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按捺不住篡改歷史野心》，日本《東京新聞》5月9日報道，日本《朝日新聞》5月9日報道，韓國《中央日報》網站5月9日報道，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5月9日報道，共同社首爾5月9日電，英國《泰晤士報》網站5月8日報道，日本《讀賣新聞》5月9日報道，共同社東京5月9日電，香港星島環球網5月9日報道。改變一個詞匯的定義，這是別有用心之徒慣用的伎倆。正如中國的改開教徒正在改變“社會主義”和“人民”的定義一樣，日本的法西斯分子也正在改變“侵略”的定義。
實際上，從日本資產階級的現實利益出發，其所要獲得的只是讓軍工產業成為日本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而要達成這一目的，則必須要打通日本軍品的海外出口通道，而日本的和平憲法恰恰堵塞了這個通道，因此，日本資產階級需要修改憲法。又因為日本憲法是由美國人制定的，因此，如果沒有美國的同意，日本自己是無法修改憲法的，而要獲得美國的首肯，則必須要尋找到一個有利時機。
恰巧，這個時機出現了，美國自己引爆了國際經濟金融危機后，美國資本集團內部的矛盾日益加重，金融資本的全球化特征與軍工資本被局限在美國本土的這一矛盾使得美國統治集團內部的派系斗爭日趨加重，再加上開銷過大的對外侵略戰爭進一步阻礙了金融資本與軍工資本的合作，但軍工資本自身所具有的硬實力使得金融資本無法掌握全局，因而，為了取得美國統治集團內部的再平衡，軍工資本被允許向外投資，當然，目前還只是被允許向美國的盟國轉移軍工產業。日本自然成為美國軍工既得利益集團的投資對象。而日本則正好利用這個機會來擺脫和平憲法對它發展軍工產業的束縛。
但是，利益上的一致并不能必然導致觀念上的一致。尤其當這個觀念是作為日本統治集團統治手段的時候，觀念的改變則變得更不可能。與中國的以崇洋媚外為主流價值觀的改革開放運動不同，日本——由于美國的需要而沒有完成對戰犯和戰爭責任的清算——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就掀起了反對美國殖民統治的運動，而這種運動之所以能夠成為日本社會的主流運動，那完全是因為它非常符合日本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但是，也正因為日本的侵略問題沒有受到徹底的清算，因此，日本反對美國殖民統治的運動——在日本統治集團層面——始終是站在與美國對日軍事殖民統治非此即彼的立場上，即站在肯定日本對外侵略擴張戰爭的立場上進行的。
因而，真正感到頭痛的是美國而不是日本。美國一方面要利用日本這個新的軍工生產基地來維護美國的霸權，另一方面，日本主張將軍工產業作為支柱性產業的勢力卻是以反對美國對日軍事半殖民統治為宗旨的。由此，美國一方面要向日本投資軍工產業，并且幫助日本擴大對外軍品銷售規模，另一方面美國又要警告和遏制日本國內反美勢力的膨脹。
安倍晉三之所以要修正“侵略”的定義，那主要是因為他要依靠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來鞏固其執政地位，而他之所以要依靠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完全只是因為美國現在需要利用日本的軍工產業資本，換言之，安倍非常清楚，他只有緊緊依靠美國，才能坐穩首相的位置。因而，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安倍晉三要在“二戰”問題上搞翻案風了，但實際上，從日本統治集團的立場上來看，這完全就是為了響應美國軍工既得利益集團的要求而必須去做的事情。因而，盡管日本統治集團與美國統治集團在做大做強日本軍工產業的這個問題上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彼此之間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解釋卻是相互矛盾和相互沖突的。
由此，對美日之外的第三方而言，絕不要因為美國對日本提出警告，就想當然地認為美國會遏制日本發展軍工產業，恰恰相反，美國警告日本的目的實際上是為了讓日本資本集團更現實的認識這個問題，從而采取靈活的姿態以減少日本發展軍工產業的阻力。因此，即便日本方面拒絕改變對侵略問題的認識，美國——為了自己的現實而緊迫的利益——也必定不會阻擾美國軍工資本對日本的投資行為，因而只會在實質上幫助日本發展軍工產業。
至于韓國和日本的關系，由于韓日之間彼此互補性很低，換言之，彼此競爭程度很高，因此，在物質層面日益尖銳的矛盾和沖突必然反映到意識形態層面，因而必然表現為韓日因“歷史”障礙而無法充分合作。
《中國打出“沖繩牌”戳痛日美》，香港《南華早報》網站5愚人9日報道，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網站5月9日報道，香港《東方日報》5月10日文字，中央社臺北5月9日電，共同社華盛頓5月9日電，日本新聞網5月9日報道，共同社東京5月10日電，日本《產經新聞》5月10日報道，日本《讀賣新聞》5月10日社論，《日本經濟新聞》網站5月9日報道，日本《朝日新聞》5月10日報道，日本《朝日新聞》5月10日社論，日本《每日新聞》5月10日報道。
上學的時候，老師告訴我們說，琉球是中國的，然而，到了黃金十年，中國官方和主流媒體不僅很少談及琉球二字，而且轉用日本對琉球的稱呼——沖繩(同樣的還有中國不再稱韓國的首都為“漢城”，而按韓國當局的要求改稱“首爾”)。中國古人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因此，對同一個事物使用何種名稱的這件事是很重要的，特別是涉及政治問題的時候，一定的名稱代表一定的政治立場。
也正因為如此重要，所以中國的漢奸國賊才特別喜歡在改變某一名稱的定義上下功夫，因為如此一來，就可以在不改變名稱的前提下改變名稱所代表的事物的內容實質，由此達到偷梁換柱、指鹿為馬、借尸還魂的目的。比如用“民企”代替“私企”，從而在概念上剝奪公有制企業和集體企業的“人民的企業”的內涵，進而將原本屬于中國人民的由國家代為經營的“國營”企業改名成“國有”企業，由此開始用官民對抗遮掩階級對抗，實質上就是將階級矛盾轉變為官民矛盾——而這種轉變正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典型現象，由此將中國的社會性質從社會主義社會改成資本主義社會，進而因為外企皆為私企，因此，外企也成為了“民企”，由此外資享受到了國民待遇，外企在華生產的商品也被稱為是“國貨”，從而讓中國重新變成了半殖民地。
現在，中共中央機關報刊發“琉球地位未定論”的相關文章，實際上只能被視為是“試圖”對之前十年錯誤的外交立場進行修正，也正因為這個立場尚不是中國中央政府的正式立場，因此，這種修正是否能夠實現，那還是個未知數。但是，中共中央的這種朝著正確的民族立場的轉變的確也足以戳痛日美了，當然，這最多只能讓日美痛得跳起來一下而已，至于是否真正能夠讓美日痛不欲生，那僅憑中國現在的做法還是不可能達到目的的。
進攻是最好的防御(當然在漢奸賣國賊的邏輯里，進貢才是最好的防御)，中共中央選擇重新討論琉球歸屬問題的做法在客觀上將能起到把戰線壓回到美日之間的效果，從而將當前的這個熱點——即由美國一手挑起的中日島嶼爭端——向美日矛盾的焦點之一琉球問題轉移。
琉球歸屬問題之所以重要，那是因為此事不只是涉及中日和美日關系，還涉及臺灣問題，因而涉及中美關系。如果中國承認1971年美日之間的《返還沖繩協定》的合法性，那么就勢必要承認1951年美日簽署《舊金山和約》的合法性，而《舊金山和約》在事實上否定了中國對臺灣、澎湖列島擁有主權——由此就造成了所謂的臺灣地位未定論。而如果臺灣地位未定，那么也就意味著《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失效，因而等于為日本恢復《馬關條約》的合法性打開了大門，而在《馬關條約》中，不僅涉及到臺灣、澎湖的歸屬問題，還涉及遼東半島的歸屬問題。因此，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之所以“承認日本對沖繩擁有主權”，那絕不只是為了支持日本繼續和中國對抗下去，更在于美國需要通過維護《舊金山和約》的合法性來使自己有借口支持臺獨勢力分裂中國。
因此，當中國直接提出“琉球地位未定論”后，實際上就是要逼迫美國要在琉球歸屬的問題上標表態，而美國的這個表態直接關乎美日關系是否還能繼續穩定下去，因而關乎日本當局是否還愿意替美國來破壞東亞局勢。對中國而言，無論中國承不承認《返還沖繩協定》和《舊金山和約》，美國——為了害怕危機轉移到自己頭上而——承認日本對琉球擁有主權的這個做法都會在事實上強化日本對美國的優勢，由此造成美國向日本輸送更多的利益的這個客觀現實，最后就是使得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巧實力”戰略的運作成本升高了，而這一點恰恰是違背美國實施“巧實力”戰略的初衷的。
抬高美國“巧實力”戰略的再生產循環的門檻，這是顛覆破壞美國“巧實力”戰略的訣竅所在。因而，盡管表面上看起來，通過美國的表態，好像美日關系更緊密了，但實際上，從美國維護其國際霸權的整體效果來看，美國向外給出的好處越多，其維護霸權的成本越高，其“巧實力”戰略的杠桿化程度越低，因而美國維護其霸權的困難程度越大。
由此，雖然，在表面上看起來，琉球的現狀并沒有因中國的表態而改變，但是，實際上卻增加了美日之間戰略協調的難度，因而增加了美國實施“巧實力”戰略的成本。只要中國進一步在琉球地位歸屬問題上向日本施壓，那么日本方面就越是需要讓美國以更加正式的方式來承認日本對琉球的主權，由此也就增加了美日之間的矛盾。即便美國在此問題上做實日本對琉球擁有主權，那么日本則能理所當然地反過來要求美國駐沖繩的軍事基地遷走，而這勢必危及美國在東亞的核心戰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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