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王亞南《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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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想就這本書寫一篇書評,但是看來我沒有能力鋪開來說。
王亞南(和郭大力)是《資本論》的早期中文譯者。高中時我買到他們的這套譯本(1973年6月第12次印刷),但是第三卷后來給家人堆在柴火間,最后讓雨水浸爛了。印象中讀過一篇(王亞南的學生?)講述王亞南的文章,里面說道王跟他在海邊閑聊,王亞南稱道馬克思的智慧猶似大海。那是49年以前的事了。王亞南之分析中國古代官僚制度,當然是建諸唯物史觀的基礎上,見解是新穎的。
他認為:延續到周代的“領主經濟封建形態”解體后,向著地主經濟封建制轉變,成為中國專制—官僚制度的基礎。“領主經濟”類似于由僧侶、貴族統治而非國王直接管轄的歐洲封建制。中國的貴族封建制度被交通的發展、商業與交換的擴大以及戰爭所打破,向地主經濟演變,可說是中國社會早先進步的標志,雖然兩者同樣以剝削農奴的勞動剩余為基礎。專制—官僚制度的特征是:君主不是將領土領民交于其諸子功臣治理,而是大權獨攬,對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此后,中國社會一直滯留于這個階段。
典型的官僚制度的特征是:皇權至高無上,任命百官,制訂法律,通過賦稅榨取和集中勞動剩余,以俸給賞賜臣屬。專制君主領導下的官僚體制,在歐洲,發生于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演進的過程中。它起到了統一民族國家,造成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并要求統一的語言)的歷史作用。當資產階級力量壯大之后,才通過斗爭推翻了舊式的君主制(官僚制度)。
戰國時期,諸侯們為了爭霸權,急切需要“策士”、“處士”之類的專門人才,從而培養了官僚,并從此主導了中國政治的面貌。由于地主經濟不像封建制之以血緣為紐帶,統治者的“合法性”需要粉飾,“天人合一”或“君權神授”之類的神秘化學說便得到利用、發揮,對臣民的周密的教化也非常重要,當然,這些主要是由士大夫們來承擔。
但是,中國社會的“遲滯發展”亦非“一潭死水”,明清時代的社會經濟生活較之秦漢,終究是大大進步的。不過,在歷史發展中同時存在著一個不斷倒退的運動。用王亞南的話說,就是“皇族拉著大官僚貴族化”,重新形成門閥、豪族,并且越來越形成官、商、地主、高利貸者利害與共的四位一體。
漢承秦制,唐承隋制,不少歷史學家看到這一點。但何以秦和隋的王祚極短,王亞南做出自己的解釋:“有許多事實證明:隋代王朝的短祚,正如秦代王朝的短祚一樣,都是缺乏統治新局面的經驗。在秦,我們已指明它是太不善于應付新起的官僚,而在隋,則是太不善于應付新起的貴族。”漢和唐都沿襲了前代的制度(因為它們的本質和處境相同),但加以改進。
王亞南借此解釋中國(特色的)封建制,即地主經濟之頑固,解釋何以資本主義因素未能冒升。從書中來看,王亞南對中國官僚政治的解釋雖然大有過人之處,然而對“資本主義在中國何以未能得到發展”的問題還不能算是充分的解答。就外部條件來說,大一統的民族,以至語言、市場、貨幣、稅制本來是有利于發展資本主義的。王亞南說道:“商業資本的擴大,并未促使封建生產關系解體”,地主經濟的鞏固,使官僚、商人都趨向于成為地主;至于農民,“小農和佃農沒有因為土地被兼并而變成自由農,卻干脆變成官私奴婢,或轉化為私屬或道地的農奴”(工業則是農業和商業之副業,“不易由它自身的積累而擴展”),總之,都不能成為新興的資產者或市民——不過,這仍然是停留于現象的說明。
書中所欠缺的比較,是關于中國城市和歐洲城市之不同。托洛茨基曾經提到:中國(東方)的城市是行政和軍事中心,或者說,是專制政府為了行政和軍事目的而設立的城市,由君主委派官吏進行統治。歐洲的城市最初是在地主貴族的城堡、莊園外圍發展起來的,是生產(工商業)中心。這是最大的不同。城市是歐洲資本主義的發源地,最終,市民階級在與地主的斗爭中爭得了自治。“孑民”在《東西文化不同的基礎》一文中詳述了這個問題:三個階級(市民、地主與農民)的斗爭較之東方兩個階級(地主、農民)的斗爭是優越的。前者能進步,有出路,市民為了廢除封建法律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限制,幫助農民對抗地主。后者則落入走馬燈似的歷史循環。“孑民”還談到,中國古代的工商業家在城市里沒有市民地位,他們同時在鄉村放高利貸,并把大部分資本投放于土地,促成土地商品化——他們是不可能幫助農民解決土地問題的。而歐洲的市民階級最初是自由農或解放的農奴,他們無權擁有土地,因而脫離了農業而從事工商業(貴族則不屑于從事工商業)。由于經濟基礎不同,市民與農民沒有沖突。
至于形成自由農的因素,我記得,“孑民”有另一篇文章談到在歐洲封建時代的長子繼承制,即土地由長子繼承,迫使其他子嗣脫離農業;在中國古代,土地則傳給每個兒子,當人口不斷增長,農民的人均耕地面積就越來越小,難以維生,土地兼并則加劇了這一趨勢,最終導致農民起義的爆發。周廣慶《人口革命論》一書也得出相近的結論(可參看起床的書評http://bj2.netsh.com/bbs/77560/1/17470.html)。
談到這里,似乎離題有點遠了。但是,王亞南之探索中國古代的官僚政治,其目的當然也在于了解國民黨時代令人深惡痛絕的官僚資本主義,同時也將之與自己常常思索的 “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何在?為何資本主義在中國得不到發展?”這樣的問題聯系起來。所以這番延伸亦非蛇足。
關于“為何資本主義在中國得不到發展”,看起來是一個歷史問題,但問題之提出,及其提法,總是帶著歷史背景與現實目的。這個問題之在八十年代知識份子再度流行(用的常常是“河殤”式的“憂患”語氣,仿佛非常痛心疾首似的),現在看起來很明白,就是知識份子渴望資本主義的無誤標志,雖然他們很少說破,但聽者自明。就今天的現實來說,這已經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
“反官僚”同樣是一個隱喻,對自由派知識份子,或對于泛左派(尤其是毛派)以及工農,都是如此。前者把官僚社會主義當成封建制度,自己則佯裝成反專制時代的資產階級英雄,不過大部分自由派之推崇“英美憲政”而排斥“法俄革命”則同時表明了他們在經濟上的壯大和政治上的犬儒,背后的心態無非是害怕群眾運動;后者則追求“公正”、“平等”(雖然往往淪為尋求階級調和與妥協),并從毛時代尋求靈感。
王亞南在深究中國古代官僚政治的起源與特征之后,繼續探討辛亥革命后官僚政治的發展變化。他指出:“舊官僚政治完全建立于傳統的封建農業經濟上……新官僚政治……更直接靠近買辦性商業金融業。” 他們“早就習于資本社會的經濟生活,并與買辦之流周旋久了,覺得貨幣真個萬能,利得就是一切。結局,舊官僚還偷偷摸摸不肯公然從事的牟利活動,新官僚卻滿不在乎地當做時髦來大展宏圖了。”
王亞南在書末的概括“官僚政治是一種特權政治。在特權政治下的政治權力,不是被運用來表達人民的意志,圖謀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國家的’或‘國民的’名義下被運用來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達成權勢者自私自利的目的”,這在1949年至今的時代仍然適用。他呼喚用“科學的、人民的時代”代替官僚時代,并指出:“世界現階段鏟除官僚政治之封建根基的民主革命步驟,早已不能像近代初期那樣由都市工商業主或啟蒙知識分子領導去做,而必須由工農大眾起來推動他們一道去做。”這在今天也仍然正確。他強調官僚政治形態的“存在前提:第一是,前資本社會的或封建的體制,還在國民社會經濟生活上廣泛地發生支配的作用……”,在蔣家王朝時代雖然看來也是對的,但卻被后來的歷史發展所證偽:官僚政治在封建制度已消失的后資本主義社會——托派對前“社會主義國家”們的定義——仍有其存在的土壤。事實上,很有可能王亞南是在迎合中共關于中國社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的判斷。因此,雖然他訴諸工農“參加并主導著政治革新運動”,但還不等于提出社會主義、或無產階級專政的目標。
關于資本主義及后資本主義社會的官僚,托派有豐富的著述,詳盡的剖析,王亞南的論述未及于此。
與毛時代相比,今天的官僚有許多相似的特點和作風,但前者是一次畸形的革命的產物,與工人運動的關系極小。民族解放、生產資料國有制和土地革命是它的積極成果,一個日趨龐大、等級森嚴的寄生官僚層則成了人民的桎梏。
現今的官僚資本較之國民黨時代在本質上并無不同,都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上(甚至都帶有買辦特征),都是利用政治權力聚斂官僚資本,只是于今猶烈,因為后者的經濟基礎要雄厚得多。他們都熱衷于向封建時代借鑒統治術與教化術。蔣介石提倡讀經,當代的官民學界亦然。不過,當代的官僚資本是復辟過程的產物,他們侵吞了1949年以來人民勞動累積的財產,搖身為真正的統治階級。這一點和國民黨時代是不同的。
我們可以找到新舊官僚政治的許多共同點:官大一級壓死人;只對上級而不對人民負責;例行公事和推諉責任;貪污盜竊和魚肉人民;充斥著鉤心斗角的派系斗爭……但是,盡管官僚資本對人民的束縛遠較封建時代有力,但是并沒有封建時代那樣穩固。官僚們熱衷于“為萬世開太平”,這當然是可笑的,因為它所建基的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是不斷變動的,并且不可能與世界經濟及國際資本的影響相隔離,也不能與世界革命相隔絕。社會的落后性,以及復辟進程施加在工農頭上的重壓,不可避免要導致劇烈的階級沖突。
因此,盡管一代代統治者都在借鑒古老的統治術,但并不能將他們與封建時代的官僚等同,更不必以為中國或東方社會是什么“超穩定系統”。自從資本主義征服世界之后,經濟基礎、生產關系和階級結構在最落后的國家也不復如前。工人階級的革命更不會注定走上“治亂相循”的老路。這里有太多的經驗和教訓需要吸收和記取。但是,在最基本的方面我們可以指出:俄國革命之蛻變為官僚專制,恰恰發生在內戰和外戰之后,亦即工人力量大大削弱的時期,至于1949年的中國革命,工人并非主力。官僚專制的對立面,恰恰是無產階級的自我組織能力和歷史首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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