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終對“社會精英”這個詞感到困惑。所謂精英，到底以什么作為評判的標準。是因為錢多，是因為官大，是因為水平高，是因為名聲顯赫，是因為出身高貴，還是因為長得帥，或三圍比一般人超群？！似乎什么都不是，那憑什么要自稱或被稱為社會精英呢？也有形形色色的所謂精英論壇邀請我參加，但我不敢去，因為照照鏡子，不知道自己憑什么是社會精英。有一次，有個朋友的小孩問我：叔叔，老師要求我們好好學習，長大后要成為社會精英，那社會精英是什么？好玩嗎？孩子問得我很尷尬，只好搪塞說：像你爸爸就行了！可像我朋友那樣真的就行了嗎？整天吃喝玩樂，外邊還養著別的女人，好玩大概是好玩的，但這能算是社會精英嗎？
既然搞不清楚，那為何還要以知識精英命題呢？無他，既然人家這樣自命，我就這樣尊稱人家了。如果非要做個界定，所謂知識精英就應該是當下知識界掌握文化輿論和學術資源的人。按理說他們掌握著這些資源，就應該“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事實正好相反。所謂知識精英正在幫兇化、明星化、剽客化、官僚化的道路上前仆后繼、奮斗不息。因此，當下所謂的知識精英并不都是貨真價實的真精英，水貨和山寨版居多。有些人是徹頭徹尾的偽精英，由偽知識精英主導的知識界，也只能是偽知識界了。
偽知識精英的幫兇化。上世紀30年代，中國知識界有一樁挺轟動的公案，論戰的雙方是魯迅和梁實秋。魯迅罵梁實秋是資本家的乏走狗，梁實秋罵魯迅拿了XX黨的盧布亂咬人。兩人都是文壇上的大人物，對罵起來當然比潑婦罵街有趣，更有水準。塵埃落定，其實梁先生從來沒有給哪個老板看過門，魯迅先生也沒有領過XX黨的工資。最多也不過是孔夫子所謂的“發乎情，止乎禮”而已。兩人論戰的核心就是誰做了特定利益集團的幫兇。看來即便在民國亂世，知識分子也視做幫兇為莫大的恥辱。但當下的偽知識精英卻比前輩先進了很多，不但不以為恥，而且是莫大的光榮。大家都在爭先恐后的爭取成為資本家的乏走狗。周梁二先生地下有知，是不是覺著當年論戰的題目也太無聊了些。
知識精英是如何當好某些人的幫兇呢，這里邊的學問可就大了。一種是為國內的暴發戶出謀劃策、保駕護航；一種是代表國外的資本家來掠奪中國的財產。后一種最典型的就是各種洋買辦，最近發生的力拓間諜案，不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嗎？中國老百姓用血汗錢培養的所謂知識精英，搖身一變，認賊作父，機關算盡，代表著自己的洋主子來坑害中國人。除了買辦，國內不少象牙塔里的所謂學者，拿了洋主子的錢，表面上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實際上等于是給洋主子做臥底。就算做人要有誠信，拿了別人的科研經費不干活不行，可諸位想想，你呆的象牙塔可是我們用血汗錢修的啊，你對我們的誠信呢，你對得起我們省吃減用換來的那些象牙嗎？
前一種實際上已經成為利益鐵三角的一角。他們個個長袖善舞，花招就更多了。下面列舉一二：一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說的是一套，干的是另一套，口口聲聲為民請命，實際上是幫著某些人把大伙的腰包掏空。我們自然沒他們腦瓜靈，被人蒙了還以為碰上了為他們立命的圣賢。反正他們有足夠的理論，能把黑的說成白的，把死的硬說成活的。這種人太多了，如果大家多留點心，就會發現媒體上許多油頭粉面、西裝革履的家伙，整天都在玩這樣的把戲。對此，富蘭克林看得最透徹：“惡習知道自己委實很丑陋，所以往往戴了假面具。”幸虧有假面具的幫忙，否則老百姓可能早把鞋底送上去了。
二是小罵大幫忙。單從表面上看，許多所謂知識精英絕對是老百姓的喉舌，專跟暴發戶過不去，奚落這個，諷刺那個，委實讓我們感動，相信他們一定是我們的知心人。可事實上他們是一伙的，玩的不過是小罵大幫忙的把戲。轉換著黑臉與白臉，或粉紅色的臉蛋，轉移大家的視覺，乘機大包小包往自己家里搬。大家都知道川劇的變臉吧，這類偽知識精英每天玩的就是這種國粹，并真正經世致用，發揚光大。經常看見有些偽知識精英在媒體上跟老板們打情罵俏、你來我往，不知道大家的胃里有何反應。
三是赤膊上陣。如果以上兩種花招都被識破了，不管用了，這些偽知識精英最終會撕下公正理性的假面具，赤膊上陣，為某些人辯護。有一段時候房地產稍微出現了不景氣，盡管房價依然高得離譜，但暴發戶的文化打手已經按勒不住了，赤裸裸地在媒體上狡辯，為老板們伸冤。意思很明白，不暴利，勿寧死，房子賣不出去，都是我等草民的罪過。按照他們的理論，我們有責任讓大小暴發戶把我們的腰包掏空，不如此，就是我們覺悟太低，為蠅頭小利不關心天下的興亡。對于老百姓來說，永遠都應該興也苦，亡也苦；對暴發戶則是興也賺，亡也賺。大家想想北師大那個教授在電視上歇斯底里地嘴臉吧，如果我是主子，也會額外多賞給他幾根骨頭。
偽知識精英的娛樂化。這是一個大眾娛樂的時代，只要不違法，老百姓愛怎么玩就怎么玩，似乎誰也管不著。烈士們拋頭顱、灑熱血、橫尸法場，我們努力不懈地工作，不就是為了天下的老百姓玩得痛快開心嘛。至于知識分子是不是也可以跟著普通大眾起哄，按照以前的標準，當然不能。為國家與民族的長遠計，現在似乎也不應該。可事實正好相反，在大眾娛樂的時代里，知識分子早就耐不了寂寞，粉墨登場、長袖當風了。想想某些著名學者和文藝青年在電視上擠眉弄眼的樣子，跟那些嗲聲嗲氣的娛樂明星有什么區別，當然也包括自命500年來第一人的李敖大師。李敖先生書讀了不少，可太拿自己當回事了，成天作秀難免讓人厭煩。還有我們的可愛的文化行者，似乎什么熱鬧的場合也少不了他，在一幫小歌星面前，買弄其深刻與淵博，真讓人為他臉部肌肉的承受力擔心。其實老先生所買弄的學問，也不過是中學生的水平。我始終不認為他的水準就那么低，可為何要如此作踐自己呢？無他，這是娛樂明星的本分。很多人批判他們不像個學者，其實也挺冤，他們本來就認為自己是行者嘛，怎么可以用這樣高的標準來要求他們呢？知識精英的娛樂化表面上是為了娛樂大眾、啟蒙大眾，實際上不就是為了錢，想當暴發戶，如此而已。羅曼·羅蘭說：“政治的后臺老板總是金錢。”如果把政治換成偽知識精英的娛樂表演，不是更恰當嗎？
偽知識精英的剽客化。首先要澄清一個概念，此剽客非彼嫖客也。嫖客是搞了人家要買單，也算是公平交易，剽客是偷了人家的，非但一毛不拔，還要貼上自己的標簽。如果把剽客誤讀為嫖客，實在太影響古今中外嫖客們的聲譽。眼下的偽知識界，真的有點像是剽客橫行的時代。大家上網搜索一下，知識界剽客數量之巨、程度之高，足夠讓大家嘆為觀止。其中不乏文化名流、專家教授，甚至大學校長，至于那些小剽客，更是星羅棋布、不可勝數。中國如果指著這些大小剽客來創新技術、振興文化，甚至獲諾貝爾獎，真是千古笑譚。剽客們的作案手段很多，不妨在此列舉一二：
一是肆無忌憚地抄襲別人的作品，或在原作基礎上重新演繹一番，或直接抄來為我所用，把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發揮到了極致。這樣的例子太多了，大家到網上搜一下就會了然，一定能大飽眼福。
二是雇人寫作，然后署上自己的大名，儼然是某某行業的專家和權威。被雇傭的人良莠不齊，水平總是有限，其作品價值可知。很多人不學無術，卻著述等身，都是得宜于剽客的作為。
三是找個題目，連哄帶騙從國家弄到銀子，指揮學生和門人干活，以第一作者自居。象牙塔里的學術帶頭人，不少就是這樣的貨色。其行狀有點像電影里的黑社會老大。學生和門人不干也不行啊，除非他不想畢業了。
四是充分發揮新傳播技術的功能，七拉八湊，動不動就搞出所謂煌煌巨著。文老師就是這樣的模范。以前編一套辭書或大典，得集合成千上百頂級的知識分子干上好多年，現在洋洋千萬字的作品，有幾個高中生、幾臺電腦，幾個月就搞定了。編輯《四庫全書》差不多用了十年功夫，倘若國家級大才子紀曉嵐先生地下有知，是不是羞愧地再死上一次。跟文大師比，紀曉嵐先生也太沒才、效率太低了吧。
蘇軾說：“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向來以剽竊別人為最大恥辱。可為什么當下的中國會突然涌現出如此多的剽客？原因無他，大家都不愿坐冷板凳，不學無術，不做剽客又能如何。再說大家都很忙，沒時間料理學問，但為了升官發財、裝點門面，又需要學術作品做裝飾品、當臺階，剽客橫行也就在所難免了。雖然做剽客多少要承擔道德的壓力，可跟名利地位相比，這點壓力又算得了什么！所謂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何況當剽客可以換來顏如玉和黃金屋，何樂而不為呢。
偽知識精英的官僚化。也就在今日之中國，總看見這樣奇妙的景象，在許多專家教授的名片上，寫滿密密麻麻的各種頭銜，實在寫不下，就寫在反面，最讓人驚艷的是，教授、研究員后還來個括弧，寫著XX級或相當于XX級，如此等等。雖然“學成文武藝，貸于帝王家”是中國的傳統，可畢竟那時候社會分工不充分，讀書人除了走仕途，實在也沒有別的體面的飯碗。現在社會分工如此明顯，社會為知識分子創造了很多體面的飯碗，還要括弧后來個相當于XX級，是不是也太那個了。但凡有點成就的學者，很快就把學問丟在一邊，先弄一個帽子戴上，從此每天琢磨如何讓帽子更大、更威風。似乎做學問的目的，也不過是貸于帝王家時能賣個好價錢。也難貴，在中國的各種象牙塔里，最威風的莫過于各種學術老爺，學究們只能靠邊站。掌握了公共權利和學術資源，施展剽客的手段，自然也就很快成了各個學科的泰斗和掌門人。在這種氣氛下，誰還愿意老老實實坐冷板凳呢？連所謂“終南捷徑”，裝腔作勢躲在終南山里一邊讀書一邊等黃驢車也免了，而是直接夾著名牌包包往前沖。
在這一點上，跟普通官場有所區別是，前者是XX級后邊加括弧相當于教授，中國的知識界是教授后邊加括弧相當于XX級。有些人都名滿天下了，還動不動自稱是正局級干部，原來盛名天下尚不及正局級的大帽子唬人。難怪蒲松齡先生都71歲了，還要為小科長的位置奮斗不息；國家級風流才子唐伯虎為了名片上能加個括弧，甚至鋌而走險玩高考作弊的把戲（有人說他是被冤枉了）。被李白先生稱做“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醉月頻中圣，迷花不事君。”的風流夫子孟浩然也要跑到長安城鉆營，好不容易見到皇上，嚇得爬在床下不敢出來，弄得非但不風流，簡直是斯文掃地。也難怪，在我曾教書的大學里，老見著教授們見了處長科長們低頭哈腰，沒幾個科長拿專家教授當回事。掌握著資源分配權力的知識精英呼風喚雨、風流瀟灑，也為年輕一代的讀書人指明了奮斗的方向，——知識無用，他們走的才是人間正道。當偽知識精英們弄成這樣的時候，學術的自由與價值也就不用再提了。據說曹禺先生晚年追悔不已，跟他的老同學錢鐘書等相比，自己碌碌無為混了幾十年，荒廢了老本行。可如果曹禺先生再生一次，故事大概也不過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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