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平碉樓

                 開平碉樓

                          何兵

    近來因事進入了幾家法院，切身感受到法官們對于自家性命的嚴防死守。各家法院豪華、高大、堅實的大樓門前，都有一對石獅子，用懷疑而威嚴的目光凝視著眾生，但大家知道，這不過是紙老虎。

    自從湖南永州三名法官被槍殺、三名被重傷，廣西悟州六法官遭潑硫酸后，全國法院提升了安保措施。在某高院，訪客先要通過安檢。任何貌似危險的物品，都被留置在安檢口。筆者的一版感冒膠囊也被留置下來——防止訪客在法院內服藥自殺？步過安檢門之后，樓內大廳門口坐著兩名法警，對入訪人員再次核查。然后再由法警通知你要拜訪的工作人員接你進入樓道。進入樓道后，里面還有一道道感應門，需要工作人員刷卡才能次第打開。在一家中級法院和兩家基層法院，遭遇基本相同。

    進入一家家法院，你感覺好似進入一座座碉堡。法官們就像困守孤城、滿腹恐慌地等待著援軍的守軍。我知道，我的這種感受政治上很不正確，但這確是真實所見和所感。法官被喻為社會正義的守護神，守護著人民的生命和財產。但現在看來，他們好像對于能否保障自家的生命，也全然沒有把握。聯想到因阻礙拆遷被打傷的北京警察，在廣西荔浦縣檢察院自家門前被警察打成重傷的副檢察長，妻子被警察打傷的維穩辦廳級官員，穿著法袍上訪的法官……，官員們對自身生命的憂慮，并非空穴來風。

    其實，躲在碉堡里的，不僅有法官，還有警察和檢察官。自從楊佳事件發生后，公安機關全面加強自身安全措施，檢察院系統也未雨綢繆……政法機關本應是社會的保護神，為何他們現在首先成了自己的保護神？我所不知道的是，在長沙稅務局大樓爆炸案后，稅務官們是否也會躲進碉堡？

    在政法機關碉堡化的同時，社會也開始碉堡化。據報道，今年4月，北京市大興區率先試點村莊社區化封閉管理，村莊開始“封村”。村莊建圍墻、安街門，封閉不常用的路口，人員和車輛持證出入……。大興之后，昌平區將分三批在100個村推進此項工作。不僅村莊在碉堡化，因為發生殺害幼兒和學生事件，學校和幼兒園也開始碉堡化了。如濟南市槐蔭區教育局規定，幼兒園圍墻至少3米以上，一律使用磚墻或者鐵質柵欄，且每日執勤人員不得少于4人，實行接送卡制度……

    社會碉堡化并非今日獨特的景觀。我曾經游覽過廣東開平碉樓。一棟棟碉堡式的民居，在隱映綠樹紅花之間，煞是好看。導游介紹說，碉樓墻體厚實堅固，不怕匪盜鑿墻或火攻；窗戶比民居開口小，都有鐵柵和窗扇，外設鐵板窗門。碉樓頂部留有射擊孔，可以居高臨下地還擊進村之敵。19世紀末到20世紀40年代，是開平碉樓建設的鼎盛時期。當時匪風日熾，國家無能為力，父老鄉親只好自建碉樓保命。林立的碉樓成為僑鄉特色，最多時達3000多座。

    有人說，加強政法機關安全措施，緣自政法工作的特殊性，但我的親歷并非如此。我曾拜訪過香港高等法院。陪同的香港朋友說，咱們現在直接進入法庭。如果法官在審案，你在法庭門口向法官鞠個躬就可以了。我恭行如儀地進入了法庭，其間沒見一個警察和保安。在瑞典我曾拜訪一家基層法院。法院的大門寬不足三米，和沿街的店面無任何區別，只是墻上掛著一個牌匾，告訴人們這是法院。未經任何人盤查，我們直接進入了法庭。法庭內沒有所謂莊嚴的國徽和國旗，法官、檢察官、律師都沒有制服，開庭就象平民在討論事務。一切形式主義的東西，與瑞典法院無關。但正是這樣樸素無華的法院，每日向瑞典人民輸出正義、公理和未來。

    社會碉堡化是社會失序的物理表征，是社會叢林化，人們相互為敵的標志。官員們試圖通過工作場所的碉堡化來保障自家的性命，正是緣木求魚。古往今來，誰見過成功的例證？在正常社會里，法律是社會每一個成員權益的碉堡。不保護法律這個碉堡，法官和人民都將無處寄托自己的性命和靈魂。不能守護社會正義的，必不能守護自己。

    開平碉樓未能造就和諧社會，是共產黨通過大革命，整治社會秩序，碉樓才由盛而衰，成了讓人興嘆的歷史文物，在夕陽的余暉中，無言地敘說著前朝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