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是一個重史的民族，歷朝歷代列祖列宗持之以恒，以血淚以至生命書寫下的歷史，絕不是僅僅為了講幾個故事，娛樂后世子孫，更重要的是希望后世子孫能夠吸取血的教訓，保炎黃血脈綿延不絕。中華民族也是一個有信仰的民族，她所信仰不是虛無飄渺的耶穌基督，真主安拉，也不是什么共產主義、民主自由，她信仰的是真正生存于民族歷史上，為民族的生死存亡和發展壯大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豪杰。
什么樣人才算得上是中華民族的英雄豪杰?魯迅先生曾這樣寫道：“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變法者就是其中的一類英雄豪杰。變法其實就是一種制度創新，在中國歷史上，變法者好象都沒有什么好下場，吳起死于亂箭穿身，商殃死于五馬分書，張居正被掘棺鞭尸，王安石被光輝耀眼的名流(司馬光、蘇東坡等)辱罵折磨，他們的之中只有商殃的制度被完整地繼承下來，為民族的統一作出了重大貢獻。
盡管如此艱難，盡管如此兇險，但勇于變法者仍然前赴后繼，仍然層出不窮。因為他們都有一顆粉身碎骨渾不怕我以我血韉軒轅的赤子之心。
一百多年前，妄自尊大的清帝國被被鴉片戰爭炮火打痛后，中國人開始妄自菲薄乃至自暴自棄，一切以洋為師、以洋為貴全面學歐仿美以至于今日。盡管如此，中國人的自強信心不失，創新精神不滅，其中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最為突出。
毛澤東沖破馬列教條主義的樊籠，探索出了一條以工農聯盟為主體，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無產階級革命道路，最終獲得成功，取得了革命勝利。
建國十七年后，毛澤東充分認識到蘇聯模式的不足，在世界列強鐵壁合圍之下，繼續帶領中國共產黨人探索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不得人心的。因為當時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兄弟還吃不飽穿不暖，文化大革命并不能馬上改善他們的生活，而農民大都是急功近利的，他們最迫切的要求是解決吃飯穿衣等實際生活問題。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對象是跟隨毛澤東一起打天下的戰友(資本主義當權派)，因為他們已成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占據從中央到地方的重要權力位置。
文化大革命的對象還有知識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知識分子就是舊文化的主要載體，不革新肯定不行。知識分子們是講尊嚴，要面子的，你要他們下到農村和工人農民一起勞動，那就是比死還難受，那就是殘酷折磨，瘋狂迫害。
文化大革命是違反人性的。對那些老戰友們來說，他們提著腦袋，跟著你老毛從南殺到北，又從北殺到南，還從國內殺到國外，辛辛苦苦拼殺了二十多年，好不容易打下了個錦繡河山，坐了天下，年紀也大了，終于天下太平，兒孫滿堂了，也需要享享老福了。你老毛倒好，還要來一次文化大革命，這不是吃飽了撐著，這還讓不讓人活了?(絕大多數的革命者不會理解，革命不僅僅是革別人的命，也是隨時需要自我革命的)
文化大革命是違反歷史慣性的。老子說了“治大國若烹小鮮”。意思就是警告當權者不要亂折騰。還有，“與民生息”這也是中國歷代王朝統治初期的重要策略。毛澤東熟讀歷史，二十四史長年擺在床頭，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但毛澤東還是干了，他偏要反其道而行，他想要通過大亂再達到大治。
因為，他不干不行，他不干，就沒有機會干了，他已經70多歲，他已看到了這個黨、這個國家再次覆亡的根源，他看到了曾經的革命者，已蛻變成高高地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僚惡霸，他也看到了文化教育者遠離實際空洞無物的說教，他甚至還看到了四處熊熊燃燒的烽火。也許還不是最合適的時候，雖然黨內走資派已經露出苗頭，但他們畢竟還沒有把這愿望轉變為復辟的行動(如果真的變為行動，那還有誰能撼動呢?)。
但毛澤東不得不干，他年紀太大了，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他就是粉身碎骨，也要為后世子孫提這個醒。他要開創一條新路，一條人人起來負責，管治國家的新路。他不希望數百萬革命烈士的鮮血白流，他不在意自己的成功與失敗，他已做好了粉身碎骨的準備(對于文革的失敗結局，毛澤東有充分思想準備。1966年7月，給江青寫信說，“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他只是希望后世子孫能夠認識到這條新路的價值。
文化大革命無疑是人類歷史上一次重大的制度創新。實是求是說，我個人沒有看到他取得了如何巨大的經濟成果(也有人認為文革期間的經濟發展并不慢：依據國家統計部門所公布的數字，止于1978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達3624億元，這比1965年的1716億元翻了一番還多，年均遞增率達6.8%)，但兩彈一星與青蒿素的發明應是不爭的事實。她的目標也很清晰：革文化的命。
不管你承認與否，文革時的中國社會是這樣的：
那時是沒有黃賭毒和黑社會的(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的史無前例)，那時的知識分子(包括學生)是要下地干活的，那時的領導是害怕人民群眾的，做了壞事是可以隨時拉出來批斗的，那時的佛祖菩薩和一切神靈是可以打碎踩在腳下的。
那時的空氣是無比清新的，那時的食品是不用考慮安全問題的，那時的小孩子是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耍，而不用接送的;那時出外是不用鎖門的，那時候沒有人關心社會和諧。
盡管文革有各種各樣錯誤，但她徹底清除了黃、賭、毒、黑和封建迷信等社會毒瘤，人民群眾通過社團組織和“四大”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政治意愿和成功監督政府卻是不爭的歷史事實(四人幫縱有千般壞處，但就是沒有貪污腐化和受賄行賄)。
這對造就一個政治清明、社會和諧、積極向上的社會，無疑仍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借鑒作用(如果說“四大”是破壞法治，為什么不繼續探索法治下的“四大”?)。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澤東邀請黃炎培等人到他住的窯洞里作客。毛問黃來延安考察有何感想?黃炎培坦然答道：“他說我生60余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期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顯然，黃炎培先生的這段話的意思是說，中國共產黨能跳出這個周期律嗎?
對黃炎培的坦誠直言，毛澤東當時非常自信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據傳，1975年，毛澤東曾為周恩來填“訴衷情”(詞牌)一首，其詞曰：“當年忠貞為國籌，何曾怕斷頭?如今天下紅遍，江山靠誰守? 業未竟，身軀倦，鬢已秋。你我之輩，忍將夙愿，付與東流?”如果所傳屬實，那就說明即使在文革后期，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能跳出這個歷史周期律已經不再自信，已經有所懷疑了。
十八大后，經過兩三年的反腐運動至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和李克強總理多次公開高調批評“為官不為”的現象，可見“為官不為”的問題在中國官場已相當普遍，非常嚴重!為什么不為?以前是收了好處亂辦事，現在不收好處不辦事。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過去的偉光正，永遠代表不了未來的偉光正。紅旗究竟能夠打多久?這仍然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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