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樹斌案復查至今，我們看到輿論的熱點似乎已從證據本身“成功”地轉移到了律師本人身上。律師成為了整個事件的主演。他們在網上抱團取暖、同氣連枝，頻頻在媒體前曝光，但網友的評論上卻體現越來越多的負面觀感。我問過幾位我尊敬的法學前輩，他們居然都對這些律師大搖其頭，有人毫不客氣地說這次律師的表現是負分，有人則含蓄地指出，他們缺乏專業主義。
什么是專業主義?在大前研一《專業主義》一書里，專業主義是對消費者負責，本著這樣的商業態度，才是真正的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這個詞被直譯被職業化、職場素養，其實適用于很多行業，而醫生與律師被認為是“專業主義”的代表。醫生不但要把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放在一切的首位，救死扶傷，而且對病人吐露的一切秘密要嚴加信守，決不泄露。律師不但要有豐富的法學專業知識和實踐能力，而且要恪守律師職業道德。
這些年來，網絡上對律師的評價似乎沒有太多正面，這怪不得網友，該反思的是這個群體。君不見，有知名刑辯律師在重大的辯論中邊開庭邊拍照，被法官警告后直接暈倒拉到醫院搶救，上演迫害秀;有律師作為全國人大代表提議賣淫合法化，與反對她的網友對罵;有律師去法院碰瓷，把自己磕的誣陷成法官和法警打的，鬧得滿城風雨;還有律師支持占中，被依法追責后，網上向國務院乞討請求經濟支援……
聶樹斌案的律師，應該說是萬里挑一了吧?可是進入復查程序以來，都做了什么呢?把閱卷過程中不能公開的材料全部一股腦兒在網上公開，甚至連死刑執行的照片也照登不誤。律師執業紀律和道德規范約束不了他。公開死刑執行照片時撒謊說照片來源大眾網，大眾網馬上嚴正聲明說從未披露過這張照片，然后律師就裝被迫害，交代后事、寫遺言。這都是表演給誰看?自稱“中國當代知名刑辯”的專業主義哪里去了?
聶案中最知名的律師，最初學歷是初中未畢業，法律是自修的，專科學歷是自考的，做律師之前是在山東廣播電視大學臨沂分校工作，他占的先機就是1986年參加律師資格考試。他自稱論文入選《中國當代思想寶庫》，上這種書也不知當初花了多少錢。你能指望一個半道出家、學藝不精又撒謊、打潑的律師作出專業的辯論嗎?哎，我真是說話不怕得罪人，可是大家都是一個專業的，幾斤幾兩一看便知，互相恭維有意思嗎?
我看過“貴州打黑第一案”中被擔架抬出法院送往醫院救治的著名女律師寫的某案辯護詞，恕我直言，連句子都沒寫通順，被網友大量吐槽。后來知道她不僅學歷有問題，連當年怎么拿到律師執業證都迷霧重重。寫《法律人你為什么不爭氣》一書的作者，臺灣律師陳長文，國內律師同行還不服氣，但人家好歹也是正兒八經臺大法律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法學碩士、博士學位啊。我們的知名大律師跟人家差的不只是一百個何以琛吧?
我接觸過一些來自美國的律師、臺灣地區的律師，以及我的同學就有在英國執業的，對于國內律師界的這種亂象，他們也都頗為驚訝，覺得律師怎么能變成這么low!國內一些學者習慣于把死磕律師的出現歸咎于法制不健全，歸咎于司法不公，歸咎于律師執業受限。可是有沒有人想過律師自身存在的問題呢?你自己出名了，委托人怎么就活該成為你出名的犧牲品呢?律師如果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專業，社會憑什么來尊重你?
我從事法學研究多年，十年前涉足兼職律師，成功地參與過一些知名案件的辯護和代理，在北京和義烏也發起成立了兩家律師事務所，我給這兩個律所定的規矩就是：尊重專業，尊重證據，以身作則，推進法治。我們名不經傳，但兢兢業業做好專業的事情。昨天我敬重的蔣勇先生的天同律師事務所轉發了我對聶案的分析文章，頂著巨大的壓力，因為在輿論上，我這么特立獨行的人并不合群。可為什么我要與某些我不齒的同行同流合污呢?
律師界目前做得比較專業的部分，可能是非訴業務，很多年輕的律師也開始投入非訴。但訴訟業務尤其是刑辯就真的沒有空間了嗎?最富有挑戰的最需要人才的最需要專業精神的恰恰在刑辯。刑辯領域展現的是一個國家的法治水平，也展現著律師界的真實水平。這一屆北京律協的會長，由刑辯律師擔任，李莊的前同事，新任會長能改變目前的律師界亂象嗎?我的同行們，什么時候，我可以自豪地對任何人說，我其實也是一位律師?
附文：吳法天：持續關注聶樹斌案，我的一些個人見解
我從2005年開始關注聶樹斌案，至今十年。這十年見諸文字的成果，有2005年寫成2006年發表于《中外法學》的關于刑訊逼供的三萬字研究論文，其中提到聶樹斌案;2007年在《法制日報》發表的《聶樹斌案背后的制度問題》，以及2014年出版的《用證據說話》一書中有關聶樹斌案證據分析的一文。期間，我的認識和態度也有了一些轉變。從最初的篤定是冤案，到呼吁再審，再到謹慎地看待其中的證據問題，漸趨理性和保守。作為法律人，不先入為主下結論，多注重細節，才能透過輿論的迷霧去看清事實的真相。一些個人粗淺看法與同行分享，不當之處可以討論：
1、 可以肯定的是，當年的辦案機關在取證和程序方面存在很多瑕疵。這些業已存在的問題暴露出刑事司法程序的痼疾，也是頗多律師指摘的重點。當然，程序問題雖不一定會造成冤假錯案，但應成為中國程序法改革和完善可以汲取的教訓。
2、 書記員代被告人在送達回證、宣判筆錄上簽名等，不僅僅是工作不規范而是程序違法，至于卷宗裝訂頁碼編排錯誤隨意涂改，有的卷宗裝訂訴訟材料收集不全，甚至存在漏填審判人員、指揮人員等明顯瑕疵，嚴重影響了司法機關的嚴謹性形象。
3、 我不贊成官方用媒體為案件結論定調，也不支持律師借助互聯網引導輿情走向。律師團隊指責洪道德教授的邏輯，其實也可以用到律師團隊本身，而且后者對輿論施加的影響更甚。律師應當謹守職業道德，而不應當成為熱點案件中的主演。這么舉國關注的案子，律師用得著交代后事留遺言?
4、 網上公知已經把該案上綱上線，進行輿論審判。比如張鳴一口一個“這當然是冤案”，并開始謾罵。而律師團隊去轉發這種情緒化的言論，對自身形象并無助益。司法機關獨立辦案，意味著不僅要排除行政機關的干預，而且應防止媒體審判。律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應慎重表態，克制評論。
5、 自從最高法宣布指定山東高院復查聶案后，有人組建了一個由20名刑辯律師組成的聶案律師團，以及100人的聶案律師觀察團。有不計其數的律師與聶家聯系，請求免費代理該案。甚至還有與聶母打過交道的律師，去電責罵聶母沒有委托自己。這種為出名求代理的現象，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這個群體的急功急利。究竟幾人真為正義而戰?
6、 本案代理律師之一自稱當代著名刑辯，可惜絲毫看不出其水平，根本沒抓住重點，表現非常被動。律師不斷地在微博上公布案卷原始證據材料，甚至連死刑執行的照片都照登不誤，有違職業操守。真心不希望此案繼崔慧鬧劇之后再成為律師界滑鐵盧。
7、 如此重大復雜案情，需要對證據細節反復推敲，詳盡說理。先有預判，然后再從證據疑點中草率得出結論，進而訴諸道德層面的譴責，網上律師團隊這種簡單粗暴的邏輯，并不比當年的辦案人員強多少。克服情緒化，期待更多的理性辯護。
8、 聶樹斌案十年，圍繞這個案件的謠言夠多的了，連取腎什么都出來了。有些明顯干擾的信息不要去傳播，大家把注意力放在證據細節上，尤其是物證上。聶樹斌會說謊，王書金會說謊，辦案人員會說謊，律師也會說謊，但很多客觀存在的物證不容易造假，造假的代價也太高。
9、 從一張聶樹斌執行死刑前的黑白照片，不能完全斷定是雪地，也看不出是羽絨服。而原辦案法院代表答復稱執行地的地面上是沙不是雪，當時穿著是春秋裝。為確定時間，可以調閱與聶樹斌同一天執行死刑的另一案件被告人蘇輝峰的文書。鑒于案卷材料出現多處錯誤，也不能排除司法機關搞錯了執行時間。
10、關于上訴日期的錯誤。法院于1995年3月15日作出(1995)石刑初字第53號刑事附帶民事判決。聶樹斌不服，向河北省高院提出上訴。河北省高院1995年4月25日作出(1995)冀刑一終字第129號刑事附帶民事判決。聶樹斌上訴狀會不會把1995年3月15日誤寫成1995年5月13日了?畢竟這3.15和5.13三個數字完全一樣太巧了!需要更多證據，比如高院收到上訴狀日期對照。
11、 受害人同事均作證說受害人當天離開單位時間是三點到五點，多數說是下班后，聶樹斌八次供述均供述其作案時間為下午五點多，而王書金是供述的作案時間都是下午一點半至二點。一兩點和五點多的誤差較大，目前沒有時間證人能對應王書金的供述，存疑。
12、 被害人的尸長為1.52米，聶樹斌供述被害人身高一米五、六，王書金說自己是1.72米，女的比自己略低。這個不足以作為認定王書金供述虛假的證據，因為對身高的估算本身存在較大誤差，不排除作案人在慌亂的情況下作出錯誤判斷。
13、 聶樹斌供述用花襯衣勒死受害人，王書金供述掐被害人脖子、跳起來猛踹被害人胸部、聽到咯嘣響。尸檢報告中發現被害人頸部皮膚缺失，但沒有發現有明顯骨折，按照此情形，聶樹斌的供述更符合事實，但也不排除當年的尸檢報告存在差錯。二十年過去了，再進行檢驗的條件也不存在了，有專家就憑照片斷定有骨折，會誤導網民。
14、聶案卷宗顯示，現場物證包括一串鑰匙，聶樹斌的多次口供中并沒有提到，而王書金落網后在供述作案過程時卻專門提到了這串鑰匙，這是重大疑點。原辦案單位代表解釋為犯罪嫌疑人強奸、殺人時，精神高度緊張導致對作案細節印象深刻，對其他細節沒有印象，這比較牽強。辯護律師可以再深入挖掘這一點。
15、王書金說“我把她掐死之后，在她身體的右邊有一串鑰匙，我怕別人通過它找到我，于是扔到了她(身體)后一米遠”。問題來了：為什么說別人就憑被害人的一串鑰匙能找到他?鑰匙有何特征?他作案過程中碰到怕留下指紋?但為此卻只扔到一米多遠處，這樣辦案人員就找不到?如何排除王書金作為現場勘查的圍觀者看到過，或者有人給他提示這個細節呢?
16、一起刑事案件，出現兩名可能的兇手，就要看兩人供述的作案時間、地點、過程以及隱蔽性細節，看看關鍵細節上的重大差異。王書金本來因為其他案件該判死刑，因為這個供述已經多活了十年，其辯護律師稱其所供述的石家莊西郊強奸殺人案，是對國家和社會的貢獻，屬重大立功，應從輕處罰。至于是否能認定其行兇，僅有被告人口供沒有其他證據是不能定案的。
17、 聶樹斌的律師提出，1994年的現場筆錄中出現了多處“新華路”、“新華西路”的名稱，而該段路在當時的名稱為“石獲南路”或“石獲公路”，新華西路一名只存在于2001年之后。經檢索，有很多“石獲南路(原新華西路)”，卻無“新華西路(原石獲南路)”，不支持律師的說法。
18、律師稱聶樹斌遭到刑訊逼供，原辦案單位代表稱他們在復查過程中對刑訊逼供問題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工作，沒有發現有刑訊逼供的現象。聶樹斌的8份認罪供述穩定，沒有過翻供的記錄。這并不能說明沒有刑訊逼供，辦案單位不能以此種方式自證。
19、聶樹斌的親筆上訴狀，提到三點理由：量刑太重、年紀太小無前科劣跡是初犯、認罪態度好。聶樹斌最后的求生機會中，沒有說自己無罪也沒有提到刑訊逼供，這令人不解。此時已經是法院階段，沒有任何刑訊逼供的可能，如果確實冤枉，為何放棄伸冤?
20、啟動復查，不等于重新宣判。聽證會的目的是充分聽取各方面意見，以公正客觀地形成復查結論。如果證據審查確實能證明王書金是真兇，應迅速給聶樹斌無罪判決并進行國家賠償，如果事實真偽不明，沒有充分證據證明聶樹斌或王書金作案，應作證據不足的無罪判決。如果最后能證明確實是聶樹斌作案，則維持原判后，司法機關對民眾做好說理釋法工作，以確立公信力。用證據說話，以法理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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