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讓見危不救成了一種習慣？
退伍軍人喬安山開著客運大巴途徑某地時，看見車行前方的雪地上一個滿臉是血的老漢正在呻吟，忙停下車將老人送往醫院。讓他始料不及的是，當老漢家屬趕到醫院，非但沒歸還此前喬安山墊付的住院費，還把撞人的罪責一股腦推到了好心救人的喬安山身上，并口口聲聲要喬安山賠償一切損失。這是前幾年一部震撼人們心靈的道德電影《離開雷鋒的日子》里的故事橋段。
本該說“謝謝”的故事開局，最終卻在老漢及家屬“對不起”的歉意中結束。很容易讓人想起因為幫助 徐老 太太，反被咬定撞人，被徐家起訴索賠13萬余元，最終二審法院在“做了大量的調查工作”后以和解方式結束的南京彭宇救人案；也讓人想起，某中學初二學生萬鑫，趕場途中扶起1名摔倒的老太太，不料，老人及其子女竟說他是肇事者，將他告到法院，雖然贏了官司，但是做好事的萬鑫從此烙下了心病，一向老實的他變得比過去更加沉悶，學習成績也一落千丈。
見危相救，反被冤枉。這個尷尬的邏輯在現實生活中漸漸成為一種“司空見怪”的模式，在這種自找冤枉的好心檔案里，冰封著施救者那顆被寒意侵襲的心酸歷程。無怪乎，見危不救已堂而皇之地走出“不道德”的沼澤，漸漸成為一種習慣。
75歲的老漢在公交站臺下車時，一頭從公交車后門跌倒在地，當場爬不起來，跟在身后的乘客都不敢上前救他，老漢大喊：“是我自己跌的，你們不用擔心”。無獨有偶，前些時間，河北邯鄲市一位七旬老人摔倒在聯紡路上，在長達半個小時里行人們視而不見。途經此處的出租車司機王鐵軍將老人救起后，老人說的第一句話是：“謝謝你，放心吧，我不會訛人！” 摔倒的老人需要開口證明自己不會訛人，才能得到好心人的施救，這在倡導和諧的社會里，頗具諷刺意味。到底是什么原因讓見危不救成了一種習慣？
其一，被冤枉的連鎖反應。筆者在出差期間，遇到了一個騎單車的女子不小心摔倒在地，可能是一時沒能回過味來，團坐在地上發怔。隨行的司機看后很不經意地說：摔倒了自己爬起來，別人誰要一拉她沒準兒就賴上了。見到了困危卻不敢伸援手，到底是什么因素導致了人性的“冷漠”？通觀近幾年多地發生的類似事件，施救者無一例外要經歷“被冤枉”然后自己再努力找證據“洗清罪行”的心酸過程。施救者的道德在困危面前竟被如此褻瀆，極大地刺傷了他們的見危相救意識，讓施救者寒心無形中加碼了社會道德的負罪感，也給后來者見危相助時平添諸多顧慮：救了他我會不會被冤枉？摔倒在地的人不會是精心設置的騙局吧？被冤枉了我可沒證據證明自己的清白。如此這般，被冤枉的后怕心理讓大部分民眾失卻了見危施救的勇氣，從這種角度說，正是困危人群的道德淪喪導致了見危不敢救的悲觀邏輯。
其二，“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處世哲學。由于怕被冤枉，所以更多的民眾都見危卻步。在現實生活中，見到了無關自我利益的事，大多是一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架勢，而苦心鉆研利我之術幾成風靡狀。我們在梳理中國傳統人性時，會驚人地發現，這一處世哲學竟被廣泛使用：部分官員們為了自身利益，可以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大搞政績工程為自己臉上貼金；學者們為了提升自身知名度，會時不時發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置真學問于不顧；演藝界更是一桿炮臺，胡亂放炮，把服務民眾服務社會的娛樂教育功能給扔得老遠。這一系列現象，固然有他存在的非理性層面，但隱藏在內心“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處世哲學正在吞噬著人性的健康思想，久而久之，見危不救的邏輯便在人群中被推演成了習慣。
其三，核心價值觀的缺失讓人浮于事。我們雖然無權譴責物欲橫流的社會現實，但我們絕對有義務讓社會向更富文明的方向前進。我們不幸地看到，正在科學發展的當前社會，屢屢暴露出畸形的社會怪象：某副市長脫光衣服賓館尋歡；警察利用職務之便強奸民女；某地官員上班時間聚集賭博；人為粗心失職等因素導致的一個又一災難。我們剖析這一系列的畸形怪象不難發現，核心價值觀的缺失已經讓他們再也找不到人的價值，找不到人服務社會服務國家的壯志豪情。就像一根隨風飄搖的小草，沒有了自身意志和價值追求的堅守，人浮于事、見危不救的現象也就見怪不怪了。
和諧社會的號角已經吹響，核心價值觀的教育也成了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國家意志。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既然靠的是有價值追求有擔當精神的人們，我們還有什么理由拒絕見危相救這一道德回歸人性的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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