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溪新書《近代亞洲地緣政治史與當代中國》部分章節摘錄

     近代亞洲地緣政治史與當代中國  

　　　　童小溪   著

（節選： 前言、第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結語）

全書約23萬字，中國戲劇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定價：23.8元

購書電話：010-62760856 

目錄

前言

　     　上篇：古老的故事：Pax Americana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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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勝利者和失敗者命運的逆轉

第二章、美日亞洲戰略的歷史根源

　　⑴西方列強在亞洲的五百年殖民征服史

　　⑵日本殖民主義：近代歷史上的一個異數

　　⑶日本殖民政策的社會面和地緣面：始料不及、適得其反

　　⑷合謀的強者

第三章、從“八弘一宇”到“美利堅內湖”

　　⑴美國給亞洲帶來的禮物

　　⑵“帝國向南發展”

　　⑶“逆轉”政策和重新武裝日本

　　⑷Pax Americana: “美利堅帝國征服之下的和平”

第四章、朝鮮戰爭和舊金山和約：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大赦令

　　⑴朝鮮南北分裂是怎樣造成的

　　⑵朝鮮戰爭的戰略效果：日本列島保衛戰

　　⑶舊金山和約：日本軍國主義的大赦典禮

　中篇：從雅爾塔到“大新月”－－對冷戰歷史的新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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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雅爾塔和富爾頓：冷戰時期兩種秩序的由來

　　⑴雅爾塔秩序的來源

　　⑵富爾頓的降臨和雅爾塔的讓位

　　⑶未被命名第二次“大東亞戰爭”

第六章、二戰后針對中國的新月形包圍圈

　　⑴戰線在新月形地帶拉開

⑵艾其遜、肯南和圍堵戰略

⑶體系中弱者的抗爭

第七章、中美蘇大三角與冷戰期間的三次轉折

　　⑴解構冷戰

⑵ Détente：冷戰中的溫和

⑶“舊金山體制”的瓦解

第八章、冷戰后東亞戰略格局

　　⑴冷戰結束的意義

　　⑵美國在全球的后冷戰戰略

　　⑶日本：亞細亞的孤兒

　　⑷朝鮮半島：東亞地緣政治的臺風眼

　　⑸對日化敵為友是強大中國的選擇

　　⑹緬懷孫中山，走向亞洲團結

　　　下篇：亞洲——太平洋：世界永久和平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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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后冷戰世界：從全球化到帝國

　　⑴走向野蠻：冷戰后的新殖民主義

⑵全球化的治理和全球化的抗爭

⑶“轉向東方”

第十章、趨同論，沖突論，和“三個世界”理論

⑴趨同論與沖突論

⑵民主和平和現實主義

⑶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

第十一章、一個案例分析：朝核危機

第十二章、亞洲大棋局：中國、日本、印度

第十三章、中國走向政治民族

　　⑴什么是政治民族

⑵爭取國際政治議程的設立權

⑶“抵貨”：資本全球化時代的公民不服從

結語：中國要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

　　前言

　　本書是一本考察有關亞洲地緣政治近代史與當代中國地緣戰略關系的著作。它可以歸類為近來大量涌現出來的有關國際戰略研究方面的書籍。和大多數這類著作一樣，本書內容既包括國際戰略方面和中國外部環境方面的研究，也包括中國內部自身發展戰略方面的內容。雖然有關國際關系方面的側重更多一些，但讀者應該能夠看到，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問題，國際關系戰略和國家自身發展的戰略是緊密聯系而不可分的。

同時作者也相信本書和近來大量涌現出的有關國際戰略研究方面的書籍有很大區別。本書和它們的最主要的不同之處就在于本書所采納的獨特的視野。不過這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還并不是一個十分陌生的視野：這就是對近代西方殖民主義史的批判視野。視野者，觀察分析事物時，因采用了特定的框架和分析工具而展現出的事物的那些在其他情況下不被發現的豐富內容和層面是也。批判者，對被批判對象貌似公允、合理和無懈可擊的體系加以揭露、拆穿并暴露其矛盾和荒謬是也。觀察分析任何事物總有各種不同的視野，任何一種視野都不能聲稱就是絕對正確或絕對優越，即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不同的視野和觀點作互相對比，有利于人們全面認識事物，而在理論思想上有一些批判和對立應是一件好事。

其次，本書采納了以歷史的視角關照當代、以地緣的角度切入政治社會的方法，這不同于一般國際政治理論的就國家關系談國家關系。首先需要解釋一下，什么是地緣政治，而且為什么需要有地緣政治史。“地緣政治”一詞是二十世紀初瑞典政治科學家魯道夫·基耶倫發明的，后來被德國學者卡爾·豪斯豪佛爾借用，曾為納粹的擴張政策服務。而作為理論的地緣政治是在英國學者哈爾福德·麥金德的“心臟地帶理論”(heartland theory)中體現出來，并受到重視。麥金德認為：中歐地區以及烏克蘭和俄國西部構成了世界兩大島嶼之一的歐亞大陸（另一世界島嶼是非洲大陸）的 “心臟地帶”，這個“心臟地帶”擁有充足的糧食生產和其他重要礦藏，因此，按照麥金德的說法，“誰統治了歐洲，誰就掌控了心臟底帶。誰統治了心臟地帶，誰就掌控了世界島嶼。誰統治了世界島嶼，誰就掌控了全世界。” 麥金德的“心臟地帶理論” 顯然和阿爾弗萊德·馬漢的“海權論”形成鮮明的對照。麥金德的理論在當代世界，并不是那么令人信服，但地緣政治的概念，即位置和功能、規模和邊界、資源和通道等地理因素和空間樣式作為世界政治的影響因素（以及它們和歷史、文化的互動），已經被廣泛接受和應用。杭廷頓的“文明的沖突”的理論，就是當代西方受地緣政治影響的世界政治學說的一個典型。

本書開宗明義就承認：地緣因素對國際政治和特定民族國家戰略思維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民族國家所繼承下來的位置和功能、規模和邊界、資源和通道等地理因素和空間樣式，是它們命運中不可回避的約束因素。因此，國際關系和外交戰略被放置在一個更客觀、更科學、更具有必要性的基礎之上，中日關系、中美關系等等，不再是僅僅受道德、意志、友誼、情感等等主觀因素所左右，這樣我們在對世界政治進行分析時能夠受益于唯物主義的冷靜和嚴格。

本書的一個較為特殊的方法是：以特定地區的地緣政治的歷史作為切入點，亦即從當代國際體系的歷史源頭中尋求當代國際體系的特征，具體地說，就是從亞洲——太平洋地區一百多年來的地緣政治史來說明當代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地緣政治關系。

這里所說的歷史，指的是黑格爾意義上的、具有主體性和主動性的人創造的歷史，因此，一百多年來，在亞洲太平洋地區這個大舞臺上，假如我們能夠轉用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那段著名的話，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地緣條件下創造。民族國家今天的戰略態勢，乃至它們今天的性格和自身認同，都是在極為宏觀的和長時段的意義上是路徑依賴的。但是，歷史畢竟是民族自己創造的，這樣，我們以人文歷史的激情和主動性補充了唯物主義分析的冷靜和嚴格。

作為這一階段歷史敘述，我們無法繞過一些特定的歷史范疇，特別是這樣幾個歷史范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民族解放、新殖民主義等等。我們當然會看到：這些范疇，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被強烈地意識形態化了，被賦予歷史過程和歷史事件命名之外的能指承擔，背上了政治斗爭中修辭和詭辯的包袱。因此，這里應該說明：本文中凡是使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這兩個詞時，絕大部分是在“歷史殖民主義”和“歷史帝國主義”的意義上使用的，是對特定歷史過程、歷史事件、歷史實體和歷史傾向的概括和命名，和意識形態修辭無涉。

也許有必要解釋一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等詞的確切含義。“殖民主義”是指殖民者將其政治主權統治強加于外部領土，建立定居型殖民地或依附型行政領地，進而開拓市場、壟斷貿易，對當地的本土居民實行強力統治，或者采取驅趕、滅絕等取代政策。通常，“殖民主義”主要是指十五世紀以來歐洲強權所推行的全世界范圍的擴張與征服，推動了橫跨大洋和大陸的世界體系的形成，引發了全球性的移民和人口結構的改變，使人類開始了世界現代性的進程。殖民主義通常和帝國主義作為同義詞或近義詞通用，但兩者之間有一定的差別。殖民主義具有法學和行政層次上的確定含義，殖民主義所對應的主體，應該是有確定領土和主權的“帝國”，因而也就界定了“宗主國”和“殖民地”、“殖民宗主”和“子民”等等法學范疇。

在西方，“帝國主義”一詞，在十九世紀晚期之前和十九世紀晚期之后，經歷了意義上的完全改變。在十九世紀晚期之前，帝國主義主要指拿破侖在歐洲的侵略擴張。在十九世紀晚期之后，帝國主義成為歐洲列強及其它們對外擴張侵略、瓜分世界領土的同義語。歷史的和學理上的“帝國主義”，主要是在政治科學和行為科學意義上的政策傾向、行為傾向，而和法學意義上的世襲皇權的、中央集權的“帝國”政體有所區別了。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出于敘事上的準確和學理上的嚴格，對十九世紀以來形成的西方列強在國際政治中的行為的最佳概括是“帝國主義”，而西方列強所建立起的跨地域的、多種族的治理模式，“殖民主義”不過是其法學上的名符其實的稱呼。

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之后，還出現了“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和新帝國主義(new imperialism)的概念。應該承認，這兩個概念是比“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更具有爭議、更涉及意識形態價值和立場。“新帝國主義”的概念大致相當于“晚期帝國主義”的范疇，主要是指十九世紀末、二世紀初歐洲列強以及美國、日本的瓜分世界的爭奪；而“新殖民主義”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現象，即前殖民宗主國以間接的形式繼續對前殖民地實行經濟控制、勢力滲透和資源獲取。

本書的再一個特點，是在保持盡量嚴格的學理分析的同時，自始至終明確自身的價值和立場。作為地緣政治和國際政治的論述，隱含的或是公開價值和立場宣示，應該是難以避免的。需要說明的是，本書所宣示的這樣的價值和立場，不是狹隘的民族本位主義，而是更傾向于一定意義上的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

　　具體說，本書所確立的價值和立場，對現存國際體系是批評性的。后面的章節試圖從近代世界史上受壓迫者和被犧牲者的立場和角度出發，特別是幾個世紀以來遭受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侵略的亞洲人民的觀點出發，從而對近代國際體系的重大事件，特別是二十世紀以來亞洲范圍內的殖民主義與非殖民化運動、戰爭與革命等歷史進程，特別是以它們的時間——空間維度為重點，做出這樣一種帶特定主體的敘述和解說。自人類歷史存在壓迫以來的絕大部分時間內，被壓迫者只能從壓迫者那里得到歷史知識，盡管歷史上奴隸們企圖用自己語言、自己的感受、從批判的角度來敘述歷史的努力從來沒有停止過。這里，作者在書中所努力要作的，就是始終要和這種被剝奪者和被壓迫者的自我敘述站在一起。

本書自始至終強調這樣一個主題：近代以來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興起，以極大規模的暴力介入亞洲社會，這一段歷史暴力的惡果至今仍深深地反映在當前亞洲國際格局的不平等的權力結構中；二十世紀以來的亞洲人民，長期處在帝國征服的陰影之下。早先是“脫亞入歐”的大日本帝國刺刀下的“大東亞共榮圈”，后來是核爆炸蘑菇云下的Pax Americana——“美利堅帝國征服下的和平”，在亞洲——太平洋的這個廣闊舞臺上，上演的始終是一個古老的故事，這就是國際體系的強暴者被更加嗜血、更加野蠻的強暴者所征服和取代，體系的統治者改朝換代，而強權就是真理的法則延續著。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不朽作品《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記載了古典時代愛琴海上的強者如何以強者風范行使強權、弱者如何被迫接受強者的意志的故事。這個故事，在現代國際體系中被不斷重演。

冷戰結束以后，歐洲走向實質的統一，發達的西方工業化國家之間實際上實現了永久的和平，而國際體系的下層，則處在分裂、爭奪、爭吵甚至戰亂之中。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出現了一些轉機。世界體系的生產和貿易重心繼續轉向東方，亞洲國家之間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聯系更加緊密，1990年代發生非洲的“世界大戰”的最慘烈的階段已經過去，非洲團結的呼聲與行動不斷加強，而拉丁美洲的進展最引人注目：在民主化浪潮的十多年后，多個拉丁美洲國家的民粹主義的領導人取代了過去的軍事權威主義領導人，推動了拉丁美洲團結和關注社會政策，苦難的拉丁美洲大陸的黎明也許就要來到了。從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國際體系下層的民族國家的角度看，今天的國際體系的等級秩序和權力、資源的非配是極不合理、極不公正的。從人道的立場出發，從倫理的角度出發，從全人類友愛團結的角度出發，應該也能夠立即消滅戰爭、貧窮和壓迫，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不公正的國際體制是和不公正的國際輿論機構相配套存在的。就現有的國際新聞的傳播渠道來說，它仍然是數百年來形成的以西方國家中心、以西方化的第三世界大都市為次級中心和中轉站、以貧困不發達的廣大地區為外圍邊陲的交流、通訊結構。據說在十九世紀，從一個非洲國家到達它鄰近地區的最短旅行路線，是經過法國巴黎，或其他西歐城市。西方中心對非西方邊陲的完全徹底的凌駕、滲透、和主宰，由此可見一斑。信息、交通所反映的，實際上是一個政治經濟的等級結構，一個世界范圍的垂直分工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不發達國家之間缺少橫向聯系，被隔絕分化，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從上至下的滲透、控制，是在軍事、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等人類活動的全部范圍。今天，這個高度不平等的等級森嚴的金字塔結構，仍然在另一種形式下發揮著作用：第三世界的億萬大眾只有仰望著受西方控制的電視屏幕和報紙，才能得到有關自己國家和地區的最新消息，更不用說有關第三世界別的地區的新聞。為西方資本和政府充當耳目的全球化、多媒體化的超大型商業新聞集團，橫行、充斥著全球各個角落，而貧困之中的非西方世界則掙扎在黑暗、蒙蔽和與任人擺布之中。

由此產生的一個必然邏輯就是：在這個中心－邊陲等級結構中所流通的新聞信息，就更是完全受西方精英操縱、以西方資本主義的利益為唯一的服務對象，從而在思想、知識和文化領域內，生產并不斷再生產出西方中心對非西方邊陲的全面的和絕對的凌駕、滲透和主宰。這是一種更精致、更縝密、也更隱蔽、更具欺騙性的統治方式，它從語言和思維層次上解除第三世界的武裝。

本書不是專門討論理論問題的著作，但在對歷史事件的解說和對當前戰略問題的分析，仍然需要有一定的理論意識。

西方國際政治理論，包括當前中國國際政治學界的主要理論，都建立在所謂“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這兩大理論傳統之上。有歐洲背景的美國政治科學學者漢斯·摩根索的著作《國家間政治》為現代國際關系理論奠定了現實主義的理論基礎。摩根索提出了政治現實主義的六大原則，即：一、政治是由根植于人性的客觀規律所支配；二、現實主義的基本路標是根據權力定義的利益概念；三、現實主義重視“以權力界定的利益”的不確定性；四、一般的道德原則不能簡單套用于政治領域；五、不應將具體國家的道德擴展成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六、政治現實主義堅持政治領域的自主性。

西方國際政治理論中的“理想主義”學派和曾經擔任過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后來成為美國總統的伍德羅·威爾遜有很大淵源。作為學者，威爾遜主張“和平與正義、國際法律和國際組織，應當也可能成為國際社會大家庭共同追求得一種目標和架構”這樣一種“烏托邦主義”理想；作為美國總統，威爾遜在１９１８年１月８日提出了所謂“惟一可行得和平綱領”（即“十四點原則”），被普遍認為寄寓了崇高的理想主義、自由主義的理念。國際政治的理想主義強調人的價值、尊嚴和權利，特別是不受侵犯和不受壓迫的權利，強調建立和鞏固各種形式的國際合作，加強國際法等規范化的約束機制的作用。

顯然，現實主義理論取向和關注地緣因素的方法有著天然的契合性。另一方面，本書的外顯化的價值和立場，卻更接近理想主義的一些前提假定，這似乎和現實主義理論取向相沖突。然而，理論的演繹和應用并不是死板和機械的，更不是僵死和教條的，在具體議題的分析中，可以發現，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兩大傳統并不是非此即彼、水火不相容的，西方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理論的最新發展演變也說明這一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國家的國際關系學界出現了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對經典的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作了修正和發展。新現實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有肯尼斯·沃爾茨、羅伯特·吉爾平等人，他們的理論保留了傳統現實主義的內核，如：國家中心主義、利益驅動論、權力和權力平衡論等，同時對原有的現實主義，提出了新的補充和修正，特別是承認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之間的互動過程，提出了“霸權穩定論”、國際治理中的“互相依存”等等。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學派繼承了理想主義、“威爾遜主義”的政治倫理成分，根據二戰后世界發展的最新趨向，對“主流學派”的現實主義的“國家中心論”提出批評，比如羅伯特·基歐漢和小約瑟夫·奈等人，提出了“全球主義”的模式，即國家的作用重要性逐漸下降，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逐漸發生質的改變等等。

應該說，本書的基本假定和觀點，即不是完全的現實主義的，也不是純粹的理想主義的，而是兩者的結合。在筆者看來，國際體系內的弱者，過去曾經、現在可以、將來也應該聯合起來，遏制體系內的強者的霸權行徑，這種聯合反霸的集體行動，是名副其實的理性選擇和利益政治，同時也是對人類平等、尊嚴、自由解放等價值的維護，是正義的伸張。反霸集體行動的手段，也不外乎是像“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國際組織、國際條約等等這樣超國家的原則、機構和機制。

　　本書中另一個使用較多的概念就是“世界體系”。它并非等同于整個世界，而是指自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誕生以來，和它在商品交換和生產分工方面發生聯系的國家和地區全體所形成的一個系統。這個系統的三個組成部分，即中心、半邊陲和邊陲，只是在近代西方的殖民主義擴張中才漸漸涵蓋了整個世界。和這個概念在一般情況下經常通用的詞匯包括“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世界經濟體系”、“國際體系”、“當代國際秩序”、“全球資本主義”等。不過“世界體系”一詞更強調這個系統的經濟層面的特性，而“國際體系”一詞更強調世界上多元民族國家的政治體制。而“全球化、一體化的全球資本主義”的概念，主要是指二戰后的世界體系，特別是自七十年代以來所日益呈現的新形式。這里也經常把“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當做同義詞使用，盡管前者的意義更為一般，它包含最早的西班牙、葡萄牙的海外領土擴張，亦可引申出新殖民主義、內部殖民主義等概念；而后者意義更為確定，即自十九世紀后期開始西方列強和亞洲的日本的對外侵略擴張。另外，第三世界作為一個范疇，是指西方國家（包括戰后日本）之外的不發達國家。在西方通用的“第三世界”概念和根據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所規定的第三世界基本重合，盡管目前出現所謂“新工業化國家”疏離第三世界和東歐蘇聯國家淪為新的第三世界等等變化，書中將有所討論。

按照這樣的地緣政治的視角，依靠上述理論和概念工具的幫助，而且在給定的價值和立場之上，本書得出了一系列初步的結論。這些結論包括：中國的外交戰略重點，不應僅僅放在那些西方工業化發達國家之上，而更應該放在中國自己的鄰邦之上，它們和我們一衣帶水，山水相連，而且絕大多數和我們的發展水平接近。由于歷史和地緣的關系，中國國家安全的重心在于朝鮮半島，在這個舞臺上，美國、日本也是關鍵性角色。這個舞臺就在中國的臥榻之側，和日本相隔不遠，而和美國遠隔太平洋。中國的最優戰略，在于改變中國在中、美、日大三角關系中的不利地位，特別是改善和日本的關系，使其疏遠美國，從而形成中日聯合、疏離美國的趨勢。中華民族因其地緣政治因素和自身歷史文化條件，將能夠對世界政治發揮自己的影響；而中華民族從消極的世界政治參與者走向一個成熟的政治民族的過程中，除了民族內部的善治和民主之外，一個重要的戰略行動，將是和兩個關鍵性的亞洲國家——日本和印度，實現永久和平，并在民主平等、亞洲團結的價值基礎上，建立起偉大的戰略聯合。

本書在組織結構上分上、中、下篇三大部分，它們分別是：上篇：古老的故事：Pax Americana的興起；中篇：從雅爾塔到“大新月”－－對冷戰歷史的新解讀；下篇：亞洲——太平洋：世界永久和平的起點。上篇的四個章展示并解答一個令人迷惑不解的歷史疑問，即：二戰中的對日戰爭是以對日本的具有壓倒優勢的徹底軍事征服為結束，按說應該為摧毀日本帝國主義在亞洲經營的殖民體系、掃除日占時期的親日派勢力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亞洲在戰后幾十年內的發展，使人們看到的是相反的情況，即：無論是在國際上還是在亞洲國家內部，在戰后發展中占盡優勢、得盡實惠的，是二戰中的侵略者和各國的親日派；在戰后仍飽受患難、積弱貧困的國家、民族和它們中繼續受壓迫的社會階層，也恰是那些戰爭中受日本侵略禍害最深的受害者；勝利者與被擊敗者命運經歷了深刻的逆轉。中篇的四個章對整個冷戰時期（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九二年）作了和主流史學都有所不同的分析。這里認為整個冷戰時期是深受兩種（而不是一種）秩序所影響，這就是“雅爾塔秩序”和“富爾頓秩序”，前者是美蘇聯手統治世界，后者是美蘇兩大軍事集團對峙。這個時期也可分為四個不同的階段，即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六二年，是蘇聯、中國與世界民族解放運動聯合與美國對抗階段；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二年，是美蘇緩和、美蘇聯手圍堵中國、圍剿和抑制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階段（也即“雅爾塔秩序”部分復活階段）；從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九年是一個過渡階段；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是美蘇緩和破裂、美蘇冷戰再次開始、中美緩和、同時以里根、薩切爾為代表的世界右翼勢力盛行時期（八九年至九二年可看作為最后的過渡階段）。下篇的四個章旨在說明：可以從毛澤東在二戰后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及其團結和聯合被壓迫、被剝削的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以人民的正義斗爭為旗幟反對超級大國和霸權主義操縱世界的戰略原則中，吸取合理的元素，并從西方民主和平理論、現實主義理論中得到啟發，將理論概念與當今世界的現實相結合，對當代中國所面對的地緣政治格局做出初步的分析。

　　　第一章：勝利者和失敗者命運的逆轉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美國總統伍得羅·威爾遜在美國國會發表講話，提出了后來被譽為充滿著“民粹主義、理想主義”的有關戰爭的最終目標的十四點原則，其中第五條是：“對殖民地的歸屬問題要有一個絕對公正的解決，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必須得到同等的考慮，有關政府對殖民地的宣示應是公平的。”這就是后來廣為人知的所謂殖民地人民自決的“威爾遜主義”。在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后，的確出現了一個充滿理想和對和平與正義的未來的憧憬的短暫時期。這首先要歸結于俄國革命的巨大影響：殘暴而又虛弱的沙皇統治轟然結束、在有長期專制傳統的俄羅斯出現“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這樣激進和民粹主義的口號；在歐洲的中部、南部和東部，革命的呼聲也高漲起來；在保加利亞、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土耳其和波蘭，先后發生了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革命或人民起義。全世界的進步力量都受到鼓舞。在中國以李大釗為代表的進步人士滿懷希望地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看成是“庶民的勝利”的標志。善良的人們希望這場世界大戰是以公理戰勝強權為結束，并成為和平與正義的開端。

但是，歷史似乎與善良的人們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一九一九年發生在巴黎和會上的事情，是所有中國人都最為熟悉的。一次大戰后，世界殖民體系被完整保留下來，弱小國家民族愈加淪為西方列強宰割出賣的犧牲品。一戰后的國際體系甚至連非正義的和平都無法長期維持，已經取得了全球范圍內的殖民領土的英國、法國和美國，和正在興起中的、希望取的全球范圍內的殖民領土的德國、日本（以及一定程度上意大利），發生了最終的爭霸決斗。這一切都是古老的故事，弱肉強食，次強者肉，最強者食，如此反復。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再一次被看作一個轉折點。特別是在亞洲，人們希望這是一個全新的開始。亞洲大陸上民族自決、民主、解放的呼聲，這一次更加強烈，最初的事態發展似乎在預示著：日本帝國主義將在亞洲衰落，亞洲被壓迫民族的復興有望，殖民主義在亞洲將會消亡，而美國將成為亞洲民主與和平的保護者。然而，這是弱者的意愿。迄今為止的歷史，通常是按照強者的意愿來展開的。二次大戰后的國際體系的確保證了半個世紀的世界基本和平。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這是正義和公正的和平，也不意味著戰爭的消失。事實上，二戰后的國際體系并沒有能有效地維護亞洲的和平。二戰后世界上幾次最大規模的戰爭都發生在亞洲。很多人預料將在中歐地區發生的美蘇之間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沒有打響；而在遠東廣闊的地平線上，反而爆發了一連串空前的戰爭慘禍。中國內戰、朝鮮戰爭、印度之那戰爭，其戰爭根源、直接導因和敵對雙方各不相同，但三場戰爭的對手，一方是來自亞洲本土的、懷著徹底的社會變革綱領的民族解放力量，另一方屬于所謂“自由世界”陣營，或由“自由世界”的強國直接參與。這三場戰爭加起來，一共有歐、美、亞、非、拉、澳二十四個國家參與，一共吞噬了一千多萬人的生命（遠遠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堪稱是一場世界大戰。這里之所以把這三場戰爭加起來看待，把三場戰爭看作是密切相關的一次整體性沖突，其理由將在本書后面詳細展開，這也是本書的一個基本觀點之一。

　　戰后發生在亞洲的另一件出乎人們預料的事件是：二戰中在亞洲唯一的戰敗國日本，在四十年后恢復發展成為經濟超級大國。相反，亞洲前殖民地國家反而經濟發展滯后。民族發展的任務才剛剛起步，就被裹挾進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假如我們再仔細查看一下歷史，這種歷史怪現象比比皆是。太平洋戰爭的結束，是以原子彈在日本領土上爆炸為標志，象征著勝利的一方對日本以壓倒優勢的徹底軍事征服。這種壓倒性的勝利，按說應該為摧毀日本在亞洲經營的殖民體系、掃除日占時期的親日派勢力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回顧日本占領的殖民地在戰后的發展，很多時候勝利的一方和失敗的一方被顛倒了過來：1947－1951年間，在馬來亞、菲律賓、印度之那等地發生的內戰以及當地人民與重返的舊殖民地宗主國之間的沖突中，與日本在二戰中敵對的英、美、法等國，反而無一例外地支持日占時期與日帝合作的當地大地主階級和以前聽命日本的傀儡軍隊，而他們聯手所圍剿的也無一例外都是日占時期的抗日分子和抗日斗爭中形成的當地武裝力量。同樣，就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的同時，在中國、朝鮮，許多日本戰犯和投靠日帝的舊勢力被重新重用，去參與當地的內戰。1952年的舊金山和約，把這種勝利者和失敗者的反常倒置推到了頂點：戰敗國日本被給予了優厚的和約條件，重新回到了國際社會，而為戰勝日本作出巨大犧牲的中國不但被排除在和約之外，而且被簽約國家所組成的軍事聯盟所孤立包圍；和約簽訂結束了對日本的軍事占領，作為戰敗國的日本領土保存完整，而被日本侵略的前殖民地朝鮮，理應實現獨立建國，卻被外國軍隊人為地分割占領，并因此陷入內戰。

　　二戰的結束以法西斯的失敗為標志，給它蒙上了一層公理戰勝強權、“庶民的勝利”的色彩。然而，戰后幾十年的發展，不得不讓人面對這樣一個難堪的事實，就是：無論是在國際上還是在亞洲國家內部，在戰后發展中占盡優勢、得盡實惠的，是二戰中的侵略者和各國的親日派；在戰后仍飽受患難、積弱貧困的國家、民族和它們中繼續受壓迫的社會階層，也恰是那些戰爭中受日本侵略禍害最深的受害者。這種勝利者與被擊敗者命運的嬗變到底是怎么發生的？

　　隨著戰后日本以經濟超級大國的姿態出現，一些企圖修正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罪行的言論也漸漸公開泛濫起來。七十年代至今，發生了教課書事件、參拜靖國神社等事件。然而，一個常被人忽視的問題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并非七十年代始，而是從美國重新武裝日本、根據美國的意圖對日本重建就開始種下了種子。在亞洲地區的一系列沖突的掩蓋下，日本軍國主義能夠肆無忌憚地泛濫。一個令人回味的現象是，在日美同盟對中國的戰略包圍一度有所松懈、中國日本恢復邦交、印度之那戰火塵埃落定以后，在亞洲范圍的“反共”、冷戰失去了借口，日本軍國主義的言論才開始被人們所警覺重視。

　　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是：反法西斯國家在波茨坦宣言中所共同決定的被擊敗的法西斯國家將經過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的措施被美國所單方面地徹底違反，在美國的逼迫下，不顧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亞洲人民強烈反對，日本被重新武裝起來，老的戰爭侵略機器被重新開動，用來進行新的侵略亞洲的戰爭冒險。戰后的國際體系有效地幫助了戰敗國日本迅速恢復到經濟強國地位，而同是這個體系，在設計上根本沒有把被日本侵略的受害國家的利益考慮在內。太平洋戰爭后在亞洲形成的這種侵略者與受害者的利益倒置現象，被戰后美蘇冷戰的表象所掩蓋，更少有人能夠認清它的真正根源。正如同一戰結束后“庶民的勝利”、公理戰勝強權的氣氛曾彌漫一時，二戰后也一直流行著“西方民主國家解放了亞洲人民”的神話。

　　二戰后亞洲命運的這種逆轉，也不能說是偶然的。它實際上不僅是英、日、美先后在亞洲建立殖民帝國所造成的直接惡果，也是殖民主義擴張帶來的負面后果的繼續。為了澄清這段至關重要的逆轉歷史，認清戰后亞洲國際體系的不公正性和至今為止對和平與亞洲安全的威脅，就有必要重溫數百年來的歷史，特別是需要從亞洲人民的觀點、二戰中及在戰后體系中弱勢國家的觀點出發，系統地回顧有關歷史事實，包括戰后的幾條重大發展線索，如：美國對日本的占領和重建、朝鮮戰爭、美蘇冷戰等，從而來追尋這一勝利者與被擊敗者命運逆轉的真正根源。

　　第十二章、亞洲大棋局：中國、日本、印度

　　根據以上所闡發的戰略思想，來考察今天兩個超級大國只剩下一個、霸權主義卻變本加厲的新的國際格局，應能夠得出一些有益的啟示。下面將具體分析中國應如何處理和世界各國和各種勢力之間的戰略關系。本章提出的一個不同于主流的觀點是：亞洲大棋局的關鍵，在于中國、日本和印度這三個民族，能否共棄前嫌，攜手合作，重建一個亞洲人的亞洲。而中國能否成為這個亞洲聯合戰略的領導者，是中華民族的攸關利益。

聯合誰、依靠誰、孤立誰、打擊誰，這是一切政治斗爭中都必須首先加以解決的問題。在國際政治中，中國只要堅持從原則出發、言行一致、立場堅定、持之以恒，就能結下可靠的全天候的朋友，指望他們在風云變幻的國際斗爭中的支持。這樣的朋友，只能是那些和中國有著相似的受外來壓迫歷史、有著相近的不發達經濟水平、以及同樣進行著民族解放和發展斗爭的民族和人民，他們也是世界上人口的最大多數。這里面不僅包括有殖民地經歷的不發達第三世界國家，也包括發達國家和超級大國內部的廣大人民，特別是他們中的那些反對帝國主義、批判資本主義、同情被壓迫者的進步運動和進步人士。這才是中國在國際上首先需要依靠和聯合的力量。失去了他們，就等于失去了自己最基本的盟友，也喪失了克制霸權主義和超級大國的最大力量。

這里，決不提倡狹隘的正統意識形態外交（如“第三國際”的那種以我為中心的命令式的國際主義）；那種狹隘的正統意識形態外交，在當今世界也并不少見：西方所推行的“人權外交”、“民主浪潮”等就是實例。相反，“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所指導的戰略的最大優勢就在于它強調：民族不論大小，一律平等，各國人民有權按照自己的意愿，選擇本國的社會制度，有權維護本國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超級大國干涉別國內政。這個理論的力量在于它的自信——它堅信：真正給予不發達國家的獨立、按照人民意愿選擇本國社會制度的充分機會，獨立自主、自立更生并結合本地條件的可持續發展模式，最終會戰勝美國所推銷的新自由主義和大公司資本主義。中國要想光大它在第三世界的崇高聲望，也必須首先鞏固這樣的自信心。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特別應該強調的是，中國應當加強和周邊亞洲國家的關系和交往，并在這些關系和交往中突出反對世界霸權主義、反對亞洲以外的勢力干涉插手亞洲等國際原則。在這方面最為重要也將最具有成效的，就是加強中國和另一個亞洲大國——印度之間的關系和團結。

新中國和獨立后的印度之間的關系史，可說是一部展示了第三世界團結的成功與失敗的歷史。印度的重要性就在于：她是除中國外世界上最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她自身蘊藏著極大的潛力和希望，她和中國有著古老悠久的精神聯系，她在近代遭受殖民統治的經歷能喚起中國人民和其他世界人民的情感共鳴。更重要的是，印度社會的特點在很多方面都是和中國（或舊中國時代）接近的，擺在印度面前的那些仍未解決的社會近代化和現代化問題，更給中國為第三世界展示出一條獨立自主的發展解放道路增加了巨大的激勵。

自一九六〇年代以來的印度次大陸上的國際格局，除了受英國殖民主義的遺害之外，更主要地是受美蘇冷戰的干擾，使這里成為外來勢力“以亞洲人打亞洲人”、“以亞洲人制衡亞洲人”的主要地區。在這里，才是真正需要放棄受冷戰影響的舊的思考方式，強調亞洲人民之間的歷史文化聯系，強調團結一致、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所能帶來的巨大利益。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來不屈不撓、堅苦卓絕的反帝斗爭和民族解放的事業，是否能為人類有所貢獻，首先就要看中國在這個與其有著深刻聯系的重要地區的影響力。此外，中國還應鞏固或恢復那些曾經與之有過戰斗團結和第三世界國際友誼的國家的關系，特別是印度支那國家和非洲的廣大國家，加強這些和中國發展水平相近的國家在平等基礎上的經濟互助。

新中國成立后，廣大印度人民對中國人民表示了極為友好的感情。印度西孟加拉邦職工大會在一九四九年十月舉行了四千人的示威游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要求印度國大黨政府承認新中國。[1]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印度發生糧荒，饑民人口達一億以上。這期間，中國政府同印度政府先后六次簽訂了合同，一共供給印度66.65萬噸糧食。新中國成立不久，就將糧食運往印度，幫助印度人民渡過糧荒，使印度廣大人民深為感動。

南亞的其它國家，巴基斯坦、錫蘭都是與新中國最早建交的國家。這些國家都是新獨立的國家，同帝國主義和原宗主國有著程度不同的矛盾，他們在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這點上同中國基本一致。由于這些國家的歷史遭遇和民族愿望同解放前的中國相同，中國人民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對這些國家不能不產生巨大影響。

　　除了堅定不疑地團結和聯合第三世界國家大多數人民之外，如何處理與第二世界的關系就成為最重要的考慮了。由于冷戰結束后第二世界的陣容和聯盟關系出現較大的變化，這里就必須對新的情況做出新的分析。這里主要是結合亞洲西太平洋地區的局勢，重點討論中國與俄國、日本以及朝鮮半島南北部諸國家之間的戰略關系。在這一錯綜復雜、矛盾尖銳的區域，中國應堅持的最根本的原則是：對不同國家、國家內部的不同勢力作有分析、有區別的對待，分化敵對勢力的勾結，促進反霸力量的聯合壯大，進行有原則、有策略的長期斗爭。在這個地區，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機會主義、失敗主義和退縮主義，導致出現前后不一致、左右搖擺、猶豫不決的國際行為，從而喪失在該地區的國際威信和戰略機會。

　　一種流行觀點認為：在美日部分修復五十年代的軍事結盟模式的情況下，中國應以和俄國的結盟的手段加以應對。這種想法帶有機會主義的色彩，是一種短期的、被動周旋的權益之計，也不太可能取得預期的效果。這是因為：首先，俄國這個從超級大國跌落到第二世界、在經濟上正滑向第三世界的國家，其政權要么掌握在民族利己主義、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的手中，要么掌握在帶買辦性質的親西方的大財閥集團手中，無論是哪一集團掌權，俄國都沒有太多與美國和西方對抗甚至討價還價的能力與意愿。因為這兩個集團都是由一群不講原則、玩弄權力的機會主義政客組成，他們甚至可以隨時欺騙俄羅斯民眾，出賣俄羅斯的民族利益，也就會更不加猶豫地出賣任何新的或舊的國際伙伴。在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漫長苦難過程中，俄羅斯民族處在混亂茫然的精神狀態中，很難對鄰國作出任何有重要建設意義的戰略行為，況且俄國在東亞、西太平洋影響比以前大大削弱，“聯俄、抗美日”的愿望，恐怕也和對美“減少麻煩”一樣，是一廂情愿的空想。這不等于說，中國對俄國只有采取消極態度；中國能做的，是在維持與俄國的和平睦鄰關系的大前提下，在道義上積極支持俄國政治光譜中的和平、溫和與親民的派別，促進對廣大俄羅斯人民的人民外交，改善中國的國家和民族的形象，以爭取一個和平、友好、合作的北方鄰邦。

　　日本是整個戰后帝國主義圍堵政策的立足點、美國亞洲霸權的關鍵環節，對日本和美日同盟的對策是整個中國反圍堵、反和平演變的關鍵之關鍵。就目前的嚴峻形勢來說，沒有一個顯而易見或和不需作長期的艱苦細致的工作的出路。和一些流行觀點相反，這里認為，針對當前美日的新合謀，中國所應有的積極、主動的戰略，重點不是加強與俄國的關系，而是加強對日本的工作。中國對日的戰略對策，也許是中國外交策略中最費周折和思慮的，而這又和中美關系以及美國在亞洲的整個戰略意圖緊密聯系在一起。中國的一個總的目標，應該是和五、六十年代的戰略一樣，那就是：聯合和團結日本的進步力量和日本人民，利用美日之間的矛盾，爭取和影響日本的統治層，使美日聯合圍堵中國的陰謀無法得逞。

　　首先，中國必須排除那種極為眼光短淺的單純經濟主義，即把投資、貸款、貿易等事務的重要性置于國家整體外交戰略考慮之上，或把戰略考慮僅僅局限在對外經濟交往的短期的可見的利益計算之上。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國策仍然是獨立自主、自主創新，以外貿、外資作為輔助手段。即使在考慮外貿、外資方面的極大利益時，對中國國際政治和國際戰略的稍許妥協，就會構成國家攸關利益上的本末倒置。需要警惕藏匿在日元貸款中的惡性因素和兇險意圖，也應在輿論中強調中國決不以國家民族利益和日本的經濟援助作交換。同時，也應避免片面的敵對態度或斷絕來往的簡單辦法；中國對日本的策略，應是通過積極的接觸、交往以影響日本向有利于反霸事業與亞洲和平的方向變化。

從而，第二點，對日本內部各種政治勢力的了解分析，并找到行之有效的交往策略，就成為最重要的了。應吸取毛澤東、周恩來時代外交路線的一些合理因素，那就是：區別日本統治階級精英和日本廣大人民；區別作為經濟帝國主義國家與美國的附庸的日本和作為亞洲之一員的日本民族，區別日本的資產階級和受日本資本主義剝削的日本勞動階級與廣大群眾；區別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和日本人民所遭受的法西斯戰爭苦難，包括無辜平民蒙受的原子彈浩劫；區別老牌軍國主義分子和戰后戰大的對侵略歷史不了解的年輕一代。

作這些區分的原因，就在于戰后日本本身長期以來所具有的深刻的二重性：一方面它是追隨美國亞洲霸權戰略的次生性帝國主義國家，另一方面它處于遭受美國軍事占領和新殖民主義控制的受欺壓地位。中國的目標就是促進二重性矛盾的激化和轉變，使事情朝著有利于中國人民、日本人民和其他亞洲人民的利益的方向發展。

　　另外，也應看到，中國在東亞地區的國際斗爭主要是針對美國霸權；而美國在亞洲的一個重要策略，就是在亞洲國家和人民之間制造糾紛和嫉恨，從而實行“分而治之”、“以亞洲人打亞洲人”的策略。美國一方面培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迫使日本沖破和平憲法，一方面又偽善地聲稱只有美軍繼續駐留日本才能防止日本走軍國主義道路；美國一會兒跑到日本面前說日本需要美國才能遏制“中國威脅”，一會兒又跑到東南亞面前說美國不留在亞洲就不能遏制“日本威脅”、“中國威脅”。好象美國一旦從亞洲撤出，地球都要停止轉動。[2]美國的真正意圖，就在于壓制和否定日本國內一直存在的反美、向亞洲向心的和平民主力量，繼續扶植右翼反華的勢力，既讓它在向亞洲的擴張中打頭陣，又把它當做向其他亞洲國家訛詐的砝碼，起到一箭雙雕的作用。因此，區分日本進步力量和復活的日本軍國主義、聯合日本人民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首先應讓全中國人民和其他亞洲人民取得這樣的涼解：擴張、侵略決不是日本民族的特性，而是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形成的封建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造成的后果：在迫切追求外部市場同時國內需求又被嚴厲壓制的情況下，出現了日本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戰后在美國卵翼下的日本經濟又恢復了同樣的特點，呈現出經濟帝國主義；日本廣大人民同樣是財閥壟斷經濟的受害者。

　　其次應在輿論和道義上爭取日本人民。對老的軍國主義勢力要孤立、批判之，但主要是孤立和打擊右翼親美勢力。在抨擊日本軍國主義否認侵略歷史的同時，也要強調日本人民是軍國主義的最主要受害者之一，也是美國原子彈的受害者，是戰后美日同盟、美國重新武裝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最大受害者。特別要注意把老軍國主義分子的僵死陳舊的民族沙文主義，和廣大日本民眾長期在美國控制下渴求國家自主的正當愿望區分開；假如不區分，舊的軍國主義分子就能夠繼續通過渾水摸魚來搗亂，而美國就永遠找到借口繼續駐扎日本。[3]

這里不妨列舉日本社會中幾支進步力量，它們應成為加強工作的重點。首先，就是日本社會中和平反戰、反對美國長期駐軍的廣泛的社會運動，其中以成為戰后美日體系的主要犧牲者的沖繩人民的反美斗爭表現得最為堅決和始終不渝。戰后長期以來，日本人民的反帝反美斗爭，幾乎總是和聲援中國人民走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道路聯系在一起，包括幾個進步組織，如日本社會黨、日本共產黨、日本教職員組合、總評等組織或團體曾做的那樣。也有一大批知識分子團體和個人，在戰后長期不懈地堅持和平民主、反對美國駐軍、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斗爭。例如，著名的進步知識分子團體巖波研究會，曾在《朝日新聞》（一九九五年五月三日）上刊登了一份建議，主張通過日本《和平基本法》和《國際合作法》、結束美國操控下對憲法和平條款的實際破壞、改變美日同盟關系，使日本真正和其他亞洲國家和平共處。[4]

日本社會黨于一九九四年九月宣布放棄該黨長期以來的反對美日同盟、反對日本自衛隊等和平綱領，參加進統治層的政治主流，但在一九九六年十月的大選中慘敗。在所有日本政黨中，唯有日本共產黨仍保留較多的反對美日同盟關系的綱領，并在近來的選舉中頻頻取得進展。中國和日本共產黨的關系，曾深受中蘇論戰和美蘇冷戰的干擾。相信今后時期，中國和日本共產黨能在新的基礎上加強聯系。

　　第三，對于日本統治階層，主要是自民黨和其他黨派組織，也應采取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的辦法。即使是在日本精英階層內部，對于處在美國的操控下也心存不滿，如同周恩來早在一九五四年就已經指出的：“日本政府的頭上還有個太上皇，就是美國。美國人壓在日本人的頭上，這是很不幸的”。[5]在自民黨內部，就同時存在右翼親美的派別（亞洲研究會），和疏離美國的“亞洲主義”的派別（亞非研究會）；在自民黨外，存在著創價學會、公明黨等不滿美日關系現狀的勢力。即使是對親美反華的右翼反動派，和反美的右翼民族主義勢力，也要加以區別對待，從而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6]

　　總之，中國在亞洲——太平壓地區的主要地緣政治目標，就是使二戰后形成、一直延續至今的美日神圣同盟趨向削弱和瓦解，使日本重新和平地整合進亞洲，由日本人民根據自己的意愿革新日本的社會和政治經濟制度，并最終使日本勞動人民所創造的先進科學技術造福于亞洲，而不再是服務于美國的全球霸權。

當然，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在亞洲大棋局上，還有一個關鍵的角色，這就是“美利堅帝國征服下的和平”的主人。一個時期以來，中國主流媒體對出現在美國的反華言行的分析判斷，和對出現在日本的反華言行的分析判斷，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每當美國國會或美國媒體上刮起了妖魔化中國的颶風時，我們的記者和評論員都會煞費苦心地分析、琢磨，最后指出：這輪妖魔化言論只是美國體制內的一小撮反華勢力制造的，而美國的廣大人民是對華友好的；或者分析說，共和黨是對華友好的，是一些無知的民主黨人在反華；或者分析說，是極少部分保守人士在反華，自由派和中間派是親華的，等等。然而，我們實際看到的，是美國的反華聲浪一次大過一次，反華的勢力你唱罷來我登場。像筆者這樣在美國生活多年的中國人，都會知道：美國的現實與我們的記者和評論員的想象恰恰相反：妖魔化中國是美國主流社會的一個共識，在反華問題上，并不存在著共和黨和民主黨之爭，而是存在著兩黨之間互相看誰反華反得兇的攀比之爭。對比之下，我們的記者和評論員對來自日本的反華言行就不作那么多的分析和琢磨了，在簡單化的煽動下，一般是把整個日本民族都打成戰爭罪人，不分青紅皂白，不對日本內部作區分，一概認為是日本民族劣根性。其實，恰恰在日本，反華的勢力是一小撮，需要我們將反華勢力和日本廣大人民區別對待。

對美國統治層內部，不應抱任何幻想。這一點和對日本統治層的區別對待的對策應該正好相反，這是由于美國霸權和第二世界國家的異質性，特別是作為第二世界國家的日本的嚴重二重性所致。假如我們以為在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在“中國威脅論”鼓吹者和“接觸”、“交往”論鼓吹者之間，存在著什么原則性的分歧，存在著任何可以利用、分化的余地，或者以為美國統治層竟然不明白“恢復中美正常關系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的大道理，在我們苦口婆心的勸導下就能覺悟起來，那么，我們只能是在欺騙自己。

　　第十三章、中國走向政治民族

　　⑴什么是政治民族

在討論歐盟國家社會一體化問題時，于爾根·哈貝馬斯區分了兩種意義上民族，即“民族精神的民族”，和“國家公民的民族”。“民族精神的民族”是以語言、宗教和自發的共同體為基礎，而“國家公民的民族”以自由聯合為基礎。而這種依靠自由聯合和兄弟情誼而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框架，超越了部族和方言，成為一種新的社會一體化形式。哈貝馬斯這樣論述到：

　　今天，我們必須用超越民族公共領域的交往關系來建立歐洲的一體性，而這在當時是被文化精英們人為創造出來的，具體表現為作為雙刃劍的民族意識。當然，種族主義民族觀念也導致了毀滅性的排斥行為，導致了對帝國敵人的驅逐，導致了對猶太人的滅絕。不過，文化主義的民族觀念也致力于在陌生人之間建立一種團結關系。對于村落和家庭、地域和王朝的忠誠，逐步被普遍化了，這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到了20世紀初，即便在西方，也并非所有古典國家的人民都完成了這樣的轉型過程。……

　　貫徹人權和民主的民族國家框架超越了部族和方言，這樣就會出現一種新的社會一體化形式。我們今天的任務就在于把這個過程沿著抽象的途徑再向前推進一步。一個超越了邊界的意志形成過程需要一個合適的語境。為此，就必須形成一個涉及整個歐洲的政治公共領域和一種共同的政治文化。[7]

不同的中外學者從不同角度切入了這個相同的問題。甘陽以“走向政治民族”的主題，回顧馬克斯·韋伯對一個落后民族走向“外在強盛”即經濟崛起的過程中能否同時走向“內在強盛”，即一個民族在政治上的成熟的問題。甘陽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意識：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已為舉世所矚目，但中國在進入下一世紀時必將面臨的關鍵考 驗或在于，古老的中華民族能否成熟為韋伯所謂的現代“政治民族”，亦即發展出一套相對發達的政治過程和政治機制能使社會大眾都參與在本國政治之中。“政治民族”與“非政治民族”的最根本差別，就在于國民具有“責任共擔的習慣”，使發達民族在本國內部具有落后民 族望塵莫及的高度政治凝聚力。

本書的主旨是談地緣政治和國際關系，但我們對近代以來亞洲地緣政治史的回顧，已經能夠告訴我們：國際關系、國際政治是和國內政治和國內制度密不可分的。

一個政治民族，不僅能夠使社會大眾充分參與本國政治，同時對于民族整體利益，也存在著社會共識，并且積極地干預國際政治和世界政治，這個民族也是國際社會中的政治民族。按照同樣的道理，“政治市儈主義與政治不成熟”的國內政治維度和國際政治維度也同樣是高度相關的。因此，就在甘陽呼喚中國成熟為一個偉大的現代政治民族的時候，我們也就是在呼喚著中華民族成為關心國際事務、參與人民外交、具有承擔人類責任的習慣的世界民族。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已經把中華民族在現代世界中的命運，緊緊地和國際事務、世界事務聯系在一起了：“在這種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即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屬于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而屬于新的范疇了；它就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這種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經不能當作世界資本主義反革命戰線的同盟軍，而改變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戰線的同盟軍了。”

甘陽指出，現代民族的真正強盛必以“大眾民主” 為政治基礎。按照完全平行的道理，作為世界政治民族，必然要推動國際關系的民主化和全世界各個民族之間的平等與合作。而老牌的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就是這種世界范圍內和不同民族之間民主、平等的反題。

⑵爭取國際政治議程的設立權

　　為什么一個在世界上監禁人數最多、侵犯別國人權最為嚴重的霸權主義國家，卻頻頻發動人權攻勢，在人權問題上蠻橫地教訓別的國家？為什么聯合國安理會的所通過的譴責或制裁決議，大多是針對那幾個敵視美國和西方的國家，而在海外出兵最頻繁、在別國駐軍最多、屠殺別國人口也最多的國家，卻從來沒有受到譴責或制裁？為什么在一些貧困國家出現為了抵償債務每年資本向富裕國家凈流動的劫貧濟富現象？

　　在當代國際體系中，民族國家的主權在形式上是平等的，聯合國作為協調國家間關系的機構，也聲稱各民族國家一律平等。然而，由于在現實中存在著財富、資源和政治權力的巨大的不平等分配，世界政治更接近一種寡頭統治。少數富裕國家根據它們自身的利益來制訂國際體系中的游戲規則和王法，強加給貧困國家。它們之所以能在表面上主權平等的國際體系內做到這一點，主要是通過對國際政治事務的議程的設立（political agenda setting）的壟斷。只有如此，富裕國家才能既保持著統治者、壓迫者的地位，同時又把自己打扮成一切道德完善與文明進步的象征與化身。在這樣的世界上，貧困就是罪過，金錢就是美德。不跟著霸權主義的指揮棒走就是大逆不道，俯首貼耳、拱手稱臣才能得到賞錢。

應該說，在七十年代，國際體系中的這種現象曾經有所改變。這最主要的是由于在毛澤東的外交路線的指引下中國重返國際舞臺所帶來的新氣象。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新中國外交有四大支柱，它們是：支持朝鮮人民自主和平統一的斗爭，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帝斗爭，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爭取民族權利斗爭（包括支持阿拉伯國家維護國家資源和西方展開的經濟斗爭），以及支持南非人民及其他非洲國家人民反對種族主義、殖民主義的斗爭。由于中國始終不渝地推動這幾個政治議程，主動出擊，使得帝國主義勢力越來越只有招架之功，而沒有還手之力。

隨著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日益增加，由第三世界國家所提出和推動的一系列政治議程漸漸出現在國際政治中：從最早的第一次亞非會議（萬隆會議）、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非洲統一組織的成立、“七十七國集團”的成立和第二次亞非會議籌備會議，到七十年代的巴拿馬人民收復運河主權的斗爭和拉美國家維護海洋權的斗爭、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成立和減產禁運行動、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通過有關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兩個文件、[8]發展中國家保衛自己的原料與資源運動等等，嚴重地動搖著霸權主義、帝國主義國家操縱的國際秩序。八十年代以來，第三世界漸漸失去了世界范圍內的領導力量，政治議程又開始完全讓超級大國和西方所壟斷。特別是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和西方以勝利者的姿態發號施令，“民主浪潮”、“人權外交”，“救濟難民”、出兵“維持和平”，“防止核擴散”成為響亮的詞，通過聯合國安理會接二連三地對一些國家進行“制裁”、“譴責”，儼然好似離開了美國和西方，世界就是一片黑暗，地球都要停止轉動。

　　九十年代以來，東亞太平洋地區的國際政治議程的主動權也基本上操縱在美國和美日同盟的手里，其他國家的外交動議則基本上處于次要地位（包括東南亞國家的一些活動、中國和東南亞國家關系的加強，以及由朝鮮動議導致的朝美日內瓦協定等）。美國的冷戰后東亞戰略動作一個個地出臺：美日安保條約的修改延續、沖繩基地的續約，朝鮮半島“四方會談”的建議、美韓軍事演習、邀請李登輝訪美等等，這里也應包括在美國操控下的日本利用右翼軍國主義分子在釣魚島挑釁以及日本加緊推動加入聯合國安理會的永久常任席位。在美日一系列頻頻出擊同時，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在內）基本上是被動的旁觀者，至多是在事后表示關注或倉促應戰。

　　正反兩方面的教訓告訴我們：國際政治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韜光養晦”雖然能夠為中國爭取時間，但同時也會進一步增長霸權主義的氣焰，使中國的國際威望進一步下降，并越來越使自己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推行消極抗日政策，是出于“爭取時間、增加實力”、“忍讓、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內”等等考慮，表面上似乎也是為了民族利益，但在抗戰議程上落后于群眾，一步被動，則步步被動，最終為自己的政權挖掘了墳墓。

為了改變今天霸權主義和西方沙文主義壟斷國際政治議程設立的狀況，中國就必須爭取主動，不能總是跟著西方集團所不斷發動的攻勢去被動應付，而是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戰略戰術，不是去按照體系游戲規則制訂者的期望去和它互動，而是確立符合中國與廣大第三世界人民利益的游戲規則，并迫使霸權主義遵守這個新規則，以此才能緊緊地抓住在國際上的政治議程的設立權。

當前中國和國際體系內的列強經常發生矛盾和摩擦的，主要是在政治和經濟兩大領域。政治方面，是有關人權、民主、西藏、臺灣以及一定程度上部分領土和主權的問題。經濟方面，主要是貿易摩擦、海外投資、進出口產品質量爭議等等。有一種觀點和策略，是力圖將政治和經濟領域的議題分開，各自進行各自的談判，顯然這是一種被動退守的策略。政治議題和經濟議題本來就無法分開；國際體系在的政治、倫理和價值觀上的限定，和全球經濟在投資、貿易、生產方面的活動是緊密相關的。在這個問題上，是國際關系理論中的理想主義、自由主義學派更接近現實，特別是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國內國際政治經濟日益連成一體的世界上，而國際關系理論中的現實主義學派的觀點，離開二十一世紀的全球現實越來越遠了。

　　確立反對霸權的政治議程的最根本出發點，就是根據霸權和單邊主義的致命弱點，不斷對它那些不勝枚舉的違反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的、十分不得人心的那些惡行提出批評和譴責，包括歷史上西方帝國主義侵略所留下的貽害，必要時發動制裁和訴諸法律；同時動員和聯合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針對不發達國家和地區那些被西方根本忽視的迫切問題，在經濟、社會、國際政治等各方面提出建設性的動議，促進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的團結互助，使它們爭取掌握自己發展的命運。

　　美國目前最主要的國際戰略分三個地區：第一是在東亞地區加強美日戰略同盟，在朝鮮半島問題上以“六方會談”的形式作主動出擊，并暗中以推動日本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會作為和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周旋和討價還價的砝碼。第二是在中東地區繼續維持霸權和軍事干涉，繼續推行占領伊拉克、圍堵伊朗、敘利亞等國家的政策。第三是在冷戰結束后的歐洲，一方面把軍事力量插足到巴爾干和中亞，另一方面推行北約東括，并力圖繼續主導歐洲事務。這對美國所準備的同時打兩個區域戰爭的軍力已有超出之虞，使得兵力、資源不敷使用，捉襟見肘。

　　在東亞和其他兩個地區，美國戰略的推行都不外乎是三方面議程，一是強制實施“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通過國際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推廣 “休克療法”、“全球化”等；二是在政治和輿論宣傳上，把與之敵對的國家描繪成壓制人權或對外侵略威脅的國家，以從內部顛覆的方式推行“民主化浪潮”和“顏色個面”；三就是以更赤裸裸的軍事干涉方式圍困、侵略別國。

　　中國應提出并推動的政治議程，也應是在政治、經濟和反軍事干涉三個方面，而政治議程的重點亦應首先是東亞地區。中國應主動提出的幾個最重大的國際政治議程應該包括：（一）要求外國軍隊撤出亞洲所有地區，這首先包括一切外國軍隊分批分期、在預先制訂好的期限內全部撤出朝鮮半島，然后主要由朝鮮半島人民自己依照和平、民主的方式，在國際監督之下完成自主的統一。（二）支持日本人民反對美國軍事基地、反對破壞和平憲法、反對繼續加強美日軍事同盟的斗爭。應集中力量，整理資料，向全世界公布戰后美國是如何替日本掩蓋侵略亞洲的罪行，包括保護和包庇罪大惡極的“七三一”細菌部隊、釋放大批侵略亞洲的軍國主義戰犯、以及在戰后恢復財閥經濟、鎮壓日本人民和進步組織等一系列事實；堅決反對日本在目前還是美國的忠實走卒的情況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永久常任理事。（三）在督促日本盡快妥善解決遺留中國的化學武器、督促日本正確認識侵略歷史的同時，發動和協調朝鮮、印度支那國家，對美國在朝鮮戰爭、印支戰爭中使用生物、化學武器，使用生態戰術以及大規模屠殺平民等戰爭罪行進行道歉，并督促其賠償損失、責其處理仍遺留在印度支那的對當地人民造成危害的各種遺留武器炸彈。（四）聯合日本人民、南北朝鮮人民、印度支那人民和其他東南亞、南亞國家人民，為實現亞洲無核區而努力：即在亞洲的所有無核國家內禁止存放、運輸核武器，在亞洲的主要海上通道上禁止通行運載核武器的船只，要求全世界的核國家對亞洲無核國家承擔永不使用核武器的保證。

　　根據同樣的戰略指導思想，亦應對全球性的事務，特別是有關第三世界國家切身利益的問題，對美國和西方霸權針鋒相對地提出以中國為代表的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為主體的政治議程和行動方案。其中最為重要的應包括：譴責和制裁多國資本與跨國資本對不發達國家人權的踐踏；譴責和制裁超級大國在海外的軍事部署和軍事干涉造成的對其他國家主權的踐踏；討論并解決發達國家對人類資源的嚴重浪費和環境的巨大破壞；批評和譴責發達國家內部違反移民與少數民族的人權的現象；以制度的方法解決不發達國家的債務問題，使貧困國家能夠掌握自己的經濟資源并走上自主發展的道路；反對由超級大國和西方集團所控制的國際組織（如北約、國際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七國首腦會議等）壟斷世界事務，徹底改造聯合國安理會、聯合國難民委員會和聯合國食品計劃等現有國際組織，成立和加強不發達國家的國際組織，和西方集團相抗衡。

　　主動出擊、抓住正確議題、積極推進第三世界的政治議程，這是中國爭取國際主動權的最有效的戰略。這并不是個可以偷懶或不需要動腦筋的戰略。然而“減少麻煩”恰恰不是能夠通過單方面地表達“加強合作”的意愿所能達到的；要想真正減少麻煩就得不怕麻煩，要想避免對抗就得首先不怕對抗。害怕“麻煩”和對抗的最終結果，只能是招致更多更大的“麻煩”和更不利條件下的對抗。這就是“麻煩”和對抗的辯證法。這也是成熟的政治民族在國際政治和世界事務上所必須學會的。

另一方面，這也是一個對西方在政治、經濟、文化與意識形態方面的各個方面的霸權或稱盟主權的挑戰，因此就要學會一些重要的意識形態和話語操作：既要駁斥那些把這個反霸政治議程的丑化、妖魔化，又要保持和外界交往，學習外國先進技術。其實，這個新的政治議程和的新的戰略，是在另一種意義上擴大中國的對外開放：在國際層次，經濟和政治更是緊密相連，經濟上的對外開放，就不可避免地帶來政治上的接觸和聯系，而政治是基于利益沖突的基礎之上，不去正視它，就等于自動放棄自己的利益。中國在當前的經濟上的對外開放中，還沒有過多重視作政治和文化思想上的相應調整，對第三世界的援助和幫助還不是很多，對第三世界對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的民眾抗爭有的比較隔膜，在國內思想界和學術界，曾在一個時期內，來自西方統治層的各種意識形態，如現代化理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建立了一統天下，不容不同聲音和意見的存在，形成了奇怪的西方“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言論和思想專制。

毛澤東時代的許多對外政策元素值得借鑒。當時，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反帝斗爭、反對資本主義體制的斗爭是息息相通的，毛澤東號召中國的青年們“胸懷祖國，放眼世界”；而在全世界，不僅第三世界國家的進步人民對中國抱著敬仰欽佩的心情，即使在發達國家的革命知識分子、群眾運動和馬克思主義政黨組織中，毛澤東和中國也有極大的聲望和影響。當前的中國，完全可以加強和第三世界和西方社會內批判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的輿論思想的溝通，加強和全世界進步運動的和進步的群眾團體的聯系，特別是關注世界資本主義的矛盾和危機，關注它的發展動向、了解國際上各種沖突和抗爭的詳細情況。既然國門打開，就必然受全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也就必須知己知彼，才能在反霸斗爭中占據有利的位置。

　　舉例說，1990年代，當英國在香港問題上反復制造麻煩時，前大英帝國歷史最久的老大難問題——北愛爾蘭問題卻爆發出來。假如我們當時對北愛爾蘭問題上堅持一個鮮明的態度和立場，以堅決的反帝反殖原則對待香港、北愛爾蘭和世界上一切非殖民化問題；另外假如我們在國際上有一大批反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忠誠的朋友，那么在香港回歸問題上，我國就就有充分的、強大的討價還價杠桿，而英國恐怕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余地。1996年，當日本右翼軍國主義分子在釣魚島上目中無人地挑釁、自以為中國拿他們沒辦法時，日本統治階級在另一個地方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嚴重打擊：在日本經濟帝國主義在大洋彼岸的最新殖民地秘魯，日本天皇的生日宴會被圖帕克·阿瑪魯游擊隊沖翻，一批日本統治階級精英們威風掃地，日本和美國的統治階級為之大驚失色。然而可嘆的是，我國的一些主流報刊在報道這件新聞時，竟是和日本統治階級站在一個立場，講一些“恐怖主義”十惡不赦的陳詞濫調，而根本不去追究產生這種“恐怖主義”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在日本經濟帝國主義殘酷剝削下和當地統治階級的黑暗專制下，貧困兩極分化，民不聊生，整個社會陷入苦難的深淵。當時，全世界的進步輿論和維護人權的聲音是站在圖帕克·阿瑪魯這一邊的。而當時世界華人界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聲音和力量，卻缺少國際政治的視野，沒有能力將自己的政治議程和這個突發事件聯系在一起。

　　爭取反霸斗爭的主動權的另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動員群眾，開發民智，積極引導人民的愛國情緒，使它成為戰勝霸權主義“西化”、“分化”和“圍堵”戰略的最強大力量。毛澤東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有種觀點認為愛國情緒不利于對外開放，還會打亂國家的外交部署。這是一個莫大的迷思。

　　官僚主義是民主政治的反題，是民眾參與的反題。官僚主義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把群眾當成供官僚精英來管理的被動的物品的統治者，把人民鄙視成智力低下的群氓與烏合之眾，因而不屑也不敢依靠民眾的力量。今天的中國，正在開創自己的政治文明，正在走向政治民族，人民大眾已經在政治上相當成熟，中國已經不再是處在青年們為了抗日救國要冒著殺頭的危險的蔣介石政權的時代，也不再是八國聯軍和義和團的時代；只有在那種黑暗年代里，中國和外界的接觸才需要建立在喪權辱國、人民受壓制的前提下，只有在那樣的社會里，賣國是正當，愛國是罪過。假如人民自己的愛國聲音的表達，竟會那么大程度地影響外資、竟會那么嚴重地干擾政府的外交政策、危及國家利益，那么，恐怕我們國家是不是由人民當家做主的命題，都成為疑問了。

　　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真正有能力擊退霸權主義的思想和文化攻勢的，是千百萬愛國的青年和工農群眾；當他們中的大多數開始對“和平演變”和霸權主義說“不”時，當他們當中的大多數開始拒絕從“萬寶路”香煙到“現代化”理論的各種貨色時，反霸斗爭才有了必勝的保證。單獨靠政府的行政管理是不夠的。毛澤東說：“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對于今天的反霸斗爭，人民和人民的領導者之間的關系，也應該如此。下面就是近年來頗為活躍的民間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抵制日貨的行動為例，說明這種民間活動的寶貴之處和不足之處。

⑶“抵貨”：資本全球化時代的公民不服從

抵貨在當代西方，是一項最為普遍的、最為溫和的、也最經常被應用的公民不服從方式。在香港，抵貨被稱為“杯葛”，這是英文“ｂｏｙｃｏｔｔ”的音譯。

中外歷史上的“抵貨運動”，一般都帶有政治的和經濟的兩個面孔。一個經典的例子就是：十八世紀在英屬北美殖民地，發生了由波士頓和紐約商人參加的抵制英國貨物運動，而這場表現為經濟斗爭的“抵貨”運動，成為美國獨立戰爭這場政治革命的序曲。二十世紀初中國開始出現抵制外國貨物的運動，它最初帶著比較單純的發展實業、振興民族經濟的色彩。而同時期發生在印度的抵制英國貨物運動，則更凸顯了印度人擺脫殖民統治的政治訴求。中國的“抵貨”浪潮,在“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和1931年開始的中日戰爭中，逐次達到高潮，其政治色彩也愈來愈壓倒其經濟意義。最終，它成為全民抗戰的一部分，“抵制日貨”也成為民族救亡的銘志和口號，擁有了圣像化的符號意義和高度動員能力，使它成為當今國際政治中的一個重要變量。

一個抗日救亡的主題，綿延至今，仍然是調動大眾情感、動員集體行動的力量，這個現象本身就說明：現代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在所謂“人類文明大融合”的全球化時代，也并未畫上句號，無論是在經濟維度上，還是政治維度上，民族的集體焦慮仍未化解。這就有必要考察一下：作為大眾集體行動手段的“抵貨”，是如何橫跨了一個世紀，面對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迅速全球化的世界。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抵貨運動”中，所涉及的貨物是相對簡單的，主要是棉紗織品、日用百貨等輕工業產品，也包括日本在中國的采礦生產。這時期，外國資本對中國的大規模直接輸出相對較少（“滿洲國”除外），僅包括日本在大城市的紗廠、少量商業資本，以及在中國的礦山。

    日本貨物伴隨著日本侵略軍隊在中國泛濫，這是“抵制日貨”運動的歷史背景。日本的侵華戰爭，其實也是在暴力主導之下的一種特殊模式的全球化，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全球化模式。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特別是冷戰結束后的全球化浪潮，是資本主導之下的全球化，在這種全球化模式下，“貨物”已經不再是跨國流動的主要因素，“資本”取而代之，而跨國資本的復雜、隱秘、無處不在，對傳統的“抵貨”運動形成巨大的挑戰。

    首先，資本的構成變得多國化、國際化，主導這個過程的就是擁有巨大資本的、不斷互相購并的跨國公司。它們不再具有十分明確的國籍，然而，卻毫無例外地來自發達國家。比如：2005年北京“抵貨”行動中的“抵貨”名單上的日本的三菱汽車公司，其實是由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控股（擁有37%的股份），而后者又是由德國的戴姆勒-奔馳公司和美國的克萊斯勒公司合并而成的。因此，是來自德國的、美國的、日本的資本共同控制著三菱。如果說，三菱汽車公司是在中國人的“抵貨”名單中，那么，利益受到直接影響的，就是世界第三大汽車生產商——戴姆勒-克萊斯勒。

    第二，跨國公司的產品，其生產過程高度國際化，因而絕大部分產品是多國籍化的。所謂的“日貨”，不再是日本紗廠生產的棉布，或者日本進口的商品，而通常是具有日本的核心部件、知識產權、營銷計劃，而由不發達國家提供次要部件并組裝加工而成。中日貿易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是這種隱性的“日貨”。比如，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北京代表處的資料，由于中國計算機、手機、數據家電生產的擴大，2004年上半年由日本進口的高端半導體電子部件、液晶設備等價值62.3億美元，由日本進口的汽車零件為12.1億美元。而這些大規模進口，又是和日資企業大量轉移生產基地同時保留核心技術、日本自身產業“空洞化”有關。

    在２００５年“抵貨”行動中首當其沖的“朝日啤酒”，其生產商是朝日啤酒株式會社和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該公司在煙臺、杭州、泉州、上海、深圳都有生產、銷售和投資公司。該公司還購買了北京啤酒廠55%的股份，投資約5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3.8億元）建新工廠，生產北京啤酒和朝日啤酒。朝日與伊藤忠購買的另一家公司是康師傅飲品，擁有該公司50%的股份，而康師傅是臺灣的食品企業，已經包含有日本三洋食品的投資。

在２００５年“抵貨”名單上的另一家公司味之素，在上海、廣州、天津、江蘇、河南、四川、香港，有多家分公司，生產、銷售網絡遍布中國。日本在華企業生產的“日貨”，通常有中國自己國有的股份。而原來本來是純正“國貨”的產品，如北京啤酒、青島啤酒，現在卻由日本控股的企業在中國生產。

    第三，資本全球化時代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再局限于“貨物”的生產和流通，而是擴大到無形資產和服務領域，比如金融、保險、知識產權等。再一次以２００５年“抵貨”名單上的一個日本公司為例：日本住友生命保險公司2005年春節前夕通過網站宣布，住友生命計劃在今年與中國人保控股公司合作，在中國內地成立合資人壽保險公司。住友生命擬入股29%，涉資37億日元（約2.93億人民幣）。

    綜合以上三點，資本全球化時代的“日貨”已經不再簡單。既然中國決定在經濟上和國際接軌，也就無法避開“日貨”，因為“日貨”早已是我們要與其接軌的秩序的一部分。這既是改革開放實踐的結果，也是資本跨國流動的必然邏輯。

在資本全球化時代，資本的流動、擴張是如此復雜，其滲透是如此深刻、徹底，使得傳統的“貨物”觀念、“以國家為單位的生產”等觀念不再和當代現實相吻合，在這種情況下，“抵貨”的號召雖能夠調動一時的情緒，卻無法訴諸理性的思考，無法訴諸前后一致的實踐。在肯定“抵貨”行動的正當性、正義性之外，還需要以冷靜的、求知的態度面對錯綜復雜、充滿矛盾的現實，以尋求超越“抵貨”的局限。

    “抵貨”行動的可貴之處，是一種公民責任感，即在和平、守法的條件下，通過公民個人所能控制的選擇，參與公共事務，表達正義的情感。這樣，“抵貨”運動在不同領域內完成了雙重跨越：即：

個人領域 à 公共領域，

以及：經濟領域 à 政治領域。

    然而，我們還是能看到，作為民眾動員的“抵貨”行動，仍然是一種間接的訴求，一種迂回的抗爭，一種弱者的無奈。這是因為：從輿論倡導，到個人的購買選擇，再到大批個人選擇所形成的政治壓力，這是一個間接的、不確定的、被動的過程，如果說動員是“抵貨”的手段，而“抵貨”是達到某種政治目標的手段，那么，這個過程可以表達為：

       政治手段 à  經濟手段  à  政治目的

    然而，我們知道，政治、經濟既是相關的，也是有所區別的。在一個民主的社會體制下，政治目的通常是直接通過政治手段（亦即民主政治手段）達到；即：

       政治手段   à   政治目的

而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或者欠缺民主的社會體制下，有時政治目的必須通過經濟手段來達到，錢權交易、賄賂收買是這種情況，抵制貨物也屬于這種情況。

“抵貨”的基本原則，就是動員每一元錢，去給貨物或者公司投不信任票，這是一元錢一票的原則。而更為民主的公共選擇，應該是一人一票，每個公民都應有同等的機會和權數直接發表意見，從而形成民主的共識。

毋庸置疑，在資本全球化時代，民主遭到了攻擊，即使是在有民主傳統的國家，公民的權利也遭受到侵蝕。資本全球化，確實是全世界強者的大聯合，貧弱國家、各國弱勢階級、弱勢群體是當前全球化的被犧牲者。人類文明的大融合面臨著大分裂的危險。

然而，封閉自守、盲目排外、回歸過去，并不符合弱勢國家、弱勢群體的利益，它們的利益和未來，有賴于一個另類的全球化模式，也就是建立在民主、平等、關注社會需要和自然環境的基礎之上的全球化，這是一個符合普通人利益的和諧國際社會。畢竟，普通人永遠是大多數。

如果說，我們能夠從反對資本全球化的國際運動中找到啟示，那么，我們就有希望將“抵制日貨”這一抗日救亡遺產，創造性地轉化成一種重新具有生命力的當代實踐，姑且稱之為“資本全球化時代的公民不服從”。

“公民不服從”傳統來自印度反對殖民主義運動和一些西方國家的下層人民的抗爭。之所以借用這個詞，是因為“公民不服從”傳統和“抵貨”運動有一些重要的共同點。首先，它們都屬于弱者的抵抗手段，具有自發性，適合民眾的廣泛參與；它們都強調道德感召，主張將個人的微薄貢獻積少成多。

它們的不同之處在于：“抵貨”行動基本上仍然局限于消費者個人的選擇，而“公民不服從”則試圖將被動的消費者轉化為積極的公民，更直接地運用憲法權利、媒體、公眾輿論等公共空間，通過交流和溝通，表達人們的社會關注，推動社會公平和正義。如果說，傳統的“抵貨”是以大眾購買力去和公司的金錢勢力較量，那么，“公民不服從”則把“道義”引進方程式，使天平倒向弱者一邊。

發生在西方國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反對資本全球化的國際運動，具有策略靈活、立足草根基層、有理有利有節、高度國際化的特點。這既包括廣泛的民眾動員，也包括非政府、非盈利的民間組織長期務實的工作；它們有時采取間接的“抵貨”手段，以制裁那些損害勞工權利、破壞環境的跨國公司，有時也采取更直接的公民社會手段，起到監督、請訴、倡導的作用。

“資本全球化時代的公民不服從”這個想法能否成立，取決于：在公共意識中，能否超越簡單、狹隘的排外情緒，浮現出一個國際化的、全球化的視野，從而積極地構建民主的、開放的公共空間，和一個平等、公正的國際秩序。

    結語：中國要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

　　　　　    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

　　　　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

　　　　　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

　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毛澤東：《念奴嬌·昆侖》，一九三五年十月

　　兩百多年前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一位同情第三等級、積極參與革命的名叫西哀士的神甫寫到：“第三等級是什么？迄今為止什么也不是。……第三等級要求什么？第三等級要有所作為。”

　　當法國大革命進入高潮，一位著名的雅各賓派領袖圣茹斯特說：“法蘭西已經為人類鞠躬盡瘁。”

　　一八七一年法國巴黎公社遭到血腥鎮壓之后，公社社員歐仁·鮑迪埃悲憤地寫到：“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作天下的主人！”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中寫到：“除了別的特點之外，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

　　“因為中國是一個具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和六萬萬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

　　善于捕捉歷史含義的讀者，也許能從這些歷史性的千古絕響的名言中發現：它們的作者試圖在當時歷史的偉大激流中尋找一種普遍的意義，一種超越當時當地的情景、指向未來和全人類的偉大追求。

自從1990年代以來，民族主義在中國就一直是一個熱門的話題。但是，在各種媒體和論壇上對于這個問題的討論十分龐雜，深度和水平不一，很難做一個簡單的評價。但是，可以認為，絕大多數的討論是在混亂、誤解和誤讀當中進行的。

在民族主義問題上，有這樣幾個基本層次：民族的安全和生存利益，民族內部的社會契約和政治經濟，民族的文化認同，以及民族的使命和對世界文明的貢獻，這最后一個層次是民族主義意識的最高層次。在這個層次上，民族主義已經不再是狹隘的，不再是民族利己主義，而是一種自尊和自愛，以及為人類作貢獻的世界主義和利他主義。

　　從長遠的歷史看，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一個根本問題是：中華民族，這個占人類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國，是否帶著她的歷史使命？她將給當代人類奉獻出什么？她將成為什么樣的民族國家，并在這個實現過程中完成什么樣的歷史使命？

自20世紀世紀以來，“民族主義”一詞的含義變得非常復雜和歧義。在一些人的理解中它和一切最反動、最野蠻的范疇聯系在一起。這里，不妨轉引印度哲人泰戈爾的幾句精辟深刻的格言：

·        “民族長期以來靠肢解人性得到繁榮。人，是上帝的最美好的創造，經過民族的加工廠卻大批地變成了進行戰爭和掙錢的傀儡。”

·        “民族的概念是人類發明的一種最強烈的麻醉劑。在這種麻醉劑的作用下，整個民族可以實行一整套最惡毒的利己主義計劃，而一點也意識不到他們在道義上的墮落——……”

·        “沖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義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礎不是社會合作。它已經演變為一種完備的權力組織，而不是精神理想。……”

·        “這種政治經濟組織的別名就是民族，當它靠犧牲高尚的社會生活的和諧而變得力量無限之時，也就是人類的遭殃之日。”

·        “永遠不要仿效西方民族主義，把有組織的自私自利作為自己的信仰。”

在這些之后，我們還可以感嘆：“啊，民族主義，多少罪惡假汝之名！”

有關民族主義的起源，有各種不同的理論看法。民族主義的自我敘事通常是：民族的存在是早就給定的，作為實體的民族都有悠久的歷史，而不是人為創造出來的。然而，帶批評觀點的理論家，通常是持相反的觀點，認為：民族認同是民族主義運動的產物，或者是現存的統治者為了將自身的統治合法化而制造出民族認同。并不是先有民族，然后有民族利益，再有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者；真正的順序是：先有民族主義者，他們制造出民主主義意識形態，發動民族主義運動，然后才形成民族認同。這就是西方學術界在民族主義問題上“原生主義派”(primordialist)和現代主義派(modernist)的分歧。[9]

祖籍捷克、生前在倫敦經濟學院和劍橋大學任教的學者恩尼斯特·格爾納是現代主義派別的主要人物。格爾納的觀點是：民族和民族國家不僅是晚近的事，而且是在特定的現代條件下產生的，這些現代條件包括：工業革命、社會流動、大眾識字的普及、公共教育等等。[10]自從二戰以來，西方學術界對民族主義的看法大多傾向于“現代主義派”，而把民族主義的自我敘事，即民族自古就存在的敘事，看作是所謂“回溯民族主義”(retrospective nationalism)。比如：霍布斯鮑姆認為：民族主義屬于“被發明出來的傳統”，其中包括民族符號，民族神話，以及根據需要被剪裁過的歷史。

英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中，提出了民族和民族主義是“特殊的文化的人為事實”的不同尋常的觀點。在安德森看來，先有的民族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因為相當晚近的一些歷史事件和社會發展所引發的，這包括：拉丁文的衰落、印刷出版業的繁榮、宗教改革和新教的興起、方言的擴散與大眾閱讀群體的擴大等等。市場資本主義、印刷科技、人類語言等等宿命的多樣性的因素的重合，使得一種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體成為可能，為現代民族登場搭好舞臺。

在安德森的理論框架中，現代所有的民族國家都產生于近代以來的四波民族主義浪潮。安德森的觀點與眾不同的地方是：通常被認為是新興起的國家，成了最早的現代民族國家，而各個古老文明，反而成了最晚近的民族國家。四波民族主義分別是這樣的：第一波，18世紀發生在南北美洲的脫離母國實現獨立的所謂“克里奧爾”民族主義；第二波，19世紀發生在歐洲的以被壓迫民族解放為內容的民族主義；第三波，19世紀發生在英國、俄國和日本、由皇室和官僚推動的以文化同化為目的的官方民族主義；第四波：20世紀發生在亞、非洲的以反帝反殖為內容的民族主義。每一波晚近的民族主義都是對前面幾波早期的民族主義浪潮的模仿。

“想象的共同體”似乎可以這樣理解：真實的共同體是面對面的、人與人互為熟知、每天都處在密切互動之中的實際社區，而想象的共同體是虛擬現實的，是通過各種文化想象手段建構的政治聯合。通常，國家越大，民族人口越多，民族主義也就越強。然而，事實是：國家越大，民族人口越多，能夠保持面對面、互相熟知的人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就越小。可見，以文化媒體手段實現民族想象多么重要。

在西方學術界少數屬于“原生主義派”的是安東尼·史密斯，他關注的是現代民族的在過去歷史中的傳承和連續，關注以種族血緣連帶為基礎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認同。種族傳承、共同記憶、共享價值和符號，這些是民族實體形成過程中必備的條件。史密斯特別區分了以種族認同為基礎的當代第三世界民族主義，和西方發達國家以公民身份和政治共同體為基礎的民族主義。[11]

無論是民族主義的“原生主義派”還是現代主義派，都會承認：現代民族主義大多帶有計劃和人為的成分，一個民族的性格、價值和符號，除了歷史的、地域的和種族的遺產之外，和該民族的有目的自身確立的運動有密切關系。

在民族主義問題上，很遺憾地存在著另一些簡單化的理論和觀點，比如將民族主義等同為非理性主義，或把民族主義和反西方情緒視為同一范疇，總之，建立起一些似是而非的二分法。僅僅從一種非歷史的、狹窄意義上理解，確實可以將民族主義和非理性聯系在一起，視其訴諸狂熱情緒，是受挫折心理、或懷有復仇心理、或懷有“羨憎交織”心理、或仍未具備現代化的理性思考方式所導致。更進一步，還可以將民族主義等同于愚昧、反西方、排外、不符合世界潮流、不利于匯入世界文明、不利于現代化。

總之，“民族主義——世界主義”、“民族狂熱——理性開放”、“反西方－現代文明”這些二分法，吸收了 “現代化理論”的最簡單化、最誤導的部分。其主要問題,是它非歷史的視角。現代民族主義的歷史告訴我們：現代民族主義在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中誕生，它是啟蒙主義理性精神對傳統封建等級的勝利，可以說，現代民族主義的產生，恰恰是代表了理性精神對非理性精神的勝利，而不是相反。近代以來民族主義的興起，在更多時候是以民主、解放、平等、自由這些啟蒙主義的中心理念為基礎的。把特定歷史過程中和特定的經濟關系中的社會契約和民族形成的運動，都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內容，將其化約為心理層次的挫折心理、復仇心理或“羨憎交織”心理，都是犯了社會科學中所說的“歸約主義”的錯誤。

將民族主義和非理性、煽動性、乃至盲目破壞性聯系在一起的觀點似是而非。首先，人的本質就是復雜的感情動物。作為人都有平等、尊嚴和群體認同的需要，民族主義恰是出于人的這種需要。任何現代的意識形態，都有理性的因素，也有感性的、人文的因素。人類學和哲學的最新研究指出，連被認為是最客觀中立的現代科學，都蘊涵著帶西方文化特色的一些根本預設。因此，沒有什么所謂“非理性的、情緒性的民族主義”，和理性的、冷靜的個人主義和國際主義：這樣的二分法是不成立的。應該說：現代民族主義既有召喚人的平等、尊嚴和自強的本能的一面，也有理性地追求群體利益的一面。而個人主義和國際主義也同樣有類似的兩面性。比如：作為西方個人主義極致的后現代商業消費主義，在一些方面反而是動物性的和非理性的。

其次，從歷史角度看，現代民族主義來源于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它以“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性精神，和公民驕傲感取代舊制度中對國王的效忠和對封建等級的迷信，可以說，現代民族主義的產生，代表了理性精神對非理性精神的勝利、民主對獨裁的勝利，而不是相反。至于將民族主義和非理性、煽動性、乃至盲目破壞性聯系在一起，一定程度上是和本世紀三十年代法西斯主義的肆虐、以及勒龐的《人群》一書（書中認為理智的個體人加入到人群中就容易喪失理智）的影響有關。因此，應對不同的民族主義作具體分析。

1870年到1871年的普法戰爭后，法國國土被普魯士踐踏，阿爾薩斯—洛林地區被迫割讓，在這個屈辱的、悲痛的歷史時期，法國作家、哲學家恩尼斯特·洛南于1882年發表了著名的演講《民族是什么？》。戰敗、受侵、受異族蹂躪，成為民族主義的溫床。

不同的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區分，就是弱者的民族主義和強者的民族主義的區別。縱觀二十世紀世界上的民族主義，一個重要的分野，就是二十世紀前半葉歐洲法西斯國家的民族主義，和二十世紀下半葉非西方不發達國家的民族主義。假如說，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中民族主義的主旨是建立民族國家的主權在民和公民平等，那么，一八四八年在全歐洲范圍發生的革命中，歐洲弱小民族以表達自己的民族意識的方式來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壓迫，它代表了現代民族主義的另一個主旨，就是受壓迫的弱小民族對帝國主義的抵抗。

中華民族的現代民族意識，是在飽受強大外敵的百年屈辱、宰割之下，在“最危險的時候”奮起抗爭中形成的，孫中山先生遺囑中“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的呼吁，道出了中國民族主義以弱抗強、爭取平等的真諦。二次大戰后，民族解放的大潮席卷了亞非大陸。究其實質，無非是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的理想波及到歐洲之外的世界。然而，從馬志尼到列寧到甘地，都認為，民族主義產生和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一群人感受到了外來勢力的集體壓迫。這種先有民族壓迫，才產生民族意識的民族主義，就是所謂“弱者的民族主義”。應該說，近代以來，民族主義主要是弱者所有的一種意識，唯一的例外，就是二十世紀產生的法西斯主義，它屬于“強者的民族主義”。

也應該看到，現代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在大多數情況下，并不乞靈于民族主義，而是依靠另外一些抽象的意識形態，如大英帝國的自由貿易，后冷戰時期西方的“有限主權論”、維護人權等。弱者的民族主義和強者的民族主義的區別，就是前者在最根本上，是同情弱者、聯合弱者，反抗強權的，而后者在最根本上，崇拜力量和強權，是一種以大欺小、以強凌弱的沙文主義意識形態。現時蔓延歐洲的新納粹運動，繼承了法西斯理念，除了排外言行外，更有對婦女、老人、殘疾人等弱勢群體的蔑視和迫害。

相反，由孫中山先生首倡的中國現代民族主義，一開始就提出“五族共和”、“耕者有其田”等平等主張。中華民族在自身解放過程中，也使歷史上受壓迫的少數民族提高了地位。五九年以來中國整理出的藏族史詩和文化史料，比達賴和領主統治期間的要多得多。同樣，在中國境內保留下來的蒙古族語言文化要比外蒙完整豐富得多，以致已經改用俄文字母的外蒙今天要從中國來引進蒙古的民族文化，從古籍到電視劇。將民族主義一概歸納為沙文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意識形態，是將強者民族主義和弱者民族主義相混淆。

有了強者民族主義和弱者民族主義這兩種不同范疇作為我們的分析工具，我們在考察和分析民族主義問題上，就能夠更加細致、更加全面了。上面已經指出，現代中國民族主義主要是弱者的民族主義，是以平等、解放、民主、道義為基礎的。同時不應否認，在當代中國人的意識當中，強者民族主義的話語和心態也在發展。實際上，自從改革開放帶來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以來，這種類型的民族意識在中國已經悄悄興起，特別是在那些被稱為是新興的財產階層、成功人士（或者渴望成功的人士）人群中，這樣的意識就更加明確，并漸漸地向一般社會大眾那里傳播。《第三只眼睛看中國》中敘述了這樣一個情節：“筆者在中國旅行期間，曾隨同許多衣裝入時的中國人乘船游覽中朝界河鴨綠江。當船抵近北朝鮮的新義州市的岸邊時，船上的中國人高聲向岸上比他們更面黃肌瘦的朝鮮人呼喊，過來嗎，這邊有狗肉吃。其民族優越感和沙文主義情緒給人極深的印象。”這里所描述的，實際上也是本書分析過的那種信奉“實力的硬道理”和“外交現實主義”的意識形態。

　　此外，在海內外中文輿論界還流行另一種觀點，即基于“原生主義”或文化復古主義的中華民族主義。這種觀點主張：把現代中國民族精神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價值之上，或是對傳統價值加以創造性的轉換，使它成為一種有別于西方文化、又能夠適應現代社會、經濟和國際環境的現代中華民族主義。集結在這種學說之下的，又有多種其他主題：“亞洲價值”的提倡者認為應以強調亞洲社會的特殊性和亞洲文化傳統的價值來抵御西方推行的“民主化浪潮”；“大中華”文化圈或經濟圈的提倡者主張以中國文化為旗幟來統一至今仍處在不同的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下的大陸、港、臺；“新權威主義”的倡導者認為亞洲“四小龍”先發展經濟、然后再發展“民主”的模式是國家發展的最佳戰略等等。然而，總的來講，“原生主義者”或文化復古主義者提倡的中華民族主義的內涵偏于蒼白，給人一種被動防守、固步自封的印象，主要是因為這種觀點缺乏對人類解放等宏大問題的解答。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基于簡單化的“現實主義”觀點的“強者的民主主義”，和基于“原生主義”或文化復古主義的中華民族主義，都不能令人滿意，都不足以讓思想沖破西方“現代化”理論、西伐利亞傳統的國家理論和狹隘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的牢籠。我們需要拓展出一個中華民族發展解放道路的全新的視野，我們不能辜負一百多年來我們的先輩為現代中華民族的解放所付出的堅苦卓絕的奮斗與流血犧牲，我們應該有信心地說：“中國將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

　　那種認為中國只需重復西方發達國家所走過的“必由之路”的思想，與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來的艱苦斗爭和由此所凝造的中華民族的民族身份認同格格不入。它的本質是庸俗的、缺少精神內涵的“財大氣粗”意識和爬行主義的奴化思想，這樣的思想境界不但根本無法和西方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雄心勃勃的思想境界相比較，也遠遠落后于今天那些已經十分保守庸俗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精英的思想境界。沿這條道路走下去，最大的希望也不過是將來模仿著西方的樣子成為體面的國家或儼然成為超級大國（且不談這只能是一廂情愿），任何人類解放的理想都是與這種模式無緣的。

　　針對上面這個問題，“新儒學”和“亞洲價值”的提倡者為我們找來了一個精神內涵，它就是傳統的中國或亞洲文化價值。然而這個答案的致命缺陷是：它沒有提出一個能夠對近代以來西方所主宰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提出挑戰的偉大想象，或是簡單地認為中國特色的文化和思想意識能夠象組合積木一樣安插在現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上，而不改變它的本質，但卻能夠“融合中西方文化的長處”，“糾正西方文明的弊病”。而更有一類“亞洲價值”的提倡者，不過是在主張東亞特色的資本主義和反民主的、權威主義的發展意識形態，在那種意義下的 “中華騰飛”、“大中華經濟圈”等等仍然不脫“財大氣粗”的超級大國的俗套。

　　這類學說的另一個盲點是：以為只有古老不變的傳統，甚至腐朽僵死的傳統才是民族自己的，以為今天中國的一切問題都出在古老的傳統價值被破壞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天儒教文化被保留得最為完整的地方，不在大陸、港、臺，而是在韓國。這種觀點不能夠看到文化傳統與現代民族的辯證關系：現代法國之所以具備現代法蘭西民族的性格，恰恰是因為在法國大革命中舊制度和舊傳統遭受了極大的破壞，包括殺掉國王，這些在當時都被反動貴族認為是違反法蘭西傳統的。中華民族之所以有今天的凝聚力和認同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口號的“五·四”運動。真正民族的和自己的，恰恰是在否定與辯證揚棄中產生的。

隨著歲月積淀下來的文化是一個民族的財富。然而，一個民族在驚心動魄的命運搏斗中創造的文化資本，是更寶貴的財富。有學者認為，中國解放戰爭中農村的土改運動過程，可以比之為盧梭所描述的“高貴的野蠻人”平等地走到一起制訂社會契約那樣的神圣活動，這種類比大概不過分。[12]毛澤東在對一份來自孔子故鄉曲阜縣的創辦合作社報告的批語中說：“社會主義比起孔夫子的‘經書’來，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有興趣看孔廟孔林的人們，我勸他們不妨順道去看看這個合作社。” [13]

其實，這種現代主義意義下民族，更接近恩尼斯特·洛南在《民族是什么？》中給出的答案："avoir fait de grandes choses ensemble, vouloir en faire encore". （“已經共同完成了偉大的事業，希望完成更多。”）這和美國自由主義傳統的愛國主義也是兩極相通的，主張“美國例外論”的主要學者路易斯·哈爾茨認為：“每個美國人都是信奉自由的，并相信（美國牌號的）自由將會風行世界各地。”[14]

　　這樣，我們必須重新考慮現代中華民族的最重要的精神源泉。我們需要屏棄偷懶行為，不能簡單地將中國古典文化傳統照搬過來當做我們今天的精神內容，或是以為通過簡單的“取精去糟”、把中國古典文化傳統和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機械地組合摻雜在一起就算作“創造性的轉換”。嶄新的文化精神只能在辯證否定的揚棄更新中誕生。實際上，中國近代史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出辯證否定的宏大規模的歷史劇的廣闊舞臺。

　　近代以來，民族國家建設總是在各種階級力量的聯合與抗爭中完成，民族國家的文化意識與其相對應的民族主義也就和有關的階級聯盟和抗爭經歷相聯系。現代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就是在百多年來的對外和對內的各種壯烈斗爭中浴火誕生的。它不再是千百年來封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而是在吸取了啟蒙以來有關平等、解放和人類尊嚴的理念和國家理論，在革命實踐中加以創造性的發展，把產生自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者成為社會的主人”的最先進思想，與中國下層勞動人民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結合起來創造出的新中國的文化。連比較研究近代世界革命史的西方理論家都不得不承認，中國人通過革命建國走出了一條真正屬于自己的社會現代化的道路。[15]

　　重新回答上面所提出的有關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根本問題，這個答案就不可能離開新中國革命建國的偉大遺產。中華民族的現代民族意識，首先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奪者的覺醒意識，它是在飽受強大外敵的百年屈辱、宰割之下，在“最危險的時候”奮起抗爭中形成的。孫中山先生所提出“五族共和”、“耕者有其田”的平等主張，及其在遺囑中所發出的“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扶植工農”的呼吁，道出了以弱抗強、爭取平等的意志。中華民族在自身解放過程中，也一直把解放歷史上受壓迫的少數民族放在自己的綱領中。

　　中華民族在探索解放道路中的另一個重大突破，就是把目光放到了全世界的范圍，把中華民族近代受壓迫的命運和全世界受壓迫民族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解放事業看成是全人類解放事業的一部分。即使是在和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勢力作斗爭的階段，中國民族解放事業的領導人已經把目光放到出現在地平線遠方的“勞動階級的徹底解放”的事業，揭示了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必須在多次不斷革命當中取得的偉大真理。

　　我們不妨認為，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是他《新民主主義論》在二戰后世界歷史條件下的繼續發展。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以及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在全世界所引起的注目，把中華民族過去與未來的奮斗推到了世界歷史舞臺的中心。毛澤東在晚年嘔心瀝血地操勞著兩條戰線上的進展：一條是在國際范圍內，世界上不發達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的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當地封建勢力的斗爭，沿著新民主主義的道路前進；另一條就是在中國內部，不僅爭取避免發生在蘇聯的走向官僚化、脫離群眾的悲劇，使社會主義革命繼續不斷深化，同時走出一條在“一窮二白”、“白手起家”的基礎上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在西方所主宰的世界秩序的黑暗中，為全世界受壓迫、受剝削的民族和人民擎起一支解放的火炬。毛澤東開創的事業是宏偉壯麗的；肩負這個歷史使命的中華民族任重而道遠。

再以新中國的外交戰略為例說明這一點。新中國在建國之初，對外交往的態勢是基于兩大考慮：一、中國在過去一個世紀中遭受了外來帝國主義的深重欺辱，強權們“決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二、中國是一個大國，是世界上一個不容忽視的客觀存在，因此中國不在乎西方列強的承認與否，而更重視在“承認”的基礎上的平等關系。[16]因此，建國之初在與外國建交、特別是和外國交涉有關國民黨政府的問題時，采取了“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策略，即：對別國的外交承認問題，不急于解決，甚至“在全國勝利以後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于解決”。

新中國成立早期，集中精力刻意塑造自身在國際上的道義形象，而不是急于促使和國民黨政府建交的國家轉向。中國在與西方列強建交問題上，強調以澄清一大堆問題為先決條件。比如，英國政府早在一九五○年一月六日就已經表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因而認為兩國外交關系在事實上已經開始了。然而，周恩來在給英國的復電中表示：英國政府必須派代表來北京就兩國建交進行談判。英國則表示不能理解，認為承認就已經意味著建交了，兩國談判只能是在建交之后，而這種有關建交的談判是沒有先例的。英國和荷蘭僅僅為了和大陸互設代辦處就花了四年的談判時間。

　　在外援問題上，毛澤東、周恩來時代中國的外援政策是從一九五六年和柬埔寨簽訂經濟援助的聯合公報開始。當時的戰略考慮主要是：一、鞏固周邊地區，打破貿易封鎖；二、在第三世界國家內發揮道義影響，開創不發達國家之間的平等互助關系。一九六四年周恩來訪問加納時，發表了著名的中國大陸對外援助的八項原則，這成為后來十多年內中國外援的準繩。其中包括：平等互利，不把援助當做單方面賜予；絕不附帶任何條件，絕不要求任何特權；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國對中國的依賴，而是幫助其自力更生，獨立發展；在技術上不作保留，保證受援國充分掌握技術；中國專家和受援國專家同樣待遇，不容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等等。[17]

總之，毛澤東、周恩來的外交政策，不是采取為了建交而建交、或僅僅為了孤立國民黨政府而建交的作法，更不是僅僅為了換取外交關系而開展外援，而主要是圍繞著和霸權的斗爭、在第三世界發揮影響力以及堅持和推廣自己的一套國際原則（如“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等等）這些大的戰略性和原則性問題展開的。中國從剛建國時的國際孤立到后來和法、英、日、美等國在相當平等的條件下建交，并在第三世界中結交了一大批信得過的朋友，基本上是靠了全局性的和長遠眼光的戰略操作，使中國的國際威望大大提高，并使得戰后美蘇聯手統治國際秩序的形勢發生變化，這包括美國在越戰中的失敗，以及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和要求改變世界經濟秩序的運動等。

　　我們只有追溯到新中國革命建國的偉大遺產，才能對現代中國的民族精神的內涵有一個較深的認識。這里提出一個真正重要而有意義的二分法就是：中國是要成為一個市儈型的民族國家，按照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國際霸權所制訂的游戲規則去完成現代化（或許相機行事地成為一個超級大國），還是牢記自己曾被強國壓迫、曾以被壓迫者的反抗作為自己的戰斗旗幟的歷史，試圖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并屬于世界受壓迫民族的發展解放道路，對全人類有所創新、有所貢獻。換言之，我們是要追求一種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還是一種有所反思的、有精神內容的民族主義，爭取對人類有所貢獻？

　　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被給予這種選擇機會。中華民族以它悠久的歷史、深厚的文化、廣博的國土和眾多的人口，增加了她在人類文明中的份量。在帝國主義時代，國際力量與國內各種社會力量的斗爭交匯，加上歷史的契機，把中華民族轉變成為一個富于革命斗爭精神、胸懷遠大理想的民族。

　　中華民族在二十世紀走過了一個民族重建、社會革命的宏偉壯烈的史詩般歷程，這不僅改變了占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精神面貌和物質水平，極大地打擊了國際強權的威風，壯大了全世界人民的志氣和自信心，同時中國在未來的走向也一直牽動著全世界的想象力與注意力。

　　在近代亞洲地緣政治的背景之下，中華民族在二十世紀的經歷，可以概括為這樣一個宏大的歷史敘事：現代中華民族的重建和發展所走過的道路，是按照自己意愿和自身內部的邏輯、基本依賴自己的人力、物力和文化資源，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摸索闖出的。特別是二十世紀后半葉，中國人民的奮斗，是在違背西方“老爺”的意愿的情況下，在持續幾十年的貿易禁運、經濟封鎖的惡劣環境下，迎頭頂住了楊基帝國主義、“新沙皇”兩大霸權主義的干涉和顛覆，戰勝了經濟封鎖，從白手起家作起，克服了各種困難和挫折，建立起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發展出了獨立豐富的和富有人民性的現代民族文化。

　　今天，全世界不發達國家所面臨的日益緊迫的問題，仍然是長期以來的老問題：即怎樣在這個西方列強很早就已經發達擴張、國際秩序仍然操控在霸權主義和少數幾個西方富裕大國手中、國際環境日益惡劣的世界上，擺脫貧困、受壓迫和不平等的地位，實現自身的全面發展和解放。西方國家為不發達國家設計的“現代化”理論至今為止在實踐上基本上是失敗的。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仍然在期待來自他們自身隊伍中的一員開創出一條道路，樹立起一個榜樣，并使第三世界擁有一位信得過的可靠朋友和領袖。

　　西方少數富裕大國占有大部分勞動果實、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相對貧困乃至絕對貧困加劇的現實需要加以改變，這需要一個道義的聲音和力量。近代以來世界列強支配下的以大凌小、弱肉強食的世界秩序，等待著被壓迫者的陣營團結起來去對其作徹底的挑戰。這將是涵蓋全人類的另類永久和平的起點。

　　中華民族將失去的，只有妄自菲薄的不自信，她將得到的，是人類全面徹底解放的偉大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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