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國民眾對輿論監督等越來越有信心。然而，一些地方受某些原有習慣性思維的影響，外加利益考量等因素，卻未能如《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等所講，而“加強輿情分析研判，加強社會熱點難點問題引導，從群眾關注點入手，科學解疑釋惑，有效凝聚共識。”
譬如，據2012年1月7日荊楚網報道，1月7日上午，十堰市委組織部新聞發言人就網上熱議的“副市長張慧莉14歲工作17歲入黨”輿情進行回應。該新聞發言人表示，十堰市委對網上反映的張慧莉同志有關情況高度重視、十分慎重，經過反復查閱檔案，并聯系多名當事人核對情況，證實十堰市副市長張慧莉同志簡歷沒有問題。張慧莉同志1968年10月生，1983年6月參加工作，1987年6月入黨。
毫無疑問，十堰市委組織部新聞發言人及有關方面，能犧牲周末休息時間就“副市長張慧莉14歲工作17歲入黨”輿情進行回應，這跟某些地方就輿論監督而表現出來的“裝聾賣傻”之做法相比，值得民眾肯定。
然而，縱觀整個新聞報道，筆者發現張慧莉副市長的簡歷確實有問題。
首先，張慧莉當年參加工作是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的。
有關新聞報道顯示，1983年，張慧莉14歲，其父親在竹溪縣水坪鎮糧管所工作。根據國務院《關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國發【1978】104號)第十條規定“工人退休、退職后，家庭生活確實困難的，或多子女上山下鄉、子女就業少的，原則上可以招收其一名符合招工條件的子女參加工作。招收的子女，可以是按政策規定留城的知識青年，可以是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也可以是城鎮應屆中學畢業生。”其父親為了讓她能順利頂職，在招工登記表上將其出生年月填寫為“1966年10月”，為其辦理了招工手續，參加了工作。因張慧莉當時正在上學，本人并不知情。參加工作后，張慧莉曾多次向組織作了說明。在其檔案中，除了招工登記表以外其他個人信息中的出生年月均為1968年10月。
由上述可見，張慧莉父親將她的年齡篡改大了兩歲。至于為何如此，有關新聞告訴我們，“其父親為了讓她能順利頂職”。其實，問題恰恰就在這里，那就是“張慧莉當時正在上學”。換言之，正在上學的張慧莉，只跟當時國家規定的“城鎮應屆中學畢業生”沾點邊邊，但不幸的是，她尚未“中學畢業”，于是她父親，甚至還包括她父親身后的某些高人，就“靈機一動”而幫張慧莉篡改了年齡，因為這樣一來，虛擬出來的“16歲零8個月”——粗算是17歲，就可以把“應屆中學畢業生”的帽子戴在張慧莉的頭上，而“讓她能順利頂職”。否則，就一般情況而言，14歲零8個月就成為“應屆中學畢業生”，那是蒙不了別人和有關部門的。
至于“本人并不知情”之說，事實上也是難以站穩腳跟的。試想：單位來了一個新同事，大家不會問她的年齡等情況嗎？如果張慧莉父親不告訴她實情，那么張慧莉據實說了年齡，豈不是穿幫了？張慧莉父親作為一個社會閱歷應該不淺而即將退休的人，難道不明白小學生都知道的這些事情嗎？
簡而言之，依據有關新聞報道，我們不難發現，張慧莉當年參加工作是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的。但令人遺憾的是，如今有關方面卻給出了“十堰市副市長張慧莉同志簡歷沒有問題”的回應。
其次，有關張慧莉參加工作、入黨的時間自相矛盾。
依據十堰市委組織部新聞發言人的說法，張慧莉生于1968年10月， 1983年6月參加工作，如是，那她頂其父親之職時就不該是14歲，而是14歲零8個月。
但是，1月7日十堰市委組織部新聞發言人就網上熱議的“副市長張慧莉14歲工作17歲入黨”輿情進行回應時，為何還維持了14歲的說法呢？即給張慧莉少算了“8個月”呢？
而據有關新聞報道，“該新聞發言人稱，經進一步核查檔案材料，張慧莉同志入黨時間為1987年6月，入黨時年齡為19歲，符合黨章規定。”
然而，綜合十堰市委組織部新聞發言人的表述，我們不難發現張慧莉是“18歲零8個月入黨”的，但十堰市委組織部新聞發言人為何又說她“入黨時年齡為19歲”呢？即因何憑空又給張慧莉增加了“4個月”的年齡呢？這與張慧莉父親給她當年改年齡有多大的本質區別呢？
難道是十堰市委組織部有關人士的算術沒有學好？難道又是十堰市委組織部新聞發言人所稱的“系工作人員工作不細心所致”？如是，則可以理解。然而，假如是刻意為之，則毫無疑問就是與中央所指示的“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背道而馳了。
其實，類似的事情在今日之中華大地，并非罕見。
譬如，依據2011年10月24日《新京報》新聞報道，延安市委組織部正處級組織員王亞萍對記者說：“根據查閱黃華同志1995年的入團志愿書、共青團員檔案表，1998年的延安中學生登記表，陜西省普通高校招生思想品德考核表、大學畢業生登記表、畢業證、學位證等原始檔案，檔案年齡記載均與政府網站的簡歷一致，沒發現問題。” 而依照10月24日《北京晨報》援引自新華社的消息稱，據黃華講，自己出生于1982年12月，到上學時實足年齡是3歲零9個月，按照當地虛歲的算法，跨了整五個年頭算5歲。另外，“據延安市委組織部介紹，黃華出生于1982年12月”。
顯然，依照前述說法，黃華副縣長是1995年，即13歲時向組織申請入團的。
可眾所周知的是，1982年12月24日通過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章程》第一條則明確規定：“年齡在十四周歲以上，二十八周歲以下的中國青年，承認團的章程，愿意參加團的一個組織并在其中積極工作、執行團的決議和按期交納團費的，可以申請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簡而言之，延安市委組織部相關人士的輿情回應，不但沒有做到“科學解疑釋惑，有效凝聚共識”，相反還在客觀上降低了官方的公信力。
因此，筆者作為一個渴望中華民族日益強大的納稅人，曾經發表了題為《3歲半就入學副縣長的入團問題作何解?》的時評文章，而網上提出相關異議者也不少，但數月過去了，也未再見延安當地有關部門的回應。
綜上所述，筆者建議官方回應輿情須高度負責，而不要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否則，既跟“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之中央指示相悖，又必定失信于民。
事實上，中國古人說得好，“人無完人”。何況，只要相關官員能真心為民眾服務，那么就一定會贏得民眾的大力支持。但有關部門或有關人士，為何偏要遮遮掩掩呢？或者“裝聾賣傻”，甚至予以禁言呢？(作者系四川在線特約網絡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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