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扯不去的“猶太性”——論伯林身上的平民情結
>作者
>曹瑞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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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猶太民族在近代歷史上表現出了不可思議的創造性，然而在這些成果的背后卻隱藏著他們巨大的精神痛苦。正是無家可歸的茫然情緒和得不到認同的焦灼感，不斷激發起他們的精英意識，促使他們以自己的人格健康為代價，在世界上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的奇跡。然而這些奇跡卻令伯林感到痛心，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揭去近代世界和猶太人自已貼在他們身上的“猶太性”的標簽，哪怕因此失去的因痛苦而獲得的創造力，僅僅是作為快樂和正常的人生活。而且在伯林看來，只有這樣才能算是對世界真正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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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猶太性， 啟蒙精神， 民族主義， 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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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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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秋伯林在芝加哥大學做講座時遇見利奧?斯特勞斯，兩人談起了霍布斯和馬基雅維里，然而結果卻是不歡而散，關于這次見面斯特勞斯給伯林留下了什么樣的印象，賈漢貝格魯在他的《伯林談話錄》中記載說：伯林把斯特勞斯當作一個真正的古典學者和猶太教法典學者來尊重，可又對于他身上體現出的那種古典性和猶太拉比式的神秘感有點神經過敏式的不快。在伯林看來斯特勞斯的那種微言大義，總要找到古人話外之音的方法實在是“對別出心裁和各種怪誕念頭極大的刺激”，至于斯特勞斯對現代社會所持的態度伯林認為那簡直是近乎荒謬。最讓伯林忍受不了的是斯特勞斯和他的那些學生竟相信存在著“形而上學之眼”，透過它可以掌握人生美好的真諦所在！作為一個在經驗世界里持懷疑態度生活的人，伯林對這些擁有“魔眼”的精英們是敬而遠之，自認無福享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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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伯林的世俗化使他很難理解斯特勞斯的古典性，也許是事實，因為伯林自己也承認他從小就“喜歡世俗性，喜歡對權勢世界的內部運轉方式有某種把握，喜歡聽閑話，喜歡試著去了解實際上是什么樣的卑劣動機在讓這個世界運轉下去。‘世俗性’在他的詞典里幾乎已經和所謂的‘現實感’成了同義詞。”２然而問題卻不僅僅是世俗哲學家遇到精英哲學家時氣質上的不協調，伯林對斯特勞斯的過敏還有超出個人學說氣質的更深層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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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我們所知，伯林和斯特勞斯都是猶太人，作為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的孩子，他們都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猶太人在近現代人類思想的幾乎所有領域都做出了巨大的、甚至是劃時代的貢獻。可是當我們追問：是什么使猶太人民族在近現代爆發出那么強烈的創造力？至少有一點可以作為參考答案，即：整個猶太民族近代以來都處于無家可歸、焦灼不安所引致的心理失衡中，他們承受著比古代猶太人更為深重的外在迫害和內心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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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7年葛斯?范桑拍攝了榮獲了當年奧斯卡最佳編劇和最佳男配角獎的影片《心靈捕手》，這部片子講述了一個數學天才成長的故事，這位數學天才從小受盡苦難，因此有些心理失衡、行事古怪，數學教授看中了他的才華，而心理醫生卻希望還他一個完整的人格，當然既有才華又人格健全最好不過，但若只能保全一個，是成就一位偉大卻變態的數學家重要，還是成就一位那怕平凡卻心靈健康的人重要？這種處境正是近現代以來猶太人所同樣面對的選擇臨界，而伯林對于斯特勞斯精英式學術的過敏反應，也同樣來自于對這個問題的反思。當那位現代“大拉比”斯特勞斯表現出滿溢的精英氣質時，伯林心里所被刺痛的卻首先是斯特勞斯的猶太身份，因為作為猶太人所展現出的精英氣質和那些撒克遜、日耳曼以及斯拉夫人身上表現出的精英氣質是大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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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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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林曾把猶太民族的歷史發展大體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在小亞細亞或北非還擁有少數殖民地的時期；第二是中世紀流離失所時期；第三是近代以后所謂的解放時期。３在第二時期猶太人沒了國家，四處漂流，但他們能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的宗教文化、風俗習慣，無數拉比用畢生心血維系著民族的記憶，在四處流浪中為同胞們保有一塊所謂“猶太性”的精神家園。盡管每在一地猶太人都被隔離在特定的區域（猶太區）內生活，而且不斷受到帝王的迫害、當地領主的敲榨、以及來自本地人的歧視，可他們心中這塊封閉的“圣土”仍能抵擋一切，使他們在夾縫中堅強地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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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封建時代大迫害所沒有攻破的精神城墻卻為啟蒙運動輕而易舉地攻破了！在那個以理性為匯聚點和中心的時代里，特別是整個18世紀，到處“浸染著一種關于理性的統一性和不變性的信仰。理性在一切思維主體、一切民族、一切時代和一切文化中都是同樣的。宗教信條、道德格言、道德信念、理論見解和判斷都是可變的，但從這種可變性中卻能夠抽取出一種堅實的、持久的因素，這種因素本身是永恒的，它的這種同一性和永恒性表現出理性的真正本質。”４甚至在獄中等著上斷頭臺的孔多塞也依然興奮地預言：新世界將到來，“在那里，人人都將掌握有必要的知識，在日常生活的事物中按照自己固有的理性指導自己，保持它沒有偏見，以便更好地懂得自己的權利并按照自己的見解和自己的良心來行使自己的權利……”５當啟蒙的達到頂點，大革命的熱情促使當地人主動打開隔離區，向曾經倍受欺凌的猶太人伸出友誼之手，宣稱理性之光同樣照耀著他們，開化的人在哪里都會是平等的，猶太人的解放時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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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文藝復興后的幾個世紀里，啟蒙所播散的懷疑思想早已不可避免地飄入了封閉的猶太社會，有不少大膽叛教的人離開猶太區，其中不乏杰出之士，如哲學家斯賓諾莎。然而現在的情況卻截然不同，封閉他們的城墻是從外邊癱塌的，那些曾排斥過他們的人們正揮動著“平等”的手絹歡迎著他們。面對這一未曾意料的情況，猶太區里傳統的宗教和習俗再也無法內在地封住大門，猶太人中間出現了分裂！現在不只是一小撮，而是一批人，即所謂“開明猶太人”紛紛改宗易旨走出猶太區，希望溶入本地人的世界。可當閘門開啟，要追上啟蒙中早已走在前邊的那些“先進民族”，保護了猶太人上千年的“猶太性”此刻卻成了沉重的負擔，在接納他們的人眼里那竟代表著：愚昧、落后、反理性和自我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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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林的先輩也是這批走出去的猶太人中的一員，當伯林開始沿著先輩的腳步在精神上追溯往事時，走得越深新世界就越發陰暗。伯林看到：猶太人當年是被人道主義、平等、寬容、國際主義的大旗迎進本地人生存已久的世界，對于這個世界，猶太民族十幾個世紀以來就一直和它打著交道，無論金錢讓他們多么有力，他們也只能旁觀卻無法進入。可今天當他們深入進去，走過那些閃著理性光芒的大旗和解放的幌子后，才發現新的世界卻是一個受著民族主義支配，為地位、權力和財富而殘酷競爭的世界。６猶太民族是少數民族，但在到處都是同族兄弟的猶太區中，“少數”只是個統計學上的概念，而現在他們置身茫茫大海般的拉丁人、日耳曼人、撒克遜人中間時，“少數”才成了實實在在的心理感受。那些人才是當地的主人，是新時代原則的制定者，溶入他們的社會就得接受他們已經定好的一切，而且要做得比當地人更好才行，不然那里就只剩垃圾堆可供容身！開明的猶太人很快明白了這點，他們兢兢業業地工作，發揮老本行上的優勢，僅一兩代時間，在一個以金錢為準則的近代競爭社會里，很多人就登上了暴富的黃金寶座。在那群接納了他們的強者中間獲得成功，這是多么大的勝利呀！但同時就在這勝利下面，一個專為他們準備的陷阱也慢慢挖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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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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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革命是啟蒙運動的頂點，也是它的終點，之后升起了浪漫主義運動的強勁狂潮。伯林自己也承認他是浪漫主義的孩子，可同時他也不得不面對這輝煌運動背后的陷阱：民族主義。浪漫主義運動發起于德國，伯林認為這一運動恰恰在情緒層面上表達了一股德國人特有的沖動，即：他們急欲清算長久以來面對法蘭西文化時的自卑情結，希望文化還很弱小的德意志能夠借助中世紀的神秘力量對法蘭西強盛的啟蒙思想展開反擊，幾百年里文化受辱之感使德國開始不斷強調自己種族的優越性，只有這樣才能壓過法國啟蒙普世主義的勢頭，才能奪回他們的心理平衡。７如果說啟蒙的理性廣布世界，那德意志精神則只存于日爾曼人當中，它是獨特的、高貴的，更重要的是：它是先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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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德國境內居住有一大批“開明猶太人”，為了得到新世界的認可，他們信仰當地的宗教，服從當地的法律，接受當地的教育，習慣當地的風俗，甚至開始為自己身上的猶太性而感到不安和羞愧，那已經成了落后和野蠻的象征，是理性時代唾棄的劣性。這種不安如此之濃，以至當德國猶太人看到東歐新移民來的猶太人時，既會生出一種在同族面前已為新人的優越感，也會因為他們的出現會讓當地人發現自己當年也不過如此而渾身不快。８通過幾代人的改造他們已經把自己看成是德國人，并且真心地愛著那個國家、那個民族，甚至很多人忘記了第一個打開了猶太隔離區的是懷著啟蒙思想的法國人！這些德國猶太人也熱情高漲地參與到反啟蒙運動中，一邊強調德意志先天的優越性，一邊嫉恨著那些自命不凡的巴黎人。然而德國的民族主義者們卻并不買猶太人的賬，在他們眼中猶太人只是“有用的雜質”，最終要被過濾掉，純粹日爾曼性中最終是不可以攙入低劣的“猶太性”的。他們一次次提醒那些自認為是德國人的猶在人注意：不論他們多象德國人，他們也還是猶太人，他們身上的“猶太性”不會被洗掉，只是潛伏了下去，它永遠在他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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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此伯林常舉的一個例子就是《羅馬和耶路撒冷》的作者赫斯的遭遇，當他看到德國民族主義詩人貝克的一首愛國詩歌時興奮不已，主動為它配曲并寄給作者，可貝克卻把信退還回來，并在上面潦草地寫著：“你是一個猶太人！”９可以設想：當一個外鄉人學著本地口音說話時，說得再像，本地人也能聽出變腔不變調的外鄉音來；不過一兩代后他們的孩子總有可能說得和本地人一樣地道，誰也聽不出什么外鄉音。可是猶太人卻沒有這種幸運，無論用皈依于啟蒙，還是投身到浪漫主義中，不論哪一代人，每當他們接近當地人時，他們卷曲的頭發、烏黑的眼睛都使當地人還是能從他們字正腔圓的話里“聽”出他們的猶太性，越接近只意味著越遭嘲笑、越受排斥，時間在此似乎也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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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在這種處境中的卡夫卡說出了猶太人的心理：“很難受地夾在一個他們難以重返的、有著庇護作用的猶太共同體和那個永遠也不會完全接受他們的西方社會之間”，更令人可怕和畏懼的是：這種空蕩蕩的無家可歸感已經內化到他們生命中。１０猶太人成了永遠的異鄉人，命中注定要像該隱般無限期漂泊，那曾被他們當作一件穿舊的衣服扔掉“猶太性”重又回到他們身上，直到現在他們才明白那根本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種皮膚！問題也不再如脫掉一件衣服那樣簡單，而是要去撕扯！撕扯一層撕扯不去的皮膚！這皮膚是他們生命的一部分，它曾保護過他們，那時他們多么愛它；但這層皮膚現在卻又阻礙著他們的新生，他們對它憤恨不已！這愛恨交集在每一個近代開明猶太人的心中，使他們不斷經受著內心矛盾與精神分裂的打擊，如弗洛伊德所坦言的那樣：“精神分析的創始人是一位猶太人，這也許根本不是偶然的事件。在這種新的理論中表白自己的信仰，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愿，去接受孤獨對抗的地位——沒有人比猶太人更熟悉這種地位了。”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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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林本人也是深深理解這種漂泊無著的痛楚，雖然他生于拉脫維亞但對那里卻從沒有家鄉的感覺，以后成長的經歷就是四處奔波的經歷，在寄身英國的歲月里，整個一代猶太人的精神分裂和孤獨無依對他來說并不陌生。他感到：猶太人身上漸漸成長出來的精英意識正是來自這種非常狀態，是一種受辱和被拋后的精神抵補的需要，是極端困境中尋求到的極端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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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林在思想史中找到了一位能典型得反映這種心理危機的代表“病例”：狄斯累利。狄斯累利作為混跡于英國貴族社會中的猶太人，極盡一切嘩眾取寵的本領，并最終率領起了一群由公爵、伯爵、頑固的鄉紳和健壯的農民組成的舊勢力集團，而他儼然以領袖身分居于其中。一個父輩還是來英國淘金的猶太人的兒子，在沒有任何顯貴身世的基礎上竟成了英國舊貴族的領袖，這不得不說是十九世紀英國一道奇怪的風景。雖然狄斯累利不否認自己的猶太身分，可他心中卻不能自拔地迷戀作為一個階級和一種原則的貴族，為了得到他們的認同，成為其中一員，他夸張似地發揮自己的才華，迎合舊勢力在新興資產階級面前的厭惡和恐懼心理，向邊沁為代表的功利主義發起攻擊。可以說他是成功了，他能以征服者的姿態沖入舊貴族圈，但就在這樣的高位上他依然還是一個局外人！仿佛羅馬帝國從西班牙雇來的將軍，貴族需要他、歡迎他，甚至還服從他，但那道認同的最后之門卻永不會向他打開！狄斯累利不敢面對這一現實，他不得不返回頭去以同樣夸張的態式強調自己身上的東方性和猶太性，那層撕扯不去的“猶太性”皮膚又被他變成金絲玉縷披在身上，每個猶太人在他眼里都是更高貴的貴族，這是一種為了恢復嚴重心理失衡的報復，而這種得以恢復的心理平衡卻只是高空走鋼絲時的平衡，精彩絕倫又極端危險。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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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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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回顧近代“開明猶太人”（尤其是德國）的發展歷程時，總是會發現：開始來的都是些商人，可兩三代后卻涌現出了一大批影響了世界文明的思想家，如：馬克思、弗洛伊德、卡夫卡、維特根斯坦……。這些人的父輩多是商界精英（伯林的家世也是如此），老猶太人意志堅強卻又感覺遲鈍，初入新世界打拼，不但勤奮吃苦而且把受屈辱視作應當。然而當他們的子孫在先輩奠定的成功之基上進入社會深處時，居然感覺不到理應受到的尊重和羨慕，反而體會著來自本地人越來越強的歧視和嫉妒，他們所受的良好教育更令他們分外敏感地體會到這股敵意。想成為本地人的打算只是一廂情愿，當地人眼里他們和那些剛進入西方社會的東歐猶太人沒有實質上的分別，更為糟糕的是：他們也忘記了自己的傳統！現在，整整一代人陷入被拋棄的精神分裂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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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人類歷史上偉大的業績幾乎沒有幾件是在心平氣和的狀態下創造出來的，外在的痛苦、坎坷、打擊和折磨滋生出人們心中劇烈的矛盾、深深的自卑以及亢奮的激情和復仇的怒火，是這些東西塑造了天才并接生出他們的杰作，正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語到滄桑句更工”。可是這種臨界心理近代以來卻偏偏壓向了猶太人，讓他們每天每夜經受無家可歸和局外人處境的折磨，在巨大的心理失衡中激發出他們橫溢之才華，也促使他們形成了精英意識，加固了選民情結。當現代社會中他們一件件令人嘆為觀止的成績都可以追溯到他們所經歷的苦難時，這些成績是奇跡呢還是必然？不論弗洛伊德的理論對全人類是否適用，但它至少對猶太民族有效，文明的確是精神顛狂者在能量升華中創造的，不過這里的能量不再是“里比多”，而是無數狄斯累利般精神分裂的猶太人受壓抑的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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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這種全民族的心理失衡成為伯林特別重視赫斯的關鍵所在，赫斯力圖溶入日耳曼民族的失敗經歷使他體會到：一個人無法象蛇一樣脫去自己民族的皮膚，德意志民族主義的猖獗恰好說明了民族主義并沒有被法國大革命所擊敗，近代社會是民族國家的社會，沒有對自我民族的認同就永遠只能處在無家可歸的狀況，所以猶太人必須找回自己失落的民族意識才能合法地立足于世間；同時赫斯心中的猶太民族主義不再是德國式偏狹的民族主義，他主張民族共存、民族平等，只有在此基礎上猶太人才能擁有和其他民族一樣的正常的生活。１３赫斯構想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希望通過移居那里猶太人不再危機四伏地生活，不再體會一邊拼命撕扯自己身上的“猶太性”，一邊又拼命贊美這“猶太性”的精神分裂。伯林完全贊同這一思想，認為這是最好不過的藥方。他與賈漢貝格魯談話時明確表示：“必須有這樣一些地方，在那里猶太人不會被迫時時意識到自我，住在那里的猶太人并不覺得必需完全被同化，不必刻意強調自己對當地文化的貢獻，他們完全能夠過正常的不受注意的生活。猶太復國主義的目的就是正常化，要創造條件讓猶太人能夠像一個民族那樣生活，跟別的民族一樣。”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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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過正常人的生活！這是伯林從赫斯那里認識到的精髓，也是從自己身上體會到的真理。一個民族的才華如果是以變態的代價得到，那么不論對這個民族還是對世界，終是一場不幸，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一切成果只不過是通向未來毀滅的開始。這種情緒使伯林更加熱愛市俗世界里的普通凡俗，雖然他仍然還是個英國式的精英知識分子，但我們總能從他那里聽到對平凡的贊美，他從猶太人的精英身上看到了太多民族的痛苦，也許正是斯特勞斯的猶太人身份才使他的精英氣質被伯林格外譏諷了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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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過度的理想性在猶太復國的實踐面前卻顯得十分幼稚，對伯林來講復國主義不是為了爭奪以色列的領土，而是要讓猶太人獲得自由，能與其他民族平等平共處；在新生的國家里不是讓每個猶太人重新回到一種所謂猶太人的生活方式，而是為所有猶太人提供一個象其他民族一樣自由的生活空間，在此他們不再承擔過度的心理危機。１５正是這種理想支持他與以色列的國父魏茨曼建立起長期的友誼，主動充當猶太復國者與英國政府之間的聯系人；同樣的理想也支持著他嚴厲譴責貝京為了復國的恐怖主義行徑，就在猶太復國的關鍵時期他仍發表演講指出：“恐怖主義玷污了我們的歷史，它是對一個猶太社會必須樹立的理想的嘲諷，它污染了我們的旗幟，它令我們為世界的自由主義良知而發的呼吁遭到損害”；１６最后，也使他終于沒有選擇由主張強權的古里恩占領政府的以色列國，而是重新回到英國渡過他平靜的學術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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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以色列的建立脫離了伯林的建國理念，在一片帝國主義為他們安排好的戰火紛飛的家園里，那里形成了一股力量，它們繼續強調著猶太原教旨的力量、種族優秀論以及狂熱的帝國情緒。伯林一直希望自己的民族能過上正常人的生活，而現實卻是剛有一線治愈精神分裂的曙光，整個民族卻又患上了狂燥癥。斯特勞斯當年就認為猶太立國并不能解救猶太人的精神，也許他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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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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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光流轉，伯林已經逝世八、九年了，他心目中的以色列還在無休止的以巴沖突中不得安寧，那里的人們依然沒有如他所愿：不再記起自已身上的“猶太性”，如同健康的人意識不到自己皮膚的存在。在影片《心靈捕手》結尾時，那個可能已不再是天才的少年，懷著一顆健康的心，在充滿陽光的大路上開著一輛破車去尋找他舊日的戀人。在逝去的伯林心中，他的夢想是否有一天會實現？是否有一天猶太人哪怕失去了往夕因為精神分裂而產生出的巨大創造力，但他們不再為一層曾是屈辱的又一度是優越的撕扯不去的“猶太性”的皮膚所困擾，他們能平凡又正常地和其他民族一樣生活在同一片陽光之下，走在共同追求人類幸福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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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烏有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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