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航母上的戰旗是金融危機的遮羞布
——國際金融危機是朝韓矛盾的總根源
相曉冬
人類到底能不能實現共同富裕？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到底能不能在地球母親的懷抱中和諧共處？落后國家的崛起到底是有利于還是有害于發達國家的利益？
這些經濟思想上的認識關系到全人類的整體命運——它決定著這樣的一個時代問題的答案——未來時代的人類是不斷重復戰爭與和平的周期律怪圈，還是徹底消滅戰爭實現和平共處？是發達國家不斷維護自己的一枝獨秀還是讓整個地球萬紫千紅？
沒有多少人注意到，那一部部看似復雜龐大的西方經濟理論其實都是建立在經驗主義的沙堆之上，那個所謂的“經濟人假設”不正是惟利是圖的思想意識在經濟理論中的翻版嗎？那個所謂的“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不正是“倉廩食而知禮節”甚至是“飽暖思淫欲”的中國文化在管理學中的運用嗎？
對于這兩個膚淺理論，我用為汶川大地震捐款的義丐徐超以義取利就可以將其擊個粉碎——義丐徐超不是惟利是圖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他的名聲就是其因為精神上的義舉而贏得的品牌價值，是他的一筆無形資產，出名后的他已經不再是無產者，而是質變為有產者，只要將無形資產變成有形資產，義丐就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而這種以義成名而取利的模式卻被廣大民眾所復制，在讓正義的事業職業化的同時，也必然構成整個社會的嶄新生產方式。
這樣，義丐徐超就成為一個以義取利的社會人，而非惟利是圖的經濟人，而這種思想一旦支配起整個企業界，就會解決社會責任（義）和企業利潤（利）之間的矛盾，即在信息時代，因為品牌價值也就是名聲這種無形資產的作用，社會責任和企業利潤可以統一在一起，就像中國首善陳光標所言的那樣——有社會責任才有企業利潤，社會責任重于企業利潤。這不正是義反過來成為利之本嗎？其原因就是因為有了名。
而對于所謂的需求層次理論，義丐徐超也一樣可以將其踩在腳下——需求固然有層次，但人類的需求層次絕不是白宮里那一個個拾級而上的臺階，窮人也一樣可以通過義舉而贏得整個社會的尊重，進而實現自己的經濟利益，而這，正是用腦袋鼓起口袋，用精神贏得物質，正是精神生產方式的表現形式！
在互聯網和各種大眾傳媒普及推廣的信息時代，出名已經不再是那些名流貴種的專利，每一個草根都可以憑借自己的獨特品質而贏得整個社會的關注，只要心懷義就會贏得好名聲，而好名聲就可以轉化為利，對此中的道理，西方經濟理論之所以搞不明白，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名賺來的是人心，而人心就可以變成市場，而鈔票就是消費者的選票，誰能贏得人們的腦袋，誰就能進而贏得口袋。
沒有人認識到，以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無法解決資本主義的滯漲問題為標志，整個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已經發展到了窮途末路，于是我們看到，這些紛紛以獲得諾貝爾獎金為榮的權威和大師們既不能解決金融危機以經世，也不能幫助廣大民眾致富以濟民。
而以《資本論》的暢銷為標志，整個時代的各種新問題正呼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解答，呼喚辯證法黃鐘大呂般的聲音，而這也是我響應時代的召喚而創作出版《智本論》的原因，如今，整個時代各種新問題的解決答案全都蘊藏在這部凝聚了我十年心血的著作中。
我不是什么權威和大師，而是一個沒有被權威嚇到的小人物，我是一個不服諸葛亮權威的臭皮匠，我的策略是獨立思考，永做小學生，向實踐學習、向眾生學習、向往圣先賢學習、向萬物生靈學習，也向權威學習。我們不是都在高呼學習型社會、學習型組織嗎？我對自己的定位是做學習型個人！學習就是我的頭腦在不斷吸取生產資料，在不斷從事精神生產，我自己就是一個精神生產的工廠，我的名字就是我的品牌，我一旦成名，就會產生利。
我一個人的生存發展沒有消耗過多的社會資源，而我卻能用自己的思想、理論和智慧解決全人類的大問題，同所有往圣先賢們一樣，我們每個人對全人類的貢獻都可以大于我們的索取，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通過社會的認可而獲得成功，但同時，并沒有影響別人崛起，恰恰相反，我還在幫助義丐徐超崛起，因為我從中國先哲們的思想中悟出了這樣一個道理——扶弱才是真強，凌弱不過是逞強！
西方經濟理論之所以走向窮途末路，也是因為生產方式發展變化的結果，整個西方經濟思想都是建立在物質生產基礎之上的，是反過來驅動物質生產而卻不能驅動精神生產的，因此必須用新的理論代替舊的理論，就像電腦硬件變化了必須開發與之配套的軟件一樣。
這樣，我們就找到了整個人類社會矛盾的總根源，那就是——整個社會的生產方式正在從物質生產向精神生產轉移，工業文明正在向著智慧文明過渡，全人類正在從民族和國家的孤立分割而走向全球化的大融合——有誰能夠想到，這種建立在全球市場化和信息化基礎上的精神生產方式正是馬克思所預言的共產主義呢？又有誰能夠想到，這種腦力勞動在全球范圍內的解放正是全世界的往圣先賢們在困頓的生活中所夢想的被稱為烏托邦的理想國呢？又有誰能夠想到，全人類的大腦一旦驅動起這些全球化的硬件和軟件的文明成果所形成的就是一個天下大同的和諧世界呢？
但就像嬰兒的分娩必然伴隨著母體的陣痛一樣，新舊生產方式的交替和轉變必然為地球母親和全人類帶來深深的疼痛，甚至會因為難產而流血。
而要避免社會變革的痛苦，則需要全人類達成共識，那就是因為精神生產方式的出現，人類已經可以實現共同富裕和平崛起了，這一切的原因都在于，物質資源的有限性被精神資源的無限性以及無限的可使用性而取代了，人類不僅在創造物質財富，同時也在創造精神財富，而精神則可以變成物質，在這樣一個腦袋可以鼓起口袋的時代，人類再也不用盯著土地、資本、石油和各種自然物質資源而你爭我奪了。
最為明顯的例子是，西方資產階級的祖宗八輩靠打砸搶燒而從圓明園掠奪而去的很多文物有不少都被我們的炎黃子孫而買回來了，全球市場化的優越性就在這里——強盜搶走我們的東西，我們不必將強盜的子孫后代也視為強盜而冤冤相報沒完沒了，我們只要能夠掙錢就可以再買回來，事實上，不買又何妨，中國的文物也是世界的財產，讓它們向整個世界傳播中國輝煌燦爛的文化吧！
因此，在這篇文章的最后，我要鄭重而嚴肅的告訴西方那些自以為是精英的權威、大師和政客們——正是因為你們無能解決國際金融危機，也無能解決經濟發展的滯漲問題，才使得整個世界局勢顛簸在戰爭與和平之間的，你們的航空母艦上那面看似獵獵飄揚的旗幟其實是一塊金融危機的遮羞布！
一個馬克思的小學生
《智本論》作者相曉冬2010年12月4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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