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對暴力的偏見
第一節
在無產階級暴力問題上，公眾當中流行看法的基礎既不是對當代事實的觀察，也不是對當前工團主義運動作出的合理解釋；它們來自于一種幼稚的思想活動，來自于一種往昔與現在的比較；它們深受“革命”一詞幾乎自動激起的回憶的影響。由于工團主義者宣稱自己是革命者，人們就先驗地認為，他們希望重溫1793年的歷史。把自己奉為恐怖傳統的合法繼承人的布朗基分子[1]，因此認為無產階級運動該由他們來領導[2]；他們比別的議會社會主義者更猛烈地抨擊工團主義；他們宣稱，工人的組織最終會明白，服從他們的領導乃是最好的選擇。我認為，饒勒斯在寫作1793年的《社會主義史》的時候，曾不止一次地想到了一些或許能指導他當前行動的陳腐教條。
對于1870年以來發生的變化，人們并沒有像評價大革命那樣，給予恰當的關注。若是要理解與暴力相關的當代思想，我們就必須要考察這些變化。
渴望自由、被高尚情感沖昏頭腦的法蘭西民族成功地抵御了各種迫害和錯誤力量的聯合打擊；長期以來，它一直把大革命視為一連串的輝煌戰爭。在我們父輩看來，法國政治史上的叛亂與政變、肆無忌憚的黨派斗爭和對失利者的清洗、議會辯論和杰出人士的冒險，都不過是自由戰爭的附屬品。
25年中，法國政體的更迭一直是人們爭論的焦點。在經歷了讓愷撒和亞歷山大也會感到汗顏的戰爭之后，1814年憲章[3]明確把議會制度、拿破侖發電以及得到政教協約（Concordat）[4]認可的教會整合進了民族傳統；正如蒲魯東所說，對于從瓦爾密、熱？（某地名，新華字典查無此字——錄入者注）和其他50個戰場開始，到圣奧恩的路易十八這段歷史，戰爭作出了不可更改的評價[5]。在自由戰爭威望的庇護下，各種新制度變得不可冒犯。對于法國人來說，用來解釋新制度的意識形態也變成了一種信仰，其價值絲毫不亞于耶穌的啟示對于天主教的意義。
能言善辯的作家常常認為，他們能建立一種反駁這些教條的反動潮流，教會也希望自己能更好地利用“自由主義的錯誤。”對中世紀藝術的長期推崇以及對伏爾泰時代的不懈譴責似乎威脅到了這種新意識形態的存在；然而，所有復古的企圖除了在文化史上留下些痕跡之外，不會產生任何影響。盡管手握權柄的人用最專制的手段進行統治，屢見不鮮，但是，現代制度的基本原則從沒受到過嚴重的挑戰。我們知道，對這個事實，理性的力量或者某些進步的法則并不能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原因很簡單，戰爭的史詩讓法國人的靈魂充滿了類似于宗教激發出來的那種狂熱與激情。
軍事的史詩總會給國內政治的一切事件添上史詩的光環；黨派斗爭也上升到了伊利亞特的高度。政客成了巨人，被約瑟夫·德·邁斯特譴責為撒旦杰作的大革命變得神圣而不可冒犯。和戰爭的屠戮相比，恐怖的血腥場面成了無足輕重的插曲，而且，人們總能以戲劇化的神話把大革命包裝起來；人們把暴亂與著名戰役相提并論；而冷靜的歷史學家把大革命和帝國降到普通歷史水平的努力，總會落得徒勞無功的下場。大革命和帝國軍隊帶來奇跡般的勝利，讓一切批判變成不可能。
1870年戰爭改變了一切。第二帝國[6]崩潰時，大多數法國人還堅信流傳甚廣的神話：他們相信志愿軍，相信人民代表具有不可思議的作用，相信臨時任命的將軍；歷史殘酷地證明了他們的希望不過是一種幻想。托克維爾說：“國民公會創造了不可能的政策，發明了狂熱的理論，確立了對厚顏無恥的崇拜”[7]1870年的災難把國家拉回了實際、審慎和平凡的現實；這些災難造成的最大后果就是發展出了與托克維爾所說截然對立的觀念：那就是機會主義的觀念，它現在甚至滲透進了社會主義。
1870年戰爭的另一后果就是：所有革命價值都發生了變化，尤其是暴力觀也發生很大的轉變。
1871年以后，每一個法蘭西人都不遺余力地為祖國的重新崛起尋找恰當的方式。泰納試圖把最科學的心理學方法運用到這個問題上去，他把大革命的歷史視為一個社會試驗。他希望能清楚地說明雅各賓精神帶來的危險，并試圖勸說當代法國人拋棄這樣一些觀念——它們已被整合進了民族的傳統，并由于無人想討論它們的根源，而深深扎入了人民的心里——進而改變法國的政治進程。丹納和勒普萊、勒南一樣，遭到了失敗。同樣，那些企圖把道德與智力的改良建立在調查、科學假設和闡釋基礎上的人，也沒有獲得成功。
然而，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為丹納的艱辛努力是徒勞的；大革命史受到了全面的檢討；軍事史詩不再決定政治事件的評價；決定了大多數人傾向的民眾生活、黨爭陰謀和物質需求開始占據了日益突出的位置。1905年9月24日，在武濟耶的泰納博物館開幕式上，余伯特（Hubert）議員在他的演講里，向這位杰出同胞的偉大和多才多藝的天賦表達了敬意，但也流露出了遺憾，因為丹納偏執地漠視了大革命史詩的一面；于貝爾（Hubert）的遺憾實屬不必；史詩再也不能決定政治歷史了；我們只要去閱讀一下饒勒斯的《社會主義史》，就能理解重新采納舊防哪個法會產生怎樣的荒謬結果：即便饒勒斯從修辭學的寶庫借用了最夸張的想象，他的努力也只會產生謬論。
只要和當代的內戰作比較，大革命時代的聲譽就會遭到直接的打擊；大革命期間，根本沒有什么事件能與1848年[8]及1871年[9]巴黎血流成河的戰斗相提并論；在我們看來，1789年7月14日和1792年8月10日只不過是不會撼動政府的毆斗而已。
還有一個職業革命史家很少注意到的原因，也促進這些事件喪失了詩意。沒有什么民族的史詩，能在不久的將來得到再現；民眾的詩意更多的是預示未來，而不是展現過去；正因為如此，高盧人、查理大帝、十字軍東征、圣女貞德的冒險歷程都不能作為打動任何人的敘述主題，當然，我們得把文人排除在外[10]。既然我們相信像7月14日事件和8月10日事件這樣的暴亂是不能推翻當代政府的，我們就不再會認為這些歲月擁有史詩的特征。為了激發人民的狂熱而希望利用大革命記憶，同時要求人民信任的議會社會主義者是前后矛盾的，因為正是他們自己在殫精竭慮地破壞他們在演講里試圖要維持聲譽的史詩。
在我們剝離了反法聯軍戰爭和革命歲月的史詩之后，大革命還給我們留下了什么？只不過是讓人倒胃口的事情：警察的橫行、放逐和奴顏婢膝的法院的審判。國家使用強力鎮壓失利者，與大多數革命領袖不久就變成拿破侖的仆臣，并使用警察機器為皇帝效勞就如同為恐怖效勞一樣，更讓我們感到觸目驚心。在我們這樣一個以政府更迭、反復無常著稱的國家里，在政治正義的問題上，總會有些讓人憎恨不已的事情，因為今天的罪犯有可能成為明天的法官：若是馬萊將軍獲得成功了，他就能在1812年審判他的軍事法庭面前說，所有的法國人都是他的幫兇，甚至包括審判他的法官[11]。
繼續深化這些研究，也沒有多大的意義；稍微作點觀察，就足以說明無產階級暴力喚起了民眾對往昔歲月的痛苦回憶：他們本能地想到了公安委員會、多疑警察的殘忍，還有讓人毛骨悚然的斷頭臺悲劇。這樣，我們就能理解，議會社會主義者為什么要挖空心思讓公眾相信自己有著敏感牧羊人的心靈了，就能理解他們為什么要宣稱自己的心里只充滿一種高尚的情感——對暴力的憎恨了。他們自愿充當反對無產階級暴力的資產階級保護人；為了提高他們作為人道主義者的聲譽，他們避免和無政府主義者接觸；有時候，他們甚至會避免與沾染一些怯懦與偽善的粗魯牽扯上任何關系。
當米勒蘭在議會里是社會主義者當之無愧的領袖的時候，他提醒他的政黨要擔心恐懼；事實上，社會主義議員若不努力讓公眾相信他們是通情達理的人，相信他們反對過去嗜血成性的人的舉動，相信他們只思考未來法律的哲學，他們得到的選票必定屈指可數。1905年10月8日，饒勒斯在利摩日做的長篇大論里，比過去更加賣力地讓資產階級放心；他告訴資產階級：得勝的社會主義將是寬厚仁慈的，他自己也正在研究補償前財產所有者的不同方法。幾年以前，米勒蘭還在宣稱，要補償窮人（參見1898年3月25日的《小共和國》[La Petite République]）；現在，每個人都在邁著同樣的步伐；饒勒斯要我們放心，因為對于這個問題，王德威爾得[12]撰寫了許多有真知灼見的文章。我倒真想把他的話當回事！
饒勒斯把社會革命視為一種破產；今天的資產階級將會收到豐厚的年金；隨后，他們的年金將會逐年遞減。饒勒斯的計劃讓習慣于從破產里攫取最大利益的金融家樂得開懷；我毫不懷疑，《人道報》的股東會認為他的想法妙得很；他們將會成為破產的清算人，攫取足夠的利益，以補償經營這份報紙帶來的損失。
在當代資產階級的眼里，能避免暴力觀念的一切事物都是值得尊敬的。我們的資產階級只想頤享天年，——哪管死后洪水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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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朗基分子指的是路易—奧古斯都·布朗基（1805——1881）思想的支持者。布朗基主張通過陰謀和暴動，實現社會主義。
[2] 讀者查閱一下伯恩施坦《社會主義理論和社會民主實踐》（Socialisme théorigue et social-clémoc ratie practice[Paris, stock, 1900]）里第47——63頁的一章，會受益匪淺的。在我看來，不了解我們工團主義當務之急的伯恩施坦并沒有從馬克思主義那里獲得全部的精髓。此外，他在撰寫本書的時候，也是不可能理解這場革命運動的。正因為如此，我才作了這些研究。
[3] 1814年6月4日的憲法深深地打下了路易十八的烙印。雖然它恢復了王室在法國的統治，但是它也認可了許多革命及拿破侖帝國的社會和行政變革。
[4] 1801年的政教協約，由庇護七世和拿破侖·波拿巴簽署，它規定了教會和國家的關系，承認了天主教在法國的優勢地位。
[5] 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戰爭與和平》（La Guerre et lapaix）, Paris, Lacroix, 1869, V, chap.Ⅲ。
[6] 第二帝國（1852——1870），由拿破侖三世建立，后因色當戰役而垮臺，當時，拿破侖三世被德軍俘虜，無條件簽訂城下之盟。
[7] Tocqueville, Mélanges, Paris, Calmann-lévy, 1865, p.189。
[8] 1848年6月23日至26日的暴動期間，在巴黎街道上發生了激烈的巷戰。在這個所謂的“六月的日子”里，第二共和國進行了殘酷的鎮壓，1500名反抗者未經審判就被處決了。
[9] 當法國軍隊瘋狂血洗巴黎各區的時候，巴黎公社就已大廈將傾。所謂的“流血周”（5月21日到5月28日）期間，巴黎到處充滿了戰斗，大約有25000名公社保衛者被屠殺。
[10] 波瓦洛（Nicholas Boileau, 1636——1711）在17世紀就強烈地反對超自然的基督徒史詩；因為無論怎樣虔誠的基督徒都不會期望天使會來幫助沃邦攻克要塞；他們毫不懷疑《圣經》，但是在《圣經》里，他們找不到史詩，因為這些美好的事情注定不會再現。
[11] Ernest Hamel, Histoire de la conspiration du général Malet, Paris, Libraire de la Société des Gens de Lettres, 1873, p.241.根據幾家報紙的說法，1907年6月5日，饒勒斯就布斯凱—萊維案件在塞納的重罪法庭面前說過，警察們更應該注意已成為立法議員的被告布斯凱。
[12] 王德威爾得（Emile Vandervelde, 1866——1938），比利時社會主義者，他也是第二國際的風云人物。
第二節
現在讓我們對1793年的暴力作更加詳細的研究，并力圖弄清它是否和當代工團主義的暴力是契合的。
15年以前，德呂蒙[1]在提及社會主義及其未來的時候，就說過一些許多人都會覺得荒謬的話語。這位有點預言家氣派的歷史學家對保守派說：“向巴黎公社的工人領袖們致敬吧，你們再也看不到這樣的人了！……心懷鬼胎、墮落腐化和睚眥必報的人與1871年的人完全是兩類人。從此以后，一種新的情感將會占據法國無產階級的心靈，那就是憎恨”[2]。一位學者不可能說出這些空穴來風的話：德呂蒙通過馬隆[3]了解到了巴黎公社和社會主義世界的真相，對于后者，他曾作過一次相當準確的描繪。
這個灰色的預測是建立在這個觀點之上的，即工人正越來越偏離民族傳統，卻越來越接近于更易接觸到墮落情感的資產階級。德呂蒙說：“公社中最殘忍的資產階級因素，拉丁區邪惡與放蕩的資產階級才是最殘暴的；在這場可怕的危機里，民眾因素還表現得相當人道，還是法國化的……在巴黎公社的國際主義者里，只有四個人……宣布贊成使用暴力手段。”[4]德呂蒙并不比18世紀和1848年的空想家的幼稚哲學高明多少；根據這些哲學，人們遵從沒有受到文明腐蝕的道德律令乃是更好的選擇；只要把眼光從上層階級轉到下層階級，就能在后者身上發現大量的優秀品質；只有那些接近于自然狀態的人才能自然地保持善良。
這種階級理論使得德呂蒙得出一種相當荒謬的歷史理論：第一次革命比我們所有的革命都要殘酷血腥，因為它是由資產階級發動和領導的；“只要人民越和革命心連心，革命的殘酷性就會越少”；“在無產階級第一次分享權力的時候，就比資產階級寬厚仁慈多了”[5]。我們不能滿足于德呂蒙的膚淺解釋；然而，自1793年以來，確實發生了一些變化。我們必須問問，舊革命者的殘暴是否并不是由于那些決定資產階級歷史的因素。這樣，若是混淆了1793年革命無產階級的強力與革命工團主義的暴力，就犯了一個天大的錯誤：“革命”一詞就擁有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含義了。
在革命時期充斥著各種會議的第三等級，即人們所說的官方第三等級，并不是農學家和工業領袖的團體；權力不是掌握在生產者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司法人員的手里。丹納為這個事實感到吃驚不已，即制憲會議里577個第三等級代表，居然有373個是“無名律師、下層的律師、公證人、國王代理、土地稽查員、法官、初等法院陪審員、（代表國王或領主執法的）法官與副法官、地區的代理官員。他們從青年開始，就被封閉在一個狹隘與平庸的司法和行政圈子里，他們在盧梭和雷納爾[6]的影響下，除了會在想象空間里哲學漫步之外，一無是處”[7]。即便在今天，對于律師在舊法國發揮的作用，我們還是認識得不夠清楚：舊制度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司法權；有產者會為在今天看來是無足輕重的問題，尋求法律的幫助；然而在當時，對他們而言，這些看似無足輕重的問題卻是至關重要的，因為當時的封建法和財產法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異常復雜；因此，司法等級的公務員到處可見，并且在人民當中享有盛譽。
這個階層為大革命帶來了強大的行政管理能力；正是由于它，法國才能順利地度過十年之久的浩劫，拿破侖才能迅速地重建正常的行政管理體制；然而，這個階層本身也存在大量的偏見；它們使得位高權重的代表們犯下了重大錯誤。舉個例子來說吧，只要把羅伯斯庇爾和當代的政客作一比較，我們就能理解他的行為；我們應該把他視為一個負責的律師，他注重履行自己的義務與責任，會為了不辱沒律師演說家的職業名聲而憂心忡忡。更重要的是，他愛好文學，是盧梭的信徒。對于法律義務，他居然還有些顧慮，這讓當代歷史學家吃驚不已。當他作重大決定，或者在國民公會面前為自己申辯的時候，竟然表現出一種近乎愚蠢的天真。著名的牧月法令是羅伯斯庇爾備受指責的原因所在；它以明晰的形式體現出了整套的舊制度。
舊制度的一個根本觀念就是要使用刑法程序來掃除一切成為君主障礙的權力機構。似乎在所有的原始社會里，刑罰起初都是用于保護國王以及受他恩寵的特權人士的；法律一視同仁地保護人民和境內所有居民的財產，那已是相當晚的事情。由于中世紀恢復了上古的習俗，它恢復特別古老的正義觀，把法庭視為王室偉大的工具，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一個偶然的歷史事件大大促進了這種司法制度的發展。宗教裁判所為法庭樹立了典范，它們以微小的口實，就能堅決地迫害危及權威的人，讓他們永遠不能再傷害到權威。君主國家從宗教裁判所借用了許多做法，幾乎全盤接受了它的原則。
君主經常要求它的法庭為他開疆拓土效犬馬之勞；法官委員會（des commission de magistrates）居然同意路易十四的兼并，在我們今天看來，簡直不可思議。殊不知，這不過是當時的傳統而已，他的許多先輩為了一己之私，都利用高等法院，沒收封建領主的財產。今天用于確保生產繁榮、允許生產自由與可持續發展的正義，在過去，它的最重要任務就是確保王室的偉大：它的根本目標不是正義，而是國家。
為了戰爭和行政管理，在王室建立的各部門推行嚴格的紀律，也是難如登天的事情。為了懲罰背信棄義與不聽指揮的官員，王室也不斷地進行研究。為此，國王們也會從法庭征召賢能；其結果是，他們混淆了紀律監督的行為和鎮壓犯罪的活動。律師必須根據他們的思維習慣來改造一切，因此，無知、邪念和粗心變成了造反、犯罪或者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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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呂蒙（Edouard Drument, 1844——1917），民族主義作家 ，撰寫了反猶太的暢銷書《猶太人的法國》（la france juive, 出版于1886年），他還是La Libre parole的編輯，后者是他在1892年創辦的。1889年，他出版了《世界的末日》（La Fin d’ nn monde），里面混合著反猶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論調。與此同時，他還在該書中為巴黎公社的工人們恢復了名譽。在這點上，他受到了社會主義者馬隆（Benoit Malon）很大的影響。
[2] 德呂蒙（Edouard Drument），《世界的末日》（La Fin d’ nn monde）, Paris, Savine, 1889, pp.137——138。
[3] 馬隆（Benoit Malon, 1841——1893），記者和作家，是第一國家的創始人之一，也是一位巴黎公社的領導人。他在1880年創辦了《社會主義雜志》（La Revue socialliste），并愈來愈走向改良主義的立場。
[4] 德呂蒙（Edouard Drument），《世界的末日》（La Fin d’ nn monde）, Paris, Savine, 1889, p.128.
[5] Ibid., p.136.
[6] 雷納爾（Guillaume Raynal, 1713——1796），歷史學家，是《法國信報》（Mercure de France）的編輯。他的代表作是《歐洲人在西印度的殖民地與商業的政治和哲學史》（Histo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des éstablissements et du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dans les deux Indes, 1770）。這本書在20世紀末之前已經出了50多版了，它對歐洲列強的殖民政策作出了猛烈的抨擊。
[7] Hippolyte Taine, La Révolution, I, L’ Anarchie, Paris, Hachette, 1878, p.155.
[8] 這篇文章是為德雷福斯寫的，然而，卻沒有人去證明法國一直處于威脅之中。
[9] 只有把這條法律的細節和舊制度的刑法作比較，我們才能解釋它們的細節。
[10] 現代作家以教皇的某些諭令堅持認為，考慮到時代的風俗，宗教審判所的肆意妄為也只是相對的。
[11] Tocqueville, L’ 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Paris, Calmann-Lèvy, 1866, p.100.
[12] 重農學派是18世紀新政治經濟學的擁護者，他們認為土地是全部財富的源泉。
[13] Ibid., pp.235——240.
[14] Tocqueville, L’ 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Paris, Calmann-Lèvy, 1866, p.241.
[15] 在法國司法思想史上，我們必須充分考慮到分割土地所有權的做法。它通過增加生產單位的獨立人手，在民眾當中傳播司法觀念方面所做的貢獻遠遠甚于文人就哲學撰寫的優秀論文。
[16] Sir Henry Summer Maine, Essais sur le gouvernement populaire, trad. Franc., [Paris, Thorin, 1887],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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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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