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薛文：“對于整體經濟，或者說目標及其復雜的系統，全局計劃是不適用的。……社會有別于企業，更有別于個人。把社會比喻為個人、企業或戰壕里的隊伍，都是不恰當的。社會是由很多人、很多企業、很多組織構成的目標及其復雜的體系。有誰知道‘公眾’需要什么嗎？誰也不知道！誰也不知道公眾需要多少鋼鐵、棉花、大米。這只能放手讓個人和企業自負盈虧地去冒險嘗試”（《經濟發展豈是任務》，第１４８～１４９頁）。
點評：①兆豐同志認為只能有企業計劃而不能有社會（國家）計劃，是不符合事實的。中國有五年計劃，日本有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宏觀計劃與微觀計劃都是必然存在的，區別在于一個是指導性的，一個是指令性的。不能因為搞市場經濟就把計劃一棍子打死。計劃是中性的。而且越是復雜的系統，越需要計劃。從一定意義上講，各國的財政預算都是計劃。經濟主體越復雜，矛盾越多，越需要嚴格計劃（預算）。②兆豐同志完全否認預測的存在，認為社會需要多少鋼鐵、棉花、大米是不可預知的，這是有違事實的，恰好是在這些實物指標上，預測特別是需求預測是相當準確的。預測質量低的主要是價值類指標，如ＧＤＰ增速、匯率等。往往空間范圍越大或越復雜，由于內部之間的互補而導致穩定，預測反而較為準確。如中國糧食供需預測質量往往高于省、市、縣的預測質量。
２、薛文：“工人選擇失業，或房東寧愿空置房屋，都是明智之舉，那是因為他們不能隨時轉換工作和趕走房客。他們以為自己不久便能找到滿意的工作或房客，所以他們選擇了繼續搜尋和等待。經過一段時間，他們找不到了，于是認命。可是原來找得到的工作和房客已經無影無蹤，他們便只好再搜尋、再等待、再屈服。他們之所以沒有立即就業，沒有立即把房子租出去，只是因為他們手頭的信息不充分，無法做出必勝的選擇”（《市場從不失靈》，第１５３頁）。
點評：①把工人失業與房東空置房屋并列是不合邏輯的。前者是無產者，后者是有產者；前者往往是被迫的，后者往往是主動的。前者的舉動大多與是否明智無關，夠得上明智的是極少數跳槽者，而跳槽者往往都不應歸為失業；后者的舉動是否為明智之舉得實證判斷，不可一概而論，有個別的也是被迫的，無所謂明智之舉。②把失業及房東空置房屋只歸結為信息不充分是片面的。因為世界上不可能有充分的信息，即使有充分的信息也并不表明失業者會立即就業或能就業，還需要面試與試用。失業者沒有立即就業本質上是供求之間的適應出了問題。
３、薛文：“人們‘本來’并不想提前消費那么多實物，他們‘本來’是想增加儲蓄以備不時之需的，所以，鼓勵強迫消費就是浪費；人們‘本來’不想休息那么長時間，他們‘本來’是想多干活以提高貨幣收入的，所以，鼓勵或強迫他們休假和旅游就是浪費”（《析“體育經濟”》，第１５６頁）。
點評：①鼓勵消費與強迫消費不屬于并列關系。強迫消費在某些情況下是浪費，比如能吃兩個饅頭但被強迫吃三個饅頭，則第三個饅頭是一種浪費。但在另一些情況下，如應該存兩套衣服換洗，但被迫購存三套衣服換洗，則第三套衣服購用并不屬于浪費，至于鼓勵消費則與浪費無關。②休假與旅游在任何時候都不是一種浪費，不管是自愿的或強迫的。少休息多干活也不一定就能提高貨幣收入，收入能否增加、增加多少確與工作時間有關，但時間并不是充分條件。
４、薛文：“要想把某些年份的ＧＤＰ弄得高一點或低一點，那是易如反掌的。
辦法之一，是把隱性的收入顯示出來：家庭婦女‘本來’在自己家里做家務，那是沒有算入ＧＤＰ里的，但是，如果鼓勵女性外出工作，或者讓家庭婦女給別的家庭做家務，那么ＧＤＰ的數字就會增加；休閑的享受和在家里的娛樂，是沒有算入ＧＤＰ的，但如果迫使人們去旅游或到健身房里運動，那么ＧＤＰ就會增加。
辦法之二，是把未來的收入提前顯示出來：儲戶‘本來’愿意推遲消費，把錢存起來或投資到某些項目上，但如果政府用高利息舉債，并把債款用來蓋房子修公路，那么ＧＤＰ就會增加。
辦法之三，是重復計算：一幢房子，落成時的估價，已經提前反映了它以后的全部收入。但按照ＧＤＰ的計算方法，這所房子后來出售或出租得來的收入，也將計入該年的ＧＤＰ中，所以這所房子的ＧＤＰ是重復計算的。
這類令ＧＤＰ結果發生變動的‘統計缺陷’和‘行政花招’多不勝數”（《析“體育經濟”》，第１５７頁）。
點評：①妻子在家做家務不計入ＧＤＰ是有道理的，因為ＧＤＰ是統計市場性活動、產業性活動，所以妻子在家做家務不應計入ＧＤＰ。同時如果像妻子做家務這樣的活動計入ＧＤＰ會引發一系列矛盾，比如，什么叫做家務，哪些家庭活動屬于做家務。做飯是做家務，盛飯是否是做家務？削蘋果皮是否做家務？因此，ＧＤＰ不必考慮家務勞動，如果家務社會化，由雇來的人做家務，因為是一個產業自然應屬于ＧＤＰ范圍。②蓋房子、修公路屬于建筑業，計入ＧＤＰ是正常的。蓋房子與修公路作為建設活動，與其資金來源是自籌資金還是貸款是沒有關系的。③依據國民經濟預算理論，固定資產折舊包括住宅折舊是計入ＧＤＰ的，因為它們是生產的要素，有消耗就應提取折舊基金，以供其滅失后通過重新購置而使生產可持續。兆豐把落成時的住房價格與住房落成后提供的服務成本（折舊）說成是重復計算，是犯了一個錯誤，是提出了一個偽問題。一幢房子的價格（銷售收入）計入ＧＤＰ是從房地產開發角度觀察，主要是建筑業的產出，而落成賣掉的住房到消費者手里，住房就是進入消費服務領域，是住房功能的發揮，可視同服務業的產出。顯然這是兩個不同階段（不同年份），根本不存在ＧＤＰ的重復計算問題。ＧＤＰ的統計值并不如兆豐所說易如反掌。
５、薛文：“人們現在談論轉讓國有企業，總是這么想：計算當初這個企業投資了５個億，折舊１個億，所以非４個億不賣。但資本價值原理是從來不咎既往、永遠只看未來的，如果預期這個企業以后的盈利能力低，比如說總共是２個億，那它就只能值２個億，而與當初投入５個億是毫無關系的”（《只向前看的資本價值原理》，第２４８頁）。
點評：①由資本價值永遠只看未來并不能推出與當初的投資額毫無關系。資本的價值取決于其盈利能力這個沒有異議，但盈利能力又取決于什么呢？顯然，盈利能力不僅取決于市場需求，而且也取決于資產規模等供給性因素。固然，在沒有市場需求時，不論初始投資多少，生產性資產是一堆無用物，生產只能是增加虧損。但是，在有市場需求時，則初始投資額大小會通過影響生產能力進而影響盈利能力。②兆豐此處還犯了一個技術性錯誤，把盈利能力等同于資本價格。兆豐說，盈利２個億就只值２個億。顯然是不對的。正確的資產價格公式是：資產（資本）價格是其盈利額除以銀行利息率。比如，某企業資產每年盈利５００萬元，銀行利息率是５％，則其資產價格是１個億。
６、薛文：“資本價值原理的第二個隱含的意思是，‘內建缺陷’的情形是不存在的。既然商品的價格包含了它未來的全部價值，那么廠商就沒有必要在未來分次出售他們的產品。如果他們能夠生產耐用１０年的掃帚，他們就不會生產１０次只用一年的掃帚。
其原因有兩個。第一，耐用１０年的掃帚，它的價格必定包含了它未來１０年的總價值，所以多次生產不耐用的掃帚沒有必要。第二，生產更耐用的掃帚，能減少以后多次推銷、議價、倉儲等交易費用，花一次的交易費用，就可以占領１０年的市場份額。可見，資本家阻礙技術進步的說法，在資本價值原理面前，是不攻自破的”（《只向前看的資本價值原理》，第２４８頁）。
點評：①“內建缺陷”一詞有明顯的翻譯內傷，不合中文的信達雅要求。筆者沒有看到英文原文，在此不妄加推斷。希望兆豐重譯此詞。②“商品價格包含了它未來的全部價值”是什么意義？我花了２０００元買了一臺彩電，彩電未來的全部價值就是２０００元？我買彩電是為了使用價值，彩電的價格自然取決于供求關系。③現實生產是豐富多彩的，以掃帚為例，既可以生產耐用的，也可以生產不耐用的，不同的花色品種有不同的需求（客戶）。有的人喜歡結實耐用，不求變，則購買可用１０年的掃帚；有的人喜歡亮麗，喜新厭舊，則購買用了１年就可扔的掃帚。④“耐用１０年的掃帚，它的價格必定包含了它未來１０年的總價值”是何意義？如果把掃帚看作固定資產，則未來１０年總價值是否指其折舊總額？如果把掃帚看作低值消費品（非投資品），則未來１０年總價值是何意義？兆豐為了減少以后多次推銷、議價、倉儲的交易費用，只生產耐用的掃帚，是不是有點片面、有點矯枉過正？依此推理，我買一塊手表最好耐用１００年，１００年中我只需要一次交易，如此，省了多少交易費用。顯然這是不合現實的。現實社會是，有些時候需要減少交易次數、交易費用，有些時候又需要增加交易次數、交易費用。否則，流通（業）豈不要消失？討價還價的樂趣豈不是喪失？即使是耐用１０年的掃帚也可以進入市場作為二手貨、三手貨再流通。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交易次數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交易費用也像生產費用一樣，不能簡單地以多少來判斷其是好還是不好，需要與時俱進。
７、薛文：“如果通貨膨脹在意料之外，那么人們就會無所適從。老板的收入忽然增加了，到底是自己的燒餅越來越受歡迎，打敗了對面的麥當勞呢，還是出現了普遍的通貨膨脹，所有行業的收入都會同步增加，而自己只不過碰巧走在前頭罷了呢？不知道，沒有辦法知道”（《通貨膨脹與失業》，第２５７頁）。
點評：①“出現意料之外的通貨膨脹人們就無所適從”是什么意義？何謂無所適從？這一論點缺乏實證支持。②老板的收入增加，老板怎么能不知道原因呢？收入增加無外乎：價格上升或成本下降。若是價格上升，老板必然知道具體原因，如果不是原料價上升，必然是需求上升。通脹是否被預期與老板了解收入增加的原因沒有什么因果關系。老板是否打敗麥當勞怎么能不知道呢？③什么是普遍的通脹？通脹從來都是普遍的，局部的還能叫通脹嗎？
８、薛文：“盡管你有言論自由，但你并沒有無償使用別人的草坪、擴音器或報紙版面等‘經濟物品’的權利。同樣道理，盡管你對事物做出了獨立的判斷，但沒有了‘經濟物品’的支援，你的思想成果就形同虛設，對社會毫無影響”（《金錢與專家意見》，第２８４頁）。
點評：①邏輯混亂。把言論自由與使用別人草坪扯到一起讓人云里霧中。我行使言論自由權利，為何要用別人草坪呢？我為何不用公共草坪呢？比如類似于德國海德公園、美國時代廣場之類的地方。②在報紙版面上行使言論權利，通常不僅是無償的，而且還應該獲得稿費或版稅收入，這與使用別人的擴音器完全是兩回事。至于擴音器，我干嘛要用別人的呢？難道我不可自己買一個？不可以找朋友借一個？③沒有經濟物品支援，思想成果就形同虛設？就對社會毫無影響？依此，民間口頭文學就不能存在？沒有文字的民族就不能存在？沒變成鉛字的演講對社會就毫無影響？兆豐太走極端了。
９、薛文：“需求定律更深刻的含義是：‘成本由產品的價格決定。’它是說，生產投入的價值，取決于其最終產品的銷售價值。這個結論看似顛倒因果，但其實切中事理。幾乎所有人都以為應該正好相反，他們認為，投入的成本或價值決定了最終產品的市場價值。……不少‘經濟學者’譴責開發商在競投建筑用地時哄抬了土地價格。事實上，正是住房需求增加，才推高了土地價格和房屋的價格。責任在‘我們’！一件東西的價格所反映的，永遠是對它的需求。……故意增加成本并不能提高產品的售價。如果你給舊自行車重新噴漆的成本是１０００元，你以為你就能賣這么高的價格嗎？如果你閉門炮制一張激光唱片，希望你不要以為你付出的成本決定了它的售價！……讓我們再進一步展示需求定律的洞察力。如果你打算從廣東空運一批荔枝到北方銷售，那你應當選送優質荔枝還是劣質荔枝？答案是優質荔枝！因為你無論如何都必須追加一筆固定的航空運費，所以優質荔枝和劣質荔枝送到北方后，兩者的比價就會縮小，可見運送優質荔枝比運送劣質荔枝更合算。這個推理可以解釋很多同類的現象：優質的加州橙子和葡萄更多地運到了異地；豪華汽車總是出口多于當地銷售；國際貿易總是以‘奢侈品’為多；在遠走他鄉的學生里，優等生的比例更大；出色的球隊應邀遠征的機會更高等等。解釋這些現象的通則是：優質品和劣質品的價格分別加上一個固定的追加成本后，它們的價格比會縮小，從而使得優質品的‘全部成本’相對便宜了”（《從需求定律看文藝的江河日下》，第２８７～２８８頁）。
點評：①成本就是成本，成本是價格的一個部分，是一個過去式，而產品價格則是一個現在式，價格如何決定成本？兆豐把成本與計劃成本搞混了。產品價格決定的是計劃成本。比如我們上馬一個新產品，先考慮其現價如何，未來價格如何，然后再考慮預算成本如何，剩下的就是利潤如何。②兆豐說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投入成本決定最終產品的市場價值，這是一個虛假問題，是兆豐的子虛烏有。經濟學常識是：成本是價格的一個部分，成本對價格的高低有影響。③土地價格是一個復雜問題，在較完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價格上升一般是由需求上升帶動的，但是當市場體制不那么完善時，則地產價格上升就不一定是由于需求上升，可能是由于供給壟斷。比如，轉軌時期中國地產的協議轉讓使得地價不合理上漲。④兆豐喜歡提出虛假問題，比如誰會故意增加成本？誰給舊自行車噴漆？誰會花１０００元錢給它噴漆？除非這是一輛上萬元的自行車！不過對于有些人、有些高檔的自行車而言，重新噴漆是可能的。⑤兆豐又提出一個偽問題：運送荔枝到北方，要么是優質，要么是劣質，如果真是這樣，當然是運送優質荔枝，除非瘋子才銷售劣質商品。實際上，在優質與劣質之外，大量的是普通荔枝。因此，運到北方的荔枝，少量的是優質，更多的是中質，不同質量的商品各有自己的市場。富人吃高質高價，窮人吃低質低價。這與所謂比價縮小沒什么關系。對窮國而言，其出口到富國的大多是優質（中國商家常在商品內銷時標上出口轉內銷，以示層次高）；對富國而言，其出口到窮國的大多質量一般，甚至低劣，這是鐵的事實。不知兆豐同志的豪華車出口多于當地銷售有何數據支持？遠走他鄉的學生中是否一定優等生比例更大則就要看優等標準是什么？優等標準是否合理？斷然而沒有實證作支撐地拿出一個結論是不合適的。
１０、薛文：“在貧困山區開設小學英語課程是不明智的。讓那里的孩子學英語，不僅沒有收益，還是累贅，是奢侈，是浪費，跟以營養不良為代價來換取梵高（Ｖｉｎｃｅｎｔ Ｗｉｌｌｅｍ ｖａｎ Ｇｏｇｈ）的油畫沒有差別。不要用個別脫穎而出的罕見例子來反駁。我們應該惦記千萬‘陪讀生’付出的代價和結局。如果預期無法離開山區，他們就應該積累更多生存和生產的實際經驗，而不是英語單詞”（《生活中的“成本”》，第２９５頁）。
點評：①兆豐說讓貧困山區的孩子學英語是浪費，這一觀點可以說是有點荒謬了。兆豐侵犯了孩子的平等權利。以筆者之見，因為是貧困山區，更需要加強英語教學，使得他們有至少與城里孩子同等的機會掌握同等的技能。現在嚴重不公的是，越窮的地方，教學條件越差，這是令人憂慮的。真正學英語是浪費的是非義務教育階段的強制。②什么叫預期無法離開山區？依兆豐邏輯，毛澤東應該呆在韶山不出去。什么叫積累更多的實際經驗？是不是山區的孩子不需要上學？少上學？兆豐不區分義務教育與非義務教育，犯了科學研究大忌。③把在山區開設英語課看作是以營養不良為代價換取梵高油畫，這真是令人費解，兩者根本就不具備可比性。兆豐同志又一次走了極端。
１１、薛文：“什么叫敲竹杠？兩個農民約好長期合作：一個負責施肥，另一個負責收割。施肥在先，收割在后。但是，施肥者一旦做完貢獻，就再也沒有辦法收回了。屆時，主動權就掌握在收割者的手里。收割者會萌發反悔的意圖，不按約定的數額給予補償，甚至干脆把先前的施肥者一腳踢開。這就是制度經濟學廣泛討論的‘敲竹杠’（ｈｏｌｄ ｕｐ）行為”（《婚姻的契約本質》，第２９９頁）。
點評：①誤解誤用敲竹杠。其所述例子應屬于過河拆橋或不守信用。依據《現代漢語詞典》，敲竹杠是：利用別人的弱點或借某種口實抬高價格或索取財物。②兆豐所述例子在現實中根本不存在。收割者根本不可能獨吞收益，除非他動用武力，或偷偷收割迅速出手，否則，施肥者會阻止他的，根本不存在施完肥之后主動權就掌握在收割者手上這回事。而且兩個農民的合作也很少有這種分段合作，除非施肥者施完肥之后要出去打工，如果不是，則一定是兩人同步合作一起干。兆豐有點閉門造車。
１２、薛文：“經濟分析的任務，是解釋人的行為，而不是解釋人們的愿望和感受，更不是評判人們的價值觀”（《現代人是否真幸福》，第３０６頁）。
點評：這一論述是兆豐個人的觀點，至多是一部分人的觀點。經濟分析的任務絕不僅僅是解釋。張五常先生曾經歸納過至少五種任務：經濟哲學、經濟福利、經濟政策、經濟理論、經濟解釋。五常先生本人傾向于經濟解釋。兆豐不僅把經濟分析的任務僅歸結為經濟解釋，而且認定僅解釋行為而不解釋愿望與感受，這確實太武斷了。行為與感受能分得開嗎？依兆豐邏輯，經濟心理學、規范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應不復存在！
１３、薛文：“經濟學只是指出了一個企業要符合什么條件才更有機會在競爭中生存和發展。但怎樣才能達到這個點，經濟學就束手無策，無言以答了。……我們知道有些小孩子營養不良，但怎樣才能讓他吸收營養，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們知道有些國家的法制薄弱，但如何健全法制，就是另一回事了”（《經濟學能幫多大忙》，第３７１頁）。
點評：兆豐又一次把個人的觀點強加于經濟學界。而且此處的敘述也違反了兆豐認為經濟學就是經濟解釋的觀點。經濟學如果只給出目標而不考慮手段豈不是太殘缺？一個醫生怎么會只診斷而不給出治療方案呢？一個孩子如果認定為營養不良，其如何吸收營養還不清楚嗎？只要將這個孩子與其他孩子一比，其補充什么營養、如何補充還不易如反掌？如果確定了病因，治療常常是容易的。很多治療無效，往往實質性問題是并沒找到真正病因。
１４、薛文：“弗里德曼雄辯滔滔，獲諾貝爾獎，著書立說，還請來‘未來戰士’施瓦辛格和總統里根等助陣，拍攝電視連續劇《自由選擇》（Ｆｒｅｅ 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如日中天，但美國聽了他多少”（《經濟學能幫多大忙》，第３７２頁）？
點評：兆豐此言差矣。什么叫美國聽了他多少？這里的美國是誰？僅僅是指政府？是指現在的政府？不聽弗里德曼的不等于弗里德曼不重要，不等于經濟學不重要。這里筆者將凱恩斯在《通論》中的一段話轉錄于此（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３年３月版，３３０頁）：
“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學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世界者，就只是這些思想而已。許多實行家自以為不受任何學理之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之奴隸。狂人執政，自以為得天啟示，實則其狂想之來，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個學人。我很確信，既得利益之勢力，未免被人過分夸大，實在遠不如思想之逐漸侵蝕力之大。這當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經過一段時間以后；理由是，在經濟哲學以及政治哲學這方面，一個人到了二十五歲或三十歲以后，很少再會接受新說，故公務員、政客、甚至鼓動家應用于當前時局之種種理論往往不是最近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論是好是壞，危險的倒不是既得權益，而是思想。”
不知兆豐對此有何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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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草場坡散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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