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翻》述評之四：關于文化大革命

中國人不能不讀的一部書（四）　　

——讀韓丁《深翻》述評之四：關于文化大革命　　

                              范正美　　

韓丁的《深翻》第二卷文化大革命，一共寫了四部。在我看來，作者對于文化大革命的描述和評價，是在1971年期間及以后零散地聽個別人訴說而不是親身經歷，只是在1980年代后、特別是90年代再回中國，看到改革開放后的情況，才真正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　　

在“學生造反派的興起和分裂”一章中，他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作了這樣的描述：　　

“50年代中期，農業合作化、手工業和私人小工商業合作化、最后出現與國營企業、商業貿易和金融合井的局面，這樣，幾乎把私有經濟完全排除在國民經濟之外。中國領導人有某種理由說，他們從經濟上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但是在毛澤東看來，僅有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是不夠的，他立即把注意力轉移到上層建筑的革命性的改造上來。　　

    “毛澤東并不認為工廠國有化和土地的集體所有，就可以保證社會主義順利發展，從而打開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他認為只有進一步對社會關系、組織結構、文化藝術以及思想意識進行徹底改造，才能鞏固剛建立的新社會，并把它向前推進。而反對者聲稱．新確立的先進社會生產關系和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落后生產力的不適應，是中國的基本矛盾。毛澤東則提出兒乎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說，受舊傳統束縛的社會機構，仍然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歸根到底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他認為由官僚階級掌握黨和國家機器的存在，是社會變革和發展的主要障礙，似乎這種機器要有可能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學生造反派的興起和分裂，P456）　　

    為了更深刻地把握這一點，韓丁還引用美國著名作家邁斯納的話，來加重他的觀點的分量。邁斯納說“毛澤東基于兩個前提：‘其一，黨的上層官僚集團，憑借他們的權力和在國家機器中的威望，正在從物質上獲取特權，剝削整個社會，事實上，他們變成了實用主義的資產階級，盡管他們的特權是基于政權而不是財產……其二，根深蒂固的官僚主義機構，在維護它所統治的社會秩序中獲得了既得利益，并從中獲得特權，因此反對激烈的社會變革，并愿意容忍(或者甚至促進)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關系和思想意識存在社會上自由泛濫’。”（同上，P457）　　

    他接著說：“毛澤東的這種思想路線，使他直接站在了中國大部大部分當僅者的對立面。他三番五次地直接號召人民，發動群眾運動來對抗他們不滿意的現狀。這些運動，或者繞過保守的經濟專家和組織管理人員所贊同的‘正常’程序，或直接向他們的經驗和控制提出挑戰。　　

    “‘百花齊放’運動和‘大躍進’運動都未能實現毛澤東所制定的目標，直接導致了廬山會議(1959年，譯注)的爭論。在廬山敗于劉少奇、鄧小平之后，毛一邊強忍著怒火，一邊在為重整旗鼓作準備。他給對手留以足夠的時間和權力，讓他們自己犯嚴重錯誤。在林彪的幫助下，毛集中精力在部隊建立強有力的勢力，以確保日后采取行動的自由，而且集中精力搞‘毛崇拜’，樹立自己的個人權威。　　

   “正如我們所見，毛的第一個反擊行動是“社教運動”。當社教運動不能粉碎劉對黨組織的控制時，他決定采取更加大膽，更具決定性意義的行動。毛沒有像在廬山威脅的那樣，要重回鄉村建立新的游擊隊，重新進行農民革命，而是于1966 年發動了史無前例的反擊。為　　

了與空前的局勢相配合，毛創造了獨特而更加可畏的方法——他稱之為‘文化大革命’的全國性政治攻勢。由沒人聽說過這樣的‘革命’，開始大部分人并沒有認真加以重視。他們認為毛發動了某種持久——但是溫和的教育運動，一種新的能產生過多的講話和文章的整風運動，而在真正解決社會或政治難題方面，卻不會有什么作用。”　　

     下面是這位美國作家關于文革的起始階段的描述：　　

    “就毛而言，他發動這場運動，是以謹慎方式由上海作家姚文元發表文章，批判《海瑞罷官》開始的。姚指責北京市副市長吳哈所寫的這個劇本，決不是它作為掩飾的歷史描述．而實際上是對毛解除彭德懷元帥職務的攻擊。這種指責確實接近事實。姚繼第一篇文章發表后，又幾次批判北京作家鄧拓并無惡意地命名為《三家村夜話》的一系列文章，鄧指責毛患了健忘癥，建議用無鋒刃的工具撞擊他的頭腦，以使他恢復記憶。　　

    “這些文章激起了對海瑞歷史作用的某些學術爭論．以及關于教育方針的論戰。與此同時，毛說服他的重要靶子之一，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長的彭真率領五人小組負責建議中的‘文化革命’。彭利用自己的地位，批評姚把學術問題混淆為政治問題。但是，毛借助部隊的支持，發出旨在針對彭真‘黑幫’的連珠炮似的論戰，進行了反擊，解散了五人小組，解除了彭市長、吳晗副市長、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　　

負責全國文化工作的周揚的職務。然后，他推薦值得信任的同志李雪峰任北京市市長，并重新任命了全新的‘文革小組’，由自己的老秘書陳伯達、他的夫人江青，以及長期擔任安全部門首腦的康生領導。采取了這些措施后，毛重新確立了他對北京的權威，以使所有的媒介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毛處在全國神經中樞，對被他挫敗而處于下風的對手，進行只能稱之為突然襲擊的進攻。給予他們點警告，或者沒發什么警告，毛就支持號召學生起來反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因而引發一連串以后無論是毛，還是其他任何人都無法進行有效控制的事件。　　

    “在農村，干部和農民在苦苦進行著第二階段的‘社教運動’——‘大四清’，而沒有太注意北京的事件。然而，當毛的‘文化革命’突然以公開的政治運動方式突然爆發時，他們再也不能不熟視無睹了。　　

   “5月25日北京大學6名職工貼出大字報．指責大學校長的反革命活動。他們揭露陸平校長禁止群眾集會， 下令撕毀大寧報，制定各種各樣的清規戒律，束縛革命群眾的手腳。　　

    “‘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進行戰斗的時候到了，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毛主席周闈，粉碎修正主義者的一切控制和陰謀，堅決、徹底、全部干凈消滅一切牛鬼蛇神和赫魯嘵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以北大哲學系女書記聶元梓為首的一群干部提出的行動號召，使全國警覺起來。　　

    “陸平和北大當局的反應是，發動多數師生員工，反對造反小組，把他們拉到群眾大會上，譴責他們為反革命分子。最初的大字報是5月25 日貼出的，一周的尖銳對抗之后，于6月2日令人吃驚地結束了。因為那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聶元梓的大字報，讓全國人民閱讀，北京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進行了廣播，似乎毛主席事先已親自研究過，并完全贊成這張大字報，稱之為‘文化大革命’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號召在全國進行廣泛宣傳。　　

“這張大字報具有獨特的效果。由于得到毛澤東的贊同，并在報紙電臺進行最廣泛的宣傳，大字報就相當于代表各地學生，號召起來反對他們認為是保守的修正主義，或反革命的教師和學校行政人員。首次廣播兒小時后，不僅大學生，而且中學生，北起黑龍江，南至廣東紛紛行動起來了。由于6月2目對聶的大字報內容進行了廣泛宣傳，文化革命波及到中國所有地方，包括每個縣、區和社區，其中也包括山西長治潞安中學所在地張張莊村。這個中學的校址就是過去天主教的喜嬰堂，那里好戰的學生也都紛紛起來向校方提出挑戰。”　　

接著，作者描述了劉少奇派工作隊進入學校的情況：　　

    “1966年6月最初兒天，確實是學生們欣喜若狂的時刻。造反證明了他們的行動。為了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他們要橫掃中國一切陳舊的反動的東西，為光明的共產主義未來開辟道路。然而，隨著事態的實際發展，第一陣欣喜若狂沒有能維持多久。6月初，毛澤東離開北京到南方進行巡視，把指導文化革命的權利交在劉少奇手中。對于學生造反，劉少奇的反應是派出由北京市委組織的市直干部的工作隊，進駐首都各大、中學校，要他們‘把革命進行到底’。但是，這些工作隊的真正目的很快就清楚了，他們是要遏制學生運動。在極其激進的激進的華麗詞藻掩飾下，他仃關閉大學校門，禁止張貼大字報，號召所有師生員工閉門進行政治學習，并鼓勵大家在他們中間找出反革命分子。眾所周知，這種策略的結果，在社教運動中就是把批評的目標從干部移到群眾身上，把民眾發動起來，互相檢查揭發，擴大打擊的目標。那些響應聶的大字報，用他們反對陸平的材料發起猛烈進攻的學生們，突然遭到激烈的批評和壓制。此時輪到他們戴‘反革命’的帽子了。他們從工作隊獲得這一頂帽子，并不是因為他們進攻了陸平，而是他們拒絕把注意力從富有吸引力的目標身上轉移開，以便集中精力純潔自己的隊伍。”（同上，P457——459）　　

    “工作隊時期維持了 50天，直到毛從南方歸來為止，后來被稱之為‘50天白色恐怖’。對這種‘白色恐怖’的不同反映形成了學生運動分裂的基礎。這種分裂不僅對學生本身，而且對隨他們卷入沖突數以百萬計的工人，數千萬農民都帶有毀滅性的影響。　　

   “在那些日子里，北大、清華，其它主要犬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堅持造反的大多數學生，不顧工作隊的一切攻擊、誹謗，開始認為只們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些早期‘造反派’，把那些分不清誰是(所謂‘右派’的學生挑戰者)誰非（鎮壓他們的工作隊)的學生，把中間派看作是機會主義者拒之門外，把那些忠心支持工作隊的‘保皇派’譴責為徹頭徹尾的反革命派，因為后者認為工作隊是代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然而，這些被棄絕或被譴責的大多數師生員工，不論他們在那‘50天’內的立場如何，毛一旦闡明了運動的目的，井清楚地表示支持后，也于八月奮起，要求革命。　　

“此時，呼吁進行團結為時巳晚，團結在清華著名的造反派蒯大富周圍的那些‘50天’的斗士們，拋棄了那些所謂‘只能同享樂不能共患難的朋友們’這些姍姍束遲者，沒有其它選擇，只能成立自己的組織。這些組織一旦成立，便和早期的‘造反‘對手就為對革命的貢獻和可靠性問題展開熱烈競爭，但是面對蒯大富發動的反對他們的攻勢，他們發現越來越難以鞏固他們自己的組織。普通成員逐漸退出原來組織，而參加蒯成立的‘第三司令部——清華井岡山’，從而有效地掩蓋了‘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間的各種區別。但是，1968年起清華園控制權的沖突公開爆發時，‘清華井岡山’內部兩派一決雌雄。每一派隊伍中都有早期和后來參加革命造反的師生員工和其他人．導致他們分裂的原因和‘50天’期間進行的選擇之間沒有什么關系．他們就吸收——還是棄絕那些被打倒的教職人員造成隊伍分裂。   　　

“晉東南地區有4000名中學生，300名大學生，大多數都在長治市內和周圍地區。對他們來說，1966年春天的‘文化大革命’，開好是有組織地學習批判有關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的歷史劇《海瑞罷官》，以及《三家村夜話》作者鄧拓的系列文章的問題。上海的姚文元一旦把這些作品譴責為對毛主席的惡毒攻擊后，舉國上下的學生和知識界沒有研究原著，而是研究姚文元否認和嘲弄這些作品的過激的論戰文　　

章。他們在這種政治學習中沒有發現什么新鮮或陌生的東西，旨在教育人民提高覺悟的系列政治辨論，前幾年已生氣勃勃。這次運動盡管以北京副市長和北京散文名作家為靶子，但在性質上似乎沒有什么獨特的東西。　　

    “4月，整個北京市委突然改組，彭真、吳哈下臺。大家意識到，辯論可以超出純理論問題范圍，身居要職、地位顯赫的人也同樣與此利害攸關。但是這種情況并非絕無僅有，以前曾有過高崗、饒漱石事件、彭德懷事件。因此，首都之外，直到6月初聶無梓大寧報的出現為止，學習一直是風平浪靜地進行著。　　

“與下面情況性質不同的是，六位持不同意見者向師生員工發出公開造反的號召，毛聲明‘造反有理’支持他們的運動，作為響應，首都整個教育系統處于激烈而不可逆轉的動亂之中。”　　

說到這里，他把文題轉到了長治的文革初期：　　

    “長治市學當局害怕本地學生的直接挑戰，起初號召開展學牛運動，反對某些壓制過工農學生，或政治社會關系有問題的教師，以千方百計安然度過這次急風暴雨。6月14日發起的這場火字報浪潮，仍按預計劃進行，直到‘6．23事件’突然發生為止。那天，長治中學的一位物理教師把批評的‘矛頭’不是指向某個普通教職員工，而是指向一校之長——張書記本人。校方立即譴責了這張大字報。他們把這位物理教師車和有關聯的人統統趕到圖書館監視起來，并發動其他師生員工包圍了圖書館，批判達些孤立無援的靶子。這樣，長治師生員工以及政府領導，事實上是不折不扣地重演了 5月25日到6月1日發生在北京的事件。這起事件發生在聶元梓大字報得到毛澤東的公開支持之后。　　

    “當地報報紙把發生在一中的整個事件譴責為‘6．23反革命事件’。長治市委研究無它選，只得派出一批干部進行調查。當他們開始工作時，一系列新聞和評論，潮水般地從北京涌來，清楚地說明壓制學生運動是最嚴重的錯誤。在調查過程中，報紙把‘6．23事件’的報導中‘反革命’的刪掉了，很快‘事件本身在頭版新聞中也無影無蹤了。斗志昂揚的學生和共產黨領導，在相對心平氣和的氣氛中對峙了數日。所有的班級都停了課，大字報運動暫時取消，沒人敢決定下一步該采取什么行動。　　

    “然后，7月份兩起互不相干而又有關聯的事件湊巧一起發生了。首都士氣高昂的學生，受北京運動勝利成功的激勵來到長治，急不可待地促進真正的地方造反運動。同時，長治市委效法北京市委派出工作隊進駐各學校，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一中的兩派新生力量，都選擇了校支部書記老張作為批判對象，他們把一頂高帽子緊緊扣在他的頭上，讓他在校園示眾供人批判、嘲弄。他們指責他玩忽職守，支持上山打鳥玩樂，任用有反革命嫌疑的人當教師，壓制學習毛澤東思想。　　

“如何對待張書記的問題，使師生員工發生了分裂。團結在物理教研室組長周圍的一群知識分子，慷慨陳詞反對使用戴高帽，反對使用武力。同情那位策劃‘事件’的物理教師和另一群師生員上，卻立即斥責這位組長及其追隨者為保守派。他們把高帽轉而又戴在物理組長的頭上，就像兒天前對待張書記一樣，讓他在校同里游行示眾。”　　

他繼續描述長治的情況說：“在毛從南方歸來一兩天后．劉少奇在北京派出的工作隊，于7月28日撤出所有校園。8月5日長治市委派出的工作組也幣聲不響地撤走了，而留下的則是一個嚴重分裂的校園。站在一邊是稱作‘要武隊’的一派師生員工，站在另一邊是自稱為‘紅色風暴隊’的同數量的師生員工。　　

“‘要武大隊’盡管顧名思義傾向采取極端行為，不反對頭戴錐形高帽游行示眾，但實際卻沒有組織過任何暴力行動。這個名字來自發生在天安門的一件小事。8月1 8日．當毛澤東首次接見云集北京參加聲勢浩大的百萬人集會時，毛澤東曾問一位熱情的少女叫什么名字。  　　

“‘我叫宋彬彬’，這位女孩子回答。　　

    “‘宋彬彬’，這位主席若有所思地品味著文靜的名字，這與目光炯炯的女青年挑戰神態之間形成對比和反差。‘你父親怎么不叫你一宋要武’呢?　　

    “從那時起，‘要武’成了全國上下激進派最流行的名字。　　

    “為了不讓反對派戰斗精神占了上風，另一群學生堅持說他們也要革命，選擇了‘紅色風暴’的名字。　　

“后來雙方都改了名稱。‘要武大隊’在和若干小組織合并后，決定叫‘紅聯’，而‘紅色風暴大隊’合并后改成‘北京公社’。但是是理智的名稱，沒有使他們變得理智起來。之后兩年期里，兩派間的分歧擴大，尖銳化了，像首都的范例那樣，為控制各自的校園，以及各自城市而發生了公開的武斗，直到最后被解散為止。”（同上，P462——463）　　

“張莊潞安中學的事態發展，與長治一中的活動密切相關。　　

“潞安中學只有高太生、王老師兩名理化教師領導了首批‘造反派’而‘保皇派’則暫時和他們的校長——反對派稱之為‘范地主’的范秀奇站在一邊。支持高和王的人，簡稱自己‘紅衛兵’。而支持范校長他們的人自己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張莊的學生和長治學生聯合時，‘紅衛兵’與‘紅聯’合作了起來；而‘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則和“北京公社”聯合了起來。”（同上，P463） 　　

 關于文化大革命“十六條”，韓丁是這樣評價的：“正當這些地區學生組織不斷成立，組織之間分歧明朗化時，國家領導人在北京發布了一個最重要的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火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通過的這個特別文件，聊聊數語規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框架，指出了‘文革’的動力、目的、組織形式和方法，特別強調了已經出現的種種過度行為，并提出了一些特殊問題，如：知識分子和科學家、軍隊、學校的作用問題，最后號召普遍開展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運動。主要段落用各種方式反復重申中心叫題，偉大的中國人民應該站起來，向一切阻礙改造社會的事物挑戰，參加激烈的斗爭和認真的辨論，在實踐中學習，不僅要使自己擺脫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犯有命令主義錯誤的干部的控制，而且要破除剝削階級的一切舊思想、舊風俗、舊文化、舊習慣，以便確立工人階級的思想、風俗、文化和習慣。而且，根據這個問題推斷，黨的領導人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即使自己被趕下臺，被免除職務，都不能陽礙運動，而應該歡迎它、幫助它，并把它推向前進。”　　

“盡管自從那時以來，我們對所發生的一切已有所了解，再回顧一下這個文件，你必須承認此文件仍然是史無前例的令人驚奇的事物。哪里曾有過一個執政黨號召人民起來反抗、批判揭露一切似乎阻礙他們前進的東兩，號召人民清除自己隊伍中的異己分子呢?很清楚‘文化大革命’開始是一次廣泛的、決定性的整黨運動，一次發動億萬普通人民，擺脫一切現存當局束縛，允許人民用自己認為恰當的方式去改造他們黨的領導，他們的政府，他們的文化和他們的生活的運動。  　　

“至少在表面上，作為這個號召的基本前提是相信中國人民，相信他們要真心誠意建設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相信他們一旦發動起來，會千方百計揭露批判一切干擾這個日標的東西，千方百計重新組織教育他們自己學習，以便實現這個目標。”（文化大革命“十六條”，P466）　　

 “而且，表面上，毛所采取這種非凡步驟的決定是因為為了解決基本路線和方向問題，以前開展的歷次有限的群眾運動、整黨運動都以失敗而告終。據報道，和毛在1967年2月所說過的一樣：‘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柬揭發我們的黑暗面。”　　

“1966年由于學生運動的高漲．由于從學校到政府機關和工廠、革命群眾組織的普及，由于《十六條》在全國各地的廣泛宣傳，黨和人民似乎已經最終找到了這種方法。全國人民懷著深深的興奮和樂觀的情感。他們意識到一個歷史轉折點就在眼前，而且只要億萬積極分子起來反抗，只要他們堅持斗爭，未來的中國保證是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同上，P466）　　

“如果中國人民確實能把那著名《決定》的十六條付諸實踐，如果他們能通過辯論，通過擺事突，講道理解決各種爭端，如果黨的積極分子能夠閉結95％的干部和群眾，孤立、揭露、開除一小撮被叫作‘走資派’、官僚主義者和趨炎附勢的人的職務，那么中國人至少是會取得部分勝利，會清除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經濟文化發展的一些障礙。一方面，龐大、日趨無能的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不斷擴大威脅著每個人；另方面，對于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道路而言，身居高位的反對派，在暗中破壞鞏固社會豐義道路的種種努力。由于幾乎不可能期望那些當權派進行自我改造，為什么不把此事交到普通人民手巾，幫助他們整頓黨和國家呢?任現實生活中．重建中國決非輕而易舉之事。由于‘文革’一開始，沒有人提出一個劃分‘走資派’的客觀標準，人民對斗爭對象發生尖銳分歧，于是很快就開始了相互攻擊。”（同上，P467）　　

他繼續寫道：“《十六條》所警告的消極現象，除了極少數幾種外，幾乎都急劇增加了。第六條清楚地指明‘絕不能把人民內部矛盾看成敵我矛盾，’第五條明確指出‘不應該把反黨、反社會豐義的在派分子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卻都犯有這樣那樣錯誤的人相混淆’，以及‘不要把資產階級學閥與有一些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普通學者混淆起來。’　　

“但是這些混淆現象幾乎一哄而起。在野心勃勃的活躍分子的花言巧晤中，輕微的人民內部矛盾迅速升級為敵我矛盾；他們把成千上萬犯有若干錯誤的干部打成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者，把數以千計的教師、專家，打成資產階級學術權威。”　　

作者認為：“政府在全國各地廣深入宣傳《十六條》，鼓勵億萬人民學習《十六條》。值得懷疑的是，人民群眾對其他文件是否也像‘文化大革命’、‘憲章’一樣進行了如此深入細致的學習研究，但是對于這個綱領，人們在各取所需。他們利用文件中的各段不同的內容來證明他們所作所為的合法性，特別是毛澤東宣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斗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斗爭的繼續’。之后，這種局勢加劇了。根據這個定義，一派的人很容易認為另一派實際上并不代表一部分人民、不代表另一部分民眾意見，而是代表可憎的國民黨，因此他們應該利用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徹底把他們擊敗，使他們永遠不得翻身。顯而易見，不同團體的革命人民之間的矛盾，此時被誤認為或蓄意宣傳為敵我矛盾。”　　

應該說，作者對此后文革的許多描述是比較真實的，對文革中出現的種種問題也有許多批評性見解也是入木三分而很到位的，比如他說：“大部分國家干部，即使口頭上贊揚‘文化大革命’，也看出毛對現存組織機構、文化和政治隨心所欲地挑戰，正是對政府有條不紊行使職權的挑戰，更糟的是對他們自己事業的致命威脅。他們感到震驚，并提高了警惕。先是故意拖延，阻止開展任何群眾運動。這種挑戰失敗后，他們一致組織起‘造反’隊伍。這樣當形勢穩定后，能確保自己的一些實力。狂熱的追隨者把一些人推向極端，另一些人從事極端行動是為了轉移目標或搞分裂活動。他們懂得謹慎地制造混亂，可以保證恢復舊秩序，并且能夠保證維持在舊秩序中有一席之地。當革命結束，當不可避免的大潰散時，他們又攜手同歸，和諧地恢復‘正常’秩序。”（再見吧！張莊，P719）這是對文革中一些人的畫像，何其神妙!又比如他對派性的認識，他說：“宗派主義傾向自下而上不可避免地產生，是基于當時群眾的覺悟。宗派主義確實在草根階層爆發，大部分是因舊家族、小團體、宗派主義和地方主義競爭對抗的死灰復燃，但是也有理由認為，要不是北京中央內部對立集團自己為爭奪最高領導權，企圖獲取鞏固自己反對別人的權力必須具有哪種群眾支持，派性這種現象是絕不會那樣泛濫成災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條”，P489）“單是派性就把‘文化大革命’給斷送了。”（再見吧！張莊，P711）然而，由于作者在當時事實上存在著一種文革是黨內最高層的奪權斗爭的認識或成見，所以在他的“但是”議論中，顯然離開了階級分析，同時在書以后的其他行文中，甚至有離開正常思維的某些隨意性的東西，選用了一些未加以篩選的資料，以及他訪問的人員自己就是一個派性頭子（同上，P711），從而在描述“50天白色恐怖”、兩派之爭、奪權斗爭、武斗事件、派性問題中，特別是關于社會關系、階級斗爭的尖銳性、復雜性，革命的探索性，青年人需要實踐鍛煉，階級敵人的偽裝性、狡詐性，對毛澤東的戰略、策略，還是顯得欠缺階級的辯證的分析和科學的理論支撐，也有一些猜測性的東西，比如他認為所謂自下而上，其實也未必，他認為其中聶元梓的大字報就是毛的某種授意之作，等等。這些是他的敗筆。不過，這位作家極其嚴肅認真，對于經過革命實踐檢驗過的東西，他特別重視反思，就留下了鄭重的評述之筆，尖刻而潑辣，他在后來、特別是到90年代為中文版寫序時作了極其重要的反思性的說明和重新界定，特別令人肅然起敬，我們將集中放在下一個專題來評述。　　

在文化大革命卷最后一章“再見吧！張莊”中，他說：“有一個時期，‘文化大革命’似乎是歷史的分水嶺——一次重大突破，它是擺脫了舊中國的上層建筑，擺脫了所有歷史留下來的，根深蒂固封建制度和文化，并將它們加以改造，使之適應新的社會生產關系。”（再見吧！張莊，P704）可是，到了1979年10月，葉劍英代表中央講話以后，“最終譴責整個‘文化大革命’為一場不折不扣的‘大浩劫’”。　　

韓丁寫道：“葉的宣告，給一系列文章和講話開辟了道路。一些文章和講話把這場‘假’革命直接了當地歸咎于毛，并把他晚年的政治活動判為極左。當他們逐漸展開這個主題時，毛的批評者開始探究起‘文革’前的歷史來。于是，他們把毛的極左路線向前推，首先包括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然后是‘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成立，一直到農村全面成立高級合作社，和50年代中期城市輕率的合并手工業和服務行業。　　

“這次歷史的修正，把解放后1956年作為革命的轉折點；前進與后退，正確政策與左傾政策之間的分水嶺。在指責毛以后的一切做法時，他的批評者避免以任何具體方式提及毛在那時經常強調的問題——關于發展和鞏固中國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問題。既然他們否定了各種關系，把公社、合作社，甚至生產隊都看成不成熟的東西，那么鞏固這些創舉的‘文化大革命’，自然輕而易舉地予以否定了。‘失去的十年’，也就無需再解釋了。”（同上，711——712）這是何等深刻的見地啊。因此，盡管作者在書中對毛澤東、對文革寫了不少不適甚至有個別臆造的某些東西，但是他始終站在中國人民這一邊，始終是一位偉大的國際主義的戰士，他大義凜然，英勇無畏，對于毛澤東的繼續革命思想是深刻理解的，對于全盤否定文革、進而全盤否定中國人民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實踐，給予了堅決而有力的回擊，我們就不應該對他的這些“過失”問題看得過重，如果我們因此而不能從中引出深刻的反思，那就未免太小心眼了。正是這些反思之筆，我們看到了這位偉大作家的思維與品格的一致性和完美性。他是一面鏡子，那些自號為馬列主義的“后繼”者們，將在這面鏡子面前看到自己骯臟的面目和靈魂。　　

               2008-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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