撐作用；整個經濟增長的拉動需要新農村建設投資盡可能多的增加農民的貨幣收入。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在2006年2月14日在接受新華網的訪談時表示：“新農村建設”的本身并不是新的概念，以往很多學者曾經提出過。但這次提出“新農村建設”可以說有非常鮮明的時代特征。就像此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描述的那樣：“從農業支持工業，到工業反哺農業；從農村服務城市，到城市帶動農村。工與農、城和鄉，這兩大關系正在實現著從未有過的歷史性轉變。”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新”在哪里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第二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第一段指出，“堅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方略，在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的同時，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實穩步推進新農村建設。”
  《東方早報》首席評論員李巨微在2005年12月5日的《東方早報》上撰文分析：“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它在以下幾方面拓展與細化了2004年、2005年兩個“一號文件”所代表的“三農”政策：一是進一步明確了解決“三農問題”的國家責任。在認識上，把通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路徑遏制、縮小直至填平城鄉鴻溝，從“惠民政策”上升到了國家發展戰略高度。二是具體到資金提供上，明確了彌補農村社會公共產品供應不足，主要由政府財政支出。財政資金還要承擔主導、撬動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責任。這就明晰了以往“財政支出向‘三農’傾斜”的含糊說法。三是以發展農村經濟為中心，同時又不片面地把“三農問題”視為單純經濟問題，將促進農村社會全面進步的“發展指標”納入了規劃范圍。本質上講，“三農問題”屬于“政治經濟學”問題，只能在國家責任層面解決。究其成因，“三農問題”釀成、發酵既有伴生國家工業化進程的“不可抗拒因素”，也有長期利益調節不當及“三農”相關權益無法主張的根源。而且，“三農問題”的核心部分并非市場化配置資源所能化解。
    陳錫文2006年2月14日在接受新華網訪談時指出，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全面體現了新形勢下農村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的要求。實現這五句話提出的要求，就是農村各方面實現協調、全面發展的過程。
    陳錫文指出，決不能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搞成農村新一輪的大拆大建，不能片面追求“村容整潔”。不能搞一刀切，更要防止形式主義。要全面理解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20個字的要求。同時，也不能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建設混同起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必須著力解決制約農民生產、生活的實際問題。陳錫文還指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推進要堅持五個機制：一是投入機制，堅持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建立一個穩定的政府對農村投入增長的機制。二是工作機制，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不僅僅是涉農部門的事，黨和政府的各部門尤其是基礎產業和公共服務部門，都要有“一盤棋”的觀念，在制定發展規劃、安排建設項目、增加資金投入時都要向農村傾斜。三是引導農民發揚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建立建設自己美好家園的激勵機制。四是加快建立吸引全社會廣泛參與的機制。五是逐步建立改變城鄉經濟二元結構的新體制。
    2006年3月10日，新華網發表了林毅夫的觀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既包含了過去“三農”政策所強調的發展生產、提高農民收入的內容，也就是要生產發展、生活寬裕的目標；同時也包含了鄉風文明、村容整潔和管理民主。既是過去“三農”政策的延續，同時也反映了我國已經達到了需要解決城鄉收入、生活各方面差距的新發展階段的需要。
    2006年2月22日，《新京報》發表社論指出，建設新農村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它的背后是強大的國家公共政策背景和全社會的共識；與新中國成立后歷次“農村建設”運動不同，“新農村建設”有著我國重啟現代化進程以來20余年的經濟積累，有著新時期領導層對當代“三農”問題深刻的定位、清晰的思路和全面的政策措施。
    在2005年11月21日《暸望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幾位專家談了各自的看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認為，新農村建設“新”在有一個全新的環境和背景，即我國已進入“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階段。要讓公共財政大幅度向農村傾斜，讓城市大門向農民敞開。國家發改委產業研究所所長馬曉河認為，“新”在它是一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綜合概念；還體現在它的以人為本上，新農村建設對“人”的尊重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中央一再強調的“農民自愿”原則，二是培育和造就新農民。
    在2006年2月16日《東方早報》上，該報特約評論員楊耕身強調，新農村建設是一項以現代文明、現代法治意識打造而成、前無古人的嶄新事業。也正因此，胡錦濤強調指出，“擴大農村基層民主，搞好村民自治，健全村務公開制度，開展普法教育，確保廣大農民群眾依法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這無疑是新農村建設的另一個重要的支撐點，即通過民主法治建設，提升農村社會的權利意識、法律意識及平等、自主意識。
  《東方早報》的專欄作者童大煥2006年3月17日一篇文章的看法是：首先，它應該是農民生產生活資料完整財產權利的回歸；接著是其民主權利的完全落實，尤其是在開放社會中獲得公平的話語表達權利；緊接著是政府的公共政策體現在城鄉平等上，政府切實擔當起農村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養老、水利交通等公共基礎設施等的建設；此外還有遷徙自由、擇業（種養）自由等等。政府應該擔當的公共責任，政府擔去；農民應得的權利和自由，還給農民。他們一定會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勞的雙手，成為創造和諧社會的主力。否則，沒有基本權利作基礎，“新農村建設”有可能給農民、農村帶來意想不到的危險和禍害。
    國務院研究室農村司葉興慶在2006年2月13日《經濟日報》上認為，新農村建設應當實現以下“八新”：
    一是推進現代農業的新發展。新農村的農業，應當圍繞推進現代農業建設，用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現代經營形式發展農業，用現代發展理念指導農業，推動農業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這是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的基礎，也是新農村建設的基礎。 
    二是形成縣域經濟的新格局。新農村的經濟，應當是繁榮的、富有活力的經濟。應當加快投資、財政等管理體制改革，激發縣域經濟發展活力。應把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發展縣域經濟的主要載體，把小城鎮和工業園區作為發展縣域經濟的重要平臺，壯大縣域經濟，全面振興和繁榮農村經濟。 
    三是培育農村市場的新主體。建設新農村，應當大力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應當重視農村人力資本投資，強化農村勞動力職業技能培訓，提高農民的科技文化素質、轉移就業能力、科學種田水平。應當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等新型服務組織。 
    四是完善鄉村治理的新機制。應當加快轉變鄉鎮政府職能，精簡機構和人員，增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能力。整合鄉鎮事業站所，對公共服務和經營性服務實行分類指導、分類管理。完善村民自治和“一事一議”制度，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 
    五是創造鄉村生活的新環境。我們所要建設的新農村，是環境整潔優美、設施完備配套的新農村。應當搞好村鎮規劃和建設，加強村容村貌整治，改善農村人居環境。搞好農村飲用水、道路、電網、沼氣等生產生活設施建設，積極穩妥推進改水改廁改灶改圈，搞好垃圾處理，治理鄉村污染，美化鄉村環境。 
    六是樹立鄉風民俗的新風尚。我們所要建設的新農村，是民風淳樸、健康向上的新農村。應當移風易俗，發揚傳統美德，樹立文明新風。 
    七是促進公益事業的新發展。我們所要建設的新農村，是公共服務逐步完善的新農村。應當促進城鄉公共服務逐步均等化。深化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使農村義務教育的發展有穩定的資金來源。加快普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提高農民基本醫療保障水平。探索建立符合國情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 
    八是營造農村和諧的新局面。我們所要建設的新農村，是干群關系良好、農民安居樂業的新農村。應當加強對農村基層干部的教育培訓，提高他們依法行政、依法辦事的意識和能力。加強農村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創建平安鄉村、和諧鄉村。
    2006年1月10日《經濟學家》刊載巫繼學的文章，歸納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一提法的五大嶄新亮點：1.本質之“新”是社會主義；2.理念之“新”是以人為本；3.制度之“新”是自主創新；4.重視之“新”是朝陽農業；5.農民之“新”是農夫變農商。
    2005年12月16日《人民畫報》登載了溫鐵軍總結的建設新農村指導思想的三“新”：第一就是改變了過去的單純經濟觀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統管全局的，因為它改變了單純以經濟作為衡量標準的傾向，強調的是經濟、社會、政治、文化，方方面面的綜合發展，第二，改變了過去單純地、片面地強調加快城市化進程的觀念。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針對以往片面地、簡單地強調加快城市化而提出的一種新提法。第三，這和以往的強調上項目就是發展區別開來。強調了人的發展，特別是農民的發展，才是真正的發展。只有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真正讓農民參與進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才落到了實處。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有關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理論爭鳴
    建設新農村不能僅僅是為了解決內需不足。鄧聿文在2005年11月3日《東方早報》的文章中談了他的觀點，他說，經濟學家林毅夫近日重提用新農村運動緩解可能即將來臨的通貨緊縮。應該說，這一觀點并不新鮮，從1999年提出“新農村運動”概念以來，林就一直持此看法。換言之，林毅夫倡導“新農村運動”的初衷，就是為了解決中國經濟面臨的通貨緊縮問題。不僅僅是林毅夫，五中全會后，很多經濟學者在解讀全會提出的“新農村建設”時，首先想到的也是把農村作為走出當前生產能力普遍過剩、內需不足、市場疲軟的突破口。經濟學者從自身的專業背景和偏好出發，把目光更多地鎖定在如何利用新農村建設緩解內需不足的矛盾上，當然沒有什么不可以。但如果決策者也把新農村建設僅僅看作是一個解決內需不足的問題，很可能會造成在實施中走樣，就像現在的大學擴招一樣。
    要解決好農村土地問題。2006年2月28日《經濟學家》陳飛翔的文章，他認為，歐美發達國家對農業的發展導向是動用財政專項資金來補貼農場主，停止大量的農業用地轉作商業用地開放其最大的價值提高城市化程度，但中國政府為了國家安全鼓勵農民種地保證糧食的正常供應，這有悖于城市化發展的現實需求。中國政府需要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避免陷入“制度悖論”，即一方面農業用地低效利用，另一方面商業用地無序開發。土地產權問題同樣是“新農村建設”不可回避的一個關鍵性難題，中央的政策不僅僅在為農民種糧方面提供便利，應該在為農民如何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制度安排進行合理設計，真正解決農民的“離鄉不離土”的半城市半農村狀態，充分發揮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作用，為農民進城減少農業人員實現高程度的城市化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和保障制度。另外在“新農村建設”方面中央政府動用龐大的財政轉移支付工程，這筆巨額資金的監督制度的有效建立迫在眉睫，讓資金流向農村真正需要的地方，而不是造富了一些打著“新農村建設”旗號的利益集團，農民的利益卻被削弱，要是如此，那么“新農村建設”的外衣并不是華麗和高貴的象征，而是有些破敗、有些無奈、有些辛酸。
    加速城市化必須同時振興農村。廣東技術師范學院經濟學教授張銳在《中國改革》2005年12期的文章中認為，目前有一種觀點十分流行，即通過加快城市化的節奏，吸納農民向城市轉移，從而推動農民的富裕和農村的發展。的確，城市化是一國經濟發展不可逆轉的趨勢，其經濟現代化也主要表現為人口的城市化程度。但在正視與順應這一趨勢的同時，我們還必須認識到中國特殊的國情：到2020年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即使降到45%，仍會有近7億人，到2030年這個比例下降到30%，還有5億人生活在農村。城市化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如果不在加速城市化進程的同時振興農村，長期存在的大量農村居民將可能被排拆在現代化進程之外，這不僅使國民經濟缺乏消費拉動力，而且更嚴重的是將形成尖銳的社會矛盾，甚至會打斷現代化進程。宏觀政策的設計顯然不能脫離這一最基本的主調。
    還是要立足現有城鄉二元結構來解決農村問題。2005年11期《中國合作經濟》發表的溫鐵軍的文章則指出，很多人說只要加快城市化，三農問題就可以解決，現在看來有點不太現實。我們還得立足于現有的城鄉二元結構，來解決穩定農村、改善農民生活的問題。我們和發達國家最大的不同在于我們的土地仍然不是他們那種完全私有的。你到任何一個發展中人口相對比較多的國家，只要人口過億，有一個算一個都是因土地私有化，導致農村大量的赤貧農民，一般都是三分之一以上的農民赤貧，沒地，根本沒法生存。也同樣導致大量的人成為流民，流入大城市，進入貧民窟。這根本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只不過是以空間平移了農村貧困人口進入城市，變成城市貧民窟人口。
    建設新農村要不要搞“集體化”？2006年4月10日，《經濟觀察報》刊登秦暉的文章指出，“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是去年五中全會提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總體目標。當時一些對“主義”特感興趣的人說按這五條的概括，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農村哪條沒達到？難道他們也是“社會主義”不成？因此他們認為應當增加些“公有制”之類意識形態內容，而且在落實這些內容方面不能“放任自流”。另一些人則相反，他們認為過去多年來很多干部理解的“社會主義”就是改革前的集體化模式，改革后好不容易“不爭論姓社姓資”了，如今加上這個“主義”帽子，會不會讓人誤以為又要搞強迫命令那一套？按“二十字”的說法，本來并沒有集體經濟的內容。加上這個帽子會讓人誤以為上面又要發動“集體化運動”了。所以他們認為還不如就叫新農村或新鄉村建設為好。秦暉認為，新農村建設的成敗不在于“集體”不“集體”，而在于對農民的權利尊重不尊重。對農民的合法權利要多尊重、多維護、少限制、不侵犯，而官員對農民行使權力則要有制約。
    星團戰略：應該讓農村向城市匯聚。2006年3月8日，《經濟學家》網站發表署名張春津的文章，作者介紹了他提出的“星團戰略”。他認為，在諸多的問題中，例如人口問題、能源問題、教育問題、就業問題……等等，它們的核心“穴位”在哪里？我認為中國的農村問題確實是“穴位”，關注農村問題是正確的，但不是讓那些村莊重新蓋房、鋪路，而是要“拆遷”、“鏟平”，將他們向附近的鄉鎮匯聚、“安置”，讓這些鄉鎮成為“新城市”。與“新城市”相對而言，“新農村”正好把事情做反了。在此，我大膽地提出“星團戰略”，這一經濟發展戰略對中國解決經濟問題并使經濟穩步發展，應該說是最有利的辦法。
    關于什么是“星團戰略”，張春津介紹說，距離銀河系中心地帶的一片區域里，聚集著超星系團，那是由很多很多恒星非常密集地聚集在一起形成的。地球上的很多大型城市是人群非常密集的地方，它有點類似于超星系團，只不過是地球上的“超星系團”，我們把它稱作城市。其中有大型城市，例如中國的北京和上海。還有很多中型的城市，例如中國的廊坊和珠海。中國的城市應該說已經不少，但夠規模的城市仍然不多。“星團戰略”的目標有兩個：一是，要多建設一些大型城市，是像北京和上海那樣的城市。二是，要多建設一些中型城市。所謂的星團戰略，就是在分布好區域的前提下將人口疏導向城市，讓城市形成規模，讓廊坊和珠海形成像北京和上海那樣的規模；讓華西村和大丘莊（實際上它們已經發展成鄉鎮的規模了）形成像廊坊和珠海那樣的規模。與此同時，周圍的小村莊一律實行“掃蕩”，讓它們徹底消失。作者認為，如果我們中國在本世紀內能新建成幾十個千萬人口的大型城市，再建成幾百個或是幾千個中型城市，那么一定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促進的作用。

    《經濟走勢跟蹤》今年第30期整理了有關“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理論探索的有關文獻，包括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有關背景、概念內涵及觀點爭鳴等，本期內容包括：新農村建設應避免進入哪些誤區以及解決農村發展問題的國際經驗兩個部分。

新農村建設應避免進入哪些誤區

    新農村建設不是大拆大建
    2006年3月17日《東方早報》發表專欄作者童大煥的評論指出，由于不可避免的利益驅動和“政績”沖動，將新農村建設變成大拆大建和殘酷的征地運動，決不會只是極個別地方政府和極個別地方官員的“理性選擇”。文章還原引了林毅夫的觀點，他表示，現在最擔心的就是讓農民拆房子、蓋新房。農民的房子是私有品，新農村建設是公共用品的建設，不應該將私有品充公。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志剛和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所李周副所長分別在2006年第1期《人民論壇》的專訪中談了他們的觀點。王志剛認為，新農村建設不等于新村鎮建設。由于新村鎮建設主要是硬件方面的東西，容易看得見，摸得著，效果立竿見影，很多基層干部過度熱衷于新村鎮建設，有的甚至貪功冒進。而發展農村公共事業、增加農民收入等這些與農業、農村發展聯系更為緊密的工作，由于它們很難在短時間內顯示出政績，往往受到忽視或冷落。在進行新農村建設時，要注意避免這種片面的做法。在檢查新農村建設工作或制定考核措施時，也要注意從綜合層面進行。
    李周則強調，新農村建設的重點并不是物質標準，而是讓所有的農民都衣食無憂，心情舒暢，個性得到張揚，所有的干部都依法行政，行為規范，尊重農民。我們應確立的目標是，通過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充分發揮，在較低的發展階段達到較高的社會和諧水平。

    要防止城市建設中的弊端擴展到農村
    2006年3月5日《經濟學家》刊載了國家行政學院張孝德教授的觀點，即新農村建設需要避免以下三個方面的認識和做法上的誤區：
    第一個誤區：在傳統管理體制慣性作用下，出于對政績的追求，急于求成，搞典型、搞模式，搞一刀切的標準、使新農村建設陷入花架子的誤區；第二個誤區：在小農經濟的作用下，將建設新農村看成是一個脫離城鄉協調發展的孤立活動，陷入自給自足的新農村建設誤區中；第三個誤區：在西化風潮推動下，把新農村建設看成是簡單農村城市化與現代化，使新農村建設運動成為新一輪破壞中國農村生態文化的運動。在新農村建設中，最有可能出現的另一個誤區，是將已經流行于中國城市建設中的種種弊端以農村城市化為由擴展到農村。以淹沒中國民族文化、扼殺城市個性和獨特內涵為代價的千篇一律的西化式的城市建設，是近代以來中國城市建設中付出的最大代價。

    新農村建設要著眼于長遠
    2005年10月14日《新京報》社論指出，從各地的實踐來看，目前新農村建設有兩種形態：一種是由一些民間組織推動的新農村建設，他們從培訓農民和組織大學生志愿者開展農民文化娛樂活動等入手，引導農民搞合作，利用當地資源共同求發展，最終取得平等的社會地位；一種是各地政府正在開展的新農村建設，他們著眼于物質層面，主要內容是建設農村基礎設施，改變農民生活方式，美化生活環境。后一種形態正成為主流。但比起前者來，政府主導的新農村建設，雖有資金和政策的優勢，如果處理不好，往往出現下述問題：一是在指導思想上，僅僅從“擴大內需”出發，把農村當作過剩工業品的傾銷市場；二是在新農村建設中，違背農民的意愿，沒有建立農民參與機制，新農村建設被當作某些政府官員的政績，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強行推進，使新農村建設成為城鎮的翻版；三是在鄉鎮和村級機構普遍負債的情況下，建設新農村的財政來源是一個問題。試驗階段可能資金保障比較充足，一旦全面推行，有可能因資金不足而強行向農民攤派。對于這些問題，要有預防措施。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堅在今年3月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列舉出五種對新農村建設的誤讀：一是有的同志一聽到新農村馬上想到大城市郊區、沿海發達地區，其實新農村是對全國農村提出來的任務和要求，不僅僅是對大城市郊區、沿海發達地區農村提出的要求，同樣是對中西部地區農村、對貧困地區農村提出的要求，它和農業現代化的要求是不一樣的；二是一提新農村建設馬上想到新房、新路、電氣化、機械化，把新農村建設完全變成新村建設。實際新農村建設有更深刻更全面的內涵，首先是要發展；三是一提新農村，大家更多的想到的是物質方面，其實新農村建設中很重要一點是要建設新型的農民，要鄉風文明，村容整潔，是要提高農民的素質，轉變農民的觀念。他認為這一條也是很重要的，新農村建設從某種程度來講，建設新型的農民難度更大；四是有人一想到新農村建設，馬上就會想什么時候能完成。其實新農村建設是一個長期的歷史任務，是對我們整個農村工作的基本要求；五是一提新農村建設馬上就想到要達標，甚至有人在研究新農村的標準是什么，仍然帶著一種傳統的思維。劉堅認為有三個原則很重要：第一是要因地制宜；第二是要農民群眾參與；第三一定要實事求是，要量力而行，千萬不要辦力所不及的事，特別要注意不要形成新的舉債，不要模仿，比如中西部的到東南沿海參觀回來馬上就要按照后者的標準搞，這樣不是負債就是增加農民的負擔。
    2006年3月17日《中國經濟時報》報道了今年全國“兩會”的幾位代表對新農村建設的擔憂。全國人大代表河北康宇集團董事長董培誠說，我國農村發展水平參差不齊，新農村建設的任務還很艱巨，各地在建設過程中一定要實事求是，注意保護環境，切莫一哄而上，搞形式主義和形象工程。國家把新農村建設提上了戰略高度，現在各地積極性都很高，一定要把好事辦好，否則勞民傷財，會影響大家的積極性。全國人大代表、原溫州電信分公司總經理吳作東指出，新農村建設一定要因地制宜，根據不同農村的實際發展需要，進行科學規劃和布局，并確定有針對性的發展思路和戰略目標，絕不能搞“樣板戲”，千篇一律，照搬照抄。全國人大代表、華龍集團董事長范顯國認為，由于各地建設資金缺口很大，政府投入資金畢竟有限，所以今后建設資金可能會成為新農村建設的一個主要瓶頸。一些地方在建設過程中因資金投入不足，可能會出現“半拉子”工程，虎頭蛇尾，草率收場。
    張孝德在談了如何避免新農村建設三個誤區的同時，還進一步分析指出，由于中國的農村是中國古代社會遺留下來的自給自足的小農意識發源地和保留地，這種在自給自足小農意識與遺存在縣鄉政府機關的計劃思維和管理方式相結合，構成了新農村建設最大觀念障礙。使新農村建設最容易陷入的誤區和偏差，就是在自給自足的小農意識的慣性作用下，將新農村建設看成是在封閉環境中，脫離開城鄉互動的前提下，自成體系的再造過程。有幾種傾向值得我們注意：如在對待農民已形成的資金積累上，我們不能在建設新農村的幌子下，將農民已經形成的金融資產，通過行政命令和誘導，投入統一規劃的農村住宅建設上來，使農民的初步完成的原始積累，再次成為農民自我復制、自我固化的籠子。在發展農村教育體系上，也不能出于滿足自成體系的需要，違背目前出現的農村教育資源城向鎮集中的趨勢，違背教育規模效應，出現村村搞學校、村村辦不好的重復投資。總之，在新農村建設中，我們對農村建設反哺，不是簡單地扶貧式的反哺，反哺的最終目的是要更多的羽毛未豐的農民出巢，成為現代生活的一員。

    新農村建設要避免極端化
    中央黨校三農問題研究中心秘書長曾業松在2006年1月23日的《中國改革報》上談了他的看法。他認為，建設新農村的關鍵是城鄉統籌發展，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都建立在城鎮化的基礎上，但只強調城鎮化而沒有農村建設是不全面的現代化；只強調農村建設而否定城鎮化，也會延誤現代化進程。要正確認識并處理好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之間的關系，必須用城市帶動農村，絕不能讓農村拖城市后腿；必須加快新農村建設，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然而，我們看到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極端化的主張。有人認為我國“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鎮化，過分夸大城市占用農村的發展資金、農民的廉價土地，過分夸大城市對農村的剝奪，對農民工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剝奪，主張放慢城鎮化步伐。這種看法把城鎮化和農村發展對立起來，顯然是極其片面的。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際出發，我國城鎮化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這是無法也是不應該阻擋的。還有人認為城市化才是現代化，新農村建設違背現代化的規律。進而主張把城市建設好，把農民轉移到城市就行了，不一定要搞新農村建設。這種認識也是不切實際的。我國有13億以上的人口，且每年還要增長千萬人，要把他們都轉移到城鎮談何容易。即使我國城市化達到50%，仍然有七八億人口留在農村。這么多人難道不該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嗎?
    《新民周刊》2006年第14期刊登了上海大學副教授周洛華的文章，作者曾在河南許昌市和禹州縣進行了八個月的調研。通過調研他認為，經濟學家們現在提出的建設新農村的兩條主要途徑，即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增加對農村的基礎設施投資。這兩條不完全符合廣大農村的實際情況。水、電、暖氣，這些基礎建設的投資幾乎是收不回來的。不少農村現有的經濟水平根本支持不了這些城市生活的必需品。我們不難看出這一循環中存在的矛盾：當地農民用不起收費的自來水，導致水廠運行不下去，農民用自留井導致地下水位下降，水廠經營就更加困難。其他公用設施的命運也差不多。有專家說，那就應該從增加農民收入開始，著手解決新農村的問題。可增加的農民收入從哪里來？周洛華認為：關鍵不是給農民一個發財的機會，而是讓農民有更合理、更公平的方式獲得，或者說是分享到中國經濟繁榮的成果，建設新農村更多的應該是建設農村新制度。文章說，目前可以著手建立的起碼有三項：第一，建立合理的土地補償制度；第二，建立公平的勞動報酬制度；第三，建立“簡單”的農村政府機構。

解決農村發展問題的國際經驗
    國外在農村立法、管理、政府扶持、培養開放意識、加強道德建設等方面積累了許多有益的經驗，值得我們總結借鑒。

    韓國的“新村運動”
    韓國的國情、農情、人文、習俗與我國相通，許多經驗適合為我所用。韓國是亞洲除日本、我國臺灣省以外，農村現代化事業卓有成效的一個國家。韓國的農村在20世紀60年代，農民收入低，生活艱苦，居住簡陋。城鄉收入差距巨大。在20世紀70年代初，韓國政府把農村開發列為國家發展戰略，開展了“新農村運動”。“新農村運動”的重點在于“精神啟發”，始終將“勤勉、自助、合作”作為一種民族精神加以啟迪。（單刀：《中國財經報》2005年12月15日）
    解決“三農”問題要多關注上一世紀70年代韓國新村運動的政策與需求依據、精神實質、社會特征、運行機制、綜合效益與評價，而不是去死扣幾個數字、字眼，如“運動”一詞在韓國意味著福祉活動、社會行為和體育運動等，沒有消極、負面印象，而在我國因長期政治運動的負面影響，有時一聽“運動”二字讓人膽戰心驚，也的確需要防范，所以韓國的“新村運動”應理解為新農村、新社區建設活動。（李水山：《光明觀察》2006年3月24日）
    韓國新村運動的發展歷程
    吳敬學在《農業經濟導刊》2006年第3期上發表文章指出，韓國政府在組織實施新村運動的過程中，制定了階段性目標，至今已開展30年，取得了超出預期目標的效果，實現了一個發展中國家跨越式、超常規發展的模式。基礎建設階段（1971-1973年）：目標是改善農民的居住條件，自1970年冬季開始，政府無償提供水泥、鋼筋等物資，激發農民自主建設新農村的積極性、創造性和勤勉、自助、協同精神。由中央內務部直接領導和組織實施，建立了全國性組織新村運動中央協議會，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國性網絡，同時建立新村運動中央研修院，培養大批新村指導員。新村運動經過基礎建設階段，初步改變了農村的生活居住條件；擴展階段（1974-1976年）：新村運動迅速向城鎮擴大，成為全國性的現代化建設活動。原來劃分的自立村，根據村民的收入情況改劃為福利村。新村建設的重點，從基礎階段的改善農民居住生活條件發展為居住環境和生活質量的改善和提高，修建了村民會館和自來水設施，以及生產公用設施，新建住房，發展多種經營。政府對新村指導員、國家各級公務員、社會各界負責人分批進行了新村教育；對卓有成就的農村提供貸款，并在各方面提供優惠政策。在這一階段，農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農業連年實現了豐收；充實和提高階段（1977-1980年）：隨著城鄉差距的逐步縮小，社區經濟的開發日趨紅火，政府推進新村運動的工作重點放在鼓勵發展畜牧業、農產品加工業和特產農業上，積極推動農村保險業的發展。同時，為推動鄉村文化的建設與發展，為廣大農村提供各種建材，支援農村的文化住宅和農工開發區建設。新村運動從政府主導的“下鄉式運動”轉變為民間自發，更加注重活動內涵、發展規律和社會實效的群眾活動。國民自發運動階段（1981-1988年）：此階段政府大幅度調整了有關新村運動的政策與措施，建立和完善了全國性新村運動的民間組織，培訓和信息、宣傳工作改由民間組織來承擔。政府只是通過制定規劃、協調、服務，以及提供一些財政、物質、技術支持和服務等手段，著重調整農業結構，進一步發展多種經營，大力發展農村金融業、流通業，進一步改善農村的生活環境和文化環境，繼續提高農民收入等。當時，農村居民普遍認為，他們的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了城市居民生活水準。自我發展階段（1988年以后）：隨著韓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繁榮氣象從城市開始逐步向四周農村地區擴散，新村運動也帶有鮮明的社區文明建設與經濟開發的特征。政府倡導全體公民自覺抵制各種社會不良現象，并致力于國民倫理道德建設、共同體意識教育和民主與法制教育。同時，積極推動城鄉流通業的健康發展。新村運動轉變為國民自我發展階段以后，為在運動初期啟動農村經濟、文化活動而建立的政府機構、活動內容和形式逐步弱化，而具有客觀生存與發展規律，有助于農村經濟、文化發展的機構、活動內容和形式，如農業科技、推廣、培訓組織，農村教育機構、農協、流通、農村綜合開發、農村經濟研究等組織機構應運而生，并在不斷優化其結構中生機盎然地傳承著新村運動的精神和理念，發揮著應有的作用。

    韓國新村運動對我國新農村建設的啟示
    2006年第2期《農業經濟導刊》刊登了赴韓國“新村運動”聯合考察團的報告，報告總結了韓國“新村運動”對我國新農村建設的四點啟示，分別為：
    （一）農村現代化與工業化、城市化可以做到同步推進。韓國的經驗證明，只有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的現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農村的發展不僅不會延緩工業化過程，反而能為工業化提供更大的市場和人力物力支持，進而加快工業化、城市化進程，韓國農民收入相當于城市居民的比例，1970年為75%，1980年為95.8%，1990年為97.4%，2000年為83.6%。同期，韓國的城市化率分別為55.3%、71.6%、84.4%、90.2%；農業勞動力占全社會成員的比重分別為49.5%、32.4%、17.1%、10.2%，2003年已降為8.5%。2004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僅相當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1%。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到2010年將進一步下降。農民收入水平上不去，將成為實現全面小康的最大難點。
    （二）我們更有條件、更有能力搞好農村的建設和發展。韓國在其國情和體制背景下能夠動員全社會，對農民和國民進行“艱苦奮斗”、“自強不息”的教育，集中必要的物力和財力，辦成一些大事，相比之下我們更應該做到并做得更好。一是我們現在已基本統一思想，提出了“統籌城鄉”、“重中之重”、“兩個趨向”、“多予少取”等一系列重大的方針和方略；二是我們的人均GDP已超過1000美元，比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韓國新村運動起步時的綜合實力要強；三是我們的鄉鎮企業和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比較發達，這對帶動農業和農村發展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四是我們有傳統的政治優勢，只要不搞包辦代替，我們統一思想、統一步調、調動資源、辦成大事的能力更強。
    （三）要形成改變農村落后面貌的體制機制。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和城鄉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必須形成一套有效的機制，要把在政府的支持下，動員全社會力量支持農村發展，同提高農民的積極性結合起來。韓國政府實行的獎勤罰懶政策，對新村建設指導者和基層干部的激勵政策，強化公務員對新村建設的責任制，從提高農民生活質量入手、先易后難的操作程序等，都值得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借鑒。
    （四）統一規劃、突出重點、以城帶鄉、提高實效。要像組織農村電網改造工程那樣，近期重點抓好解決飲水困難和飲水安全、鄉村道路、沼氣、衛生間改造、垃圾和污水處理、標準節能住宅、信息網絡等工程。通過國家給予一定的建材和技術支持，引導農民投工投勞。要整合各個渠道的財政支農資金，使之發揮更大鄉村效益。同時通過發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國債、彩券，完善農村金融體系等方式，加大對農村的支持力度。韓國農村的城市化進程中，由于地價升值，不少農民從出售土地中獲得高額收入，帶資進城落戶。我國土地批租的收入絕大部分為各級地方政府所有，改革以來，在土地出讓中約有2萬億元以上的資金為城市建設作出貢獻。所以，我們更應當發揮城市對農村、工業對農業的支持帶動作用，較大幅度地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各項政策向農村傾斜，下大力氣遏制城鄉差距拉大的趨勢。
    李水山在2005年10月28日的《三農中國》中談了學習韓國經驗的六點體會：
    1.新農村建設的主體始終是農民，新村運動的實質和精髓是農民自發的“致富運動”，農民由衷發出：干！就能行，這是新村運動的真實寫照。
    2.中央和各級政府在初期需要倡導、扶持、示范、帶動，但要在幾年內逐步淡出，科技教育和民間部門推進。在這一過程中始終突出和激發農民的自發、自助、協同的主體意識和創造性、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千萬不能本末倒置，否則又成為“農業熱鬧、農村蕭條、農民消沉”的形式主義花架子。
    3.政府在人財物方面積極支持，但不能抑制和抵消農民自發、自助、協同的創造性，如支援物質是為了調動農民的組織、策劃、設計、實施、改進、維護能力，而不是大包大攬，更不能成為行業部門壟斷的自留地。在策劃時，專家、學者必須參與制定、監督和評價。
    4.新農村建設要遵循農業、農村、農民的發展特點、規律，以及自身發展需求和過程，并與世界農業發展銜接，如發展農村民主、農民組織、婦女參與、農村教育、農村衛生、技術推廣、農業貿易、文化建設、城鄉交流、農村旅游、有機農業等。否則我們還會重蹈覆轍，計劃經濟時代的弊端又恢復得淋漓盡致。韓國是資本主義制度，不可能搞政治運動，卻引用了政府主導而計劃色彩濃厚的農村建設運動，實際上是優勢互補，揚長避短；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更要防止弊端疊加效應，不然將變成劣勢互補。
    5.新農村運動實際上克服了韓國在引進美國文明時的盲目西化傾向，很好地保留了傳統文化，樹起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建立了國家倫理和道德。
    6.加強研究。韓國新村運動到了1980年以后，開始總結經驗教訓時的第一條就是：研究滯后于社會實踐，因此付出了代價。我們不妨在開啟新農村建設的同時，邀請專家、學者開展專題研究，我們的科研因制度原因，受各種制約，總在照葫蘆畫瓢，缺乏創意。可以說，新農村建設能否成功就在于科學的理論研究和誠實的實踐，而不是開大會號召、做報告，頒發很多政府文件。

    日本農業保護政策的幾點啟示
    韓喜平、李二柱在2005年第4期的《現代日本經濟》中談到，我國與日本國情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如山區面積廣大、土地資源稟賦稀缺、勞動力資源相對充裕、其它自然資源的人均擁有量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等等。日本農業保護政策的經驗和教訓，對于現階段中國農業發展和農業政策具有下列幾點啟示：
    一、對農業保護必須以法律為準繩。日本農業保護政策自始至終無一不是以法律為依據和準繩。日本政府通過經濟立法，把政策目標和經濟措施法律化，形成保護農業的法律體系，實現了“以法保農”。
    日本政府在進行國土綜合開發的計劃指導下，于1961年制定了《農業基本法》，大力倡導發展工業，以傳統農村工業為基礎的工業逐步在農村發展起來，使得日本農民人數下降的同時，兼業化程度很高，而且非農業收入為主的農民占日本農民的大多數，對地區的經濟結構、地方財政和居民生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此時，在日本傳統意義上的“農村”已經不存在了，而“區域社會”作為新的社會形態出現了。日本政府在區域開發行動過程中把農業、農村、農民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既重視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更重視農村社區建設和農民本身的發展，通過農業協會把過去分散的小規模經營農戶集中起來，提供包括購銷、教育、信貸、保險等在內的農村服務。既改善了農民的交易地位，又減輕了市町(鄉)政府的行政負擔，承擔了農村主要的經濟功能，從而促進了日本農業和農村現代化的發展。
    除農業的根本大法《農業基本法》外，還制定了《農產品價格穩定法》、《農地法》、《水利資源開發促進法》、《農業改良促進法》、《主要農作物種子法》、《農業協同組合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在這此基礎上，政府還建立了許多保護和扶植農業的條例、計劃等，形成了保護農業的完整的法律體系。而在我國，農業保護政策至今仍沒有長期、穩定的法律保障，無論是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或定購價），還是保護價格的實施，都留下了政策的臨時性和階段性的明顯痕跡（農產品收購價的提高是由于農業處于國民經濟運行中的谷底，糧食保護價的實施則起源于糧食收購價格近乎等于甚至低于其生產成本），從長期的觀點看，這樣的保護是很難收到成效的。因此，應該加緊制定和出臺新的法規，建立既適應WTO規則、又能有效地保護和促進我國農業發展的法律體系。
    二、農業保護的具體對策要根據國情充分利用WTO規則。由于特定的歷史原因，日本農業保護政策曾長期偏離了WTO農業框架原則，導致了與許多農業出口國的貿易摩擦，我們必須汲取日本在此方面的教訓，加速培養一批熟悉WTO農業規則的有關人才，加快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國國情的農業支持保護體系。我們在遵守WTO框架原則的同時，還應該靈活運用WTO《農業協議》的有關規定，在國際農業貿易中保護我國農民的利益，促進農業經濟發展，推動農業現代化進程。
    三、要加大對農業設施建設的投入，為降低重要農產品的生產成本和提高國際市場競爭力創造條件。農業設施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硬件”，它分為基礎設施和發展設施。日本在明治政府時期就開始重視交通運輸、農田水利、土地改良等農業基礎設施建設，1994年日本加入WTO  以后，又加大了對農業發展設施的資金投入，幫助農民購買機械設備，為農民建立現代化的溫室、養豬、養雞、養牛場等，這些措施大大降低了農業生產的成本，推動了農業現代化的進程。而目前我國多種農產品缺乏價格競爭力，其主要原因是農業發展所需要的公共品供給嚴重不足，農民自掏腰包進行農業設施建設，增加了農業的生產成本，降低了農產品的價格競爭力。我國目前資財有限，對農業基礎設施的全面改造工程又過于龐大，政府應科學地分配稀缺資財，促使單位資財邊際收益最大。筆者認為，把一部分農村“扶貧”資金用于資助設施建設，這樣一方面可充分利用農村剩余勞動力，為貧困農民提供就業機會和工資收入；另一方面又能為加快我國農業現代化的進程鋪平道路。

    法國的農業保障體系
    廖先旺在2006年3月15日《人民網》上介紹說，法國有較為完善的農業保障體系，農民得到的資助是在一系列完備的基礎制度、基礎法律上進行的。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每個農民都有社會保險、醫療保險和工傷事故意外傷害險，與國家公務員或者市民沒有任何身份上的區別；每個農民與市民一樣享有貧困家庭補貼及其它一切補貼。
    二、完備的稅務征管體系：每個農民與市民或者其它公民一樣繳納所得稅；從歐盟范圍來說，農民與市民享有的福利與繳稅的義務從根本上也沒有特別的區別，都按同樣的稅法條款繳所得稅。
    三、完備的為農業服務的金融體系：每個農民都有銀行賬號，享有現代金融服務。
    四、完備的法律體系規范社會補貼。這是法國農業行業管理的一個主要特點。
    五、申請享受農業政策方面的優惠及補助，標準在全歐盟是統一的，均按實際收入水平或者包干分等來匡算。農民在申請農業補貼時的程序是個人直接填寫全歐盟統一的或者全法國統一的表格，按表格規定的不同條件對號入座，你該享受什么補貼自動入檔；表格由地方政府逐級上報到中央政府直到歐盟。一個農民一年要填的行政管理表格可能要以數以百計來計算。
    農業補貼的發放有舞弊現象，但不多。這是因為法國有透明的發放監管體系，補貼標準都要張榜公布，還有統一的金融體系（銀行賬號）、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退休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賬號）、統一的稅收體系和統一的行政管理體系（可進行獨立、相互或聯合監察）以及詳細的個人信用數據庫。補貼發放逐級審批程序透明，全過程有監督，特別是發放后的抽查就更加嚴格。
    農業行業管理是歐洲國家行政管理中最復雜的行業之一，在法國也不例外。這方面相關的法律與規章有厚厚的一摞。從其法律文本的數量就可看出其組織管理和監管機構的復雜、嚴謹與龐大。
     
    加拿大的農村協作伙伴計劃
    趙青、楊士龍在2006年2月20日《海南日報》上介紹到：《加拿大農村協作伙伴計劃》從1998年開始實施。此計劃確定了促進農村發展的具體措施，幫助農民獲得政府項目和服務、金融資源和醫療保健，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增加農村青年就業和教育機會。《加拿大農村協作伙伴計劃》的主要措施有：
    一、建立跨部門農業工作組。為更好地協調各部門在農村發展問題上的工作，加拿大組成了由農業部牽頭，由32個聯邦政府部門參加的跨部門工作小組。這個工作小組定期召開會議，交流信息。省市一級政府也建立由政府農村事務官員組成的“農村工作組”，與其他各級政府和機構、組織一起解決重大的農村問題。同時，加拿大還設立了農村事務協調部長，由農業部長兼任，并在農業部設立農村秘書處，負責協調和推動農村協作伙伴關系的建立和相互聯系，促進農村居民與聯邦政府的對話和溝通。
    二、建立“農村對話”機制，使聯邦政府能夠及時了解農村的民意和發展狀況。通過定期舉行的全國農村會議、農村青年對話、在線討論、民意調查和農村工作組匯報等不同形式的活動，吸引來自農村，特別是偏遠北部地區的居民同聯邦政府官員進行"開放式雙向交流"，討論農村發展面臨的問題、挑戰和機遇，并確定需要政府優先解決的問題。
    三、建立“農村透鏡”機制，增強各級政府、各部門官員“心有農村”、“主動為農村服務”的意識。所謂“農村透鏡”機制，是指各政府部門在做任何決策或批準任何項目時，都要站在農村居民的立場上，對照聯邦政府確定的促進農村發展的重點領域，考慮該決策可能對他們產生的影響。為此，“農村透鏡”機制還為各級官員設計了進行決策時必須首先思考的十幾個問題。
    四、直接資助農村發展項目，鼓勵個人或組織到農村發展創業。農村秘書處每年都根據“農村對話”的結果，推出和資助不同主題的農村發展項目。
    五、建立和完善面向農村居民的信息服務體系。在廣大農村地區建立社區信息接入站點，方便當地居民進入各級政府的電子政務網站和其他商業和服務信息網絡。農村居民通過這些網上資源一方面可以獲得一般性的咨詢服務，包括農村兒童保健、農村旅游、針對農村青年的項目和服務以及在農村地區經商創業等；另一方面還可以就一些具體問題尋求相關信息，并可以向有關專家直接咨詢。
    除這些措施外，聯邦政府還組織專家加強對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形勢的調研，及時提出可行性應對措施，并對協作發展計劃的實施情況進行評估和調整。
                                                                 

 （完）
（責任編輯：王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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