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來，中國教育與學術的繁榮背后，學術生態情境中有五個現象也悄然形成，弊端漸顯。它們是：學術圈子江湖化、學術品階行政化、學術管理公司化、學術資源私利化、學術精神庸俗化。時論的學術腐敗與此“五化”密切相關。更為關鍵的問題在于：從長遠看，這樣的“五化”會導致學術成果和學術價值的“虛”化，即學術成果既難以發揮教人成“人”的真知功用，也難以夯實民族復興大業的知識基礎;從當下的學術生態看，又會導致學術生存的兩極分化，形成學術權貴和學術貧民的強弱壁壘。
毋庸多論，學術權貴是指那些占據學術系統的要津，對學術資源具有分配權和對學術活動具有主導權的學者。據實而觀，一些學術權貴也曾是“知識精英”，也曾以學術為業，求索和傳播真知，為中國教育和知識的系統化和現代化付出了艱辛努力。令人扼腕的是，這些人后來逐漸遠離乃至破壞了知識精英本該有的真知生產和德性培育基本職責，轉而有意無意地固化自己的既得利益，虛化學術價值，庸俗學術精神，進而成為制造“學術貧民”的隱性力量。
從知識精英蛻變為學術權貴，其間有個過程。近二十多年來，有部分知識精英對于名和利產生了錯誤認識，不再甘于坐冷板凳，熱衷于追名逐利。他們或者對于送上門的誘惑，不能堅守底線，放棄了立場和原則，成為權勢和資本的附庸，或者主動投懷送抱，兜售自己和學術，使得自己和學術一起變成商品。如此情境中，知識—權力—資本膠合在一起，知識精英漸成學術權貴。時下廣被詬病的學—官、學—商勾結，正是這種世俗化的異態反映，也是學術界“四風”問題的體現。
學術權貴固位之后，在學術領域里，其身份與學術功用又有個異化過程。一方面，他們是學術資源的主導者、學術規則的制定者、學術成果的審查者;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學術資金的老板、學術江湖的大佬、學術管理的CEO。集此兩面于一體，強勢學術人物和學術利益群體的出現，就自然而然了。與此相對，那些為職稱與薪資奮斗與苦惱的青年學人，也被迫成為弱勢的“學術貧民”。進一步地，這個異化的惡果直接顯現為：阻滯了青年學人成為知識精英的步伐，在削弱整個知識載體獨立性的同時，也強化了他們的依附性。終而，整個真知系統的更新會變得更為艱難，這在人文社科領域尤為明顯。
學術權貴的產生與強勢，實際上是他們罔顧真知乃至背叛真知的結果。自有知識人以來，求真即是他們的天然使命，也是學術精神的質地所在。但當下中國的學術論文數量與真知生產的質量過度失衡表明，知識人的日常活動已經嚴重偏離了真知生產之道。某一課程有幾十種版本的教材，某一淺顯主題有數以千計的論文，顯現的何止是知識生產的低水準重復，更是知識人為了一己之私罔顧真知的證據。尤為荒謬的是，這些教材的主編者，幾乎都由學術權貴擔任，權貴的名字往往也赫然在這些論文的作者之列。此類背叛在教育層面的惡果是：學海之中垃圾橫流，嗷嗷待哺的學子們將缺乏真知的滋養，迷失前行的方向。
與背叛真知相匹而行的是學術良知的漸失。保持相對獨立的立場與姿態，立足真知與良知對“假惡丑”進行持續不斷的批判和揭露，是知識人的社會性使命。相應地，知識人的學術活動，必須基于人類社會的根本性事實，接近和發現真問題，尋求解決問題的共識、答案與可行途徑。然而，當下不少學術權貴甘作利益集團的花瓶，以專家身份為利益集團的不當得利辯護，更有甚者，以制造或炒作偽問題為切入點，攫取項目經費，耗費公共財政。至于各種學術不端、榨取研究生學術勞動、套取項目經費之類，則是遭致當下社會“吐槽”的學界常態了。學術良知的削弱與喪失，其實即是供社會人自照自省的公共鏡子破碎，必然導致社會層面的理解力和判斷力低下，其惡果體現為：謠言飛舞卻難以甄別，問題叢生而答案難尋，社會人因此變得焦慮與惶惑，社會生活和社會心理也因此而彌漫緊張與暴虐的氣息。
我們知道，真知和良知是學者生命力的兩條腿，也是學術共同體發揮其知識與德性作用的兩個核心力量。而現實的情形是，學術權貴已然處于學術共同體的中心地帶。本來，他們早該擔負起學術共同體價值守護人的角色，但如今這一職責不僅被削弱，某些人還對青年學人開啟了惡性示范。從發揮學術共同體的良性建構和鏡像化的功用層面看，回歸生產和傳播真知的知識精英本位、醇化學術氛圍、厚實學術精神、引領下一代良性參與社會建構，是當今學術權貴必須重新承擔起的責任和義務。
平實說來，學術權貴雖只是知識人群體中的極少數，但他們的過度自利，強化的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共構，弱化乃至碎裂的是學術共同體。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真知會隱沒無痕，更不意味著良知已灰飛煙滅。相反，由于在文明演進的長河里，權貴終究會雨打花落，真知卻源遠流長，故占知識群體大多數的“學術平民”，依然可以直面艱難，拒絕附庸，行進在真知求索和良知踐履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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