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朗旋風”實錄》一書
喻權域
去年（2004年）8月刮起的“郎咸平旋風”，一開始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可是我當時忙于其他緊迫的工作，沒有全程跟蹤，更沒有寫文章參與這場關于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大爭論。
感謝劉貽清、張勤德等同志，把爭論雙方的文章和談話都收集起來，不加刪節地匯編成這本厚書，使我們能縱覽“郎旋風”引起的這場大爭論的全貌。
主編請我為這本書寫序，我曾感到為難，因為我沒有全程跟蹤這場爭論。讀完此書全文，我表示樂于從命，寫這篇《序言》。
照我看，“郎咸平旋風”引起的這場關于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大爭論，必將載入我們中國的史冊，爭論雙方的姓名和言論都會名垂青史，接收后人評判。
我認識郎咸平教授是在去年11月20日。他對我說，他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也不是左派，而是“來自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名學者，專業是財務管理。他從互聯網上看到我國幾家上市公司發布的財務報告，憑借他的專業知識進行分析，發現其中有化公為私、大量侵吞國有企業資產的問題，隨即寫了文章進行揭露和批評。他沒有想到會引起“旋風”，引起關于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改制的大爭論，更沒有想到這場爭論歷時這么長，參加爭論的人這么多。
由于郎咸平教授有別的約會，急著要走，我只對他說了幾句話：“大量國有企業被賤價出賣、轉讓給私人這件事，關系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國內的干部、群眾（特別是工人群眾）和學者專家已經議論多年，只不過他們的議論被捂住了，沒能在大眾傳媒上展開。你郎教授從國外回來，不熟悉國內地形，練腿腳時偶然踢開了蓋子。那些鼓吹私有化的經濟學家和高參忙于攻您，沒來得及搬出行政手段來把蓋子重新捂上，這就使爭論公開化、擴大化，形成了一場旋風。只可惜這場旋風來得太晚了，能不能把私有化的惡浪擋回去，很難說。”
我匆匆講完這些話，郎咸平教授就告別而去，至今沒有機會與他再見面。
為什么我說私有化是一股惡浪？因為它違反《憲法》，損害我國人民的利益。
《憲法》第六條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憲法》第七條明文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這兩句話，是1993年3月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通過并公布施行的。
我國1992年的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工業占48%；在商業中，國有商業占30%。
1993年以后，我國的國有經濟不僅沒有得到“鞏固和發展”，反而直線下降。到1997年，在我國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工業已降到只占25.5%，不僅低于1992年，而且遠遠低于建國初期1952年（占41.54%）的水平。我國商業中，國有商業已降到只占10%。
1997年鄧小平同志去世之后，私有化浪潮更加洶涌。在那些鼓吹私有化的“著名經濟學家”和高參的煽動下，大量國有企業在“產權改革”的名義下被賤價出賣，或者半賣半送給私人。有些地方甚至以“賣光”為榮。
我國的許多干部、群眾（特別是工人群眾）和經濟學家批評私有化，要求維護《憲法》第六條、第七條。可是，維護《憲法》的聲音被扣上“保守”、“僵化”、“極左”、“反改革”的帽子，很難在大眾傳媒上刊出。偶爾刊出，也受到冷遇或壓制。而那些鼓吹私有化的經濟學家和高參，漸漸成了我國的“主流派”。好些地方的政府領導人公然作出“國退民進”的決定，發出“國退民進”的文件，與《憲法》對著干。
1999年夏天，國家體改委主辦的《中國改革》月刊，連發三篇“本刊評論員文章”，公然鼓吹“非國有化是國企改革的根本出路”。并且宣稱：“非國有化的實質就是將國有企業產權由歸屬全體社會成員縮小為歸屬一部分社會成員或單個社會成員。”說穿了，他們所說的“產權改革”實為“改變”，把國有企業改變為私人企業。
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同志嚴歷批評《中國改革》月刊的謬論，指出這三篇文章是錯誤的，直接違背中共十五大精神，“必將產生惡劣后果”。朱镕基總理要體改辦批評《中國改革》月刊，并立即與《中國改革》月刊正式宣布脫鉤。
奇怪的是，《中國改革》月刊停刊幾個月后，沒做任何自我批評就“復刊”了，繼續鼓吹國有企業私有化。
2000年1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的胡錦濤同志，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作報告，批評社會上的幾種錯誤的思想觀點，其中之一是“主張私有化，否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胡錦濤同志強調：“涉及政治原則、政治方向的問題，必須旗幟鮮明，分清是非。對錯誤的東西，必須嚴肅批評，及時處理，不能聽之任之。”
那年春夏，我參加全國政協考察團、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考察團，到了好幾個省、市。令我驚奇的是：宣傳系統大多數干部和社會科學界的大多數學者，不知道胡錦濤同志的上述講話。我到過的省市，都沒有批評“主張私有化”的聲音。
那年三月，我在《真理的追求》月刊上發表《想起了“崽賣爺田心不痛”》一文，批評“一些地方出賣國有企業成風，其中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是‘半賣半送’乃至明賣實送”，違背《憲法》。
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李鵬同志讀了我這篇文章，當即作出批示，稱贊此文“切中時弊”，并打電話告訴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李鐵映。李鐵映院長讓社科院發出“紅頭文件”表揚此文。中宣部的主要領導同志在好幾個會議上講話，介紹、稱贊了我那文章。可是，仍然擋不住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進程。
我那篇文章故意使用“敗家子”、“崽賣爺田心不痛”這樣一些刺激性的話，想把那些主張私有化的學者、高參和大量出賣國有企業的實干家刺激得跳起來，與我辯論。可是他們假裝沒看見，不理不睬，也不批駁我，繼續鼓吹他們那一套，干他們那一套。我的文章不僅沒有引起“旋風”，連二三級風也沒有形成。國企私有化的進程更加快了。數以千萬計的職工淪為“弱勢群體”，許多地方的財政陷入困境，大批中小學教師和基層的公務員不能按時領到工資。
從2001年起，連續三年的“兩會”期間，我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在討論會上發言，要求主管經濟、財政的領導人向“兩會”報告：我國現在還有多少國有企業？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是否仍占主體地位？這些年賣了多少國有企業？賣得多少錢？這些錢用到哪里去了？
討論會上，好幾位政協委員支持我的發言和要求。可是，上面的人不予理會。
2003年的“兩會”上，我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寫出書面提案上報，要求主管經濟、財政的領導人報告貫徹執行《憲法》第六條、第七條的情況，回答上述幾個問題。
我的提案是按正規程序上報的，可是仍然如石沉大海。
所以，看到“朗咸平旋風”的出現，看到這些主張國企私有化的學者和高參屈尊出來應戰，我很高興。這一場關系《憲法》、關系全國人民利益、關系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大討論，終于擺到桌面（互聯網和一部分報刊）上來了！據粗略的統計，在互聯網上點擊這場爭論的達到20萬人次，創造了一個新紀錄。
尤其可喜的是，站出來維護《憲法》、反對國企私有化的人中，絕大多數是中青年經濟學家。這表明，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后繼有人！
這場爭論還起了個作用：暴露出那些主張國企私有化的“著名經濟學家”和高參們的學識、學風、品德和階級立場。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不正面回答朗咸平教授提出的問題，只對朗咸平進行人身攻擊（說朗咸平是“出風頭”），然后就大講自己的那一套“經濟學”。
他們有四大主要理論――
一是“人性自私論”。認為人都是自私自利、各人顧各人的，所以公有制經濟生來就搞不好，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是馬克思的臆想。這是香港那位美籍教授張五常2002年來北京等地宣講的理論，也是幾千年來地主豪紳、貪官污吏、奸商、騙子和地痞流氓的“理論”。本書收集的程恩富、左大培、韓德強等十幾位經濟學家的文章，作了批駁，指出張五常講的是“獸性”而不是“人性”。
二是“國有企業產權不明（或產權虛置）論”。只有賣給個人或“量化給個人”，才能保值增值。奇怪的是，他們避而不談一個事實：俄羅斯的國有企業“量化給個人”十幾年了，卻搞得很糟糕，至今未恢復元氣。
三是“國有企業低效率論”。李成瑞、張勤德等經濟學家拿出大量權威的數據來駁斥此論，用事實說明，1952年至1998年間，我國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大大高于非公有制企業，大大高于“世界500強”，至今未見堅持“國有企業低效率論”的人還嘴。
四是“冰棍論”。他們說，我國的國有企業像一支支正在溶化的冰棍，早賣還可以賣得幾個錢；再不賣，冰棍就化光了，一分錢也得不到。所以，應當把國有企業盡快地、賤價地賣給或送給本企業的廠長、經理（即掌管“冰棍”的那些人），賣給或送給外商。
上述“四大論”中，前三論都是“老掉牙的”舊論，只有“冰棍論”屬于“理論創新”。
這些說法是否符合實際？正確不正確？主張國企私有化的人是“改革派”還是造反派？是“改革家”還是破壞者？是“經濟學家”還是理論騙子？
我相信，讀者讀了這本書，自會作出判斷。
2005年2月24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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