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務之急的改革應是消除腐敗！

中國當務之急的改革應是消除腐敗！　　

劉  鈞　　

  今年“兩會”如期舉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3月5日的人大開幕式會議上，例行作了《政府工作報告》，報告按往年主題稍偏重于民生方面，同時加大了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政治改革的宣傳力度。　　

   不久前，溫總理沿鄧小平南巡足跡前往廣東，大聲疾呼，發出“中國不改革死路一條”的警言。也許是溫總理借此“兩會”前夕，對深化中國經濟改革，推動政改的一次預警。　　

  至于中國改革開放走過了三十多個年頭，改革的步伐自始至終一直沒有停止過，只是今天遇到了發展瓶頸。從事物發展的規律看，應該是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中國經濟總體已經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理說在一定規律上起質的變化。　　

  中國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本質上應該是按照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的“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也就是說中國發展經濟，應該是“造福于民，藏富于民”，與溫總理多次提出的政府所做出的工作就是“讓人民生活得更有尊嚴”。不過，近期國家相繼出臺解決全民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大量建設經濟實用房等惠民工程，是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的規律。　　

  又比喻說重慶，推出幸福重慶，平安重慶等五個重慶民生工程建設，也就是落實中央改革開放精神與惠民政策。重慶向老百姓分切“蛋糕”時，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實惠，生活真正起到質的變化。而后，重慶在加大惠民工程建設，擴大了內需，經濟又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重慶的經濟增長比例和財政收入逐年攀升，已領先于全國各省市前列。　　

  “重慶模式”應該說是真正惠及民生幸福的“模式”，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目標。再說中國的政治發展模式，通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實踐證明，中國領導人的換屆進入到很成熟穩定的模式中，通過五至十年時間的考驗，很多優秀中層干部得到充分利用，干部逐步往年輕化、知識化方向發展，讓有能力的中青年干部可以走向國家領導人工作崗位，上屆政府制定的五年發展計劃可以延續下來。也就是說，政治模式的穩定，也決定著經濟快速增長，這方面來說，也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　　

  反觀西方，一朝君子一朝臣，動用龐大的選舉資源，黨派利益不同，換屆后基本否定上屆政府的決策，既浪費人力又浪費物力。從西方發生的很多事例不難看出，西方所謂的民主選舉基本建立在資本集團利益的基礎之上，政府為利益集團服務，假若不符合利益集團的“口味”，即刻成為“短命”政府，這種現象在歐美國家，包括東南亞國家并不少見。這就是西方新自由資本主義政治模式，導致經濟發展遲緩不前，政府債務不能攀升，當前發生的經濟危機，與西方這種政治模式不無關系。　　

  從進入新的世紀，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政治穩定，證明中國模式優于西方。在西方正陷入困境，中國沒有理由按照西方的模式來改變現狀，推動所謂經濟改革上，大部分國家嘗試過而又失敗的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往私有化方向改革，進入到西方資本掌握的“金融塔尖”的資本游戲圈中，受西方資本控制任意宰割。中國是十三億人口大國，民族多，如果似中東埃及、也門等國，國企改革失敗，導致失業增多，稍有閃失，出現類似中東亂局，后果不堪設想。　　

  中國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國情不同，國家與民族的核心價值與西方更加完全不同。中國應該遵照胡錦濤主席提出的“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謀”的新“三民”主義方向發展，更應該在文化上加大自身核心價值的建設，使之大發展大繁榮，推崇中國傳統儒家道德建設，對西方文化“取其精華，剔除糟粕”，建立崇高的民族核心價值體系，完全優于西方文化的道德模式。　　

  所以說，西方政治模式不適應中國。中國改革的重點應該是“依法治國”方面，市場化改革應該在完善的法律框架下進行，依法約束執政者權力，嚴厲懲治知法犯法，貪污腐敗行為。如果腐敗得到治理，市場得到公平競爭，社會必定穩定發展，國家也一定富強昌盛，中國才能實現民族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