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0年代末期，在法國巴黎圣塞佛倫街的印刷所里，發生了一起翻天覆地的對貓的大屠殺。在詭異的儀式之下，一群印刷學徒先是狠狠地折磨從街道上圍追堵截捉來的貓（包括師母的寵物貓），然后在“歡欣”、“鬧成一團”的大笑聲中，將它們一一處死。而且，笑聲遠未就此結束。接下來的幾天里，工人們想要偷閑尋開心，就會模仿當時的場景，不厭其煩地一遍遍重演，印刷所里也一次次地響起工人們的捧腹大笑。
這種殘酷的行為，為何吸引了眾多的印刷工人？在現代人眼里，屠貓儀式即使不讓人憎惡、反感，也實在沒有任何可笑之處。然而，普林斯頓大學歷史教授羅伯特·達恩頓在他的《屠貓記——法國文化史鉤沉》（新星出版社2006年4月版）中回答：“我們笑不出來，這正說明了阻隔我們和工業化之前的歐洲工人之間的距離。”而覺察到那一段距離的存在，正是達恩頓探究工作的起點。那就是，碰上在我們看來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的時候，我們或許就找到了進入陌生心靈的入口。
蕓蕓眾生的“市井之道”
《屠貓記》試圖探討的正是18世紀法國的思考方式，不只是他們想些什么，還包括他們怎樣思考——“如何闡明這個世界，賦予意義，并且注入感情”。這一蜿蜒小徑通往歷史地圖上尚未明確標識的一片精神高地——心態史。達恩頓說：“那是以人類學家研究異質文化的同一方式處理我們自己的文明，是民族志觀察入微時所看到的歷史。”
秉承著這樣的職業精神，達恩頓緊握從燈光昏黃的資料室里發掘出的各異其趣的文獻，縱身闖入心靈史的密密叢林，尋找通往文本“幽暗之處”的曲徑。一系列《小紅帽》故事的原始版本，一段印刷所學徒對屠貓儀式的記敘，一份資產階級人士關于他所居住的城市的手稿，一名警察保存在檔案盒中神秘的“作家紀事”，一棵被承前啟后的哲學家們修剪過的《百科全書》“知識樹”，以及一紙來自嗜書如命的盧梭著作發燒友的購書單，都成為開啟18世紀思想迷宮大門上那把銹鎖的鑰匙，也成為歷史“林中路”上斑駁的心靈光影。
恰如達恩頓所言，閱讀是貫穿所有篇章的一貫之道。閱讀一個儀式或一個城市和閱讀一則民間故事或一部哲學文本，究其本質，別無二致。同樣，考據模式千差萬別，但無論采用何種模式，無非是為了“尋找意義”，尋找那些事過境遷仍能幸存，并且為當代人銘記的意義。在歷史研究的理念與模式急遽轉型的今天，《屠貓記》見證了達恩頓閱讀與考證的新追求——如果說，先前的觀念史家追蹤的，是精英思想在一代代哲學家那里燃燈傳薪的過程，那么，民族志史學家則掉頭向下，研究尋常人如何理解這個世界。
坦率地說，在《屠貓記》中，我們看不到達恩頓從普羅大眾中慧眼識英雄的萬丈雄心，他傾盡全力探究的，只是蕓蕓眾生如何借助他們熟悉的事物、故事或是儀式（而非邏輯命題），來構建屬于他們自己的“市井之道”。就像本書所揭示的，同樣一則民間故事，盡管意大利的版本喜氣洋洋，德國的版本驚悚懸疑，法國的版本曲折離奇，英國的版本搞笑逗趣，但在歷史發展的洶涌洪流里，它們無一例外地肩負著這樣的使命：告訴人們這個世界是什么模樣，并且為他們提供處世的策略。
思想方式的文化塑造
就這樣，當《小紅帽》、《睡美人》和《灰姑娘》的故事，一次次在18世紀的草垛和爐火旁制造不絕于耳的笑聲時，看似隔絕的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的圈子在這里有了交集。這與中國道家典籍《關尹子》所言似乎暗通款曲：“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達恩頓也饒有趣味地說：“‘爐邊夜談’使得鄉村的通俗傳統流芳后世，仆人和乳母則為民眾的文化和精英分子的文化搭起橋梁。”
與此同時，歷史研究的鐘擺朝著文化史（心態史）的一端悄然回擺。由于過分依賴文化的量化，“年鑒學派”強調從經濟、人口和社會結構探測文化的歷史主張，以及他們通過計算來衡量心態的研究方式，正在遭遇新史學的多角度挑戰。而那種認為只要正確掌握社會背景，文化的內容會自然而然地浮現的假定，也因為低估了社會互動的象征要素，只不過是歷史學家的一廂情愿。對此，達恩頓一言九鼎：“歷史學家應當看得出文化如何塑造思想方式，即使是最偉大的思想家也不例外。”
事實也確實如此，現代史學中以線性史觀來推知文化變遷，且視之為“大觀念”向下滲透的殘留物的態度，的確容易與變動不居的歷史真相南轅北轍。而且，正如勞倫·斯通在研究家庭生活時所發現的，心態經常在相對穩定的期間發生變化，也經常在動蕩不安的時代維持相對穩定。所以，更現實的描述應該是：文化的潮流激蕩交融，同時穿透不同的媒介與聯系團體，讓“隔閡深廣如農民和‘沙龍’圈子的世故人士”也能如影隨形。
聲東擊西的屠貓儀式
在本書中，達恩頓對于屠貓儀式的研究，則展示了在心態史研究中，人類學與文化史聯姻的美妙前景。這一努力，與他曾和克里福德·吉爾茲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共同主講一門人類學與歷史學的研討課的經歷密切相關。正如達恩頓所說的，“改弦更張，結合人類學或許可望為文化史引上新出路”。人類學家已經發現，“最不透光的地方似乎就是穿透異文化最理想的入口處”，而“掌握了對貓的大屠殺的笑點所在，就有可能‘掌握’舊制度之下技工文化的要素”。
為什么是貓？為什么殺貓那樣有趣？在達恩頓的跟蹤追擊之下，屠貓儀式的秘密無所遁形。穿越早期現代的勞工關系的堡壘后，達恩頓的筆鋒撥開了籠罩在通俗儀式與象征主題之上的迷霧。人類學家和民俗學家的研究表明，在早期現代人的儀式周期中，狂歡節與大齋節（即一段狂歡期之后緊接著一段禁食期的周期）的地位最為顯赫。用巴赫金的話說，狂歡節不是藝術的戲劇演出形式，而似乎是生活本身現實的（但也是暫時的）形式。人們不只是表演這種形式，而幾乎實際上（在狂歡節期間）就那樣生活。在狂歡節里，民眾掙脫社會守則與道德規范的約束，儀式性地顛覆占統治地位的真理與現行制度，放浪形骸，百無禁忌，慶賀一切等級關系、特權、規范與禁令的瓦解。可以說，狂歡節的一切形式與象征，都閃耀著交替與更新的激情，也籠罩在對占統治地位的真理與權力可笑的相對性意識之中。“這是真正的節日，不斷生成、交替和更新的節日”。（巴赫金語）
隨著狂歡節與大齋節的交替上演，民眾也借著有限的沖動，測試社會規范的限度，挑戰權力的底線。而在早期的近代歐洲，折磨動物，尤其是折磨貓，是通俗的娛樂。如同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時揭示的，“文學作品描寫殘害動物，絕不是少數神經病作家發泄虐待心理的幻想成果，而是表達大眾文化的一股伏流”。作為巫術的象征，從東方到西方，貓的能力無遠弗屆。狂歡、偷情、鬧新婚和屠殺，舊制度的人從貓的哀號中可以聽出豐富的內容。圣塞佛倫街印刷所的師父師母——“一群迷信、心甘情愿任神甫擺布的傻瓜”——更是把夜半貓叫，理所當然地視為魔鬼附身的眾巫夜會，不得不求助于一干弟子。
于是，隨后舉行的屠貓儀式，不如說是工人們“苦心孤詣用這樣的方式處決貓，實則聲東擊西地判決師傅一家”。同時，他們也借審判和行刑的儀式，以詼諧的方式，戲仿法治主義，嘲弄社會秩序，發泄心中積怨。這種被達恩頓戲稱為“當著資產階級的面掀翻桌子”的舉動，主題只有一個，那就是“羞辱”。作為審判雇主的象征儀式，在充滿戲謔的屠貓活動中，古靈精怪的弱勢群體，讓他們的強勁對手暫時性地陷入了荒誕的泥淖之中。看著師父和師母斯文掃地、驚慌失措，印刷學徒們的笑聲在圣塞佛倫街上空久久回蕩。
這種拉伯雷式的狂歡的笑，是一種“節慶的詼諧”。而詼諧的自由，雖然只是曇花一現，卻在那個時刻，難得地屏蔽了全部官方體系、所有禁令與等級觀念，強化了在節慶氛圍中所創造的形象的幻想性和烏托邦的激進主義。所以，巴赫金說，這種狂歡的笑是全民的，大家都笑，“大眾的”笑；也是包羅萬象的，它針對一切事物和人（包括狂歡節的參與者），整個世界看起來是可笑的，都可以從笑的角度，從它可笑的相對性來感受和理解；更是雙重性的，既是歡樂的、興奮的，同時也是譏笑的、冷嘲熱諷的，它“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再生”。
時斷時續的階級自由
然而，讓人沮喪的是，“笑漸不聞聲漸悄”，達恩頓告訴我們：“笑聲有其局限，即使是拉伯雷式的放縱無度的笑聲也不例外。笑聲一旦消退，桌子自然恢復原狀；就像歷年的推移從大齋節持續到狂歡節，舊有的秩序再度緊緊掐住狂歡人的脖子。”
由此可見，舊秩序雖然也允許居弱勢的一方，以詭計和惡作劇的方式，將優勢者的虛榮與愚蠢，暫時性地玩弄于股掌之中，并通過這一系列短暫的情緒突圍，實現自我愉悅和調適；但從長遠看，屠貓儀式上的捧腹大笑，可能存在于一時，卻難以傳之久遠。更關鍵的是，笑聲的沖擊波在固若金湯的勞工體系面前無能為力，只能在既有的體系內發生作用，成為一次次狂歡氛圍中“戴著鐐銬的舞蹈”。衣衫襤褸的學徒們以逗趣和詭計，暫時性挑戰了主人強悍的權威，而自己卻無法做到咸魚翻生。
可見，18世紀印刷學徒們屠貓式的精神暴動，雖然左右逢源地操縱著儀式與象征方式，但最終只是一種舒緩當下身心壓力的權宜之計。所以，達恩頓總結陳詞：“歸根結底地說，詭計作風表達的是一種出世之道，而不是激進主義的潛在壓力。他提供的是跟無情社會打交道的方法，而不是把那個社會攪得天翻地覆的妙方。”
不過，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半個世紀后，巴黎的工人居然以類似的方式掀起一場騷動，同樣是“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戮和即興而起的群眾審訊”。把這次騷動視為法國大革命九月大屠殺的預演不免有幾分突兀。不過，達恩頓說：“這一次的暴力突發事件，確實具有群眾造反的意味，雖然僅限于象征層面。”
誠然，而對于印刷工人來說，他們發起屠貓儀式時未必會如今天的史學家一樣尋根究底。象征只有在隱語曲筆的“文義格局”的夜幕下，才能映襯出它獨特的光芒（更何況是暴力和性的象征）——模棱兩可足以捉弄師父，快手猛擊足以打中師母。“這是拉伯雷式笑到彎腰捧腹的那種的笑聲，而不是我們熟悉的維多利亞式那種皮笑肉不笑。”達恩頓風趣地寫道，“巴赫金已經說明，拉伯雷的笑聲如何表達通俗文化的一個特色，鬧趣可以一變而為騷亂；那是一種性與煽動的狂歡文化，在那種文化當中，革命的因子有可能受象征和隱喻的抑制而不至于蔓延，也可能像1789年那樣成為全面的暴動。”
但是，從圣塞佛倫街屠貓儀式上發出的笑聲，能否真的震垮巴士底獄的高墻？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當談到“舊制度下自由的種類及其對大革命的影響”時，托克維爾這樣寫道：“如果認為舊制度是個奴役與依附的時代，這是十分錯誤的。那時有著比我們今天多得多的自由；但這是一種非正規的、時斷時續的自由，始終局限在階級范圍之內，始終與特殊和特權的思想聯系在一起，它幾乎既準許人違抗法律，也準許人對抗專橫行為，卻從不能為所有公民提供最天然、最必需的各種保障。”這種舊制度的張力，使得革命前夜的屠貓儀式不乏風趣，卻也充滿風險。學徒們“把象征性的玩鬧推到真實狀況的邊緣，一旦擦槍走火，殺貓之舉有可能變成公開造反”。
不過，達恩頓多少有點危言聳聽。事實上，如前所述，這種“愚弄資產階級而不會讓他有借口炒他們魷魚”的鬧劇，體現的正是“非正規的、時斷時續的自由”，必須小心翼翼而又有所節制。狂放背后的風險意識、自由之下的自我約束，折射出舊制度下工人階級有限的強悍和身不由己。所以，達恩頓不得不承認：“印刷工人認同的是他們的行業，而不是他們的階級。他們雖然組織協會、策動罷工，有時候還抬高工資，卻仍然一貫服從于資產階級。……因此，直到19世紀末開始無產階級化，他們的抗議大體保留在象征的層次。一個‘復本’，就像一場狂歡，有助于排散蒸汽，卻也制造笑聲，而笑聲是早期技工文化不可或缺的一個成分，雖然在勞工的歷史洪流中已經聽不到了。”
可是，達恩頓是否真的在拉伯雷的笑聲中，重組了兩個世紀前業已解體的象征世界？
他用慧心妙筆在《屠貓記》中給出了一種解釋，卻不能令人充分信服。看得出來，達恩頓努力穿梭于文本與文義格局（語境）之間，將歷史中經驗的共同基礎與獨樹一幟的要素冶為一爐。但遺憾的是，在本書《結語》部分中，達恩頓式心態史研究的內在緊張依然暴露無遺——一方面，他直截了當地說，“我們再也犯不著牽強附會探究文獻如何‘反映’其社會環境”，另一方面，他又坦承在方法論上，“無法解決證據和代表性這兩方面的難題”；一方面，他意識到了“文獻全都嵌在既是社會的、同時也是文化的象征世界中”，另一方面，他卻忘記了將頭探到文本叢林之外，朝更為遼闊的社會史原野看一看。而“作品一出，作者即死”的后現代史學潛意識，使他的心態史研究落入了“從文本到文本”的“過度詮釋”的循環往復之中。
在《屠貓記》中，達恩頓曾以相當多的篇幅，對“年鑒學派”的理論假定發起了猛烈攻擊。但是，作為“文化震撼的一場演練”（《高等教育編年》），在某種程度上，《屠貓記》也暴露了后現代史學與傳統史學分道揚鑣后的進退失據。可以說，作為現代/后現代史學研究中攻防轉換的一次演練，《屠貓記》的精妙之處與局限所在，既標志著現代史學的垂垂老矣，也昭示了現代史學的勃勃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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