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周來：一個國家的生活質量該如何評價
原載：中國圖書商報
狄更斯在其名著《艱難時世》中曾講過這樣一段故事：路易莎老師問她的學生西絲朱浦，“比方說我們的課堂是一個國家。在這個國家里面有5000萬英鎊，這是不是一個繁榮的國家呢?而你是不是在這個興旺的國家里生活著呢?”西絲回答說：“我沒有法子知道這個國家是不是繁榮，或者我是不是生活在一個興旺的國家里，除非我知道是誰得著這些錢，而且我是不是也有一份。但是這個答案與5000萬這個數目字的計算無關?！苯Y果路易莎老師批評說：“這是你的錯誤!”
M·努斯鮑姆與阿瑪蒂亞·森在他們共同主編的論文集《生活質量》的導言中，就引用了狄更斯講的這個故事。故事中的路易莎老師，就像今天的某些經濟學家，“他們仍然以人均收入這個粗放的尺度來表示人類的福利狀況”，而她的學生西絲反而敏銳地認識到了這樣一個道理：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這樣的標準來衡量生活質量，是遠遠不夠的。我們至少還應該知道這些資源是如何分配的。很顯然，如果一個國家的財富是被少數人占有，既使是總量再大，人均再多，這個國家也稱不上繁榮，而這個國家的人民更談不上生活幸福。
當然，即使是在知道了人均收入基礎上了解財富分配狀況，是否就可以衡量一個國家人民的生活質量呢?仍然是不夠的。那么，哪些因素更能影響一個國家內部人民的生活狀況呢《生活質量》這本論文集中所收錄論文都是圍繞這一問題展開的。作為“世界發展經濟學院”一次討論會的成果，書中收錄的論文不僅僅來自經濟學家，還有哲學家與社會學家以及政府官員。他們的看法應該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生活質量”這一復雜的問題。
傳統主流經濟學在衡量“生活質量”時常常使用兩個標準：在宏觀層面上，使用國民生產總值或人均國民生活總值這個標準；在微觀層面上，則常常使用個人效用最大化標準。但正如上面所說的，人均收入這個標準并沒有考慮財富和收入的分配狀況；而效用即個人滿足程度這個標準則因其主觀性，缺乏可比性，否則就會出現億萬富翁吃魚翅燕窩還不如窮人吃一個熱饅頭效用程度高這樣的事。因此，在哲學家與社會學家看來，人均收入與個人效用作為衡量生活質量的兩個標準，其缺陷是顯而易見的。
與主流經濟學家堅持自己“狹隘的看法”不同的是，阿瑪蒂亞·森注意其他學科領域的進展尤其是道德哲學領域的進展，并使之與經濟學研究相結合，“使經濟學回歸古典傳統”。在如何衡量生活質量上，森提出了一個膏有創見性的概念：“能力”。在森看來，衡量國民的生活質量，當然不應該只看人均收入，還應該看社會平等程度。但社會的平等并非僅僅是財富的分配狀況，而更應該是一種“能力指向的平等”。森所謂的“能力”是指國民具有的“實現有價值的目標所必需的功能組合”。通俗地理解，森的觀點是，一個人的生活質量，要看他是否具有能力來實施與追求有價值的目標相關的“功能性活動”。為此，政府為了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就不僅僅是再分配政策，而更應該是“針對能力供應物的平等”：即在對那些能提高或保護個人能力至關重要的公共產品——如教育、醫療、養老與失業保障、貧困救助等——供應上實現均等化，使那些因外在的個人無法主宰的因素造成的無能力者變得有能力，使那些本來就有能力的人因無后顧之憂而更奮力前行。在這樣的社會中，人民的生活質量才能不斷提高。顯然，與傳統主流經濟學衡量生活質量的標準相比較，在宏觀上，森更為強調平等；在微觀上，森強調每個人實現其有價值目標的能力。而且，在森的理論體系中，宏觀與微觀又是相通的：即平等本身不僅僅是財富分配狀況，而是指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與服務均等化，實現“能力的平等”。
在《生活質量》一書中，森的上述思想受到了論文作者的認可、論證、應用和補充。在書的第一部分，幾乎所有論文作者都認為，森提出的“能力”、“功能性活動”等概念與傳統主流經濟學關于“效用、收入”等概念相比較，更能衡量人民的生活質量；第二部分論文則集中討論了傳統主流經濟學衡量生活質量標準的缺失；婦女始終是我們社會中的弱者角色，以森的觀點審視，恰在于女性與男性相比較，在我們社會中更缺乏實現有價值目標的“能力”，因而書中第三郵分論文集中研討了性別平等與女性生活質量問題；政府如何依據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目標，尋求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的更為恰當的政策及其評估，則是書中最后一部分論文所討論的中心話題。
在中圈改革開放30年之際，中國經濟的發展與中國經濟學家應該可以從《生活質量》一書中受到某些啟示：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將主要的精力放在追求經濟高速增長之上，政府的目標是“經濟增長最快”。在某種程度上犯了該書中所批評的傳統主流經濟學的錯誤：即把總量與人均收入本身，就當成了人民的生活質量。以為經濟總量上去了，人均GDP高了，人民生活質量就提高了。但事實是，因為我們某種程度上忽視了社會公平，使得經濟增長與人民生活改善并沒有同步。正因此，為了切實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中國各級政府也必須更加重視社會公平；而實現公平的路徑并不僅僅是分配，更應該是通過公共產品與服務的均等化，實現“能力指向的平等”。這樣的平等既有公平又有效串。與此同時，對比《生活質量》一書中的觀點，中國經濟學家也應該對自身的思想與觀點進行一次清理與反思。過去幾年間，中國主流經濟學之所以陷入較為窘迫的境地，與其不關注微觀百姓生活而只關注表征效率的宏觀數據有關，這其中，向森學習，以博大的胸懷吸納哲學與社會學發展的最新成果，使經濟學研究更緊地貼近現實、符合常識，是中國經濟學實現“突圍”的必由之路。
《生活質量》 [印]阿瑪蒂亞·森[美]M·努斯鮑姆主編龔群等譯／社科文獻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68．00元
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1933~ ）
印度籍經濟學家，1953年在印度完成大學學業后赴劍橋大學深造，1959年取得博士學位；在1957—1963年間，是以羅賓遜夫人為首的經濟學劍橋學派的重要成員。森曾執教于倫敦經濟學院、牛津大學等著名學府，1987—1998在哈佛大學擔任經濟學和哲學教授，1998年離開哈佛，任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2003年重新回哈佛執教。森因其在福利經濟學上的杰出成就獲得199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是人類發展視角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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