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悲劇（五）—蘇聯解體的前因后果

大 國 悲 劇（五）——蘇聯解體的前因后果

    

                       第6章  雪崩前奏：波羅的海三國（上）

    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我國在民族土壤上發生的種種事件，帶有地區性。但它們卻成了幾年后造成雪崩式毀滅性發展過程的推動力。
    在這些事件中，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幾個加盟共和國起到了特殊的催化劑和起爆器的作用。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率先宣布自己擁有國家主權，提出要退出蘇聯。而中央在處理這些事件時對策上的平庸無能，卻向俄羅斯、烏克蘭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國表明，任何破壞國家統一的行動，其組織者實際上都不必承擔什么后果。
    我要闡述的這些情況，都不是憑著道聽途說得知的。
    這些政治勢力在人民代表大會和蘇聯最高蘇維埃掀起了猛烈的風暴。其最終結果，就是戈爾巴喬夫于1991年八九月間簽署了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三個加盟共和國退出蘇聯的命令。

                               民族主義運動坐大

    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執政時，國內積累的問題已經相當不少。因此蘇共中央總書記倡導改革，實行對國家生活各個方面開展革新的方針，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贊同。于是，涌現出不少支持這一方針的社會運動。顯然，運動的參加者對當時的國家形勢各有各的看法，而且各自開出了不同的藥方。在這種形勢下，許多地方領導人，特別是各州和各共和國的領導人，紛紛得出結論，認為在黨和國家的中央最高權力機構中，改革派與“保守”派正在進行著尖銳的斗爭。
    戈爾巴喬夫本人也為這種結論的產生提供了口實。我想，許多老一輩的人都還記得他去視察西伯利亞時發出的號召：各地方應當“自下而上”對改革的敵人施加壓力，而我們（指政權的“先進”部分）則要“自上而下”施加壓力。這個號召一出臺，全國各地形形色色的運動自然就更加積極地活動起來。“自下而上”的壓力當然就要觸及到蘇共。普通黨員和非黨人士于是開始向“上層”——蘇共的州委領導和市委領導施壓。我還記得戈爾巴喬夫是多么興高采烈地談到在薩哈林發生的事情：那里的一個群眾大會把黨的州委書記趕下了臺。總書記公開在電視上對此事加以贊許的第二天我對他說：這樣的行動可能導致非常悲慘的結局。有問題，包括黨內問題，應當用別的辦法解決。而得到的回答卻是：“已經動手干起來了！”
    但無論有意還是無意，戈爾巴喬夫確實是激發了不說上百，至少也有幾十個反對現存制度的派別，包括黨內和人民代表內部的小組乃至形形色色的小派別。對于“左派”和“右派”，他總是常常作出小小的或不小的讓步，以此來求得他們之間的平衡。對于那些要求他要有明確具體行動綱領的人，總書記總是憤怒地進行駁斥。他沒有，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不想有這樣的綱領。他是一個即興做事的人，可以說這種即興的辦事作風過于經常地支配著他的行動。
    以我看，改革年代（1985—1991）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著手進行必要的民主革新，對社會生活多個領域放松硬性控制，實行公開化等等的階段。
    第二階段我認為應該從1989年年中算起。它的特點是激進民族主義的抬頭和奪權斗爭的展開。這一階段的“開篇”之作，是第一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應當指出，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這種“民族主義”的癲狂相對于全蘇整體來，開始得更早，即從1988年年中就開始了。當時這是個非常重要的預警信號。正在開始實施改革的國家領導人不會看不到這一點。
    第一階段，戈爾巴喬夫正為頭頂上的榮譽光環而得意洋洋。1986年他在遠東的哈巴羅夫斯克宣布說：“如今的改革不僅是經濟上的，而且還涵蓋社會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社會關系、政治制度、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黨的以及我們全體干部的工作作風和方法。改革是一個大容量的字眼兒。我們將推動改革……大踏步前進。”
    絕大多數人民群眾支持了他的行動。戈爾巴喬夫陶醉了，他忘記了，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沒有考慮到最主要的東西——我國的特點。請注意，蘇聯有近三億人口，民族和信仰的構成都非常復雜。國家的歷史之所以不簡單，還在于它雖強大而富饒，但相當一部分人民對此卻毫無知覺。在這樣的條件下，改革者必須得一步一個腳窩，無論是方向、規模、速度還是時機，都要找得特別準。也就是說，行動必須要有具體的、切合實際的綱領。但總書記卻沒有綱領。
    戈爾巴喬夫著急了。現在很難判斷，當時他是受到什么力量的推動，不知是出于性格，還是受到誰不斷催促：時間不等人哪！我看是兩方面的原因都有。那些“改革”的策劃者們利用總書記性格中的某些特點，推行他們自己的路線，以更快地動搖國本，消滅他們所仇恨的社會制度。當雅科夫列夫及其一伙牽著總書記的鼻子走到對國家已構成危機的第二階段時，總書記束手無策了。決定性的一步已經邁出。我想，他掉進什么圈套，他自己是明白的。于是就開始亂套了，權力也丟了，改革初期建立的威信也喪失了。這恰好應驗了一句富有哲理的格言：“從愛到恨只有一步之遙。”                     
    在這一階段，具有民族主義情緒的激進反對派轉入進攻，社會公眾對改革的支持蛻變為民族主義運動，其代表性例證，就是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在80年代后半期出現的立陶宛的“薩尤基斯”，以及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的人民陣線。正是它們引領了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三個共和國的“進軍”：最初是要求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國家獨立經濟核算，而后就是退出蘇聯。
    最具激進民族主義情緒的是“薩尤基斯”。它在奪取政權和爭取立陶宛退出蘇聯的斗爭中，顯示出極大的破壞力。其實，“薩尤基斯”通過由它掀起的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的浪潮，在該共和國攀上政治巔峰之后，卻并不善于解決具體的、日常生活中的問題，首先是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僅僅過了三年多時間，它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就遭遇了覆滅的下場。甚至連立陶宛取得獨立也難以挽救它的危亡。類似情況實際上發生在所有民族主義社會運動身上。特別明顯的是到了90年代，他們的領頭人如葉利欽、克拉夫丘克、舒什凱維奇、彼得羅相等人紛紛淡出政治舞臺。在各自國家的歷史上，他們的活動都留下了否定的評價。
    當然，客觀地講，“薩尤基斯”之類的大型社會運動，其產生的基礎，都是廣大居民對生活中的社會經濟條件，對中央及地方官僚行政領導作為的不滿，以及民族政策和干部政策中出現的偏差。改革的作用正是要解決這些迫切的問題，但為此需要時間，并應采用深思熟慮的方法。
    “薩尤基斯”于1988年夏季開始舉行一次次群眾大會，其決議中提出了要求更多社會民主、獨立自主、社會公平（“要對上級黨任命的干部說不，要斷了他們撈油水的路子！”）、恢復“歷史真相”之類的口號。不過后來才明白，像“薩尤基斯”這樣的運動，雖然提的是在各共和國開展改革的口號，但要達到的卻完全是不同的目的：它們想要破壞現行社會制度，并奪取政權。
    正是由于當時有立陶宛共產黨中央和共和國克格勃高層領導的參與，“薩尤基斯”才相當迅速地發展成為一個以知識分子為核心的政治組織實體。該組織近95％的成員是立陶宛人，其行動特點是效率高，組織性強，戰術步驟周密。在外國“朋友”的幫助下，財政問題和物質技術方面的問題解決得也不錯。
    運動迅速積蓄了力量。1988年6月初，它還是一個剛組建的只有36名成員的自發組織，僅過了10天，就掀起了一項政治行動：對1941年驅逐200人出境的決定提出抗議。全蘇第19次黨代表會議前夕，它在格底米納斯廣場舉行了一次兩萬人的集會，為參加代表會議的代表們送行，并以新運動擁護者的名義向他們提交委托書。7月9日，又有好幾萬人前來迎接這些代表歸來。“薩尤基斯”運動的積極分子以這樣的姿態完成了在公眾面前的亮相。1988年8月23日于維爾紐斯舉行的萬人大會上，這一運動得到了廣泛的承認，并在組織上開始成形，這一天正是里賓特洛甫、莫洛托夫簽署條約的紀念日。在這次群眾大會上首次宣布了“薩尤基斯”的綱領性宗旨。
    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問題，開始越來越經常地被他們從民族利己主義和孤立主義的角度去審視。這一點使得“薩尤基斯”不僅與生活在立陶宛的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波蘭人漸行漸遠，而且也包括同一部分立陶宛人疏遠。但激進民族主義還是占了上風。人民大眾對于改革的結果很失望，為“薩尤基斯”在相對短暫時間內掌握群眾造就了合適的土壤。
    立陶宛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極端搖擺不定的行動，也助長了“薩尤基斯”威信的提高及其民族主義性質的增強。實際上，黨中央已經不再參與群眾的事，開始退避，結果它的立場就變得非常具有兩重性。例如，中央委員會書記布拉扎烏斯卡斯和舍佩季斯開始公開參與“薩尤基斯”的事務，并聲稱支持它的活動。
    上面提到1988年8月“薩尤基斯”組織了一次集會，之前，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書記雅科夫列夫來到立陶宛，會見了新成立的“人民陣線”的領導。當他了解到后者的主要目的是脫離蘇聯時，便耍了一個兩面派手法。他一面發表演說，高談人民之間的友誼，同時又向他的“學生們”詳細說明，為達到主要目標須采取什么方略和戰術。
    后來，立陶宛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站在蘇共立場上的新領導得出的結論是：雅科夫列夫實際上為把該共和國引向1991年1月維爾紐斯街頭發生流血事件，打下了思想理論基礎。這位改革的“設計師”和“施工隊長”，是中央的最高層政治活動家當中最先支持“薩尤基斯”分離主義傾向的人。這次到訪之后，“薩尤基斯”開始覺得自己被委以擔當首要政治力量的重任，而目標則是做一把攻城的大錘，以摧毀現存社會制度。
    于是廣泛開展了“薩尤基斯”思想的公開宣傳。事變席卷全共和國，局勢失去了控制。立陶宛領導層中不支持“薩尤基斯”分離主義的部分人士于1988年9月28日在維爾紐斯做了一次笨拙的嘗試：用強力手段去制止未經批準的群眾大會，示威性地出動了民警和特種部隊。維持秩序的人同參加大會的群眾發生了沖突。這一事件被“薩尤基斯”在宣傳中巧妙地加以利用。手持橡皮警棍的士兵的形象被大量印制在宣傳畫上，引起立陶宛社會的巨大反彈。當局的行動被稱為是“對改革派對人民顯示民主意志的鎮壓”。
    接踵而來的便是共和國的政權危機。意志薄弱、優柔寡斷的黨的領導人松蓋拉從立陶宛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的職位上被撤下來，接替他的是經蘇共中央同意和批準的布拉扎烏斯卡斯。當時他贏得“薩尤基斯”很多積極分子的好感。局勢部分得到緩解。
    1988年10月22—23日召開了“薩尤基斯”成立大會。這一活動的廣泛群眾性引人注目：在4500名參加者中，有1122人為大會代表。以嘉賓身份到會的有各僑民中心的活動家、蘇聯許多加盟共和國和城市的代表。
    立陶宛人民詩人馬爾欽基亞維丘斯宣布大會開幕。與會者當中有一位當時“薩尤基斯”領導人的父親、90歲的蘭德斯別爾基斯—扎姆卡里尼斯。他曾叛變附敵，擔任過親德國法西斯的政府部長，在向希特勒效忠書上赫然列有他的簽名。那份效忠書是在1941年6月25日，即偉大衛國戰爭爆發后的第四天發出的，名曰《立陶宛獨立臨時政府告人民書》。其中有這樣的話：“……立陶宛臨時政府感謝歐洲文明的拯救者、德國總理、偉大的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無畏的軍隊解放了立陶宛的領土”。
    耐人尋味的是戈爾巴喬夫的舉動。他委托布拉扎烏斯卡斯以他的名義向成立大會轉達“衷心的問候和祝愿”，并且強調說，他從“薩尤基斯”身上，“看到了推動改革的積極力量”，相信他們“一定會更加提高蘇維埃立陶宛的聲望”。這里不禁產生一個問題：怎么了？是認不清這個滑向民族主義立場的運動的真面目，抑或是一位憧憬著權力但又正在失去權力的領導人的巧妙應對？我認為是后者。而且，在這種地方，雅科夫列夫手法的痕跡誰都能看明白。
    “薩尤基斯”也沒有欠下人情債。在成立大會上通過了給戈爾巴喬夫的信：“請您根據我們的具體行動作出評價，并在蘇聯自主的各族人民大家庭中，為立陶宛取得民族自決權起促進作用。我們信任您，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我們把您的話寫在宣傳板上。我們的運動不會離開黨指引的路線，不會離開在生活中實現建設性深刻變革的道路。”
    同時又向莫斯科發了一通表示感謝的致敬電，其中特別強調說：“當我們說到和想到俄羅斯人民時，當我們談到‘國際主義’時，我們指的是像您一樣的人。您的一切活動，您不久前對立陶宛的訪問，都使我們相信并證明您的這些話絕非空談。”電報是發給誰的呢？當然是發給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書記雅科夫列夫的！這封信刊登在共和國各家報紙上，并通過廣播和電視播出。
    這條新聞不僅立即為立陶宛全國民眾和密切關注這一行動的拉脫維亞人和愛沙尼亞人所知曉，而且事實上已成為整個國際社會的關注點。因為 400名與會記者中，有103人來自全世界各家通訊社，代表了17個國家的大型報刊。對于“薩尤基斯”來說，這是政治斗爭中的一種最強有力的支持，反對的不僅是地方“保守主義者”，而且也包括莫斯科。
    會眾全體起立，對中央政策的討論和支持共和國主權思想的發言，報以暴風雨般的掌聲和一字一頓的歡呼。反俄的、反蘇的發言，“俄國人是占領者”、“從立陶宛撤走占領軍”等口號，也同樣贏得了狂熱的掌聲和“立—陶—宛！立—陶—宛！”的歡呼聲。蘇聯國家元首對之表示敬意的就是這樣一群人！
    成立大會鞏固了“薩尤基斯”作為共和國主要政治力量的地位，選舉了領導機關：代表大會由220人組成，其理事會由35人組成。蘭德斯別爾基斯教授當選為代表大會主席。此前，該運動爭取到獲準出版自己的報紙《阿特基米馬斯》（《復興報》），印數20萬份，用立陶宛文和俄文出版。至此，“薩尤基斯”的建立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已經完成。應當指出，大會所作的決定和通過的30個決議，在很多地方都違反了該國當時的法律和憲法。
    “薩尤基斯”運動領導人蘭德斯別爾基斯是何許人也？我想援引他過去的戰友、著名的立陶宛作家佩特克亞維丘斯的話來做一個說明。這位作家幾年前寫了一本書，名叫《傻瓜的航船》，其中有這么一段：

    您可別忘了有這么一句諺語：教授要是當家，百姓就要倒霉……我們的教授本想當一個鋼琴家，跟德瓦里奧納斯學過琴，三年級時老師給他下了個評語：“年輕人，別再折磨自己，也別再折磨我了。您成不了鋼琴家。”于是年輕人成了個研究音樂的學者。從音樂學院畢業后，他寫了一本關于丘爾立奧尼斯藝術特色的書。但他既不是音樂家，又不是音樂學家，也不是藝術家。搞陰謀他可是高手……他常說：“哎呀，缺了我多糟糕！”可他卻僧惡自己的人民，什么狠毒的話都說過：下流胚、赤色壞蛋，等等，現在又罵他們是野蠻人……

    克格勃少將施羅寧寫了一本《克格勃——中情局——改革的隱蔽動機》的書，讓我們引用其中的一些段落，為他的肖像再加上幾筆吧：

    為了給這個小蘭德斯別爾基斯做一個全面評價，有必要提一提他與原立陶宛蘇維埃共和國克格勃的接觸。我在該共和國的同事們對我說，他曾主動找到國家安全部門的一位工作人員，要提供克格勃機關感興趣的情報。提出的交換條件是準許他出國探望那邊的父親。當然，肅反人員是沒有白吃干飯的。直到獲得關于立陶宛僑民組織的有價值的情報、并在克格勃機關收到感興趣的一系列人員的具體材料之后，他們才為小蘭德斯別爾基斯的出國開了綠燈。無疑，有一種想法直縈繞在這位活動家的心頭，那就是一定要把自己主動接觸克格勃的真相掩蓋起來。所以當他步入政壇之后，就對同他保持工作聯系的那位工作人員下了手。
    但蘭德斯別爾基斯想掩蓋痕跡的企圖未能得逞。1997年9月，立陶宛議會下設的調查議員與國外特工機關聯系的專門委員會，提出了關于議會議長蘭德斯別爾基斯自70年代中期就開始與克格勃合作的問題。最后查清，即使是在最嚴酷的蘇維埃年代，即在立陶宛被稱為“蘇維埃占領”的時期，蘭德斯別爾基斯也不僅能夠前往德國探望父親，而且還可以到奧地利去，同在當地做生意的哥哥會面……
    蘭德斯別爾基斯作出的第一批國務決定當中，就有整肅立陶宛社會主義共和國克格勃的決定。他還要求把繳獲的和查找出來的有關被強制押解到德國去的人員的文件上繳，似乎這些文件對于恢復名譽的委員會開展工作必不可少。我個人曾經有機會親自率領蘇聯克格勃代表團就以上提到的問題進行談判。恢復名譽是非常重要但又很敏感的事情。因此，所有必要的文件都交給了立陶宛方面。但我確切地知道，這些文件并沒有用于指定的用途。經確認得知，與蘭德斯別爾基斯家庭和親屬有關的文檔已從這些文件中被清除掉了。

    為什么要銷毀這些文件？該書作者說出了緣由：
    此外，另有300多名立陶宛公民，他們都參與了在法西斯占領立陶宛期間屠殺猶太人的行動，涉及他們的文件于移交立陶宛方面后也不知下落。但是可以想象，再想找到它們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到目前為止，尚未聽說維爾紐斯當局對大規模屠殺猶太人行動的參與者提起過什么公訴。眾所周知，立陶宛民族主義分子正是在對待猶太居民的問題上，表現得特別殘酷。被消滅的猶太人，其數量與立陶宛國內人口之比，在歐洲是占頭一位的！當地居民充當法西斯幫兇參與屠殺猶太人的實例，數量也是占第一位的。
    當然，立陶宛大屠殺的真實規模至今也搞不清楚，因為希特勒在這里消滅的猶太人，有從法國、意大利、挪威、丹麥驅趕過來的。此外，戰爭一開始，就有猶太人從波蘭逃到這里來。這些人都被關進了老蘭德斯別爾基斯的集中營，其中的絕大多數都被殺害了……

    人們相信的是一些多么陰森可怕的人物啊！究竟何時才能不再被那些夸夸其談的政治騙子牽著鼻子走呢？遺憾的是直到過了這么多年，有人才鬧明白自己是被人騙慘了。立陶宛是這樣，俄羅斯是這樣，蘇聯的其他許多加盟共和國也是這樣。

                          “薩尤基斯”：從口號到應驗

    “薩尤基斯”的成立大會使得立陶宛共和國本來就復雜的局勢更加動蕩，民族對立更加突出。反對“外來移民”的行動展開了。不耐煩的情緒在政治斗爭中開始占上風，敵人也開始以新的面貌出現。在這場政治歇斯底里中，外國廣播電臺、各種媒體以及數不清的顧問和密使，都一齊摻和進來。
    當時立陶宛共產黨和該共和國共青團組織的領導人也沒有袖手旁觀。早在1988年的10月，他們就下令從黨員和團員交納的黨團費中扣出幾個百分點去支援“薩尤基斯”。共和國境內大型企業的領導人也接到了類似的指令。靠著這些，到1988年12月，“薩尤基斯”的領導人掌握的可支配資金已達數十萬盧布。在當時這是很大的一筆錢，這些錢讓立陶宛民族分離主義分子得以大展拳腳，發動宣傳攻勢。
    成立大會引起了相應的反應。先是1988年11月在維爾紐斯，然后又在整個共和國，主要是在大型企業的工人集體中，開始形成國際主義者運動。后來蘇維埃立陶宛共和國當局為該運動注冊的名稱是“爭取立陶宛改革社會主義運動”。對這一事實，至今民族分離主義的媒體都堅決避而不談。該運動號召民族平等，主張使用兩種官方語言（具體地說，就是俄語和立陶宛語，而波蘭語可在兩族混居地區作為民族間交流的語言使用），實行社會平等，爭取立陶宛未來的經濟與民主發展等，但不主張共和國脫離蘇聯。該運動領導人明白，只有蘇聯才能以其巨大的經濟潛力，保障現代社會的創造性發展。
    其實，他們本應首先得到以布拉扎烏斯卡斯和主管意識形態的書記舍佩季斯為首的立陶宛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起碼的支持。但“統一運動”的國際主義者多次向該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出呼吁，卻得不到任何理解。立陶宛共產黨領導不僅拒絕了這個運動，更糟的是開始迫害和詆毀它的成員。
    在實際上得不到回應和幫助的情況下，反對瓦解蘇聯的該運動領導人這時便直接找了蘇共中央和戈爾巴喬夫本人。這一事實更加有理由使人相信，戈爾巴喬夫對立陶宛民族分離主義分子的支持完全是自覺的和目的明確的。
    新一輪政治對決出現在1989年的年初，當時圍繞全蘇人民代表選舉展開了極為尖銳的斗爭。首先是1989年2月12日在維爾紐斯體育宮附近，運動領導人伊萬諾夫發動該運動支持者，召開了10萬人大會，要求保障立陶宛所有當地族群的平等，堅持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薩尤基斯”領導人深為左翼力量的成功所震懾，開始喪失他們從立陶宛共產黨中央得到的支持。在隨后召開的立陶宛共產黨中央全會上，堅持原則的共產黨員的意見占了上風，并在那個動蕩的年代，第一次對共和國政治形勢給出了明確的評價。會上對共和國領導所犯的錯誤和工作上的疏漏進行了分析，試圖制訂出一個具體行動綱領，并且明確宣告，共和國黨組織未來的活動只能在蘇共組織內部進行，而共和國切合實際的主權也只能存在于蘇聯內部。
    在這種情況下“薩尤基斯”領導人開始孤注一擲了。他們專門發表了《聲明》，號召抵制全會決議。該《聲明》實際上成了他們大選中的思想指南。人民代表選舉前夕，“薩尤基斯”在所有選區都提出了候選人。依靠巨額經費支持，加之國家媒體也在為他們宣傳，在全蘇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為蘇維埃立陶宛共和國分配的41個人民代表席位中，“薩尤基斯”有34人當選。
    接著就開始了第一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立陶宛和另外兩個波羅的海地區國家，對代表團的人員組成和活動綱領都考慮得非常細致。他們認為，由于自己人數較少，在全體大會上發言的機會不多，所以就把工作重點放到了各委員會和小組會上。就這幾個代表團應起什么作用的問題，也都事先做了安排，優先照顧那些持民族主義態度，同時在工作中又具有權威地位的人。對于代表的一般文化水平、交往能力、演講能力、是否善于說服他人，甚至外貌等條件，都給予了特別的關注。
    如果不是為達到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的目的，這一切本都正常，甚至做得很好。
    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國家的議員會同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代表，共同給代表大會定下了辯論的調子。他們在跨地區議員小組積極開展活動，而該小組的領導人就是葉利欽。正如所知，愛沙尼亞科學院院士帕爾姆進入了這個組合的領導機構。由于對大會的一切情況都進行電視轉播，所以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三個加盟共和國的居民，就能夠對本國代表的原則性、積極性和政治傾向性作出判斷。
    從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開幕之日起，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三國代表就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驟，力圖使這幾個加盟共和國退出蘇聯。每個議題只要稍有涉及這個問題，他們便馬上加以利用。這樣一來，代表大會不僅對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各加盟共和國，而且對蘇聯的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國的分離主義情緒的發展，都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而這一切，又離不開三國代表的幫助。我身處沖突漩渦的中心，常常捫心自問：作為一個偉大國家的代表，我們這些人干嘛要忍受一小撮民族主義分子政客的侮辱？我雖然明白，他們的那種所謂民族自我意識在特定條件下定會以極端民族主義的形式表現出來，但依然無法想象后來的一切竟會發展到如此地步。
    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三個加盟共和國的民族主義運動，使出了渾身解數去實現他們的主要目標——脫離蘇聯。這里需要提到的是，他們對1939年8月23日簽署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即所謂的里賓特洛甫—莫洛托夫協定）中的秘密議定書特別感興趣。他們首先加以利用的正是這份文件。它成了摧毀蘇聯的某種政治杠桿，成了把蘇聯歸入“占領者”一類的一個借口。
    分析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國家以民族主義為目標的組織及其多數領導人的社會政治活動（如群眾大會、“圓桌會議”、游行、在媒體上發表意見等等），就可以得出明確的結論：他們的一切努力都是朝著一個方向，即要求對蘇德之間的這份條約，特別是對其附加秘密議定書給出政治和法律評價。
    蘇聯的這次人民代表大會，恰好在這方面為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國家的民族主義分子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講壇。出現了一次天賜良機，可以在入骨三分的電視攝像機面前，完全合法地把條約的問題提出來了。當時，電視正日夜不停地向全國轉播那次被炒得沸沸揚揚的代表大會。這樣的好運道真是千載難逢。在葉利欽的“民主”時期乃至后來，社會活動家們（不論你是國會議員還是什么候選人）的電視講話都是按時間分配的。想要延長出鏡的時間嗎？掏錢吧，而且還不是小錢。可當時一切都很簡單。到了1989年6月1日，愛沙尼亞科學院院士利普瑪提出了一個決議草案，建議針對1939年8月23日蘇德條約及其秘密議定書成立一個法律評估委員會。得到推薦擔任該委員會委員的人選，有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國家最激進的代表，也有莫斯科的，烏克蘭的，摩爾多瓦的，以及亞美尼亞等地的代表。
    圍繞這一提案展開了辯論。頭腦清醒的意見得不到正面的回應——例如議員伊•亞羅威和塔林市一家企業的經理就指出，討論這個問題是不恰當的，因為從他們的共和國開展清理本土居民工作一年半的結果來看，非愛沙尼亞的那一部分人居然成了“占領者”和“殖民者”。持類似意見的是科學院院士、后來獲得諾貝爾獎的阿爾菲洛夫。他建議不討論這個問題，因為1941年6月22日德國入侵蘇聯后，該條約對雙方均已失效。可是發言贊成設立委員會的有立陶宛和拉脫維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書記、莫斯科和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國家的科學界代表，以及以活躍著稱的俄羅斯代表們。而如今，這些人也都為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三個主權國家的領導人對俄羅斯和俄羅斯人民的行為感到極大憤慨。
    戈爾巴喬夫要求講話。他的發言總是那么顛三倒四：他告訴大會，無論在我們這邊還是在德國，都找不到秘密議定書的原件。而且還援引了與德國總理科爾的談話。接下來他卻……又支持設立調查文件的委員會，可是據他講，文件的原件并不存在，但他還是推薦了雅科夫列夫進入委員會！一天后，決議以壓倒性多數獲得通過。反對 6票，棄權 7票。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雅科夫列夫當選為委員會主席。
    應該指出，與秘密議定書相關的情況可不簡單。政治局委員們不止一次問戈爾巴喬夫，里賓特洛甫—莫洛托夫協定的秘密議定書文本是否存在，也問到卡特諾事件。回答斬釘截鐵：我們手上沒有這個文件。大部分政治局委員認為，既然原件不存在，那么對議定書的法律評估就無從談起。雅科夫列夫則持不同看法。他認為有副本就足夠了，因為從 1948年美國國務院公布《1939—1941年間蘇聯與納粹的關系》文件匯編之日起，這個情況就清楚了。其中就有1939年蘇德條約的附件——所謂的秘密議定書。
    我本人不止一次問過戈爾巴喬夫：是否真的沒有原件？有一次他叫人把一張畫在高級繪圖紙上的地圖送到他的辦公室。那是一張手繪的地圖。上面畫著1939年軍事行動之后的疆土邊界。地圖上有兩個簽名：里賓特洛甫和斯大林。除此之外，上面還有斯大林用紅鉛筆做的幾處有利于我方的改動以及他的鉛筆簽字。在這張“地圖”上，恰恰沒有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三個國家。無論是我還是其他的政治局委員，都再沒有見過任何其他有關這個問題的文件。幾年之后才知道，戈爾巴喬夫竟然欺騙了中央政治局的戰友，欺騙了蘇聯人民代表，欺騙了我國的所有社會公眾。
    實際上究竟發生了什么情況呢？1985年戈爾巴喬夫就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后，時任蘇共中央綜合部部長的盧基揚諾夫根據當時形勢，向他報告了一個情況：在一個專門的處里，保存著一些嚴格保密的文件袋。大約一年后，新任綜合部部長博爾金也向總書記報告說：在政治局的特別檔案室里存有一些文件，裝在密封的文件袋里，其中就既有關于1939年蘇德條約的，也有關于卡特諾事件的秘密文件。
    按博爾金的說法，他將這些未啟封的文件袋交到總書記那里。雖然按條例規定，做啟封之類事情的應該是中央綜合部部長，但戈爾巴喬夫親手拆開了這幾個文件袋，里面就有條約文本和上面我提到的地圖。就這樣，包括我在內，還有其他政治局委員，也包括雅科夫列夫，從秘密文件袋里看到的就只有地圖。博爾金請示，要不要讓哪一位政治局委員了解一下這些文件，或在會上向政治局通報一下。戈爾巴喬夫回答說不用，還補充說，必要時他會親自拿給有關的人看。總書記親自將幾個文件袋封固后，退還給中央綜合部下屬的政治局特別檔案室保存。順便說一下，有消息說，在50年代以前，這些文件曾存放在外交部，后來才轉到蘇共中央。
    就這樣，戈爾巴喬夫知道這些文件，博爾金也知道。但前者有意識地隱瞞了這個消息，而后者則按總書記的要求，也沒有擴散消息。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人民代表大會特別委員會的主席雅科夫列夫也不知情，他只是見過那張地圖，并報告了大會。
    蘇聯解體和蘇共被取締后，包括政治局檔案在內的所有檔案，都歸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管轄。這時，文件被公開了，某些文件甚至還轉給了其他國家，如波蘭。
    就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國家的秘密文件問題，我想談談自己的看法。從世界歷史和本國歷史的經驗來看，可以得出一個普遍的結論，就是無論哪朝哪代哪個國家，都會利用秘密條約或協定來保護或滿足本國的利益。這永遠是任何一個國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戰國都訂有雙邊秘密協定。1917年11月列寧公布了協約國的《秘密條約》，其中明確規定英法兩國將會得到什么。答應劃給俄羅斯的是奧匈、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等國的部分領土。
    這里需要一提的是，立陶宛代表團為脫離蘇聯而展開活動時，總是以1920年7月12日的《莫斯科和約》為依據，說其中規定給予它主權。可就是這個條約，其中也含有一個秘密協定！其中規定了立陶宛在“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工農政府俄羅斯軍隊”對抗波蘭行動中的參與程度，允許使用立陶宛領土，同時規定該國須保持中立。這一協定保證從波蘭撤出的紅軍得以經由立陶宛領土通行無阻地回到俄羅斯。立陶宛遵守協定的行動也得到了布爾什維克方面相應的回報。當時的蘇維埃俄國雖飽受戰爭折磨，正處于饑餓之中，但仍于 1920年10月16日向立陶宛政府劃撥了相當于300萬盧布的黃金。此前于1920年8月14日，紅軍統帥部依照《莫斯科和約》，已將維爾諾市及其相鄰地區移交給立陶宛軍隊。對于這些事實，如今的當權者卻全都忘記了，反而肆無忌憚地利用里賓特洛甫—莫洛托夫秘密議定書大做文章。
    各種各樣的秘密條約和協定在現代史上本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大約也就在蘇聯同當時的德國簽訂和約的同時，在德國向蘇聯發動進攻的兩周之前，即1941年5月 10日，希特勒的代表、納粹黨“老黨衛軍”的締造者魯道夫•赫斯乘飛機飛往大不列顛。英國人給赫斯一案規定了60年的保密期，可是接近到期的時候，又把它延長了60年。看來我們二戰中的盟友由于許多特殊原因，還不能公開這些檔案。
    讓我們再回來談1939年8月23日里賓特洛甫—莫洛托夫協定及其秘密議定書的問題。這其中沒有任何有關蘇聯進犯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國家，或以其他方式對它們施加影響的意圖。今天，每個人在文件中都能看到這些內容。而且，議定書的第一條就說，立陶宛在維爾諾州的利益為雙方所承認。這件事發生的時間是在1938年3月，也就是立陶宛共和國領導人在首都考納斯作出了對波蘭有利的決定，從法律上放棄對維爾諾和維爾諾州主權要求的一年半之前。
    這些文件所提到的劃分“利益范圍”的問題，既不是瓜分主權國家，也不是達成侵占它們協議。事實上這是談判雙方為軍事和政治活動劃定分界線的協定。
    如果當時沒有這樣一條分界線，那么，由于西方國家的默許，早在 1939年，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三國就被德國占領了。那么，世界也早就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了，那現今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主權國的政治家們又向誰去質詢這個條約的問題呢？也許只有去問希特勒了？他們敢這么做嗎？蘇聯挽救了這些國家，挽救了它們的人民免遭德國納粹真正的軍事占領之苦，然后又盡其可能幫助被它解放了的波羅的海三國加速發展。沒有良心的人咒罵解放了他們的國家蘇聯和紅軍是“占領者”，而這些國家人民的子弟，他們的父兄，卻同蘇聯各族人民一道，為反對法西斯侵略者而并肩戰斗過。
    我深信，總有一天，客觀的歷史學家會對二戰前夕歐洲的態勢，以及那時斯大林的作用作出評判。很多人是從本世紀初和上世紀末而不是1939年的立場觀點去審視蘇聯領導人所采取的步驟的。當時法西斯德國發動的戰爭已經逼近我國大門，我們迫切地需要贏得哪怕是幾年的和平時間，以便準備應對即將到來的極其殘酷的搏斗。不僅對我們，而且對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對被希特勒安排了極其悲慘命運的那些國家和人民乃至對全世界來說，如果蘇聯的疆界沒有向西推移，那么偉大衛國戰爭的進程將更加慘烈。這也就意味著二戰的過程將會更長，更加血腥，更具破壞力。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雅科夫列夫領導的委員會的工作。按他的話說（《記憶的漩渦》一書），工作枯燥而沉悶。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國家的代表持極端立場，積極支持他們的是蘇聯人民代表尤利•阿法納希耶夫。委員會主席雅科夫列夫個人的觀點耐人尋味，他說：“其實，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國家的代表提出的很多意見和要求都是可以贊同的，但若要對蘇聯提出指控性的決議，大會終歸還是不會通過。”
    雅科夫列夫在他的回憶錄中避而不談，1989年7月委員會的建議并不是提交給人民代表大會的，而是提交給蘇共中央政治局的。他在附函中談到了人民代表包括蘇共黨員堅持不讓步的情況。為了賦予自己在與“好斗的波羅的海分子”進行斗爭中以堅定的“黨性立場”，雅科夫列夫向政治局匯報說，他成功地拿掉了阿法納希耶夫及其同伙提出的“譴責同法西斯簽訂協議”的要求，否定了秘密議定書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三國1940年加入蘇聯有直接關系的看法，等等。
    在雅科夫列夫的附函中，就這位或那位人民代表持什么立場，提供了大量消息。但主要的、關鍵的問題卻并沒有解決。他在附函中這樣說：
    “本可以作出努力，以求在委員會結論的草案中加進這樣的觀點，即歐洲領土的現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因此應該以既成事實為準，而不是以1939年與德國的協議為準。如果能達致這種共識，那么，主張恢復三共和國‘獨立’的人士，就只好改變自己的戰術了。”
    道理的確如此，但接著就產生一個問題：為什么雅科夫列夫在附函中使用的字眼兒那么謹慎，像“作出努力”，為什么用“本可以”，而不用“應該”？況且他清楚地知道：從法律的角度來看，承認不承認議定書的存在并沒有任何意義，因為該議定書并未包括在條約批準程序之內，而且就純法律的角度而言，該議定書也無權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再有，整個這份“友好”條約，正如前面所說，經過 1941年6月 22日的一把戰火，早已被燒得一干二凈。因此，附函的作者只不過重復了一個公認的道理，即戰后歐洲的重建具有完全不同的基礎，這就是它要符合聯合國憲章以及1975年赫爾辛基全歐會議結論性文件所規定的國際法準則。
    1989年12月24日，在第二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的最后一天，雅科夫列夫就委員會工作做了總結報告。同一天，大會就此問題通過決議。下面讓我引用其中的一條：

    蘇聯人民代表大會譴責1939年8月 23日簽訂《秘密補充議定書》的事實以及與德國簽訂的其他秘密協議。大會認定秘密協議自簽訂之時起在法律上無效，不具約束力。
    這些議定書并不能為蘇聯同第三國的相互關系構建新的法律基礎，但卻被斯大林和他周圍的人用來向其他國家提出最后通牒或施加壓力，以破壞對它們的法律義務。

    表決這項決議的結果是：1435票贊成，517票反對和棄權。
    雖然措辭模棱兩可，但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憑借這樣的決議，還是從法律上肯定了波羅的海人的勝利。而且，從時間上來看，這種情況恰好與1989年12月立陶宛共產黨20屆代表大會上發生的分裂相呼應。獨立的立陶宛共產黨的建立，加之人民代表大會對歷史上立陶宛據以加入蘇聯的文件提出正式譴責，這一切仿佛匯成了一股越來越洶涌澎湃的潮流，把主張立陶宛脫離蘇聯的人引上了一條直通目的地的道路。
    由于雅科夫列夫領導的委員會工作遲緩，促使圍繞該問題出現的政治局勢日益緊張。在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上成立該委員會的時候，曾經提出過一個非常明確的要求：在對有關議定書的歷史情況進行研究之后，應在該議定書簽署50周年時，即1989年8月23日之前，向大會作出答復。提出要求的同時，還通過了許多威脅性的決議案，舉行了多次群眾集會，甚至出現了多次絕食行動。可是，在這最緊要的關頭，委員會主席卻跑去休假去了。這被認為是克里姆林官方面再次蓄意逃避回答實質問題。緊接著就有了反應：1989年 8月 23日，發生了名為“波羅的海之路”的規模龐大的政治行動（稍后將加以說明）。根據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后來發生的一些事件可以斷定，雅科夫列夫拖延委員會的工作是有預謀的，其目的就是在此期間為進一步加劇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國家的破壞性力量打好基礎。
    本章筆者將對此人在蘇聯解體前最后幾年中的活動給予更多關注。不久前雅科夫列夫去了黃泉世界。民間有句話：人死了，要么只能說個“好”，要么說聲“還可以”。看來這其中含有深刻的道理。如果活著的時候做了太多的壞事，那么你就要面對上帝的審判，為你在人世上造的孽接受上帝的懲罰。
    雅科夫列夫不是我們社會中的一般人，也不是政治局的普通成員，他在摧毀蘇聯和蘇聯共產黨的事情上，留下了極為濃重的一筆。因此，還有必要在我們這個罪孽的人間，對他的所作所為再作一點評判。許多活在紀元前的和其后兩千多年間的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不是都在受到人們的評判嗎？關于個人在歷史上地位的爭論，至今也沒有平息過——像拿破侖和希特勒，列寧和斯大林，還有偉大國家的破壞者葉利欽，統統都在被評判之列。
    關于雅科夫列夫的情況，最近20年來已經談得很多，但是依我的看法，還有不少“畫外音”沒有收進來。比方說，人們只能憑猜測來確定他在把戈爾巴喬夫推上蘇共中央總書記的位置上起到了什么作用。他們之間的交往密切，是從1983年開始的，當時雅科夫列夫任蘇聯駐加拿大大使，對到加拿大正式訪問的當時還不起眼的政治局委員、分管農業的中央書記戈爾巴喬夫表現得關懷備至。
    與此相關，我想起了自己在蘇共中央生活中的一件事。一次，當我與安德羅波夫單獨會見后，有人向他報告說，戈爾巴喬夫正等在接待室，應約來見他。我收拾起文件打算離開，可安德羅波夫請我留下。戈爾巴喬夫開始詳細向總書記匯報他出訪加拿大的情況。他肯定了這個國家的農業技術、肥料、儲存和農產品加工。安德羅波夫認真聽取匯報后，平靜地說：如果您喜歡加拿大的農業，就想一切辦法把咱們的也搞成那樣吧。
    戈爾巴喬夫見總書記心情很好，于是決定向他建議，意思是我們的大使雅科夫列夫在加拿大已經待了10年，在那里待夠了，也許該把他召回莫斯科了？我并不認識雅科夫列夫，但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里沒少聽到關于他的事。他曾在《文學報》上發表過一篇轟動一時的文章，這才成為把他派到加拿大的因由。那篇東西我是在烏拉爾看到的。因此我自然有興趣知道，安德羅波夫對這個人是什么看法。安德羅波夫突然嚴肅起來，很不客氣地對戈爾巴喬夫扔下四個字：“讓他待著！”就這樣，戈爾巴喬夫想要把雅科夫列夫從“流放”中——后來這個人常這么說——召回的意圖也就落空了。愿上帝保佑每個人都能得到這種“流放”的機會！不久安德羅波夫死了，雅科夫列夫也就回到了莫斯科。
    此人對自己國家持否定態度：認為它是個帝國，其中的加盟共和國似乎被剝奪了一切自由。他的思想、主張、全部活動，表明他對養育他的俄國以及這個國家的人民，其中包括俄羅斯人，沒有一絲的尊敬。本章已經詳細談到了他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事變中扮演的反面角色。在高加索的時候，他也助長了納戈爾諾一卡拉巴赫地區事態的白熱化，實際上煽起了亞美尼亞同阿塞拜疆之間的戰火。他把中亞各加盟共和國完全視為異己。大家都清楚，與阿富汗的邊界對于我國的安全具有什么樣的意義，可是他卻認為，跟阿富汗的關系僅僅是那幾個加盟共和國的事。
    我們追蹤雅科夫列夫的生平和活動，不能不看到他性格的基本特征就是偽善。對他來說，我國歷史的整個蘇維埃時期就是一團漆黑。直到20世紀的90年代，當直言不諱成為時尚的時候，雅科夫列夫才開始講真話：他徹底否定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列寧。他混跡蘇共達數十年，爬到中央書記和政治局委員的地位，但對待蘇共卻完全抱仇視態度，全然看不見它在我們生活中的地位。1991年8月之后，他公開和示威性地談論自己在把黨趕下政治舞臺過程中個人的功勞。
    自詡為“改革”創始人的他（當然不止他一個人），強烈地仇恨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雅科夫列夫談到集體農莊時總是怒火沖天，毫不掩飾自己對國家所有制所持的絕對否定態度。關于這一點，斯塔羅杜布采夫曾對我說起過——當年他在加拿大旅行時，有過機會與雅科夫列夫大使一對一地交談過好多個小時。
    但是令所有人特別震驚的是他對我國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的勝利所持的無恥態度。之所以令人震驚，是因為他本人就是那場戰爭的參加者，并在戰場上受了重傷。這個人為詆毀反德國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作出了很大“貢獻”。在那場戰爭中，人類，首先是蘇聯人民，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價。
    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是我們現實中的一對兇狠的家伙，他們整個一生都在以虛偽的面目示人。他們一個是改革的“設計師”，還有一個是改革的“施工隊長”，無論在陰險的“創意”上還是在創意的實行上，都是狼狽為奸．互為補充。直到蘇聯垮臺之后，黨被禁止活動，這兩個家伙才拋去假面。正是黨指引了他們的生活道路，而他們卻毀掉了黨。這兩個政客全都背叛了自己偉大的國家和人民。歷史已給予他們以符合實際的應有評價。而那個充滿悲劇色彩的年代離我們越是久遠，社會就越是能夠深刻而客觀地評估我們祖國的這兩個“該隱”的所作所為。
    1989年夏末立陶宛形成的局勢在莫斯科引起了巨大恐慌。加之，如前所述，8月23日正是里賓特洛甫—莫洛托夫協定簽署50周年的日子，“薩尤基斯”搞起了名為“波羅的海之路”的政治行動。其規模之巨大，政治情緒之熾熱，很大程度上都同前述雅科夫列夫主持的委員會對1939年德蘇條約定性工作的拖沓有關。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民眾灌輸，委員會在有意拖延時間，目的是掩蓋蘇聯領導人在二戰前夕幾年間的真實意圖。
    “波羅的海之路”在維爾紐斯的行動是從大規模示威游行開始的。這一行動由立陶宛獨立聯盟發起組織，參加者有共和國各地區人民陣線的代表。
    游行者手持標語牌，上寫：“戈爾巴喬夫，從立陶宛撤走紅軍”，“俄國占領者，回家去”，“立陶宛人和波蘭人，團結起來與共同的敵人斗爭！”發言的人都聲言立陶宛受到“占領”，號召立陶宛退出蘇聯，等等。演說者當中有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烏克蘭、摩爾多瓦、白俄羅斯等國的民族主義組織和莫斯科“民主聯盟”的代表。當天，全國性的聯盟“青年立陶宛”在一些區的中心，在維爾紐斯市和帕涅韋日斯市，號召青年人公開退繳了軍役證。
    一個叫做“手牽手”的行動達到了空前規模。幾萬人手牽手組成人鏈，沿維爾紐斯到塔林的公路排開，蜿蜒好幾百公里。在這一行動中，動用了大量大客車和多達3萬輛的私人小轎車。群眾集會沿著整條公路展開。而且大眾傳媒，包括外國媒體，對之做了大力宣傳，共和國的廣播電視對之進行了直播。種種情況表明，這一切對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各國民眾無疑產生了巨大的思想影響。
    要發動這樣的行動，必須有大量時間進行準備，如果認為莫斯科對此毫無知曉，那就太天真了。但總書記那幾天正在克里米亞的福羅斯。處理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各共和國事務的專門委員會主席梅德維杰夫也跑到南方療養去了。而代表大會上對蘇德條約作法律與政治鑒定的委員會的主席，也跑到瓦爾代療養去了。
    當身在克里米亞的總書記從電視上看到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發生的事件后，立即指示蘇共中央緊急準備一份聲明。很快這個聲明的全文就通過媒體傳達到全國居民。文件的署名是“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波羅的海人開始核對，蘇共中央全會是什么時候召開的。結果發現，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各共和國的蘇共中央委員沒有人與會——這是當然，因為這個會根本沒有開過。而且負責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各共和國事務的梅德維杰夫和雅科夫列夫只是在報紙上才見到了這份聲明。現在真相大白，原來這份蘇共中央委員會的聲明是戈爾巴喬夫及其助手們起草的。他們只靠幾個人的力量，就把中央委員會的緊急委托搞定了。
    聲明在全國引起兩種不同的反響。很多共和國和州的民眾，由于搞不清楚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把對這些事件作出的驚恐反應，誤認為是一種應得到全社會支持的行動。而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人們的情緒卻是另外一種  樣子。分離主義圈子里的人由于自己那些不體面的事情被直接點名而出現短暫的休克之后，開始群起而破壞這份聲明的聲譽。立陶宛共和國的很多社會團體，包括立陶宛共青團中央、文藝界各協會、婦女聯合會、某些全國性文化團體，均對它采取指責的立場。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媒體也加入了低毀聲明的大合唱。在聲明發表后的僅僅幾天時間里，“美國之音”廣播節目就提到它39次，BBC25次，“德意志之聲” 27次，法國國際廣播電臺21次，加拿大廣播電臺8次，瑞典廣播電臺4次。
    這些消息都不是由通訊機構的記者發布的，被發表出來的全是議員、社會活動家及其他知名人士的發言。在此期間“薩尤基斯”創辦了一份新報紙——《共和國報》，為此蘭德斯別爾基斯從美國運來了最新的印刷設備。報紙用立陶宛文、俄文、波蘭文、英文出版，后來又出了德文版和法文版。
    這里應該提一下，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是如何評估他個人在這些復雜而矛盾，并對后世全國政治形勢產生巨大影響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的。他寫道：“拋開我在制定該文件（指《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聲明》）時所起的作用不談，應當承認，我對事件采取了過于情緒化的反應。”我們在這里又看到了戈爾巴喬夫的文字游戲：“拋開……不談”。離開政治舞臺后，他有義務誠實面對歷史，承認國家所發生的一切與他直接有關。他可不是一名旁觀者，或者口中念念有詞但不知說些什么的布道者，而是一個大國的一把手。
    與此同時，反對軍隊的宣傳也高漲起來。在考納斯等城市發生了試圖襲擊部隊倉庫的事件，出現了抵制秋季征兵的號召書，在共和國的主要城市繼續開展退還軍人證和征兵通知的運動。許許多多的人都在要求蘇聯從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各共和國撤軍的號召書上簽了名。民主黨和“立陶宛自由同盟”在克萊佩達組織了一次群眾大會，會上提議組建民族軍以“抗擊俄國坦克”。要求以“背叛人民利益”罪審判支持《聲明》和發言反對分離主義的人。
    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承認《聲明》的效果“同預想南轅北轍”，他援引愛沙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維亞里亞薩的一句話，后者在與戈爾巴喬夫電話交談時說，愛沙尼亞人對文件基調的領會非常不正常，很多人為了表示抗議而交回了黨證。“在愛沙尼亞，”他說，“除了極端主義者，從來沒有任何人提過退出蘇聯的要求”。
    （《環球視野》摘自《大國悲劇》新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