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韓寒不重要,誰是傻瓜更不重要(三評)
來源:觀察者網 作者:余亮
《南都周刊》剛剛告訴我們韓寒喜歡高華作品《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就有網絡老牌寫手分析韓寒是怎樣升起的,言之鑿鑿,追根溯源,像偵探柯南一樣。圍觀者眾,惹得韓寒坐不住,第一時間奮起回擊,態度之凜然比起以往略嫌夸張。還有執著如張頤武教授的,今日在《環球時報》繼續發文贊嘆韓寒“超越左右”。這再次證明,一出好戲往往第一幕是正劇,第二幕是鬧劇,第三幕是狗血劇。所以我也該寫三評了。
韓寒沒有變
寫完二評之后看到韓寒《我的2011》,覺得他真是不想再繼續忽悠下去,像罵罵政府就能獲得贊美這類便宜好事不愿再做。我還真有些感動。不過看到《南都》的韓寒專訪,用語如此挑逗輕狂,我再次改變了看法。
我在一評《到底是上海人》里主要談韓寒的“務實”,現在先總結一下什么叫“務實”:大寶要娶親,先考驗三個女友,一人發一萬塊錢看她們怎樣處理。三個女人一個去美容,一個去投資,一個買禮物,各種感人。最后大寶選擇了……波大的那位。韓寒就是那個大寶嗎?錯,韓寒其實是波大的那位。大寶并不務實,他的選擇超越了功利,超越了禮樂,直接回歸原始激情。務實的是那些把波搞得很大的候選人。以前韓寒的右胸比較大,讓右邊的觀眾心醉神迷。這次左胸春光乍泄,惹得左邊一些觀眾趕緊獻花。
《環球時報》連篇累牘發表時評稱贊韓寒成熟,稱贊他“超越左右”。我在一評里說過:你們太急吼吼了。韓寒要比你們想得更“成熟”,更“風月”,你們這么著急示好,是要被他嘲笑的。果然,韓寒雙峰交替,左右開弓。這邊《環球》還在驚鴻一瞥,那邊韓寒接受《南都》采訪,嘲笑《環球》自作多情,順帶再來一句“左派的論壇是沒法看的,全是傻逼在那兒。” 雖然南都等媒體剛剛極力抗議孔慶東罵人,但是刊登韓寒罵逼似乎毫無問題。(也許可以套用韓寒的話:世界上有兩種邏輯,一種是邏輯,一種是媒體邏輯。)如果有自稱左派的人要回罵韓寒,那肯定得不償失。因為韓寒大約會說:我有罵你嗎?你要對號入座嗎?你說你是左派你就是左派啦?放在美國我才是左派呢等等等等。
不過這一個月以來,都是右邊內部吵得不可開交。正宗左邊的基本沒人搭理。《南都周刊》曰:“有人說知識界的水被你攪渾了。”可是我沒有看見知識界有一個左翼教授出來搭理,只有百家講壇教授才會出來站臺。右邊青老年談“革命”談得太錯亂,叫別人都沒法子對話,這個我在二評里已經梳理過。所以你們自家游戲自家玩去。
至于《環球時報》,在韓寒眼中算左,在別人眼里可不一定。如果《環球》也接受了韓寒那一套對以往革命和領導人的看法,那么環球也就成大右派了。
像韓寒一樣搞不清楚何為左派右派的人多了去。也難怪,中國錯綜復雜,左右的標準很多,比如韓寒大概覺得支持政府的就是左派,支持重慶的就是左派。可是你看有些右邊大佬現在也一個個聲明要超越左右,開始重新審視(支持)重慶了,全然忘記之前的口誅筆伐。如此眼花繚亂,群眾就更搞不清楚了。如果韓寒為了這個問題打電話去問馬一木,那他也還是搞不清楚。(《南都》:馬一木,韓寒的《獨唱團》的同事告訴記者:“韓寒確實不看書,他家里的書柜都是用來放賽車頭盔的”。但韓寒會半夜給他打電話,拋來一個諸如“你知道事后審查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或“印度民主是什么模式”之類的問題。”)韓寒臨時抱佛腳,而幾位“陪太子讀書”的時尚界人士的知識結構也全都超不出《獨唱團》這本小資讀物。
所以右邊的同志們根本不用擔心,韓寒在知識上從來就沒有變,仍然是右派的知識譜系。你看他對中國革命的認識、對領袖的認識哪里變了?革命是暴力,群眾是暴民,領袖是獨裁……如南都專訪交代的,這些認識來源于《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和《民主的細節》一類流行作品,都是右邊崇拜之物。韓寒說:“我們就是要先假設人民是傻的,在任何的社會變革中,首先就是不能發動人民,發動人民就會失控,就會產生領袖欲望。”這還是《烏合之眾》、《群氓的時代》一類知識分子恐懼寫作的邏輯。要是以左邊的觀點,就應該先假設知識分子是傻的,象牙塔里夢多了,不與民眾結合,自然會癡顛。韓寒對知識分子與國家、階級之關系的認識還是一樣單調——罵和不罵、總是罵和有時罵、想罵和不屑于罵等等等等,總之以“罵”為中心。完全不知道知識分子與民眾的結合意味著什么。葛蘭西,那位死于墨索里尼監獄中的意大利共產黨員用血寫就的“有機知識分子”觀念估計韓寒聽也沒聽過。當然,韓寒已經超越左右了嘛,他會認為,應該假定人民和知識分子都是傻的,“百姓的馬屁”和“公知的臭腳”他都不要,就他最聰明。
擁有這種認識的人,老了一定變保守。靈魂不變,心態變了,至少敢于面對自己的真相,知道搞動亂是自己這種人搞不起的,規規矩矩磨下去才是王道。但這也不新鮮,無非就是柴靜說的“不要急,要穩。”可是廣大小資青年和中年們接受不了,苦苦躲避自己的真相,不敢照鏡子,非要把自己想成頭插茉莉花、身披天鵝絨的“革命”派。這再次驗證中國人一向身心脫節的特色。
見識,見識,還是見識
不讀書不好,缺少見識則更麻煩。韓寒說:“一個人可以不讀學術專著,但一定要讀各種各樣的資訊。同時你一定要‘走萬里路’,這也是特別重要的。”這話很對,不過我很懷疑,開著跑車行萬里路能看見什么?你要是開著飛機,就算繞地球十圈也只見識了一些花花云朵。我們看下面這句:
“總體來說右派的人還是更好一些,左派沒做過什么好事,也從來不進行任何的善舉,純粹是替主子拍馬屁的那種。但右派又有很多的缺點,你看左派永遠很團結,傻歸傻,團結啊;但右派,永遠是自己先窩里斗的那種,所以人家會說,書生造反,十年不成。”
聽出“風月”氣來了嗎?但這話證明,韓寒不僅讀書少,而且在某些方面極其缺少見識。先不說韓寒抱怨右派不團結這個沒道理。你看,在官家公知趙麗華涉嫌貪污腐化問題上右派多么團結,不但不像對郭美美那樣窮追猛打,還幫著趙麗華講話。真要說窩里斗,大概也就是這次斗了小韓同學吧?不能因此就覺得右派不團結,要有信心。
至于左派做沒做好事,這種話近乎腦白,不需爭論。我們只要談談對此的見識就好,這里先拋磚引玉:
幾年前我有機會在安徽某貧困縣搞從事支教和調查。年底的時候,來了一只大學生隊伍,有男有女,清一色穿著樸素。當一些慈善人士因為害怕跳蚤而睡在村口轎車里時候,他們毫無障礙地住進簡陋的學校宿舍。他們之前來踩過點,此番就是要組織和改善農民的文化生活和市場交易能力。他們播放的歌曲叫作《打工的兄弟是一家》,他們要把農民組織起來,以增強他們購買化肥、種子時的談判能力。他們晚上開討論會,手上拿著美國左派莫里斯的《毛澤東的中國》(插播吐槽——右邊的同志說:美國左派哪里真正了解毛啊!左邊的同志回答:是啊,就像中國右派哪里真正了解美國啊),談到資本家則不屑一顧。早上六點鐘起床,排著隊伍,踏著整齊的步點,圍著村莊一邊跑步,一邊唱歌,以此告訴那些留守的老人和兒童:“我們來了!”
我這種有小資情調的人早上起不來床,還有點害怕他們這種“集體主義”的腳步聲,不過我還是真心佩服他們。這不是他們的第一站,他們屬于一個叫作某某鄉村建設中心的組織(就不提名字了,明眼人都知道)。有的人放棄學位在那里工作多年,那個組織有過很多此類實踐和探索,理論聯系實際,積累了很多經驗和成績。
這之前還來過一只北京某高校的大學生隊伍,大部分都是滿腦袋的“公民社會”觀念。這樣的人可愛有趣,晚上還會和我們這些寂寞教師玩玩殺人游戲。不過進到村里就顯得嫩,有的人看到農民的一些現象就大驚小怪(想像一下閭丘露薇和孟廣美面對鄉村茅坑會是什么表情),自己人開會時還常常互相耍小脾氣,與鄉村精英也完全搭不上話,和鄉建中心的隊伍是兩種風格。
我無意厚此薄彼,說實話我更接近北京那只隊伍,我們的教師也更接近他們。多愁善感,大驚小怪,易受傷害。城市來的志愿教師往往一廂情愿,用腦子里一套啟蒙意識、公民觀念去套現實,結果頭破血流,臨走時說不定還要怪農民沒素質。相比之下,前者更扎實,更無畏,更懂得鄉村的邏輯。青年們從右邊出發很正常,經過長期鍛煉變左一點也正常,當然也會更寂寞。(那些無畏寒冬的青年如今在哪呢?提到他們,一時勾起我很多回憶,這里必須先打住。)
這種事情很多,比如還有華中科大一些左翼師生在湖北某地農村建設老年人文化中心。可是右邊的知識分子和媒體往往裝作看不見,所以韓寒看不見我也不奇怪。
2008年汶川地震,我和很多人一樣欣賞韓寒們開著賽車趕往災區救援。像我這種沒有私家車的,在災區沒能遇上韓寒,倒是遇上了同樣沒有私家車的“烏有之鄉”志愿者——一群樸實的青年,很努力也很有想法地組織救濟、援助。
我對烏有之鄉志愿者的部分做法和觀點完全不同意,比如面對相聚在帳篷里的各種志愿者缺少靈活性,有時候空洞地強調集體而無視每個人的具體感覺。我們之間有過爭執,不過他們的行動是抹不掉的,不會因為韓寒看不見就不存在。
曾經同在一個災區,但從不屬于同一個世界。這個“普世”鴻溝就擺在面前,而我以為憑韓寒的見識根本跨不過去,只不過是退回來了而已,就有人以為這是超越左右。
當然,當然,韓寒沒說他眼中的“傻逼”左派網站就是烏有之鄉。像這樣大言不慚不知所云的,那就繼續大言不慚好了。我僅立此存照,并且寄望那些超越韓寒的年輕人能不斷跨越這道鴻溝。
用腳跨越鴻溝
這道鴻溝是什么?左右之分太模糊。或許還要加上清流與腳踏實地的區分。一個人光有善心,沒見識沒眼光也不行,好事也會做成壞事。比如我吧,當年也就一右邊小資,但是比一般小資更熱愛行動,什么對抗校長啦、批評制度啦,啟蒙民主啦等等,姿態也都挺高。不過下鄉那段日子卻發現那一套抽象的東西不管用,你不了解農民,你不能像貝.布托在巴基斯坦那樣純情(所以貝布托死了,巴基斯坦亂了)。不過我也不至于像韓寒一樣悲嘆農民素質低。事實上他們個個是人精,走南闖北,人情世故練達,看問題比大學生更老辣,絕對不是韓寒有能力“屠殺”的那種群眾。我必須切入他們的邏輯,先理解。
有很多認識的缺憾,在當時你意識不到。離開那里幾年以后,跟著專門研究三農問題的師生下鄉調查,才發現之前由于我缺乏左派關于土地問題的視野,那些支教的日子其實錯過了很多可以觀察的東西。比如我竟然沒有認真調查過關于土地的問題。
說到土地,以前我也想著土地都應該私有,一人一塊地,想怎么蓋房子就怎么蓋房子。現在明白那可能是因為詩歌、電影看多了,天天想著有一幢“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房子。而具體的土地問題如此復雜,絕不是簡單的私有化可以解決。城鄉結合部的暴力拆遷確實是大問題,但用私有化來解決卻可能在縱深農村帶來災難。
你只能看見你的能力和敏感所及的東西。不提升這個能力,就看不見新東西。就像柴靜同學每次辛辛苦苦深入調查任何事情,最后寫出來的東西都是知音體,得出的都是預設的結論;就像現在的年輕人天天看高等華人讀物(不是高華讀物,注意),從《大江大海》直到《民主的細節》,一張口個個都跟總統一樣。韓寒覺得不要看書,只要每天看大量雜志和資訊,可是那些雜志大概也都在說著私有化、哈維爾和時尚的細節吧。一個媒體操控視野的時代,光憑看媒體資訊能看到不一樣的世界嗎?
開車人有開車人的見識,足行者有足行者的見識,兩種見識都可以有,但后者更容易也更難。容易在于,你不需要有車,困難在于,太多的人失去了腳,只擁有一個小資的腦子。在汶川地震災區,我看見整團整團亂槍打鳥的心理干預志愿者,會把那些民工式、散兵游勇式志愿者看作沒素質(我看到的是一種生理性的排斥,雖然理智告訴小資要學會團結,但是小資式的身體感覺讓他們很難做到),雖然對方做的事情可能比他們更多(參見網文)。在微博上,熱心隨手拍解救兒童的小資們無意識地在排斥那些成年乞討者,隔著相機,他們從來沒有走近過他們(但是他們會緊緊擁抱寵物狗)。雙足退化的宅男宅女們通過影視看西方就只會看見“民主”……然后他們看見了中國的許多問題,然后他們要解決,解決那些他們不懂的事情。不懂沒關系,只要高喊“自由”、“民主”、“革命”,或者“公平公平還是他媽的公平”就萬事大吉了……
甘陽在《八十年代訪談錄》里主張不要和低水平的對手爭論,因為那會影響你的進步。這話真叫人左右為難。說他不對吧,和有些小資實在沒法談下去。比如一個右邊的民主朋友對我說:我哪有時間看書?就看網上帖子。我說不看書是反智態度,是你們對文革的斥責之一。他就說網上的比如微博那都是濃縮的精華……說甘陽對吧,我總有點不甘心,按這個邏輯,比我高明的人也不愿意和我談啊,再說你總不能由著可愛的小資大眾都被迷魂湯灌成低水平吧。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不和韓寒談,但是要關愛小資,不理睬公知,但是要接觸地氣。
至于韓寒,他聲稱“一個好的寫作者在殺戮權貴的時候,也應該殺戮群眾。”其實在韓寒如今的世界里,既沒有群眾也沒有屠殺,有的只是韓寒與自己影子的搏斗而已。韓寒的“群眾”也僅僅指小資。很多小資青年意識不到,愛韓寒就是愛自己,韓寒是一面可以把自己映照得更漂亮的鏡子。要想超越韓寒就必須超越自己,這對無數宅男宅女來說是痛苦的。沒錯,韓寒曾經啟蒙了很多少年,也沒有一個少年能舍得告別自己的青春期。但是走吧走吧,人總要學著長大。
對于我國的小資,我倒不是很擔心。前面說過,中國人身心脫節,做的不一定是說的而且渾然不覺。近日聽說某時尚雜志采訪滬上某著名文藝青年,她歷數中國從食品安全到空氣污染等罪狀,激憤地宣稱決不把孩子生在這個國家。眼看著閭丘露薇靈魂附體,記者突然請她推薦喜歡的滬上美食,她立刻忘情地盤點其那些讓她流連忘返的夜店、小吃大排檔、路邊攤……神馬地溝油都是浮云。可見,雖然她們的語言已經被妖魔鬼怪占領,但是身體感覺還是很正常的。同志們要小心關懷,努力爭取。
至于韓寒,依然那樣地富有“寶氣”和“情趣”。他針對麥田的代筆質疑寫的辯護文章不僅砸出了兩千萬大洋,最后還擺出范冰冰的姿態——“我挨得住多深的詆毀,我就經得起多大的贊美。”(對國家叫做質疑,對他那就叫詆毀,看明白這邏輯了嗎?)但是談的東西越來越水。如果不是還有一絲上海的精明,韓寒也就是一公知水平,更別提還想創作出偉大文學。此事無關左右,讀書少、沒見識是左右共棄的事情。如果有誰愿意倒退四十年宣傳所謂不讀書的“天才論”,那也請便。
在我看來,不讀書、沒見識,只靠腦筋急轉彎和一點善良來折騰的意見領袖一定會pass掉,陪著他的將只會是愿意另加2000萬籌碼的范冰冰們。至于那些博文是不是韓寒寫的,一點不重要,至于誰是“傻逼”更無需多言。我只怕,無盡蔓延的小資生活終于會讓知識青年錯過最重要的事情。
附:麥田的文章《人造韓寒,一場關于“公民”的鬧劇》雖然火力很猛,但其實與韓寒并無實質分歧。比如他們一樣熱愛哈維爾。麥田既然質疑韓寒寫不出那些文章,也就默認了那些文章其實很不錯。他還是很愛那些文章和作者的。正常質疑嘛,小韓與冰冰何必拿四千萬來嚇唬人家?張頤武老師和環球則有必要提高調情能力。窩里斗其實是一場很纏綿的事情,希望繼續下去,左邊的不要來打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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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特稿】余亮:到底是上海人(一評韓寒)
七十年前,張愛玲夸贊上海人之“通”——去買肥皂,聽見一個小學徒向他的同伴解釋:“喏,就是‘張勛’的‘勛’,‘功勛’的‘勛’,不是‘薰風’的‘薰’。”一個賣肥皂的都如此,她不由感慨:“到底是上海人。”
接著這話往下說吧,反過來想,你要是在上海聽見一個人正在大談“張勛的勛”,“功勛的勛”,他可能真的不是魯迅,而只是一個……賣肥皂的。
最近,《談革命》、《說民主》、《要自由》幾個偌大題目席卷知識界,群情激動,真讓人以為是阿倫特、托克維爾、柏林等思想家集體還魂了呢,定睛細看,卻發現并不涉及多少有份量的理論或思想,所用材料都是網上那些肥皂泡式言論。問答式文章,提問是肥皂泡式的:要不要革命啦?天鵝絨曉得伐?一人一票改變中國撒!自打有了微博,我們對這些大泡泡還真不陌生。回答也是肥皂泡式的:革命總是被最狠毒的人攛掇果實啦,中國人素質不夠啦,你不能指望工人農民都跟知識分子一樣啦……所以,不是魯迅,不是柏林,是韓寒來了。
到底是上海人,不見得深邃,但是相當有世故,有花頭。別人玩吹泡泡,我就玩戳泡泡:你們要玩一人一票?玩得過黨嗎?你比黨更有錢?五百億就能買五億張選票。就算是馬化騰,用qq嘀嘀吧吧扒來兩億選票,最后還得入黨。你們要自由民主?自己做得怎么樣?開車錯車的時候關閉遠光燈沒有?自己都不咋樣,還指望革命不混亂?真要革命,受得了殘酷的領袖嗎?受得了貪婪的暴民嗎?遭殃的是老百姓,有錢人早飛美國去了。什么,遠光燈你都不懂?……
這些見識不一定對,不過,憑著滬上特有的直覺,至少拎得清,不那么容易被肥皂泡迷惑。
但就是這么淺淺一說,也嚴重侵犯了部分知識分子吸食泡泡的權利,左派倒沒說啥(哪怕他把群眾說成暴民),右派不答應了,一場泡泡大戰就此開始。當年那些歌頌韓寒不需要讀書就能達到超高境界的人一轉身,開始罵韓寒不讀書了。他們說:誰說革命就一定是暴力的,領袖就一定是殘暴的?你看看華星頓,你看看葉利欽,你看看捷克,你看看臺灣,拜托你多讀點書……可是拜托,這些知識看看中學課本就知道,你們就以為韓寒沒看過?
各種能想到的都來了,什么跪著無法求自由啊,什么民主才有利于提高人民素質啊……反正韓寒給啥球,大家就回啥球,不亦樂乎。也有想跳出來的,驚醒道:韓寒你說的殘酷革命那是紅色革命啊,其他顏色革命都不一定是醬紫滴。
我覺得,姑且不論紅色革命中的殘酷究竟來自何方,問這個問題的人還真不如韓寒,韓寒簡直有點貌似微言大義了:你要在中國折騰革命,基本上不會是橙色的,橙色的泡泡一破,底下都是紅色的,你想要嗎?
“要”還是“不要”?這是個問題。革命就是暴力,這本來就是很多知識分子天天渲染的觀念,現在又要求韓寒相信革命可以不暴力,怎么行?你說那是以前的革命,可是現在“民主之后殺全家”的叫嚷不絕于耳,這又怎么說?于是,一場旨在爭取自圓其說的“概念”攻堅戰開始了。目標:論證“革命”這個詞可以沒有暴力色彩。最典型且有趣的一篇文章玩起了泡泡上的芭蕾舞:作者責怪韓寒沒有區分革命與革命形式,因為革命可以有不同形式,有的革命形式就可以像天鵝絨一樣溫柔。
好吧,人家韓寒本來就在說:革命在中國不可能有天鵝絨的形式。你可以不同意韓寒的觀點,但是別裝作沒聽見他說什么,把人家已經回答的問題當作新問題來糾纏人家,最多證明你沒有上海人拎得清。就算你能證明革命不一定暴力,但是韓寒說了:就是不相信你這種文人能當哈維爾,批判的就是類似于阿Q時代的混革命者。什么,你不是這種人?那你急什么呢?更加有趣的是作者的結論:“第一,中國社會要向現代社會進步,必須且必然要有一場革命。第二,但這場革命的形式必須且必然是非暴力的,不能是無序的、流血的、破壞性的。”看看,一席話說下來,非暴力革命已經是必然的了。紙上解決一切問題,這就是部分文人的本事。不過韓寒這么一塊石頭扔下去,到底讓我們發現,原來有那么多知識分子還是很愛“革命”這個詞的,原以為他們已經把革命罵死了呢,現在要苦口婆心保住這個詞。不過,看看“革命派”平時網上語言那么暴力,現在要他們憋著一顆暴力的心去搞非暴力革命,聽起來真有點SM——就好比懷著一顆強暴的心,卻又逼著自己只許隔著玻璃墻和對象搞曖昧,那真叫欲仙欲死!韓寒用幾個詞匯發酵出來的肥皂泡,帶來了多大的快感提升啊!
要想不在語詞里兜圈子,就要求助于歷史和經驗,于是辛亥革命被拿出來了,李澤厚的告別辛亥論被批評了。你想證明辛亥革命的合法合理合情,問題是,你沒法把1911與1921、1927、1949完全割裂開。就只有辛亥合情合理合法嗎?你能切割出一場單獨的革命嗎?辛亥不是漫長革命的一部分而已嗎?
嚴格說來,韓寒與激進派的分裂早在錢云會事件時就已出現。到底是上海人,沒有大陰謀家玩弄無中生有的野心,他寫博文否定錢云會之死的兇殺嫌疑。而這一次算是分裂的總爆發。看了一下讀者反應,不能接受的大部分是老頑童,年輕人倒是大部分繼續跟著韓寒熱火朝天。
支持韓寒,宣稱韓寒超越左右的文章也急吼吼地出來了。如果超越左右就是世故加保守,那我寧可選擇向左走向右走。韓寒不是用火,而是用冰——世故之冰扎破了肥皂泡。他自己就從來沒超越有車一族的意識形態。那些認真的左派和右派畢竟有一顆火熱的心。
少年的心畢竟應該是熱的,韓粉們如果突然接受了冷,我倒是有點擔心了。理性并不一定就等于冷,犬儒才冷。理性也有兩種,出于功利、算計和世故的理性和出于審慎、務實、實踐的理性。前者世故,總擔心別人素質不高,擔心自家壇壇罐罐。我見過一位異見NGO人士是怎么搞鄉村革新工作的,白天進村,晚上堅決睡面包車上。為啥?“因為屋里有跳蚤啊。”碰巧,也是個上海人,并非碰巧,都是有車族。出于審慎、務實,腳踏實地的理性,秉承與人民結合的傳統。扎根下去,就不會輕言群眾素質低。群眾當年質樸憨厚,你卻說他們愚昧;他們愿意犧牲自己,你卻說他們是炮灰。等到你一個勁鼓吹看不見的手,鼓吹自私就是最高倫理,再加上巧取豪奪,逼他們變自私了,你又說他們素質真差。上海的資深“素質”黨特別多,愛談素質,但說的都是優越中產階級的素質觀。身段不同決定視角不同,比如你說日本人災后循規蹈矩是一種素質,我卻可以說四川災后的哥亂哄哄開車去救人也是一種素質。只是這種與傳統、大眾、中國實際相關的素質已經被食洋不化的中產階級預先無視了。說到底,群眾都不是這場肥皂泡大戰中的主角。
畢竟,我們都有過喜歡肥皂泡的年紀,喜歡肥皂泡上五光十色的遐想。如果要告別肥皂泡,也是要通過扎實的工作而不只是有閑階級的素質。戳破肥皂泡的,應該是陽光而不是汽車遠光燈。
話說回來,貌似對韓寒最氣憤的人也就是曾經對他最寄托希望的人。期望越大,失望越大。誰叫你們寄望于一只肥皂泡呢?現在肥皂泡已經果斷地自己破了。我們倒希望泡泡下面還藏著新的萌芽!
不過到底是上海人,生意門檻精,張愛玲夸贊上海人一通,目的是“希望上海人喜歡我的書”。而韓寒同學說了這么多,忽然話鋒一轉,最后一篇《要自由》告訴我們,他原來是要一點出版自由。小韓同學,你也是有新書要出貨了嗎?
余亮:那些“革命”的年輕人(二評韓寒)
一、革命的天鵝絨
在一片“革命”聲中,我們迎來了新的一年。趁著“革命”的禮花尚未熄滅,我要趕緊盤點一番那些“其興也勃”的革命人。
在《一評韓寒》里我感慨過:韓文一出,以往天天反革命、給革命潑污水的人忽然全都“咸與革命”了,言必稱革命,爭相談革命,實在令人驚訝。
這些年看知識青年的主流狀態,似乎人人高雅如胡適,少談點主義,多談點問題,也就不會喜歡革命;人人優雅如劉瑜,永遠面帶微笑(《中國人,你為什么不微笑》),討厭一切敵我思維(參見《今天你施米特了嗎?》),也就不會有革命。可是,恰恰是這批微笑自由主義者的粉絲們,怎么就忽然異口同聲說革命了?
而且,他們說得很爽,連篇累牘滔滔不絕,如天鵝絨亂飛。他們說,無處不在的有毒食品、有毒空氣、死亡校車、死亡列車已經讓他們命懸一線了(雖然他們都還有空上網);他們說,社會的黑暗、統治者的頑固已經讓人忍無可忍了,垂死掙扎的國人該有一場什么什么了;他們說,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再不改革民眾就只有什么什么了……至少,他們主管修辭的生理系統已經忍無可忍,非要喊些什么才行。是韓寒,讓他們終于可以大聲地喊出“革命”了。
烏坎事件遠遠地帶給了他們希望。他們一定都愿意仿造魯迅先生說一句:“地上本沒有路,走得人多了,就有了路。”哪怕走在烏坎村路上的人沒有一個是知識分子。事情確實在悄悄起變化,但是部分知識分子的“遠程興奮模式”從來沒有變(這個詞不好理解,但是如果用“觀淫”或者“意淫”來代替則更不妥),而且快感已經提前到來——遠方看似塵土飛揚,你就已經興奮難耐,在幽深的網絡上釋放虛擬的火焰。也好,我們由此可以放心,當代部分知識分子與小資青年需要的絕對不僅僅是毛片。
二 亂彈革命
革命的風水輪流轉,紅方不彈綠方彈,同樂,同樂,且看他們如何彈奏。
翻了一大堆帖子,大多言辭乏味,內容雷同,說來說去無非是說韓寒邏輯不通,然后把他們自己那一點邏輯整來整去,什么改革與改良啦,制度決定素質還是素質決定制度啦,良好的動機與實際的手段啦等等等等。
從普通青年到文藝青年再到著名大師,張口即革命,但又必須立刻圍繞“革命”這個詞展開繁瑣而單調的貞潔保護,就是要把“暴力”從“革命”中驅除出去。論戰不存在,因為這幾乎是一場所有參與者對韓寒的雜陳。所有人都在講:革命是革命,暴力是暴力,革命可以暴力也可以不暴力,我們要非暴力的革命不要暴力的革命等等等等。
曾經激烈拒絕革命戲劇《格瓦拉》的文藝青年王小山在微博上說:“改革改良由統治者主導,革命由非統治者主導。而革命包括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太平天國屬于暴力革命,而和平演變、天鵝絨屬于非暴力革命。韓寒混淆的兩個概念中,革命大于非暴力革命,講革命,但談的后果均屬于暴力革命。希望這個解釋對你有所幫助。”
這個解釋毫無幫助,看似頭頭是道,問題是他們從來就沒能進入暴力問題深處。他們的所有論證就是為了先在思想里躲開“暴力”這個詞,見到它就扭過頭去。
革命與暴力,這不是一個辯論的問題。知識人絮絮叨叨,只是把自己對于暴力的恐懼從自己的意識里驅除出去,然后想象自己說說話、發發貼就可以做天鵝絨般的“革命人”了。既然不敢觸碰深層的東西,那就只好在表層上講“邏輯”。可是形式邏輯這東西最扯了,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由你扯。
有誰看不出來韓寒的邏輯混亂?但表層的邏輯問題其實并不關鍵。懂得“精神分析”的人都應該知道,越是表面邏輯有問題,越是意味著底下隱藏有真實邏輯。比如弗洛伊德學說那個耳熟能詳的例子——主持人在會議開場時候宣布:“會議結束!”多么沒邏輯,簡直腦殘啊。可是弗洛伊德會說:這正好暴露了主持人潛意識的真實邏輯——他一點也不想開這個乏味的會議。可是又不敢說,于是就錯亂了。弗洛伊德告訴我們,夢境最混亂,卻最能暴露一個人隱秘而又堅硬的內心邏輯。
看看小資青年的革命之夢吧。對于小資青年來說,當老一套自由、民主、人性的修辭還在死死包裹他們內心的斗爭情緒,當老一套微笑、高雅、矜持之禮儀還在死死壓抑他們沖動的欲求,就會導致自我矛盾、胡話連篇。就像《冰河世紀二》里那只誤以為自己是松鼠的母猛犸習慣于睡在樹上,就像《阿凡達》里彼此相屬的武士與飛龍卻偏要互相抵制。不過現在的情況更有可能是:一只嘰嘰喳喳的松鼠忽然開始認為自己是一頭舍我其誰的猛犸了,開始高聲咆哮了。這情形就顯得更加喜感。
三 “錯亂”的意義
錯亂不要緊,只要病根深。韓寒邏輯錯亂,評論韓寒的人則錯亂更多(希望有人也給我挑兩個出來),就讓我們試著從錯亂里讀出深藏的焦慮吧。
易中天老師果斷錯亂了:“所以,辛亥革命是革命,改革開放也是革命。這樣的革命,我們都贊成,反對的只是暴力”(易中天《韓寒的新衣》)可是,辛亥革命不是暴力嗎?武昌起義不是戰爭嗎?常識錯亂。
擅長講精神病的李承鵬從不掩飾自己的錯亂,他說:“民主只是公平一點的財富分配機制。”(《民主就是不攀親》)有政治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從古希臘開始,民主就不是財富分配機制(財富分配是由生產關系決定的),而是有財富的人瓜分權力的方式。直到20世紀初的大英民主帝國,也仍然只有5%的納稅人有權“民主”。就算民主真是財富分配機制,那么他們熱愛的美國民主就是最失敗的財富分配機制,因為“99%”被逼到要上街了,1%還在我行我素。
無獨有偶,寫了《可惜韓寒不讀書》一文的財經編輯周斌也說:“民主一個至關重要的特征,就是利益分配機制。”所以,各位意見領袖主要考慮的還是利益,而不是人民當家作主、參與管理的真正“民主”。考慮利益也沒啥,不過因此他們就支持了他們平時不會贊同的張維為的大白話:“民生比民主更重要。”真是可惜周斌亦讀書。
他們這種表面錯亂說明了什么?說明他們一以貫之的商販思維——就知道財富分配。這些從中國經濟改革里受益的“民主”主義者,先天經濟基因太強。
不說這些名人了,新的一年,要關心糧食和蔬菜,還有可愛的、掙扎在文藝與2B之間的普通青年。且看他們歡樂的話語錯亂吧:
有人在苦苦維護選票游戲,“確實,競選確實需要錢,需要財團的支持,但這和花錢買選票,卻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如果真的是那樣,那我想,比爾.蓋茨,或是美國其他的那些比比爾.蓋茨還富的人,就很容易當總統了。”(李晨輝《韓寒其實不會變》)
套用李承鵬的話,我們輕易可以知道,歐美富人大都不會直接參選,而是通過資金選出自己的代理人。美國的說客、日本的獻金制度你們又不是不知道。美國的實際權力中心在華爾街、在軍工廠,華爾街的元首們實在不屑于直接去華盛頓當總統。中國的選票黨卻為什么這樣錯亂?
有人在眼花繚亂地討論制度與素質:是制度決定素質,還是素質決定制度?好一個高校(搞笑)辯論賽的主題。
“所謂國民素質低,不是不能實行民主的理由,恰恰是不民主的結果。如果說人民的素質低就不能有民主,那么不民主將導致人民的素質更低。難道指望專制制度和愚民政策來提高人民的素質嗎?”(清哲木《扒了民生的外皮 意淫民主哪有快感》)
他們一會兒嘲諷說:“我們有全世界國民素質第二好的人民,國民素質全宇宙第一是我們的鄰居朝鮮。”一會兒又說:“烏坎給了我們一個最好的啟示……如果這樣的國民素質還不能享受民主自由的話,我懷疑韓寒的眼睛確實出了問題。”( 很黃很暴力《韓寒的投名狀》)在他們的談論里,國民就一會兒是愚民,一會兒是公民,任由擺布。當然,言談者自己永遠是高素質的。
只是,這么多高素質的網上革命者從哪來的?不是“萬惡”的中國制度下生長出來的嗎?但既然你已經預設了這是一個專制制度,那就直接推導出來包括你自己都是愚民好了,還搞什么民主?
圍繞“革命”的話語錯亂最是九曲回腸。且看下面這段有趣的話:
“由于人類具有追求和平及享受幸福的天性,因此,人類社會里面的‘革命’往往先表現為‘非暴力革命’,如果‘非暴力革命’仍不能有效地解決問題,那么,‘暴力革命’就會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因此,判斷‘暴力革命’會不會在中國發生,關鍵是要看執政黨會不會將‘非暴力革命’(也就是改良,所謂的改革)進行到底……”(棵子《沒有革命,就沒有民主——陪韓寒談革命說民主》,“陪”字很到位)
齊澤克提起過東歐巨變前夕官員的錯亂語言——為了向知識分子表示官員也是很有生活情趣的,一位高官說:“每天摸一摸妻子的胸部,可以提高我為人民服務的工作熱情。”今天的情趣派革命青年則反過來,雖然滿頭凜冽細碎的人性之花,扭扭捏捏半天最終還是說出了中學歷史課本的官方論斷:百年現代史證明,改良行不通,洋務運動、百日維新都失敗了啊,必須要革命。可見,官方見識還是要比“革命”青年高,“革命”青年啟蒙了一圈,最后還是回到官方課本來。想把自己早已否定掉的道理再搬回來,就只好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用“人性”的文胸裝扮起來,整出這么個啼笑皆非的東西。
人性之花還有許多。比如:“極左派們的失敗除了當年全世界局勢的大勢所趨,也許還因為他們太講究快意恩仇,以致忘記了目的丟失了人性,把箭射得太快了而射錯了對象。”“日本赤軍當年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最后由于度沒把握好走了極端反而把自己弄成了殺人放火恐怖組織。”(Shincowu《韓三篇的意義》)這些話聽起來簡直有點感人,可是不知所云。作者的方法邏輯可能是:為了避免革命沒人性,你要具備人性;為了解決把握不好度的問題,你要把握好度。(類比造句:為了解決肚子餓的問題,你要吃飽;為了解決生病的問題,你要健康;為了解決光棍的問題,你要結婚……把問題換個說法就變成了答案!)
可惜,素質論、人性論都不是方法論,而是萬能扯淡論。
四 “革命”者的方法論
那么革命青年的革命方法到底是什么?
前面說過的選票黨,他們的方法就是一人一票改變中國。但就算這個方法好,那也只是一個目標,是“民主“之后的結果。你用什么方法先讓執政者同意這個目標呢?
叫棵子的作者又說:“我認為(改革動力)至少來自三個方面:一是階級壓力,就是一個國家的內部矛盾激烈化了,但還可以調解;二是國際壓力,這是國際社會要求中國民主化所施加的壓力;三是輿論壓力,這是國內外知識精英所營造的輿論壓力。根據中國大陸目前的情形,前兩種幾乎可以忽略不算,只存在第三種的輿論壓力。”
這段話很典型,表明他們唯一的方法就是輿論、就是說話、就是我們看到的一切話語爆炸:
一為訴苦——“看看我們每天所吃的毒食品所飲的污水所吸的毒空氣,還有無數的礦難、交通事故刑事案件等,就知道大家的命是否被革了。”(abc66《革命既然不合國情,那就只有被革命了》,相似言論亦見閭丘露薇《2011年末,寫給女兒的一封信》)
作為一個信息時代的網民,不會不知道德國的毒黃瓜、美國的毒奶粉以及多年來倫敦的毒霧。可是卻偏要說出如此錯亂的話。這樣自編自導的訴苦運動可行嗎?
革命年代的農民訴苦運動作為階級斗爭方法,成功引導了貧農斗地主。可是網上小資的訴苦是要引導誰呢?引導更窮的人斗政府?可是類似于閭丘露薇那種對路邊攤的百般挑剔和恐懼,怕是普通市民都會覺得十分好笑,遑論農民。或者是如韓寒說的那般,最終挑動比你窮的來斗你自己?
二為造勢——連篇累牘的“改革與革命賽跑”論(何懷宏)。你可以說這是對形勢的判斷,也可以說是在用革命作為恐嚇,促使政府搞改良。知識分子動動嘴,政府官員跑斷腿,這可能嗎?
若論形勢,政府也一直在改良。重慶改了那么久,知識分子卻更加窮追猛打。以至于最后沒有哄出重慶的革命,卻一起起哄廣東的革命了,真有點諷刺。
所以他們的第三個方法要氣餒一些,為批評:
“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途徑和辦法,都在于公共權力的掌握者——專制者及其制度。也所以,知識分子不應該做墻頭草,而是應該堅決的、永遠地把矛頭對著公共權力,批評它、罵它、趕它、諷刺它、嘲弄它、踢它屁股、揪它耳朵……使其時時刻刻、最大限度的服從和服務于民眾的根本利益。”(魚刺《知識分子的矛頭應該永遠對著權力》)
這段話的意思是,你要對準公權力,為什么呢?因為公權力能解決一切中國問題。如果公權力不去解決問題怎么辦呢?那么你就要對準他。從對準到對準,這就是松鼠追逐自己尾巴的方法,這就是松鼠原地打轉的方法。說穿了,就是我不站到政府那邊去,但是要政府站到我這邊來,最大限度地服從和服務于由我代表的“民眾”利益。
此類話語在網上比比皆是,至此,輿論派“革命”黨的方法邏輯已經完全顯現,他們的方法就是:沒有方法!
還是方紹偉的話比較靠譜:“中國人的問題是自己的意識與本能無法統一,自己的理智無法與情感統一,自己的言論無法與自己的行為統一。”(方紹偉《劉瑜的“要民主”與韓寒的“不革命”》) 對“革命”青年們來說,過去那些反革命的話確實是言不及心了,明明是要“普世”主義的,何必裝作不要任何主義?明明是有仇恨意識的,何必裝做連貓和狗都是自己的所愛?既然在念叨“自然演進秩序”,那就必須憎恨你眼中的奴役之主。革命吧,革命吧,至少在言語的領域已經沒有溫和的余地。連韓寒都發現了,為啥要自由民主的卻言辭暴力如文革?為啥要改良的卻最愛否定一切?
五 談革命說民主
方紹偉想跟劉瑜厘清問題,真不容易。他指出,不能用知識分子的民主需求代替官方的民主供給,單從需求推不出民主實現。但他也沒有談究竟何為民主何為革命。民主就是一人一票嗎?就是財富分配機制嗎?這是除了“暴力”之外另一個他們甚至都不愿提起的問題。
按照易中天的說法:“革命在本質上,是制度的根本變革。”那么只要是制度變革,哪怕是共和制度變回君主制度,或者資本制度變回農奴制度,在他們眼里也都算是革命。看似革命導師和青年們都回避了革命須有進步的含義,實際在他們已經默認了自己主張的制度是最進步的。
是進步的嗎?羅崗在稱贊電影《十月圍城》時候說:“民主”不是簡單的投票和選舉,更不僅僅關乎程序;“民主”是不斷地爭取絕大多數人的權利,“民主”是為了理想的獻身,“民主”就是與“幸福”和“痛苦”緊密相關的“革命”。這就是孫中山說的“今天,假如再道何為革命,我會說: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經文明之痛苦。這痛苦,就叫作革命。”
相比之下,只會說一人一票、制度變換的知識分子已經不及孫中山了。絕不能簡單地給他們扣一頂“反革命”的帽子,但他們至少缺乏痛苦。我怎么看,他們的“痛苦”都更像是“快感”!
反革命的底子與革命的言辭,實在無法統一。但缺乏認識,缺乏方法,缺乏勇氣,就只能玩話語爆炸,對著一個虛無縹緲的對象高喊革命,就只能把一切反革命都想像成革命才能維持激情。
老實說,我們這一代知識青年大都有這樣一個階段——尤其是在學校里的時候——心地純潔,對陰暗現象容忍度為零,同時痛感中國人(不包括自己)素質低,難以追求自由民主,因此深感自己的啟蒙責任重大,好像別人都在等著我來啟蒙一樣。可是我們該問一問:我們認真理解過普通民眾的素質嗎?我們是不是一直在靠“素質低”的人養活呢?真要讓你置身民眾間做點事情,能做好嗎?能比被你批評的人做得更好嗎?如果這些問題都不能回答,只是躲在網上遠遠地“啟蒙”別人,那么我只能說,網上釋放的禮花再燦爛,群眾也收不到!
那些“革命“的年輕人,言語錯亂了,但激情是真實的。也許該為激情找一個正確的形式了,否則,就會是一個新年禮花,噼里啪啦一陣,結束。說起來這倒是一個實際問題,今天的大好青年們往往找不到落實政治激情的地方,于是除了毛片就是空喊“革命”。對此,除了告訴他們務實一點理性一點,各方也必須拓展政治參與的渠道,讓青年的激情真正發揮作用,這要遠遠超過一人一票之類的“民主”幻想與“革命”口號。謹此。
(感謝石凱、潘杰幫助收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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