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有個南方城市領導換屆，新一任的領導班子清一色都是“空降部隊”，而原來“本地成長”的領導班子成員基本上都調任他處。當地的干部嘖有煩言，認為這是對“土生土長”干部的不信任。于是，話題就轉到了“異地為官”的游戲規則上。
到網上去搜尋資料，發現關于這個問題， 2010年的兩會上就有政協委員提交議案，他認為“‘異地為官’制度并不能有效地扼制腐敗，反而平添了領導干部間關系緊張和增加行政成本，建議去除任命地方干部時規定的不能在祖籍地任職一把手的規定，改為外地、本地干部都可以任職黨政一把手。
按這位政協委員提到的有關“規定”去查閱文件，發現對于“異地為官”目前確實已經有了很具體的嚴格規定。譬如《公務員法》規定了“公務員擔任鄉級機關、縣級機關及其有關部門主要領導職務的，應當實行地域回避”和“公務員應當服從機關的交流決定”。
又如：《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規定：“實行黨政領導干部任職回避制度。”“擔任縣（市）委書記、縣（市）長職務以及縣（市）紀檢機關、組織部門、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門主要領導職務的，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長地任職。”這些對“為官”而言非常重要的法規，都把黨政干部“異地任職”當作一項重要的原則來加以確認。
再看媒體上的種種評論，發現近年來“異地為官”還是一個熱門話題。為“異地為官”唱贊歌的自然會有之，譬如把“易地為官”看作是“反腐的利斧”，可以干凈利索地與各種難以割舍的關系“一刀兩斷”，能夠突破干部久居一地形成的利益格局和人情圈子，云云、等等。
然而，反對意見似乎也不少：譬如有人把“異地為官”與“任期制”聯系起來，認為一個“空降”的官員來到任職地，對當地情況兩眼一抹黑，于是就要用相當一段時間來熟悉情況。可當把情況摸清了，恐怕任期也快到了。更有人提出，“異地為官”與“選舉制”是相矛盾的。一個“空降”的官員初來乍到，與任職地的老百姓素昧人生，從未打過交道，讓此地的人大代表因何而投他（她）一票呢？
深想之，“異地為官”恐怕應該是屬于“骨灰級”的統治權術。據說，這個原則在清代實行得最為堅決。譬如：道光皇帝下旨：凡祖孫、父子、叔伯、兄弟等，自道、府官乃至下面的尉、佐、雜等官，“概不準同官一省，令官小者回避”。
據此胡思亂想，滿清皇帝本就是“異地為王”的。剛入關時，宮廷中人際關系非常復雜和混亂。后來當真“異地”在北京城了，各種關系也就都規規矩矩了，接下來就有了“康乾盛世”。所以，清朝就把“異地”當作一寶，令地方官員也必須“異地為官”了。
把這個原則用在當今，恐怕確實有點多此一舉。有學者說，為人為官清廉剛正，“異地”不“異地”都能當清官好官；為人為官阿諛貪心，“異地”不“異地”都會貪污腐化。其實對于以上所述，我們都可以舉出無數的例子來。
當然，監督機制更為重要。其實以“官”監督“官”，只是一個方面，厲害的招數是以“民”監督“官”。譬如，現在各級政府剛剛搞完年終總結。在總結時，一個官員的政績，都由上級、平級和下級等“相關利益者”來作出評定，效果自然……
或許我們最不應該忘記的是，不管“異地”,還是不“異地”，為什么不去問問老百姓，問問政府機關的服務對象呢？（作者系著名社會學家，中國社會學會社會政策專業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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