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什么新鮮的話題好談。大凡明智和審慎的話都已經說盡了。可是,那些話雖然曾經使人感到新穎而充滿智慧,卻已經又成為陳詞濫調了。然而,當我們身處困境,沉入冥思而走向詩人時,我們又仿佛覺得他那可愛而又可怕的形象總是籠罩著玄奧和謎一般的氛圍。
那些閱讀拉斯柯爾尼科夫的市民,他們躺在沙發上,從幽靈世界中獲得一種愜意的恐怖。這樣的人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正讀者,而那些對陀氏小說的心理分析津津樂道,并且撰寫出色小冊子探討其世界觀的學者和智者也不能算是真正的讀者。我們之必須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在我們遭受痛苦不幸,而我們承受痛苦的能力又趨于極限之時,只是在我們感到整個生活有如一個火燒火燎、疼痛難忍的傷口之時,只是在我們充滿絕望、經歷無可慰藉的死亡之時。當我們孤獨苦悶,麻木不仁地面對生活時,當我們不再能理解生活那瘋狂而美麗的殘酷,并對生活一無所求時,我們就會敞開心扉去聆聽這位驚世駭俗、才華橫溢的詩人的音樂。這樣,我們就不再是旁觀者,不再是欣賞者和評判者,而是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所有受苦愛難者共命運的兄弟,我們承受他們的苦難,并與他們一道著魔般地、駸駸乎投身于生活的旋渦,投身于死亡的永恒碾盤。只有當我們體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令人恐懼的常常像地獄般的世界的奇妙意義,我們才能聽到他的音樂和飄蕩在音樂中的安慰和愛。
在陀氏的作品中,有兩種力量攫住了我們,而在兩種因素和對立兩極的彼此消亡和矛盾中,卻生長著神秘的深度和巨大的廣度。
一種力量是絕望,是對惡的忍受,是對人性之殘酷野蠻和可疑性的認可和順從。只有經歷死亡,進入地獄,方能聽聞來自天國的上帝的聲音。真誠而坦率地供認生存和人性的貧乏,可疑和無所希望,這就是前提條件。我們必須聽命于痛苦和死亡,面對赤裸裸現實的猙獰面目感到不寒而栗,然后,我們才能汲納另一種聲音的深邃性和真理。
這第一種聲音是肯定死亡,否定希望,摒棄一切想象的詩意的美化與安慰,正是這種美化和安慰使我們習慣于那些可愛的詩人們對人類生存的危險和恐懼的掩飾。陀氏作品中的第二種聲音,即真正的來自天國的聲音,它向我們顯示了不同于死亡的因素,即另一種現實,另一種本質:人的良知。盡管人類生活處處有戰爭和苦難、卑辱與偽善,但總是還有另外的東西存在,那就是人面對上帝的良心和能力。即使良心也許會引領我們穿越痛苦和死亡的恐懼,導致不幸與罪責,但它終究會使我們擺脫孤獨而無法忍受的無意義狀態,使我們進入與意義、本質和永恒的關系之中。無論道德還是法則,良心都與之無關。良心可能會與道德和法則勢不兩立,不可共融。良心無比強大,它比惰性,比自私,比虛榮都更強大。當苦難深重,迷障重疊時,它總是能敞開一條漫長的道路,這條路不是返回死亡的世界,而是超越這個世界,走向上帝。通往良心的道路艱難曲折,幾乎所有人的生活愈來愈背離良心,他們抗拒著,背負日益沉重的壓力,因良心窒息而歸于毀滅。然而,在痛苦與絕望的彼岸,使生活充滿意義,使死亡得以慰藉的寧靜的道路隨時向每一個人敞開著。有一類人不得不長久地與良心相抵觸,充滿罪惡感。他們只有穿越了所有的地獄,體驗了所有的恐懼之后,才能最終對自己的迷誤慨然有悟,并經歷那轉變的瞬間。另一類人則不相違于自己的良心,他們是那種少有的幸福的圣賢,無論發生什么事,都僅僅只能傷及他們的外表,而絕不致于刺痛他們的內心。他們始終純潔無瑕,微笑是不會從他們臉上消失的。梅什金公爵就是這樣一種人。
在我沉浸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那段日子里,尤其是當我面臨絕望和痛苦時,我從他那里聽到了這兩種聲音,這兩種學說,在一位藝術家,也就是一位音樂家身上我也體驗過相類似的東西(盡管我不可能在任何時候都去喜歡和聆聽這位音樂家的作品,正如我不可能在任何時間都去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這就是貝多芬。他追求幸福、智慧與和諧,但它們并不能在平坦的道路上尋獲,而只有在瀕臨深淵的道路上才能顯現出來,它們不是輕易就可采擷的,而只能是受盡折磨和苦難。在貝多芬的交響樂和四重奏中,有許多樂章從彌漫著痛苦和絕望的濃郁氣氛里閃耀出十分動人的、純真的柔和的魅力,這就是對意義的預感,對拯救的意識,這一切我們都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重新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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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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